今天有一篇很有意思的報道：兩會上，總理李克強回憶自己在安徽鳳陽插隊時說，盡管他這個大隊支部書記起早貪黑安排生產，糧食還是不夠吃，生產隊缺糧嚴重的時候，他甚至需要拿大隊的公章，給村裏的婦女兒童開“逃春荒”的證明。
對廣大80後、90後來說，逃春荒是什麽，恐怕一點概念都沒有；而逃荒為什麽還要證明，更是莫名其妙了。所以，本著憶苦思甜、勿忘國恥的原則，壹讀君今天給各位百科一下，什麽叫逃春荒，以及什麽是“逃春荒的證明”。
那時候的春天一點也不浪漫
壹讀君首先說一下背景。1974年到1976年，李克強在安徽鳳陽縣大廟公社東陵大隊插隊，1976年到1978年，任鳳陽縣大廟公社大廟大隊黨支部書記，之後參加高考考上了北京大學法律係。給村裏的人開逃春荒的證明，就是在1976年到1978年間。
關於春荒，大家都知道一個成語，叫“青黃不接”。所謂青，就是說田裏的青苗，黃，指的是成熟的莊稼。青黃不接也就是說，陳糧已經吃完了，新糧還沒成熟，春天就沒有飯吃，這就是春荒。
遇上春荒，剛抽芽的葛花洋槐花、河床上長得苲草野菜都被挖來充饑。現在流行的綠色粗纖維蔬菜，譬如馬齒覽、豌豆秧、蠶豆苗、薺菜，都是那時候人們用以果腹的食品。這種日子，對於那時候的人們來說簡直就是度日如年。
當時的鳳陽，是全國有名的“三靠”縣。所謂“三靠”就是“吃糧靠返銷，花錢靠救濟，生產靠貸款”，基本上屬於長期生存無法自理。
《鄉村三十年——鳳陽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實錄（1949—1983）》中記載，從1956年到1978年的23年中,鳳陽縣共向國家交售糧食9．6億斤，而國家返銷給鳳陽的糧食達13.4億斤，同時國家給鳳陽撥發救濟糧食4．1億斤，救濟款2838萬元，共用國家貸款、無償投資、預購定金、救災款達16426萬元。
窮的不光是鳳陽，1977年的安徽，全省28萬多個生產隊，隻有10％能勉強維持溫飽。全國吃不飽飯的農民，則有兩億之多。吃不飽飯，甚至要餓死，就隻能逃荒，在春天逃荒，自然就叫做逃春荒。
逃荒也要持證上崗
村裏的東西不夠吃，就隻有逃荒。每到青黃不接時，大批的鳳陽農民下江南，上河北（淮河以北），“身背花鼓走四方”，幾乎討遍了大半個中國。根據壹讀君查到的官方資料，在最高峰的時候，全縣有18000人在外逃荒，顯然，在當時，這不可能是完全統計。而當時一篇引起轟動的報告文學《破冰之旅》中則說：“1978年，鳳陽縣逃荒要飯的人由六七千人猛增到二三萬人，幾年內全縣農村人口驟減了十萬。”
在那時候，即便逃荒也是不能隨便逃的。由於所有人都編定了戶籍，不能隨便流動，探親訪友出差去外地，都要單位開證明，不然就算“盲流”，要被抓起來遣送回去。
農民沒有單位，外出逃荒隻能找公社大隊開證明，叫做“逃荒證”或者“逃荒路證”，一般會寫“茲有XX縣XX公社XX大隊姓名XXX，XX歲，因生活無著，到XX縣逃荒”。這是正規的，而大部分公社生產隊都沒這麽正規，就開一個介紹信。
所以，那時候逃荒的農民，身上一般會帶兩樣重要的文件，一個是逃荒證或者逃荒介紹信，一個是戶口本。
於是，那時候當上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萬裏就在火車站看到這樣的景象：成群結隊的農民，身帶介紹信，懷揣戶口本，拖兒帶女扒火車逃荒，而鄰省的電話電報應接不暇地打來，要求他派人把逃荒的農民帶回去。這些向外省求生的農民中，有一些來自鳳陽大廟的，就揣著大隊書記李克強蓋章的逃荒證明。
而河北籍著名作家劉紹棠在獲得1981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的作品《蛾眉》中寫道：“蛾眉一字一淚地說：‘我們那個地方，本是天府之國的聚寶盆，接連打了八九年的派仗（派係鬥爭），草盛苗稀荒了地，官兒們一邊年年上報大豐收，一邊給社員開介紹信，出外逃荒討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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