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者言】馬寧（1922—2010）是中國空軍第三任司令員，也是第一位會飛的空軍司令員。1949年9月，馬寧作為戰鬥英雄，被選為第二野戰軍的12名代表之一，出席了新中國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並隨同黨和國家領導人登上天安門城樓，見證了新中國的誕生。作為這一重要曆史時刻的親曆者，他在生前講述了新中國第一屆政協會議期間的一些內幕細節。
一、接到神秘任務
1949年6月，渡江戰役之後，中國革命在全國勝利的態勢已基本形成。我們12軍隨營學校隨大部隊一直南下。我當時任副校長，軍長王近山兼任校長。8月，我率隨營學校進駐到馬鞍山進行警戒，主要是保衛馬鞍山鋼鐵廠的安全。一天我接到命令，讓我到12軍軍部報到，軍組織部李部長告訴我先到南京集中，然後再北上。
就在這時，王近山軍長也告訴我不要南下了，跟著他走就行了。我不知道到底要去執行什麽神秘任務，又不便多問。那時候許多鐵路都不通，路很不好走，我們先是騎馬，後又改乘汽車，折騰了好幾天才到了南京。
到南京後，我才知道原來是派我到北平去參加全國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當時是每個野戰軍選出12名代表到北平，我們第二野戰軍代表團成員是：首席代表劉伯承，正式代表滕代遠、楊立三、蔡樹藩、錢信忠、衛小堂、布克、廖運周、曾克、高樹勳，候補代表張南生、馬寧。原先參加會議的都是正式代表，可是名單打印出來後，我和張南生成了候補委員。不過這沒什麽關係，重要的是我們能親身參加這麽重要的會議就已經很榮幸了。
從南京出發，我們又繞道到徐州，好在從徐州往北的鐵路已經通了，我們這些剛從前線下來的代表，由徐州坐上火車直接到了北平。
二、第一屆政協會上部隊代表思想的轉變
到了北平之後，我們第二野戰軍和第三野戰軍的代表編成一個大組，都住在六國飯店。六國飯店原來是一個英國飯店，北平解放後收歸外交部。政協會議期間，劉伯承、滕代遠以及我們這些從部隊來的代表都住在這裏。對我們來說這可是開了“洋葷”了，第一次住進這麽高級的樓房，第一次接觸地毯、門鈴、抽水馬桶等，對城裏的一切都感到很新鮮。後來13軍的衛小堂代表告訴我，他在來北平前，陳賡司令員向他推薦了兩位老師：“一位是劉（伯承）司令員，他是二野代表團的團長，你緊跟著他，在政治上不會犯錯誤。另一位是廖（運周）師長，他見多識廣，生活上不會出洋相。”
先到北平的代表參加了預備會議，會期大約十幾天的時間，後來凡是會議活動和下發的文件，都是先通知和發給我，由我來送給代表團長和各位代表。預備會議主要是討論研究人民政協共同綱領；人民政協組織法、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商定國家名稱、國徽、國旗、國歌、首都、國家紀年等。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平中南海懷仁堂正式召開。中國共產黨及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等單位的代表（含候補代表）共634人，來賓300人參加了會議。
我們在參加第一屆政協會議的時候，全國還沒有完全解放，人民解放軍解放南京後，正在向西南和華南進軍，國民黨政權倉皇逃往廣州，戰鬥仍在繼續。可是，到北平後看到的是一片和平的景象，形成巨大的反差。
尤其是看到政協代表中其他黨派的人士占很大的比例，許多部隊代表就有點看不慣。特別是看到還有一些國民黨軍隊起義過來的高級將領也參加了會議，就更想不通了。這些人由於過去生活很講究，起義過來後生活方式並沒有太大改變。有些給他們擔任警衛的戰士，看見他們竟然拿剩飯、饅頭和肉來喂狗，難以接受。有的戰士堅決要求調離，甚至還為此開了小差。那時候我們這些剛從前方打仗回來的人，也看不慣。一想到我們的戰士還在前方流血，那些曾經是我們對手的將領，搖身一變又成了人民代表，而且還參加我們新中國的中央政府，不但看不慣，而且也想不通。感到天下是我們打下來的，他們這麽多人卻來坐天下，而且還這麽浪費，所以非常反感。
再就是對文化界和文藝界的代表有些看法。他們在會議期間比較活躍，老舉手提意見，而且提的意見也比較多，這個不行，那個也不讚成，也讓其他代表有些反感。
還有一次是開大會，所有代表都已經到場，主席台成員也都就位，毛主席、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領導同誌也都已經就座，可是就是不開會。大家也不知道究竟是為什麽，就一直這麽等著。大約過了15分鍾，看到宋慶齡來了，這才開大會。大家這才搞清楚，原來全體代表都在等宋慶齡。
有些部隊代表就開始發牢騷講怪話了，當時有這樣一段順口溜：“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
這種情緒很快就反映到上麵去了，如果不做工作或采取措施，那麽就會直接影響到這次會議最後的選舉結果。為了保證民主人士順利當選，9月30日，在政協大會選舉之前，周恩來、林伯渠發出《中國共產黨人民政協黨組織關於選舉問題的緊急通知》，要求全體黨員代表負責保證選舉獲得成功，特別要保證投黨外人士的票。毛澤東主席還特意提醒黨內：我們要有精神準備，即使有幾十票不選我們，也一點兒不要難過，不要表示不滿，而要看作是全體代表中真實情況的反映。
為了保證黨員代表行使好自己的權利，劉少奇同誌在大會召開之前，專門召開了參加政協會議的黨員代表會議。會上，少奇同誌著重講了要進一步做好統一戰線工作。主要內容是，我們一方麵要繼續作戰解放蔣管區，另一方麵要爭取更多的愛國民主人士，這是第二戰場。當時有許多代表對毛主席親自到火車站去接宋慶齡和程潛不理解，感到我們自己那麽多有戰功的將領進京，毛主席都沒有去接，可是卻去接程潛這樣的人，怎麽也想不通。針對這些問題，劉少奇嚴肅地說，毛主席去接劉伯承、陳毅有什麽意義？可是接了程潛，廣州那邊（國民黨政府剛從南京遷到廣州）馬上就有了反應。他們多吃兩斤肉，或者把吃剩下的饅頭、包子喂狗了，你們就心疼，他們要是孤注一擲炸幾座橋值多少錢？最後他強調說，共產黨員參加這樣的會議，黨控製不了你的手和這一票，那還要你這個黨員幹什麽！經過這次會議，大家的思想彎子這才慢慢地轉了過來。
這次會議使我們這些部隊的代表對統一戰線又有了更新的認識。我體會到，光能打仗還不行，怎麽團結廣大民主人士，孤立少數人和打擊對象，爭取中間派，是統一戰線的新課題。後來，開完政協會回部隊，攆上兵團後，陳錫聯司令員和謝富治政委，讓我匯報政協會議情況，我特別講了這些體會。
三、聽毛主席解釋五星紅旗的意義
政協會議開幕式之後，大會就按程序進行。9月23日，人民政協全體代表分組討論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國徽的圖樣。當時，負責此項工作的籌備組，收到國旗提案共計1920件、圖案2992幅；國徽提案112件、圖案900件；國歌提案623件、歌詞694首。會前專門設了“選閱室”，廣泛征求代表們的意見，然後從中選出國旗圖案38幅，國徽圖案5個，最後分別編印成冊發給每一位來開會的代表，再征求意見，體現了廣泛的民主性。這也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人民賦予這種權利的神聖。
9月26日，人民政協全體會議休會一天。但是“國旗、國徽、國都、紀年方案審查委員會”的人員則到北平飯店繼續開會，主要是對新中國的國旗、國徽、國歌、國都、紀年方案進行最後審查。會上，爭議最大的就是國旗，意見一直不統一。當時，每個人都發了一本印有38幅國旗圖案的冊子，大家認真篩選。有一部分人傾向於那麵紅色的、中間有一條黃色橫杠代表黃河的圖案，到後來大多數人都傾向於這個方案。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有不同意見，有人說旗麵上的黃杠，破壞了國旗的整體性，好像把國家分成了兩半，不可取。還有人說，黃河總鬧水災，給老百姓的印象不好。
9月27日上午，繼續舉行全體會議。國徽、國歌、國都、紀年等議案很快就通過了，但是由於對國旗的意見不一致，所以方案審查委員會又向大會推薦了五星紅旗。會上，毛澤東拿出了五星紅旗的圖案對大家說：“這是32號設計圖，大家看怎麽樣?”張治中第一個表態：“我同意32號!”緊接著，賀綠汀也表示同意選32號圖案。他們的意見很快影響到大家的態度，會場上的意見很快就轉為傾向於同意五星紅旗圖案。
這時，毛主席才讓工作人員宣讀五星紅旗圖案說明書。說明書是這樣解釋五星紅旗的象征意義的：五星紅旗上的大五角星代表中國共產黨，四顆小五角星分別代表中國的大眾即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四顆小五角星環繞著大五角星表明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旗麵用紅色，表示熱烈，象征革命，五星均呈黃色，象征中華民族屬黃色人種。當時，毛澤東主席也認為五星紅旗圖案好，他解釋說：“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團結了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共同鬥爭取得的，這是中國革命的曆史事實。今後還要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這個圖案反映了中國革命的實際，表現了我們革命人民的大團結。”
但是也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見，記得有個代表當場提出：“五星紅旗雖然反映了中國革命的實際，但我們將來進入社會主義消滅了階級以後，後兩個階級沒有了，我們是不是又要改國旗?”
最後，還是毛主席提出：“我看這樣，是不是把這個說明改一改。不要說小星代表四個階級，就說五星紅旗代表了人民的大團結，不但現在要大團結，將來也要大團結。現在也好，將來也好，我們又是團結又是革命，大家看好不好?”
毛澤東的話音剛落，會場上立即響起了熱烈的掌聲。五星紅旗的象征意義經過毛主席的重新解釋後，代表們一致通過了五星紅旗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
9月27日下午，當代表們再次走進懷仁堂，會場的布置就變了樣了。這時，大會主席台的兩側已經掛起了兩麵全新的國旗—五星紅旗，它向人們預示著一個新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即將誕生。
四、開國大典閱兵的空中分列式
1949年10月1日下午舉行開國大典，我作為人民政協代表和人民解放軍戰鬥英雄代表，很榮幸地和剛當選的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人一起登上天安門，親身經曆和見證新中國誕生這一曆史性時刻。
下午3點，開國大典儀式開始。可忙壞了那些攝影記者，他們都想用自己的方式來記錄和見證這一重要的曆史時刻。參加政協會議的代表中有一位唯一的戰地女記者，她就是我們二野的隨軍記者曾克。此刻，她正緊張地穿梭於天安門城樓上人群的空隙中，不停地調整角度拍照，以女記者特有的細膩和敏感，拍下了許多珍貴的曆史鏡頭。後來，有許多記錄第一次政協會議和開國大典的曆史鏡頭，都是出自曾克之手。
開國大典上的閱兵式是新中國舉行的第一次軍事盛典，也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次正規亮相。當地麵部隊各閱兵方隊和各種戰車行進至天安門廣場時，新中國第一支飛行部隊的空中編隊，一批接一批自東向西飛臨天安門上空，與地麵部隊遙相呼應。
實際上，開國大典閱兵式的原方案並沒有空中分列式。因為當時新中國空軍正在籌建中，既沒有部隊，也沒有飛機。當時隻有軍委航空局剛組建不久的一個擔負北平防空任務的飛行中隊，也就是新中國組建的第一支飛行部隊。但由於缺少飛機和飛行員，尚不具備參加閱兵式的條件，所以原來的閱兵方案沒有飛行部隊參加。
我在北平參加第一屆政協會議時，常跟在劉伯承司令員身邊，首長們研究討論閱兵式的一些問題也不回避我們這些身邊的隨員，因此能提前知道一些內幕和細節。
1949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決定在舉行新中國開國大典時，要組織閱兵和群眾集會，進行隆重的慶祝活動。聶榮臻代總參謀長召集會議，親自布置開國大典的閱兵工作。在這次會議上，他要求軍委航空局組織機群參加空中分列式，通過天安門上空，接受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檢閱。
軍委航空局領受任務後，立即調集各型飛機17架，準備參加受閱。這17架飛機，按照不同的機種，編為6個空中分隊。空中受閱總領隊原由徐兆文擔任，後因他在受閱飛行訓練中飛機發生故障跳傘負傷，臨時調邢海帆任代理中隊長和空中受閱總領隊。空中受閱的地麵指揮由華北軍區航空處處長油江擔任，組織計劃工作由軍委航空局作戰教育處處長方槐負責，飛行航線的領航計算等工作由劉善本負責。開國大典閱兵式的空中飛機編隊也由劉善本駕機領航。劉善本是1946年從國統區駕機起義飛抵延安的國民黨空軍軍官，後來為新中國空軍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
10月1日下午4時，受閱的機群從南苑機場起飛，在空中編隊集合後，盤旋待命。4時35分，空中受閱的分列式開始，受閱的機群編隊排著嚴密整齊的隊形，由東往西，向天安門上空飛去。飛在最前麵的是九架P-51戰鬥機，分為三個分隊，編成“品”字隊形，從天安門上空轟鳴而過。緊跟其後的第四分隊是兩架“蚊式”轟炸機，接著是第五分隊的三架C-46運輸機，也編成“品”字隊形跟進，飛在最後麵的是第六分隊，有兩架PT-19教練機和一架L-5聯絡機組成。由這17架飛機編隊組成的一個完整的受閱隊形，依次飛過天安門上空，接受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檢閱。
由於當時我們隻有17架飛機，從廣場上空看飛機太少。於是，決定調整方案，讓最先飛過天安門的九架P-51戰鬥機，由於它的速度快，先在空中繞一圈，然後銜接在第六分隊的後麵，再次通過天安門。因此給地麵的感覺是，共有26架飛機飛過天安門。
另外，接受檢閱的飛機同時還要執行戰鬥警戒任務，其中有四架戰鬥機是帶彈參加受閱飛行的，以隨時防備敵人的空襲。按世界慣例，閱兵時任何兵種的部隊都不得攜帶實彈。在開國大典上，我軍飛機突破慣例帶彈受閱，這在世界閱兵史上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
當受閱的人民空軍機群轟鳴著通過天安門廣場上空時，站在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仰望疾速而過的機群，紛紛招手致意。前門廣場上的數十萬群眾縱情歡呼，把開國大典推向了高潮。
這次閱兵曆時三個小時，場麵宏大，非常壯觀。受閱的武器裝備數量為：火炮119門，坦克和裝甲車152輛，汽車222輛，飛機17架，軍馬2344匹。除了軍馬以外，幾乎所有參閱的武器裝備都是繳獲來的。
盡管當時人民解放軍的武器裝備還很落後，但全體受閱將士以飽滿的精神、高昂的鬥誌、堅定的意誌、威武的陣容，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了人民軍隊的嶄新風貌，同時也充分展示了人民解放軍是一支無堅不摧的力量。開國大典人民軍隊的強大陣容向世界宣言：中國人民解放軍有信心有能力保衛新生的人民政權!
當天晚上，朱德總司令在北京飯店舉行開國大典盛大宴會，宴請受閱的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和陸、海、空軍人員。當官兵們向朱德總司令敬酒時，他興奮地說：“今天我成了真正的三軍總司令了!”
這一天，就這樣載入新中國的史冊，同時也永遠留在我的記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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