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1日，第一屆政協會議在北平召開，共有662人參加了會議；在這次大會上，確定了新中國的名稱、國歌、國旗，並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府的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為副主席。
細心的人會發現，在6位副主席中，共產黨與民主人士各占了一半，結果出來之後，台下一片嘩然，有不少高級領導私下議論：共產黨打天下，民主人士坐天下。
尤其是李濟深的爭議最大，因為他過去曾是一位大軍閥，幫助蔣介石殺害了不少革命人士。周恩來獲悉眾人的想法後，深感如不做通大家的思想，會影響李濟深以後的工作，他親自去向代表解釋，
稱如果當初聽他的話，有可能就不用長征。
蔡廷鍇
但由於十九路軍已是蔣介石的“心頭大患”，在蔣光鼐到任後不久，就以加強“領導”的名義，改組福建省的領導機關，讓蔣光鼐改任福建省長，公署主任一職由蔡廷鍇擔任。
綏靖公署主任的職務比福建省長還大，蔣介石這一手意在離間兩人的關係，蔡廷鍇看出了蔣介石的“陰謀”，上書表示公署主任一職仍由蔣光鼐擔任合適。
但蔣光鼐則大度地表示，如果蔡廷鍇不趕快就任，拖得太久，蔣介石定會再派其他人來擔任，到時候福建的形勢將會更複雜。
1933年5月，陳銘樞到香港與李濟深會晤，準備醞釀一場“反蔣抗日”的行動。
陳銘樞是十九路軍的老領導，在一二八抗戰之後，陳銘樞“倒蔣”失敗被迫辭職，而李濟深過去是陳銘樞的老長官，兩人又都是“倒蔣派”，不謀而合。
李濟深、陳銘樞雖然個人影響力比較大，但手上畢竟沒有兵權；而老部下蔣光鼐、蔡廷鍇在福建經營得還不錯，於是陳銘樞認為福建是“起事”的最佳地區。
陳銘樞來到福建後，就向兩人表示，他已聯合各黨派反蔣，要立即組織一個獨立政府。但兩人雖然都表示支持反蔣，但卻反對立即組織政府，因為一切尚未做好準備，倉促起事，恐會遭到不測。
陳銘樞
正當陳銘樞、李濟深、蔣光鼐、蔡廷鍇在醞釀事變時，我黨中央先後發表了《告閩粵白軍士兵書》《告全世界工農勞苦民眾宣言》，明確表示，願意與閩粵的國軍合作抗日，共同反蔣。
紅軍的主張與陳銘樞、蔣光鼐的想法相吻合，並委派陳公培為代表，前往蘇區與紅軍取得聯係。
8月，陳公培首先到達了彭德懷紅三軍團的駐地，達成了與十九路軍停火的協議。為與紅軍進一步的合作，
蔣光鼐又在9月派徐名鴻、陳公培再次進入蘇區，麵見毛澤東、朱德等紅軍高層領導，並簽訂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
，根據這一份協定，十九路軍解除了對蘇區的封鎖，使大批物資得以進入蘇區。
10月，陳銘樞、李濟深邀請支持反蔣的代表到香港舉行會談；大家情緒激昂，認為蔣介石民心盡失，隻要福建率先響應，一定會得到各方的支持。
但唯一握有實權的參會者蔣光鼐卻一言不發，因為他的心裏十分地矛盾，雖然支持反蔣，組建政府的時機卻不成熟，見大家的熱情高漲，如果提出與眾人相反的看法，有可能會讓大家認為他並沒有合作的誠意。在這種情況下，蔣光鼐決定“破釜沉舟。”
民國老照片
幾天後，李濟深、陳銘樞也從香港來到福州，做好起事的準備。
11月18日，李濟深、陳銘樞等“發難”主要領導召開了事變前的最後一次會議，但大家的意見依舊不能統一。蔡廷鍇認為要推遲時間，先解決福建境內的雜牌武裝，鞏固內部，蔣光鼐也支持蔡廷鍇的主張。
但陳銘樞則堅持要盡快起事，最後還說道：
“我們是抗日反蔣，即便最後失敗了，但我們也是光榮的……”
見他將話說到這個份上，大家隻好同意盡快起事。
1933年11月22日，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在福州宣布成立，由李濟深擔任主席。
因日軍在華北虎視眈眈，中華共和國的初衷也是反蔣抗日，因此成立後得到許多社會各界人士的支持，但19路軍的綜合實力與蔣介石相差甚遠，且又缺乏群眾基礎，劉和鼎等人也是麵和心不和，失敗是早晚的事情。
福建事變
在“福建事變”的第二天，蔣介石就著手部署準備鎮壓十九路軍的軍事行動。
而在符合應對蔣介石大軍的戰略上，福建人民政府內部爭論不休，蔡廷鍇認為先發製人，調集部隊到閩北作戰；而蔣光鼐則認為，應該將重心放在閩西南，背靠紅軍行動；而李濟深、陳銘樞等則認為這兩個意見都不行，一個保守、一個冒險，應該在福州一帶布防。
12月，國民黨反動派調集十幾萬的大軍進入福建圍剿十九路軍，蔣介石更是親自到前線督戰。在大兵壓境之下，十九路軍接連失利，李濟深與紅軍取得聯係，希望能獲得支持。
當時蘇區進行第五次反圍剿，毛澤東雖然預感到中華共和國在缺乏群眾基礎的情況下倉促成立，恐難以維持太久，但這對深陷包圍的紅軍來說，是一個脫困的好機會。紅軍如果能與十九路軍相互配合，將紅軍的主力開到蘇浙皖地區，迫使蔣介石抽調圍剿蘇區的兵力回援，不僅可以粉碎敵人的第五次反圍剿，還能有效地支援中華共和國。
蘇區示意圖
雖然毛澤東提出了正確的建議，但因當時中央的大權掌握在博古、李德等人手上，毛澤東的建議遭到否決，認為不能與李濟深等中間人士深入合作，最後隻能看著十九路軍一步步地被蔣介石逼入絕地，直到中華共和國即將失敗的前夕，在周恩來的不斷爭取下，博古、李德才同意派紅軍挺進福建，但為時已晚。
1934年元旦過後，水口、古田等地接連被占，十九路軍內部士氣低落，毛維壽、張炎等將領也在準備投降，見大勢已去，當初從全國各地聚集而來的“反蔣”人士，紛紛四散逃命，李濟深、蔣光鼐等人也逃亡到香港。
新中國成立後，毛主席在與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人交談時，曾說道：“沒有你們那個人民政府也就沒有現在的人民政府啊！”，同時也批評：“那時候你們搞得太‘左’，反而把自己孤立了！”
由於博古、李德拒絕與李濟深合作，中華共和國成立僅短短幾十天就消亡，猶如曇花一現，蔣介石解決了福建事變之後，繼續調集大軍圍剿中央蘇區，在錯誤指揮之下，紅軍一敗再敗，最終在1934年10月被迫離開蘇區，開始長征。
江西蘇區
盧溝橋事變爆發後，日寇大舉侵華，在這危急時刻，蔣介石下令釋放過去因犯錯而被關押的官兵，以原軍銜充實到部隊中；同時，還恢複了李濟深等人的黨籍。
1943年9月，軍事委員會撤銷了桂林辦公廳這一機構，擔任主任的李濟深被調任參議院的院長，但早已對蔣介石失去信心的李濟深，遲遲沒有到重慶上任，而是回到蒼梧老家，與共產黨遊擊隊共同抗日，南方局派出狄超白到蒼梧協助李濟深的工作。
第二年11月，周恩來向李濟深傳達了一個消息：共產黨準備在西南敵後建立了一個民主政權，希望李濟深可以協助。得到周恩來的指令後，李濟深開始了“南巡”，到各村鎮發表慷慨激昂的抗日演講。
由於李濟深的影響越來越大，蔣介石擔心他會“投共”，親自寫了一封信，讓其盡快到重慶上任，但李濟深不以為然，給蔣介石發報：在沒有發動人民實行民主抗戰前，我是絕不會去重慶的！
蔣介石收到電報後，異常地憤怒，立即叫來戴笠，讓其派人去暗殺李濟深，但好在警衛及時發現，李濟深才幸免於難。
很快，李濟深與蔣介石的“嫌隙”被日本人獲悉，華南的日軍高層認為這有文章可做，讓汪精衛派出一個李濟深過去的老部下，給他帶了一封信，表示可以讓其做華南“偽”政府的領導人，但李濟深與汪精衛、溥儀不是一路人，言辭拒絕了請求。
李濟深
1948年底，國民黨的主力大部分都已被消滅，蔣介石政權風雨飄搖，李濟深成為李宗仁以及美國都要爭取的對象
，因為李濟深在國民黨內的影響很大，舊部眾多，且一直以“反蔣”著稱，美國希望李濟深可以出麵成立一個“第三政府”，以代替蔣介石，最後在美國的支持下，與共產黨“劃江而治”，但遭到李濟深的嚴詞拒絕。
當時居住在香港的民主人士紛紛響應毛澤東主席的號召，北上準備參加新政協，但都遭到港英政府的重重阻撓，尤其是李濟深，更是他們“重點關注”的對象。
為了監視李濟深的行動，特務在住所外麵設置了一個監控點，以雜貨鋪為掩護，看過去就是李濟深的衣帽間。特務們發現了一個規律，隻要李濟深的外套拿走了，則說明李濟深出門了，如果外套還在，則仍在家中。
周恩來對接應李濟深的工作安排得很仔細，派出潘漢年親自到香港接應，同時指示，一定要乘坐蘇聯的輪船、且要在大連軍港上岸。
劇照
潘漢年帶著周恩來的指示來到了香港。
早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蔣介石派人在上海準備抓捕周恩來，負責到廣州發動政變的李濟深，則奉命抓捕周恩來的夫人鄧穎超；當時鄧穎超難產住院，為躲避特務的追捕，被迫連夜出逃，最終造成終身不育!
1948年，毛主席發出“五一”號召後，見一個個民主人士都前往解放區，但李濟深畢竟手上“沾滿”革命者的鮮血，過去做過的事不得不考慮，如果去了解放區，共產黨會是什麽態度......
但當見到潘漢年後，得知周恩來不計前嫌，事無巨細地安排北上，李濟深十分的感動。
聖誕節是西方國家的重要節日，香港被英國實際“統治”了幾十年，也成為香港的一個主要節日。這一天，香港的街道上熙熙攘攘，熱鬧非凡，李濟深的家中也是高朋滿座，在對麵監控的特務一直盯著李濟深的衣帽間。
入夜後，衣帽間的衣服逐漸減少了，李濟深也準備開始行動。潘漢年擁有豐富的地下鬥爭經驗，已發現門前的雜貨鋪有一些異常，當李濟深要去拿外套時，潘漢年擋住了。外麵的特務見外套還在，認為李濟深沒有出門，放鬆了警惕。
潘漢年
但其實，李濟深在潘漢年的帶領下，已奔赴碼頭，登上了蘇聯阿爾丹號，經過十幾天的航行，終於到達了大連。
在第一屆政協會議上，李濟深當選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與此同時，李濟深與其他44名代表聯名提出《請以大會名義急電聯合國否認國民黨反動政府代表案》，成為新中國的第一號提案，在國內外產生很大的影響。
雖因過去的經曆，李濟深當選中央政府副主席讓不少人議論紛紛，但周恩來明確表示，不要總是計較民主人士的錯誤。李濟深先生發動福建事變反蔣曾主動和中央蘇區聯絡，當時如果不是中央領導的“左”傾，就能形成江西與福建的擴大割據，也許可能就不用長征。革命不革命，也是變化的。過去不革命的人現在革命了，就是進步；過去革命的人現在不準別人革命，就是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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