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農村改革拚搏無悔的周曰禮
摘要：周曰禮，194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8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隨軍從蘇北轉戰到安徽。曾擔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的秘書4年，後來，一直在安徽省委辦公廳工作。擔任過安徽省農辦調研處處長、省農委副主任、省委農工部副部長、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省委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省農經委主任兼合肥農村經濟幹部管理學院院長等職。
周曰禮，194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8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隨軍從蘇北轉戰到安徽。曾擔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的秘書4年，後來，一直在安徽省委辦公廳工作。擔任過安徽省農辦調研處處長、省農委副主任、省委農工部副部長、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省委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省農經委主任兼合肥農村經濟幹部管理學院院長等職。
跟著曾希聖搞“責任田”
1961年2月下旬，曾希聖開始在安徽試驗責任田。周曰禮參加了曾希聖帶領的工作組，到合肥市郊區蜀山公社南新莊生產隊搞試點。在這個極為貧困、落後、處於饑餓之中的小莊子裏住了17天。試點結束後，他立即同陸德生等人一起起草了試點報告報省委書記處。不久，他又參與起草了省委關於試行責任田的有關文件和給黨中央、毛澤東的報告。這年4月22日，省委召開各地、市、縣委第一書記會議，曾希聖對這次會議總結報告中“以產計工”的提法感到有些猶豫。為了拿準這個問題，他向一直在基層搞試點的周曰禮征求意見。周曰禮根據群眾的意見和自己在基層搞試點實踐的經驗，提出了3條意見：一是以產計工很難避免吃虧討巧的問題；二是現在幹部管理水平低，工分管理很混亂，尤其是非生產性用工很難掌握，群眾不放心；三是包工包產，以及大小農活的分配比例已經定死，再搞以產計工，確實是人為地增加一道麻煩。對周曰禮陳述的這三點意見，曾希聖認為很有道理，就決定把“以產計工”的提法從總結報告中刪掉。這一決定，實際上形成了80年代初“大包幹”的雛形。
1962年2月，責任田在中央七千人大會上受到批判，被斥之為“犯了方向性錯誤”。曾希聖被罷了官，周曰禮也受到牽連，靠邊站。
不學大寨，唱對台戲
“文化大革命”中，學大寨如火如荼。安徽也出了個典型，即蕭縣郭莊大隊。省裏的一個負責人、原郭莊大隊黨支部書記看中了周曰禮的筆頭，要周曰禮到他的大隊去總結，寫一本書。周曰禮去了10天未動筆，20天仍未動筆。這位負責人問周曰禮：“老周，為啥還沒寫？”周曰禮笑答：“招待不熱情，無酒寫不出。”這個負責人便熱情地搞來足以供他喝的酒，周曰禮喝得很自在。過了幾天，這個負責人看周曰禮隻寫了幾頁，便問何以如此之慢。周答：“有酒無好菜，我老周寫不快。”這個負責人又叫大隊搞來了好菜，換了好酒。過了一段時間，這個負責人去看時，周曰禮還未寫好。又問其原因，周曰禮答：“好菜好酒，老周要走。”於是，不辭而別，回到了合肥。拖了將近一年，寫成10萬字，但又不願意拿出來，直到“四人幫”倒台。在此期間，省委主要負責人把周曰禮請到辦公室，對他說：“咱們合作吧，我不會虧待你。”周曰禮回答：“我們無多少共同語言，學大寨，趕郭莊，我不太感興趣。”後來在郭莊大隊的一次會議上，周曰禮借酒裝瘋，大罵這個負責人是“大草包”，因為他認為“一個模式不能套全國”。而這個負責人當時在“左”的路線影響下，以郭莊大隊劃線。應當說，周曰禮罵他，過了頭。但是，幾經動員，周曰禮硬是不去大寨參觀，反倒去了最貧困潦倒的鳳陽縣蔣莊大隊同農民一起滾稻草。為此事，他還被當時省裏主要負責人公開點名：“老周，你跟我唱對台戲！”
省委“六條”的出台
1977年6月21日，中共中央決定改組安徽省委領導班子，萬裏出任省委第一書記。省裏“大寨辦”和農辦這兩條涇渭分明的路線，都直接通向省委，希望爭取萬裏的支持。
萬裏處在了鬥爭的焦點上。
“農業學大寨”的口號喊了多年，並沒有給安徽農村帶來希望的轉機。萬裏對那些“假、大、空”和報喜不報憂的材料不感興趣，他得知遭冷遇的周曰禮熟悉安徽農村的現狀，決定在自己的下榻處找周曰禮做一次長談。
周曰禮向萬裏反映農村的現實時一針見血：“男勞力上工帶打牌，女勞力上工帶做鞋。”“頭遍哨子不買賬，二遍哨子伸頭望，三遍哨子慢慢晃。”這種消極怠工的狀態，實際危害比罷工還要厲害，幾乎是慢刀割肉般地毀滅。說到底是政策問題，是人和土地關係的問題。農村幹部中流傳著這樣一首民謠：“江蘇政策穩，山東政策狠，安徽政策驢打滾。”“驢打滾”的結果是緊箍咒套得更緊，凋敝的安徽農村更沒有出路。
萬裏頗有同感地插話說：“安徽農村的問題，比城市嚴重，‘左’的問題更突出。”
推心置腹的談話一直進行到深夜，雙方感到言猶未盡。
事隔不久，為了給省委決策提供可靠的依據，周曰禮邀集幾位肝膽相照的同仁，起草了一份關於極“左”路線危害嚴重的“絕密件”呈送萬裏，主要是揭露浮誇、瞎指揮、大搞形式主義等等問題。
萬裏認真地看了“絕密件”，特意囑咐周曰禮：“你們能否搞個針對性的政策意見？”
於是，周曰禮帶著一幹人馬去了滁縣地區。這兒四季分明，氣候溫和，適宜種水稻、小麥和棉花、煙葉等其他經濟作物。津浦、淮南鐵路貫穿其間，公路水運四通八達，可謂物華天寶，人傑地靈。令人惋惜的是，從1958年到1977年的20年間，全地區糧食總產量和農業總產值遞增率僅分別為2.2%和2.61%，社員人均收入隻有70元左右，其中定（定遠）、鳳（鳳陽）、嘉（嘉山）3個縣，不少社隊人年均口糧隻有150公斤左右，人年均收入隻有50元左右。全區大批農民外出逃荒，如此年複一年，惡性循環，陷入焦灼的困境。
經過大量調查，由周曰禮建議省農辦在滁縣地區召集了各地、市農村工作部門的負責人，就當前農村的突出問題和解決辦法，進行充分的討論。大家統一了認識，由周曰禮主持起草了“六條”，即《關於當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定》的草案。
1978年11月，萬裏、顧卓新、趙守一等省委領導，在周曰禮陪同下，先後去肥東、長豐兩縣親自同社隊幹部社員座談，征求對“六條”的意見。不久，省委召開了有各地、市、縣委書記參加的省委擴大會議，對“六條”草案進行了認真的討論，經過激烈地爭論，最後終於通過。
“省委六條”的主要精神是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允許農民搞正當的家庭副業，其收獲完成國家任務外可以到集市上出售，生產隊可以實行定任務、定質量、定工分的責任製，隻需個人完成的農活可以責任到人等。
這是在粉碎“四人幫”後徘徊的中國所出現的第一份關於農業政策的開拓性文件。一經發出，瞬間轟動了全省，繼而吸引了全國的目光。不久，剛剛恢複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的充分肯定了省委“六條”。
支持肥西包產到戶試點
1978年，安徽發生百年罕見的大旱，秋種無法進行，農業麵臨危機。此時，周曰禮向萬裏提出了借地給社員種麥的建議，意在調動各方麵的積極性戰勝災荒。後省委討論認為，與其拋荒，不如借地給農民個人耕種。於是作出決定，凡集體無法耕種的土地，可以借給社員種麥種油菜，並鼓勵社員在不影響水土保持的前提下，開荒多種，誰種誰收誰有，國家不征公糧，不派統購任務。這一重大政策性規定，突破了多年來的條條框框，極大地調動了農民抗災自救的積極性。口子一開，不少地方偷偷地搞起包產到戶了。肥西縣山南公社率先幹了起來，接著山南區也跟著幹開了，全區77.3%的生產隊午季搞了“單幹”。結果是1979年麥子產量達到1005萬公斤，為1978年全年交售量的一倍。在此過程中，周曰禮跑到山南，找到心裏有點惶惶不安的區委書記湯茂林，拍拍他的肩膀說：“老兄有膽，幹下去，不要怕！”
1979年2月1日，萬裏派周曰禮帶領38人到山南公社直接向群眾宣講三中全會兩個農業文件。在原原本本宣講文件之後，他發動群眾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他對鄉親們說：“有什麽，講什麽，把心裏話統統倒出來。”大家對生產責任製問題最關心、最感興趣，普遍要求實行包產到戶的辦法，幹部群眾對文件中“兩個不許”（不許分田單幹、不許包產到戶）很不滿意，紛紛要求中央取消“兩個不許”的規定。
2月4日晚，周曰禮趕回合肥，第二天向萬裏作了口頭匯報。2月6日，省委常委會議召開，專門討論包產到戶問題。會上，萬裏談了自己的意見。他說：“我主張在山南公社進行包產到戶的試驗，如果滑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們有辦法把他們拉回來，即使收不到糧食，省委負責調糧食給他們吃。”與會人員一致同意萬裏的意見。
2月6日晚，周曰禮回到山南公社。第二天，向社隊幹部傳達了省委在山南公社試點包產到戶的意見。幹部群眾得知這一消息後，無不歡欣鼓舞。山南公社搞包產到戶的消息不脛而走，山南區的6個公社，在四五天內普遍幹開了包產到戶。山南區的“單幹”像旋風一樣，很快席卷整個肥西縣，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全縣搞包產到戶的生產隊占生產隊總數的40%。周曰禮又及時向萬裏匯報了肥西縣的情況。萬裏說，肥西縣收不到糧食，省委調糧食給肥西縣。萬裏支持周曰禮在山南公社搞包產到戶試點，對全省影響很大。它像一副催化劑，啟發人們思考如何推進農業盡快發展，尤其是包產到戶的辦法，更受到廣大農民的歡迎。很快，全省有16個縣幹開了包產到戶。
當時，包產到戶大有覆蓋全省之勢。對此，萬裏確也有些擔心，囑周曰禮起草一份電報，向中央匯報安徽推行責任製的情況，電文中說：“已經自發搞了包產到戶生產責任製的，我們也宣布暫時維持不變，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波動。由於為數不多，允許作為試驗，看一年，以便從中總結經驗教訓。”
在包產到戶問題上的激烈交鋒
1979年3月12日至24日，國家農委在北京召開有廣東、湖南、四川、江蘇、安徽、河北、吉林7個省的農村工作部門負責人和安徽全椒、廣東博望、四川廣漢3個縣委負責同誌參加的農村工作問題座談會。周曰禮參加了會議。會上，周曰禮就三中全會兩個農業文件和安徽省委關於農村經濟政策六條規定的貫徹落實以及農村推行生產責任製的情況作了匯報，整整講了一天。
這次座談會，圍繞包產到戶問題，爭論相當激烈，有的同誌還動了肝火。有的說，包產到戶即使是承認集體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承認集體統一核算和分配的必要性，但在否定統一經營這一點上，本質上和分田單幹沒有多少差別。周曰禮不同意這一說法，他認為包產到戶隻要堅持生產資料公有製和按勞分配，它就與分田單幹有本質上的區別。
國家農委為座談會起草了會議紀要草稿。關於責任製部分，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潤生要周曰禮按照自己的觀點另外起草一個稿子，準備向當時的中央主要負責人匯報。周曰禮起草稿子的主要觀點是，包產到戶應當看成是責任製的一種形式，各種責任製都應當允許試行，在實踐中由群眾加以鑒別和選擇。中央主要負責人看完周曰禮的稿子後，麵呈不悅之色。他叫在場的國家農委主任王任重立即打電話給萬裏，問一問安徽的情況和周曰禮的意見代表誰。在王任重去打電話的時候，會場氣氛有些壓抑。有些同誌為周曰禮捏了一把汗。
當時萬裏在嘉山檢查工作，他接到王任重的電話後明確回答：“周曰禮同誌是省委派去參加會議的，他的意見完全可以代表省委的意見。”王任重把萬裏的話向中央主要負責人作了匯報。但這位負責人對紀要的兩個稿子始終沒有表態。他反複說道：“就全國大多數來說，都要強調建立責任製。我在湖南也研究過。一個20戶的生產隊，如果各方麵的生產內容都到組不行。”他還說：“評工記分，按工分分配，工分也是聯產的。”周曰禮則直言：“說評工記分是聯係產量，在理論上講不通，實踐證明也不可能。”雙方各不相讓。
座談會召開過程中，還出現了一個重要的插曲。即3月15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了署名張浩的題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應當穩定》的來信，並加了很長的編者按，認為“輕易從隊為基礎退回去，搞分田到組，包產到組是脫離群眾，不得人心的”。
會上，不少同誌看了這一新聞，認為各地正貫徹三中全會的兩個農業文件，黨中央機關報發表這樣的來信和編者按語是不適宜的，會給下麵造成思想混亂，特別是國家農委正在召開會議期間，容易使下麵誤解為這次會議是“糾偏”的會議。當時，《人民日報》農村部主任李克林參加了會議，她答應向報社反映大家的意見。周曰禮認為有必要對張浩的來信加以反駁，以正視聽。於是，又衝鋒在前，立即打電話給在合肥的省農委辛生、盧家豐兩同誌，要他們火速來北京，采用來信對來信的辦法，寫了一篇題為《正確看待聯係產量責任製》的來信。信中寫道：“‘包產到組’和‘包工到組，聯係產量計算報酬，實行超產獎勵’並沒有什麽本質上的不同，它既不改變所有製的性質，也不改變生產隊基本核算單位，又不違背黨的政策原則，為什麽現在卻把它當作錯誤的做法，要‘堅決糾正’呢？‘四人幫’雖然被粉碎兩年多了，但餘毒未除，至今還禁錮著一些人的思想，好像‘包’就是資本主義，一‘包’就改變了所有製性質，集體經濟馬上就瓦解了，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辛、盧二人到京後向周曰禮反映了肥西、滁縣等地由於張浩來信的發表，引起了人們的深深不安，認為此信有來頭，影響相當壞。周曰禮於是向《人民日報》提出要用同樣版麵和篇幅，並加編者按發表安徽省的來信。經過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人民日報》終於在3月30日的頭版顯著位置發表了辛、盧二人的來信，並寫了很長的編者按語，承認發表張浩來信和編者按，其中有些提法不夠準確，今後應注意改正。
周曰禮組織辛、盧二人寫的來信在《人民日報》刊登後，對穩定人心，促進農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發展發揮了重大作用。
七省座談會上周曰禮唱的“反調”和對張浩來信的反擊，引起人們的廣泛注意，有些人又給他起了個綽號：周大膽。周曰禮認為，破“左”、改革，膽子就是要大。1979年，他參與起草了中共中央〔1979〕37號文件。在起草過程中，他堅決主張要在文件中為包產到戶開一點點口子，使文件終於提出：在那些交通不便，居住分散，貧困落後的山區和邊遠地區，可以有條件地搞包產到戶。文件頒布後，周曰禮的興奮之情，難以言表。
給萬裏起草講話稿
這一時期，萬裏密切地注視著“包產到戶”出現後的農村情況。他對周曰禮說：“你們如果有農村情況反映，可以直接送來！”
幾天見不到“情況反映”，萬裏就急促不安，便問農委同誌：“老周在不在？”“到那裏去了？”一旦得知周曰禮從農村回來，便叫周曰禮到他的辦公室：“咱們好好聊聊。”兩人往往一談就是半天，有時直至深夜。
1980年1月10日，安徽省委召開全省農業會議。萬裏在這個具有重要曆史意義的會議上作了重要講話。講話稿是由周曰禮主持起草的。講話的中心內容是講包產到戶、包幹到戶等多種形式的聯產責任製。初稿發給與會人員（各地、市、縣委書記，專員、市長、縣長及省直各部門負責人）後，爭論很大。後二稿、三稿至四稿時，基本內容未動。這時，有人提出，要改組會議文件的寫作班子，周曰禮這班人不能參加大會總結講話的起草工作。這個意見理所當然地被萬裏否定了。後又三易其稿。定稿後的萬裏總結講話中最核心的幾句話是：“在實行聯產承包責任製過程中，實踐證明，聯係產量的責任製比不聯係產量的責任製增產效果更明顯。現在對這種包產到戶的做法是不是聯係產量的責任製形式之一，同誌們看法有分歧。有些同誌承認這種形式對改變長期落後的隊效果顯著，但又擔心這樣做違背中央決定。其實，這樣做正是實事求是地執行中央的決定，和中央決定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萬裏強調指出：“支持絕大多數農民的正當要求，尊重群眾的選擇和創造，保護農民的積極性，一切從鞏固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出發，這就是我們敢於堅持聯產責任製，敢於堅持按勞分配的各種形式而不動搖的根本所在。”萬裏的這一番話，說出了廣大農民的願望，也說出了周曰禮的心聲。
在這次會議上，萬裏對霍邱縣委書記大動肝火，因為這位縣委書記壓製群眾搞包產到戶，導致1979年糧食大減產。而隔一條淮河的潁上縣，由於縣委積極支持農民搞包產到戶，則大幅度增產，兩地對比十分明顯。於是，萬裏決定撤掉他的霍邱縣委第一書記職務。周曰禮說了情：“認識問題，沒經驗，加上天災，可以動一下。”萬裏問周曰禮：“霍邱誰去合適？”周曰禮思索良久，向萬裏推薦了黃璜。黃璜不負眾望，在霍邱大刀闊斧地推行包產到戶。遇到難題，向群眾求救，並且常常來省城，謙虛地請周曰禮等省委農工部的同誌幫助他研究貫徹農村經濟政策問題，使霍邱麵貌迅速改變。
為農村改革鼓與呼
一波剛平，一波又起。1980年3月，萬裏調離安徽後，圍繞包產到戶問題，在全省範圍內又出現了一次較大的爭論。爭論的焦點仍然是包產到戶是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由於這次爭論是由上麵挑起來的，因而迎合了某些幹部“左”的思想，對群眾要求實行包幹到戶的願望多方壓製，不少地方幹部與群眾“頂牛”的情況相當突出。此時，周曰禮到處遊說，“搖唇鼓舌”，“舞文弄墨”，為農村改革鼓與呼，為包產到戶呐喊。這樣一來，引起了認識不同的人對周曰禮等人進行上線上綱的斥責。他們說：“包產到戶關鍵是分不是包，是分田單幹”；“包產到戶不僅退到了資本主義，而且退到了封建主義，倒退了幾千年”；“包產到戶是一些文人舞文弄墨，強詞奪理吹起來的，欺騙了不懂理論的人”；指責支持包產到戶的周曰禮等人是“冒充革命，冒充馬列主義”、是“代表了富裕中農利益”，是“工團福利主義”。他們嚴厲地提出，對已經出現的變革“要堅決煞車”、“對越軌的，必要時要采取行政手段”、“要以破壞三個秩序論處（即社會秩序、生產秩序、工作秩序），到時候要清算”。在安慶地區一次座談會上，一位職位相當高的領導人竟說，周曰禮不像共產黨員。於是，該地區的一位負責人以“文革”式的語言提出：“我們同周曰禮的鬥爭，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
在這樣嚇人的氛圍中，“周大膽”麵不改色，心不跳。因為他確信在包產到戶的問題上他沒有講錯、做錯，而且有省委大多數領導同誌的支持，更有廣大農民的支持。他靜坐以待“清算”，並對司機老蘇說：“我老周要是坐牢，煩你送牢飯。”
所幸，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發話了。這位偉人在一個內部談話中高度讚揚了安徽的包產到戶和大包幹，說：“農村政策放寬以後，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幹，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麵貌。有的同誌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經濟的主體現在還是生產隊。這些地方將來會怎麽樣呢？可以肯定，隻要生產發展了，農村的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了，低水平集體化就會發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集體經濟不鞏固的地方也會鞏固起來。關鍵是發展生產力，要在這方麵為集體化的進一步發展創造條件。”“總的說來，現在農村工作的主要問題還是思想不夠解放。” 周曰禮看到鄧小平的談話後，熱淚奪眶而出。他打開酒瓶，一醉方休。
把“傻子問題”捅到鄧小平那裏
這裏有必要記述一件事。周曰禮在改革大業中，“手伸得很長”。就算是城市裏的事也要去探索，並且好打抱不平。農村改革興起後，安徽蕪湖市出了一個炒瓜子的個體戶名叫年廣久，此人炒的瓜子又好又巧，因為他賣的瓜子比別人便宜，人稱他是“傻子”。“傻子”生意做大了便雇了工，賺了大錢，於是惹來了麻煩。有人以“打罵工人”、“投機倒把”、“雇工剝削”等大帽子壓年廣久，“傻子”問題成為安徽當時社會上爭論的焦點，年廣久處境艱難。在此關鍵時刻，周曰禮派省委農工部幹部悄悄地去蕪湖作了調查後，從改革高度寫了一份符合實際的材料，並把此材料打印了200份，帶到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散發，又交了一份給杜潤生，請其呈送鄧小平。鄧小平知道此事後，說：“不能動，一動人們就會說政策變了，得不償失。”於是，“傻子”安渡了第一關。“傻子”為了感謝“周大膽”，親自炒了二斤瓜子送給周曰禮。後來，鄧小平在1992年南巡時又提及此事，說“像‘傻子’瓜子，一類問題還有不少，如果處理不當就很容易動搖我們的方針，影響改革的全局”。鄧小平重提此事，對“左”的危害再一次向全黨敲了警鍾，更給周曰禮與“左”的思想作鬥爭以莫大的鼓舞。
1983年秋，中共安徽省委農村政策研究室成立，周曰禮擔任主任。此時，他一麵在省委領導下，指導全省農村政策的研究，為省委製定了保護專業戶、加強小城鎮建設等許多政策性規定和決定，一麵重溫馬列經典著作，積極認真地探索深化農村的全麵改革，把多年來安徽農民偉大實踐和自己參與改革的體會，加以條理化、係統化，先後出版《家庭承包製探討》、《中國農村改革理論與實踐》。他在書中寫道：“中國的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而安徽的農村改革當時走在全國的前麵。我有幸參加了這一偉大實踐，做了一些工作，寫了一些總結，寫了一些文章，奉獻給參加這一實踐的廣大幹部和群眾。需要說明的是，這些文章與其說是我個人的實踐的體會，不如說是全省領導幹部和廣大群眾共同創造的結晶，因為是他們創造了奇跡，吹響了改革的號角。過去的已成為曆史，未來將更加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