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十年一夢——前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文革回憶錄》
左起中共“十大”副主席王洪文、政治局常委張春橋、政治局委員姚文元、中央委員徐景賢、中央委員王秀珍
1967年初，張春橋、姚文元分別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副組長和組員的身份，返回上海指揮奪權。他們到了上海沒有幾天，就被關進錦江飯店的電梯裏，弄得不上不下，足足被關了28分鍾。這就是轟動一時的錦江飯店“電梯事件”。因為錦江飯店是涉外單位，當時內部又強調保密，所以對這次“電梯事件”的內幕詳情，外界鮮有人知。
張春橋、姚文元到達上海以後，住在興國路招待所（今興國賓館）。為了“安全”起見，他們一般不在住所見客，而是到外麵另找地方進行活動。他們先到武康路二號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接見了我和聯絡站的成員，並且宣布市委聯絡站就是他們的工作機構，日常的會議都在這裏召開；至於一些重要的活動，他們安排在茂名南路錦江飯店進行。在他們看來，錦江飯店是經常接待外賓的地方；當然是靠得住的：所以；1967年1月9日下午、張春橋、姚文元都穿著軍裝，戴著領章帽徽，在警衛人員的簇擁下來到錦江飯店，進入北樓八樓的套房內找人談話。
誰知道，錦江飯店早己不是安寧的“世外桃源”了，有一批職工也打出了“造反”旗號，和王洪文的“工總司”盧灣區指揮部（簡稱“盧指”）掛上了鉤，在飯店內的名稱是“革聯會”。
錦江“革聯會”的少數頭頭，在“造反”之風的煽動下，1966年12月初就在錦江飯店裏製造過“停電事件”，影響很壞。之後，他們又挾持飯店的負責人同去北京，要求周恩來總理接見，承認他們的行為是什麽“革命行動”，結果當然沒有達到目的。
這些人返回上海以後，開始醞釀奪權，所以急於為自己的組織製造輿論。他們得知張春橋和姚文元此刻來到錦江飯店，正中下懷，想乘機要求張、姚接見，以便增加他們的“政治資本”。
張春橋與姚文元
“革聯會”電梯“逼宮”
“革聯會”的頭頭湯某，年紀還下到二十歲，原來是錦江飯店門房間的警衛，“造反”以後當上了頭頭。他見張春橋、姚文元進了八樓套間，就要樓裏服務員在送茶水的時候，遞一張紙條進去交給張、姚，希望他們事後能接見“革聯會”的代表。
張、姚正忙後找人談話，看了一下紙條，因為事先沒有安排這一活動項目，也就不予置理，繼續和人交談。湯某等人見張、姚不給答複，知道正常途徑無效，就想出了“逼宮”的一招－－迫使他們答應接見。
過了幾個鍾點，張、姚找人談話結束，跨出八樓套房，張春橋便對隨身警衛員大老李說：“回去。”大老李早已作了安排，讓張、姚進入停在八樓走廊裏的電梯，自己和另一個警衛員跟了進去。當時，錦江飯店的電梯還是老式的需要人開的拉門電梯。
電梯門關上了。電梯裏有一老一青兩個開電梯的人，張、姚並沒有在意。隻見那個年輕人把扳手一扳，電梯不但沒有往下開，反而緩緩上升。張、姚和警衛員還沒有反應過來，電梯已經停下，停在九樓，電梯門“哢啦”打開，隻見門口站著一群人，為首的就是錦江“革聯會”的頭頭湯某。
原來湯某等人見張、姚不睬他們，就讓“革聯會”一派的青年小鍾，直接進入電梯，叫開電梯的老周靠邊，由他們一派掌握開關。當張、姚一旦進入，他們偏不住下開，而是往上開到九樓，企圖造成既成事實，強要張、姚同意接見。
湯某在電梯門口向張、姚發出了“邀請”：
“我們已經在九樓準備好了會議室，請首長出來接見錦江‘革聯會’的代表。”
張春橋正在納悶，這一下子才明白過來。他突然沉下臉，生氣地說：
“你們怎麽可以采取這種辦法對待我們？！”
“我們怕首長走掉，所以事先沒有告訴，希望首長諒解，能夠接見我們。”湯某回答。
“我們今天回去還有事。再說，你們要求接見也得等我們的安排。”
張春橋忍住怒氣，想早點脫身，所以使出緩兵之計。
“我們的事情很急，已經到北京上訪過了，周總理說上海的事可以找你張春橋同誌，所以希望今天就能接見，隻爭朝夕嘛！”湯某等人不肯讓步。
張春橋與姚文元
“你們這種做法簡直是搞突然襲擊！我們不能見……”張春橋看軟的一套不行，態度變得強硬起來。
“中央文革首長不要怕群眾嘛！出來談談有什麽關係呢？”湯某旁邊的“革聯會”其他成員開始冷嘲熱諷了。
“你們這樣做算什麽‘造反派’？我們不願意接見你們，這總可以吧，我們走！”張春橋向警衛員大老李示意。
“不接見就別想走！”這時，“革聯會”一派開電梯的小鍾，猛然把插在電梯扳手旁邊的鑰匙上鎖後拔了下來，扔進了在電梯走廊裏的一隻仿古瓷器大花瓶裏。
“當……”鑰匙掉進了大花瓶的底部，大家部怔住了，電梯內外的氣氛緊張起來。
“你們這是搞綁架還是幹什麽？！”張春橋氣得瞼孔漲得通紅，大冷天額頭上都沁出了汗珠。
“沒有什麽惡意。我們就是要求首長接見，見了就讓首長回去。”湯某見事已至此，隻好堅持到底。
“不見！”張春橋斬釘截鐵地回答。
這時，站在電梯裏一直沒有作聲的姚文元開腔了：
“你們怎麽可以這樣對待春橋同誌？他是中央文革的領導，應當尊重他的安排。你們這樣做是完全錯誤的。”
姚文元在“文革”前文章寫得很多，公開露麵卻很少，也難得到錦江飯店來，所以飯店的大多數職工都不認識他，他幫張春橋說話以後，“革聯會”中有一個青年服務員小王，正好站在電梯門口附近，見這個胖篤篤的、穿著臃腫棉軍裝的中年幹部，居然也大模大樣地批評起“造反派”來，滿腔火氣湧上心頭，他指著姚文元的鼻子大罵：
“你算老幾？你有什麽資格管我們的事？”
小王的食指幾乎戳到姚文元的鼻梁上，警衛員大老李趕緊把他的手擋回去，嚴厲地說：
“你想幹什麽？你不認識這是姚文元同誌嗎？”
“噢，那我們要求張春橋、姚文元兩位首長一道接見。”旁邊的人跟著起哄。
張、姚固守在電梯裏兀自不動。另一個警衛員氣得想要拔出槍來，張春橋怕吃眼前虧，使用眼光製止了。雙方僵持不下。張、姚在電梯裏足足被關了二十八分鍾，最後，還是由警衛員大老李出麵打圓場，讓錦江“革聯會”的頭頭留下姓名和聯係電話，說是回去後“請首長另行安排接見”。而“革聯會”的湯某等人，見對峙下去不可能達到目的，怕事情鬧大了後己不利，同意作出讓步，終於從瓷器大花瓶裏取出鑰匙，開動電梯送走了張、姚……
張春橋與姚文元
張春橋“秋後算賬”
張、姚回到興國路招待所，怒氣衝天，耿耿於懷。因為他們剛到上海才幾天，就嚐了這麽一個“下馬威”，“中央文革”要員的威風掃地，實在難以咽下這口氣。他們趕緊把我找到興國路招待所，要我派出得力的調查組去錦江飯店，進行調查、整頓。張春橋還專門關照：
“我看背後有長胡子的人！要特別注意。”
張春橋的意思很明白，他不想擔當整“造反派”的罪名，而想進一步揪出在背後進行挑動的“走資派”。
我接受這項任務以後，指派和我在市委寫作班一起“造反”的親信朱某，帶了一個市革會調查組進駐錦江飯店，作了較長時間的調查。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五日上午，以朱某為首的調查組在錦江飯店召開全體職工大會，當場點了“革聯會”頭頭湯某等人的名，並根據張春橋談話的“口徑”，指出當時已參加工作的錦江飯店總支副書記趙某，就是“躲在背後的長胡子的人”，也是這次“矛頭指向中央文革首長”的“電梯事件”的“後台”。
過了一年多，張、姚仍然不能忘懷這次電梯“受辱‘事件，他們在不同場合多次提及此事。姚文元說：“真是怪事，膽大妄為，對‘中央文革’缺乏感情，算什麽‘造反派’？”張春橋說：“說得不客氣一些，性質完全是綁架，背後長胡子的人還沒有查清楚！”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一日，張春橋已經在上海實現了全麵奪權，平息了“炮打”，站穩了腳跟，他覺得時機已到，決定重新算賬，就在市革委會擴大會議上公開講了錦江飯店的“電梯事件”，並且聲稱“我看錦江飯店有壞人！”下令徹底清查。
隨著張春橋的一聲令下，錦江飯店“革聯會”這個組織全麵垮台，六個頭頭全部被關進“文攻武衛”指揮部進行審查，至於那個指著姚文元鼻子痛罵的服務員小王，還有那個開電梯、拔鑰匙的青年小鍾，也免不了遭到“文攻武衛”打手的一頓拳打腳踢。
四人幫
最倒黴的就是“電梯事件”的策劃人湯某，他足足被關押了八年左右，還害了嚴重的肺病，差點送掉性命。他終於明白了一條道理：“造反派可以造別的大人物的反，就是不能造口口聲聲支持造反派的中央文革的反！”
可惜，他明白得太遲了；為此，他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