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亢德曾參與、創辦數十本民國雜誌
魯迅、周作人、郭沫若、林語堂、老舍、茅盾等
各個流派的文化名人，都和他有著密切聯係
而這本回憶錄史料的豐富鮮活程度
被藏書家謝其章稱為“半部上海文藝期刊史”
兩間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小房間，住著八九口人。家裏除了人多，書也多，亭子間、走廊、起居室、板凳上，到處都是書。一位戴厚鏡片眼鏡的中年男子經常在書刊堆和孩子們的吵鬧聲中伏案工作。這是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陶潔的童年記憶，回憶中戴眼鏡的那位男子就是她的父親，民國時期的知名雜誌編輯陶亢德。2014年，一本手稿在陶亢德小兒子的遺物中被找到，此時距陶亢德去世已經過去30多年。2022年6月，這本手稿被編輯成30萬字的回憶錄，命名為《陶庵回想錄》，由中華書局出版麵世。
回憶錄是陶亢德1981年開始撰寫的，那是在他去世的前兩年，其中記載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到新中國成立前，他所交往過的文學界的諸多人物，也記錄了他後半生的遭遇。史料記載，陶亢德曾參與、創辦數十本民國雜誌，魯迅、周作人、郭沫若、林語堂、鬱達夫、老舍、茅盾、豐子愷等各個流派的文化名人，都和他有著密切聯係。而這本回憶錄史料的豐富鮮活程度，被藏書家謝其章稱為“半部上海文藝期刊史”。曾有人評價，若不是因為一些複雜的曆史際遇，和如此多名家結交的陶亢德本應成為鄒韜奮或是王雲五式的出版家。低調、固執的性格和曆史遭遇，讓他的名字多年來鮮為人知，險些被遺忘在故紙堆中，時過境遷，《陶庵回想錄》的問世，讓更多人知道了陶亢德，這個在新文化運動中為諸多作家“做嫁衣”的全才編輯。1981年，陶潔在美國見到學者夏誌清，對方說，自己的哥哥夏濟安特別喜歡她父親當年編的雜誌，但她對這本雜誌卻茫然不知。陶潔小時候曾經聽母親提起過，父親曾經辦過暢銷的《宇宙風》雜誌，雖然家裏有這本雜誌，她並沒有認真讀過。1958年父親被劃為“右派”，當時她正在北大讀大四，老師李賦寧突然告訴她，北大不對外開放的第三閱覽室裏有她父親寫的《徒然小說集》，她才知道，父親原來還是一名作家。後來，在對《陶庵回想錄》手稿的閱讀中，陶潔才開始逐步接近那個她似乎並不認識的父親。
陶亢德是浙江紹興的一個貧困人家的獨生子。1923年，15歲的他去蘇州學徒，在工廠裏接觸了新思想和新雜誌，對書刊報紙入了迷，很快，他喜歡上了鬱達夫等人的小說。20世紀初的上海是期刊文化崛起的地方。1910年清政府頒布《大清著作律例》，5年後北洋政府頒布《著作權法》，近代出版業開始發展。在西學東漸、新思潮不斷湧入中國的時代，一大批各種風格的雜誌在富庶的江浙滬一帶，隨著市民階層的產生而誕生。其中既包括《新青年》這樣的進步雜誌，也包括一係列刊登通俗小說的雜誌。陶亢德從兩個派係裏都汲取了他要的文學營養。他清楚自己的經濟實力和學曆背景不允許他肆意追求文學夢，就想了一個辦法：先在一些專寫愛情故事的小雜誌投稿，賺錢謀生之後，再花時間去寫更嚴肅的新文學小說。比起動輒畢業於北大或者留過學的編輯和作者同行，陶亢德完全依靠自學成才，而後來他在編輯路上的起步，得益於當時著名編輯家、上海《生活》雜誌主編鄒韜奮對他的賞識。 
1930年，陶亢德被堂兄帶到沈陽謀職，同時，他在東北還給《生活》雜誌當通訊員。很快，“九一八”事變發生，他和堂兄又返回南方躲避戰亂。路過上海時，陶亢德跑到《生活》求見當時知名的出版家鄒韜奮，一個月後，《生活》雜誌社缺人手，他就正式成為了雜誌社的編輯。鄒韜奮辦《生活》時主張不拘一格，對人才采取實用主義政策，這讓沒受過大學教育的陶亢德成長很快。作家葉靈鳳曾評價他“為人精明幹練，有點辦事才幹，正是一個當時典型的那種‘生活’小夥計”。陶亢德後來也曾談到他對待作者的一些辦法，比如“恭敬殷勤”，不管對方是否有名，他都會盡快處理來稿，能用馬上通知，不用立刻退回。而如果對方是第一次投稿，他覺得文章有可用之處，就會放寬些標準，以鼓勵對方，這樣稿件就可以源源不絕。
這些辦法，和他在《生活》積累的經驗分不開，也為他打下了後來進一步與魯迅、周作人、林語堂等人結交的基礎。1933年4月，在鄒韜奮的支持下，陶亢德用“徒然”的筆名在生活書店出版了《徒然小說集》。同一年他經人推薦，接替林語堂擔任《論語》主編，遵照林語堂過去的辦刊思想，他持續讓《論語》雜誌在兩年多內保持著出色的銷量，也因此取得了林語堂的充分信任。1934年，他參與編輯了林語堂發起的新雜誌《人間世》，1935年，他又和林語堂合資創辦雜誌《宇宙風》。這三本以“閑適、性靈、幽默”為風格的小品文雜誌，被稱為“論語派”最重要的三本刊物。陶亢德逐漸成為上海灘有名氣的編輯，經過他手的雜誌銷量都不錯。據他自己說，五千冊雜誌即可讓一本雜誌回本，但《宇宙風》在他手中每期的銷量可以達到萬冊以上，此外還有廣告費收入。這些話在後來和他一起辦刊的周黎庵的回憶中也可以得到印證。而因為編輯這些雜誌，他也接觸到了大量文學名人。陶亢德的好友、被稱為中國現代文學“鬼才”的作家徐訏曾說：“我一生遇見過好的編輯很多，但像亢德這樣全能的人材則沒有第二個。”在女兒陶潔眼中，陶亢德最大的優點可能是勤奮和敬業。小時候她一度覺得，內向、不善表達愛意的父親太過熱愛工作，每次孩子們要進屋，但凡他在工作，都會被趕出房間，對那些雜誌的態度甚至比對她更親。這種勤奮，正如他曾談到的編輯方針那樣，是他持續保障雜誌按時刊行，能夠維係穩定的現金流，以及維護作者和讀者關係的基礎。
1930年代後期，陶亢德夫人何家選和長子陶明、長女陶潔、次子陶融。
而在後世為數不多的研究者看來，陶亢德能夠聯係諸多文化名人的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堅持不肯加入任何文學派別，隻是單純為文字服務。他曾說過，“辦雜誌隻為辦雜誌”，他期待自己手中的雜誌隻為讀者和作者而辦。因為靠譜、不結派，這位編輯讓無論是當時聲名鵲起、個性十足的左翼文人群體，還是提倡閑適、幽默的“論語派”林語堂，都能和他和平共處。具備經濟頭腦是陶亢德辦刊的另一大優勢。在民國的動蕩時期，陶亢德深知稿費對“窮文人”貼補家用的重要性，因此，他在金錢上從來對作者都不敢怠慢，稿費開得很快，水平可以達到千字五元，這在當時是最高標準。在另一端，他對待讀者也是盡心盡力，甚至想出一些現代人常用的“營銷手段”和讀者交朋友。老舍曾經在陶亢德旗下的人間書屋出版《櫻海集》，當時陶亢德就曾宣布，讀者可以節約成本直接從出版社郵購《櫻海集》，如果寄丟了，他負責再贈一本。為此，他沒少被身邊人責罵浪費成本，但其實他計算過，多印一二十本書並沒有提高多少成本。事實證明，他的判斷正確，書賣得不錯，也幾乎沒有讀者來找他重新郵寄書。不過，盡管認識這麽多文化名人，陶亢德的耿直性格沒變過，他對兒女的家教有一條就是“不攀高枝”。他對所結交的人的評價，也不因這個人的名氣大小而改變。其中一個例子就是他對魯迅的態度，陶亢德始終崇敬自己的同鄉魯迅，他經常給魯迅寫信約稿，魯迅也在信中和他探討學日語等生活瑣事，並給他主編的雜誌投了《學生與玉佛》《論諷刺與幽默》等十幾篇文章，二人可以說是關係密切。
但到了辦《人間世》時期，一切起了變化。因為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日益猖獗，國難加深，社會風向轉變，閑適的“論語派”招來了很多人的抨擊。魯迅與曾經的朋友林語堂分道揚鑣，也不再支持“論語派”。陶亢德對此不知情，為吸引讀者，他依然邀請魯迅為雜誌拍攝個人照片，結果魯迅在回信裏斥責了他一番。這件事情讓陶亢德無法釋懷，他覺得魯迅這麽做不合乎文明禮儀，也為自己的雜誌鳴不平。在他看來，哪怕是輕鬆的《人間世》，也曾是文學大家發文章的園地，並不是隨隨便便的地攤小刊。此外，在編輯“論語派”三本知名刊物時，陶亢德盡管和周氏兄弟都有著交往，他和周作人在感情上更契合，因為周作人的脾氣比較好。但陶亢德還是保持著底線。對於周氏兄弟失和的事情，他在回憶錄中有所提及，但並未說出他聽到的原因。而自己編輯的《論語》和《宇宙風》雜誌首先發表了老舍的代表作《駱駝祥子》和《牛天賜傳》，陶亢德更是有伯樂之功，他自己也引以為傲。陶亢德也深知自己的性格特點，他受了年輕時讀的那些舊式小說的影響，“迂腐”，不太通人情世故。女兒陶潔笑稱，他們全家人都受了陶亢德性格的影響，她教書多年，至今也不會“領會領導意圖”。在香港辦刊時，陶亢德習慣性穿著長衫，因為這樣的固執、倔強，他被外界誤傳為是“汪精衛派”，因為當時社會上流傳一個笑話說“汪派”穿長衫。而這種倔強的性格，“單純辦雜誌”的主張，可能也是他日後坎坷境遇的原因。1939年，時局變化，陶亢德的好友徐訏勸說他去重慶，他沒找到經濟上的出路，就在香港、廣州等地繼續辦《宇宙風》，並在已經成為“孤島”的上海持續編輯《宇宙風乙刊》。太平洋戰爭爆發，“孤島”淪陷在日本人手中後，滬港交通斷絕，他的出版社和雜誌都無法繼續運營下去。後來他參與《中華日報》，又接辦了有日資背景的“太平書局”，問題就變得嚴重起來。抗戰勝利後，“太平書局”成了敵產，陶亢德被送進監獄。陶亢德當然覺得委屈，申辯他辦書局請示了當時國民黨在上海領導他的人。實際上，他所編寫的文章也確實沒有為日本人說話的內容。他曾用這些理由在法庭上為自己爭辯，沒有成功。自此，這位上海灘知名編輯的人生，急轉直下。1947年，陶亢德被釋放出獄。新中國成立後，他在幾家出版社做過編輯，也翻譯了幾本書，還曾到北京找老友周作人等人商討翻譯工作。在女兒陶潔印象中，父親的執著勁兒沒變，那段時間因為職業自由，他經常在家念俄語，還找白俄羅斯人教他。在陶潔1954年去北大上學之後，父親還給她寄了三本當時稀有的牛津字典，讓她頗為驚喜。但好景不長，1958年，有過曆史問題的陶亢德被補劃為右派。1965年“文革”前夕，他又被打成“曆史反革命”，自此，陶亢德20年來再沒做過文字工作。50年代初，陶亢德也籌劃著為翻譯工作做貢獻。曾經一直拒絕攀高枝的他，曾試著聯係老舍，“碰了一鼻子灰”。老舍在《我是如何寫駱駝祥子的》一文中對他的稱呼是《宇宙風》的編輯，沒有姓名。而在日後的各種版本的鄒韜奮傳記中，陶亢德這個角色也幾乎消失了。《陶庵回想錄》中提到過一件事，“文革”中的陶亢德去派出所接受例行訓話，有路人指著他說，這個人以前很厲害的，現在卻成了這個樣子。
《陶庵回想錄》
經曆了這一切的陶亢德學會謹言慎行。1979年3月，已經摘掉“帽子”的陶亢德，收到了魯迅紀念館的工作人員送來的、徐訏從香港給他寄來的信。徐訏是陶亢德最為惦念、最為信任的老友之一，後來去了香港生活，兩人一別二十多年。或許是出於謹慎習慣，陶亢德沒有回複這封信。但在《陶庵回想錄》中，他全文引用了徐的來信，並為這位一直熱情對待他的老友寫下悼辭。他在書裏動情地說，他們的友情“至死不減”。回上海探親時，陶潔曾和父親在家中居住過一個星期。那是“文革”末期，一輩子酷愛工作的父親難得地開始為她做飯，和她嘮家常。那是她成年後，唯一一段和父親密集聊起曆史的日子。20世紀90年代，陶潔就聽哥哥說，父親生前寫了回憶錄，但她長居北京，偶爾回到上海也沒有時間細問。2014年，陶潔得到了父親回憶錄的複印件，讀完後，陶潔深知其中的曆史價值，但因為長期積累的複雜情感和對曆史問題的顧慮，她和家人們都沒想過將回憶錄出版。從前，因為怕父親的身份造成影響，哪怕是身為文學研究者的她也很少和人提起，自己的父親與魯迅有過交往。直到2016年年底，文史研究者宋希於讀到了陶潔撰寫的一些回憶文章，裏麵提到了陶亢德回憶錄的存在，也提到了一些他從未見過的新史料。他聯係到陶潔詢問這本回憶錄的情況，並建議她將其出版。作為這本書的特約編輯，他對陶亢德在寫作中出現的一些記憶偏差、表述模糊不清的地方盡量做了考證，並根據史料和陶家人的回憶文章編輯了附錄。晚年的陶亢德變得柔軟、溫和。他提到老友周作人會潸然淚下，會因為老舍家人在信中一句親切的稱呼，就對曾經發生的一切不愉快表示和解。他也開始反思自己，覺得自己當年的一些行為可能並不恰當，才導致了後半生的坎坷。“他更多的是在找自己（發生問題）的原因，這一點我還是很佩服。”陶潔說。如今想來，她有些後悔，後悔很多事為什麽不趁著父親在世多問一些，如今，她已經沒有機會再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