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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團肅反大事時間表記
1、1928年8月28日，六屆中共中央發出《中央致江西省委信》，指示江西黨“應提出反豪紳——AB團——階級政權的口號”。主要負責人，周恩來、李立三、項英等。
2、1929年3月27日，六屆中共中央發出《中央致江西省委信》，指示“AB團代表著江西最反動的封建勢力，是最要注意的”。主要負責人，周恩來、李立三、項英等。
3、1929年8月20日，六屆中共中央發出《中央關於景德鎮罷工鬥爭給江西省委的指示信》，指出，“在江西有相當勢力的改組派、AB團以及第三黨”。主要負責人，周恩來、李立三、項英等。——1929年3月27日與1929年8月20日兩封指示信，是中共中央鑒於江西省對AB團等不夠重視而發。
4、1929年11月13日，六屆中共中央發出《中央給江西省委的指示信》，嚴厲批評江西省委對AB團“沒有引起黨嚴重的注意這無論如何是錯誤的”，指示“肅清改組派，第三黨、AB團的影響，擴大我們的政治影響”“ 積極地擴大反AB團大同萌、改組派、第三黨的鬥爭”。主要負責人，周恩來、李立三、項英等。——此間，周恩來、李立三、項英等已經獲悉中央特科“國民黨方麵沒有AB團這個特務組織”的情報。
5、1930年4月，六屆中共中央發出《中央給江西省委的指示信》，指示“須抓緊反機會主義、改組派、AB團的鬥爭”。主要負責人，周恩來、李立三、項英等。
6、1930年4月，六屆中共中央派出巡視員劉作撫來江西，專門督促江西黨抓緊反富農、肅反AB團工作。劉作撫鑒於贛西南在特委書記劉士奇等的領導下反富農、肅AB團不力，親臨贛西南特委下屬的幾個特委，督促掀起反富農、肅AB團的熱潮，破獲了不少AB團，並有七八百AB團自首。
7、1930年5月，贛西南特委書記劉士奇、曾山等在中央多次批評和指示下，在中央巡視員的親自督促下，展開了“紅色五月”運動。在劉士奇、曾山等的領導下，加緊了政治宣傳攻勢，提出不少政治口號，但卻不以打AB團為任務和手段，而是在實際工作中發現敵特破壞現象後，針對性的肅反打AB團。這一客觀的肅反工作方式，被中央巡視員和贛西南李文林宗派發覺，指責劉士奇、曾山等“隻有政治口號，不用組織手段推動”。
8、1930年5月，彭德懷率紅五軍“離開茶悠縣境，來到蓮花安福永新交界的錢山地區，此地雖小，地主很多，改組派AB團活動的很有組織，並有一部分群眾”，發現AB團，並打AB團。
9、1930年6月，中央巡視員和李文林宗派勢力掌控的“西路行委”（結合彭德懷屠殺袁文才、王佐的原湘贛邊特委，富田事變發生後，響應支持事變的地方黨。隸屬於贛西南特委），6月25日，頒發《反改組派AB團宣傳大綱》。以“廣州經驗”為標本，號召“實行赤色清鄉”“赤色恐怖”以“肅清紅旗下的奸細”。命令各級組織：如發現群眾中有動搖表現不好的份子，應捉拿交蘇（維埃）政府究辦，凡出來生疏的經過赤色區域必須嚴格檢查，如有嫌疑應即拘捕交蘇維埃政府，赤色區域內的民眾流通應持所屬蘇維埃通行條子。“現在各級蘇維埃應加緊肅清反革命的工作，捕殺豪紳地主反動富農份子以示警戒，但是殺人要有反動事實可證，嚴禁誤殺”。
“西路行委”隸屬於贛西南特委，以一下級黨委而命令各級黨委，是嚴重的破壞組織原則的手段。這既是中央巡視員和李文林宗派勢力對上級贛西南特委書記劉士奇“隻有政治口號，不用組織手段推動”嚴重不滿，也是向劉士奇發出的警告。但是，由於“西路行委”的這個行為直接受到中央巡視員劉作撫等人的支持，劉士奇、曾山等並無其他辦法給予糾正和批評。由此展開了熱烈的反富農、打AB團的活動。中央巡視員劉作撫向中央匯報道：“我到了北路，富農問題我又嚴重的指出，所以北路富農鬥爭比較深入，北路群眾對富農問題才特別加緊，所以 AB 團、改組派在加緊富農鬥爭中即把 AB 團改組派從組織裏政權裏破獲了一些，隻要富農鬥爭特別加緊，AB 團改組派不難肅”；“對 AB 團改組派均采取奪取群眾殺其領袖準許 AB 團的團員改組派的黨員自首，吉安西區 AB 團自首已有幾百”；“AB 團、改組派、富農地主，這幾種在政權機關裏發現得有，永新破獲 改組派的組織，興國、永豐、吉安西區、安福西南區都破有 AB 團的組織，尤其是古安西區 AB 團有二千餘人，自首有七八百人”。
10、1930年8月，中共中央做出《肅反決議》。關於這個《肅反決議》的來龍去脈、主要內容、何人主持，沒有相關資料，隻有譚啟龍在回憶胡耀邦的文章裏與胡耀邦一起回憶過這個事項。因此，《肅反決議》是周恩來、瞿秋白、李立三、項英等一起主持做出，還是李立三、項英主持所做（周恩來8月中旬回國，瞿秋白稍後也在8月回國），無法知道。
11、1930年8月，李文林參加6月的“立三中央會議”後，回到贛西南。5日，秉承“立三中央”領導人李立三、項英等的旨意，主持召開“二全會議”，全麵針對毛澤東進行批判，並指責特委書記劉士奇領導期間“隻有政治口號，不用組織手段推動”等錯誤，趕走了劉士奇，而且建議中央開除劉士奇黨籍。成立了新的贛西南特委，醞釀成立江西省行動委員會，推動“立三路線”和反富農、打AB團的肅反。之後，又糾結宗派勢力，暗中成立“反毛組織”。
12、1930年9月，以李文林為核心的贛西南特委秉承中共中央旨意，於24日頒發《緊急通告第20號——動員黨員群眾徹底肅清AB團》。廢除了毛澤東“廢除一切肉刑”的政策，號召使用“肉刑”，並把殺人的權力下放到基層。規定“AB團非常陰險狡猾、奸詐強硬，非用最殘酷拷打，決不肯招供出來，必須要用軟硬兼施的辦法，去繼續不斷的嚴形（刑）審問，忖度其說話的來源，找出線索，跟跡追問，主要的要使供出AB團組織，以期根本消滅”。“對於首領當然采取非常手段處決，但須注意，在群眾大會中由群眾斬殺。……富農小資產階級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團殺無赦。……工農份子加入AB團有曆史地位，而能力較活動的殺無赦”。到10月，開除的地主富農有一千多人，消滅了一千多AB團。贛西南蘇維埃政府工作人員的四分之一被打成AB團，也大多被殺。
13、1930年9月底，中央長江局特派員周以栗到來。“我此行所見及感覺許多地方，發生嚴重的富農路線機會主義，使革命工作發生嚴重的危機，值得向你們說一說。自鄂東南到贛西南的蘇區，一般來說，對土地問題，都是非常忽視。第一是不分配，第二分配了都是富農路線。如以勞動力為標準及不實行抽多補少抽肥補瘦，致不能滿足貧苦農民的要求，發動廣泛群眾，特別不能開展農村中階級鬥爭——廣大貧苦農民群眾對抗富農。結果地方暴動普遍的未完成。農村中造成嚴重的赤色群眾反水與赤白對立，特別是因為階級鬥爭不深入一方不能樹立雇農貧農的革命權威反而因革命得不到利益，一部分落後群眾倒被富農欺騙過去，一方富農分子，反取得革命的領導，混入一切革命機關圖謀反革命。在鄂東南有改組派，八百大暴動的布置，在贛西南自黨團的最高機關，西南兩特委，西南蘇府直至支部與赤衛隊、紅軍，紅色郵局，充滿了AB團，很有計劃的與鄧英等聯絡，一舉消滅贛西南的大暴動。”
14、1930年10月，毛澤東率軍由福建湖南轉回贛西南。4日攻占吉安，朱德等繳獲有關AB團等敵特文件。毛澤東、朱德、周以栗等總前委領導人和中央特派員，與贛西南地方黨會談，聽取地方黨的工作通報。總前委、周以栗等會議商決工作，並以毛澤東名義向中央匯報，即10月14日毛澤東代表總前委向中央的匯報信《給中央的信》：“近來贛西南黨全般的呈一非常嚴重的危機，全黨完全是富農路線領導，轉變農民意識的口號為富農地主用去反對貧農雇農，致根本動搖贛西南平分土地的趨向。黨團兩特委機關，贛西南蘇維埃政府，紅軍學校，發現大批AB團分子，各級指導機關，無論內外多數為AB團富農所充塞領導機關。故平分土地也隻是‘抽多補少’沒有‘抽肥補瘦’，因此，富農得了好田，雇農貧農還是壓迫的形勢，所以重新分田使雇農貧農收到利益，把富農壓迫下去肅清富農領導，肅清AB團，贛西南黨非來一番根本改造，決不能挽救這一危機。目前總前委正計劃這一工作，但恐為行動所阻，不能很好的完成，中央須大加注意和幫助。”
毛澤東迫於被批判的形勢，更由於贛西南李文林、總前委朱德等對AB團的了解，不得不在匯報信中陳述中央“徹底改造”的指示和打AB團肅反的有關內容。但是，毛澤東采取了以往慣常對待中央胡亂指示的“拖”的辦法，表示“非來一番根本改造”後，把“球”踢給了中央：“目前總前委正計劃這一工作，但恐為行動所阻，不能很好的完成，中央須大加注意和幫助。”
因此，毛澤東向中央信件匯報後，不但沒有絲毫表示（連政治口號都沒有），而且，還幫助李文林等組建江西省行動委員會。
15、1930年10月25日，李文林為書記的江西省行動委員會，以贛西南特委的名義，向總前委毛澤東等通報《中共贛西南特委決議——接受總委指示，派人建立江西省委與提議計劃分特委》的決議，明確表示“省委被敵人破壞後，贛西南特委即直受中央指揮”，即不但脫離總前委的領導，還要居高臨下的行使對紅軍的“指導權”—— 中共中央1928年6月4日的指示信，規定了前委所有管轄的範圍和與地方黨的組織關係，依據環境來決定，所有管轄區域內工作，完全由前委指揮。前委在江西時受江西省委指導，在湖南時受湖南省委指導。
16、1930年10月26日，李文林等為了糾正總前委毛澤東的“右傾錯誤”，來總前委所在地實行“指導”，由此，召開了紅一方麵軍總前委和江西省行動委員會的聯合會議，即“羅坊會議”。會議決議在有關AB團肅反的問題上，規定“從政治上指出AB團各種欺騙陰謀。肅清在群眾中的影響，嚴厲的鎮壓AB團，處決AB團中一切活動分子”。
由於毛澤東的反對，中共中央和贛西南黨頒布號召的“肉刑”政策，沒有被寫進決議，但毛澤東的“廢除一切肉刑”的政策，也同樣沒有能寫進決議。此時的毛澤東，由於中央特派員周以栗督促總前委執行“立三路線”攻打大城市，還由於紅三軍團彭德懷等人不接受毛澤東“誘敵深入”的反圍剿戰略，毛澤東正苦於做說服工作。同時，給地主富農以出路、平均分配土地的政策長久難以貫徹，毛澤東在“羅坊會議”期間，為了避免激化矛盾，大部精力用在說服彭德懷、李文林等接受“誘敵深入”的戰略，同時，召集基層農民，調查土地政策的問題。“羅坊會議”與毛澤東召集當地農民戰士調研土地政策的會議同時進行，“羅坊會議”結束後，毛澤東的調查會還在繼續。會議結束後，毛澤東轉頭去興國縣調查土地分配問題。
對AB團肅反，毛澤東再次采取“拖”的辦法：“羅坊會議”雖然不得不寫進AB團的有關內容，但毛澤東並不向下有任何表示，即依然“不用組織手段推動”。
17、1931年11月，彭德懷率先聯合贛西南地方黨對紅三軍團的逃兵，當作AB團來打。“頃接紅三軍團政治部公函內稱：目前政治形勢與我們行動的具體轉變，鴨比團分子混進到紅軍中搗亂，……其因嫌疑潛逃或尚未在發覺前開小差的，往往有計劃的私竊各部隊圖章打放行條子，出各地步哨，甚至鼓動思想落伍的士兵一同開小差，……致使漏網。在這一形勢下，如果放任下去，將使反動分子得以幸免。……本部為著挽救這一危機起見，以後關於本軍批準請假的官兵夫，製定護照發給各部隊。在每師須師長、政治委員加蓋私章，全軍性的或直屬部隊的，須由軍長、政治委員或主任加蓋私章。”不然的話，“地方政府和革命武裝團體可以扣留查辦” ⑷。
18、1931年11月底，紅一方麵軍總前委實行戰前動員，即“快速整軍”。彭德懷領導的紅三軍團，在討論如何快速整軍時，發現了AB團，隨即成立各級的肅反委員會等組織，把快速整軍轉化為“肅反整軍”。總前委毛澤東等在高級將領的要求下，批準肅反打AB團。總前委毛澤東等規定，團以上成立肅反委員會，團一級有抓人的權力，師黨委有殺人的權力，不必向上級匯報。總前委采取不幹涉的態度。
19、1930年11月底到12月初，為期七天的“快速整軍”中，彭德懷領導的紅三軍團，違背總前委的指示，把抓人殺人的權力下放到連隊。而且，明確表示打AB團主要是對準江西籍的幹部戰士。時為團政委兼該團肅反委員會主任的黃克誠，本隻有抓人的權力，卻領導殺了上百人。
20、1930年11月初，蕭克為師長的師，早已開始打AB團。“快速整軍”開始後，本來規定為期七天，蕭克卻“和師政委張赤男及各團幹部都沒幹什麽別的事，主要精力就是打AB團”，打了十幾天，殺了近百人。
由於毛澤東“廢除一切肉刑”的政策被廢除，更由於毛澤東被中央嚴厲批判、下令調離、紅一方麵軍總前委已被周恩來等明令取消、中央和江西黨號召使用“肉刑”，黃克誠、蕭克這樣的文化素養很高、曆來有著獨立思維、明確知道毛澤東“廢除一切肉刑”決議的高級將領，一反常態的在所部對追隨自己出生入死的幹部戰士，極力使用肉刑，抓了就打、再抓再打、供了就殺。
作者：老衲，來源：飛揚軍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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