螳螂川從滇池水口至與馬料河匯合處10多公裏的水道稱為海口河。海口河是滇池的“盈涸鎖鑰”。但海口河從出口至平地哨一段，河床平緩，水流緩慢，而後經滾龍壩至石龍壩一段，坡陡流急，落差30餘米。明崇幀十一年(1638年)，徐霞客遊曆此地，寫道：“峽中螳川之水湧過一層，複騰躍一層，半裏之間，連墜五六級，此石龍壩也。”
石龍壩的湍流在偏僻的山穀中寂寞的流淌了千百萬年，一直到上個世紀初，才迎來了新的使命。1912年，這裏建成了我國第一座水力發電站——石龍壩電站。這不僅使得近代文明的標誌之一的電燈進入邊疆一隅的千家萬戶，使昆明工業有了新的發展平台，也開創了中國水電建設的先河，被尊奉為中國水電站的鼻祖。而對那些西方世界的人們來說，這更是一個奇跡。1927年1月出版的《西門子》雜誌第7卷第1期《雲南府•中國第一個水電站》中這樣寫道：“在中國這個大國的內地，還很少能夠找到現代工業設施。但是，我們認為，由於它有著極為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四億人口，工業的發展必然會得到認真考慮。一般的中國人比其任何人民都守舊，墨守於祖輩的東西。因此，對於那些可以改善他們從祖輩以來就習慣了的簡樸生活的革新，他們是很難接受的。但是，在這個國家偏僻的內地，在那遠離世界貿易潮流與西方文化隔絕的地方，也已有人準備將西方技術成就引進到自己的土地上……雲南府的這個工程是中國建設和運行的第一個水電站……”
法人要求辦電，遭到錫良拒絕
中國那麽多大江大河、北京、上海、廣州那麽多發達的城市為什麽它會產生在這麽偏僻和不發達的地方。其主要誘因是滇越鐵路。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法國人以滇越鐵路即將通車需要電燈照明為理由，向雲南地方政府提出要求，準其在距昆明40公裏的石龍壩利用螳螂川水力資源修建發電站。這就是石龍壩水電站興建的直接誘因。
然而，滇越鐵路的修築也帶給了雲南人民無盡的屈辱、鮮血和掠奪，這也喚起了雲南有識之士的憂慮和反擊，上至三位雲貴總督丁振鐸、錫良、李經羲、雲南文化名人陳榮昌、李坤、勸業道劉岑舫、商人王鴻圖等，下至一般百姓掀起了一股發對法帝國主義的實業救國浪潮。
因此，當法國人向雲南地方政府提出修建石龍壩電站的要求後，立即受到雲南官員的發對。當時雲南的勸業道劉岑舫向雲貴總督錫良慷慨陳詞，說：“法國人借鐵路用電在雲南修電站，恐怕是個名，日後大刮我省之財富，此才是實。雲南乃中華之邊地，曆載軍事要衝，雖軍政開支頗重，財力入不敷出，但國人應有民族之誌。可否招商納股，籌資自辦，以壯我雲南之實。”劉永祚的這番話一下子煽起了錫良的憤怒情緒。錫良說道：“辦電站豈容他人複擾，要辦就自辦，所需銀兩官籌民集。”於是錫良便以“權利所在未允，旋議自辦”，拒絕了法國人的要求。
官商合辦改為商辦
雲南勸業道劉岑舫順應人民呼聲向雲貴總督請準由本省官商合辦電站之後不久，在昆明街頭出現了這樣的告示：
各商號市民請注意
今有法人企於我滇池出口之螳螂川辦電，為吾國吾民之權利所在，為壯我民族之實業，經與雲貴總督初議，擬由本省官商合資自辦。茲鑒政府財力所限，如願意入股集資者，不分卑賤多寡，望即與勸業道索函取章，共促辦電早成。
清王朝此時已經是朝不保夕，讓士紳、商人和百姓集資籌錢與官府合辦電站是無法實現的，沒有人敢冒這個險。因此，一直到1909年11月，籌建電站所需的50萬銀元，遲遲不能落實，籌措無果。這時，勸業道劉岑舫十分著急，他想到了雲南錢王、“同慶豐”商號創辦人王熾的長子雲南商會總經理王鴻圖（王筱齋）。幾經多次與王鴻圖進行磋商。為了不讓辦電權落入外國人的手中，王鴻圖毅然答應出麵領銜辦電，並決心以商界為主自辦電站，同時將其改為商辦，招募商股。
25年內不許外人來滇辦電
1910年初，成立了由王鴻圖任公司總董事長，董潤章、劉誠和、袁嘉猷、施喚明、吳清源、李瀚、曹濟川、左益軒、李鍇、陳天駿、雷巽坤、呂興周、楊鈞、王廉、熊燦文、裴長清、付謙、李祖培等十九位雲南各界知名愛國人士為董事會成員的第一屆雲南耀龍電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其中包含了騰衝商幫、大理商幫、文山商幫等多家商幫。
董事會向劉岑舫稟呈了成立雲南耀龍電燈股份有限公司的提案，劉岑舫立即將此案轉呈了雲貴總督李經羲。李經羲立即對呈文做出了“仰雲南勸業道查案核明，詳侯谘部注冊給照立案可也，”的批複並斷然拍板：從今起，25年內不許外人來滇辦電。
股份製的誕生和艱難的資金籌措之路
雲南耀龍電燈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後開始招股集資，招股告示貼出後，大家一聽說是由王筱齋牽頭擔保，商家紛紛響應入股，這個頗具股票雛形的招股集資形式便先後招商股8856股，每股10元，共計收到花銀88560元，雖然招股集資籌到了一定的資金但距離50萬銀元的目標還有很大的距離。其原因為當時商人和民眾對“電”十分陌生，存在諸多的疑惑和謹慎，導致招股不太理想。
1910年2月13日，雖然資金存在較大的缺口，但商辦耀龍電燈股份有限公司還是成立了，當天召開了中國曆史上真正意義的第一屆董事會，會上明確了公司章程和決議。這在當時的中國是領先的，會議形成的相關決議現在被陳列在石龍壩水電博物館的展室之內，不少決議在今天來看都是比較實用和高效的。其中有兩項決議至今令人感歎：一是股東大會明確提出“本公司股東無論官紳商，凡入股者均一律以股東看待，不分畛域”。按照章程，這些董事“均盡義務不支薪水”。
本次會議再次明確了電站的商辦性質，再集股本銀元25萬元，其中除了勸業道劉岑舫代表官方認招股交付機器的頭兩批約11餘萬元外，其餘13萬元餘元由商會和電燈公司各股東負責認領並按期付款。
通過兩次招股集資，共籌集到了銀元338560元。至此，中國水電鼻祖的石龍壩水電站基本上完成了籌建所需要的大部分資金和官方明確的批準，電站正式進入了建設實施階段。
根據雲南貴總督李經羲批複、呈文專利年限和雲南從今起二十五年不許外國人來滇辦電的規定，從此使雲南的水電資源一直掌握在了中國人自己的手裏。雖然其間法、德帝國主義對電站的領導控製權進行了爭鬥，但在滇有識之士付出慘重代價後電站始終留在了中國人自己的手裏，滇人並未喪失對水資源保護利用的主權。
引進新技術
1910年2月電站開工在即，王筱齋因到南京參加賽會，臨行前委托陳柄熙擔任董事長，陳柄熙於5月召開由董事會，根據組織辦法，推舉左益軒為總經理，施雲卿為協理，駐石龍壩負責一切工程建設，左益軒本人對實業公益之事十分熱心，特別是石龍壩水電站建設是地方利益和權利所在，他慨然同意，務求達成電站的建設，左益軒因此也成為了石龍壩水電站的第一任總經理。
電站籌建之初的經費預算為50萬銀元，雖然經過兩次招股、集股，籌集到了338560銀元，距離預算還有很大缺口，在電站建設開始建設的時候，資金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為了保證電站建設的順利進行，由公司董事長王鴻圖和陳德謙二人擔保，向滇蜀騰越鐵路公司、大清銀行、富滇銀行、同慶豐等借款40餘萬銀元，保證了建設電站的資金投入。
在耀龍電燈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時，耀龍電燈公司就對國外的發電機和發電技術進行了考察和了解，董事會決定向世界具有先進發電技術的國家進行招標采購，由於滇人對英、法帝國主義的對雲南肆意掠奪的痛恨，董事會一致同意將英、法排除在合作招標之外。經過比選，決定與美國和德國洋行談判。由於美國洋行代理的美國公司（今通用公司）條件苛刻，需要進行總承包並壟斷技術，而選擇了德國洋行代理的德國公司（西門子公司）。德國公司可以提供產品和技術但價格比美國公司高得多，經過董事會研究，決定采用德商禮和洋行代理的德國西門子公司的產品和技術，雖然價格高，但是中國人需要學習和掌握這門技術，今後掌握主動權，不能因為技術受製於人。於是由德商禮和洋行向德國西門子公司訂購發電機並向德方聘請技術人員負責工程勘測、設計、建築、安裝、生產、管理。
勘定地址 水電站開工建設
1910年6月2日，剛上任不久的左益軒便陪同從德國聘請的水機工程師毛士迪亞和電氣工程師麥德華騎馬對石龍壩周邊地形、螳螂川水流、水勢進行實地勘察，將具有“實海口下遊當之關鍵”的九子母山下的岩石河床選定為建設攔河壩的最佳位置。毛士迪亞和麥德華在此地實地勘察中，被石龍壩河陡水急，墜級爭趨的岩石河床所吸引，於是在此進行了攔河壩（今滾龍壩）的建設，通過攔河壩將螳螂川水圍堵起來，形成蓄水池後將水沿山勢從螳螂川河道中分離出來，再通過1478米的引水渠引導，將水引導發電車間上方，形成大約15米的高差，利用水流落差進行發電。
當水電站的攔河壩、引水渠、發電機房勘定後，土木工程當即展開。電站建設需要大量的工匠，於是耀龍電燈股份有限公司向省內外發布了招募工匠的消息，一時間雲南各地及四川、貴州、河南、廣東等地的能工巧匠紛紛趕來應試。經過嚴格的挑選，招收了泥匠、木匠、石匠等千餘人，其中不乏五六十歲的老者和十七八歲的青年，公司還從這些工匠中挑選出技術好、威望高的作為各個建設工序和項目的負責人。同時根據電站勘定的範圍，耀龍公司在石龍壩周圍購置了235.57畝土地，除了電站所需機房外，還要建蓋辦公樓、專家別墅樓、職工住宿等配套設施。1910年8月21日，經過1個多月的緊張籌備，商辦耀龍電燈股份有限公司石龍壩水電站建設工程正式開工建設。
從這一天起，在左益軒和2名德國工程師的組織和指揮下，1000多名中國勞工和技術人員開始了中國水電史上的偉大創舉，在西南邊陲的偏僻之地用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技術，創造著一個奇跡。在約2公裏的滾龍壩、發電車間、廠區內的施工工地上號子聲和敲打聲不絕於耳，崩山炸石，不顧危險，分段全力趕工建設，電站的工作人員與工人一樣每天淩晨4點開始做飯，天一亮就出工幹活，天黑才休息。由於左益軒領導有方，鼓勵有術，每個工地上的工人都是積極拚命的幹活，都希望早一點建成電站。在今天水電站保存的石碑上，對這段曆史有這樣的描述：“各項工人踴躍從命，年餘來不避雷雨風霜亦不計年節星期，一鼓作氣銳意前驅，隻期兼程以並進，不辭險阻之艱難，以故長千四百七十八米達之河，高數丈之石機房以及滾龍壩、瀉水河、正河……築路、開井、運機等項工程未幾即次第落成。”
巧運設備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隨後雲南爆發了“重九起義”，清王朝的統治被推翻。但石龍壩電站經曆短暫停工後，一切依然按原計劃進行。經過所有建設者的齊心努力，一道長55米，高2米、17個孔閘門的攔河石壩在螳螂川河道中建立了起來，一條長1478米，過流量8個立方米/秒的全石砌引水渠如玉帶一般嵌在了山腰，一座麵積345平方米的中西合璧的石砌水輪機房拔地而起，高差15米的落水管道已經接通。
以此同時，耀龍電燈公司通過德商禮合洋行向德國西門子公司訂購的2台240千瓦的發電機組從德國起運昆明，發電機、水輪機和變電櫃等數十噸重的龐然大物漂洋過海，經海路由輪船運到越南的海防，再通過854公裏的滇越鐵路運到了昆明。麵對幾十噸重的龐然大物，在當時昆明現有的運輸水平和通行條件下是不可能進行整裝運輸的，雖然耀龍公司已經準備了300多人來運輸這些設備。於是大家在技術人員的指導下采取螞蟻啃大象的辦法，在火車站將機器拆散後分裝在大木船上，由多張木船通過盤龍江進入滇池運到了海口，再經過螳螂川河道運達平地哨，機器在平地哨下船後，此地距離石龍壩還有7公裏的上路，在便捷的水路運輸到此結束後，300多人的運輸隊將拆散包裝後的機器設備搬到了岸上，由此開始了電站前最艱難漫長的7公裏運輸。300多人的運輸隊將幾百至幾噸的設備放置在滾木上，在十多頭大水牛牽引下，緩慢的向石龍壩進發。有人在前麵開路、有人在滾木四周拉扶著機器設備、有人在滾木後麵通過撬棍與水牛一起使勁，一寸一寸的滑動、一步一步艱難地向前挪動，情況糟糕的時候一整天才能前進幾十米，短短的7公裏路程，運輸隊卻足足用了一個半月才將這些機器設備安全的運到了石龍壩發電車間（今第一發電車間）。這7公裏的路程所耗費的時間占了整個運輸時間的很大比重，可以想象得出當時一群衣衫襤褸的中國水電鼻祖的建設者們用最簡陋的工具在屈曲不平的山路上，將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機器設備運送到安裝點的艱難景象。
敲鑼打鼓上街賣電
經過建設者們的艱辛努力，終於將螳螂川河道內的水通過1478米的引水渠引到了發電機房上方的攔河壩內，再1912年5月28日，在這個中國水電發展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時刻，隨著閘門被打開的瞬間，滾滾的螳螂川河水從15米高的第一發電車間攔河壩內轟隆隆的衝下，帶動起兩台240千瓦德國西門子發電機的轟鳴，電流由23千伏的輸電設備通過34公裏的輸電線路送到了昆明城小西門水塘子變電站，3000盞電燈如璀璨的夜明珠照亮了昆明古城的夜空，同時也點亮了現代文明之光，中國水電事業從此邁出了堅定而有力的第一步，中國水力發電由此誕生。
電站向昆明城供電之初，由於當時昆明市城的人們對電還缺乏認識和了解，加之社會長期處於封閉狀態，人們守舊觀念十分強烈，對新生事物不容易接受，用電的人數很少，到1913年電站股金收入為134080元，而負債數為366272元，負債數為資本的2.73倍。收入和支出形成巨大的逆差，電站處於嚴重虧損的狀態，電站生存出現了較大問題。
建了電站卻賣不出電去，股東們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為了宣傳用電的好處，於是總經理左益軒組織電站員工到昆明敲鑼打鼓上街賣電，還“由公司免費供給燈膽（燈泡）、燈頭、花線，點燈試用一月，如意之後再按常燈計費。”（常燈每月每燈收一元）同時將油燈、洋蠟與電燈的開銷做比較，讓市民自己進行對比。這次推銷比較成功，三、四個月後，由於電燈明亮幹淨，無需經常有人照管，昆明城越來越多的有錢人和商家們逐漸接受了電燈，用電燈盞數增加到了3000盞。根據《昆明市誌》記載“到民國十三年之時，全市安設常燈表、燈表，共一萬五千餘，照電表一千零三十個，每月供給各工廠之電量計400千瓦。每月共收入燈費一萬五千餘百元，馬力費”八百餘十元。”
隨著用電戶數的增加，電站由起初賣不出電到後來愁發出來的電不能滿足昆明城的用電需求。1918年雲南第一座自來水廠在翠湖誕生，電影院、造幣廠、碾米廠、五金廠、兵工廠等相繼在可能出現，昆明出現了用電高峰，同時雲南早期的第一批產業工人應運而生。
石龍地，彩雲天
1923年，石龍壩水電站進行了擴建，利用第一發電廠車間尾水在內廠區內新修築了一條長400米的引水渠，利用16米的落差修建了第二發電車間，安裝了西門子公司兩台276千瓦的水輪發電機，1926年3月7日建成發電，保證的昆明市民生產、生活用電。雲南唯一的清末經濟特科狀元袁嘉穀欣然為石龍壩水電站第二車間的建成發電題寫了：“石龍地，彩雲天；燦霓電，億萬年”。並勒石記錄在二車間青石樓梯攔板上。
隨著時代進步和昆明城市用電量不斷增加，在1930—1933年石龍壩水電站進行了第二次擴建，將滾龍壩蓄水量提高到3萬立方米，進行時峰調節（根據用電量大小的時段進行水量和發電量的調配），並將一車間其中一台240千瓦的水輪發電機改為720千瓦機組。
1935年和1936年，由於昆明用電量的激增，電站又相繼進行了第三次和第四次擴建，擴建後總裝機達2440千瓦，仍是中國最大的水力發電站。
抗戰時期的石龍壩電站
抗日戰爭期間，大量工礦企業相繼遷入昆明。同時，國民政府和雲南地方紛紛在昆設置和開辦工廠企業，如發電廠、53兵工廠、電力製鋼廠等，據國民黨政府經濟部的統計，1940年昆明地區主要的工廠企業已達80個，僅次於重慶和川中區，居西南第三位。
為滿足這些單位的用電，當局一方麵興建昆湖電廠，一方麵要求就耀龍電力公司所屬石龍壩水電站設法挖掘潛力，增加發電能力，以應急需。
在這種形勢下，1938年3月27日，按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意圖，耀龍電氣股份有限公司召開股東大會，對公司進行改組。6月1日，耀龍電氣公司與玉皇閣發電廠合並，改名“昆明市、縣官商合辦耀龍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選舉金龍章為總經理兼總工程師，推舉繆雲台、陸崇仁任常務董事，郭克悌、劉光棣分別擔任石龍壩發電廠和玉皇閣電廠廠務主任；龍雲任命盧漢兼任公司董事長。
在新董事會和郭克悌廠長的領導下，石龍壩水電站滿負荷運轉，保證了海口地區和安寧地區兵工和民用工廠的電力供應，為這些工廠正常運轉提供了必要條件。同時，計劃擴建電站，增建第三車間。為穩定職工隊伍，共度難關，還辦起了“員工消費合作社”和一所小學校，解決子女的教育問題。
飛來池
1938年9月28日，昆明開始遭到日機轟炸。1940年12月16日，7架日機正向電站飛來，電站內立即響起了防空警報，工人紛紛跑出房間進行躲避，轟轟爆炸聲響起，四處濃煙滾滾，碎石斷枝到處亂飛。這次空襲日機在廠區內投下了9枚炸彈，所幸發電車間在昆明遭到轟炸時已經進行了偽裝，日機並未炸到，還有一顆燃燒彈落在了辦公中院古建築群內並未爆炸。
此後電廠又三次遭到轟炸，但未對人員和設施造成大的損失，未能阻擋對軍工生產的供電，其中第二次日機轟炸時，官兵奮勇射擊，命中日機一架，日機起火後墜於安寧境內溫泉鄉馬溫村與小米場交界的山箐。
如今電站將因空襲造成的大坑改成了“飛來池”花園，花園中一座亭子上對聯寫到：“電站雖小曆史悠久開中國水電之始”，“水塘不大成因奇特記東瀛入侵之證”。
木管代替的鋼管
為適應抗戰時期昆明市工廠和人民生活的需要，石龍壩水電站於1943年又進行了第五次擴建。這次擴
建工程是一次挖潛改造的工程。當時由於戰爭期間無法進口設備，隻能修舊利廢，把原來從一車間拆下的水輪機主軸已被割斷的兩台240千瓦水輪發電機組修複，安裝於新建的第三車間，由於這兩台機組的引水管道已被一車間第二台720千瓦機組占用，而抗戰期間又缺乏鋼材，因此，在常務主任郭克悌和總工程師章金龍的帶領下，創造性的用箍木管代替的鋼管，並在建好的車間牆上樹立了“建國必成”的石碑，表達電站全體員工的心聲，全力支持抗戰。1944年5月第一台機組發電，次年第二台機組發電。到這時，全廠共有3個發電車間，總裝機容量達到2 920千瓦，實際可發電2 600千瓦，成為中國抗戰期間中國最大的發電企業。
雖然第三車間投入發電後不久，日本投降，抗日戰爭宣告結束，但是，石龍壩水電站全體職工在八年抗戰期間冒著敵機轟炸的危險，艱苦奮鬥，群策群力，自力更生，保障最大可能的電力供應，為昆明成為全國第二大工業基地，第三大軍工基地和最為重要的教育科研基地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石龍壩水電站不僅凝聚著中國水電的發祥地的厚重曆史，而且是一本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和自強不息精神的生動教科書，有著獨一無二的曆史文化內涵。2005年5月25日，石龍壩水電站被國務院列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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