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芯片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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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10日，淮海戰役結束，國民黨丟掉了五個兵團、22個軍、56個師一共55.5萬人，這是蔣介石僅存的精銳兵力，至此，國民黨失去大陸已經沒有懸念。
而此時的南京城裏，國民黨第60兵工廠正在亂七八糟地打包設備，準備裝船運往台灣。
按照國民黨的命令，兵工廠的所有技術工人和學徒都要一並登船撤離到台灣，以圖反攻大業。撤退的人群中有一對夫婦，冶金專家張錫綸和火藥專家劉佩金，他們絕對想不到，跟他們一起登船的不滿一歲的孩子，會在幾十年後成為中美兩個大國角力的焦點。
幾乎與張汝京隨父母撤往台灣的同時，一個17歲的寧波孩子也在上海踏上了客輪，和家人擠在狹窄的船艙裏，前往香港。
張忠謀在香港待了幾個月，就前往美國哈佛大學就讀，又轉學到麻省理工學院，獲得了碩士學位，但是考博卻兩次失敗。
考博失敗，是張忠謀一輩子最大的厄運，也是他一輩子最大的幸運。
張忠謀不得不出來找工作，當時的選擇有兩個，福特和搞半導體的希凡尼亞，福特給的工資是479美元每月，而希凡尼亞是480美元每月，就因為這1美元之差，張忠謀誤打誤撞選擇了希凡尼亞，並在這裏成長為一名優秀的半導體工程師。
而張汝京，則老老實實在台灣讀書長大，一路考上台灣大學，並前往美國留學，先後取得工程學碩士和電子學博士的學位。
這就造就了一個很有意思的交叉，作為“台灣半導體之父”的張忠謀，壓根沒在台灣待過，並不是台灣人，和台灣也沒什麽關係。
而以一己之力將中國大陸芯片產業拉到與世界水平相差不遠的張汝京，卻是個台灣長大、台灣上學的地地道道的台灣人。
1977年，張忠謀和張汝京這兩個日後的芯片巨頭，在德州儀器相遇了。
德州儀器（TI），一個世界半導體發展史上具有裏程碑意義的名字，從這家公司誕生了集成電路發明者傑克·基爾比等一票芯片業大佬。
張汝京入職德州儀器時，張忠謀已經是德州儀器副總裁，僅次於董事長和總裁的三把手，那時德州儀器早已成為世界第一，在全球有6萬員工，其中一半歸張忠謀管，美國電子雜誌曾這樣描述張忠謀：“張是讓競爭對手都發抖的人”。
比張忠謀小17歲的張汝京也很快在德州儀器嶄露頭角，他對技術的掌握不是最頂尖的，但卻非常精通芯片生產的組織，特別善於統籌和協調，前後參與了9個大型芯片廠的建設，遍布美國、日本、新加坡、意大利等地，成為業內公認的“建廠高手”。
他們都將青春奉獻給了德州儀器，也都見證了上世紀美國半導體芯片行業的誕生、崛起與壯大。
如果不是兩個offer的到來，也許兩個人都會陸續在德州儀器退休，可能在美國某次酒會上把酒言歡，而不是像後來那樣鬧的你死我活。
70年代末，副總裁張忠謀和總裁夏柏產生了分歧，張忠謀認為造芯片才是未來，而總裁夏柏則更喜歡造消費類電子產品，二人矛盾無法調和，給了台灣趁虛而入的機會。
蔣介石去世後，蔣經國掌權，開始放棄反攻大陸的美夢，專心搞經濟建設，為此，專門重用了孫運璿、李國鼎等技術官僚，利用勞動力豐富廉價、航運便利等優勢，大力發展外向型加工產業，台灣經濟開始騰飛。
但很不巧，台灣的外向型經濟趕上了廣場協議，雖然台灣沒簽這個協議，但美元貶值也大大影響了台灣的出口，企業紛紛出走，轉戰中國大陸、東南亞。
為了應對困境，蔣經國使出了兩大絕招，一是基礎設施建設，靠基建拉動經濟，我們如今看到的台灣建築，大部分都是那個時代建成的；第二就是以科技帶動產業升級。
想搞科技產業，一個帶頭人至關重要，所以台灣“行政院”院長孫運璿就盯上了張忠謀。
1982年，孫運璿給張忠謀發了一封英文版的offer letter，希望張忠謀能回台灣發展，還許諾了兩個職位供其選擇：一是工業技術研究院院長，二是孫運璿的特別顧問。
但當時的張忠謀是看不上台灣的，自己隨便在美、歐、日本這些國家都可以一呼百應，而當時的台灣又窮又小，沒什麽前途。用張忠謀的話來說：“我發現他們對於美國企業主管的待遇不太了解”，這話顯然是嫌台灣人的開價太低。
當年張忠謀因為1美元而放棄了福特，自然也不會因為更低的工資選擇台灣。所以張忠謀婉拒了孫運璿，從德州儀器離職後去了通用，擔任通用儀器總裁。
1984年，孫運璿腦溢血，卸任“行政院”院長，但仍未放棄招攬張忠謀的想法。
此時在通用儀器的張忠謀也在麵臨著“下克上”的危機，空降而來的張忠謀大刀闊斧的改革措施，讓自己成為原有管理層的眼中釘，十幾位通用儀器老將找到董事長攤牌：不幹掉張忠謀，我們就不幹了！
於是在董事長辦公室裏，一個決定被做出了：Morris，Get out！（張忠謀，出局！）
可憐的張忠謀是最後一個得知自己出局的人，在那個陰沉沉的日子裏，張忠謀步履沉重地離開了通用儀器大樓，至今他仍記得那輛送走自己的汽車車牌號：1898，這是“戊戌變法”被慈禧太後終結的年份。
然而張忠謀並沒有失意太久，一封來自台灣的offer letter再次被送到了張忠謀的手中，這次的署名陣容更為強大，有台灣新任“行政院長”俞國華、“政務委員”李國鼎、“工研院董事長”徐賢修。
此時張忠謀終於等到了自己的德州儀器股票兌現，實現了財務自由，薪酬已經不是他所考慮的主要因素了，經過一番思量，決定回台灣任職。
而此時的張汝京，則正忙於在新加坡建廠，1996年他回到德州儀器時，遇到了大陸的考察團。考察團由當時的中國電子器件工業總公司總經理兼總工程師俞忠鈺帶隊，由於張汝京會講漢語又懂技術懂管理，被安排為接待者之一。
俞忠鈺發現接待團隊竟然還有個中國人，非常興奮，考慮到當時中國半導體行業百廢待興，就問張汝京願不願意回國發展半導體事業，臨走時俞忠鈺專門拉著張汝京的手，給他發了一封口頭offer：“我們在北京等你！”
回不回？一開始，張汝京非常糾結，去谘詢自己父母的意見，和無數從大陸撤至台灣的老一輩一樣，張錫綸夫婦是家國情結極重的人，時刻牽掛著祖國大陸。
但張汝京此時已經是企業核心骨幹，三遞辭呈無果，隻好選擇提前退休，帶著父母直奔無錫，成立了世大半導體。
但是張汝京在無錫麵臨的，是沒錢、沒人的窘境，我們知道，一家芯片製造工廠需要數十億美金的投入以及上千的工程師和技術工人，所以半導體一直是技術與資金雙密集型，行業門檻極高，後來者幾乎沒什麽機會，隻能跟著寡頭們混日子，生死完全不由自己掌控。
再加上因為瓦森納協議，中國不能進口高端芯片生產設計，大陸完全不具備建廠條件，張汝京不得不把工廠建到了半導體產業鏈已經成熟的台灣，準備為大陸建廠積累人才隊伍。
曆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兩個人的命運，就此和一個古老國度的高科技產業緊緊交織在了一起，再也無法分開。
挖來張汝京的俞忠鈺總工程師並不知道自己的隨口一說，將給中國芯片產業帶來一個什麽樣的大神，他隻是低著頭，為中國半導體產業的困境發愁。
俞忠鈺195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物理係,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一代半導體專家，在交流時接受過“半導體界的錢學森”“中國半導體之母”謝希德的親手教導，沒有人比他更了解中國半導體產業的問題在哪裏。
和很多人的印象中不一樣，中國的半導體產業起步並不晚，在一眾回到新中國的黃昆、謝希德、王守武、高鼎三、吳錫九、林蘭英、黃敞等半導體前輩大師的帶領下，中國半導體產業從建國之初開始蹣跚起步。
1984年4月30日，謝希德在複旦大學接待美國總統裏根來訪
在他們的努力下，中科院在北京成立了計算技術研究所，組建國營東光電工廠（俞忠鈺就曾任東光電總工程師、廠長），而上海則組建了華東計算技術研究所，組建無線電十九廠，至此一南一北，形成了中國最早的半導體產業基地。
1963年，國家組建第四機械工業部，主管全國電子工業。
不得不說，在那個特殊的年代，中國電子產業幹得不錯，四機部成立的兩年後中科院就研製出了65型接觸式光刻機。
你沒看錯，中國在1965年就有了光刻機，那時候ASML還沒誕生，而八九十年代光刻巨頭尼康也剛剛進入光刻機領域，而美國，也開始搞光刻不久。
65型光刻機研發成功後，中國並沒有停止腳步，1978年美國推出世界第一台商品化的投影光刻機——DSW4800，3微米製程，而僅僅兩年後，清華大學也同樣推出自己的投影光刻機，精度同樣達到3微米。
可以說，在光刻這個領域，中國在那個年代是緊跟世界前沿的，比韓國、台灣地區都要領先10-15年。
這些技術是無數滿腔熱血的科研人員，硬生生在一窮二白的情況下，靠拚命取得的突破，有力保障了“兩彈一星”等一批重大軍事項目的電子電路和計算配套。
中國的學研產模式師從蘇聯，習慣於通過運動式的集中攻關，來突破某一項技術。
這種舉國體製不能說有錯，起碼在軍工領域是非常有效的，比如兩彈一星，隻需要考慮芯片可不可靠，而從不考慮良品率和成本。
軍用芯片，成本高一點沒關係，速度慢一點沒問題，質量差一些不要緊，隻需要解決“有”的問題即可，但這三點卻是民用芯片的命脈，隻有在電路設計、晶圓廠製造、封裝測試等各個方麵都精益求精，才能生產出市場能接受的芯片。
這個加工工藝和生產流程，就像老鋼廠工人看一下鋼水顏色就能判斷溫度一樣，充滿了很多無法用語言描述的技術訣竅，完全是經驗的積累，而不是你集中幾千人攻關就能解決的，隻能在無數次的生產中慢慢摸索出來。
可是中國軍用芯片領域那一點點的需求，根本無法支持芯片大規模生產。
1977年7月，總設計師邀請30位科技界代表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座談會，半導體學界靈魂人物王守武發言說：“全國共有600多家半導體生產工廠，其一年生產的集成電路總量，隻等於日本一家大型工廠月產量的十分之一。”
在那個年代，全國很多人連吃飯問題都還沒有解決，又哪來的民用芯片需求呢？如果沒有大規模消費應用後的利潤反哺，國產芯片每一次“全力攻關”，都會給國家財政帶來又一次的吸血。
所以，中國當年空守著不算太落伍的技術，卻無法投產，沒法通過市場檢驗和利潤反哺進行技術迭代。
在人民大會堂座談會兩年前的1975年，北京大學物理係半導體研究小組研究出中國第一批三種類型的（矽柵NMOS、矽柵PMOS、鋁柵NMOS）1K DRAM動態隨機存儲器，在國際上不算最先進，卻遠遠超越台灣和韓國。
但那又如何呢？兩彈一星不需要快速迭代，幾十年前製造的東風5至今仍是中國戰略核武器的中堅，但芯片不行，芯片是個勝者通吃的行業，弱肉強食，根本沒有落後者的立足之地，十分殘酷。
根據摩爾定律，集成電路上可容納的元器件的數目，約每隔18-24個月便會增加一倍，性能也將提升一倍，你如果不追隨技術進步，那生產出來產品就沒人買，隻能虧損倒閉。
這個迭代的過程，依賴於資本的不斷投入，動輒幾十億、上百億美元，而資本的來源，大部分來源於上一代芯片在民用市場上掙的錢。
1985年，東光電廠的俞忠鈺剛剛獲得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稱號，這一年，張忠謀也同樣來到了台灣，給台灣帶來了一次產業革命。
張忠謀擔任的是“工研院院長”，這個機構是孫運璿在十二年前建立的，有點類似於中科院，是一個以政府資金為主的半官方機構工業技術研究院，堪稱台灣半導體行業的“黃埔軍校”，後來的聯電董事長曹興誠、聯發科董事長蔡明介都出自這裏。
讓張忠謀這個外來戶當孫運璿這個“親兒子”的掌舵人，可見孫運璿對張忠謀的器重。
不過張忠謀這個院長沒幹多久，1987年，“政務委員”李國鼎找到他：你別幹院長了，我們計劃成立一家專注半導體製造的公司，你去當董事長吧。
張忠謀在台灣成立台積電的同一年，三星李健熙正式進軍半導體，而幾個月後，一個叫任正非的男人，被騙了200萬後，為了還債走投無路創辦了華為。
但是剛成立的台積電，卻沒幾個人看好，因為張忠謀的思路太離經叛道了。
要知道，當年的半導體產業和現在完全不同，大家玩的都是IDM（Integrated Device Manufacture）模式，從設計，到製造，再到封測，全都是自己搞定。
這樣做的好處就是產業鏈配套，自己的設計水平和生產水平都能夠完全協調，主動權都掌握在自己手裏。
但這種模式的壞處就是太燒錢了，工廠的建設需要海量的金錢，一個晶圓廠動輒上百億美元，一台光刻機幾千萬美元到2億美元不等，而且晶圓廠不是建成了就能生產，還要經曆漫長的調試過程，結果就是等廠子建設調試完成，設計又出新方案了，你咋辦？要麽繼續生產舊產品等著滯銷，要麽隻能繼續砸錢升級，盈利遙遙無期。
這時候張忠謀站出來了，大家別浪費錢建工廠了，你把設計圖拿來，我幫你造！保證成本減半，良品率翻倍！
這就好比出版行業中的報紙編輯部和印刷廠，早年好多大報都有自己的印刷廠，但印刷機很貴，一天的報紙出完了印刷機就處於閑置狀態，浪費資金。
而張忠謀做的就是建一個隻做印刷的印刷廠，為所有人提供印刷服務，這樣一來，大報不需要再承擔設備成本，一些小報也能跨過印刷這個門檻低成本運行，有了活路，而印刷廠的設備也不會再閑置，單次印刷成本更低。
這個概念其實不是什麽新鮮的概念，在張忠謀之前，台灣聯電的董事長曹興誠也提出過類似想法，但聯電本身是IDM模式，各個流程都有利益群體，推行代工的模式阻力很大，而台積電從零開始，反而沒什麽包袱。雖然曹興誠一直指責張忠謀“剽竊”了自己的創意，但很可惜，半導體產業是以成敗論英雄的。
但是，張忠謀的代工模式一開始並不順利，因為台灣的半導體製造水平低於英特爾和德州儀器水平2-3代，人家就是把新的設計方案給你，你也生產不出來，所以沒有人願意投資。別看張忠謀在技術界很有名，但在台灣的商界和金融界根本一點麵子也沒有。
李國鼎是安徽人，當過台灣的美援會秘書長、“經濟部長”、“財政部長”、“總統府資政”等，天天都和大老板們打交道，人脈深厚。
不就是錢麽？一個電話，李國鼎就搖來了台塑董事長王永慶、台南幫吳修齊，聯華神通董事長苗豐強等等一眾大佬，就一句話：這個產業關係台灣未來，投不投資，你們自己看著辦。
“被逼”投資的一眾大佬還能咋說？投吧，虧了就當還李國鼎當年石油危機中鼎力相助的人情了。
沒人意識到，當初不經意的一筆投資，會為他們帶來多少倍回報。
有了台灣的投資，還要有國際投資才有排麵，可是張忠謀靠著自己在美國的人脈去找了英特爾，英特爾卻絲毫不感興趣，這不是明擺著麽？英特爾自己的工廠都在滿負荷生產呢，幹嘛還要把飯給別人吃？
張忠謀又捏著鼻子找了老東家德州儀器，但德州儀器總裁夏柏還記著張忠謀的仇，結果自然是張忠謀碰了一鼻子灰。
最終張忠謀隻找到了荷蘭的飛利浦，這又是一個誤打誤撞搞成的神來之筆。
80年代初期，飛利浦公司研發出自動化步進式光刻機原型，但是這款光刻機技術並不成熟，飛利浦不太看好這台機器，就想找人來合資（接盤），正好ASM公司找來了，雙方一拍即合，說好各出資210萬美元，成立ASML公司，專門搞下一代光刻機。
但雞賊的飛利浦隻掏了30萬美元，剩下的180萬美元用那台不成熟的光刻機抵賬，而ASM公司卻真金白銀地掏了210萬美元，搞得連辦公樓都沒錢租了，隻能在飛利浦大廈外麵搭了個木棚子辦公。
ASML最早成立時的簡易平房，後麵的玻璃大廈是飛利浦
但是很快，飛利浦研發SRAM失敗，虧了20億馬克，急需現金回血，正好張忠謀找了上來，雙方一拍即合開始合作，隻不過張忠謀拿出的是真金白銀，而飛利浦拿出的是ASML（這套路和當年騙ASM接盤光刻機的套路是一樣一樣的）。
飛利浦想不到的是，自己扔出去的，是多麽大一隻會下金蛋的鵝。
正因為張忠謀給尚在木棚子裏麵辦公的ASML注了資，ASML才挺過了最艱難的時期，熬到1997年美國EUV LLC聯盟成立，這才抱上美國大腿，在美國的技術和人才的支持下迅速突破了193nm光刻精度，成功擊敗尼康，成為後來聞名世界的光刻巨頭。
張忠謀的無心插柳，居然抱了個金娃娃回家，還成了ASML的大股東。
知道了這背後的故事，也就能夠解釋為什麽ASML和台積電關係這麽緊密，哪怕延期其他客戶的光刻機，也從來不延期台積電的機器了。
幹買賣最重要的是什麽，是人脈，張忠謀發動個人關係，挖來了通用儀器總裁戴克，然後戴克又通過私人交情，把英特爾公司董事長和CEO安迪·格魯夫“騙”到了台積電考察。
當時，英特爾剛剛在286和386的市場上嚐到甜頭，正在裁撤原有的存儲器生產業務，全力投向CPU，張忠謀對格魯夫說，你裁撤原來的產品不是少賺了麽？不如把這塊業務交給我，你專心搞CPU，其他的低檔產品我幫你生產，你躺著賺錢不香麽？
不久，英特爾的技術團隊來到台灣，開始對台積電橫挑鼻子豎挑眼地挑毛病，一口氣挑了200多條，張忠謀照單全收，瘋狂整改，幾周後缺陷減少到20個，再過幾周，減少到4個。
張忠謀就這樣在兩個月內完成了整改，獲得了英特爾的流程認證。
就這樣，台積電拿到了英特爾低級晶圓部件代工的訂單，這在台灣是獨一份，台積電一戰成名。
隨後，剛剛創業的高通創始人艾文·雅各布推出了自己的通訊芯片，但卻沒有生產能力，這時候張忠謀借著麻省理工校友會的渠道找上了他，拿下了高通的芯片訂單。
從此，高通負責設計，台積電負責生產，這種合作模式一直延續到了30多年後的今天。
口碑是慢慢積累的，有了英特爾和高通當吃螃蟹的人，很多芯片巨頭發現，芯片從設計出來到生產，交給日本人需要三個月，交給新加坡人要1個半月，交給台灣人，隻需要1個月。
從此，矽穀的訂單，蜂擁而至，而台積電的加工工藝和加工流程，也在滿負荷生產中爐火純青。
台積電是幸運的，趕上了美國打壓日本半導體產業時的產業轉移，也趕上了個人PC和手機等數碼消費品的爆發式增長，其投資巨大的生產線也成了安全的產業護城河，就是靠著這個，台積電趕上了芯片這個風口。
1997年，張忠謀來到了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敲響屬於自己的鍾聲，當年實現13億美元營收，5.35億美元盈利。
80年代是一個神奇的時代，科技的圖騰，逐漸從奔湧的鋼水和轟鳴的萬噸水壓機，變成了指甲蓋大小的芯片。
而中國卻在這個時代落伍了，並且隨著摩爾定律而越落越遠。
總設計師找來王守武問：“你們一定要把大規模集成電路搞上去，一年行嗎？”
一年？如今已經習慣了強國語境的人，可以用事後諸葛亮的思維去嘲笑當年這個想法，但這個“一年”，也充分證明了當年中國人麵對與發達國家的恐怖差距時的那種追趕的急切，和對半導體產業發展規律的認知空白。
這種認知空白很快隨著改革開放讓中國陷入了“半導體大潰敗”。
當年中國半導體企業的龍頭上海元件五廠，70年代可謂紅紅火火，1980年的時候利潤達2070萬元（這可是1980年的2070萬元！）。
可是隨著改革開放，來自美國、日本、台灣的更廉價、性能更好的芯片開始大量湧入，國產芯片開始滯銷，給本來就生存艱難的半導體產業帶來致命一擊。
到了1990年，上海元件五廠利潤僅剩幾十萬元，扣除人工和設備成本，已經算是賠本了。
國家發狠了，“砸鐵賣鐵，也要把半導體產業搞上去！”舉全國之力打響了531、908、909“三大戰役”。
1986年，國家開始實施531戰略，即“普及5微米技術、研發3微米技術，攻關1微米技術”。
為什麽要普及5微米這個落後的技術呢？因為在西方國家“巴統”的封鎖壓製下，中國隻能買到二手淘汰設備。
但是很多地方管不了這麽多，在那個效益第一的年代，各地開始一窩蜂地上馬半導體項目，不管技術落不落後，隻要暫時能賺錢就行，陸續誕生了紹興華越、上海貝嶺、上海飛利浦等企業，芯片產量也在1988年達到了1億片。
就連首鋼這個和芯片八竿子打不著的企業，都引進NEC技術造起了芯片，投產當年就創下了9億的銷售額。
但是好景不長，隨著芯片技術的迭代，這些廠家生產的芯片很快無人問津，想再升級，又要繼續投錢，三星當年是“越虧損越投錢”，而缺錢的國內卻沒人有這個魄力，轟轟烈烈的531戰略失敗了。
國家一看一哄而上不行，就改為重點扶持，1990年8月，國家決定實施908工程，集中投資20多億元，計劃在無錫華晶建成一條月產1.2萬片、6英寸、0.8－1.2微米的芯片生產線。
但是，國內國際各方麵的環境都對908工程不利，行政審批花了2年，技術引進花了3年，建廠施工花了2年，一直拖到1997年才投產，而這時，7年前的芯片標準早已落後了，投產即落後，投產即賠錢，導致月產量僅有800片，陷入嚴重虧損。
無奈之下，華晶隻能把廠子委托給台灣茂矽電子創始人陳正宇，而陳正宇拉來了自己在斯坦福的同學蘇崇文，而蘇崇文在德州儀器有一個部下，他的名字叫張汝京。
正好當時張汝京剛剛回國，就被蘇崇文拉到了華晶，這是張汝京在大陸的半導體產業的第一次亮相。
張汝京僅用半年時間，就完成了華晶的升級改造，讓華晶在1999年盈虧平衡，完成了908項目的驗收。
雖然908項目通過了驗收，“達到了國內先進水平”，但908仍然失敗了，最終讓華潤接盤。
908工程的失敗也讓中國認識到，光引進國外淘汰技術，是行不通的。
1994年4月1日，因為蘇聯解體，限製中國引進先進技術的巴統正式宣告解散，也讓中國重新燃起了引進先進半導體技術的希望，1995年決定實施909工程。
這是一項體現國家意誌、投資總額超過了建國以來所有集成電路項目投資的總和、一期投資12.5億美元、總投資超過100億人民幣的龐大工程，由當時的電子工業部部長胡啟立親自掛帥，國務院和上海市聯合出資建設。
為了向國外采購先進技術，國務院還專門從外匯儲備裏拿出了1億美元。
當時的副總理對胡啟立說：“這是國務院動用財政赤字給你辦企業，你可要還給我呀！”
然而，1996年，西方世界再次給了909工程當頭一棒，包括“巴統”17國在內的33個西方國家重新簽署了《瓦森納協定》，對中國等國家實施包括電子器件、計算機、傳感器、新材料等9大類高新技術的禁運。
胡啟立頂著巨大壓力背水一戰，他後來回憶說：立了項，但遲遲找不到合作夥伴，外國人嘲諷說“中國人以為有了錢就能搞半導體”；工程開始建設了，恰逢半導體市場低迷；和日本NEC談成了，卻又招來批評。有人說“中國人買個炮仗讓日本人放”......總之各種心酸曲折。
但胡啟立不信邪，利用先前引進的技術一邊摸索，一邊建廠，吸取了908七年建廠的教訓，以部長之尊親自去跑手續和談判，僅僅兩年就完成了建廠，試產當年就取得了5.16億的利潤，這就是華虹。
華虹帶來的利益是巨大的，華虹成立之前，中國SIM卡芯片全部進口，平均價格82元。華虹出現後，2004年SIM卡平均價格降低到8.1元。
可以說，中國的每一個用手機的老百姓，都是華虹的受益者。
然而，生不逢時的華虹趕上了1998年的金融海嘯，全球半導體市場萎縮，日韓企業也針對華虹發起了價格戰的絞殺，最終，華虹雖然頑強生存了下來，但是並沒有實現立項之初被寄予的“做中國半導體行業領頭羊”的厚望。
531、908、909三大戰役，國家用了十幾年時間，耗費了高達百億的資金，卻隻給我們留下了一個勉強合格的華虹，而西方《瓦森納協定》帶來的重重封鎖，也讓中國難逃“引進-建廠-投產-落後-再引進”的怪圈。
但是，因為三大戰役，大陸集成電路與相關配套產業快速發展，在集成電路設計業、製造業、封裝測試業、配套設備與材料業等多個領域，培育出了半導體種子發芽的土壤。
1998年，曆史看了一眼越走越快的張忠謀，扭過頭來，開始了對張汝京的試煉。
前麵說了，雖然張汝京參與了華晶的改造，但卻是出於“友情幫忙”，他的基本盤，還是他在台灣創辦的世大半導體。
按照他的計劃，世大的第一、二個廠建在台灣，然後帶著技術骨幹，到大陸建第三到第十個廠。
有了張忠謀這個成功先例的台灣當局，太了解一個行業帶頭人的威力了，說什麽也不能讓張汝京去大陸，所以用威脅世大的手段，逼張汝京回台。
畢竟世大是親兒子，張汝京隻能回到台灣，老老實實地搞他的世大半導體。
回到台灣的張汝京很快驗證了自己“建廠高手”的外號，僅用兩年時間，就建起兩座代工廠，達到了台積電30%的產能，突然成了繼台積電、聯電之後的第三大晶圓代工廠。
突飛猛進的世大引起了台積電的警惕，對於一個成長期的對手，最好的辦法就是控製它。
2000年，台積電發起了對世大半導體的收購，但被張汝京拒絕了。
然而，世大並不是鐵板一塊，搞不定張汝京，還搞不定世大的股東麽？
張忠謀開出了令股東們無法拒絕的條件：50億美元，而當時的世大市值，僅有6億美元，溢價8.5倍！
張汝京在最後關頭，提了一個條件：收購可以，但世大的第三個工廠建在大陸的計劃，不能變。
但是收購完成之後，張汝京三番五次找到張忠謀要其兌現承諾，都被張忠謀搪塞過去了。
張汝京火了，你不兌現承諾，那我辭職！自己去大陸實現自己的理想。
張忠謀說，你可以辭職，但收購時承諾給你的台積電股票，就沒有了。
張汝京看得很清楚，如果繼續在台灣待下去，那自己的夢想永遠無法實現，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那時候受到台灣當局的限製，李登輝不支持；等他下台，下一任又是陳水扁，我就想，那得等到什麽時候才能去大陸？”
2000年4月，趕在陳水扁就職前，張汝京辭職，帶著自己一輩子積攢的人脈----100多個德州儀器工程師和300多個台灣世大工程師，來到了上海，連自己90歲的母親，都帶到了上海。
而幾乎就在張汝京踏上上海土地的同一時間，中國半導體之母謝希德去世，50年前，麻省理工學院博士謝希德就是像張汝京一樣，衝破重重阻力，回到了祖國。
命運就像一個輪回，這一年，中國失去了謝希德，得到了張汝京。
而張汝京的貴人，除了俞忠鈺，還有一個人--江上舟。
江上舟畢業於清華大學電子係，又到愛因斯坦的母校瑞士蘇黎世高等理工學院留學，待到他獲得博士學位之時，已然40歲。
歸國之後，江上舟走入仕途，曾任三亞副市長、洋浦開發區管理局局長兼書記、上海經濟委員會、市工業局黨委書記。
江上舟在當時的官員中，是極少數懂半導體的，早在1998年底，江上舟就仔細研究過台灣地區半導體產業，結論是：
“如果上海在此時扶持半導體行業，那麽2015年－2020年，上海集成電路生產線技術等級和生產規模將可能超越中國台灣”。
江上舟向上海市市長徐匡迪建議：在浦東規劃張江微電子開發區，麵積要3倍於台灣新竹工業園！
對張汝京來說，首選本來是更加國際化的香港，畢竟當年李澤楷的數碼港動靜很大，但他考察了一番後，發現李澤楷隻是利用數碼港的概念炒地皮，壓根沒想搞吃力不討好的芯片廠。
張汝京又想到了無錫，畢竟自己和無錫有香火情，無錫又有半導體產業基礎，但908和909的失敗讓無錫噤若寒蟬，不敢再碰半導體。
張汝京隻能來到上海，江上舟和張汝京一番懇談，確定了張汝京就是自己想要的那個人，然後帶著他去見了市長徐匡迪--這位上海唯一的工程院院士。
2000年7月，張汝京在徐匡迪、江上舟的陪同下考察了浦東後，將晶圓廠的選址定在了張江。
張汝京帶著一顆“中”國心回到中國造中國“芯”，所以給自己的企業起了一個名字：中芯。
要政策，上海給了中芯國際非常優惠的建廠條件，前五年免稅，而後稅務減半。此外，還為員工家屬配套幼兒園、小學、中學……
要資金，張汝京跑到美國四處遊說，強調中芯國際是一個國際化的公司，和中國政府沒關係，大家可以放心投錢。你今天投一筆錢，明天就會擁有一個14億人的大市場！
就這樣，在短短一年的時間裏，張汝京竟然籌到了10億美金！要知道，舉全國之力的909工程，一期也僅僅12.5億美金。
要人，張汝京有從台灣帶回來的300骨幹，他還跑到美國，如勤懇的傳教士般，橫穿美國東西兩岸宣講，召喚了100多位在美華人回國。
後來一位芯片專家說，“中國可能再沒誰能有像張汝京那樣的人脈和遊說能力，能從國外帶回這麽一批優秀的國際化人才。”
要設備，張汝京以一己之力，在“瓦森納協議”上撬開了個口子。
根據瓦森納協議，對中國的禁運策略是N-2，也就是說隻能向中國出口落後兩代的技術，再經過審批、建設和技術消化，等中國投產，基本上已經落後了三代，不會對西方國家造成什麽威脅。
張汝京說服了美國五大教會集體為中芯背書，保證中芯國際的技術絕對不會軍用，順利說服了主管芯片技術出口的4個部門：美國國務院、商務部、國防部和能源部。
就這樣，中芯國際拿到了像908、909工程等國資背景的企業根本無法獲得的國外先進技術，從0.18微米一直拿到0.13微米。
萬事俱備，2000年8月24日，中芯國際在浦東張江打下第一根地樁，僅僅396天後，中芯國際就開始芯片試產，創下了神話般的建廠速度。
這神速建廠背後，是張汝京像對待自己親兒子一樣對待中芯國際。
很多中芯國際的老員工都記得，張汝京雖然手握巨額資金，對自己卻摳門的很，出差隻坐經濟艙，去電視台錄節目，會自己一個人坐兩個多小時的地鐵前往。
竣工投產那天，張汝京花了20塊錢買了1000響鞭炮，掛在廠房主梁上燃放了起來。
這是他一輩子的心血，他希望中芯國際能有一個紅火的未來。
果然，此後中芯國際高歌猛進，在三年時間內建設了六座工廠，4條8寸產線和1條12英寸生產線，躋身全球第三大代工廠，僅次於台積電和聯電，2004年銷售額即達到9.75億美元。
到了2003年，中芯國際突破了90納米製程，第一次將大陸芯片推進至納米級，這是當時世界上主流的芯片技術，2005年年底微軟發布的XBOX360遊戲機，用的也是90nm芯片。
中芯國際用三年時間，將大陸的芯片水平，拉快了三十年。
這是大陸半導體產業最高光的時刻，江上舟也選擇放棄政府身份，加入了中芯國際董事會，和張汝京一起戰鬥。
江上舟相信，如果中芯國際這樣發展下去，自己1998年預言的“2015年－2020年超過台灣”，一定能實現。
但他和張汝京都沒有想到的是，一場針對中芯國際的殺局，即將到來。
張汝京的一切行動，台灣當局一直看在眼裏，也一直恨之入骨。
集成電路產業是台灣經濟支柱，如果被大陸學了去，那台灣以後吃什麽？喝什麽？
所以2000年，中芯國際剛剛成立，陳水扁就以“未經許可到上海投資”為由，罰了中芯國際500萬，要求張汝京6個月內撤資。
然後張汝京收購天津摩托羅拉舊生產線，又被陳水扁以“非法收購”之名罰了500萬。
再往後，陳水扁已經懶得找借口了，動輒就以莫須有的理由罰款。
2005年，陳水扁直接吊銷了張汝京的台灣戶籍，還把他列入通緝名單，這是和當年起義來到大陸的世界銀行副行長林毅夫一樣的待遇。
台灣當局氣得要命但抓不到人，拿張汝京沒辦法，隻得嚴禁所有台灣科技公司進入大陸。
與此同時，蟄伏已久的台積電出手了，和頂多是惡心張汝京的台灣當局相比，懂技術的張忠謀顯然更高明，一出手就是殺招。
張汝京的大部分骨幹來自被台積電收購的世大，這是事實，這些骨幹在工作中，也往往不自覺地延續之前的工作模式和工作流程，這完全可以理解。
但台積電一直派人默默收集證據，就像美國當年派人臥底中興一樣。
2003年8月，台積電起訴中芯國際盜取台積電Trade secret（商業機密）。
這個時間點選的很巧妙，是中芯國際計劃在香港上市的前三天。
地點選的也很巧妙，是美國加州地方法院，免得張汝京動用台灣的關係。
要知道，當年中芯國際營收也僅為3.25億美元，10億美元，這是要徹底扼殺中芯國際。
芯片是一個跨年度下訂單的行業，這種訴訟案不管輸贏，都能幹擾對手正常的發展節奏以及來年的市場訂單。
官司拖了兩年，張汝京被折磨得精疲力盡，再加上台積電提供給法庭的“證據確鑿”，官司打下去根本沒有獲勝的希望，最終，中芯國際選擇了廳外和解，賠償台積電1.75億美金，分6年償還。
由於當時中芯國際請的美國律師不太懂技術，答應了台積電一個條件：托管賬戶。
在這6年裏，中芯國際必須把所有技術存在這個賬戶裏，供台積電檢查是否存在侵權行為。
這就相當於把自家底褲都給別人看了，這也為後來的第二次絞殺埋下了伏筆。
2006年，中芯國際突破了45nm技術，準備上市融資的前夜，台積電再次出手，狀告中芯國際違反《和解協議》，並指控中芯國際最新的0.13微米工藝使用台積電技術。
這次的代價更為慘痛：在一次性償還上次剩餘的1.75億美金的和解金基礎上，再賠2億美金，外加10%的股份。
台灣媒體得意地稱：“我們從此控製了大陸芯片業的半壁江山！”而日本媒體一語道破真相：“台積電在國際上遙遙領先，但在大陸市場的發展屈居中芯國際之後，阻止中芯做大才是台積電將中芯國際告上法庭的真正原因”。
厄運還沒完，張忠謀提了一個條件：Richard，Get out！（張汝京，出局！）
這是20年前張忠謀得到的打擊，如今他送給了張汝京。
張汝京很清楚，張忠謀針對的是自己，如果以自己的出局換取中芯國際的生機，他願意。
張汝京歎了一口氣，“事情由我而起，由我來做個了結吧”，三天後，張汝京辭職。
張忠謀並沒有放過張汝京，選擇了趕盡殺絕，在張汝京離開之前，台積電又要求他簽署了一份競業協議——從第二年算起，三年內不得再從事芯片相關工作。
離開的那一天，張汝京在廠區裏轉悠了三個小時，視線掃過了9年來自己為之付出一切的一草一木，最終站在了當年自己放鞭炮的廠房門口，對著前來送行的工人們說了三個字：
中芯國際不會趴下，張汝京的戰友江上舟接過了中芯國際，他本來完全沒必要趟這趟渾水，但隻有他的威望，才能平衡中芯國際複雜的利益和局勢。
他的身體已經撐不到他看到自己理想實現那一天了，他早在2002年，就已經查出癌症。
為了給自己找個幫手，張汝京選中了王寧國擔任CEO，王寧國與張汝京一樣，生於大陸長於台灣省，到美國求學後擔任美國企業高管，曾任美國應用材料公司的全球執行副總裁以及亞洲區總裁，後來到大陸擔任華虹集團旗下華虹 NEC公司的CEO。
然而擺在王寧國麵前的中芯國際，是一個危局：官司敗訴，形象受損，財務受創，客戶懷疑，人心浮蕩。
最嚴重的是，張汝京離去後，張汝京的老將COO MarcoMora也選擇離職，高管出現真空，江上舟請來了全球第四大芯片代工廠特許半導體的首席技術官楊士寧，擔任中芯國際COO。
高管班子搭好了，但也埋下了後來以王寧國為首的“台灣派”與以楊士寧為首的“海歸派”人事鬥爭的禍根。
為了度過賠款難關，中芯國際引入了中國國家主權基金性質的中投集團、國資的大唐集團的注資，這對保證中芯國際資金鏈是好事，但卻大大增加了股東的複雜程度，央企股東、地方政府股東、國家主權基金股東、台資股東、美國股東各有各的利益訴求，必然會帶來紛爭和內耗。
2011年6月，江上舟因癌症病危，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周，還在用手機主持董事會，協調各方特別是王楊二人的關係，這是他的責任，也是他對張汝京的承諾。
可是，江上舟最終還是沒趕上股東大會，在股東大會的前三天病逝。
江上舟的病逝，成了王寧國和楊士寧人事鬥爭的的導火索。在股東大會上，王寧國這個唯一的執行董事，竟然落選了董事，這以後還怎麽幹？
一石激起千層浪，公司內網上“堅決擁護CEO王寧國”和“堅決擁護Simon（楊士寧）接任CEO”的兩派展開激烈辯論，擁王派甚至把一份楊士寧“涉嫌逃稅”的內部審計文件都發到了內網上。
最終，7月13日，王寧國負氣選擇辭職，而董事會也未能同意楊士寧出任CEO，8月16日，楊士寧也選擇辭職，王楊之爭兩敗俱傷。
這場人事鬥爭給中芯國際的傷害是巨大的，以CMO季克非為代表，100多名中高層跟隨王楊二人辭職，中芯國際元氣大傷。
禍不單行，受2008年金融危機影響，整個芯片行業處於慘淡時期，背上賠款的中芯國際，連續好幾年都在賠錢，2011年虧損2.4556億美元，研發投入僅相當於台積電的1/20。
賠款、虧損、人事動蕩，本來有能力與台積電一較長短的中芯國際，與台積電的差距越來越大，當台積電攻克14nm的時候，中芯國際還停留在45nm。
中芯國際風雨飄搖，而此時的中國芯片行業，同樣進入了至暗時刻。
2006年，在一個叫水木論壇的BBS上，有一個用戶發帖，質疑漢芯一號造假，一時激起千層浪。
漢芯一號是啥？漢芯一號曾是一款號稱“超越英特爾”的芯片，每秒運算2億次，處於國際頂尖水平。
以國內的芯片水平，怎麽會突然冒出來個世界級的芯片出來？
因為漢芯的創始人陳進是個“海歸專家”，曾任摩托羅拉半導體總部高級主任工程師、芯片設計經理，曾主持多項SOC係統集成芯片的新產品開發和重要項目管理，1999年和2000年連續兩年獲該公司“傑出成就獎”。
這麽牛的經曆，聽起來，造出世界領先的芯片也不是不可能。
在媒體的熱炒之下，陳進創辦的漢芯公司拿到了上億的資金，陳進本人還戴上了“國產芯片教父”的名號。
可是幾年過去了，這麽厲害的芯片，居然沒有量產，而英特爾和摩托羅拉早就完成了更新芯片的設計和生產，很多人發出疑問：漢芯到底怎麽了？
水木BBS上的帖子曝出了真相：陳進用來演示的芯片，其實就是摩托羅拉的芯片，陳進找了個裝修公司，讓農民工拿砂紙把芯片上摩托羅拉的logo磨掉，然後印上了漢芯logo，就搖身一變成了“國產最牛”芯片！
這事是咋發現的呢？因為裝修公司把這個打磨芯片當成了“參與高科技事業”的榮譽，堂而皇之地寫在了自己的官網上：
“十分榮幸的承攬了第二次芯片在商業化運用上的商品定義和造型設計。”
這簡直是太魔幻的一件事，芯片造假，變成了“造型設計”。
消息被確認後，陳進開始被人人喊打，中國芯片業也開始被全世界嘲諷。
幾乎同一時期，國家投入巨資的三大國產CPU“方舟、眾誌、龍芯”均宣告失敗，倪光南院士和聯想的賭氣之作方舟CPU無法商用，CEO李德磊跑路加拿大，倪光南向科技部“負荊請罪”；眾誌芯片因為性能和定位問題，被市場淘汰；隻有龍芯靠著政企、安防、金融、能源等特定應用場景，勉強維持。
而市場上的德淮半導體、成都格芯、貴州華芯通、福建晉華等項目，也是一地雞毛，不是資金鏈斷裂，就是打著芯片的旗號騙資金、騙補貼、炒地皮。
一時間，整個輿論對中國半導體行業開展了無差別的口誅筆伐，負麵評價鋪天蓋地，無數人開始懷疑，中國的半導體行業，還有希望嗎？
2009年，在中芯國際敗訴，即將迎來人事危機之時，台積電也不好過。
2008年的金融危機不僅僅影響了中芯國際，也導致台積電利潤下降，研發投入減少，新生產線良品率遲遲得不到提高，客戶取消訂單。老對手三星也開始進軍芯片代工，並且來勢洶洶。
而此時的張忠謀已經在2008年退休，台積電交給了自己之前的親信蔡力行。
蔡力行搞技術是一把好手，但是經營企業差點意思，利潤低了就裁員，導致台積電人心浮動，特別是一些老員工甚至跑到張忠謀家裏去告狀。
已經78歲的張忠謀不得不重新披掛上陣，再次出任台積電CEO。
我們知道，製程越高，研發成本越高，但一旦研發成功，由於技術壟斷性，其利潤自然也就越高。但一旦研發失敗，企業很可能會血本無歸，元氣大傷。
所以現在的中芯國際，把大量產能集中在28nm和45nm上，雖然技術落伍，但非常穩妥。
但張忠謀不這麽看，他認為，未來是智能手機爆發的時代，隻有掌握高製程，才能在未來每半年一次更新的智能手機時代站穩腳跟，弱者隻會被淘汰出局。
張忠謀將2010年的研發投入增加了一倍，達到59億美元，這是一場拿未來去豪賭的賭局，但張忠謀有底氣，因為他賭贏過兩次。
1997年，IBM研發銅製程，而之前的製程都是鋁，由於銅的電阻率比鋁低，既可以實現更快的器件連接速度，還可以大大降低電遷移所導致的原子流失，是一項革命性的技術。
這雖然是台積電第一次聽說銅製程，但張忠謀馬上意識到這種技術代表芯片的未來，決定押寶銅製程，帶領著一支獨立的研發團隊，與IBM領頭的世界級研發大聯盟競爭。
2000年，台積電跳過難度較大的0.15微米，直接量產0.13微米，直接早於IBM一年半推出銅製程0.13微米芯片，站上了技術的頂端，在其他各家公司業績都直線下滑的時候，台積電憑借 銅製程0.13 微米不但支撐住了業績，還大幅提升了市場占有率。
台灣“行政院”欣喜若狂，發函表揚台積電研發團隊，就連英偉達CEO黃仁勳都說：“130nm 改造了台積電。”
2002年，全球光刻技術止步於0.193微米，始終無法實現0.157微米的突破。
台積電工程師林本堅被邀請去美國參加一場0.157微米的討論會，但林本堅提了一個觀點，既然0.157微米突破不了，那麽就用回0.193微米的光源，然後通過一層有一定折射率的水來光刻，不就能跳過0.157微米了嗎？
的確，大家都知道水會改變光的折射率，理論上的確是個可以取巧的辦法，但是水會不會產生氣泡？會不會汙染設備？防水怎麽做？溫度引發折射率變化怎麽辦？
這些都需要投入巨資進行實驗，當所有人都不看好的時候，張忠謀站出來支持了林本堅。
林本堅也的確不負眾望，台積電成功了，到如今，全球90%的芯片都是采用浸潤式光刻機所生產。
ASML也憑借和台積電的關係開始量產浸潤式光刻機，而當年和ASML並稱為“光刻三劍客”的光刻巨頭尼康和佳能，則被時代所淘汰。
有了兩次成功先例，張忠謀開始死磕高製程，實施了令台積電工程師聞之色變的“夜鷹計劃”。
“夜鷹計劃”說不好聽點就是夜貓子計劃，要求工程師們24小時全年無休進行技術攻關，天天三班倒，人歇試驗不歇，用人力的拚命來實現高製程的加速突破。當然，願意參與的工程師們也收獲頗豐，漲薪30%-50%。
在這種反人類努力下，2011年，台積電突破28nm，當年就創造了145.4億美元營收；2013年，台積電突破20nm，拿下了蘋果A8芯片大單。2017年突破了10nm，2018年突破了7nm，2019年又突破了5nm。
台積電就這樣在芯片製程技術上一騎絕塵，這些高製程芯片雖然在產量上隻占台積電產量的20%左右，但利潤則一直占據40%以上的比重。
這就是台積電的成功秘訣，拚命科研，拚命賺錢，然後再拚命砸錢科研，然後再賺錢，如此循環，台積電的技術護城河越來越深，與同行的代差越來越大，最終成為了全球產業鏈上至關重要的一環，台積電打個噴嚏，就會造成芯片荒，可能我們想買個新手機都買不到了。
張忠謀重新出山之際，把前CEO蔡力行一貶到底，成了一個隻管10人的太陽能事業部部長。
如此重的處罰，不僅僅是蔡力行搞亂了台積電，還因為蔡力行犯了一個大錯，逼走了天才梁孟鬆。
梁孟鬆是台積電有名的技術狂人，是主流芯片晶體管構型FinFET發明人胡正明的“親傳大弟子”，當年台積電擊敗IBM130納米“銅製程”項目，梁孟鬆就是二號功臣，他在台積電兢兢業業幾十年，手中有500多項專利，發表技術論文超過350篇，台積電每一代製程工藝梁孟鬆都有過參與。
梁孟鬆打死也沒想到，自己後來會走和張汝京一樣的道路。
張忠謀第一次退休這一年，台積電技術副總蔣尚義也退休，梁孟鬆覺得技術副總這個職位非自己莫屬，蔣尚義也力推梁孟鬆，但沒想到，CEO蔡力行想用自己人，挖來了自己在台大物理係上學時候的學長——英特爾前先進技術研發協理羅唯仁。
這對梁孟鬆來說，簡直是一種侮辱，畢竟已經有不少人提前去祝賀他升職了，現在一搞，讓梁孟鬆成了整個公司的笑柄。
梁孟鬆曾義憤填膺地控訴台積電：“他們在未經我同意下，發布人事命令”、“這幾乎使得我無法麵對公司所有認識我的人”、“一次出國回來後，我的辦公室被改裝成 4 個工程師的辦公室”、“以前在六樓的辦公室從來不關門，工程師隨時進來討論事情，被迫搬離原有辦公室後，不敢再打開門，他們把所有信息資料全部封鎖”、“那時候幾乎是人人怕看到我，也怕人人來看我，因為，我怕他們被貼上卷標”。
此時的梁孟鬆，隻有離職一條路了，有媒體報道，梁孟鬆離開的時候，曾“嚎啕大哭”。
梁孟鬆哭了，韓國人笑了，韓國人正在全力發展芯片代工產業，雖然全球僅排第八，連中芯國際都不如，但韓國三星卻有魄力像張汝京一樣選擇“逆周期建廠”，砸了幾十億美元建設代工廠。
三星猶如黑暗中潛伏的鷹，緊盯著台積電，並蓄力準備發出致命一擊。
韓國的芯片產業，同樣需要一個技術帶頭人，因為梁孟鬆的妻子是韓國人，所以三星派人找到梁孟鬆妻子，希望她勸說梁孟鬆到三星發展。
三星開出的價碼十分豐厚，年薪100萬美元，是台積電年薪的三倍！
除此之外，考慮到梁孟鬆是因為缺乏尊重而離職，還專門派了公司的專機來台灣接梁孟鬆去韓國上班。
這種禮遇和台積電形成了鮮明對比，梁孟鬆根本無法抵抗。
由於梁孟鬆和台積電有競業協議，並不能入職三星，所以梁孟鬆去了韓國成均館大學擔任訪問教授。
但人都到韓國了，具體幹啥台積電還能管得著？更何況，成均館大學就是三星控股的。
很快梁孟鬆被成均館大學“派”到了三星半導體理工學院教書，但聽他課的可不是一般學生，全都是三星的頂級工程師。
那時候三星在28nm製程水平，正在向20nm攻關，梁孟鬆看了之後說你們這樣跟在台積電後麵根本不行，要想擊敗台積電，必須超越它。
有了梁孟鬆的加盟，三星芯片技術提高得飛快，直接越級反殺攻克14nm，比台積電還早半年！
就靠這半年的時間差，三星搶到了台積電的蘋果A9全球首發訂單，甚至連台積電好基友高通的訂單都搶走了一部分！
這給台積電帶來的不僅僅是訂單損失，更多的是暴跌的股價，全部損失加起來有10億美元，當年淨利潤的三分之一。
這叛將張忠謀能忍得？能忍他就不叫張忠謀了！張汝京我都收拾了，還收拾不了一個梁孟鬆？
很快，台積電起訴梁孟鬆，指控他向三星泄露了台積電的核心機密。
證據也很明顯：梁孟鬆沒去的時候，三星營收隻有4億美元，去了之後就暴漲到12億美元！
台積電還請外部專家製作了一份“台積電／三星／IBM 產品關鍵製程結構分析比對報告”，報告顯示：因為三星的技術源自IBM，所以在2009年65nm製程的時候，芯片結構還和IBM很相似，但到了45、32、28這幾代，竟然和台積電越來越像！到了14nm的時候，“單純從結構分析已經分不出係來自三星公司或來自台積電公司”！
用台積電的法務部長方淑華的話說：“就算他不主動泄密，在三星選擇技術方向的時候，隻要他提醒一下，說一句‘這個方向你們不要搞了’，三星就能少花很多物力和時間。”
2014 年，法院作出裁決，梁孟鬆敗訴，被迫離開三星。
梁孟鬆這個人是搞技術的，搞技術的人都會有一種執念，突破再突破，直到達到摩爾定律的極限。
而梁孟鬆從三星離開後，雖然錢不缺，卻離開了自己熱愛的技術事業，這對一個搞技術的人來說，比殺了他還難受。
2017年，梁孟鬆加入中芯國際，任聯席CEO，負責技術研發，年薪20萬美元。
說實話，這點錢不但比不上三星，連台積電都不如，但是梁孟鬆並不在乎，隻要讓他繼續搞技術，不要工資他都願意。
事實上，據美團王興透露，梁孟鬆連這20萬都沒拿，都捐給了某教育基金會。王興稱讚他說：“不為賺錢，就為了爭一口氣，牛！”
用梁孟鬆自己的話來說，“我來中國大陸本來就不是為了謀取高官厚祿，隻是單純的想為大陸的高端集成電路盡一份心力。”
梁孟鬆說到做到，到中芯國際三年，直接複製了三星的進步速度，完成了從28nm到7nm的技術研發，28nm、14nm、12nm、及n+1等技術均已進入規模量產，特別是14nm的良品率從3%上升到了95%，雖然14nm比台積電的5nm還落後兩代，但在製造業領域中14nm的芯片已經可以滿足70%以上需要。
更難得的是，梁孟鬆還說服ASML，向中芯國際提供了12億美元的DUV光刻機。DUV光刻機雖然不是最先進的光刻機，但僅次於EUV，同樣具備中高端以上芯片的製造能力，事實上，當年台積電就曾利用DUV光刻機經過多次曝光之後成功製造出過7nm芯片。
雖然梁孟鬆後來鬧出了離職風波，但在中芯國際的安撫下，還是留在了中芯，目前已經啟動了5nm工藝的研發。
2020年5月15日，國家集成電路基金及上海集成電路基金宣布向中芯國際注資160億元。
中芯國際是幸運的，保留住了梁孟鬆，獲得了國家投資，又趕上了全世界的芯片荒，2021年，中芯國際營收為54.431 億美元，年增長率高達39%，是全球前4大純代工廠企業中最高的，超過了台積電、聯電、格芯這3大廠商。2021年純利潤為17.02億美元，相比於2020年的7.16億美元，同比增長了138%。
更難得的是，中芯國際的收入中，28nm及14nm工藝貢獻的收入占比升至18.6%，說明高製程產能也在逐步提升。而內地和香港帶來的收入，達到了68.3%，看來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開始找中芯國際代工了，中芯國際已經成為國產芯片替代的中堅力量。
2019年5月15日，一個銘記在中國曆史上的日子。
這一天，特朗普簽署命令，禁止美國購買、安裝、使用外國對手的電芯設備，其實就是針對華為。隨後，美國又嚴格限製華為使用美國的技術、軟件設計和製造半導體芯片，包括台積電、高通、三星及SK海力士、美光等將不再供應芯片給華為。
華為的Mate 40/Pro搭載的麒麟9000成為絕唱，到現在，華為已經基本離開全球手機市場。
中國在曆史上，一直就有被封鎖、被打壓的PTSD，華為禁令，更是刺激到了無數中國人。
中國人無法接受，我們進行了這麽多年的努力，花了這麽多錢，竟然還是在半導體產業上被人卡脖子，人家一製裁，華為就殘廢了。
無數中國人幡然醒悟，辛辛苦苦、流血流汗幾億個口罩，也換不來一台EUV，低端製造業永遠追趕不上高端製造業，不搞產業升級，永遠隻能跪著賺錢。
從此上至國家領導，下至老百姓都知道了芯片的重要性，知道了中國芯的困境。國家領導人也開始呼籲“關鍵核心技術要不來、買不來、討不來”。
政府進一步加大了對半導體產業的扶持，使得一直以來極為寂寞的芯片行業成為了風口，民間也紛紛行動起來，全國都開始了芯片創業熱潮。在一次次試錯中，中國也慢慢摸到了中國發展芯片產業的正確道路。
光靠舉國體製不行，靠一窩蜂也不行，中國采取了與往常不同的扶持方式：1. 全產業鏈鼓勵，不管企業大小，隻要是芯片產業上不可或缺的環節，都給予政策支持。2.對業內前幾名的龍頭企業，重點進行投資扶持；3.不幹預生產經營，保證企業獨立性和方向性。
簡單來說，就是廣泛播種，澆水施肥，遮風擋雨，不過分幹預，不拔苗助長，一定時間後，必有收獲。
當然，足夠的投資是少不了的，沒有錢，連12英寸廠房都蓋不起來，何談技術追趕。
對此，國開金融、中國煙草、亦莊國投、中國移動、上海國盛、中國電科、紫光通信、華芯投資等企業共同發起了中國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第一期募集規模就達1400億，二期籌資規模超過一期，達到2000億。
在此後的數年時間內，大基金完成了數十筆投資，範圍幾乎覆蓋了整個芯片產業鏈的所有龍頭公司，雖然有失敗，但更多的是成功，中國芯片產業鏈開始飛速生長。
芯片設計端，我們有了海思，紫光展銳，瑞芯微，全誌等。
半導體設備端，我們有了中微公司，北方華創，芯微源，長川科技等。
存儲芯片設計與製造端，我們有了長鑫存儲(內存條顆粒設計製造)和長江存儲(存儲芯片設計製造)。
造光刻膠及試劑的有北京科華、晶瑞股份、南大光電、上海新陽。
造掩膜版的有無錫迪思微電子、無錫中微、路維光電、深圳清溢光電。
造特種氣體的有華特氣體、中船重工718所、南大光電、雅克科技。
造濕電子化學品的有江化微、晶瑞股份、巨化股份、上海新陽。
造CMP拋光材料的有安集科技、鼎龍股份、江豐電子。
還記得531、908、909三大戰役留下的星星之火嗎？
從這些產業布局上看，中國並沒有因為媒體熱炒光刻機，就頭痛醫頭地把所有的錢都投到光刻機上，而是把錢合理地投到了整個產業鏈上。
畢竟，中國追求的是自主可控，這個自主可控並不僅僅指光刻機，還有芯片設計、封測，還要努力發展上下遊，甚至全產業鏈。否則，就算光刻機突破了，別人卡設備、原材料怎麽辦？難道讓日本像封鎖韓國光刻膠一樣，再封鎖一次中國？
值得一提的是，造矽片的企業裏，有一個公司名叫上海矽產業，它下麵有一個公司叫上海新昇，是專門做大矽片的，也就是晶圓。
芯片的發展，離不開矽片，矽片純度要求越來越高，至少是9個9，尺寸也要越來越大，畢竟尺寸越大，切割的芯片就越多，成本就越低，在這方麵，中國一直是弱項。
這家2014年才創立的新昇公司，用了兩年時間，拉出了中國第一根300mm單晶矽錠，2018年實現了300mm半導體矽片的規模化生產，完成了國家02專項300毫米大矽片的任務。
張汝京離開中芯國際後，並沒有氣餒，“我到大陸來，就是要幫我們中國做一些事情，遇到什麽困難，沒關係，克服。遇到什麽挫折，挺過去，然後東山再起，再做。”
所以等到被強加的競業協議期限一到，張汝京就創立了新昇公司。
在上海最偏僻的臨港新城，這個已經70多歲的老人，像苦行僧一樣在這裏又苦修了三年，自己的車，仍然是十年前在中芯國際的時候買的一輛麵包車。
當新昇矽片產能達到了12萬片/月後，張汝京選擇將新昇交給國資的上海矽產業，自己又奔向了另一個賽道--CommuneIDM。
CommuneIDM是一種可以讓多種企業實現資源共享、減少投資風險的模式，相比國際巨頭的IDM和台積電的純代工，CIDM顯然更適合中國。
張汝京這家CIDM公司名叫芯恩，有著濃厚的“張汝京”特色，逆周期建廠，收購二手設備，追求節儉和高效。
在這裏與他一起奮鬥的，有近百人是張汝京之前的老部下。其中，有10位是前中芯國際的副總裁，很多人的薪酬都降了一半還多。
這裏，寄托著張汝京的理想，也寄托著江上舟的預言，“上海集成電路生產線技術等級和生產規模將可能超越中國台灣”。
回過頭來看張汝京和張忠謀，他們共同開啟了中國芯片的黃金時代，但因為不同的家國觀念，二人最終分道揚鑣，反目成仇。
實事求是地說，在這個以成敗論英雄的時代，張汝京是個失敗者，無論業界影響和個人成就，都不如張忠謀。
張汝京更像一個播種者，雖然總是創業失敗，但卻把芯片產業的種子播撒到了中國的肥沃土壤之上。2017年，倪光南院士代表國家，為張汝京頒發了中國半導體產業“終身貢獻獎”。
而張忠謀更像一個統帥，以一己之力，打造出了一個世界第一的台積電，哪怕退休以後，還一言定乾坤。
當然，2022年的張忠謀，也陷入了內外交困的焦慮之中。
摩爾定律是台積電的信仰，工藝上領先了一步，功耗降一半，速度提升一倍，成本降低將近一半。
28nm、14nm、7nm、5nm......台積電每次製程進步，晶體管數量就會翻一倍，理論上，隻要相鄰的晶體管互相不產生接觸，製程就可以繼續小下去。
然而，矽原子本身也才0.12nm，現在的工藝已經逼近原子級別，如果再小下去,就會發生量子隧穿效應導致芯片出問題，有人認為，1nm可能會是摩爾定律的最終節點，事實上，摩爾定律的增速已經逐漸變緩，變成每2.5年翻一倍。
等芯片製程到達極限的時候，台積電怎麽辦？等台積電進展變慢、中芯國際逼近的時候，台積電何去何從？
2019年，美國一紙禁令，就讓台積電失去了華為這個大客戶，一下子減少了20%的收入。
2020年，美國一封信，就要求台積電前往亞利桑那州建設總計6個最先進的5nm晶圓廠，而不管這樣會造成台積電的成本飆升。
2021年，美國一個峰會，就要求台積電交出機密數據。
台積電全靠芯片加工生存，交出了數據，特別是客戶數據，肯定會打擊其商業信譽，台積電畢竟是個代工廠，很多客戶把設計方案和設計要求交給台積電來代工。
如果這些數據交了出去，芯片公司還有什麽秘密可言？美國不但可以了解到對手芯片設計技術和設計方向，進而在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另外，還可以精準掌握供貨關係，以後想找誰的茬就找誰的茬，那以後誰還敢放心找台積電代工？
一切都來的太快了，台積電曾夢想著，自己隻搞技術，不關心政治，就能獨立於世界大勢之外。
曆史就好像是一條莫比烏斯環，每個人都以為自己在不斷往前走，但走著走著，卻發現不知道什麽時候又繞了回來。
往上追溯80年，在天天被日本飛機轟炸的重慶兵工廠，張錫綸先生和劉佩金女士在風雨飄搖之中，仍然堅持帶領工人生產機槍、迫擊炮、手榴彈，無非就是堅持一個信仰：中國人不能輸。
80年後的今天，他們的孩子張汝京以70多歲的高齡，仍然堅守在中國芯片產業的第一線，無非也就是一個信仰：中國人不能輸。
如果我們把視角拉長、拉寬，從西班牙、英國看到蘇聯，再到美國，我們不難發現，當一個國家孜孜不倦鑽研核心技術的時候，正是這個民族蓬勃向上、心氣十足的時期。
回頭審視中國芯片這70年，經曆過動蕩，經曆過暗淡，經曆過狂喜，經曆過失望，至今雖然仍在黑暗中徘徊，但前麵已經能看到依稀的曙光。
2021年，上海微電子已經突破第一台全國產28nm工藝的浸潤式光刻機。
華卓精科的雙工作台、長春光機研究所的14nm光源技術也完成了突破。
無數人都相信，中國芯片產業站上世界之巔，隻是時間問題。
這條路並不平坦，可總有人懷著家國情懷，在這條路上披荊斬棘，哪怕已經滿頭白發。
他們叫俞忠鈺、張汝京、江上舟、邱慈雲、倪光南、梁孟鬆......
[13].《江湖恩仇錄：芯片“教父”張汝京與張忠謀20年風雨沉浮》
[17]《那個三次創業“中國芯”的美籍台灣人回來了》
[20]《科技丨張國寶：中國的芯片產業為什麽不盡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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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9/2022 postre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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