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解決北方領土爭端以前製訂的《國防方針》，是以俄國為假設敵國而擴軍備戰的。
自1875年日俄簽訂交換千島、庫頁島條約以後，特別是日本在朝鮮策劃的兩次侵略陰謀失敗後，它的戰爭準備便轉向以打敗中國為目標。
日本明治天皇
1878年12月，日本設立參謀本部，直屬天皇領導，成為與太政官並行的國家機關。
政府無權過問用兵作戰的軍令事項，而參謀本部卻可以通過陸海軍省幹預政治。
1889年通過的《大日本帝國憲法》，明確規定“統帥權獨立”的原則。
所以日本軍部的地位很特殊，是日本走向軍國主義道路的重要標誌。
山縣有朋被任命為參謀本部長官，他在1880年向天皇呈送了《鄰邦兵備略》，提出了為打敗中國必須全力擴軍備戰的主張：“財政困難不能成為反對擴充軍備的理由，因為強兵為富國之本，而不是富國為強兵之本。”
要求把各項工作都服從“強兵”的目的，納入大力擴軍備戰的軍國主義軌道。
加緊軍火生產改進武器裝備，是擴軍備戰的重要內容。
東京和大阪的兵工廠，於1879年相繼建成開工。
當時，西方的武器製造正處在更新換代的時刻，從前膛裝填彈藥的前膛槍炮，已被從後膛裝填彈藥的後膛槍炮所代替，步槍和火炮的威力都大為提高。
日本步兵少佐村田經芳從歐洲學習回國，於明治十八年（1885年）,製成“一八”式步槍，被指定為陸軍標準用槍，由東京兵工廠大批生產，第二年就配發部隊使用。
後膛炮的生產任務，則由大阪兵工廠承擔。
至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末，日本已基本上實現了陸軍武器生產的國產化和標準化。
海軍建設，與島國的命運更為密切，受到特別的重視。
橫須賀造船所在法國技師的主持下，於1873年建造了第一艘木結構的“迅鯨號”，以後又陸續建造了“清輝號”、“天城號”、“海門號”和“天龍號”諸艦。
1877年，由日本技師自行設計製造了“馨城號”，標誌著造船技術的提高。
1881年開始製造鐵骨木殼軍艦，先後有“葛城號”、“大和號”、“武藏號”下水。
神戶造船所也參加了兵艦的製造。
這些船都在一千五百噸以上，有一千六百匹馬力。
同時，日本還從英國購進“扶桑號”、“金鋼號”和“比睿號”鐵甲艦。
連同接收自薩摩等藩的兵艦，日本海軍已初具規模。
朝鮮“壬午兵變”的失敗，使日本政府加緊了戰爭準備。
1882年通過擴軍計劃，要求到1885年，陸軍擴充至二十八個步兵團、七個炮兵團，騎兵、工兵、輻重兵各七個營。
海軍在到1885年的八年間，要新造軍艦三十二艘。
“甲申政變”失敗後，日本政府又於1885年製定出《十年擴軍計劃》，要求在十年內完成以打敗中國為目標的戰爭準備。
陸軍的擴軍計劃完成得比較順利，青年將校桂太郎、川上操六、兒玉源太郎、乃木希典等人，相繼從歐洲學習回國，分別擔任了軍部的要職，著手軍製的改革。
1879年製定的《鎮台條例》，規定軍隊的任務主要是維護國家的安全統一和社會的安定。
考慮到今後出國作戰的需要，於1888年5月12日廢除了“鎮台”軍製，改建七個陸軍師團。
師團由步兵、炮兵、騎兵、工兵和輔重兵混合編成，下轄旅團、聯隊（團）、大隊（營）、中隊（連）小隊（排）。
以師團為獨立作戰單位的軍製改革，符合出國遠征大規模野戰的需要，完成了日軍作戰任務由對內防衛轉向對外侵略的根本轉變，是實現侵華計劃的重大決策。
日本政府在1873年就頒布了《征兵令》，改變過去的募兵辦法，開始建立義務兵役製。
為了對付人民逃避兵役，1889年又修改兵役法，嚴厲懲罰逃役者，規定十四歲至四十歲的男子，都有服兵役的義務，強製實行全民皆兵的普遍服役製，保證了兵源。
一年製誌願兵條例的頒布和施行，提高了士兵的素質，也有利於後備役軍官的培養。
龐大的擴軍計劃，遇到了軍費不足的困難。
海軍的八年擴軍計劃，在前三年僅自製和購進軍艦十二艘，計劃落空。
1886年初，海軍向內閣提交《第一期軍備擴充案》，計劃三年內增添新艦五十四艘。
1888年又提出《第二期軍備擴充案》，計劃五年內增添新艦四十六艘。
議會中反對增加軍費，政府財力不足，海軍的造船計劃連連落空。
在全力擴軍備戰的同時，日本的好戰言論也公開由“征韓”轉向“侵華”。
福澤渝吉
明治維新時的著名思想家福澤渝吉，於1885年3月發表了重要政論文章《脫亞論》，他分析日本之國民精神，“已脫出亞細亞之固陋而轉向西洋文明”。
他預言中國和朝鮮，“自今不出數年，將至亡國，其國土將歸世界文明各國分割”。
他的結論是：“為今日計，我國不應猶豫等待鄰國之開明而共同振興亞細亞，不如脫離其行列而與西方文明之國共同進退”，對待中、朝兩國，“亦不能因其為鄰國而給予特別關照，唯有按西洋人對待彼等之方法處理之。”
在《脫亞論》發表前，有很多日本人曾主張同為黃種人的日本和中朝三國，應團結起來共同抵抗白種人的東侵而振興亞洲。
《脫亞論》的發表，改變了日本輿論的動向，聯合西方列強參與瓜分中國，成為日本的政策目標。
日軍參謀本部，在1887年製定出《征討清國策》。
關於對華開戰時間，應在中國完成軍事改革和歐美各國擁有遠征東洋的實力之前，“以五年為期”，在1892年前作好以“國運相賭”的開戰準備。
作戰地區和占領目標是：遼東、山東兩半島，舟山、澎湖兩群島和台灣，以及長江兩岸的地帶。
1890年12月，第一屆帝國議會開幕。
首相山縣有朋發表施政演說，他強調“國家獨立自衛之道”，必須“保護主權線，不容他人侵害”，同時防守“與我國主權線之安危緊密相關的利益線”。
所謂“主權線”是指日本本土，“利益線”則指朝鮮和中國的東北地區。
他強調“外交和軍備之要點，全在維護此兩線的基礎”。
他要求軍費應占年度預算的大部分，提出了八千三百三十二萬日元的軍費案。議會削減了這一軍費預算案，山縣有朋憤而辭職。
鬆方正義組閣後，在第二屆帝國議會上，提出1892年的軍費預算為八千三百五十萬日元，繼續堅持擴軍方針。
自由黨和各在野派別，反對海軍的造艦計劃，削減了八百九十二萬日元的預算，與海相樺山資紀發生激烈爭吵。會後，天皇宣布解散議會。
第三屆議會選舉在1892年2月舉行。
海相樺山資紀、陸相高島和內務相品川，密謀動用憲兵和警察壓製在野黨的競選活動，各地連續發生流血事件，死傷共達四百多人。
選舉結果，眾議院的三百個議席中，在野各黨派共獲一百六十三席，政府的粗暴幹涉宣告失敗。
5月，第三屆帝國議會開幕，代表們強烈要求追究政府破壞選舉的責任，海、陸、內三相被迫辭職。
海軍的造艦預算又未獲通過，導致鬆方正義內閣的垮台。
正在日本政局動蕩之際，1892年7月，中國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率領從德國購進的“定遠”、“鎮遠”兩艦訪問橫濱。
兩艦都是七千三百三十五噸，六千匹馬力，各裝備有大炮六門，魚雷發射管三個，是當時亞洲擁有的威力最強大的鐵甲戰艦。
日本官員登艦參觀，個個震驚不已議論紛紛：中國“竟已裝備如此優勢之艦隊，定將騰飛東洋海麵。反觀我國，僅有三四艘三四千噸級之巡洋艦，無法與彼相比。”
迅速建成一支能夠打敗中國水師的日本海軍，成為日本軍界的最大願望。
北洋艦隊
僅一年多的時間，內閣兩次垮台，政局混亂，明治天皇被迫出麵召見政界和軍界重臣，商討對策。
決定由伊藤博文辭去樞密院議長職務，二次組閣出任首相。
伊藤博文建議“幕後人物總動員全體入閣”，由山縣有朋、黑田清隆、井上馨、大山岩、陸奧宗光等人組成“元勳內閣”，與在野黨派進行“最後一戰”。
第二屆伊藤內閣於1892年8月成立，在11月召開的第四屆帝國議會上，盡管伊藤博文呼籲“忠誠的諸位上下合作”，仍然遇到了危機。
由於人民負擔過重，反對擴軍備戰，在野黨派仍然堅持削減軍費。
總額八千三百七十五萬日元的預算，又被削減了八百八十四萬日元。
出現了或者內閣總辭職，或者解散議會的僵局。伊藤博文無路可走，上奏天皇出麵幹預，運用天皇的憲法權力下詔停止“紛爭”。
同時對反對派議員展開收買分化活動，內閣與議會雙方讓步達成妥協，僅削減預算二百六十二萬日元，結束了這場政治危機。
為了解決久拖不決的海軍建設經費問題，明治天皇在停止紛爭的詔書中提出：“國防之事，苟緩一日，或將遺百年之悔。”
他宣布在六年期內，每年從宮廷內撥出三十萬日元，文武官員獻出薪棒的十分之一，“以資補足造艦費”。
天皇帶頭獻金集資造艦的決定，掀起了全國性的獻金造艦熱。至1893年3月，日本政府宣告建造軍艦的經費已經落實，不再接受獻金。
“吉野”號
同年9月，在英國購買的最大鐵甲巡洋艦“吉野”號已竣工下水。
該艦有四千三百二十五噸，一萬五千九百六十八匹馬力，裝備大炮十二門，魚雷發射管五個，在航速和火力兩方麵，都超過了中國的戰艦，在法國購買的四千噸級鐵甲戰艦“嚴島”號等艦，也陸續交貨。
1894年，日本自造的“橋立”號、“秋津洲”號也先後竣工。這些三四千噸級鐵甲艦的開始服役，使日本的海軍力量迅速得到增強。
經過長期的準備，至1894年中日戰爭爆發時，日本陸軍已完成規定的擴軍備戰任務。
總兵力有：
野戰師團七個（包括近衛師團在內），要塞炮兵一個團又一個營，警備隊一、憲兵隊六，加上北海道的屯墾部隊，平時兵員總計六萬三千三百六十八人。
按戰時編製，一個師團為一萬八千四百九十二人，七個師團將近十三萬人，另可再動員後備役十萬人，組成二十三萬兵力的野戰部隊，已能完成大規模出國作戰的任務。
海軍雖未完成原定擴軍任務，但也已擁有戰艦三十一艘，共五萬九千八百九十八噸。
另有魚雷艇二十四艘，計一千四百七十五噸。
和中國的北洋水師相比，已經是旗鼓相當，大有後來居上之勢。
日本的侵華準備，還有一條鮮為人知但卻決不可忽視的無形戰線——謀報活動。
早在西鄉隆盛高唱“征韓”之時，日本軍國主義者就開始對朝鮮、對中國的東北、華北及台灣等地，著手戰略偵察。
陸軍少佐福島潛入台灣，測繪了詳實地圖，對於日軍侵台起了重要的作用。
參謀本部成立後，對謀報活動更為重視。
軍部的情報官與日本民間的右翼團體“玄洋社”相勾結，利用日本的在華浪人，在中國布置下無孔不入的間謀網。
僅在上海，“玄洋社”創辦的“東洋學館”，參謀本部資助的“日清貿易研究所”，都培訓過日本間謀。
中國的東北和華北，是日軍偵察的重點地區。
1877年，日本陸軍中尉島弘毅在東三省徒步旅行二百多天，獲得許多重要情報。
1883年，日軍陸軍中尉福島安正曆時一年多，走遍東北、內蒙和河北各地，回國後寫成《鄰國兵備略》，大受軍部讚賞，由此福島安正步步高升，後來成為主持謀報工作的最高長官。
1894年，日本浪人最先在福州建立謀報組。
1886年，陸軍中尉荒尾精與上海日本藥店“樂善堂”合作，先後在漢口、北京、湖南和四川建立“分店”，布下謀報網。
他們蓄發辮，著漢裝，講漢語，扮成商販或雲遊和尚，四處活動刺探情報。
甲午戰爭前，日軍參謀次長川上操六親自率領參謀軍官作戰地偵察，從1889年3月至6月，經朝鮮進入中國遼寧，過山海關至北京、天津，轉道上海返國。
對於未來戰場的地形、道路和中國的防務，都作了調查。
為加強戰區的經常性謀報工作，參謀本部決定在天津、營口和煙台三地，建立謀報據點，進一步調查渤海沿岸的清軍防務設施，監視北洋水師的活動。
日本軍國主義者就是這樣，有計劃有準備的步步走向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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