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戰功、人際關係差、情商低，憑什麽升至中央四號人物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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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戰功、人際關係差、情商低，憑什麽升至中央四號人物高位？

毅語破天機 2022-08-10 17:26

導語：

陳伯達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後由毛澤東親自委任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排名在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之後。不久後陶鑄被打倒，陳伯達自然躍升為中共中央四號人物，這是他政治生涯的最高點。

年輕時的陳伯達

接觸過陳伯達的人對他的評價是：他這個人為人行事有點怪。用現在的話說，陳伯達似乎是情商有點低。而且他沒打過仗，所以也沒有立過戰功。那麽這樣一個人，是如何一步一步上升，竟獲得了黨中央四號人物這麽高的政治地位的呢？

一、一個不大好交往的“低情商”怪人

陳伯達一生有過三次失敗的婚姻。

他的第一任妻子是他在莫斯科留學的時候認識的，叫褚有仁，兩人生育了一個孩子，但是好景不長，褚有仁無法忍受陳伯達的生活方式選擇了離婚。

後來，陳伯達因發表《評〈中國之命運〉》而名聲大噪，一個抗大女學生叫於文菲仰很仰慕他的大名，並接收了他的追求。二人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時間，於文菲也無法忍受和他一起生活，於是這段婚姻又走到了盡頭。

離婚後不久，陳伯達在北京認識了自己的第三任妻子劉淑宴，據說婚後陳伯達的事業不太順利，情緒總是喜怒無常，沒多長時間，劉淑宴又不和他一起過了。

離婚一次兩次，可能說明不了什麽問題。但是像陳伯達這樣三次婚姻都失敗了，沒有一個人和他走到最後，這就不能說他沒有問題了，至少，在婚姻生活上，陳伯達並不是一個合格的丈夫，他沒有維係好和三任妻子的感情。

據師哲回憶：

......“除了讀書和寫文章之外，再也沒有其他生活內容”。“他的屋裏臭烘烘、亂糟糟，桌子上、床上、地上堆滿了書，根本無處下腳”......

師哲

陳伯達成為毛澤東秘書並擔任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期間，與當時延安的許多高級幹部的關係都不是很好。

在文革時期，作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陳伯達和其他小組成員的關係也沒有處理好。後來基本上被江青和張春橋架空，而且還經常遭到江青在毛澤東麵前打小報告，致使毛澤東逐漸對陳伯達不滿。

從這些情況看，陳伯達似乎不太擅長處理人際關係，是一個“低情商”的書呆子形象。

據接觸過陳伯達的人說，他這個人有幾個特點：不管在屋內屋外，總是戴一頂帽子；對於一些經常和他接觸的人，他甚至連對方的姓名都叫不出來；說話有嚴重的閩南腔，很難聽懂；他講話時，不允許做記錄。

總之，他給人的印象是他是一個怪怪的人。

二、討論會上嶄露頭角，引起毛澤東注意

在延安，陳伯達先後在陝北公學、中共中央黨校、馬列學院任教，主要講授馬列主義基本知識、曆史和哲學。

雖然陳伯達在莫斯科留過學，和王明是同學，和張聞天是好友，但是此時作為眾多教員中的一個，他並沒有引起毛澤東的關注。

毛澤東對陳伯達刮目相看是在一次關於孫中山思想理論討論會上。

會上，孫中山思想的階級性引發了與會人員的爭論。一種意見認為孫中山的思想屬於小資產階級，另一種意見認為孫中山的思想屬於民族資產階級。雙方各有道理，爭論頗為激烈。就在這個時候，陳伯達發言說：“我認為，孫中山的思想有兩個兩重性，既包括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兩重性，又包含民族資產階級思想的兩重性……”

陳伯達的這個兩重性分析方法，很對毛澤東的胃口，因為毛澤東看待問題就擅長用兩重性分析的方法。於是毛澤東輕聲問旁邊的人：“現在發言的人，叫什麽名字？”旁邊的人在紙上寫了“陳伯達”三個字。

陳伯達講完，毛澤東當即站了起來，高興地說：“剛才陳伯達同誌的發言很好，很恰當地分析了孫中山思想的階級屬性問題……”

陳伯達就是在這關鍵的時間，在關鍵的人麵前，說了幾句關鍵的話。因此，他的人生便迎來了重要的轉折，他的才能便有了充分發揮的舞台，他的仕途便走上了快車道。

會後，毛澤東將陳伯達留了下來。正好，當天晚上，毛澤東要請一位美國記者在機關合作社食堂吃飯，便一同邀請了陳伯達。

毛澤東、美國記者、翻譯、陳伯達四個人坐在一起邊吃邊談。談話中，毛澤東建議陳伯達在延安舉辦中國古代哲學的講座。這是陳伯達的專業，或者說是他的興趣，是他擅長的領域，他自是欣然接受了這格建議。

讓陳伯達沒有想到的是，他的每次講座，毛澤東都會去聽，這讓陳伯達在延安的理論界聲名鵲起。

這期間，陳伯達連續寫出了《墨子的哲學思想》、《孔子的哲學思想》、《老子的哲學思想》三篇大作。

在寫完文章初稿後，陳伯達總是先恭恭敬敬拿給毛澤東看，並請求毛澤東給出修改意見。毛澤東也總是認真閱讀，之後認真給出修改意見。關於第一篇文章《墨子的哲學思想》，毛澤東給陳伯達親筆寫了一封信：

伯達同誌：

《墨子的哲學思想》看了。這是你的一大功勞，在中國找出赫拉克利特來了。有幾點個別的意見，寫在另紙，僅供參考，不過是望文生義的感想，沒有研究的根據的。

敬禮！

毛澤東

二月一日夜

另外兩篇文章，毛澤東也都通過書信的形式，給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見。由於事務太多，毛澤東的信一半都很短，隻有幾句話，但是對於這幾篇文章的修改意見，毛澤東卻寫得很多。

在這段時間的交往中，毛澤東看到了陳伯達的能力和才氣，並開始賞識他。之後不久，毛澤東便將陳伯達調到了自己身邊，擔任的職務是中央軍委主席辦公室副秘書長，也就是毛澤東的政治秘書。

毛澤東和陳伯達在天安門城樓上交談

從陳伯達和毛澤東的交往來看，他似乎並不是不擅長和人打交道，隻是他之前可能沒有遇到那個他認為值得他認真交往認真對待的人。

三、雖不會玩“槍杆子”，卻耍得溜“筆杆子”

師哲曾評價陳伯達：“陳伯達的書本知識確實豐富，需要時，信手拈來”。也有人評價他為“學問是三流的，政治是二流的，文筆是一流的。”

陳伯達雖然不會帶兵打仗，但是寫文章他確實是高手。在民主革命時期，特別是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陳伯達為打敗蔣介石，為建立新中國，作出了重大貢獻，特別是在輿論宣傳方麵，他的功勞不可磨滅。

有人說共產黨靠“兩杆子”打天下，一個是槍杆子，一個是筆杆子。從曆史事實看，陳伯達在共產黨“筆杆子”打天下中，是立了汗馬功勞的。

1943年3月30日，共產國際解散後，根據蔣介石的授意，由漢奸陶希聖代筆而成的《中國之命運》一書出版。

中國之命運

書中為國民黨“一黨獨裁”進行粉飾，公開提出反對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暗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和敵後抗日根據地是“新式封建與變相軍閥”。該書的出版是蔣介石分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動新的反共摩擦的輿論準備。

毛澤東看到這本書後，笑著對身邊的陳伯達、範文瀾、艾思奇、齊燕銘等說：“蔣介石給你們出題目了，叫你們寫文章呢！”這些秀才立即動手寫反擊文章。陳伯達用了三天三夜一氣嗬成了《評蔣介石先生的〈中國之命運〉》。

後來毛澤東在這篇文章上麵添寫了許多尖銳精彩的諷刺挖苦的句子，並且經過一次開會討論，將文章題目改為《評〈中國之命運〉》。

《評〈中國之命運〉》

在眾多文章中《評〈中國之命運〉》的力量最大，一發表，就給了蔣介石致命一擊。陳伯達也因為這篇文章名聲大噪，出盡了風頭，紅遍了中國。

後來又寫了《中國四大家族》、《人民公敵蔣介石》等殺傷力極強的書，陳伯達在書中首次把蔣、陳、孔、宋並在一起合稱為“四大家族”。

陳伯達還參與了《論聯合政府》、《論解放區戰場》、《中國人民政府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等一係列黨的重要文件的起草。

有資料表明，中共八大關於國內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的表述是陳伯達提出來的。另外，“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這一說法也是陳伯達提出來的。

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這麽多年裏，陳伯達將其才華和能力發揮得淋漓盡致。他確實在輿論戰場和重要文件的起草等方麵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四、一躍成為中央四號人物

陳伯達在毛澤東政治秘書的崗位上從1939年至1970年一共幹了31年，在這31年內，他的政治地位不斷上升，文革時期一度躍居中共第四。

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陳伯達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央工作委員會常委，居第47位。

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陳伯達被遞補為中共中央委員。

1956年，中共中央正式明確任命中共中央主席秘書，即陳伯達、胡喬木、葉子龍、田家英、江青，俗稱“五大秘書”。身為政研室主任的陳伯達是首席秘書。

1956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大，陳伯達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從中共七大的第47位躍居第21位。

1966年8月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陳伯達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兼中宣部顧問，因為配合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有功，竟跨越劉少奇、朱德、鄧小平、康生、李富春、陳雲等人，從中共八大報告時的第21位躍居中共第五號人物。幾個月後，陶鑄被打倒，陳伯達便順理成章地成為僅次於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的第四號人物。

毛澤東與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在天安門城樓

陳伯達之所以能在仕途上一路上升，直至在黨內獲得如此高的地位，我認為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他確實有過人之處，確實有一技之長，那就是他的文筆，他的文章確實是常人所不及的，這讓他在眾多人中脫穎而出，得到了毛澤東的關注和賞識；二是他跟對了人，雖然他和其他人交往並不怎麽上心，包括和自己的三人妻子，但是他和毛澤東的交往過程，他是非常用心的，這也讓毛澤東充分認識到他的才華和能力。

作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的陳伯達，在那瘋狂的動亂年代，利用他特殊的職務，起到了別人沒有起到的極其惡劣的作用，成為那一時期人民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