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中兩次發生在上海的戰事：1932年的“一·二八”與1937年的“八·一三”，對上海的破壞與影響，深深縈繞在這座城市日後的發展曆程之中。其中“八一三”淞滬會戰，又是抗日戰爭中規模最大、戰鬥最慘烈的戰役之一；所有的近代史敘述，都會對這場慘烈的戰爭著墨有加，已無需贅述。近來因筆者團隊整理複旦大學館藏近代西文文獻之際，發現諸多近代稀見中外文刊物，保留有眾多戰事救護、難民的記載，久不為學界關注，遂拈出此中一二國人奮起抗爭、營援互助的事跡，謹此紀念“八·一三”八十五周年。
本文所涉原始文獻有法文期刊Relations de Chine（中國通訊）、中文《震旦雜誌》、“寵光社上海通訊”等當時上海社會的小眾媒體，對於淞滬會戰的關注點，則與大眾報刊的大幅戰事報道截然不同。它們多將目光聚焦於炮火中的難民、婦孺和傷兵等弱勢群體。在為他們呐喊呼籲的同時，使得我們從中看到了戰爭大背景下的無數平凡人民：麵對危險的局勢，他們沒有退縮，立足本職，依然堅守在戰火之中。其中，尤以法文期刊《中國通訊》（Relations de Chine），近日漸為學界關注。
複旦大學館藏震旦舊藏Relations de Chine（中國通訊）書影該刊自1903年至1940年在巴黎出版，由當時在上海及江南各地區的法國人撰寫。其中期卷1937年10月至1938年4月間，有相當一部分內容報道“八一三”淞滬會戰細節，尤其關注與法國相關機構、人物關係密切的三個地點：盧家灣、徐家匯以及南市。雖然報道立場保有歐洲人的視角，但這些記載無疑補充了同時期的中文文獻的不足，並提供了全新的視角，能成為我們今天的抗戰史研究中互鑒的史料，尤其是讓我們看到在當時的曆史背景下，我們絕非孤立無援，還有大量的外籍友好人士留在上海與我們並肩戰鬥。盧家灣畔救死扶傷
盧家灣本為滬南肇嘉浜上的一個轉彎口，1908年馬相伯捐資購置浜北地基，將建於徐家匯天文台的震旦學院遷辦至此，此地後並入法租界，簡稱“盧灣”而聞名；這裏同時因震旦與廣慈而成為近代上海重要的法係文教中心。淞滬會戰爆發前，廣慈醫院（今瑞金醫院）和震旦大學（今交通大學醫學院），就曾許諾。接收難民和提供醫療服務。1937年時，盧灣有不少在滬的法國人在此工作、生活，而震旦大學在校也有六百四十三名學生（參閱《中國通訊》1937年10月刊）。隨著戰時難民蜂擁而至，盧灣一帶承擔了大量傷員救治、組織難民所的任務。
當“八一三”淞滬會戰的炮聲打響，這一地區首當其衝投入醫療救治的便是廣慈醫院。1938年1月的《中國通訊》援引法文《上海日報》（Journal de Shanghai）8月17日的報道，“自8月14日（周六）起，就有四百五十名傷者被送進廣慈醫院救治，整個晚上醫院裏人滿為患。八個手術團隊在幾分鍾內迅速集結，通宵達旦進行手術，直到第二天淩晨一點。”盡管如此，“在四百五十名傷者中依然有五十五人在抵達醫院的時候就已經死亡，之後又有五十人傷重不治身亡”。因廣慈醫院已經超負荷運轉，六十八名較輕的傷員被轉移到鄰近的法國醫院“安當貧民醫院”（l'Hpital Saint-Antoine，後並入盧灣區中心醫院）繼續治療，幾十人隻能簡單包紮之後就讓他們回家了，更多無法回家的傷者隻能在醫院的大廳內等待醫治。（參閱《中國通訊》1938年1月刊）
）在廣慈醫院遭遇大量傷員湧入的同時，震旦大學也在戰事中開設病院、組織醫務、支援救護、收容難民均不遺餘力。淞滬會戰近三個月後的11月上旬，中國軍隊退出南市華界地區，傷兵人數隨之驟增，一時無處安頓。中國紅十字會向震旦大學提議，並得到醫學院的畢業生、在校師生以及一些法國機構的醫生自發響應，在校園內組織了中國紅十字會上海市救護委員會第三傷兵醫院（又名第三救護醫院，le troisième hpital temporaire de la Croix-Rouge）。最初於震旦中學部校舍增收傷兵一百餘人，11月9日，留院人數達五百零八人之多。12月初，又因其它各傷兵醫院相繼辦理結束，震旦大學轉入傷兵三百餘人。至1938年4月6日，第三傷兵醫院辦理結束時，震旦大學先後收容傷民五百餘人，傷兵一千四百餘人。（參閱《震旦雜誌》1938年第三十七期）該醫院所有的糧食、床、席子等援救物品由中法婦女共同資助，而手術器械、藥物等醫療用品則由當時上海眾多中外小診所提供。該臨時醫院借用震旦大學西校區的大禮堂和新校舍的地下室，兩天內先後收治了二百二十多名傷員。這些傷員多是從前線用卡車運來，現場的法國記者如是寫道：“盡管他們（中國軍人）身受重傷，但是他們沒有呻吟，可以看出他們堅忍的勇氣（Ils ne gémissent pas malgré leurs horribles blessures et montrent un courage stoque.）”。（參閱《中國通訊》1938年1月刊）戰爭伊始，震旦大學設有床位二百張，後經不斷增設，直至1938年4月6日，第三傷兵醫院辦理結束時，震旦大學先後收容傷民五百餘人，傷兵一千四百餘人。（參閱《震旦雜誌》1938年第三十七期）
設於震旦大學大禮堂內的第三傷兵醫院（圖片出處：《中國通訊》1938年4月刊）除了讓出一部分校舍作為醫院之外，在饒家駒（Robert Jacquinot de Besange）與翟金聲（Alexandre de Thuy）兩位法國人的先後組織下，在震旦靠近馬斯南路（今思南路）的空地上建立了三所大棚，設臨時避難所，即“震旦大學難民所”。戰爭伊始，就收容了一千五百名來自各地的難民。到8月30日，難民所人數依然不斷增加，有記錄提及難民所的規模曾一度擴張至可容納三千餘人（參閱《震旦雜誌》1938年第37期），由此可見因戰爭而流離失所的人數之眾。每一間臨時大棚裏設置了兩個爐灶的廚房，提供八口大鍋；外麵則設有洗衣間、浴室、診所等生活設施。法僑沙辛女士（Saussine）與震旦大學的醫學生們在這裏為難民提供服務。（參閱《中國通訊》1938年1月刊）
震旦大學法學教授彭廉石（André BONNICHON）看望震旦大學傷病醫院中的傷員（圖片出處《中國通訊》1938年7月）震旦大學對上海的戰事的關照事無巨細，甚至考慮到了市立動物園中老虎和獅子的安危。（參見《震旦雜誌》1938年第37期）這些大貓們很可能在震旦博物院的花園裏“避難”了半年，在多方的努力之下幾經轉移，最終安全度過了戰時。值得一提的是，還有一部分震旦的學生參與保衛位於楊樹浦的聖心醫院（今上海市第一康複醫院），該院在“淞滬會戰”時始終積極搶救傷員，直到最後日軍占領該院的那一刻。（參閱《中國通訊》1938年1月刊）淞滬會戰的硝煙從虹口八字橋爆發，迅速點燃周邊區縣；與之相鄰的楊樹浦是上海工廠、碼頭集中之地，自開戰伊始，這裏就成為了兩軍爭奪的重要目標。陸伯鴻（1875-1937，上海人，知名企業家、慈善家）於1934年在楊樹浦所創聖心醫院，原有接診量百餘人，戰後陸續接收了三、四百名難民，一時成為了四鄰的避難所。工部局屢次三番勸導負責該院日常護理工作的護士撤往租界的安全地帶。淞滬會戰伊始，國軍主力87師圍攻盤踞在楊樹浦和黃浦江上的日軍，聖心醫院在戰火之下岌岌可危，在此堅守了十日之久的護士，於8月23日，連同院中的病人、難民和嬰孩等安全撤退至震旦大學內。（參閱《主心月刊》1937年第一卷第十一期）
徐家匯“無戰事”
徐家匯位於上海西南一隅，因其交通便利，兼又毗鄰租界，淞滬淪為戰場時，便有許多難民逃來此地，尋求庇護。與此同時，徐家匯對於在上海的法國人有特殊的意義。這裏，有來自法國的自然科學設施——徐家匯天文台，以及承載中法文化交流出版任務的徐家匯藏書樓，光啟社等機構。為此，居住在徐家匯的中法人民齊心協力，調動各類資源，積極維護徐家匯地區和平的同時，努力安置難民，共同渡過難關。
與“八一三”時期戰事集中的閘北、寶山等地區相比，當時的徐家匯尚屬平靜；日軍的轟炸並未針對該地區，徐家匯的各個設施周圍也有中國軍隊駐紮。但是這並不代表日本侵略者放過了徐家匯的重要科學設施（參閱《中國通訊》1937年10月刊）：日軍的飛機經常在徐家匯低空盤旋，不斷觀察各個設施，並拍照記錄。（參閱《中國通訊》1938年4月刊）在徐家匯的人們，聽著槍炮聲、看著頭頂飛越而過的日軍飛機，無時無刻都不能放鬆警惕。
一旁的南洋公學（今交通大學）遭受了直接的襲擊。當日本侵略者發現幾千名中國士兵在此駐紮之後，南洋公學便遭遇了日軍的狂轟濫炸。由於公學離徐家匯隻有一公裏，目睹那裏的重創，徐家匯的各機構深感遭受威脅。於是，關心徐家匯的上海各界人士，先是通過在滬的十二名領事（代表徐家匯外籍人員的十二個國家）向日本軍方進行交涉，要求保護在徐家匯的所在國公民權利，之後法國人饒家駒又親赴“敵方當局”進行調停：最後換來徐家匯的相對安寧：中方撤走士兵和彈藥，日方不得對徐家匯地區進行轟炸。（參閱《中國通訊》1938年4月刊）
隨著戰事的推進，到10月底，中國軍隊在戰場上呈現不利形勢；當時社會上流傳著一種說法：認為中國軍隊最終會撤到徐家匯，並在這裏與日軍進行決戰。就在流言紛飛之時，徐家匯附近在幾天內發生了多起不明原因的縱火事故。雖然徐家匯有法國士兵駐守，但是大家都心知肚明：法國士兵僅負責各法國人的機構。此時的徐家匯，人心惶惶。（參閱《中國通訊》1938年4月刊）
10月28日晚上6點，中國士兵在徐家匯最西端挖戰壕並設置鐵絲網，一副即將開戰的氣勢，就在所有人一籌莫展之時，第二天淩晨2點，中國軍隊突然全部撤離了，10點，日軍包圍了包括土山灣孤兒院（今土山灣博物館及周邊）和聖衣院（今上海電影博物館）在內的駐紮有法國士兵的徐家匯所有設施，據說這是中日雙方以及法租界當局多次協商的結果！同時也因為這個“和平”的結果，僅當天就又有數千名難民湧入徐家匯。（參閱《中國通訊》1938年4月刊）
早在8月15日（原文為25日，根據中文資料，疑為15日之誤）晚上，至少兩千名難民從水路和陸路同時湧入屬於華界的徐家匯地區，在教堂廣場以及當時徐家匯的各條小路上聚集。當晚，徐家匯住院的院長，法國人山宗泰（Eugène Beaucé）下令，讓這些難民進入徐匯中學內，至少在室內過夜。這些難民很多從虹口、閘北、楊樹浦、甚至吳淞趕來，不少人已經好幾天沒吃東西了。徐匯中學難民收容所主任陸士熙（Joseph Lh）帶領廣大校工臨時組成誌願者隊伍，連夜為廣大難民做飯。（參閱《中國通訊》1938年1月刊）至此，徐家匯難民所匆忙建立。
法國人程萬裏（Jean Billot）在難民所中充當起了臨時醫生的角色，正值夏季，難民所中不少兒童患上了痢疾，腹瀉等當時兒童的常見病，程萬裏不停為每個孩子診斷，徐匯中學衛生老師、中國人楊洪祥（Thomas Yang）以及馬路對麵聖母院的法國姆姆們也投入到為難民提供醫療服務的行列中。（參閱《中國通訊》1938年1月刊）
設於徐匯中學內的傷兵醫院，圖中站立者為程萬裏（圖片出處《中國通訊》1938年1月）由於難民大量湧入，陸士熙以及其他誌願者們已經無法滿足要求，於是之後上海所有難民所的飯食由上海難民救濟委員會（“賑濟堂”）統一提供，每天提供兩頓，分別是早上10點和下午5點：每個難民可以吃兩碗白飯配一些蔬菜。這些飯菜在法國人眼中“一點都不奢華”，甚至曾有一位乞丐難民向程萬裏坦白說，“他對這些飯菜感到尷尬，因為他的胃不習慣一天隻吃兩頓飯。”因此有些法國人會悄悄塞給難民一些麵包，把自己的口糧分一些給這些一無所有的人們。（參閱《中國通訊》1938年1月刊）1937年8月18日，開戰後四日，徐匯中學難民收容所便已成立。隨著戰事吃緊，到了8月25日，收容難民人數增至二千五百人，食宿旋即陷入困境，於是不得不擴大範圍，分別安插至匯師中學和聖母院內。此後繼續擴大，難民收容分所增至十八處之多。11月12日，國軍退出上海，難民人數劇增，達到了頂峰時期的二萬三千餘人。迨至1938年2月，時局趨穩，難民人數漸漸減至八千人。在此期間，徐匯中學收容所主任陸士熙率領校役每日煮粥二次分發，自始至終未有斷炊之日。而由秋至冬，陸主任又設法購買或募捐衣被一萬多套。對於有疾病者加以醫治，病重者給予調養。兒童則分發餅幹糖果，並施以教育。（參閱《聖心報》1938年第五十二卷第一期）
徐家匯難民營（圖片出處《中國通訊》1939年10月）國軍撤退期間，經由法租界公董局和教會方麵極力斡旋，將徐家匯劃為難民區。時至1940年，兩租界人滿為患房租高漲，一般中下階級因物價低廉不顧路途，紛紛遷往徐家匯，田野上差不多蓋滿了住宅和小型廠房，這裏儼然成為了另一個南市安全區。（參閱《大美周報》1940年第五十七期）
徐家匯難民區（圖片出處：《大美周報》 1940年第五十七期）除徐匯中學之外，位於徐家匯地區的聖母院和若瑟院也收容了四百名難民，這些難民都是婦女和兒童。由姆姆們負責提供臨時的食宿以及醫療服務。（參閱《中國通訊》1938年1月刊）之後在南洋公學中也建起了難民所，在“淞滬會戰”期間收容了兩萬名難民。（參閱《中國通訊》1938年4月刊）
設於聖母院的婦女難民所病房（圖片出處《聖教雜誌》1938年第二十七卷第六期）當然，就連這些徐家匯的法國人自己都不得不承認，徐家匯的難民所有很大的衛生以及缺醫少藥問題，甚至不少難民還衣不蔽體。但在當時的情況下，他們能做的實在有限！（參閱《中國通訊》1938年1月刊）——雖然當時的徐家匯各處都掛著法國旗，但連法國人自己都清楚，根據上海周邊地區的戰事情況，這麵旗幟並沒有多大作用。
）饒家駒與南市難民區上海的南市地區被很多當時在滬的西方人稱為“南島”（Nan-Tao），在這裏，“八一三”期間，由法國人饒家駒發起，建起了著名的南市難民區，即“饒家駒區”（La Zone Jacquinot），饒家駒與“安全區”話題也是今天學界非常關注的話題。
饒家駒（1878-1946），字軼才，生於法國洛林地區，抗日戰爭期間，饒家駒在上海、漢口等地設立安全區，救援中國難民數十萬人。《中國通訊》及相關刊物也提到了該區，並補充了一些其他文獻中鮮見的資料。早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期間，饒家駒就曾與日軍有過正麵交鋒。當時身在虹口的他就曾積極投入到傷員的救治，難民的收容活動中。正是在這次戰時救援的過程中，他感慨於中國平民的大量傷亡，便通過公共租界當局認識了租界中負責防務的陸軍少校，英國人貝爾（Hailey Bell），兩個在滬歐洲人一拍即合：決定參與中日兩國的戰事調停，設置休戰期，讓廣大平民有時間撤離戰區，以減少平民，尤其是中國平民的傷亡。（參閱《中國通訊》1932年4月刊）
於是兩人先隻身找了當時負責占領閘北的日軍海軍上將野村（Nomura），經過多輪討價還價，最終野村答應給四個小時休戰時間，讓中國平民撤離。隨後兩人再通知英國總領事璧約翰和上海市長吳鐵城，爭取到了四個小時的撤離時間。自此，饒家駒也算與侵華日軍打過了交道，這也為他之後南市難民區創建的過程中，與侵華日軍斡旋打下基礎。（參閱《中國通訊》1932年4月刊）
1937年11月11日，上海市長俞鴻鈞發表告市民書，沉痛宣告上海淪陷。身處華界的民眾開始紛紛湧入相對安全的租界地區，一時之間，租界內難民日眾，實難安插。上海國際紅十字會急救難民委員會委員長饒家駒目睹局勢，與交戰雙方訂立協定，在法租界民國路以南，方浜路以北地區成立安全地帶，初期收納約十萬難民，由國際委員會負責界內治安。兩個月之後，安全地帶中的難民人數激增至二十五萬，共分為九個區，難民每日可得五角米票。紅十字會還在安全地帶開辦醫院三所、產科醫院一所，以及臨時醫院若幹，每日施診和施藥人數達幾百人之眾。（參閱《聖教雜誌》1938年第二十七卷第一期）
）南市難民區建立之後，饒家駒依然與侵華日軍鬥智鬥勇，在當時已經十分艱難的情況下，為難民區內的中國人民爭取更大利益。一是在區內維護相對的和平，從一開始，饒家駒就以“在區內所有房中撤走了所有中國士兵”的名義多次拒絕日本軍隊進入難民區搜查，甚至利用法租界內的白俄在難民區內當糾察做掩護，證明“難民區”內沒有中國軍隊存在，想盡一切辦法阻止日本軍隊進入。雖然不能完全堵住日軍的騷擾，但饒已經做了相當大的努力。二是全力為難民區內的難民提供生活保障。難民區內的消防車庫中堆滿了上海各界捐贈的糧食，在與租界的交界處也不斷有堆滿糧食的黃包車到達：甚至在路邊，都有露天的糧食供難民取用。之後因工廠停產，隻能改用法屬印度支`那的大米。（參閱《中國通訊》1938年4月刊）
饒家駒曾在難民區辦過多所學校，設立過多所診所。其中大多不久都被迫停辦。但是他始終不顧危險，堅守在崗位上與中國人民一起渡過難關。（參閱《中國通訊》1938年4月刊）
）至1937年末，依照寵光社提供的統計數據，以上各處機構合計收容難民近萬人：震旦大學約有二千人，大通路天主堂約五百人，徐匯中學約四千人，匯師中學和聖母院等處約三千人。此外，尚有南市安全地內的幾十萬難民。而在救護傷兵方麵：洋涇浜曉明女中和類思小學設有床位三百個，大通路天主堂收容傷兵二百多名，震旦大學則有約二百五十名。（參閱《聖心報》1937年第五十一卷第十一期）
1937年上海部分難民收容所分布圖當紀念“八·一三”的和平鍾聲再次敲響，讓我們重溫這段在滬中外人民萬眾一心，同心抗日的曆史，感恩這片土地上曾湧現過的無數“平民英雄”：他們雖然沒有在戰場奮勇殺敵，但他們在民族存亡的關鍵時刻挺身而出，為這座城市的和平和安寧同樣做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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