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原文：https://nautil.us/why-were-patriotic-3968/
中譯:
故事要從開往克利弗蘭的一列火車的包廂裏，喝著湯姆·柯林斯雞尾酒的男人說起。
“天佑美利堅，”他唱道，“這片我深愛的土地……”
沒過多久，就有人加入了合唱。“伴她左右……助她騰飛……” 很快，旋律便響徹整個車廂，人們都扯著嗓門高聲唱著這首愛國歌曲。
那是1940年，這一情景被寫在了寄給曲作者艾爾溫·柏林 （Irving Berlin） 的一封信中，如此突然的愛國情懷宣泄，躍然紙上，卻再平常不過了。那一年，艾爾溫這首32小節的簡潔樂曲融進了美國的文化結構裏，傳進美軍的軍人大廈，基督教和猶太教的教堂，學校裏，甚至是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維爾一間保險公司辦公室裏，某天全體銷售部職員竟然引吭高歌起來。在全美危機或是自豪的時代，總能聽到這首歌在學校禮堂，甚至是9/11事件後國會大廈的台階上被唱響。
柏林在五歲的時候移民到美國。他的家人為了躲避針對猶太人的一波種族清洗逃離了俄羅斯。在他的成長過程中，他的母親常常低聲吟唱 《天佑美利堅》 。“ （她的哼唱） 並不隨意，而是帶著一種幾近欣喜若狂的情緒。”他隨後回憶道。
“他總是把這首歌當成一首情歌來談論。”謝麗爾·卡斯科維茨 （Sheryl Kaskowitz） ，這位 《天佑美利堅》 和 《金曲的驚天史》 的作者這樣說道，“這首歌源於對祖國真摯的愛和感激”。
想要理解為什麽愛國主義在政治中是如此強有力的“道具”， 我們不妨從 “內群體(ingroups)”和“外群體(outgroups)”這兩個概念說起。
這乍聽起來可能有點諷刺： 一個出生在外國的美國移民，竟然寫出了一首能夠如此強有力地反映國家歸屬感的歌曲——這首在全美民眾中引起共鳴的歌曲，抒發了一個“外來人”對於第二故鄉的愛。在美國這個建立於“革新”願景的移民之邦裏，這也許並不稀奇，反而是情理之中的事。
但是這種忠誠——將群體和個人的界線模糊——有著與之緊密相關的另一麵； 愛國並不總是那種在開往克利弗蘭的火車包廂裏的溫暖手足情，有時我們關於群體認同的直覺反倒會成為一把強力的楔子，把群體中的“異類”排擠出去。有時候，把我們連接在一起的，也許並不是對於家和國的愛，反倒是一個共同敵人。
這就是為什麽政客們總愛激起愛國主義來妖魔化對立的一方，巧妙地暗示那些與我們意見相左的人是在和我們作對。這是一種黨派性的策略，在每個選舉年份，競選活動如火如荼進行以及愛國主義彩旗飄飄的時候，已經司空見慣了。當我們把自己視為“美國人”的時候，或是其他國家的公民時，感知到的威脅或是對我們祖國的輕蔑能夠激起我們的愛國情懷，正如一首好聽的歌曲能把一個好點子變成感性的、直白的和潛意識裏的東西一樣。科學家們解釋那些能夠驅動愛國主義的人類本能也能夠激發人性最好，以及最壞的一麵。
20世紀70年代，一位名叫亨利·泰弗爾 （Henri Tajfel） 的英國社會心理學家將學生誌願者隨機分成了兩組——盡管他並沒有這樣告知學生們。他告訴學生們，他們滿足了特定的標準，從而獲得了小組成員資格。這些標準是隨機而且瑣碎的——瑣碎到試驗人員都能想出來。某些小組是根據學生們對於抽象藝術的喜好程度來形成的，有一些小組則是通過學生對於圖片中點的個數的估計能力的不同進行劃分。
盡管被分在不同組別的被試與其他組的成員在實驗前互不相識——甚至他們連自己同組的成員都沒有麵對麵的接觸——但被試的表現依然一致： 他們會選擇歧視其他組的成員，並且對自己小組的成員有“照顧”和“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態度。他們依然會選擇幫助自己的小組，盡管這並不能“利己”。
泰弗爾將那些能給予小組成員歸屬感的稱為“內群體”，而其他的組稱為“外群體”。這兩個術語已經成為了心理學中的核心研究領域，如今也是神經科學以及遺傳學的重要課題。
如果你是群體導向型， 你更樂意和相似的人在一起。 但你對於全新的體驗， （所持的心態） 則不那麽開放。
想要理解為什麽愛國主義在政治活動中是如此強有力的“道具”，為什麽愛國的“符號”如此具有說服力，專門研究這類現象的行內人說，從“內群體”和“外群體”開始討論比較理想。“內群體”和“外群體”的概念能夠幫助解釋偏見和“愛校”的根源——甚至是為什麽某些人要戴著泡沫塑料帽，打扮成“奶酪 （芝士） ”，或是把自己全身塗上最愛的足球隊的顏色，甚至是每當己方球員被對方阻截的時候，會在球場邊線赤膊尖聲喊叫了。
泰弗爾的研究表明，那些得到我們認同的群體提供了一種重要的“身份”和“歸屬感”。正如我們通過直覺對於物體進行分類，利用語言描繪我們對世界的理解一樣，社會群體幫助我們了解這個世界，以及我們在世界中的位置。一旦我們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就會充滿動力地去提升這些群體的地位，從而提高我們的自信心——或是，相反地，通過說服我們自己，我們所在的群體比其他的更為優秀。
“愛國主義是身份的一種表現形式。”紐約大學的社會心理學家傑·範·貝沃 （Jay Van Bavel）如是說，“顯然，區別來自於個人所處的社會環境，以及與身份相關的特定社會價值觀。”但是，許多心理學以及神經科學是建立在身份的相同原則之上，無論我們的身份是揚基棒球隊的球迷，還是當地體育場的開放對抗籃球賽的隊員，抑或民主黨和共和黨的黨員。
隨著腦部掃描技術和現代遺傳學的出現，科學家們已經發現了存在於我們意識之下的超強“心理魔力”。這些研究表明，群體認同感是天生的，更幾乎是直覺的。
對於一項近期的實驗，範·貝沃與合作者們借鑒了泰弗爾的做法，他們隨機將被試分成兩組。然後他們讓他們鑽進一台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機內，再觀察“圈內”和“圈外”成員們的腦部圖像。當看見同組成員的照片時，和看到其他組成員的照片時相比，被試在大腦的杏仁核區域表現出了更大程度上的激活，而杏仁核是與情緒效價相關的一種古老的結構。與泰弗爾早期的實驗 （結果） 類似，這一實驗結果出現在兩個組別是完全隨機生成的，並且均是在實驗開始前幾分鍾才進行 （成員） 分配的情況下。
範·貝沃更發現，當被試看到同組成員時，大腦的視覺皮層中的紡錘狀麵孔區 （一個用於識別麵孔的特殊區域） 和腹內側前額皮層 （一個被認為在賦值上起到關鍵作用的區域） 將會經曆更強的活動。這些反應是極其直覺的： 向被試展示不同的人物照片，你常常能通過研究大腦的激活模式，猜到哪些人屬於“圈內”，而哪些是“圈外”。
“群體所做的其實是賦值，”範·貝沃說道，“當你成為一個小組的成員時，你就可能更加重視同組的其他成員，同時，你也可能更加珍視與小組相關的價值符號，比如小組的旗幟。”範·貝沃已經開始揭示證據，表明被試看到一個小組成員接受獎勵 （比如金錢） 的時候，大腦的“獎勵中心”就會被激活，即便他們自己本身並沒有得到任何的獎勵。
其他的研究則表明，這些傾向——模糊自我和他人的界線，一種在群體裏“利人便是利己”的情感——是天生的，甚至可能是被自然選擇的嚴酷考驗磨練出來的。
密歇根大學的心理學教授斯蒂芬妮·普雷斯頓 （Stephanie Preston） 提到關於天生的群體反應可以從動物世界裏得到啟發。為了理解人類的行為，她研究了狼群、黑猩猩種族、雪橇犬，甚是是魚群。它們的一個共同特征是情緒似乎是會蔓延的 （具有傳染性） ，在群體的環境中，則可能快速地蔓延。
“在封閉的群體中，你可以輕易地觀察到，當其中一個動物變得不安，它們全都會跟著不安。” 普斯頓教授如是說，“如果其中一個動物開始尖叫，大家都會跟著尖叫，即便隻有一個動物在攻擊中受傷了。”愛國主義，她說道，能夠將情緒和價值在一個群體性的環境中升華。
普斯頓教授還解釋說，比起“外群體”人，人們更容易與那些“內群體”人產生共鳴。“我們知道，人們在模仿‘內群體’人時，往往具有更強的移情和傾向性。”她這樣說道。 這一現象可以利用她提到的一種“感知行動模型”來解釋，這是一種共有的感情經曆，發生於當個體從另一個體感受到了相似的情緒，而這正是感知另一個體狀態的結果。這是一種神經過程，她說道，在這一過程中“你將他人映射到自己的身體狀態上，當其他人與你在身份、年齡或是性別上更為相似時，你將更容易與他們進行這樣的映射”。
相反地，排外則可以歸結為一種“感知上的不相似性”，普雷斯頓教授說道，“來自不同種族或是國家的人，要把自己的觀念投射到美國本土的神經底層上稍微有些困難。”簡而言之，這也造成了一種共鳴鴻溝。
_心理學家曾指出人們對群體認同的一個差異。哈佛大學集體神經係統科學實驗室的米娜·西卡拉 （Mina Cikara） 指出， 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之間有一個重要的差異，愛國主義是“內群體之愛”： 我們為了更大利益而犧牲的愛。民族主義是“外群體之恨”： 懲罰那些和我們不同的人。
“民族主義更像是‘其他人都不如我們’，正與愛國主義的‘我們自己很偉大’相反。”西卡拉說，“一個是真的僅僅為自己的群體感到自豪，而另一個主要是針對超越其他國家的優越感。這就是為什麽人們認為民族主義是野蠻的，並且典型地與德國納粹聯係在一起。而愛國主義卻是每個人都應該擁有的美德。”
一些科學家甚至開始驗證人們對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感受有遺傳傾向，不同的基因可能會驅使我們走向不同的情緒。“基因是內在的人格特質——接觸世界的抽象方法。”約克大學心理學係的講師、倫敦大學國王學院從事雙胞胎和遺傳流行病學研究的加裏·路易斯 （Gary Lewis） 說。路易斯對比了德國的452對DNA100%相同的單合子雙胞胎(同卵雙胞胎)，336對有50%相同DNA的異卵雙生雙胞胎，和87對匹配度較低的雙胞胎。所有試驗對象都在相同環境中長大，研究設計使路易斯在很大程度上排除環境因素，觀察了遺傳在差異產生中的規律。
軟弱和焦慮導致我們依賴集體， 去集體尋求庇護， 就像一個受到驚嚇的小孩會去找父母尋求庇護一樣。
在2014年的一個研究中，路易斯專門檢驗了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和偏見，並嚐試量化遺傳因素的影響。為了測驗愛國主義，路易斯和他的團隊讓雙胞胎們給包括“我愛德國”在內的一些問題打分。而衡量民族主義，他們問了例如“不深愛德國和不尊重文化的人應該離開這裏”。
證據非常清晰： 同卵雙胞胎比異卵雙胞胎擁有更加一致的態度和觀點。由此他得出了結論，個人在文化相似群體中50%的差異來自於遺傳因素。這是一個數學分析所以路易斯隻能量化結論間的相關性，但是他也證明了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之間的聯係不是特別的強。
路易斯發現了在傳統主義及小集團偏袒和一種稱為“開放”的心理特征之間的一個負相關聯係，即一種探索發現新的食物、去處和新的體驗的意願。
“讓你開放程度低的遺傳似乎能讓你更傾向於群體偏好。”路易斯說，“如果你是非常團體導向的人，你會偏愛和那些更像你的人在一起。但是你對新經曆的心態就會保守一些。”
西卡拉在她的研究中發現，當我們認為外群體是威脅的時候，內群體之愛可能會轉化成外群體之恨。
許多研究者通過實驗證明，將被試分成幾個小組，給他們錢和幾個選擇。為了測試群體內的愛和為此犧牲的意願，每位被試都被告知他們既可以把錢據為己有，又可以貢獻給整個小組。他們投給群體的錢將會包括加成在內返還。這個實驗檢驗了自我犧牲，因為每個人最後拿到的錢會比投進去的時候少，然而整個群體的財富會增加。
事實證明，我們可能會強硬地把集體需求放在首位： 研究者發現在試驗中，多數人會留下一點錢或者將錢全部放入集體財富中。
這可不是關於群體外厭惡的案例。為了測驗群體外厭惡，樣本會被給出第三個選項： 他們可以把錢投給“一個群體外厭惡的賬戶”，他們投進去的錢會加倍，同時會減少其他小組同樣多的錢。在這個實驗裏，把錢投給“厭惡賬戶”的被試是在花錢來給其他小組懲罰的。西卡拉說，在一般情況下，很少有人會主動選擇去損害自己之外的群體，我們默認的似乎是“自己活,也讓別人活”。
然而近年，西卡拉做了一個實驗來證明那些可能造成改變的因素。
並不意外的是，她發現當人們覺得自己群體的利益受到來自外群體的威脅時，他們會選擇自我犧牲並懲罰他人的選項。可是也許潛在的大腦數據顯示要告訴我們的還不止這些，當外群體被視為有威脅的存在時，大腦的一個部分會因為對外的失敗和懲罰而感到回報。她的這個研究在棒球球迷中最為顯著。
西卡拉證明，檢測紅襪隊和揚基隊球迷的大腦活躍反應會更有說服力。她說： “我們希望能找到在人們對愉悅的自我反饋和回報機製之間是否有所聯係，這樣的情況出現在當他們的對手出現失誤，哪怕是在和金鶯隊的比賽中出現的失誤。所以這並不隻是關於自己所支持的隊伍的勝利，更是歸因於外群體的負麵狀況。
大腦掃描顯示紅襪隊球迷出現狂熱反應的情況大多是在看到揚基隊輸球的時候，即使這場球不是跟紅襪隊對抗，而紅襪隊球迷在金鶯隊和其他球隊對抗時就沒有出現相似的情況。她認為，為了讓人們比熱愛自己群體做得更多，外群體就不得不受到他們的謾罵了。
西卡拉說： “我們群體內的多數人隻是關心內群體並且忽視其他人，因為他們對我們來說並不存在威脅。然而，也有一些外群體需要我們多加關注，因為他們對我們自己的群體會產生潛在的影響。”所有球隊都是競爭者，但是他們水平參差不齊，另一支球隊也會對他們產生威脅性，或者說，因為競爭而出現的仇視很久之前就存在了。
這在真實世界也真正存在著，想想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地亞人之間持久的遺產爭奪的戰爭,又例如中東的遜尼派和什葉派，或是盧旺達的圖西族和胡圖族。對本群體的擁護和對外群體的仇恨，曆史、文化和感知根植於潛意識動力，可以解釋恐怖分子的恐怖行為。_
那麽什麽樣的心理因素在影響團隊認同呢？ 更具體一點，什麽因素造成了對外群體的仇視呢？ 社會心理學家、馬裏蘭大學傑出的心理學教授阿裏·W·克魯格蘭斯基 （Arie W. Kruglanski） 也在探索這些問題。
“對一個群體的認同會拓展你個人的存在感，因為群體中卓越的存在感超過所有個體成員，一旦你感受到你是這個群體的一員，你對死亡的恐懼就會減少，因為你作為集體中的一員你得到一種不朽的名聲，所以成為集體的一員會帶來良好的感覺。”
克魯格蘭斯基指導過巴基斯坦、埃及和印度尼西亞等地的研究項目，發現在個人對工作感到失落的程度和他們對自己的民族或宗教群體認同的趨勢存在相關性。他認為集體導向的趨勢和群體認同在我們不能很好地將它理解為個人時會被加強。他補充道，“軟弱和焦慮導致我們依賴集體，去集體尋求庇護，就像一個受到驚嚇的小孩會去找父母尋求庇護一樣。”
克魯格蘭斯基開創了“認知閉合”理論的先河，他指出人對於周圍環境的安全感是一種先天的需要，這個研究使他不可避免地研究了關於群體的問題，特別是極端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
在閉合的需求和群體認同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係，包括愛國主義。一旦你對自己產生了不確定性，你就會去尋找確定，而這種確定性來自於群體意識形態所給予你的自身定位。你是這個集體中的一員並且你擁護這種集體意識形態。
“失敗會影響一個人的自我認知，當一個人感覺自己受到了歧視，這時會產生一種不確定性，並且集體意識形態會得到強化——甚至比教皇還要神聖。”
有充分的證據表明失敗會導致對集體的接受程度和對個人社會定位接受程度上升，特別是當這個社會身份可以給一個人帶來權利名望的時候。事實上，成為一個更大的集體中的一員會得到很大的保護，你在一個有著卓越實力的集體的保護下，就不需要擔心你個人的失敗和焦慮。
克魯格蘭斯基的研究表明，個人對不尊重自己，或是讓自己低人一等的群體感到幻滅，這些會造成他們去認同一個新的集體。相反地，他找到了證據，證明個人的成功會削弱人們對集體主義的認同。
“如果是你個人獲得的成功，你會覺得對群體的依賴降低了，小孩探索自然時感覺受到鼓舞，個人在與集體的關係更加獨立時會感到成功，變得更加個人主義。”
上麵這句翻譯得很糟。原文：
“If you are successful as an individual, you feel less dependent on the group,” Kruglanski says. “Children who feel empowered and encouraged venture to explore the environment. Individuals who feel successful and competent and independent release the bond they have with the group. They become individualistic.”
對於移民群體來說，愛國主義隻與接納他們的國家有關，包容、開放和共鳴從人類自然的深處顯現出來。他們是我們的一部分。當我們迷茫的時候，愛國主義將我們割裂開而非將我們聯合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