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小說後的印象，就是電影跟小說完全麵目全非，除了人名相同，故事幾乎完全不同，甚至故事結構也完全不同。裏麵是別人寫的。

 

       一般來說，情節的更改有三種：刪、增、改。
       “刪”往往是為了突出主題，使主要線索更加明晰。這是由於電影和小說的本質差異造成的，小說可以反複被閱讀，而電影則不行，電影通常也被稱作“一次過的藝術”。懸念大師希區柯克認為，電影是把平淡無奇的片段切去後的人生。正是基於這樣的原因，張藝謀大刀闊斧地刪除了原小說的大量情節。小說開篇七千字左右的情節便被張藝謀刪掉了。而在後續發展中，原作也有不少情節被刪減了，如因家貧把女兒鳳霞送人，兒子有慶喂羊補貼家用，妻子家珍得了軟骨等。刪的對象不止有情節，還包括人物，因為人物和情節是密不可分的，在刪掉某些情節的同時，可能也把人物刪掉了。有些人物在表現廣闊的生活畫麵的長篇小說中是必要的，但是在隻有兩個小時左右的電影中就不一定需要了。
       而“增”往往是為了影片內容和形式的需要。而張藝謀在電影中主要采取了“刪”，對於“增”，最明顯的大概就是民俗藝術皮影戲了。雖然這一情節的增加飽受爭議，但我認為，皮影戲的增加是有益的。電影中，皮影戲可以說是一條極其重要的線索。福貴是一位唱皮影戲的民間藝人。戰爭年代，他靠唱皮影戲養家糊口，也因為外出唱戲而卷入血腥戰場，從死人堆裏爬出來的福貴領悟了生命的脆弱，因而更加珍惜“活著”的快樂。“大躍進”時期，福貴的皮影戲不僅是化解父子矛盾的媒介，更是文化貧瘠年代小鎮人們唯一的文化娛樂和藝術享受。文革中，皮影在“四舊”之列被強行銷毀，但裝皮影的精致箱子卻保存下來，最終成了富貴小外孫的小雞籠。所以，皮影不僅是個簡單的道具或人物謀生的工具，更是一個具有深廣內涵的文化符號，它承載著艱難歲月中人們以沫相濡的溫暖親情和未來希冀。當然，我們也可以從“人生如戲”的角度理解，人是玩偶的操縱者，人卻如同玩偶被一種不可知的強大力量所操縱。從這個角度看，皮影的寓意與導演所要表述的主題意蘊結合得嚴絲合縫，同時也避免了一覽無遺之憾，這樣一來，影片便可以達到一種較為突出的藝術效果。
       “改”，主要是指對小說中原有情節的改編。電影最多被提及的改動，一個是對“大鍋飯”和自然災害造成的生活的艱辛，特別是饑餓場麵的改動。代替這些痛苦場麵的是喜劇化的表現，比如，有慶要報複欺負姐姐鳳霞的小孩兒，在公社大食堂吃飯的時候將拌滿辣椒的麵條一聲不響地倒在那個小孩的頭上。有慶闖禍之後，那個小孩的父親很不高興，很生氣地抓住有慶，並且責備家珍和福貴不會教育孩子，當家珍和福貴辯解時，他甚至說“誰知道你們知道不知道這事就是搞破壞，就是破壞大食堂。對破壞大食堂就是破壞大躍進，反正，孩子幹不出這種事來。”從生活的細節表現當時政治對人們生活的滲透，喜劇化而又極具諷刺色彩地表現出當時的時代背景。
       另外一個便是對結局的更改。電影的結局，死亡的人數大大減少，到小說中鳳霞的死就結束了，因此小說的殘忍程度和過分的戲劇化和偶然性也受到減弱了。電影的末尾用了一個長鏡頭表現的是福貴、家珍、二喜和外孫饅頭平淡靜默的家庭生活，這樣的結尾顯示著生命的延續和不滅的希望。這樣的安排，一方麵是由於影視和小說的本質區別。小說作為使用語言文字的藝術形式，可以設置重複的情節反複刺激讀者的心靈以達到主題的深化和升華，而電影由於以畫麵為表達方式，如果采用重複的鏡頭作用於觀眾的視聽，則可能會引發他們對影片真實性的懷疑和抵觸，另一方麵，這樣的安排也更符合觀眾的審美，傳達出這種普通中國人世代信仰堅守的生命哲學。就是憑借著這一份簡單而質樸的希望，我們可以度過人世間所有的艱辛、痛苦乃至絕望。生活在給予他們生命的韌性和堅強的忍耐力的同時,也教會他們對世事的豁達、寬容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