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航行靠舵手》及其曲作者的沉浮記
在“史無前例”的歲月裏，曾有一支歌不分場合，天天唱，人人唱，那就是《大海航行靠舵手》。
如今，當人們拿著一些稀奇古怪的事去申報“吉尼斯紀錄”時，居然忽略了《大海航行靠舵手》這支被八億人唱了十年的歌，無疑是“世界之最”“世紀之最”的歌曲。
周恩來總理指導修改的歌
《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曲作者王雙印和詞作者李鬱文，是我30多年前在黑龍江結交的老朋友，是我所尊敬的兩位頗有成就的音樂藝術家。
1932年，王雙印生於著名女作家蕭紅的故鄉——黑龍江省呼蘭河畔。他的舅父在小縣城裏開了一茶社，為了招徠顧客，經常請一些當地藝人到茶社說書、唱大鼓、演皮影、秦單弦、唱二人轉等。童年的王雙印常常趴在櫃台後聽得入迷，還時常跟藝人們學著吹拉彈唱，民間藝人成了他的啟蒙老師。1947年，15歲的王印考進東北民主聯軍的軍需學校，被稱作“紅小鬼”。由於他有宏亮的嗓音，加上民間藝術的薰陶，能自編自演，吹拉彈唱樣樣在行，便被分配到業餘演出隊。此後，他相繼在魯藝術工團、黑龍江省歌舞團、哈爾濱歌劇院任獨唱演員，兼搞作曲。從機器轟鳴的工廠到黑土地的農村，從祖國邊疆到抗美援朝戰場，從首者高唱革命歌曲的大舞台到珍寶島自衛反擊戰的前線，都留下了王雙印的歌聲。
《大海航行靠舵手》創作於1964年。當時舉國上下正掀起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熱潮，他被工農兵群眾學毛著的熱情所感動，內心萌發了創作的衝動，便與同在哈爾濱歌劇院工作的詞作者李鬱文合作，譜寫了這首歌頌毛澤東思想的革命歌曲，最初的歌名是《幹革命靠的是毛主席思想》。
這首歌旋律流暢，曲調明快，琅琅上口。作為歌唱演員的王雙印，在當年的“第二屆哈爾濱之夏音樂會”上演唱了這首新創作的歌曲，立即引起轟動，觀眾反響強烈。
當時，我從厭字畢業到黑龍江日報社作記者還不到一年，十分幸運地參加了“哈爾濱之夏音樂會”的采訪，我用照相機記錄下了王雙印在舞台上神采飛揚地演唱他首得意之作的情景。
許多人以為《大海航行靠舵手》這首歌曲是“文化大革命”的產物，其實是一個誤會。這首歌創作於“文化大革命”之前，而且是在周恩來總理熱情並幫助修改之後，正式推向全國的。
1964年6月，周恩來總理陪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崔庸健委員長到哈爾演訪問。在迎賓文藝晚會上，王雙印演唱了自己最新創作的歌曲《幹革命靠的是毛主席思想》。
當他滿懷激情地演唱這首新歌時，周總理邊聽邊打著節拍跟首哼唱。演出結束後，周總理特地把王雙印叫進貴賓室，親切接見了他。“這首歌軍得好，曲調明快，歌詞形象生動。若把‘毛主席思想’改為‘毛澤東思想’，就更為準確了，因為中國革命的勝利，是集體領導的智慧嘛!”周總理拍著王雙印的肩膀，熱情地鼓勵他。總理還就個別音符是否可改用切分音提出了建議。王又印按照周總理提出的修改意見，對歌詞和曲譜進行了改寫。後來，王雙印又接受了原北京電視台(即今中央電視台)文藝部副主任王敬芝的建議，把歌曲的名稱由《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改為《大海航行靠舵手》。
1965年初，當時最具有權威性的《紅旗》雜誌發表了《大唱十首革命歌曲》的重要社論，《大海航行靠舵手》名列榜首，隨即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大唱革命歌曲的熱潮。
1969年，王雙印作為勞動模範代表進京參加國慶20周年觀禮，在中南海接受中央領導接見時，周恩來總理一眼就認出了他。握著他的手鼓勵說：“你應該把歌聲送到珍寶島前線去……”隨後，王雙印遵照周總理的指示，參加慰問團到珍寶島的每一塊陣地，每一個哨所去演唱，曆時兩個多月。
王雙印的名字隨著《大海航行靠舵手》這首歌曲的廣泛傳唱而名揚大江南江。
在田間“學牛叫”的日子
1964年秋，中共黑龍江省委組織首期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我所在的《黑龍江日報》社和王又印所在的哈爾濱歌劇院的社教工作隊，都被派往阿城縣。我們倆在相鄰的兩個人民公社裏與貧下中農“同吃、同住、同勞動”。每每在社教總團召開大會時，就有機會見麵交談，相處的時間更多了，相知的程度就更深了。
社教對於王雙印來說，是一次難得的深入農村體驗生活的機會。他與貧下中農社員一起播種、育苗、鏟地，在田間地頭聽農民唱鄉間小調，在生產隊裏看農民自演的二人轉。
濃鬱的鄉土風情，激發了他的創作欲望，先後創作出《我是貧農的好後代》、《老飼養員》、《車老板之歌》等鄉村歌曲。其中《我是貧農的好後代》最受歡迎，而我是這首歌的第一位聽眾。
王雙印創作《我是貧農的好後代》這首歌的時候，我正被社教總團抽調到縣城去籌辦社教成果展覽，暫住在縣城中心的阿什河旅社。
有一天他來到我的住處，進門就說他要唱一首新寫的歌給我聽，征求我的意見。隻見他展開一張折疊的信紙，上麵密密麻麻地寫著樂譜。他右手打著拍子哼唱起來，唱完後問我感覺怎麽樣?我不懂得如何作曲，但是曲調美不美、有沒有勁兒，還是能聽出來的。聽著倒也流暢，感覺有點過於平緩，就象是喝了兌水的酒一樣——沒勁兒。尤其是開頭的‘我是貧農的好後代’“那一句，顯得平平淡淡，缺少激情。”我直率地說出了聽後感。他馬上動手修改了幾個音符，再唱給我聽，果然大不一樣，“我是貧農的好後代”這頭一句中的“好後代”三個字，唱得鏗鏘有力，氣韻高昴，聽後為這振奮。他看我這位“第一聽眾”滿意了，便笑著說：“這首新歌就由你老兄給我‘審定’通過了，這裏麵也有你的一份功勞啊……”
過了幾天，王雙印拉著我一起到他所在的生產隊的地頭去，他要為貧下中農社員演唱這首新歌，為他拉手風琴伴奏的是年輕的演奏員劉克紀。“你們知道這個大胖子是誰嗎?”我向在地頭上聽他唱歌的農民們發問。“知道，他叫王雙印，是挺有名的演員哩。以前他曾下鄉來為俺們唱過歌。”旁邊一位老實巴交的老農答話說。“他天天早晨都到田間地頭去‘學牛叫’，開始俺們還挺納悶兒：好好一個人，怎麽天天學牛叫?後來才聽說那不是學牛叫，是在練什麽聲。”一位老農的放讓我實在忍不住笑了。王又印是一位男中音歌唱家，他起聲來確實有點象牛叫。後來，社教總團規定社教隊中的演員不準再練聲，據說是考慮到別給貧下中農帶來不好的影響。
我在那次地頭演唱會上拍了不少照片，分別在多家報刊上發表。30多年後，聽說當年為他拉手風琴的劉克紀，早就當上哈爾濱歌劇院的院長了。
是年冬日的一天傍晚，王雙印又來到我的住處，隻見他頭戴狗皮帽、身穿破舊棉衣，嘴上捂著一個大口罩，隻露出一雙有大的眼睛，說起話來更像是沉重的男低音了，而且聲音沙啞，咳嗽不止。看來他是感冒了，病情還不輕。他摘下口罩，見我桌上放著兩個饅頭和一碟鹹菜，便抓起來饑不擇食地吃起來。一邊憤憤然地講起去城郊衛生院看病的經曆：早飯後，他向社教隊領導請假去城裏看病，拖著沉重的腳步，走了幾裏路，到了城郊衛生院。當時正是流行感冒發生，到醫院看病的人很多。他排半天隊才掛上號，把掛號單和病曆本交到診室裏，便在走廊上的長椅上坐下耐心等待。一位年輕的護士拿著病曆本喊名字往診室裏叫人，良久，不見喊王雙印的名字，他還是在等待。隻見那位護士每次喊人時，總是麵有難色地看著一個病曆本，卻不喊本上的名字，又把它放到下麵去了。過了好長時間了，那些比他後掛號的人都看完病走了，還是沒有叫到他的名字。最後，走廊的長椅上隻剩他一個人了。那位小護士食著最後一個病曆本，站在診室門口向他試探著問：“你是姓王吧?”王雙印趕忙點頭答道：“是，我是姓王。”小護士偷偷地抿嘴樂了：“那你就進來吧!”進了診室，那位護士有點不好意思的問了一句：“你怎麽起這麽一個名啊?”王雙印摸不著頭腦地回答：“從小爹媽給起的。”隻見小護士湊到一位女醫生的耳邊竊竊私語：“這真是‘嗑瓜籽吃出個臭蟲來——啥人(仁)都有’啊。倆卵，不倆卵唄，還寫到名上!”那醫生看了一眼病曆本上的名字，也忍不住地笑了：“誰家的男人不是雙卵?還有拿‘卵’字兒當名的?!”她們咬耳交談的聲音雖小，卻被王雙印聽得一清二楚。他啼笑皆非地大聲說：“我叫王雙印，不叫‘王雙卵’!”他這一說，讓那女醫生和小護士都弄了個大紅臉。到這時他才明白了：原來是掛號室的人把“王雙印”寫得太潦草，小護士怎麽看都分明是“王雙卵”。怪不得她要那樣做。這樣一來，就讓王雙印這天到衛生院看病是“起了個大早兒，趕了個晚集”。我要過王雙印的病曆本來一看，便笑了。別說是那個小護士，換了誰也會念成“王雙卵”。這個典故很快便傳開了。
從此以後，他便多了一個綽號。許多老朋友常開玩笑地叫他“王雙卵”，他總是報之一笑，不惱不火。
“文革”中他走紅時當上了官兒，大家都叫他“王局長”，自然沒有人再敢當麵叫他這外號了。後來，他又成了平民了，老朋友們又開始叫他“王雙卵”，反倒挺親切的。
為西哈努克親王記譜作曲
1972年5月8日，西哈努克親王出訪朝鮮之後到達我國丹東，由當時的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徐向前元帥前往迎接，陪同他正式訪問我國東北三省，時間長達20天。西哈努克親王作為柬埔寨的國家元首和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線主席，在那些年裏經常住在中國，並作為重要國賓被中央安排到各地訪問。所到之處，人山人海，夾道歡迎。西哈努克親王是一位多才多藝的國王，善於寫歌作曲。那時許多人欣賞過他創作的歌曲《懷念中國》。這次西哈努克親王於5月23日到達哈爾濱之後，向我方陪同人員透露了一個信息：此次在東北三省訪問期間，他為中國和毛澤東主席創作了一首新歌，名為《萬歲人民中國!萬歲毛澤東!》但這首歌曲隻是腹稿，尚未寫成正式歌曲譜。親王希望能有一位中國作曲家協助他完成這項創作。
當時，在哈爾濱正有一位全國著名的作曲家——王雙印。“文革”期間他不僅因一曲《大海航行靠舵手》而紅極一時，還當上了省文化局副局長。這樣，為西哈努克親王記譜作曲的任務，便曆史地落到了王雙印的頭上。按照省接待部門的要求，王雙印要在規定時間內陪伴在親王身邊，反複聆聽西哈努克親王彈秦鋼琴唱出心中的曲調，邊聽邊記，再根據親王的意圖，普寫成正式曲譜。然後，由他去組織省裏的文藝工作者連夜排練，在5月28日歡迎西哈努克親王的文藝晚會上首次上演。雖然時間堅任務特殊，卻也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機遇。王雙印自接到這項任務時起，就處於一種從未見過的亢畝之中。
我與王雙印極為熟悉，相互稱史道弟，無話不說。他年長我8歲，卻一直稱為我“老兄”。這次，我奉派跟隨采防西哈努克親王的訪問活動。西哈努克親王一行下榻於花園村國賓館，王又印與我在國賓館相遇。他性情爽直，快人快語，興奮之情溢於言表。“老兄，你說說，這天上還真能掉下餡餅來?為西哈努克親王記普作曲的‘美差’，咋就輪到我了?!”王雙印眯著他那一雙本來就不大的眼睛對我說，還特地囑咐道：“我能和西哈努克親王在一起的機會十分難得，你老史要多替老哥好好照幾張相啊!”
5月28日我，在當時被稱作“紅太陽展覽館”的劇場裏，舉辦歡迎西哈努克親王的文藝晚會。在這個晚會上最重要的節目，是隆重推出西哈努克親王這次訪問東北時創作的歌曲《萬歲人民中國!萬歲毛澤東!》。同時，還演唱親王創作的另外一首歌曲《懷念中國》。王雙印是這次晚會的總指揮，登台演唱他協助親王記普作曲的這首歌。
演出之前，王雙印在後台悄悄對我說：“在演完西哈努克親王創作的歌曲後，我要去向親王獻花，你老兄一定要想法兒給我照個正臉!”他說是殷切誠懇，令我無法推卻。原來我是想選擇劇場前左側的位置，這樣可以拍攝到西哈努克親王的正麵形象，但是獻花人可就是背影了，為了滿足王雙印“照個正臉”的願望，我臨時改變了原定的拍攝位置，選擇劇場的前右側，專門等著為王雙印拍個“正臉”。
當由王雙印領唱的《萬歲人民中國!萬歲毛澤東!》男婦聲合唱剛一結束，全場燈光通明，響起經久不息的掌聲。王雙印從台上走下來到貴賓席向西哈努克親王獻花，祝賀親王的歌曲創作獲得成功。親王與他熱烈擁抱，感謝他記譜作曲所作的貢獻。親王對這次演出的成功深表滿意。
這時，中央跟來的電影電視記者們已擋在前麵，我無法拍到完整的畫麵，情急之中趕忙站到身旁一位觀眾座椅的扶手上，居高臨下，無遮擋地俯視這熱烈的場景，連續按勸著相機的快門，拍攝了王雙印滿麵春風的正臉形象，而西哈努克親王與莫尼克公主則是背影和側臉。那時，如果有變焦鏡頭的話，還可以拍攝一些中近景的畫麵。事後，王雙印告訴我：“在我向西哈努克親王獻花時，還特地向你們記者的位置瞟了一眼，看到你老史站的位置最高，鏡頭正對著我哪，我就一百個放心了——準有好照片!”這張照片果然令他十分滿意，他向我要了好多張保存。
第二天，萬人聚集哈爾濱火車站，隆重歡送西哈努克親王離哈前往北京。當西哈努克親王和夫人登上專列在車窗口裏向歡送的人們揮別時，突然看到為他記普作曲的王雙印也站在歡送隊列中，便微笑著隔著車窗口玻璃向他招手。我趕緊搶步上前去對準車窗拍攝下這個畫麵——西哈努克親王和夫人笑容可鞠的揮動雙手道別。王雙印明明看到親王在向自已招手，由於外事紀律約束，他卻不敢有過多的表示，隻能微笑著規規矩矩地站在那裏。
西哈努克親王離哈的消息見報時，所刊登的前往車站歡送者的名單中，除了黑龍江省黨政軍負責人之外，還有為數不多的“各方麵代表”，其中有著名的全國老勞模蘇廣銘，珍寶島自衛反擊戰的戰鬥英雄孫玉國、華玉傑、還有王雙印。在當時，名字能在重大外事活動中見報是一種難得的殊榮。
風光十年倒黴十年
“文化大革命”中，《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聲與旋律。
響乇全國城鄉。但當舉國上下大搞“造神運動”之時，最高統帥毛澤東的接班人林彪題寫了“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毛澤東思想”的題詞，從而使這首歌籠罩上了一層更為神聖的政治麵紗。記得有一次談起報紙上刊登的林彪題的手跡時，嘴上一向沒有把門兒的王雙印脫口而出：“林副統帥這不是在照抄我和李鬱文創作的那首歌嗎?”他語驚四座，令在場的人們啞口無語。良久，有的人說“就是好麽回事也別這麽說呀”，有的人說這是林為這首革命歌曲賦予了“新的政治生命”。
隨著《大海航行靠舵手》的瞳紅，原本是哈爾濱歌劇院一名獨唱演員的王雙印，其命運也隨之拉出一條上升的紅線，他先後被選為全國人大代表，當選中共黑龍江省委委員，擔任省革命樣板戲劇團的負責人，後又被提升為省文化局副局長。地位變了，住房也“鳥槍換炮了”，由鬆花江邊一間擁擠的小屋搬出來，住進了南崗區大直街上的“高幹”房。
1972年，王雙印帶領黑龍江省革命樣板戲劇團進京匯報演出，“革命文藝旗手”，江青到場看戲並接見他們。時任國務院文化組副組長的劉慶棠向江青介紹王雙印是《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曲作者，江青很感興趣，並讓他當場唱一首歌。在劉慶棠的建議下，王雙印演唱了一首《世世代代跟著共產黨走》，江青聽後大加讚賞。江青接見黑龍江省樣板團，這無疑是重要的新聞，也是樣板團回省後重點匯報與傳達的內容。王雙印和“樣板團”很是風光了一陣子。孰料不到四年光景，“四人幫”被粉碎了，江青當年的接見及王雙印為“女皇”唱歌一事，竟然成為“王雙印上賊船，向江青表忠心”的嚴重政治問題。
1976年末，他被隔離審查，打入另冊。他頭上原有的那些光環頓時消失，人輝煌的顛峰上跌落下來，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開除黨籍。要他徹底交待與“四人幫”的關係。在長時間沒完沒了的隔離審查中，這個一句還算堅毅的東北漢子，精神上陷入一種難以自拔的痛苦之中。他覺得委屈：自己僅僅給江青唱了一支歌，怎麽就算“上賊船”了?他覺得冤狂：林彪題寫“大海航行靠舵手”，和我寫的那首歌有什麽關係?他越想越覺得委屈，越想越覺得冤枉，越想越覺得人生之路那麽窄……這是他從未經曆過的痛苦遭遇。在孤苦難熬的隔離審查中，檢查寫了一份又一份，交待說了一遍又一遍，總是過不了關。遙遙無期的審查，漫漫無望的期盼，人痛甘到極處易絕望，他想一死了之，以死作最後的抗爭。他選擇了一個很糟糕的方式，從三樓隔離室的窗口跳下去，結果被一棵大樹的枝權擋了一下才跌落到地上，奇跡般地沒死。但這一來又增加了一條“罪狀”：自絕於人民。持續十年之久，與他因《大海航行靠舵手》一首歌走紅全國的時間幾乎相等。
1987年，組織上終於給王雙印作出實事求是的結論，恢複了黨藉。把他分配到龍江電影製片廠任音樂編輯，後又調任黑龍江省藝術研究所副研究員。他感歎道：“興衰榮枯雖然身不由已，但情有獨鍾的音樂，卻始終為我所愛，能繼續從事音樂事業，這不 說是我的幸運。”這期間，他創作了四部影視專題片的音樂，還對民間曲藝和音樂理論作了許多研究。被人們遣忘了20多年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曲調，1989年突然又在全國城鄉響起來，大街小巷都在播放著這首曲調。他細一聽，味道全然不對勁，歌詞已麵目全非，把“大海航行靠舵手”改成了“大老爺們愛老婆……”歌詞之庸俗低下，不堪入耳；演唱得陰陽怪氣，油腔滑調，讓人無法忍受。王雙印憤然拿起法律武器到北京告狀，他的親密合作者李鬱文也在報刊上發表文章聲援戰友。他的正義行動得到最高人民檢察院、廣播電影電視部、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以持，贏得首都法律界和新聞界的大力支援，勝訴而歸，全國報刊多有報道。雙印對此舉說得明明白白：“在我看來，這不僅僅是在篡改《大海航行靠舵手》這支歌，而是在篡改一個時代的標誌。我所捍衛的不僅僅是個人的著作權，而是在維護曆史的莊嚴與真實。”
1989年，王雙印離休了，他整理匯集自己創作的50多首歌曲出版了《王雙印歌曲選》。黑龍江省音樂家協會、哈爾濱歌劇院等八家單位於1994年2月28日，成功地舉辦了“王雙印從藝45周年音樂作品大型演唱會”。當62歲的王雙印又重新站到舞台上，放開他洪亮的歌喉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時，觀眾的熱情又一次被他點燃了，全場沸騰起來。王雙印看到觀眾沒有忘記他，雙眼浸滿激動的淚花……
老朋友的遣憾
當年，王雙印因一首歌走紅，官當大了，人也忙了。人一旦有權了，圍著轉的人就多了。他曾向我發過牢騷：“連八杆子打不著的朋友都找上門來了，有的想調過樣板團，有的想要個官兒當，有……”但是他特別對我說：“咱們是‘四清戰友’，是鐵哥們兒，和那些‘朋友’不一樣，你有什麽事兒要讓我這當哥哥的辦，老兄盡管說話!”我一時也沒有什麽事要他辦，但是常有一些朋友讓我幫他們向王雙印要演出票，每次都是他寫個條子去找管票的人取。最初，看到他給我寫的條子極其簡單，隻寫“請解決演出票×張。切切確保為盼!”有時還加上更有力的強調語。我擔心用他給我寫的如此簡單的“條子”能否順利拿到戲票。王雙印很神秘地告訴我：“歸我批條子的演出票數額有限，可是來找我要標的人太多，得罪誰都不好。實在沒法兒了，就想出這個招兒，與管票的人講定：凡是見到寫得‘簡單’的條子，是要確保給票的；凡是寫得‘熱情’的條子，是哥給可不給，有多餘的票就給，票緊張就不給。”怪不得他給我寫的條子，每次都能拿到票。
1969年，原在黑龍江日報社很得意的我們這一派，被在報社支左的軍宣隊和被其支持的另一派“革命小將”打倒，我們一派的人或被分到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或下放勞動。我被指派到毛澤東親批的柳河五七幹校去勞動鍛煉，妻子體弱多病，兒子才十來個月，我實在放心不下。我再三思量如何躲過這一劫，想到能夠幫這個忙的人就是我的老朋友王雙印了。那時，他正在負責組建“黑龍江省革命樣板戲劇團”。革命樣板戲是由“革命文藝旗手”江青親自抓的，在當時是至高無上的政治任務，要錢有錢，要人給人。凡是“樣板團”提出要調進的各種人才，省裏一律開綠燈。有一次他曾對我說：“樣板團要調一個拍劇照的人，你要能來就好了，那裏的待遇好，補助多。當然，我們那個‘小廟’養不了你這尊大菩薩。”想起他曾說過的話，看來隻要王雙印指名調我去樣板團拍劇照，我就可以不必下放五七幹校了。我與妻子反複商量多日，到底要不要去求王雙印?想到我與他同在農村搞社教的“戰友”情份，想到我們結婚時他特地送來親手用電影膠片製做的一個鑲有毛澤東像的精美相框的情景，想到他曾誠懇地說過“你要有事需要大哥辦盡管說話”的許諾，便決定去求求他。
一天早晨，我找到他家，在他上班之前的短暫時間裏，匆忙進了我的想法，希望他能幫我一忙，他答複得特別爽快：“樣板團裏正缺拍劇照的人，我向省裏說句話，調你來樣板團，應該沒有問題……”我一家人在期盼中等待“佳音”，左等右等，一直沒有等到“樣板團”調我的消息，也沒接到他的電話或任何音訊。最後，我於1969年9月6日打起行裝，走上了“光輝的五七道路”半年事，妻子把剛剛滿一歲的兒子送到山東老家，交給70多歲的奶奶照看，她也下放到柳河五七幹校。我們夫婦在這裏戰天鬥地，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一幹就是好幾年。
1996年春天，我與香港的新聞同仁一起到黑龍江采防時，住在花園村賓館。65歲的王雙印騎自行車來看我，我們又一次在當年西哈努克親王下後吐真言：“當年，你下放五七幹校，我能說話而沒敢為你說話，是怕在省報社讓你去幹校的情況下，我去調人會違背原則。我參加革命50年了，現在想一想，那時的‘原則’是什麽呀?是方的?是圓的?還是扁的?……假如我少想一點那個‘原則’的話，你一家人或許就不會遭那份罪了……”說著說著，他竟然老淚縱橫，泣不成聲，一時弄得我也怪難受的。一切都過去了，別再提它啦!對於人生來說：“經曆即財富”，當年，您要是真把我調到‘樣板團’去拍劇照，幹校是不用去了，但也少一段難得的人生經曆。那樣，我的一大筆“財富”還沒到手，就被您“剝奪”了……我這麽一說，他反倒破啼為笑了。
蓋棺論定留下傳世之作
1996年“文革”30周年前夕，我到哈爾濱市采訪老照片中的主人公王雙印，他雖年過花甲，身體還健朗，每天騎自行車東奔西跑。
雙印的兩個女兒都各自成家立業了，小女兒在省電台當音樂編輯，這也算是“女繼父業”吧。隻是風雨同舟幾十年的老伴患腦梗塞，半身不遂，語言失靈。健壯的雙印便擔當起“家庭主婦”的職責，還要幫助老伴活動肢體，通過嘮嗑來訓練她的語言能力。家裏是一時也離不開他，當我挽留他在花團村賓館一起用餐時，他說：“不行，你大嫂還在家裏等我呢!”便匆匆騎上自行車走了，他要順路買菜回家為老伴做飯。日後幾天，他事先把老伴的飯菜做好，“請假”來賓館與我把酒敘談。他告訴我，他自似的座右銘是：“曆經坎坷，遇韻高唱，壯心不已，情係祖國。”他對祖國，對人民，一片赤誠，一片愛心。
我返京不久，哈爾演的朋友來電話說，雙印也患上與他老伴相同的病了。我立即往雙印家裏掛電話，我要他親自接電話，不管我說什麽，他都是“啊啊…哦哦……的聲音。後來他的老伴接過電話，我老聽懂了她斷斷續續的說出來的幾句話，她說雙印知道是我掛的電話，非常高興!他不能說話，不能動彈，就不多說了。我時常在想：老倆口都半身不遂，言語無法交流，相互不能照顧，這日子過得多麽艱難哪!
1998年4月間，我到齊齊哈爾去追蹤采訪“文革”老照片《虔誠者》中的主人公王國祥。在哈爾濱逗留期間，由省報社的攝影記者逗留期間，由省報社的攝影記者郭存發開車陪我去南崗大直街尋找雙印的家。這棟不大的小樓原先曾被稱為“高幹樓”，王雙印是因為《大海航行靠舵手》走紅當上了副局長，才被安排住進這棟人樓的一層。當年，我去他家串門時看著那寬敞的房間，羨慕不已。現在看到在這小樓旁蓋起的座座高樓大廈，這“高幹樓”實在顯得寒酸了。進了雙印家裏，室內一片錯暗，偌大的房間裏，除了幾件簡單的舊家具，再也找不到昔日“高幹樓”的感覺了。時令已進入了春天，氣溫不算低，而王雙印仍穿著一身棉襖棉褲。見我進門，他坐在床上想站卻站不起來，說話又說不了，隻能用尚能動彈一點的左手指一指床邊，示意讓我坐下。他的老伴坐在屋角一把椅子上，還是行動不便，說話倒比雙印好一些。我見此情景，一陣酸楚油然而生。這倆口子當年可都是特要強的人啊，如今剛過花甲之年，竟然落到這般田地。
我便安慰著對雙印說：“人生都有踽踽獨行的時候，你的心決不能退縮!他勁地點了點頭。隨後，我大聲地告訴他：“我早就想寫一篇有關《大海航行靠舵手》曲作者的文章，用一些老照片串起來，專門講照片背後的胡事。我已寫了幾千字，都存在電腦裏，因故遲遲沒有把它寫完。我寫的都是咱倆親自經曆的一些事兒，等這篇文章寫出來之後，要寄一份給您過目。我的話他聽明白了，臉上露出了笑容，這笑容出現在一位癱瘓病人的臉上，完全失去了他原有的風采。我看了還是很高興，因為我讓他知道社會上還有人在想著他王雙印，人們不會忘記他寫的歌。他老伴對我說：雙印最大的毛病是他中風之後，對康複失去了信心，便破罐子破摔，不肯鍛練，病情越來越糟。我勸他要聽醫生的話，要堅持鍛煉，爭取早日康複。我攙扶他在地板上邁著艱難步子起了幾圈，他已累得滿頭大汗。當他要離開時，雙印眼圈發紅，有些難舍難分的樣子，我便與他一起拿著當年的老照片坐在床上，讓郭存發為我們照了幾張合影，並約定等他病好之後再拍些更好的照片，還要照出他當年的風采。他聽後，苦澀地笑了笑，口中發出類似“好，好”的“嗬，嗬……”之聲。
在王雙印家當保姆的是從他家鄉呼蘭來的一位遠房親戚，保姆替他們夫婦送我出門，這位憨厚的農村婦女站在大門外與我嘮叨了許多，他說每天服侍兩個60多歲的癱瘓病人，洗衣做飯，端屎接尿，忙得不可開交。我便說：您這是在做善事，這是在積德啊。在回賓館的路上，望著車窗口外一排排尚未吐綠的禿樹和一片片灰蒙蒙的景色，我陷入一種無名的痛楚之中……一晃又是一年。終於完成了這篇有關王雙印與《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故事，當我打印出一份稿樣，正準備寄給他本人過目時，1999年6月4日清晨，突然接到哈爾濱一位老朋友崔明福的電話：雙印逝世了。怎麽也沒想到，一年前，我登門探望雙印兄，竟成為今生的最後一別；我與他坐在床邊所照的合影，竟然是我們的訣別照!三天後，收到老崔寄來的1999年6月3日出版的《今晚報》上麵刊登了王雙印逝世的消息和一幅中年時期的遺照。報紙上的兩行標題是：“留下傳世之作《大海航行靠舵手》，作曲家王雙印逝世”。
一篇簡訊式的消息，雖然很短，卻寫得相當客觀、公正。讀罷報紅，悲痛之餘，亦感欣慰：王雙印，作為一名歌唱藝術家，蓋棺論定：為社會“留下傳世這作”——《大海航行靠舵手》。這是理所當然的公正評價。王雙印曾對我說過一句話：“我的生命與音樂同在!”如今，雙印走了，每每想起那些我所熟悉的歌曲，就好象王雙印還與我們活在同一個時空裏。
雙印兄，音樂與您同在……（轉載《湖北文史》第六十四輯，本文作者李振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