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說過民眾教育館嗎？我從小到大從來不知道有什麽“民眾教育館”。大城市裏有圖書館，文化館，博物館，展覽館，科技館，體育館，還有少年宮，運動場，俱樂部等。在農村的時候，縣城裏有個“群藝館”(群眾藝術館)，去那裏看過報刊和圖書。或許本人孤陋寡聞，出國之前從未見到文章提到到民眾教育館。許多年之後，從父母的交談中第一次聽到“民眾教育館”這個詞。和父親閑聊，才知道當年家鄉的縣城也有民眾教育館，離老家很近，他們似乎經常去。這大約是抗戰之前的事情。當戰火沿燒到家鄉，百姓紛紛逃反，流離顛沛，當地的民眾教育館大概也不複存在了，沒聽說年紀小的叔叔姑姑也去過。
顧名思義，民眾教育館就是教育民眾的場所。民眾教育館起源於北洋時期的通俗教育館。教育總長蔡元培極力提倡興辦社會教育，並在教育部設立社會教育司負責全國社會教育的行政事宜。教育部同時規定“通俗教育館”是實施社會教育的中心機構，以“開通民智，改良風俗”為宗旨推動社會教育，傳播科學文化知識，提升民眾素質。後來將“通俗教育館”改為“民眾教育館”，力圖匯集圖書館、博物館、演講室、體育場及音樂廳諸功能於一體，比文化館或群藝館包含的活動要多。上海通俗教育館聘請首任館長柳亞子。成都民眾教育館籌備主任盧作孚製定了很大的規劃，包括博物、圖書、體育、音樂、講演、出版、遊藝、事務8個部分。商品陳列館的舊有場所也按需變換：廣場改為公共體育場；原有8間陳列室改為博物館，其它房屋改造為圖書館、音樂室、體育室、講演室、遊藝室、事務所，還有電影室、飲店、動物園等，自編各種刊物。成都當時30多萬人口，開館以後統計每月參加活動人數，最多達8萬民眾。各地的建館方式不一，有的選址新建，大部分則依托現有的寺廟會館。民眾教育館的活動還涉及衛生健康教育，識字掃盲甚至農業技術輔導。抗戰前夕，全國大部分省市都有了民眾教育館，總共建立了一千多所。但各地的發展規模不平衡。比如江蘇省轄十幾個城市及幾十個縣，擁有民眾教育館兩百多個所，平均下來每個縣市都有幾個。而那時候的貴州、青海、新疆等邊遠省份卻沒有民眾教育館。抗戰之初，民眾教育館轉入戰時教育，采取演講、唱歌、戲劇和利用報紙刊物，舉辦讀書會，討論會及訓練班，宣傳抗日救國。各地的情形不一，國共分別參與其中。同時舉辦了各省民眾教育館館長訓練班，抽調西北、西南各省民眾教育館館長前來受訓。這些舉措保證了民眾教育館在戰爭後方的發展。就大後方幾個省市來說，民眾教育館的數量非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青海、西藏等省區實現了零的突破，開始設立民眾教育館。在日寇入侵及內戰時期，民眾教育館雖然大後方等地區繼續運作，但總的數量一再下降，規模不如以前。時至今日，台灣仍有零星民眾教育館。民眾教育館自誕生起一直麵臨經費不足，設施簡陋，人員流動，戰爭環境等困難。可謂前人艱難探索，卻鮮為後人知曉。這段中國社會教育的幾十年曆史不應被湮沒遺忘。近些年，新一代的曆史學者對民眾教育館作了深入研究，分析其績效和缺陷，再現曆史存在。
轉一篇相關的論文。
《從館舍設置看民眾教育館的教育意蘊》
周慧梅
“建築是凝固的文化”，西諺亦有“We shape buildings，buildings shape us”。社會史在研究一些組織(如會館、茶館、廟會、民間祭祀等)時，已經廣泛重視其建築設置，包括建築風格、內部設置等。①民眾教育館的存在是以其建築設置表現出來的，其事業也是以“館”為推動中心：“聰明者遂借館舍設備與膚淺零碎之花樣以炫耀惑人，質實者乃亦不得不從布置館舍入手”②。時人對民眾教育館亦有“辦館不辦教育”的尖銳批判，這實際上從一個側麵反映出各民眾教育館對館舍建築及設置極為重視。筆者嚐試將這種方法引入到民眾教育館研究中來，以館舍建築設施作為考察其教育意蘊的一個切入點。
一、
民眾教育館最初大多是“以廟為館”。有些民眾教育館館舍“直接利用地方上原有文廟、祠廟、寺廟、會館”，有些則由紀念祠廟改建而成，即便新修建的民眾教育館，其布局也基本參照先賢祠廟建築的形式。實際上從通俗教育館開始，各地方多假文廟、關帝廟、書院、會館等作為館舍所在，如1915年江蘇省有13縣開辦了縣立通俗教育館，“已均就各縣文廟內附設，其陳列分三種:聖公遺像遺跡其一也；普通圖報書籍其二也；理科及公共衛生之標本模型或器械其三也”。③亦有假鍾鼓樓而設立的，如京兆通俗教育館館址設在北平鍾鼓樓。據《京津誌》記載“鍾樓至元建閣，阿簷三重，懸鍾於上，聲遠愈聞之。鼓樓在其南，舊名齊政樓，居都城之中，樓下三間，……又有望湖亭者，昔為貴官遊賞之地。齊政者取其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之義。”假此址擴建後的教育館，“每於節假日，這裏座無虛席，百頭攢動，誠是‘人海微瀾’”。④30年代女作家冰心參加“平綏沿線旅行團”，在7月9日和7月16日的遊記中分別記述了宣化、綏遠等地民眾教育館的館舍布置：
餐後三時許又進城，上了城中央的鎮朔樓，本是鼓樓，明正統庚申禦史羅亨信建，今改為民眾教育館，圖書尚多，秩序亦好。
十時出發遊豐鎮城，此地無處覓代步，大家步行。先到文廟，係清代建築，也有泮宮和牌樓。兩廊已改為民眾教育館。正殿上供孔子牌位，兩旁有陪祀的子弟。殿柱的礎石，刻作石鼓形，別致可喜。⑤
在有著五千年文化傳統的中國，文廟、關帝廟以及相關寺廟、政府機關的地位是極其特殊的，且不論建築本身破敗與否，其悠遠的象征意義足已氤氳出莊嚴肅穆、明理敬道的文化氛圍。這種假原本存在或已廢圮的帶有某種象征意義的場所，作為民眾教育館館舍所在地的現象具有普遍意義。據筆者對1931年浙江省94所民眾教育館館舍所在地粗略統計：洛寧縣立民眾教育館、富陽民眾教育館等9所館址在文廟或孔廟，其他26個則設在關帝廟、城隍廟或者政府相關機關內。⑥雲南省的兩所省立民眾教育館，即昆華和昭通分別設在省會孔子廟和昭通孔子廟，山東省立民眾教育館就把原來的省貢院作為館址所在，福建省立民眾教育館設在省布政廳舊址，甘肅省立蘭州民眾教育館設在蘭州莊嚴寺等。1938年四川省第一所省立民眾教育館——省立南充民眾教育館正式開館，由張瀾先生請梁漱溟先生來川籌建，館址設在嘉陵江東岸郊區鶴鳴山上，利用原來的白塔寺、東嶽廟舊址為基地，進行改建、擴充而成。⑦這些建築原本的文化象征賦予了民眾教育館獨特的文化底蘊。
貴州省立獨山民眾教育館有六進院子，借助文廟舊址加以擴建，不僅建築外貌氣勢恢弘，環境優美，有著名書法家題寫館名，各種教育設施、體育場地應有盡有，而且館內陳設多樣，舉行不定期的書法或圖畫展覽，如過境畫家曹若、胡楚漁的書畫展覽內容較為充實，各種形式的話劇團，經常排練，曾多次在該館的戲台上公演“寄生蟲”、“生死戀”、“放下你的鞭子”等大小型話劇，成為當地的文化教育中心。
(貴州省立獨山民眾教育館)設在文廟內，地處獨山城關中心，在原有之基礎上由省廳捐撥專款加以改建、擴建，成為廣大民眾遊憩之場地。大門前先是一個廣場，伴以每個約一米寬三米長一米五高的大石墩四個，等距離的各占一席之地，使人對這種布局先有非同尋常之感，大門兩側建築有磚砌的梅花洞矮牆，牆中排列著貴州著名書法家劉鞏圓親筆書寫的“貴州省立獨山民眾教育館”，十一個藍底白字，極其醒目。與大門排在一起的是兩個耳房，分立於左右兩側。步行10米有大石橋，橋下為蓄水池，分兩路前進，路旁綠樹成蔭。沿石階登第二進，有大小一致的方塊石板鋪砌而成的敞壩，當中豎立高近10米、寬約15米的石牌坊，右邊有紅門牆上“文武官員至此下馬”的石碑，左側亦有紅門，形成左右相襯。經此門入內是體育場地，分為上下兩個部分，上部分為籃、排、網球三用球場，兼作露天電影場；下部分為田徑賽場，設有沙坑、木馬、單杠、秋千、吊環、天橋、梭梯等供眾玩賞。大石牌坊的後麵為花園，種植花木美化環境，置身其間使人心曠神怡，不禁油然讚賞。兩旁房舍為閱覽室，每天按時開放。第三進上完石階遇大紅門，分左中右經常敞開，兩側各有偏房一幢，過道及偏房內設置各類棋桌，陳放各類棋子和彈子等供眾人從事適當康樂活動，伴之以露天茶社，分布於各個石板院壩上麵。第四進為約60平方米以上大理石鋪砌之敞坎，兼作露天大劇場和會場之用，兩側各有瓦房五間，右邊作各部辦公室，左邊作室內劇場、乒乓球場、展覽室、室內會場等用；敞坎之頂端砌有整齊石頭鋪成的戲台。第五進是大成殿，作為民教館附設的難民子弟學校教室，每周上課六天。第六進又是大石板院壩約70平方米，其中有百年大桂花樹兩棵，每年中秋節前後桂花盛開，方圓百米遠近皆可分享其濃鬱的無償贈與。……常有重重疊疊的人群興致勃勃地流連觀看，當時被譽為“民眾之館”。⑧
為了引起社會重視，大多數民眾教育館都會舉行隆重的開館典禮，擇定吉日，邀請社會各界名流，舉行盛大慶典活動，演出話劇、舉行講演，或進行大規模的識字運動。如山西省立民眾教育館將開館之日選擇在10月29日，即山西省的光複日，應邀出席的有太原綏靖主任代表、山西省政府主席代表、教育廳廳長、國民師範學校校長、陽興中學校長及各界來賓數百人。⑨江蘇省立鎮江民眾教育館1930年9月14日開館之日，“下午二時許，舉行開幕禮，葉主席(葉傖楚，時任國民黨江蘇省黨主席——引者注，下同)、陳廳長(陳布雷，時任教育廳廳長)、俞科長(俞慶棠，時任教育廳第三科科長)暨各教育機關代表、各界民眾約千餘人到場。下午及晚間均舉行遊藝會。”⑩場麵“莊嚴燦爛，極一時之盛”，軍、政、教育界和社會名流等都在“觀禮”之列，可謂轟動。不難看出，民眾教育館開館之日之所以能邀請到各界精英，和它作為“地方機關”是分不開的，而且，通過邀請這些地方大員和“父母官”出席，為民眾教育館事業開展尋找助力的同時，也彰顯了民眾教育館莊嚴、嚴肅的文化性格。
二、
為了陶冶民眾情操，吸引民眾，不少民眾教育館呈現出園林化的發展趨勢，著力於“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理想場所的營造。如江蘇省立南京民眾教育館原為清代上海道蔡氏宅地，即韜園，屋宇宏敞，廊坊幽雅，內有跨院和花園。1927年初因軍隊駐紮，刺棘滿目，7月，江蘇省教育廳聘請劉季洪為館長，經過一番整理修葺，館內建築儼然，花木蔥密，僅盆景就有150多種，清池曲欄，綠樹掩映，假山疊石，頗有園林之美。?梅縣縣立民眾教育館設有一個能容600名觀眾的禮堂，“環境清靜，綠樹成蔭，比較隆重的音樂晚會全都在這裏舉行”。?有些省市幹脆把民眾教育館設在公園之內，如江蘇省如皋縣立城市民眾教育館、浙江省鄞縣縣立中山民眾教育館、桐鄉縣立民眾教育館、湯溪縣立民眾教育館、安徽天長縣立民眾教育館、福建龍溪縣立民眾教育館、北平通縣縣立民眾教育館等就設在公園內。園林化的設置為民眾教育館創造了陶冶民眾性情的良好場所，“為文化的世俗化開辟了又一條新的途徑”?。
假文廟等場所設置的民眾教育館，在重新修葺、整飭舊址時，也很大程度上表現出園林化的傾向。1932年假文廟舊址設立的雲南省立昆華民眾教育館，位於昆華五華山南麓，“既是昆明人民群眾的文化娛樂的一大中心，也是當時市區內遊人較多的風景勝地”。
當年的民教館，有眾柏森列的孔林，柏樹直徑均在50 cm以上，密布地聳立在殿祠周圍，所有空地，均為蔥青欲滴、密葉遮天的柏樹所覆蓋，是鬧市中深翳幽邃的地方。由於柏樹茂密高大，每天有千百隻鷺鷥棲息樹上。雪白的鷺鷥點綴於萬樹叢中，是一幅翠白相映、色彩奪目的天然圖畫。昆華民教館，地址處於市中心，展出各種產品，圖書報刊供人參觀閱讀，講評書、演出話劇，訓練武術、球類體育設施，供人娛樂鍛煉身體；廣闊的場地和茂密幽深的林木，供人乘涼休息。在當時交通閉塞的雲南，起到了開發民智的作用。?
西安省立民眾教育館1931年成立，館址設在當時西安最繁華的中心區——南院門附近的馬坊街，全館麵積約有52市畝，在北大街設辦事處和體育場，在鍾樓上設有講演廳。館內樹木繁盛，館址適中，景色優雅，陳設得當，在當時遊覽場所尚不普遍的西安，成為一個遊覽勝地，被群眾統稱為“亮寶樓”。
民教館本部布局緊湊，既具公園外貌，又有宣傳內容，當人們走進民教館的大門，南東兩壁即可看到彩繪畫廊，廊簷伸出，欄杆逶迤，廊壁上經常張貼著新穎誘人的繪畫和文字等宣傳品。遊人可沿著走廊慢步閱覽，向館的中心北小道走去。在花園叢中有一座光線充足的富有民族建築風格的“四明閣”，這裏是專設的報刊閱覽室，飛簷彩繪，雕欄走廊，敞明典雅，吸引遊人。“四明閣”的門額懸有一塊長方形藍底木匾，上書“來今雨軒”四個粉色大字。“四明閣”的北麵，有座圍有欄杆的六角亭，繞以圓形魚塘，塘內浮遊著各色金魚，五色繽紛，姿態萬千。通過魚塘小橋北行有一土山，山上建有方亭，與“四明閣”西南麵的假山茅亭相對稱，可供遊人登臨眺望或清談小憩。土山北麵是一座九間寬敞的小劇場，經常有講演會和演出活動，是館內的一個重要場所。西北隅設有兩處隔間動物欄，展出有錦雞、孔雀、金絲猴、梅花鹿以及狼、豹等動物，都是當時西安所罕見的。動物欄的南邊，是三間圖書閱覽室，常備有哲學、社會科學、語文、自然科學、應用科學、宗教、美術、文學、史地等圖書雜誌五百餘種、三千多冊，供群眾閱覽或借閱。還有兩處陳列室均設在圖書閱覽室的南麵，一處是九間精致的瓦庭，一處是三間磚木結構的兩層樓房，陳列有曆史文物和收藏的字畫及生物模型，人體生理模型、工藝美術品，還有放大的動物照片等，都是當時難能見到的物品，最能吸引遊人，所以被時人譽為“亮寶樓”。?
為了民眾教育館事業的有效開展，時人專門設計了理想中的民眾教育館微縮模型。理想中的民眾教育館儼然是一個現代大學校園，中間有廣場，佇立著孫中山先生塑像，主建築是一個氣勢恢弘的禮堂，兩廂分布著中西風格的各種建築。?可以說，這種設計，館舍規模宏大，設置齊全，對於大多數省縣立民眾教育館來講是難以企及的，但人們把民眾教育館建築規模、風格納入努力視域，實際上是一種積極的文化建設的表現。建設館舍的目的，梁容若講得很直白：“館舍設備，我以為在可能的範圍內，能建築的盡量建築，能置辦的盡量置辦。從曆史上說，中國人對於修寺廟並不惜錢；從需要上講，沒有相當的教室，聽講便易疲勞，沒有大禮堂，集會便不方便；……民眾並不怕大規模的建築，堂皇的教堂敢去，奇異的寺廟敢去，為什麽民教館就望而卻步呢？過去學校所以使民眾望而卻步，是因為它自己掛著閑人免進的招牌，並不是建築的堂皇。中國城鄉各地，都缺乏民眾享用的建築，民教館應充分地向這方麵發展。”?
在經費充足的情況下，也有一些民眾教育館選址重新建造。如江蘇省立鎮江民眾教育館，該館有房屋126間，其中辦公室11間，民眾學校教室6間，工藝傳習所5間，閱覽室36間，圖書室6間等。該館有普通用具1870餘件，繪畫用具33件，體育用具20件，音樂娛樂戲劇講演等用具57件。?房屋建築錯落有致，在中軸線上布置著主要房屋，坐北朝南，還在館內南端挖池建亭，設置假山，植樹種花，供來館民眾休憩之用。有些民眾教育館還專門請人，書寫對聯，貼在門楹之上，以此彰顯辦館宗旨和教育追求。如南門實驗民眾教育館大門和閱覽室門邊，張貼著著名教育家江問漁先生撰寫的對聯：
且約親友同來，看什麽，聽什麽，誰人不樂意；
莫把機會錯過，做到老，學到老，此處有餘師。
誰非良善人！正心修身，齊家治國，要先指出一條道路；
此真安樂地！讀書閱報，觀畫聽琴，卻不破費半文金錢
在館內布置上，大多也是花費心思，各種標語、警言隨處可見，以期民眾能在潛移默化中接受教育。湖南省立民眾教育館在民眾遊藝室中，牆壁四周貼滿了標語，比如“參加遊藝要維護公共秩序”、“參加遊藝能養成良好的品質和習慣”等。?雲南昆華省立民眾教育館閱覽室張貼有“為人不識字，好像是瞎子”、“老而讀書，如秉燭夜遊”、“少時不識字，到老困街沿”等標語，鼓勵、警醒人們要努力學習知識，營造美好生活。
民眾教育館通過館舍的建築、布置，努力營造一個“世俗化”的文化空間。實際上，這種文化的世俗化還表現在不少事業開展中。如農民運動會，他們考慮到農民的實際情形，在比賽中，摒棄農民不熟悉的籃球、排球或田徑項目，而代之以耕牛耕地比賽、國術比賽、負重比賽等。如山東省立民眾教育館舉行的第二屆農民運動會，推三輪膠皮車成為比賽項目，吸引了不少農民前來參賽。比賽期間，附近農戶熙熙攘攘，農民運動會成了“一時盛事”，?增強了民眾對民眾教育館事業的認同。
三、
民眾教育館是在國民政府“訓政”、“建國”框架下謀求發展的。國民政府“訓政”拉開序幕後，麵臨的一個現實問題便是文盲眾多，民眾缺乏必要的政治常識，對於國家政權建設懵懂無知，鄉村社會秩序混亂，要解決這些問題，政府急需“支配、控製或破壞相對自治的地方社會結構，擴大它對地方資源的支配”。?在這種背景下開展的民眾教育運動，不僅是有效掃除文盲、教育大眾、實現教育改造的一個手段，同時也以教育改造為入口，將國民黨權力向基層社會滲透，控製鄉村社會，完成整個社會改造。由此，民眾教育館最終所體現出來的是國家意誌和政府意願，這種文化隱喻自始至終穿插在民眾教育館的曆史變遷中。
從近代史發展曆程來看，1926-1949年間，南京國民政府接連麵對軍閥、共產黨及日本侵略等三大勢力的挑戰。“為求得自身及國家的生存發展，更為了求建國理想的實現，勢必運用各種力量解除來自這三方麵的危機。其中除去采用軍事、政治、經濟、外交等力量外，教育力量的運用亦成為不可少的一環。蓋三股勢力中，除軍閥不重視教育外，共產黨是最注重灌輸民眾政治思想的黨，而日本又是個極力要摧毀我民族文化及教育的敵國。故國民政府若想更有效解除來自這三股勢力的危機，必須同時強化其教育陣線上的戰鬥力量。”?出於這種考慮，國民政府提出“特種教育”對抗共產黨的“赤化教育”，倡導“複興民族教育”、“國防教育”來抵禦日本的“奴化教育”。民眾教育館結合國民政府政令，在特種教育和民族教育方麵著力頗多。
從國民政府迭發的社會教育目標的通則、法令中，不難看出國民黨“以黨代政”政治目標的浸透，民眾教育館作為社會教育綜合機關，首要作用便是要保障其目標的實現。1931年9月3日，國民黨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17次常務會議通過《三民主義教育實施原則》，將“提高民眾知識，使具備現代都市及農村生活的常識，增進民眾職業知能，以改善家庭經濟並增加社會生產力。訓練民眾熟習四權，並陶鑄其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之國民道德，以養成三民主義下的公民。注重國民體育及公共娛樂，以養成其健全的身心。培養社會教育的幹部人才，以發展社會教育事業”作為社會教育目標。1939年5月，教育部頒布的《民眾教育館工作大綱》規定民眾教育館之施教目標為：“在養成健全公民，提高文化水準，以改善人民生活，促進社會發展。”不言而喻，此處的健全公民自然是遵守三民主義的“現代國民”。
1915年成立的南京通俗教育館由江蘇省政府斥資建立，館長由政府委派的模式也為之後的民眾教育館所沿用，各色官員兼任或充任民眾教育館館長一職者比比皆是：劉季洪以中國國民黨南京特別市黨部執行委員、江蘇省政府教育廳督學的身份，在1927年3月至1929年之間兼任江蘇省立民眾教育館館長一職；董渭川1931年7月就任山東省立民眾教育館館長之前，是山東省教育廳督學，享受省立圖書館館長及大學校長待遇；? 1939年5月成立的四川省立民眾教育館，館長由省教育廳廳長郭有守兼理，湯茂如副之?。民眾教育館的館長遴選已納入地方政府的官僚體係中(這個方麵的內容另有專文敘述，此處不贅)。這種安排，既是傳統社會教化的繼承和延續，也是國民黨政權宣傳“一個國家，一個黨”思想的貫徹，保障了民眾教育館事業辦理過程中“國家在場”、“政黨在場”，民眾教育館成為有效傳遞國家法令、解讀政策及推行政黨意誌的一個重要場所。
長安民眾教育館的館內布置是這樣的，中間大廳是展覽室兼會議室、民校教室，四壁正中掛著總理遺像、遺囑，兩旁貼著“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須努力”的對聯，懸掛著十字交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和國民黨黨旗，此外，還貼有“安內攘外”畫片。?
當然，也有一些地方民眾教育館館長以獨立知識分子姿態參與其中，賦予了民眾教育館新的價值趨向。實際上，民眾教育從其興起之初就不是一個單純的教育問題，它是二十年代鄉村教育危機話題的繼承和延續，與“五四”運動以來的民粹主義思潮一脈相承。接受新式教育的一批知識分子，經曆了袁世凱稱帝、張勳複辟、軍閥混戰，對新成立的南京國民政府充滿了信心和憧憬。“從1928年後期的前景來看，中國的未來似乎是光明的。國民黨人打敗了腐敗的、聲名狼藉的北京政府，而代之以一個由受過良好教育的愛國人士任職的新政府。……他們的黨受人民擁護，很少有中國人會對它管理公共事務的權力提出質疑。”?現代國家一個重要表現便是對社會各領域的動員和控製，國民政府在努力營求民族國家過程中，自然會以積極姿態，吸納一些知識精英介入。而這些知識分子，也時常在教育家與官員的身份轉變中，行走在學術和政治之間，由於他們身份的特殊性，民主民治和普及教育自然串聯在一起，成為他們關注、呼籲的重點。知識分子的加入，為民眾教育館增加了幾分理想色彩，他們以知識分子的良知和理想，用現代化的知識話語和方式勾勒出現代民族國家想像，這些也影響著民眾教育館的價值取向。
國民黨政府之所以對民眾教育在社會上“鼓與呼”，為民眾教育館提供發展空間和行政支持，是因為民眾教育館在很大程度上與政府職能和目標相吻合。“訓政時期中最重要的工作，乃是地方自治”，而地方自治、國家建設需要合格國民來作“原動力”，故發展民眾教育，“掃除文盲，進行成年失學民眾補習教育，實為要中之要”。?民眾教育館作為民眾教育綜合機關，一個國家行政力量幹預下的社會改造組織，國家和民眾教育館之間基本上不存在互動關係，而是國家占據控製、壟斷的強勢地位。正如費正清所指出的，在中國，“政府是組織的壟斷者，每個組織、社團都必須以某種方式歸屬於政府之下，要不然就被認為敵對於政府，因而也就被認為是危險的。……結果便是：過去一個長時期以來，所有新興的組織都處於政府的控製之下。”?由此，民眾教育館在承擔下層民眾補習文化教育功能的同時，被政府更多地賦予了政治承載，這也是民眾教育館“政治色彩”濃厚的根本原因所在。
從民眾教育館事業中心轉變來看，其每一次騰閃挪移的背後，國家意誌都起著主導力量，1934年前基本以識字教育作為中心事業，致力於各種掃除文盲、普及教育的工作；1934年轉向生計教育，辦理合作社，新式農具、種子、肥料以及副業等的提倡和推廣，貸款是與農業銀行合作，而推廣先進農業生產技術所需費用大多直接來源於政府，國家大力提倡“合作運動”是“轉身”的主要背景。而在民眾教育館整個發展曆程中，政治教育一直未曾鬆懈。個體或一省範圍內的民眾教育館興衰，也和地方政府決策有重大關係，1936年江蘇省急於訓練壯丁，就直接裁撤了各縣立民眾教育館，將經費和人員用於國民中心學校的籌建。而民眾教育與保甲製度的交織，是在30年代後國家權力向縣、鄉基層社會滲透和延展的必然結果，從字麵上講，民眾教育重在“教”，但其合作事業的“養”、鄉村改進會的“管”以及壯丁訓練的“衛”，由於民眾教育擔負了國民政府整合農村的重任，民眾教育館也就成了協助推行“教、養、管、衛”保甲運動的一個主要機構，其“官僚化”和“政治化”色彩日益濃厚。
當時在徐館(徐州省立民眾教育館——引者注)工作的革命同誌，稍向群眾提出革命道理即遭迫害，圖書館所辦的詩會、青年俱樂部被迫解散。輔導委員薛暮橋寫的《八裏屯農村調查》登在《教育新路》後被嚴加指責；郭影秋(館員，兼任坎子街民眾教育實施區總幹事——引者注)同誌對青年稍談真理，即遭拘禁。?
抗戰爆發後，民眾教育館以戰時教育為中心，喚起民眾民族意識，保家衛國，在抗戰期間，鑒於社會教育發展受到很大牽製，民眾教育館示範、輔導功能被高度重視，國民政府專門頒布相關法令，要求民眾教育館輔導師範院校、中小學校和其他機關兼辦社會教育。也有協助政府進行壯丁訓練的，如省溪縣立民眾教育館成立於1939年，該館為了適應戰時需要，以鄉為單位舉辦了壯丁訓練班。抗戰結束後，國內戰爭一觸即發，民眾教育館成為國民黨政府“堅壁清野”的機構。
1939年1月，(舊縣)民眾教育館擔任“動員委員會”總動員宣傳大會的宣傳組織工作，組織了持續四天的火炬遊行、晨呼隊、化裝講演隊、歌詠教唱隊，文娛演出並出版宣傳、漫畫特刊，同時派員參與了“肅清仇貨”工作。?
就民眾教育館館址所在地看，其多設立在水陸交通樞紐、市麵繁華之地，以下層民眾為對象，從事喚起民眾、組織民眾、訓練民眾的社會教育工作。政府也正是利用民眾教育館，作為管理基層民眾的一種組織，而隨著民眾教育館工作延伸到附近鄉村社會，更成為一個合法的鑲嵌在鄉村社會權力網絡中的社會管理機關。對設立鄉村改進會的民眾教育館，地方政府一般都承認鄉村改進會會員規約、信條的合法性，因為這些規條常常把“要國家好”放在鮮明位置，政府才予以經費、行政上的扶植，高長岸實驗民眾教育館設立的鄉村改進會的成功?便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四、
挪威著名建築理論家諾伯格-舒爾茨在其名著《西方建築的意義》一書中指出，“意義是建築行為的目的之一，它體現著人類的美學觀念和價值體係”，價值體係是建築行為所要追求的主要目標，他進一步指出，“建築的意義並不簡單依賴於實體，而是與接受者的主體意識密切相關”。?也就是說，建築被人們賦予了各種象征意義，換句話講，對於已將建築建製納入封建禮製範疇內的傳統中國，文廟、祠廟、祭祀祈福、緬懷先賢之地，這種象征意義更為明顯，假址於此的民眾教育館自然受其蔭庇。“以廟為館”，將社會教育的綜合機關的建築規格提高到祠廟禮製類建築，從而無形中使民眾教育館的地位和影響力得到民眾的最大認可。民眾教育館建築形製的轉借主要基於其功能與祠廟等建築的共通性，以及彼此精神價值取向的一致性，是其納“傳統教化與近代社會教育於一體”的內在要求和“教育改造與社會改造”的外在使命的物化體現。
民眾教育館作為政府和知識精英進入鄉村社會的平台，一個改造鄉村的綜合機關，隨著時勢變化，它不僅是大傳統和小傳統，也是外來文化和本土文化的一個緩衝、交融之地。這種社會功能的獲得，不僅是民眾教育館館舍設置的文化象征的自然表現，更是南京國民政府從傳統社會向現代國家轉型的必然產物，充滿了強烈的文化隱喻味道。政府的介入保證了民眾教育館價值取向的“國家意誌”，這是國民黨政權之所以用“行政力”強製推進的關鍵所在，而新式知識分子的加入則代表了近代中國社會的變遷趨勢，民主政治、科學、衛生、藝術等逐漸世俗化、大眾化。民眾教育館借助文廟、廟宇、會館等舊址，不僅是找到一個賴於發展的場所，還在更大意義上轉借了這些場所的文化象征以及新時代發展所賦予的文化隱喻，成為民國時期政府“動員民眾”的一個平台，為近代社會教育與傳統社會教化的融合提供了一個媒介，是現代化進程中“國家和民族”關係的一個集中體現。總體來說，民眾教育館借助文化象征和隱喻，所表現出來的教育意蘊是有著積極意義的，至於探討其在當下的價值，如何發揮其現實意義，已不是民眾教育館這個“曆史存在”所能承擔的了。
參考文獻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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