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朝人眼裏，強者疑似有兩種心理，一種是類似劉邦仰視秦始皇的心理，“大丈夫當如是”；另一種是類似項羽鄙視秦始皇的心理，“彼取而代之”。同時，這兩種心理，對於崇拜者、盲目追隨者來說，又衍生出另外兩種心理，一種是人人都羨慕都想當皇帝——正如很多人骨子裏麵都有一個“小毛澤東”一樣，還有一種是相反的心理，當政權快垮台時，把“老鼠過街，人人喊打”裏的“老鼠”換成了皇帝，變成了“皇帝過街，人人喊打”。
那麽，對今天而言，皇帝是誰？“小毛澤東”是誰？
在天朝互聯網上，這個問題的回答隻能是“敏感詞”：“此頁不予顯示”，或“404”，他就像奧威爾《1984》裏的“老大哥”一樣無所不在。
安倍晉三遇刺當天，天朝互聯網上有一首歌鋪天蓋地，歌名叫《可惜不是你》。
這個“你”是指誰？或是“此頁不予顯示”。
看似荒誕，其實一點都不荒誕，都有邏輯可循。
一、言必稱紅色基因
他——這個天朝“老大哥”，確實越來越像一個皇帝了，因為皇帝首先要標明身份——紅色基因，出身好。
坐天下的皇帝的紅色基因是祖傳的，而開國皇帝也得有紅色基因證明。大明的朱元璋皇帝，不能免俗，他早就有紅色基因，《明史》有記載：“太祖高皇帝，是朱世珍最小的孩子，朱世珍的妻子陳氏剛懷太祖時，夢見神仙送給一粒藥丸，放在手掌中有光亮，就吞了它。醒來後，嘴邊還留有餘香。等到分娩，紅光滿房。從此，夜裏多次有亮光湧起，相鄰望見感到驚恐，以為是著了火，每每趕來相救，趕到時卻沒有火，等待太祖長大，姿容雄偉，有奇骨於頭頂。”
這就是當年朱元璋的紅色基因，如果無此紅色基因，就不能說明他統治大明的合法性。
天朝皇帝的心胸也就這麽一點，言必稱紅色基因，言必稱根正苗紅，言必稱不忘初心，言必稱愛黨愛國——“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已經不在歐洲徘徊，而是在東方徘徊，東方皇帝們還在做著“東升西降”的美夢，這就是後世皇帝的標配，粉飾太平的“小毛澤東”們的標配。
二、大小流氓治國，擅長統一思想統一口徑，謊言治國指鹿為馬
既然有紅色基因，理應有一百個自信，讓人說話，可惜皇帝們大多不喜歡讓人自由說話，動輒嚴辦妄議中央皇族，“老大哥在看著你”。
周厲王時期，他的殘酷暴虐罄竹難書，人們不能公開批評，就隻能換著花樣，譏訕嘲弄。厲王大怒，在衛國雇了一些跳神的老婆子，監視他們，“以告，則殺之”。這是最早的“404”的例子。這個辦法愚蠢透頂，如果以一雙眼睛盯一張口計，全國就得有一半人口被訓練成衛國的老婆子——百姓不能說話，隻能“道路以目”，眉目傳無情。
本來，孟子說，“君視民若草芥，則民視君若寇仇”，可是皇帝是大流氓和小流氓的混合體，鐵腕鐵拳鐵杖，不管是孔老夫子還是孟老夫子說的，“我是流氓我怕誰”，君讓臣死，臣不得不死，讓你統一思想，統一口徑，就得給我統一思想，統一口徑，流氓無下限，無底線。
司馬遷將“開國之父”劉邦寫成無賴兒郎，並斥漢武帝“好大喜功，殘民以逞”，就是看穿了皇帝們的本相，就連後世的“四人幫”大員張春橋也在談到流氓阿飛打群架時說：“我想這樣的青年可能有長處，打起仗來很勇敢，當解放軍上前線，受重傷不下火線。”“四人幫”在原上海市委寫作組的一個親信，跟著張春橋的調子，道破天機，說不是流氓就當不了皇帝：“打頭陣的都是流氓，規規矩矩的人是搞不起來的，開國皇帝都是小流氓，曹操從小也是打群架的。”張春橋非常明白毛太祖的出身，他甘願俯首稱臣，做牛做馬。
這個紅太祖毛澤東，曾在文章中對士兵、土匪、強盜、乞丐和妓女五種遊民有生動的描述，並稱讚他們有資格成為革命戰士。對土匪和其他社會渣滓，他不是勉強而是很願意收容的，早年他在井岡山時期正是持這種態度的。
1925至1926年間，毛澤東寫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文章以這樣的話開頭：“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事實上，他的敵人是國民革命政府，他的朋友是蘇聯，是強盜、土匪、流氓。
現代學者薩孟武在《水滸傳與中國社會》一書中總結說：“在中國曆史上有爭奪帝位的野心者不外兩種人，一是豪族，如楊堅、李世民等是。二是流氓，如劉邦、朱元璋等是。此蓋豪族有所憑借，便於取得權力，流氓無所顧忌，勇於冒險。”他還說，貧窮的普遍化就是暗示中國社會快要發生大亂。……此種曆史都可以證明：因貧窮而作亂的，多由流氓發動。他們沒有“身家性命”，而生活又不安定，生的快樂既未嚐過，死的苦痛也不恐怖。他們最肯冒險，由九死一生之中，突然地置身於雲霄之上。他們個人雖然沒有勢力，而成群結隊之後，就可以橫行江湖。紳士們怕他們搗亂，農民怕他們魚肉，他們在中國社會上，乃是化外之民，隱然成為一個勢力。
對於大小毛澤東而言，“流氓在中國曆史上曾演過重要的角色……”，所以，“赤腳的不怕穿鞋的”， “自己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幫會（黨國）的事再小，也是大事。”
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屆第二次會議上，這名紅太祖公開說：“秦始皇算什麽？他隻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獨裁統治，是秦始皇，我們一概承認，合乎實際。可惜的是，你們說得還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大笑）。”
會議親曆者李銳在其所著《“大躍進”親曆記》裏，全文記載著此段話，隻是少了最後的“（大笑）”兩字。有評者認為，或許，“（大笑）”一類插在要人講話記錄稿中的注腳，屬於記錄重要講話時旁及當時氛圍的實錄，類似的還有“（全體鼓掌）”、“（熱烈歡呼）”等等，總使讀者對於講話的場景感同身受。問題是，你若在場，敢不敢不“大笑”？
皇帝和隨從們，指鹿為馬，讓人大笑，人就得大笑，“清風不識字”，“留發不留頭”；皇帝和隨從們要人閉嘴，禁止人說真話，人就得閉嘴，指鹿為馬，因為皇帝和隨從們怕真話，怕人們識別出他們的流氓本相，因為他們的起家就是靠恐懼、利益拉攏和謊言控製一切，所以他們到死都不讓人說出真相，他們的繼承人也都是如此。
三、“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
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恐怕在一段時期以來是這樣。天朝的敵人就是美國，敵人的敵人就是美國的敵人——蘇聯，從此這位“老大哥”就成了“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老朋友都是幹些什麽事情呢？蘇聯入侵阿富汗，入侵敘利亞，現在變體俄羅斯，又在入侵烏克蘭，可在某些人眼裏卻是“中俄合作無上限，中俄關係隻有加油站”，結果外交成了“爛尾樓”。
從曆史上看，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成為坑的例子太多了，不勝枚舉。
公元1115年，女真人正式建立金國，立即就向遼發動了大規模進攻。遠在南方的北宋政權大喜過望，以為“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憧憬著“全世界受壓迫國家聯合起來”，乃遵循“遠交近攻”的祖傳秘方，不久派趙良嗣前往聯絡，隨後另派人渡海去與金國訂立了更具體的“海上盟約”，約定宋、金雙方南北夾擊敵人遼國。豈料金軍剛剛攻占了遼的首都，俘獲了遼的天祚皇帝，氣都沒有歇一口，跟著就乘勝進入昨天的“朋友”北宋。愚蠢而懦弱的宋徽宗這才大夢驚醒，後悔莫及，但一切都遲了，可憐的北宋皇帝徽、欽二宗做了金兵的階下囚，終日以淚洗麵，客死異國他鄉。
其實，敵人的敵人，甚至可能是更致命的敵人。同樣的一幕悲劇在同一塊土地上重演：百年之後，公元1233年，南宋與蒙古約定“夾擊金國”——敵人的敵人。哪想到宋軍遵約剛收複了開封、洛陽等地，蒙軍就馬上前來爭奪，一點沒有“盟軍”的友好姿態，而是毫不留情地把宋軍打得棄城而逃，由此拉開了長達四十多年的“滅宋之戰”的帷幕。
曆史應該留下這樣的教訓：就是真正的敵人所言“敵人的敵人是朋友”，隻是口頭上叫叫。他們心裏想的一直都是“敵人的敵人還是敵人”。
敵人的敵人就是敵人，看不清楚，反而“半信半疑”，就淪為被人擺弄的“兒皇帝”了。
向來識時務的丘吉爾就不當這樣的“兒皇帝”。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不是說法西斯德國的敵人肯定都是朋友。當時的英國首相丘吉爾有本《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記述，在大英帝國最艱難危險的時候，丘吉爾始終沒有把蘇聯作為真正的朋友。他對斯大林的任何要求和建議都持懷疑態度，留一手。1944年8月，當蘇聯軍隊已經打到維斯杜拉河東岸，與波蘭首都華沙隔河相望的時候，被德軍占領的華沙爆發了人民武裝起義。丘吉爾在《回憶錄》中指責蘇聯軍隊隔岸觀火，拒絕援助起義人民，聽憑德軍將起義殘酷鎮壓下去。蘇聯方麵則反駁說華沙起義是“一小撮罪犯發動的華沙冒險事件”，華沙起義領導者是“波蘭地方貴族政權的敗類們”。說起來波蘭和蘇聯都是“同盟國”，都在同一個“朋友圈”，是各自敵人的敵人，但他們之間何曾有一點“朋友”味？丘吉爾對蘇聯這個敵人一直看得很清楚，問題是現在的天朝當局者，根本看不見曆史教訓和埋藏的禍根，一直不敢直麵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四、皇帝們向來反對開放
皇帝們的思想僵化，頑固，必然導致國策守舊，對外充滿敵意，反對內外開放。曆史上例子比比皆是，明太祖朱元璋，因為思想認識上的偏見和固執，全然不顧已經產生的嚴重後果，從明洪武三年（1370年）到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近30年間，接連下達幾十道禁海命令，禁止所有民間貿易，還一度取締政府間的“朝貢貿易”，“不許片板入海”，違者一律處以重刑。到明嘉靖朝，海禁已處於最嚴時期。隨著大明最後一個皇帝崇禎自縊煤山，縱橫關外的八旗子弟進駐了紫禁城。
到了清代，皇帝們在對待海洋的態度上，同樣“不忘初心”，重走老路、邪路。1840年，當英國艦隊打進國門的時候，清道光皇帝才急忙慌張地打聽英國究竟在哪裏、有多大、與俄羅斯是否接壤。連當時的海洋強國英國是大西洋中間的一個島國這樣基本的地理知識，他都沒有，更別說對英國國情有比較詳細的了解與掌握。這對於一個國家的統治者來說，對世界形勢、對外界情況的愚昧無知到了何等地步。甚至此後百年，閉關鎖國又多次重演，說不走老路，不走邪路，其實還是繼續“長征”在邪路和老路上，即使撞死在南牆也不回頭。
五、愚蠢的當代治國之術：“刻舟求到劍”
古代有一個成語，叫刻舟求劍，可在今天，這個成語應該改為“刻舟求到劍”。
《呂氏春秋》記載，古代有楚人乘船時佩劍掉入水中，他就在船上掉劍處刻了一個印記，等船到了岸邊他按照船上的印記到水下尋找，這個成語比喻人拘泥固執，不知變通。呂不韋說這個比喻可用在治國方麵，他認為君王治國應要符合時宜，不能一味沿襲舊法，因為環境會隨著時間改變。
今天的“刻舟求到劍”治國術，可以這樣理解，就是經濟下行，很多人負債累累，可是中共卻正式宣布迎來了全麵脫貧，共同富裕，全麵實現小康。這個小康就是劍，對小康的期待其實就是刻在船上的印記，眼看小康已經掉入水中了，在船上的人還在胸有成竹地刻個印記，等船停下就能找到小康，傻乎乎地以為小康指日可待。
如此“刻舟求到劍”治國術，不僅僅如此，他還高調宣布已經刻舟求到了劍，已經實現了小康，已經實現了共同富裕，已經消除了貧困。本來，沒有實現的事情，卻宣布實現了。正在說的事情，卻宣布已經做了；正在做的事情，卻宣布已經做成功了。錯誤的印記，錯誤的期待，“刻舟求到劍”的治國術就是如此愚蠢。
動態清零政策也是如出一轍，明明沒有清零，不能清零，卻宣布全麵清零，全域清零，靜態清零，這也是“刻舟求到劍”治國術的另一種表現形式。
共同富裕是烏托邦，動態清零是一種假想。“刻舟求到劍”就是自欺欺人。
六、共同富裕就是“何不食肉糜”的現代版
要說共同富裕，先明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真實數字，李克強公開說全國人均月收入1000元或千元以下的約有6億人。人均月收入不高於2000元的估計約有8億人。現在看上海市和廣東省，2018年國家統計局數據，兩地人均可支配收入每月在3000元、5300元，年收入6.4萬元和3.5萬元之間。疫情之後，這個數據可能更加難看。這個時候，還說全麵脫貧，實現小康，癡人說夢而已。
再看近幾年歐洲的市民收入，意大利人的平均月薪2189歐元，相當於1.6萬人民幣。西班牙人的月薪2189歐元，相當於人民幣1.6萬元。英國和德國略高，分別是2498歐元和3771歐元，相當於人民幣1.9萬元和2.9萬元，法國和德國人均收入大致相同，平均稅前工資為3936歐元。
還有一個2003年的老數據可以參考，在法國小城波爾多市，70％以上的普通市民月收入約1500歐元（當時歐元與人民幣的比價為1∶9，現在是1:6.89），在郊區和鄉間工作的人（原來的農民）月收入為1000至1200歐元，白領階層月薪為1800至2000歐元，醫生、律師、教授更高些，有的月薪達8000歐元，當時相當於7.2萬元人民幣，相當於年薪90多萬人民幣。20年前，歐洲的農民年薪就比現在上海中產階級的年薪高約兩倍，歐洲人才是真正實現了全麵脫貧。
上海人的月收入本來就普遍高於天朝其他省會城市，若年薪達到7萬人民幣，其實和歐洲比，不過是年薪1萬歐元，這還叫實現共同富裕了，其實是僅僅處在溫飽階段。
所以說，有了愚蠢的“刻舟求到劍”治國術，也就有了人們熟知的“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摸著石頭過河”、“三個有利於”、“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中國夢”等等花裏胡哨的口號。“刻舟求到劍”治國術之下，所謂實現共同富裕，全麵脫貧和實現小康，不過是愚弄百姓、掩蓋真相的招數，是“何不食肉糜”的現代版。
七、秦始皇們的帝王思想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大公報》主筆王芸生撰文《我對中國曆史的一種看法》（1945年12月16日至19日在大公報重慶版和上海版連載），因為他11月23日看了紅太祖毛澤東在重慶新民報晚刊發表的《沁園春·雪》，把詞抄給傅斯年，當時說了這樣一句話：“以見此人滿腦子什麽思想也。”（台灣中研院史語所編《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有收錄）。
王芸生對此有感而發，他發表在《大公報》上的文章總結說：“中國曆史上打天下，爭正統，嚴格講來，皆是爭統治人民，殺人流血，根本與人民的意思不相幹。勝利了的，為秦皇漢高，為唐宗宋祖；失敗了的，為項羽、為王世充竇建德。若使失敗者反為勝利者，他們也一樣高居皇位淩駕萬民，發號施令，作威作福，或者更甚。更不肖的，如石敬唐、劉豫、張邦昌之輩，勾結外援，盜賣祖國，做兒皇帝，建樹漢奸政府，劫奪權柄，以魚肉人民。這一部興衰治亂史，正如中國曆史的寫法，隻看見英雄爭天下的人物，而看不見人民，至少是看不見人民意誌的表現。事實也恰恰如此，中國過去兩千多年的曆史，所以亂多治少甚至竟無清明之治，就因為隻見英雄爭，不見百姓起，人民永遠做被宰製者。今天我們應該明白這道理了，非人民自己起來管事不足以為治，也非人民自己起來管事不足以實現民主。”
“中華民族應該翻身了，但卻是從二千多年專製傳統及一百多年帝國主義侵略之下的大翻身。豈容太撿便宜？要從根算起，尤必須廣大人民之起而進步。近見今人述懷之作，還看見‘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因此覺得我這篇斥複古破迷信並反帝王思想的文章還值得拿出來與人見麵。翻身吧，中華民族！必兢兢於今，勿戀戀於古，小百姓們起來，向民主進步。”
謝泳教授在《王芸生的曆史感》一文中說，“現在我們可以確定地說，王芸生當年發表他那篇文章，就是衝毛澤東的帝王思想而來的。”此點倒是當年的大才子郭沫若看出來了。郭沫若在1946年7月上海出版的《周報》（四十六期）和《萌芽》月刊8月號（第一卷第二期）上同時刊登了《摩登唐吉訶德的一種手法》，對王芸生的文章進行了反擊。
郭沫若在文章中說：“王先生把別人的寓意工作認為‘述懷’，心血來潮，於是乎得到了一個驚人的發現：毛澤東才不外是一位複古派，迷信家，懷抱著帝王思想的人物。人贓俱獲，鐵案難移，於是乎他要‘斥複古’也就是斥毛澤東的複古，‘破迷信’是破毛澤東的迷信，反‘帝王思想’是反毛澤東的帝王思想。”郭沫若引述了王芸生文章開始的一段話之後，又說：“這明白地是在說：毛澤東所領導的共產黨並不‘民主’，他們是壓迫‘中華民族’的，‘小百姓們’，趕快‘起來’把他打倒！”郭沫若還批評王芸生文章，“言外之意是要讓人自行領會的，率性替王先生說穿吧，今天的毛澤東也在‘爭統治人民’，假使毛澤東當權說不定更壞，而且還有‘勾結外援’的嫌疑啦。”郭沫若斥責王芸生，以為他曲解了毛澤東詞的寓意，事實上毛太祖執政以後正如王芸生所言，郭沫若也確實說對了這段反話，看天朝曆史，殺人流血，比比皆是，打江山，坐江山，根本與人民的意思不相幹。勝利了的，為秦皇漢高，為唐宗宋祖；失敗了的，為項羽、為王世充竇建德。今天看，曆史上的這些大小毛澤東們，整個人都活在帝王思想裏麵，中毒太深，遺臭萬年。
《國際歌》所唱，“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可偏偏那個毛澤東——“他是人民的大救星”，1973年9月23日，毛澤東見了埃及副總統莎菲說：“秦始皇是中國封建社會第一個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罵我是秦始皇……我讚成秦始皇，不讚成孔夫子。”
在“家天下”時代，當皇帝本來就要繼承家業，打下江山，守住江山，還要顧及奉天承運，體恤蒼生疾苦，肩負責任，就要恩澤萬邦，反之，“君視民若草芥，則民視君若寇仇”，這個皇帝就是寇仇，人人當除之。可惜，中國不是美國，因為美國獨立宣言明文確立，政府的正當權力，來自被統治者的同意。任何形式的政府，隻要破壞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等天賦人權，人民就有權利改變和廢除它，並建立新政府。當政府一貫濫用職權，強取豪奪，一成不變地追逐這一目標，足以證明它旨在把人民置於絕對專製之下時，那麽人民就有權利，也有義務推翻這一政府，並為他們未來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
所以說，美國總不會出現視民若草芥的寇仇秦始皇，而在天朝，卻總也少不了寇仇秦始皇們的輪番登場。既然有“可惜不是你”，那麽隻能坐視“天下苦秦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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