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國力逐漸強盛，尚武之風愈演愈烈，好戰思想在日俄戰爭後達到高潮，統治者為穩固地位、奴役人民，大肆吹噓日軍戰無不勝，不斷通過戰爭轉移國內矛盾。而普通民眾在統治者的煽動下也愈發狂熱，軍費支出甚至占用國家預算的一半以上。
而煽動民眾的日軍，往往因為自身的孱弱難以持久有效作戰，但在強大民意的裹挾下不得不繼續戰爭，這就造成了“毀滅或被毀滅”的極端局麵，被這種思想蒙蔽的普通日本士兵，還在做著“一億玉碎”的迷夢，誤入歧途的日本兵成了殺戮機器。
針對這種情況，我軍采用了多種方式傳播反戰思想，強調日本侵華戰爭的非正義性，通過家鄉和家人來感化這些日軍，使他們認識到生命的可貴。
我軍開展以情動人的宣傳，包括陣前唱思鄉歌、喊話等形式。日本反戰士兵水野靖夫曾和我軍一起在陣前喊話：“清醒一下吧，已經結束了，我們輸了，戰爭了這麽長時間，除了殺人與被殺，你們還得到了什麽？還幻想著一億玉碎嗎？”
當他喊話完畢，碉堡裏的日本士兵都默不作聲，一片死寂。隻能聽見日本軍官若隱若現的咆哮斥罵和士兵的哀嚎，幾分鍾之後，機槍朝別的方麵方向胡亂掃射，顯然避開了我軍。日軍夜晚宿營時，一些中國軍民在周邊唱日本的思鄉歌曲，這增加了日軍的厭戰情緒，但日本軍官的“精神注入棒”，仍會時不時的發揮餘威。
在晉察冀地區，有一些日軍戰俘說：“當我們在戰場上聽到充滿家鄉情調的歌聲時，對親人的思戀之情更濃，再也不想打仗。”
我軍還經常采用以物易物的方式，加強與日軍普通士兵的聯係。還把電話接在日軍電話線上通話，鋪設線路多時，一次可以與五六個日軍碉堡聯係。通過電話掌握了日軍的有關情況，了解到更多普通日本兵的人生經曆，從而拉近距離，還時不時增送送慰問袋、寫信等。
部分日軍在回憶中說：“日本士兵之間相互聊天時，有的士兵說，別的碉堡已經收到了對方的慰問袋，我怎麽還沒有收到。”水野靖夫曾在《反戰士兵手記》中寫道：“日本士兵有時收到中國慰問袋之後也會回禮，他們送給中國戰士黃醬或海帶。”通過相互寫信、送慰問袋的方式，雙方拉近了距離，日本士兵也逐漸清醒過來，開始反思這場戰爭。
戰爭接近尾聲後，八路軍不斷取得勝利，俘獲的日軍戰俘增多。如何改造戰俘，成為擺在我軍麵前的一個重要問題，主席指出：“日本許多士兵來自基層，都是普通老百姓，他們與我們並無衝突，日本民眾也深受軍國的荼毒，我們要想方設法，讓他們認清戰爭的非正義性，讓他們覺醒本國的法西斯壓迫。”
日本反戰人士野阪參三在延安參加反抗法西斯日本的工作，他建議創辦改造日本戰俘的學校，這個想法得到了主席的讚同。於是在各方的努力下，延安創辦了日本工農學校，選址在延安寶塔山半山腰。野阪參三擔任學校校長，日本戰俘在此接受教育，改過自新。
在學校成立初期，日本戰俘深受毒害，改造他們的過程很艱難。許多日本兵非常頑固，認為被俘是恥辱，進而絕食、謾罵，甚至妄圖殺害八路軍戰士。而在我軍的諄諄教導和真誠感化下，有些戰俘的思想開始轉變，反思自己的所作所為。
日軍軍醫佐藤猛夫在一次戰鬥中被八路軍俘獲，他不甘心當俘虜，就想辦法逃跑。然而他還未實施逃跑行動時，意外發生的一件事讓他轉變了想法。有一天，他因高燒昏迷三天三夜，不省人事。我軍醫護人員對他精心治療。等他蘇醒過來，看到自己曾經的敵人對自己關懷備至。甚至為了照顧他，還給他帶來了稀有的醬菜。他感激地說：“我的命是你們救的，謝謝你們。”於是他不再逃跑，甚至幫助醫生為傷員治病。
然而，轉變思想的隻是少數戰俘。學校為戰俘提供了所需的生活物質，即使在陝甘寧邊區遭遇蔣軍封鎖，生活十分困難，邊區仍最大限度地滿足學校戰俘所需的物品。從各方麵體貼、安慰戰俘，但多數戰俘仍然消極抵抗，準備伺機逃跑。
他們認為，作為軍人，被俘是最大的恥辱，因此坐立不安。每十個人中就有五個企圖逃跑或跳崖。還有的戰俘消極抵抗，早晨不起床、不洗臉、隨地大小便等。有的戰俘在回憶中說：“學校剛成立時，我們在一起議論，都說八路軍肯定有圖謀，要我們反對自己的國家。”
麵對日軍戰俘存在的問題，學校決定逐步改造他們的思想。學校開設了理論、自然科學、時事與日本問題、社會發展史等課程，選派了一批政治、文化素質高、精通日語的人員作為教員，還把較早轉變思想的日本戰俘也選為教員。
教員根據學員的文化程度分為不同的學習小組，並開設各種座談會、討論會，以啟發、互動式教學改造戰俘思想。通過係統的理論學習和在學校的親身經曆，許多戰俘的觀念開始轉變。
他們開始反思從小受到的教育，逐漸認識到侵略者的本質，並為自己曾經犯下的錯表示悔恨。
為豐富戰俘的業餘生活，學校創辦了圖書館、俱樂部，舉辦文藝活動。學員們演反戰話劇，唱革命歌曲。有學員回憶說：“我們平時的文體生活很豐富，可以打麻將、玩撲克和下圍棋、軍棋，有時以打棒球。”
深刻的課堂教學、豐富的課外活動，使這些日本戰俘根深蒂固的思想受到觸動，逐漸發生轉變，他們享受到了生活的快樂，體會到了生命的意義，再也不用為了少部分人去犧牲自己。學員大古正曾寫下文章，他寫道：“我到日本工農學校之後，因為學習了很多知識，感覺從茫茫的黑暗中看到一線曙光。”
隨著思想覺悟的提高，戰俘們開始自發轉變。由於蔣軍對延安進行封鎖，延安軍民開展自給自足的大生產運動，但沒有給工農學校的學員安排生產任務。學員們看到邊區軍民全身心投入生產，很受鼓舞，他們紛紛要求參加生產勞動。於是學校將學員分成了農業組、紡織組和木工組，開展除草、種菜、製作紡車、織布等工作。農業組的學員們學會了種植技術，1943年秋天，他們收獲了1萬斤土豆、9石大豆。木工組的學員掌握了木工技術，在一年多時間裏，做出了103輛紡車。
我軍執行優待戰俘的政策，甚至允許他們參加選舉。1941年10月，經過延安軍民和學校學員的投票，日本工農學校的森健當選為陝甘寧邊區參議員。
隨著改造的推進，一些日本學員參與了在華反戰組織。有的學員書寫反戰標語，有的學員參與製作慰問袋，到前線發放傳單、喊話，宣傳我軍的抗日主張和戰俘政策。他們與中國人民一起反抗日本侵略者，有的學員甚至還為此獻出了生命，我軍還為這些犧牲的義士舉行了紀念活動。
日本無條件投降後，日本工農學校學員即將回國，八路軍為他們舉行了隆重的歡送大會。9月18日，野阪參三帶著學員們離開延安，回到日本。許多人回到日本後，繼續開展反戰宣傳。
值得一提的是，有一個名叫小林清的學員選擇留在中國。新中國成立後，他在天津市社會科學院工作，寫下《一個日本八路的回憶錄》，晚年加入了中國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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