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風骨－－獄友孫大雨
作者：嚴祖佑
嚴祖佑，生於1943年，1961年考入上海師範學院中文係。1964年9月26日因“反革命集團”案被捕，同年秋曾在上海師範學院和上海郵電俱樂部二處，公開舉辦該“集團”的“罪行”展覽會。1966年被處勞動教養，1972年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1980年獲平反。曾做過營業員、中學教師、報社記者。2003年退休於上海經濟報社（現改名《上海第一財經日報》）。上海作家協會會員，主任記者。
（一九七零年三月，我在安徽軍天湖農場被重新逮捕，住進了上海提籃橋監獄，關押在八號樓。八號樓又稱病號樓－－在上海市監獄的編製序列中，稱為八中隊。其中關押的犯人，大都是獄內其他中隊送來治療的慢性病患者，以及從監獄醫院出院後還需繼續治療者。四月中旬起，我被編入“未決組”－－組內大都是原關押在市內各看守所尚未判決的罪犯。這些人患病後，當時也由監獄醫院負責治療。）
一
明天就是“五．一”勞動節。
獄中，一年有四大節：“五．一”，“十．一”，元旦，春節（即農曆過年）。如果在勞改營，再加上一個中秋。對囚犯而言，過節最大的意義就在於：開葷，吃肉。犯人們把豬肉稱作“老表”，其確切意義不明，總之是十分親切的意思。那些在監獄中住了一、二十年的老犯人，有一句順口溜：“吃官司有三盼：理發，洗澡，吃老表。”不過，這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老話。那時，每個月還允許家屬給獄中囚犯送一定量的食物，獄中食品尚不算十分匱乏。到了“文革”期間，為徹底清除囚犯的“資產階級享樂思想”，和獄中的 “資產階級法權”，嚴禁送入任何食品。於是，理發洗澡之類與口腹無關之事，便遠遠地退到後麵。“吃老表”，自然成了犯人朝思幕想的至盼。
下午二時，掌握犯阿維在監房對麵的窗口前說了聲：“大家出來活動活動”。於是，每一扇鐵門中懶洋洋走出了三個人，在本小組範圍的走廊內，緩慢地兜起圈子。
獄中，犯人小組長的官稱是“掌握犯”，這是因為犯人都屬於“無產階級專政對象”，理所當然不能享受帶“長”字的稱呼。於是就起了這麽個不倫不類的名稱。同時，每層樓還有一至二名“事務犯”－－大組長，整幢樓還有數名“總事務犯”。
窗外，陽光明媚。這一排監室是朝北的，因此，到了下午，就會有一抹西斜的陽光射進來，照在每一個走到窗前的囚犯的臉上，那一縷縷皺紋，就更加明顯地凸現出來，原來因少見陽光的灰白的麵孔，又增添了一層缺血的淡黃色。
每個人走過窗前，都會情不自禁地轉過頭，深深呼吸幾下。廣闊藍天下的空氣，真是太好聞了。特別是在過節之前。記得前幾年，關在看守所的時候，每到過節前幾天，往往可以聽到院子裏殺豬時，豬的叫聲。盡管那叫聲異常淒厲，但進入犯人的耳朵，卻覺得特別舒服。監獄內聽不到這誘人的聲音，但在空氣中，仍然似乎可以聞到若有若無的肉香。這樣，兜圈子的人的心情，仿佛也變得好了起來。
腳下，走了一圈又一圈。紛繁的思緒，刺得我的頭越來越痛。
走廊盡頭，傳來一陣尖銳的哨子聲，一個沙啞的聲音在喊：“開水來了！”
很快，隨著遝遝腳步聲，一列勞役魚貫而入。兩人一檔，一前一後，抬著一個大水桶，每隔幾間監室放下一個。
開水，在監獄內是被叫做“無米稀飯”的。許多人都端起缸子，大口大口喝了起來。我則用它的熱度，治療我在農場落下的風濕痛。我很快脫下上衣，把滾燙的水缸烙在赤裸的背上。火熱的灼痛感，迅速在我背部的皮膚和肌肉上傳遞開來，同樣伴隨著一種刺骨的快感。
這時，阿維來到我門口，他看了一眼趴在地上的我，皺著眉噓了一口氣。
阿維今年二十五歲，也是反革命犯，被判了七年刑。細長個子，瓜子臉，一說話就露出一口整齊的牙齒，有一種少女的媚態。據說，兩年前他剛入獄不久，就曾揭發過一起獄內著名的“反革命集團”案，立了大功。因此這一年多來，他都癡癡地等待著每一個節日，期盼獄中在節日前後召開的“寬嚴大會”，向往著能得到減刑的寬大待遇。自從我來到這個組，阿維對我還不錯，即使在其他犯人必須關在小監室的時候，我也可以和他一起，在本組七個監室門口的走廊之間跑來跑去。
這時，勞役犯商周匆匆走來，用略帶神秘的口吻對阿維說：“孫大雨來了。”
“是嗎，他來了就熱鬧了。”阿維也頓時興奮起來。
歲月流逝，今天的人們，對孫大雨這個名字，也許已經相當陌生了。但在上世紀中葉，凡是讀過一點書，經常看看報紙的中國人，幾乎沒有一個不知道孫大雨的。他的出名，不僅因為他是一位著名的學者、教授。更因為在“反右”運動中，他又是中國右派分子中，特別負有盛名的一位。在這場被稱作“引蛇出洞”的運動中，孫大雨是唯一由最高領導禦筆親點，逮捕法辦的右派分子。隻要翻翻上世紀七十年代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就可以發現，在該卷所有指名道姓的右派分子中，孫大雨是被點名最多的一個。可見當時的最高領袖對他的注意程度。
孫大雨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後期，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研究生院。三十年代初歸國，曆任北京大學、浙江大學、暨南大學、複旦大學等十多所大學的教授。他在三十年代，加入梁實秋、徐誌摩等人倡導的文學團體 “新月社”。出過詩集，又致力莎士比亞作品的研究和翻譯。對於他的學術成就，當時圈內人士曾有評價，說是中國一共隻有一個半莎士比亞專家。孫大雨算是一個，其他加起來隻能算半個。
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淪陷。孫大雨遠赴陪都重慶，一麵教書，一麵從事抗日。抗日戰爭勝利後，由於和國民黨當局政見不合，他和新月社舊友聞一多等人，一起參與倡辦了中國民主同盟。四十年代後期，又擔任了左派的上海大學教授聯合會主席。上世紀四十年代末，美國總統杜魯門的特使魏特曼將軍來中國調處國共兩黨紛爭，孫大雨以上海大學教授聯合會主席身份遞交聲明。力言國民黨已喪失中國民心，希望美國政府不要再給予支持。然而，一九五零年初，上海大學教授聯合會在當局指示下改組，孫大雨被免去了主席職務，在五十年代的“民主改革運動”中，孫大雨更成了被批判的對象。
有意思的是，和所謂“舊社會”過來的大部分知識分子不同，這些年來，孫大雨不僅沒有通過不間斷的“自我批判”，求得“新社會”的容納。他對於強加給自己的“批判”，始終是不服，甚至對抗的。別人指責他“反動”，他就罵別人是“反革命”。五十年代前期，他曾到處對人說，當時的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是“反革命”，幾乎釀成大禍。巧的是潘漢年後來居然真的成了”反革命”，孫大雨就逢人便說自己有先見之明。
一九五七年鳴放的時候，在一次會議上孫大雨又說，當年曾批判過他的史良、陳望道、蘇步青、楊西光、陳其五等幾位是“反革命”。結果是過了一段日子，人民日報登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孫大雨如此談整風”。接下來“反右”開始，全國報刊“批判右派分子孫大雨”的文章鋪天蓋地。在最高當局授意下，那幾位被他罵作“反革命”的先生，聯名向法院控告孫大雨 “誣告”，孫大雨就此被判了六年徒刑。六十年代，他刑滿釋放，蟄居上海市南市區晝錦路舊宅。“文革”中，在劫難逃，在遭受紅衛兵批鬥時，不堪淩辱，奮起以老拳還擊，又被抓了起來。
監獄裏的日子太無聊了。因此聽到有這麽一位名流加入自己的小組，就象在乏味的生活中添加了一些調味品，好幾名囚犯都產生了莫名其妙的興奮。
隔壁房間的應某，聽到孫大雨的名字，馬上伸過頭來問，是孫大雨麽，讓他同我一個房間好了，我來監督他。他生的病和我一樣，都是肺結核。我和他在醫院，還有一麵之緣呢。應某原是市工業局一名科長。 “文革”剛開始，他就拉起了一個“造反隊”，和另一個“造反隊”爭權。結果他的“造反隊”被砸爛了，又查出他和一名女同事有過婚外情，就被按上“反革命腐化”的罪名，抓進了看守所。到八號監後，他同“反改造分子”鬥爭是最積極的。數年後，他被判刑七年，在專事接收新判決入獄罪犯的提籃橋監獄六號樓，當上了顯赫一時的“黑板報組”掌握犯，我曾目睹他的風采。
聽到孫大雨三個字，有一股血往我腦門上衝。
十天前，曾和我同室，現已病愈返回看守所的葉某對我說起，孫大雨在上海第一看守所和他同室。同室的還有一位江蘇海門人，二十八、九歲，姓張，是孫大雨朋友的兒子。此人把自己的情況毫無保留地告訴了孫大雨，孫大雨卻向看守警員告發了張某，致使張某被銬上了反銬，足足有半個月之久。
我從種種跡象斷定，張某就是我的朋友和同案張方晦，自從我知道我們的案子已經被列入上海市公（安局）、檢（察院）、法（院）軍管會下發的，供全市範圍討論的要案案例中後，案中名列首位的方晦，在我心目中就已經成了“故人”了。而為人父執的孫大雨，竟然在方晦可能“不久人世”之際，還使他受到上銬的痛苦，不由我想起來就深痛惡絕。
僅僅過了幾分鍾，孫大雨就由事務犯陪同，來到我們的小組。孫大雨人如其名，身高馬大，頭大、手大、腳大。但由於長年關押，瘦得脫了形，這“大”就變成了“長”。一米八十以上的身子彎彎曲曲，像一株枯幹的老樹。細長的手臂，細長的腿，青筋盤結，像樹身上伸出的枝丫交錯的樹枝。碩長的馬臉，長鼻子，長牙大嘴。他上身穿一件棉襖，下身隻穿一條短村褲，晃動著兩條光光的小腿，手裏捧著一隻臉盆，搖搖擺擺地走了進來。看到他這副滑稽的樣子，好幾個人都忍不住笑了起來。
進了小監室，應某就用一種居高臨下的口吻，冷笑著說，孫大雨，你堂堂的大學教授，怎麽弄成這種人不人鬼不鬼的樣子。天還這麽涼，光著兩條腿，是不是想病上加病，給政府添麻煩呀？
孫大雨連連搖頭，決無此事，決無此事，實在是因為棉褲洗掉了。
原來，他一個月前在看守所發病吐血。看守警將他送到醫院急診。當時正是春天，他怕冷，還穿著棉襖棉褲，裏麵就一套襯衣，當天便住了院。他幾次請求，將留在看守所的替換衣物送來，都無人理會。他年老體弱，小便時常有殘留的尿液遺在褲襠裏，一個月下來，渾身發臭。今天上午，獄中護士小姐查房時，被熏得受不住，就強令他把外褲脫下來洗掉。剛剛浸濕就通知出院了。
勞役商周來登記飯賬了。他走到監時門口，叫了聲：孫大雨！
孫大雨正低頭理東西，聽叫，猛地直跳了起來，畢挺立正站好，手一鬆，短褲刷地掉在地上－－他的褲帶早在看守所就被收去了（防止自殺），隻能用手拎著－－晃悠著赤裸的下身，鬆鬆垮垮地吊了下來。他瞪大眼睛，驚恐地朝商周望著。
商周一嚇，連連朝後退著，喂喂，你不要這樣，我也是犯人，擔當不起的。
我的罪重，我的罪重。孫大雨一麵拎褲子，一麵連聲說。
商周問，你晚飯吃多少？
孫大雨呆了呆，喜出望外地：怎麽，這裏吃飯，是由著自己要吃多少就多少？
商周又氣又好笑：老頭子，想得美
他告訴孫大雨，獄內犯人每天的夥食標準是早餐二市兩稀飯（一百克），午餐晚餐各三市兩幹飯。有病吃不下，減少是可以的，想加是不可能的。
“那當然是三兩”孫大雨回答得很快。
開飯了。我剛吃了幾口，阿維過來朝我眨眨眼：“去看孫大雨吃飯。”
孫大雨手捧著鐵皮飯格，坐在監室門口。陳米飯的上麵，照例蓋了一層無油的雞毛菜，在飯格的一角，有四、五粒蠶豆大小的雞骨頭。雞骨頭是紅燒的，雞骨頭附近，有幾塊菜皮上還沾了一些絳色的油花。孫大雨心滿意足地望著這幾塊雞骨頭。
這幾塊雞骨頭是“營養餐”，孫大雨患的是肺結核，按規定可以享受一份營養餐。那時，獄中營養餐的規格，是每天中午可享受一份加餐，價值為人民幣五分（當時物價，五百克豬肉大約人民幣八角）。
孫大雨吃飯的姿勢很奇特。他每吃一口飯，都要把頭仰得很高，閉上眼，然後不停地咀嚼。他用力地嚼著，盡量把飯菜停留在嘴裏，不咽下去，仿佛要把所有的滋味都嚼出來。他一口連著一口，最後輪到那幾塊雞骨頭了。孫大雨把其中一塊放進嘴裏，右下顎一陣劇烈的抖動，連帶後顎也飛快地顫動起來，隨著咯咯的聲音，連骨頭帶肉都被咬得粉碎，咽到肚子裏去了。
阿維看得呆了：“真有你的。這麽硬的骨頭，居然都嚼碎吃下去了，我還從來沒有看到過。”
孫大雨笑得比哭還難看：“我牙齒好。六十四歲了，一隻牙齒都還沒有掉。上個星期，醫院裏吃鹹鴨蛋，我也是這麽連殼帶蛋一起嚼碎了，吃下去的。這都是鈣質，補的。”
吃完雞骨頭，孫大雨一次又一次用開水衝刷著飯格，然後一滴不漏都喝了下去。應某翻起了白眼：“孫大雨，你這是什麽意思。剛吃完飯，把這麽多冷開水吃到肚裏，你要找病呀。”
孫大雨指指飯格：“飯，裏麵還有飯。”
應某一把搶過他的飯格：“已經精光滴滑，好當鏡子照了，還有屁的剩飯。”
孫大雨喃喃地：“總還有一點飯的分子吧。”
晚飯後，應某和孫大雨一直嘰哩咕嚕地吵著。
孫大雨想把濕棉褲晾在鐵門的欄杆上。應某不準，說有規定，鐵門上隻準掛毛巾，其他一律不準放。孫大雨人瘦，坐在光地板上屁股痛。他身無長物，打算拿剛才獄方借給他的，那條臭烘烘的破被子墊在身下。應某也不準，說是政府借給晚上睡覺蓋的，不是當座墊的，如此不愛護公物，可見思想反動。……
二
按監獄慣例，五月一、二、三這三天，為了確保“安全過節”，除了事務犯、勞役犯、掌握犯以外，其餘囚犯的房間一律不開，停止一切活動。二十四小時關在小監室內閉門思過。
阿維傳達獄警指示，節日期間，每個人都要結合“大好形勢”，聯係自己的“犯罪危害性”，至少寫一篇思想匯報，節後統一上交。
五月四日，吃過早飯後，事務犯通知，全樓麵放風。
提籃橋監獄的放風場所有兩處：一處是相鄰兩幢樓之間的空地。那裏有籃球架，遇上值班獄警高興，還會讓年輕的囚犯打幾下球。另一處是屋頂。前文已經說過，提籃橋監獄每個樓麵，有九十六個監室，分兩排，每排四十八間，每間的寬度約一點六米，長二點二米。因此，屋頂的麵積至少有一千好幾百平方米，夠兩百多人放風了。
我喜歡在屋頂放風。屋頂雖然小了些，也沒有籃球架，但走在屋頂上，看不見四周幢幢牢房，減輕了心靈上的壓力。抬頭所見隻有藍天，藍天是自由的，藍天下的空氣是香甜的。
屋頂的那一頭，孫大雨坐在地上曬太陽。在他的周圍，還有幾個其他小組年老體弱的囚犯。
和我同在未決組的，來自虹口分局看守所的小老頭吳海要我耐下心來。他對我說，凡是發交全市討論的案件，在一般情況下都很快就要判決的，我的案件如果能拖過十一、元旦、春節，那就說明可能有轉機了。
從一九六四年九月被捕到現在，近六年了，對於釋放，我已經不抱多大奢望了。隻要我們七條命都能保住，就已經上上大吉了。
放風結束，剛回到各人監室門口，就見阿維匆匆從值班獄警處返回，他簡短地吩咐立即開會，小組囚犯當即圍成一圈，在監室門口走廊上坐定，阿維大喝一聲：“孫大雨站出來！”
孫大雨茫然起身，站到圓圈中間。
一個姓俞的原造反派頭目，上前踢了一下孫大雨的腿，喝令他站好，腿靠攏。
孫大雨搖晃了一下，差一點跌倒。抬起頭，不服地：我犯了什麽事？
阿維臉色鐵青說，老實交待，你在放風時，和什麽人，進行了哪些反革命串聯？
原來，和孫大雨一起曬太陽的其他組罪犯當中，有一位是已經被判了五年刑的著名金石家陳巨來，他們是多年老友，獄中相遇，不由得攀談了幾句。然而隔組交談，尤其是未決犯和已決犯的竊竊私語，犯了獄中大忌，當時就被對方組中一名囚犯報告了獄警。
孫大雨眨巴眨巴眼睛：他問我是不是孫大雨。我說我是孫大雨。他說他是陳巨來，你還記得嗎？我說幾十年的朋友怎麽會不記得。多年前他還送過我一方質地很好的圖章。就是說了這麽幾句話，接下來就吹哨子集合了。
這時。走廊盡頭隱約傳來一陣陣嗬斥聲：不老實！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一位又瘦又小的老頭脅下撐著雙拐站在中央，想必就是陳巨來了。
阿維說，聽到沒有，那邊也在開批鬥會。你不交待，陳巨來會交待，到那時你就被動了，還是主動交待的好。
孫大雨翻來覆去就是這幾句話。對他這種“不老實”的態度，組內好幾個人都紛紛表示義憤填膺，爭先恐後進行批判。他們從《毛澤東語錄》中引經據典，從這件事在性質上的“嚴重性”和“危害性”，分析到孫大雨的“反動本質”。一致肯定，這是一件嚴重的反革命串聯事件，要求政府給予“嚴肅處理”。
在這種場合，應某是從來不甘寂寞的。在組內幾名積極分子一陣猛轟的間隙，他異軍突起，指著孫大雨說：“你不要裝出一副可憐巴巴相，你的品質惡劣透頂。在醫院，我和你同一間病房，我問你，你吃過跑馬粥沒有？你還教唆一些青年罪犯，吃跑馬粥要學會兩項本事，第一要吃得快，第二要不怕燙。有沒有這回事，你說。”
跑馬飯（粥）是監獄的特定用語。獄中囚犯每餐都有嚴格限量，所謂跑馬飯（粥），就是指囚犯使用各種手法渾水摸魚，讓自己多吃一些。據應某說，監獄醫院每頓早餐的定量是每人四小碗粥，孫大雨硬是以不怕燙、吃得快這兩項基本功，趁盛粥的勞役犯疏神之間，每頓多吃一碗。他還把這套秘訣傳授給其他罪犯，最後被發覺了。
孫大雨灰暗的臉微微有些泛紅。他囁嚅了一下，吐出兩個字：我餓。
胡說！政府給我們的夥食定量，完全是根據我們身體需要的。你這樣做，分明是往無產階級專政機關臉上抹黑，歪曲黨和政府的革命人道主義政策，瘋狂攻擊社會主義製度。
有了新的批判內容，組內的一些人更興奮了。
不管別人怎麽說，孫大雨隻有兩個字：我餓。
我也開口了，我一定要出出鬱結在心頭很久的這口惡氣，一定要代張方晦報複報複這個可惡的老頭。我從小對時事感興趣，而且記性頗佳。一九五七年“反右”時，我念初中三年級，對報上有關這方麵的報道，看得很仔細。至今還記得，當時一些批判孫大雨的文章中，捕風捉影地渲染了他的一些生活瑣事。我就把其中一些內容擴大、變形，在會上嘲笑他，“臭”他。
我說，你披著名教授的外衣，其實比夏洛克、葛朗台還吝嗇、刮皮。當年你為了解放日報少算你一角錢的稿費，急吼吼找上門去吵架，來回車費倒化了一角四分。
孫大雨想了想，很認真地回答：當年少算我的稿費絕不止一角錢，而是好幾篇文章上百元稿費，都忘了寄給我。我也不是專程去算賬的，那天編輯部邀我去開會，就向編輯順便提了提，我家到報社的車費，單趟四分，來回八分，不是一角四分。
再有，你教授工資每個月三百多元，你妻子是小學教員，工資隻有幾十元，家中的開支，你還硬要妻子承擔一半，一分都不能少。我惡毒地說。
我知道，對孫大雨，再怎麽說他“反動”，他也是無動於衷的。隻有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才能刺痛他。
果然，孫大雨漲紅了臉，抗聲道：純粹造謠。當年，我家中開支，每月預算一百六十五元，全是我拿出來的。
批鬥會開到下午一時。散會前，阿維指令孫大雨回到監室後，參照毛澤東著作中《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寫一份《孫大雨投降書》。
第二天上午，開會時，孫大雨規規矩矩把幾張寫在手紙上的東西，交給阿維。
阿維頓時皺起了眉頭：這算什麽，怎麽用手紙？
孫大雨回答：我隻有手紙。在看守所，犯人寫報告都是用手紙寫的。
阿維拿了這幾張手紙，豎著看看，又橫過來看看，哭笑不得地交給我：這寫的是什麽東西，你是學中文的，你看看，看得懂嗎？
我接過來一眼看去，頭上一行寫著《孫大雨降表》，字體用的是古隸書，我們這些看慣了楷書的人，每個字讀起來都十分吃力。文體用的是駢文，沒有標點，不分段，每個字之間的豎向間隔和每一行之間的橫向間隔，距離完全一樣。象滿天星鬥一樣，完全不知所雲。
我搖搖頭，交給阿維：看不懂。從橫的方向讀，好像有點讀得通，從直的方向讀，也好像有點讀得通，認真讀，橫豎都讀不通。孫大雨還喋喋不休地解釋“表”的含義。他說“書”是上級給下級的文書，如《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就是毛澤東居高臨下，命令杜聿明等人投降的。自下而上，如犯人寫給政府，平民寫給官吏或君主，則應稱“表”，《古文觀之》中就有李密的《陳情表》。
阿維把幾張手紙丟回給孫大雨，說他這種老頑固，絕對寫不出好東西，不要他寫了。勒令他每天抄寫十遍《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在批鬥會之前朗讀。
批鬥會延續了將近一星期。
孫大雨也有他報複的方式。
這天上午，孫大雨被傳到樓下，接受外調人員的詢問。當時，社會上正在開展一個叫“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運動的內容，就是對那些被認為有“問題”的人的曆史舊事，再重新梳篦一遍，看看還有什麽可供利用的“辮子”。這個運動持續了好幾年，涉及範圍極廣，各個單位都抽出了一定的人力，專職擔任“外調”工作。孫大雨這樣的老人，自然就成了調查人員的“資料庫”。
孫大雨回來已經是吃午飯的時候了。他畢恭畢敬地站在阿維的監室門口，向正在吃飯的阿維說，報告掌握犯，剛剛承辦員提審我，要我寫材料。我對他們說，我們這裏所有事情，都要由掌握犯阿維批準的。我現在很忙，天天要抄寫毛主席著作，沒有空餘時間寫他們需要的材料，希望他們和你聯係，得到你的批準。不知道他們向你報告了沒有。
阿維直跳起來：阿唷，孫大雨，你做人怎麽這麽毒。你寫材料還要承辦員找我這個犯人批準。你這不是害我嗎？他飯也不吃，一陣風跑去找值班獄警，“說明情況”去了。
一會，值班獄警過來，裝模作樣把孫大雨訓了幾句。孫大雨唯唯諾諾。我想象得出，他在肚子裏偷著笑。
又一次放風時，孫大雨排在我後麵。他壓低聲音狠狠地對我說：你這年輕人很壞。你罵我什麽都可以，為什麽要說到我妻子，我妻子和我相濡以沫幾十年，我隻有她一個至親的人。你這樣說，不應該的。
我心中一動，有些不忍。旋即又向他壞笑了一下：你也覺得不好受了？但如果有一個人，臨死前還被人打了小報告，戴上了銬子，他又會怎樣？
孫大雨惘然看著我：你說什麽？我聽不懂。
過了幾天，勞役犯來為我們理發。在走廊盡頭，近陽台處，我正坐在一張長條凳上等候。孫大雨突然搖搖晃晃走到我麵前，凶巴巴地指著我坐著的條凳，高聲嚷道，大家看，這個人竟敢將毛主席語錄坐在屁股下麵，實屬膽大妄為。
我嚇了一大跳。在當時，此種行為屬於大不敬。不要說我這樣的待罪之身，就是尋常百姓，也會就此被捉將官裏去的。我忙不迭低頭望往身旁望去，見緊靠我坐處，果然有一塊麵積和《毛澤東語錄》相仿的暗紅色。再仔細看看，還好，不是什麽物件，隻是一片紅漆。那條凳的底色是紅的，因年久陳舊之故，其餘地方的油漆都已剝落，卻唯獨留下巴掌大的一小塊。孫大雨年老眼花，誤認為至高無上的“寶書”，而坐在上麵的，又正是我這個近日令他恨得牙癢的小子，便以為抓到了把柄。
我鬆了口氣，指指那塊紅漆，氣壯如牛地以更高八度的嗓門回答，你在胡說什麽，你睜開眼睛看看這是什麽。
孫大雨眯著眼睛，低下頭，靠近條凳仔細看了看，又伸手在凳上殘存的紅漆處來回摸了幾遍。終於露出一絲尷尬的，比哭還難看的笑容：對不起，我年紀大了，沒看清。
我得理不饒人，又將孫大雨臭罵了一頓。
三
日換星移，八十年代初，我和張方晦等生死之交劫後重逢。相憶以往，我向方晦話及此事。方晦拍案說：祖佑，你上當了。
原來打小報告的正是葉某，而孫大雨在看守所中對方晦十分照顧。方晦家人遠在江蘇海門鄉下，有時日用品接濟不上，孫大雨時常送他一些肥皂、牙膏之類。雖然是不起眼的細微小物，但在看守所，這是屬於嚴重違反監規的行為，要冒很大風險的。
過了幾天，我隨方晦到孫大雨先生在上海南市區住處去拜訪他。進門後，方晦作了介紹，我向老人拱手道：孫先生，當年在獄中，我因不明真相對你無禮冒犯，今天向你賠罪。
孫先生眯起眼睛想了想，又搖搖頭：有這回事嗎？我記不起來了，一點都記不起來了。
此後，我成了孫先生家中的常客。多次交往後，我發現孫先生是位性情中人，他對於多年往事，恩恩怨怨，一飲一啄，無不點滴在心。然而，唯獨對這件事，他卻說，我忘了。
謝謝你，孫先生。
孫大雨在上海第一看守所總共被關了三年多。他莫名其妙地被捕，又莫名其妙地被釋放。釋放後，依然戴了頂“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依然屬於被剝奪一切政治權利的“四類分子”（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之列。直到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其遺孀江青等四人被捕後，他的處境才有所好轉。
大約在一九七八年前後，當局對在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反右運動中，淪為右派分子的人們開始進行甄別。在這場當年由最高領袖發起的運動中，被當局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的中國知識分子起碼有上百萬人（據官方公布的的數字是六十萬左右，但依照最高領袖“打擊麵不超過百分之五”的邏輯，當年知識分子的總數，大約是三千萬人左右，百分之五就是一百五十萬人。）
對於“反右”運動，一直到今天，當局的結論都是“為了反擊一小撮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對共產黨的猖狂進攻，開展反右運動是必要的，但存在著擴大化的偏差”。
因而，在這次甄別中，大部分人被認定為當初是“錯劃”，屬於應該“改正”的行列，恢複原來的職務和工資級別。另一部分人，則仍被認為是貨真價實的“右派”，但可以獲得摘掉“帽子”的“寬大”待遇，同時恢複公職。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整個中個中國，被認定不應“改正”的，貨真價實的“右派”，共有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陳仁炳等幾位。
一場轟轟烈烈，普及全國，打擊麵達上百萬人的“運動”，最後隻有五個人沒有搞錯，而這場運動直到今天，都還被認為是“必要的，正確的”。
起初，孫大雨連“改正”的待遇都不能享受。此外，當年起訴他“誣告”的那幾位，雖然在“文革”中，也蹲過監獄，關過牛棚，當了多年的“牛鬼蛇神”。但事過境遷，孫大雨身上的刑事罪名，同樣不能得到平反。
不過孫大雨畢竟是國內外著名的學者，有關當局覺得，還是應該給他一條“出路”。他原先任教的學校是複旦大學，但由於種種原因複旦大學表示礙難接受孫大雨回校任教。幸而，當時華東師範大學黨委書記兼校務委員會主任施平，一位新四軍出身的共產黨員挺身而出：“孫大雨，複旦不要，師大要。”
於是，孫大雨就被安排到了華東師範大學。身份是刑滿釋放人員，原來的級別是二級教授，重新定為四級，降了兩極。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有關當局通知孫大雨，關於他的“右派”問題，經過再次“複查”，認定屬於“錯劃”，決定給予“改正”，恢複他的二級教授待遇。同時，法院對於他當年所受的刑事處分，也有了一個新的說法：“誣告罪行屬實”，但“情節顯著輕微”，因此，撤銷有期徒刑六年的判決，改判“不予起訴”。
多少年來，對於孫大雨為什麽指責這幾位是“反革命”，許多人都覺得是一個謎。對此，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我曾經很鄭重地向孫先生提出了這個問題。
那是在孫大雨的舊宅。一間狹長的廂房從床上到地上都堆滿了書。我和孫大雨麵對麵，坐在一對小沙發上。秋天，晚上七、八點鍾左右，開著窗，那天夜裏有風。掛在天花板上的吊燈，被吹得一搖一搖，孫大雨的臉在燈光晃動下，顯得忽明忽暗。
我發問後，孫大雨很奇怪地看了我一眼，似乎認為我的提問是多餘的，然後不假思索地回答：從五十年代初民主改革開始，接連幾年，他們一直說我反動、反共。反動、反共，當然就是反革命。他們可以說我是反革命，我為什麽不可以說他們是反革命。再說，我明明不是反革命，他們卻說我是反革命，這就說明他們是反革命。
孫大雨又說，換一種說法，我們這叫做對罵。俗話說，相打無好拳，相罵無好話，怎麽說得上是誣告呢。打個比方，兩個人吵架，有人罵了娘，罵娘當然是不文明的，但總不能說，罵娘的人就是企圖強奸犯吧。
至於他指責潘漢年是“反革命”的緣由，據孫大雨說，因為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他親耳聽到潘漢年在一次報告中說：“解放後的中國，少了你們這些知識分子根本無所謂。就是把全中國的知識分子都槍斃也沒有甚麽了不起。”
孫大雨認為，在任何健全的社會中，知識分子都是中流砥柱，是國寶。在革命勝利後的“新社會”中，敢於宣言“殺光知識分子也沒什麽了不起”的人，自然就是“反革命”了。
這就是孫大雨的邏輯，一個上世紀二十年代留美學者的邏輯。
孫大雨恢複二級教授待遇後，我和方晦去看望他。孫大雨喜滋滋地告訴我們，他一個多月前曾給施平先生寫了一封信，信中表示以自己的學術成就，不應該僅僅是二級教授，而應該是特級教授，超級教授。一星期前，他到華東師範大學開會，遇到施平，特意問起，有沒有收到這信，施平的回答是：“收到了，正在看。”
我和方晦都笑了起來。以施平先生的身份，這實在是一封無法回答的信。當然，對孫大雨這樣的名教授的信，施平先生也不能說沒收到，或者不想看。因而也就永遠隻能是“正在看”。
一九七六年後，孫大雨處境開始好轉，到他一九九六年去世，孫大雨又生活了二十年。這二十年，他幾乎是在隱居中度過的。作為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孫大雨由於年事已高，幾乎從來沒有上過課，他也拒絕參加各種公共活動。他是中國民主同盟的創始盟員，一九五七年他被捕後，民盟開除了他的盟籍。文革後，民盟中央和上海市委，將他作為當然恢複盟籍的對象。不間斷地寄給他民盟的會刊及各種會議通知。但孫大雨都執拗地拒絕了。他表示，民盟是他參與創辦的，後來說開除就開除了。現在當年開除他的人都在台上，他不願與他們為伍。
有一天，我和方晦到孫大雨家，在前室，遇見孫師母。孫師母告訴我們，上海市政協來了一封信，說是經過多方協商，決定推舉孫先生為“上海市政協學習委員會民盟分會副主任委員”。孫師母希望我和方晦“勸勸先生，接受算了”。
我和方晦知道這是官方向孫大雨主動打招呼。在中國這是十分罕見的。當時，上海市政協學習委員會民盟分會的主任，是趙超構（林放）先生，趙先生是新民晚報社社長和上海市政協副主席，其級別相當於副市長。其他副主任，也大都是上海市政協常務委員，或者是全國政協委員。在當時的情況下，這封信無疑是當局發出的一個信號：如果孫大雨願意參與政協和民盟的公開活動，他所可能得到的地位和身份。
但是，我和放晦勸了許久，孫大雨還是搖頭：我知道你們這是好意，但我是不會去的，這是我的原則。
孫大雨告訴我們，那天，受民盟上海市委委派，登門通知孫大雨恢複盟籍，並希望孫大雨重新參加民盟組織活動的，一位是民盟市委機關的幹部，原是小學教師；另一位是陳仁炳先生。想來，這也許是當時民盟上海市委主事者的一片苦心，他們知道孫先生對民盟中央和市委中某些人芥蒂甚深，恐怕一言不合，就此翻臉。因而所委派的人員，一位出身小學，和孫先生素無淵源，更說不上恩怨；至於陳仁炳先生，和孫先生是複旦同事，又同被戴上右派帽子，且始終未獲“解放”，應該和孫先生有較多共同語言，說起話來，可以方便些。
事後，孫先生對我說，陳仁炳是老朋友，另一位雖素不相識，但上門拜望，也就是新朋友，對於朋友來訪，他當然以禮相待，但這是私交。至於恢複盟籍，則是公事，私交雖融洽，公事不能馬虎。
數年後，上海有關領導部門為一些知名人士改善居住條件，孫大雨搬進了衡山路近吳興路的一處高層住宅。陳仁炳先生和孫先生同住一幢大樓。孫先生還曾陪同我和方晦等人拜訪了陳仁炳先生。雖僅一麵之交，但留下印象頗深。陳先生瘦瘦的，是一位極和善，極謙遜的長者，他談吐平和，和孫大雨先生棱角畢露的風骨迥然不同。我始終無法想象，這樣一位多年同共產黨親密合作，從無異心的謙謙君子，如何會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且時隔三十年，仍被列入不得“改正”的少數人中。
陳先生在談話中，對自己作為“留種”的不予 “改正”的右派一事，僅僅一語帶過，其豁達的心態令人肅然起敬。他告訴我們，自己近年來潛心學術，已有好幾部重量級的著作脫稿。我當時的職業是報社記者，聽後十分感動，曾打算為陳先生寫一篇專訪，以示世人。然而，不久後，反“自由化”、反“精神汙染”運動迭起，我怕多事，遲遲未動筆。及至陳先生仙逝，終未成文，至今引為憾事。
我所知道的孫大雨公開參加社會活動，一共隻有兩次。其中一次是中國莎士比亞研究會成立。該會籌備成立初期，並沒有邀請孫大雨參與，孫大雨在報上看到消息後，即令他的女婿沈近仁醫師，代他向籌備組表示，自己一生從事莎士比亞研究，希望參加這一團體。
不久，在孫大雨家中，我和他談起莎士比亞研究會的事情。他睜大眼睛對我說，有一件事我想來想去想不通。我是研究莎士比亞的專家，這次當選為理事。某君是我在大學教書時的學生，隻讀了一年大學，就到延安去了，他對莎士比亞並無研究，卻被選為名譽會長，這算是什麽道理？
孫大雨所說的這位先生，五十年代當過最高領袖的秘書，當時在共產黨中央是核心領導人員。莎士比亞研究會有這樣顯赫人物的關顧，當然是求之不得，受寵若驚的事，能選他當名譽會長，實在是莎士比亞研究會的光榮。
孫大雨出身名門，他的祖父是前清進士，官做到巡撫。“文革”期間，家中被抄沒的古董、字畫不計其數。後來，雖然發還了一些，但不足十分之一。為此，他每年都要向上海市曆任領導寫信，控訴“紅衛盜匪”的抄家惡行，要求將所抄沒的財物全書發還。盡管每封信都石沉大海，但他持之以恒從不間斷。
我曾問孫大雨：孫先生，我非常理解你的憤恨心情，但我請教你一句話，拿當年的毛澤東先生和今天的鄧小平先生相比，你認為誰好？
孫大雨歪著頭，翻了翻眼白，不假思索地說：那當然是鄧比毛好，毛抓我進去，是鄧放我出來的。
不過據孫大雨說，他曾給鄧小平先生寫過一封信，內容是：當年你說過一句話，中國不反右，千百萬人頭要落地，這句話你是說錯的。中國正是有了反右，才有了文革，千百萬人頭落了地。劉少奇的人頭落了地，彭德懷的人頭落了地，你的人頭也差點落地……
晚年的孫大雨先生，待人接物始終保持著一顆赤子之心。以一件小事為例，他對於每一位來訪者，不論地位、貧富、年齡，在辭別時都要親自送至樓下大門口。他在晝錦路的住所，是上海舊城區的老房子，樓梯又陡又窄。孫先生年事已高，每次都把著扶手，一步一個台階，顫巍巍地上下。我和方晦每次都力勸他留步，他都不肯。甚至有一次，我和方晦在告辭時見他又要起身相送，二人就將他往沙法上一摁，然後飛快地下樓。心想，我們的腳步總比你快得多，這下可送不成了吧。可當我們走出弄口，站在人行道上往回望時，卻見孫先生正下樓走到門口，連連向我們招手。
一九八零年代，方晦在上海，有好幾年既無戶口，又無固定工作。孫先生對方晦特別關心，有一年春節，因忙於雜事，我和方晦過了初五才去孫先生家拜年。孫先生見了方晦就說，我以為你們前幾天就會來的。他拿了一個紅封包，裏麵裝了二十元錢，塞在方晦手裏說，這些錢是我的一點心意，你拿去做一條褲子，錢不多，買毛料的恐怕不夠，買一條中長（纖維）的，大概差不多了。
接著，又拿了一紙袋包的金絲蜜棗給方晦，說春節的東西都吃得差不多了，這包蜜棗是特意留給你的。
在那包蜜棗的紙袋上，我還看到孫先生用毛筆工工整整地寫的一行字：三級蜜棗，六角八分。
一九八零年代初，我曾多次拜訪金石大師陳巨來先生，陳先生對在獄中放風時，因同孫大雨先生私下講話而被批鬥一事，記憶猶新。巨來先生多次表示，希望再次同孫先生晤麵，但因巨來先生患有腿疾不良於行，因而拖延下來。一九八三年秋，方晦結婚，二位老人都參加了婚禮，同在一桌，這才得以重聚。
一個星期後，陳巨來先生因心髒病突發而辭世，這一次在婚禮上的相聚，竟成為這一雙老友在“文革”後唯一的一次會麵。
一九八四年秋，孫先生參加了我的婚禮。我登門向他送上請柬的第三天下午，他柱著拐杖，一個人從上海城隍廟附近的住處，走到重慶南路近淮海路的我家，給我送來一個紅封，裏麵裝了十元禮金。
當時我正在學校教課，下班回家，家人才告訴我，孫先生來過了。
從孫先生家到我家，並沒有合適的公交車。那個年代，路上也很難叫到出租車。這段路程，以時年四十來歲的我而言，步行大約需要半個小時。十元錢禮金，在當時屬於不高不低的中等標準，但由一位年已八旬的老人，親自步行送來，這一份情誼，那分量，在我心中至今仍是沉甸甸的。
在孫大雨生命的最後二十年中，他以殘存的全部心智和精力，把中國數千年前流傳下來的漢魏樂府和楚辭，以及唐宋各大家詩詞，按照英國古典十四行詩（桑納特）的韻律，翻譯成英文，又把莎士比亞的劇作，盡量按照其固有的英國古典十四行詩的格律，原汁原味地譯成漢文。他說，“這個工作隻有我來做，因為既精通桑納特的格律，又精通中國古典詩詞格律的人，中英兩國，恐怕除我以外已經沒有別人了。”
年複一年，孫大雨白天睡覺，每天晚上八九點鍾到淩晨，他筆耕不停，留下了等身的著作。然而，他的著作出於經費的緣故，在出版中遇到很大的困難。一九九一年，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一本譯作“罕秣萊德”（哈姆雷特），但印數隻有六百本。他親筆題詞，送了一本給我。在他去世前幾年，曾有熱心人為他譯作的出版在報上呼籲過，後來據說在境外出版了十來種。但出於老年癡呆症的緣故，孫大雨已經生活在恍惚和朦朧之中，現實的歡喜和煩惱對他已漸漸淡漠了。
一九九六年孫大雨駕鶴仙去，享年九十二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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