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起義38年後的1965年，毛澤東重返中國武裝革命的搖籃——井岡山。40年後，本書作者沿著毛澤東重上井岡山之路，采訪了近百名接觸過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彭德懷等領袖人物的親曆者和知情者，以毛澤東二上井岡山為主線，生動講述了1965年春毛澤東從武漢經湖南到井岡山的數十天的所曆、所思、所講，以及當時國內外發生的重大事件，從中探尋毛澤東準備發動上層建築領域革命——“文化大革命”深刻而複雜的初衷。
常委擴大會議上不點名批評劉少奇
1965年3月，毛澤東專列沿著京廣線風馳電掣般地向南方駛去，在京城留下了耐人尋味的新年鏡頭。
元月3日，北京。
備受世界矚目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發表第一號公告，選舉劉少奇為國家主席，宋慶齡、董必武為國家副主席。
同日晚，毛澤東在中南海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不點名地批評了劉少奇在“四清”運動中的一些做法。毛澤東激動地說：
你隻依靠工作隊，為什麽不依靠那個縣的二十幾萬人？……要讓群眾去搞。不相信群眾，隻相信工作隊，不好。“四清”，要給群眾講清楚，是清幹部、清少數人，不清社員。要搞大的，小的要刀下留人。反革命分子也要整那些最壞最厲害的。
1月6日，各地省委書記來到北京，討論修改中央工作會議（1964年12月14~28日）通過的“十七條”（12月31日停發），將其最後定稿為“二十三條”（即《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二十三條”和“十七條”最大的不同，是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性質的認識，“十七條”表述了幾種提法：（1）“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2）黨內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3）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十七條”對前兩種提法沒有持可否，“二十三條”則明確指出，前麵兩種提法什麽社會什麽黨派什麽曆史時期也可以用，沒有說明今天矛盾的性質，因此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最後一種提法概括了問題的性質，是馬克思主義的。
元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國工作會議結束。
元月17日下午，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董必武、彭真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接見了出席中國人民解放軍後勤工作會議、幹部工作會議、公安部隊政治工作會議、鐵道兵政治工作會議、空軍訓練工作會議代表和兩次擊落美國軍用無人駕駛高空偵察機有功人員，以及來京參加匯演的解放軍戰士業餘演出團，出席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四屆二次會議、中華全國學生第18屆代表會議、全國體育工作會議、中國農業銀行全國分行政治工作會議的全體人員。
老戰友信上作批示，讚賞幹部搞“三同”
元月29日，農曆臘月二十五，中共中央正式批轉了陳正人給薄一波“幹部深入工廠蹲點勞動”的一封信，毛澤東對這封信作了重要批示。
陳正人是井岡山老戰士，1928年江西遂川縣委書記，新中國第一任江西省委第一書記。1964年10月上旬，時任八機部部長的陳正人到洛陽拖拉機廠蹲點搞調查研究，工廠領導考慮他是老同誌、年齡大、身體有傷、蹲點時間較長，安排他住賓館，他不同意；住招待所，他再次拒絕，自己把鋪蓋放進精密鑄造車間生活間，和工人們住在一起。白天以裝配車間工段作為勞動基地，一日三餐和工人一道排隊吃大食堂，沒有絲毫的特殊化。一年過去了，陳正人學會了開拖拉機、操作和修理機床，交上了不少工人朋友，深得工人們的愛戴和擁護。從親身經曆中，陳正人感悟道：“幹部特殊化如果不認真克服，幹部和群眾生活距離如果不逐步縮小，群眾是必然會脫離我們的。”
毛澤東批示時間是1965年元月15日，中央工作會議結束的第二天。
毛澤東深深讚同這位老戰友的認識，一針見血地批示：
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拜老師學一門至幾門手藝，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於尖銳的階級鬥爭狀態中，最後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做資產階級打倒。不學會技術，長期當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官僚主義者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怎麽會認識足呢？這些人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社教運動不能依靠他們。我們能依靠的，隻是那些同工人沒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幹部。
毛澤東強烈要求幹部深入工廠農村，與工人農民實行“三同”。這幾年，他感到不少領導幹部當官久了，不願意深入群眾，做起了老爺……
召集華東地區黨政軍聯席會議
毛澤東的重重憂慮和思緒隨著專列的滾滾車輪，駛過河南鄭州、許昌、信陽、雞公山，向湖北省境飛奔而去，又駛向浙江。
毛澤東專列於5月31日下午六點多鍾到達杭州。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江華及省委其他領導迎接毛澤東一行去了汪莊，浙江省公安廳廳長王芳全程負責毛澤東在杭州的保衛工作。
汪莊在杭州西湖之畔，是毛澤東多年常駐江南的首選之地。1927年9月，毛澤東直接指揮的秋收起義第三團團部也是在西湖邊上。一樣的稱謂，不過一個在江西邊界小城銅鼓，一個在浙江名府杭州。
毛澤東下榻汪莊後，工作立即全麵展開，他用較多的時間了解取消軍銜後各界的反應。意料之中的是大報小報輿論一概稱讚，老紅軍、老八路紛紛撰文擁護。
據浙江省公安廳廳長王芳回憶，為了深入了解真實情況，1965年6月11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集了有上海、安徽、福建、山東等省市的書記及南京軍區司令員、政委參加的會議，過去毛主席召開會議，一般都是地方大員參加，這次特別邀請了大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和政委肖望東，毛澤東在地方召集黨政軍領導同誌聯席會議，在王芳記憶中不多，印象比較深刻。
其實在井岡山時期，每一個重大事情的決定，都是前委領導下的黨政軍聯席會議作出的，1928年6月，不同意部隊去湘南的永新會議是聯席會議；1929年1月初，決定紅四軍下山紅五軍守山的柏露會議也是聯席會議。杭州這次聯席會議又將發出什麽重要信號？
杭州的6月，楊柳依依，暖風習習，隨處可見江南秀色的飄逸之美。它與井岡山的巍峨剛毅，截然兩種自然風光，但在毛澤東的心目中，依然是一種風采一種情愫。
主動拜訪老朋友胡誌明
6月13日，毛澤東到謝家花園看望了剛至杭州休養的胡誌明。毛澤東這次是車到門前再通報，以免胡誌明的謙讓拜訪。僅隔長沙會見一個月，兩位老友就有那麽多的話相互傾訴。
兩位老人沿著謝家花園九曲石徑一邊走，一邊聊，胡誌明感謝中國共產黨安排他上黃山療養，黃山的亂雲怪石給了他很好的休息。毛澤東則向老友胡誌明談了談他重上井岡山的某些思考。雖然胡誌明比毛澤東僅年長3歲，但毛澤東對他一直很尊重，中國共產黨在國際上有什麽重大決定，毛澤東都習慣地聽一聽胡誌明的看法。
這次毛澤東一如既往了解了越南的最新戰況，也通報了中國取消軍銜製、在國際舞台上可能遇到的問題。中國是世界唯一取消軍銜製的國家，是敢於依據中國軍隊的曆史和現狀，向傳統挑戰的國家。顯然在這個問題上，胡誌明給了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充分的理解和尊重。毛澤東離開後，胡誌明對身邊工作人員說：“毛主席很偉大，做中國人真幸福。”
6月15日中午，周恩來到達杭州，向毛澤東匯報他和陳毅準備前往阿爾及利亞出席第二次亞非會議之事。亞非會議是當時大多數被壓迫民族和國家反對世界霸權的重要國際性會議，毛澤東一直極為關注。這天他對周恩來說，對這次亞非會議，我們要做好兩種準備，一個是如期召開，當然很好，一個是會議被霸權國家破壞，開不成。果然，毛澤東一語成讖。
不讚成“三五”計劃的一些高指標
當天下午至次日淩晨，毛澤東在汪莊聽取了餘秋裏等人關於編製第三個五年計劃相關事宜的匯報，周恩來、彭真、李先念、陳毅、羅瑞卿等人參加了會議。
毛澤東對這個計劃的某些指標不讚同，毫不留情地說，三線建設也要壓縮。從四五百億壓到三百多個億；三線建設戰線不要拉得太長，項目不要搞得那麽多。建設就像打仗，少搞些項目就能打殲滅戰。
餘秋裏匯報：“1970年糧食搞到4800億斤。”
對計劃中提出的糧食指標，毛澤東有懷疑：“糧食4800億斤能達到嗎？訂計劃要留有餘地。”
毛澤東又說：“農業投資不要那麽多，要減下來，搞化肥我不反對，但還要養豬、養羊，搞綠肥。豬還要發展，一頭豬等於一個化肥廠嘛。”
毛澤東告訴餘秋裏：工業布局不能太分散了。農輕重的次序要違反一下，吃、穿、用每年略有增加就好。鋼的產量能達到1000萬噸就可以了。要根據客觀可能辦事，絕不能超過。按客觀可能，還要留有餘地。留有餘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餘地在老百姓那裏，對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緊。這是個原則問題。1959年3月鄭州會議本來是反“左”的，以後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結果搞到經濟上也反起右來了，把我也搞糊塗了。證明一個人聰明一世，懵懂一時是常有的。總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要喪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災荒。計劃要考慮這三個因素。毛澤東反複說：
訂計劃第一是老百姓，是我黨我軍的一貫宗旨。上個月我去了井岡山，井岡山精神說到底，第一還是老百姓，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全心全意為老百姓辦事，不是半心半意，假心假意。這是我黨我軍的宗旨，是井岡山精神的宗旨，也應該成為我們訂一切計劃的宗旨。1927年冬在井岡山，我們沒有吃的，吃點兒野菇子明確規定不能采大的，要把大的留給群眾。
毛澤東最後還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1961年我上廬山開中央工作會議，那裏小菇子我很喜歡吃，廚師可能覺得稍微大一點兒的菇子有營養，給我換了換，我說，我還是吃小的，為什麽？小菇子有特殊記憶嘛。
大家都笑了，剛才挨毛澤東批評的緊張空氣緩和了許多。
毛澤東看見羅瑞卿身穿新軍裝正在認真地記筆記，笑了起來，說：羅長子的新軍裝是特製的吧。羅瑞卿不好意思地笑了，說：主席對我什麽都了解。
抵達上海時，現代戲觀摩熱火朝天
1965年6月16日淩晨，在杭州汪莊，羅瑞卿向毛澤東匯報，一個訪井岡山熱正在全國興起。繼承發揚井岡山優良傳統、以井岡山精神推進全國各項工作已成必然之勢，與全國蓬勃興起的學習毛主席著作高潮相互呼應。毛澤東不以為然。
匯報會議結束後，毛澤東略微休息了一下，於6月16日晚到達上海。當時江青已在上海，華東區六省一市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正在上海熱火朝天地舉行。
華東區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於1965年5月25日在上海正式開幕，魏文伯代表中共華東局在開幕式上作了重要講話，主要宣傳了“寫十三年”的初步成績。隨後，華東區這次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分別在上海徐匯劇場、共舞台和中國大戲院進行，有山東、江蘇、安徽、浙江、福建、江西和上海六省一市的京劇工作者及有關人員兩千多人參加，演出了24個劇目。大型劇目有《江姐》（江蘇）、《黎明的河邊》（山東）、《丹楓嶺》（安徽）、《花明山》（浙江）、《大渡河》（江西）、《南海長城》（上海）、《龍江頌》（上海）等12個。小型短劇有安徽的《老電工》，江蘇的《就是他》、《楓林渡》，江西的《五岔口》、《雪地紅心》，浙江的《追蛋》、《傳家寶》等12折。
這次觀摩劇目清一色的革命傳統教育和歌頌英雄人物，反映了華東地區在毛澤東1963年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兩次極為嚴厲或問題擴大化批評後新的改進。
勉勵兩位學者不怕批評
1965年6月，毛澤東沒有正式出麵觀看華東局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6月20日，他臨時約見複旦大學周穀城和劉大傑兩位著名教授，本來還要邀請寫《中國哲學史》的楊榮國，後來得知他在中山大學來不了，便和這兩位教授及上海市委的陳丕顯漫談起來。那天，江青在座，沒有插言。
劉大傑比周穀城先到一個小時，開始比較興奮、緊張，不大敢講話。毛澤東和藹地說：“隨便談嘛！”劉大傑才敢提出些問題，圍繞著學術、教改、文藝（主要是京劇改革）三個方麵進行了隨意交談。
1964年隨著文藝界整風的進行，全國各大報刊對《早春二月》、《林家鋪子》、《舞台姐妹》、《謝瑤環》、《怒潮》、《紅日》等小說和電影進行點名批評和政治性批駁。對文藝界比較流行的“寫中間人物”論、“寫真實”論和“時代精神匯合論”，也作為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的文藝思想觀點公開反對和批駁。這種政治性批駁和過火鬥爭1964年夏季開始又逐步擴大到哲學、經濟學、曆史學各個學術領域。哲學界批判了楊獻珍的“合二而一”論；經濟學界批判了孫冶方提倡的重視利潤和價值規律的經濟思想；史學界開始點名批駁翦伯讚的“讓步政策論”。
在這種上層建築學術問題政治化擴大化的氛圍中，社會上也出現了批評周穀城的文章，1965年春，《人民日報》學術研究版連續發表過幾篇大塊文章批評周穀城的學術觀點。在周穀城未到時，毛澤東向劉大傑了解周穀城情緒怎麽樣。劉大傑實話實說，周穀老現在好一點兒，不像前一時期話很少。不過，批評周穀老的文章似乎太多了一點兒，批評到後來講來講去還是那幾句話。
毛澤東聽懂了劉大傑的言下之意，笑著說：“不要怕批評，不要緊張，經過一次批評，雖然自己不覺得，總要比過去有所提高。每次提高一點點就好，提高就是螺旋式上升，不可能是直線上升。現在發表的文章雖然有毛病，但是比解放初期的文章總是大大的不同了，思想觀念不同了。你們不要怕批評，有批評才能進步。”
讚成將辯證法與形式邏輯分開
毛澤東此時講了一段非常風趣的話，他說：
你又不是黨員，又不怕開除黨籍，批評一下有什麽可怕？我們黨內鬥爭比對你們的批評嚴格得多、厲害得多。過去曆史上有一個時期，我們黨內還搞過“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陳獨秀說我是“左傾機會主義”，王明又說我是“右傾機會主義”，我在井岡山還被傳說開除了黨籍，書記當不成了，當師長，我又不會打槍，也不摸槍，處境比你們現在要尷尬得多，也難得多。現在不同了，我們不搞那一套“殘酷鬥爭”了，我們現在搞的是團結—批評—團結，這還有什麽可怕呢？
周穀城這時趕到了。6月16日是星期天，他早上不知毛澤東約談，出門散心去了。上海市委和複旦大學費了一點兒周折才找到他。周穀城坐下剛喝了一口水，毛澤東開門見山對他說，不是我們叫人家來批評你，而是群眾性討論所發表的不同意見。目前你暫時且慢寫文章，等他們不再“罵”你了，你再把他們的文章拿來好好地看一看，做一些研究，他們講得對的地方，你應接受，做些自我批評。有些地方如果你覺得可以辯論，你還可以再寫文章同他們辯論。
毛澤東又對周穀老說：“在邏輯問題的爭論中，我同意你所主張的要把辯證法和形式邏輯分開來的意見，我倒不同意把兩者混淆起來的論點。”
毛澤東認為群眾性批評“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可以幫助作者提高，批評並不等於打倒。這也是他在“文革”中對待高級知識分子和絕大多數領導幹部的一個重要觀點。
鼓勵恢複摩爾根遺傳學研究
關於學術討論，主席說：隻要方向不錯，可以允許不同的學派存在。他問了談家楨近況，意味深長地說，摩爾根學派可以研究，米丘林、李森科學派也可以研究，為什麽隻許搞一派？
毛澤東對談家楨摩爾根研究一直非常關心和重視。摩爾根是美國著名的遺傳學家，談家楨是中國唯一的摩爾根“入室弟子”。建國初期，蘇聯李森科派提出否定摩爾根，被我國各界接受，各大學停止教授摩爾根遺傳學，談家楨被迫“檢查”。1956年，青島“遺傳學座談會”上，談家楨大膽發表了自己的不同看法，總理匯報給毛澤東。1957年3月，談家楨被邀請作為黨外代表出席中央宣傳工作會議。毛澤東指名約見談家楨等人。毛澤東握著談家楨的手說：“過去我們學蘇聯有些地方不對頭，應該讓大家來搞嘛！”1958年1月6日深夜，毛澤東在杭州還派專機到上海，專程邀請談家幀、周穀城和趙超構去杭州，在劉莊共進晚餐，一起商討科學趕超大計，誠懇談到：“一定要把遺傳學搞上去，有困難，我們一起來解決嘛！”1961年的五一節前夕，毛澤東第四次接見談家楨。同年年底，複旦大學成立了遺傳學研究所，1965年多項研究成果接近和達到當時國際先進水平。
毛澤東對自然科學鼓勵不同學派都要研究，對社會科學研究，那一天也提出重要的哲學觀點。劉大傑生前回憶：
這天，周穀老又對主席講他的“無差別境界”。他說：“我講‘無差別境界’原來還以為是照主席的話說的，矛盾是可以解決的，否則我們還革命幹什麽？”主席當時就指出說：“當然矛盾是可以解決的，但是舊的矛盾解決，新的矛盾又產生。”
毛澤東說，做學問一定要找對立麵。唯心主義的東西不要怕碰，不研究唯心主義的東西，唯物主義怎麽能發展啊！研究過去的唯心主義著作，把它當做對立麵，才有助於今天的學術研究，古今中外都應該研究，都要找對立麵，有對立有鬥爭才有發展。
關注現代戲會演，推動上層建築改革
毛澤東對上海正在演出的京劇現代戲是比較關注的，問兩位教授最近看了戲沒有？說《紅燈記》、《沙家浜》不錯，其中有些小地方可能還要斟酌，再把它提高一步。《紅燈記》赴宴鬥鳩山一場中，鳩山說：“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李玉和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覺得不妥，特別是後兩句。但是，四句話都是佛經，很難改。從這次漫談中，江青知道了毛澤東對這幾句台詞的看法，曾專門找人多次修改，都沒有改成。
在談京戲改革中，毛澤東展現了一個有關上層建築改革的初步思路。他說，京劇改革的事要搞下去，目前先搞幾個好的劇目出來，到處去唱。唱來唱去逐漸使它們成為傳統劇目，逐漸使現代劇占領舞台。關於教育改革，主席很關心，強調少而精和啟發式的教育。
1965年6月，毛澤東從井岡山下來，對上層建築一些他認為不適宜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領域，希望以一種井岡山精神貫穿的群眾性批評批判—教育—提高、群眾監督方式的政治民主模式，推動上層建築領域各條戰線改革。它與取消軍銜製、訂計劃的原則、選拔無產階級接班人五個條件、“二十三條”初步整合為毛澤東希望以井岡山精神不斷推進解決黨內、軍內及社會各種矛盾（包括幹部體製問題）的第一種思路，抑或是毛澤東準備發動上層建築領域革命、防止修正主義的第一個版本。
嚴厲批評醫療衛生戰線忽視農村
毛澤東對衛生戰線的嚴厲批評也基本體現了這種初衷和思想框架。
毛澤東與周穀城、劉大傑漫談的第二天，1965年6月21日，華東區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結束了最後第六輪的匯報演出。其間北京京劇團特地到上海演出《沙家浜》。毛主席重上井岡山也是希望在全國進行革命傳統教育，京劇現代戲在這方麵做了一些有益的嚐試。6月25日上午，華東區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在上海舉行了隆重的閉幕式。
1965年6月下旬，上海衛生戰線召開了一次巡回醫療隊報告會。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對我國上層建築整體狀況憂心忡忡，對醫療衛生不為工農兵服務，隻為少數人服務的幹部保健製度多次提出批評，對農村缺醫少藥的現狀非常擔心。在這種背景下，有些省以及上海市委派出巡回醫療隊到基層和農村，為工人和貧下中農送醫送藥。上海第一醫學院附屬中山醫院、第六人民醫院當年派出了以各科科主任和副主任為主要成員的巡回醫療隊，上海第六醫院婦產科主任胡誌遠在農村巡回醫療隊中，還發明了一種比較簡便的方法治療農村婦女多發病，受到當地好評，也成為上海巡回醫療報告會的主要內容。
毛澤東了解這些情況後，可能聯想到上個月重上井岡山及紅軍醫院在建設根據地鬥爭中的作用。最初紅軍醫院設在茅坪，後來搬到小井，一直堅持免費為老百姓看病。那時候藥比較少，一點阿司匹林都是寶貝。有藥，隻要老百姓需要，首先為他們治病；其次，才是戰士、黨員；最後是黨的幹部。戰士們死不同意，要把藥留給幹部，相互謙讓，那種場麵讓人流淚。現在，共產黨掌權了，怎麽能把老百姓忘了，把工人、農民忘了，怎能把井岡山的傳統忘了？不能忘。6月26日，毛澤東有感而發，說了下麵這段話——
告訴衛生部，衛生部的工作隻給全國人口的15％工作，而且這15％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院，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老爺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
醫學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著讀那麽多書。華佗讀的是幾年製？明朝李時珍讀的是幾年製？醫學教育用不著收什麽高中生、初中生，高小畢業生學三年就夠了。主要在實踐中學習提高。這樣的醫生放到農村去，就算本事不大，總比騙人的巫醫要好，而且農村也養得起。書讀得越多越蠢。現在醫院那套檢查治療方法根本不符合農村培養醫生的方法，也是為了城市。可是中國有五億多人是農民。
脫離群眾。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難的疾病上，所謂尖端。對於一些常見病、多發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樣預防？怎樣改進治療？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問題不是不要，隻是應該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應該放在群眾最需要解決的問題上去。
城市裏的醫院應該留下一些畢業一兩年本事不大的醫生，其餘的都到農村去。“四清”到××年就掃尾，基本結束了。可是“四清”結束，農村的醫療衛生工作是沒有結束的，把醫療衛生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嘛！
這段話一年後被稱為光輝的“六二六指示”。
毛澤東身邊的醫護人員下放農村
在毛澤東這次講話前一個月，1965年5月27日，劉少奇在北京同衛生部負責人崔義田、史書翰、計蘇華等人談話，說：現在的醫藥衛生工作隻是麵向一億左右的城市人口，全國70％的醫務人員集中在城市，占五億多人口的農村中醫務人員和藥品都很少，為了解決衛生工作麵向農村，藥品供應要研究，如何把供應點深入農村。
據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回憶，1965年前後，主席身邊的醫務人員都輪流下放到農村工作了一段時間，送醫送藥到貧下中農家裏。
1965年5月毛澤東重上井岡山，隨後在杭州、上海等地放了上層建築各個領域需要變革、需要革命的三把火。6月27日離開上海路過南京，毛澤東在專列上接見了江渭清等江蘇省主要負責人。6月28日深夜回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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