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統戰部原部長、全國政協原副主席閻明複曾撰文回憶說，他在上世紀90年代曾聽原國家主席楊尚昆談到過康生曆史上的一些情況。毛主席曾對楊尚昆說:“康生這個人極‘左’。在搶救運動中極‘左’，現在也沒改掉這個毛病。”
“康生是鬼不是人”——這是“文革”後陳雲對康生的評價。
康生問題的揭露是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關鍵，更是撥亂反正的關鍵。
1976年10月6日，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此後的一段時間內，全黨全國上下雖然都在深揭猛批“四人幫”，但康生問題一直沒有被揭露，這就給徹底否定“文革”、實現撥亂反正帶來了一定障礙。
中央黨校是“真理標準討論”的發端之地，但“文革”時期卻是重災區。該校被康生把持長達20多年，破壞成了個爛攤子。1956年八大後，康生被重新啟用，當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並從1957年起分管黨校。“文革”前期和“文革”時期，康生在黨校先後誣陷迫害中央黨校原校長、著名哲學家楊獻珍和曾任劉少奇秘書、後任中央黨校校長和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林楓，製造了大批冤案。
在中央黨校，康生被尊稱為“康老”，他的妻子曹軼歐則被尊稱為“曹大姐”。有時康生到黨校視察，隨時看到一個人，突然冒出一句：“我看你這個人不像個好人”，這個人很快就會被打成反革命。提起康生，曾擔任過胡耀邦秘書的中央黨校原副校長陳維仁說：“康生的頭上有‘兩頂桂冠’；我也送給他三個稱號，康生是‘四人幫’的教父，‘文革’的罪魁，黨內最大的‘棍子’。”
“文革”期間，中央黨校原副校長劉海藩與康生有過一次“狹路相逢”。
1966年6月初，迫於康生的高壓，林楓在黨校成立了“文革”辦公室。當時剛從中國人民大學畢業的劉海藩被調來負責寫簡報，主要是將黨校開展“文革”的動態及時上報中央。
在康生的一手策劃下，林楓於1966年8月19日被造反派批鬥。為煽動黨校群眾繼續陷害林楓和劉少奇，1966年8月30日下午，康生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召開“50人座談會”，康生講話長達4個小時，反複講黨校階級鬥爭的“蓋子”又大、又深、又厚、又黑，說黨校是反毛澤東思想的黑陣地，反無產階級革命的“黑堡壘”，修正主義的“黑據點”，叛徒特務的“黑窩子”，資產階級思想的“黑染缸”。講了五個“黑”之後，康生突然話鋒一轉：“黨校報來的70多期簡報，完全是與無產階級革命對抗的，我越看越生氣。簡報是什麽人負責寫的？”這時劉海藩正在台下聽得發懵，突然聽到康生在叫是什麽人寫的簡報，著實吃了一驚。這時有人喊：“劉海藩寫的。”康生問：“他來了嗎？”“來了！”幾個造反派齊聲回答。“劉海藩站起來！”一個造反派吼叫。劉海藩坐的位子正好與康生妻子曹軼歐挨著。看到這情形，曹軼歐就說：“劉海藩，康老叫你，你站起來嘛！”劉海藩不情願地站了起來。康生厲聲問道：“簡報是誰叫你寫的？”劉海藩有幾分緊張地回答：“是組織上安排我寫的。”“什麽組織？”康生越來越嚴厲。“當然是黨組織。”康生憤怒地反問：“哪個黨組織？”劉海藩預感到災難來臨且已經躲不過去了，於是這位湖南青年的辣椒味冒出來了，他一字一句地回答：“中國共產黨！”康生沒想到這麽個小人物竟然對自己大不敬，氣急敗壞地吼道：“你什麽東西！”劉海藩強忍著沒有再說話。康生抖動著手頭的簡報接著說：“你寫的這些簡報是共產黨的話嗎？你執行的完全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你是替林楓說話的黑筆杆子、黑爪牙！”
當晚，劉海藩就被造反派抄了家。
1977年3月，中共中央決定：恢複中央黨校，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兼任中央黨校校長，汪東興副主席任第一副校長，胡耀邦任副校長。由於當時中央黨校還是造反派掌權，胡耀邦到黨校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召開“整風會議”，實際上是進一步深入揭批“四人幫”，解決“文革”遺留問題。
1977年9月3日，在中央黨校的“整風會議”上，王富長在發言中首次揭發康生和曹軼歐的問題。他揭露了康生的“十個問題”：
一、一直把持黨校，說黨校是“長期反毛澤東思想的頑固堡壘”，給黨校的同誌們套上叛徒、特務、走資派等精神枷鎖。
二、對待黨校群眾組織問題上是支持一派，打壓一派，使很多幹部群眾受到摧殘。
三、指使造反派在黨校大罵朱德、葉劍英、陳毅等老帥，並編輯出版《林彪選集》、《林彪語錄》。
四、康生、曹軼歐在黨校搞“清隊”和“整黨”問題上，顛倒敵我關係，致使大批的幹部群眾受到審查、關押、開除、遣送。
五、康生、曹軼歐在黨校亂點名的問題。康、曹在黨校動輒說某某是反革命、叛徒、黑幫、修正主義分子。（實際上與第四個問題是一回事）
六、康生在對待李廣文（曾任中共山東省委書記處書記，中央黨校一部主任、校務委員會委員等職）問題的處理上出爾反爾。
七、黨校的“五七”幹校的辦校方向違反毛主席關於辦好“五七”幹校的精神。
八、黨校的“五七”幹校的辦校方針有問題。（實際上與第七個問題是一回事）
九、康、曹包庇造反派頭頭。
十、康生把持黨校期間，其親信和黨羽為“四人幫”篡黨奪權大造輿論。
康生雖然於1975年12月16日因病撒手人寰，但在死後的悼詞上，他卻被封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光榮的反修戰士”。當時這“兩頂桂冠”還在，並且曹軼歐還活著，又在黨的十一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王富長的發言石破天驚，無異於在第一教室投下了一枚磅炸彈。對於王富長的揭發，胡耀邦是比較慎重的。他在會上說，一個黨員對現在的領導，對過去的領導有意見，可以不可以提呢？我看有意見是可以提的。這是符合我們黨的組織原則的……但是提意見必須遵守以下幾條：第一，必須實事求是。為什麽要提意見，主要是為了分清是非，要擺事實，講道理，防止不實之詞，汙蔑更不允許，要把顛倒了的是非顛倒過來。第二，隻在我們黨的會議上提。黨章規定，在黨的會議上可以批評任何人。在黨的會議上提意見是合法的，是黨員的權利，是不可侵犯的，不可剝奪的。沒有參加會議的同誌怎麽辦？每個黨員如有意見，可找組織談，或者寫材料交給組織。這一條我提議作為這個會議的紀律，不搞小廣播，搞小廣播性質就變了，是自由主義了。第三，隻在會上講，或寫書麵材料，不貼大字報。第四，意見提了後怎麽落實，怎麽辦？如實向華主席，向幾位副主席反映。請華主席、黨中央去決定。
從目前公開的曆史材料看，這是粉碎“四人幫”後第一次在公開場合提出揭發康生問題。會後，“整風會議”材料組的陳文斌、劉立中兩位同誌根據王富長的發言整理了一份書麵材料，按照耀邦的要求上報中央。
王富長為什麽敢公開揭露康生？他說，當時雖然“四人幫”被粉碎了，但康生問題依然是禁區，對康生和曹軼歐依然要稱康老和曹大姐。公開揭露康生，他心中也有一定顧慮。但他之所以敢挺身而出，主要有三方麵原因：一是在經過一段時間“整風會議”的揭發和討論後，逐步認清了“文革”的本質，同時感覺“文革”中黨校問題的罪魁禍首就是康生。至於揭發康生會不會有風險，他認為風險是有，但大環境已改變了，“四人幫”畢竟倒台了，過去那一套站不住腳了，站出來揭發康生也不會被打成反革命了。第二個原因是，王富長曾被評為全國青年標兵，對曾在團中央工作的胡耀邦有感情。在發言前的一個月，王富長在電視和報紙上看到中央黨校的造反派武某（康生的黨羽）竟然還與華主席一起坐在主席台上，他就冒昧地給華主席寫了一封信，揭發武某與江青有密切聯係。後來，曾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的李一非和副教育長牟澤銜對他說：“耀邦同誌很關心你！”聽了這話，王富長預感到是他寫給華主席的信引起了耀邦同誌的注意。第三個原因就是，王富長不是從事理論工作的，對康生問題沒有更多的思想顧慮。王富長在“整風會議”上的揭發，成為引燃康生問題的“第一把火”，這把火正伴隨著撥亂反正的罡風越燒越旺。
1977年12月3日，中央黨校哲學研究室教員李公天去找哲學研究室副主任韓樹英，告訴他從朋友處聽來的曹軼歐去世的消息，並提議貼小字報揭發康生。
韓樹英說：“應該揭發，但這不是個小事情，我們要去請示一下耀邦同誌，況且在他的上邊還有汪東興和華國鋒。”李公天找到胡耀邦的秘書梁金泉，對他談了揭露康生的想法。梁表示要向耀邦同誌匯報。據曾擔任胡耀邦秘書的陳維仁說，對於康生這個人，耀邦非常厭惡。陳維仁記得，每當提起康生，耀邦從來不說其名字，而是用食指在鼻子下邊一劃說：“那個人”（康生的上唇一直留著胡子）。12月3日是星期六，本來胡耀邦已決定不回城裏了，但聽了梁金泉匯報後，當即決定回城裏的家中。他的目的是回城裏打聽消息。
12月5日星期一，胡耀邦一到辦公室就對梁金泉說：“這個李公天，不好好念書，卻去打探小道消息，曹軼歐根本就沒有死！”剛上班李公天就去找梁金泉打探消息，這時才知道自己得到的消息不準確。他問梁金泉：“那麽小字報還可不可以貼呢？”梁金泉說：“你們自己看著辦吧！”李公天又找韓樹英，韓樹英說：“為了慎重起見，你再去問問副教育長馮文彬，看他什麽態度。”
12月8日早8點前，李公天就來到馮文彬家中說：“現在中央對康生沒有表態，而且有人還要保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考慮到不給耀邦同誌惹麻煩，打算不貼大字報，而貼小字報，不貼在室外，而貼在16樓室內走廊牆上。
16樓是教務處所在的地方，學員常來常往，能看到小字報，這就能把康生問題端到全國去。不知這樣做行不行？”馮文彬說：“我要征求耀邦同誌意見。”中午一下班，李公天又來到馮文彬家中，馮文彬對他說：“耀邦同誌講了，貼康生的小字報這件事，我們既不提倡，也不反對。”李公天高興地說：“這個態度就是對我們廣大幹部和群眾的極大支持。我們決定貼出去了。中央如果怪罪下來，責任完全由我們來負。”李公天又找了哲學教研室的韓樹英、吳秉元、盧俊忠、吳義生、毛衛平，中午就把小字報寫了出來。由於吳秉元表示自己要單獨署名寫一份，韓樹英、李公天、盧俊忠、吳義生、毛衛平就五個人聯合署名寫了一份。當天下午，他們就把兩份小字報都貼在了16樓的走廊裏（哲學教研室就在16樓辦公）。
小字報指出：所謂“康生路線”，實質上與林彪、“四人幫”的路線是同一路線。
當晚，有人向胡耀邦報告說16樓有人貼出了揭康生的小字報，胡耀邦當即興奮地披起大衣對梁金泉說：“走，看看去！”梁金泉勸阻說：“耀邦同誌，你不知道這件事啊！”耀邦聽了，先是一怔，接著便會意地笑著說：“對對，我不知道！”
12月9日，到16樓觀看小字報的人特別多，有黨校教員，也有學員，許多高級班學員也紛紛來看，多數人看完後沉默無語。直到晚上，還有人打著手電筒來看。這天，胡耀邦不顧秘書的勸阻也去看了小字報。看完後，他對秘書說：“你懂我的意思了嗎?我們來看小字報，這就是一種支持。貼‘那個人’的小字報，我不提倡，也不反對。我們要把被‘四人幫’顛倒的一切是非通通顛倒過來，對誰有意見你們都可以提，不寫大字報，可以寫材料，小字報找個地方貼，校內外同誌都可以看。”
有人貼出了揭康生的小字報的消息在中央黨校不脛而走，一連幾天，不但觀看的人絡繹不絕，並且小字報越貼越多，牆上很快就貼不下了，大家就在走廊裏麵拉起鐵絲，把小字報掛在鐵絲上。一樓掛不下，就順著樓梯向二樓掛，煞是壯觀。
由於學員們紛紛前來觀看，這個消息很快就傳到了全國各地。這裏有必要交代的是，李公天曾在團中央機關工作，是胡耀邦和馮文彬的老部下。他認為當時揭批康生問題難度最大的是胡耀邦的上麵還有華國鋒和汪東興，另一個讓人顧慮的是汪東興曾在社會部工作，是康生的老部下。正是有這些因素，為了穩妥起見，才使得他與韓樹英采取了上述措施。
如果說中央黨校“整風會議”上的揭發，是引燃康生問題的“第一把火”，那麽，中央黨校公開揭批康生問題的小字報，則向康生打響了“第一槍”。這一批判，掀起了中央黨校的揭批康生運動，並迅速擴及全黨、全國，從而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揭露康生問題及以後中央對重大問題作出正確結論作了思想上輿論上的準備。
在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前，胡耀邦指示根據中央黨校的揭發材料、造反派頭頭的筆記和中央組織部、中央聯絡部提供的材料，把康生點名誣陷、迫害的人，按姓名、職務、點名的時間和場合，以及所加的罪名，整理出一個名單，鉛印成冊，報給中央。這個材料揭露了在“文革”中被康生點名誣陷的共603人。其中黨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國家主席、副主席33人；八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58人，三屆人大和四屆政協常委93人；中央和國家機關部長、副部長91人；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副書記，省長、副省長51人；人民解放軍大軍區一級幹部11人。以上共計337人。其餘266人，大部分也是老幹部和社會知名人士。
1978年11月10至12月13日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在東北組的發言中提出了康生問題。據於光遠記述，陳雲說：“‘文革’初期，康生同誌是中央文革的顧問。康生同誌那時隨便點名，對在中央各部和全國各地造成黨政機關的癱瘓狀態是負有重大責任的。康生同誌的錯誤是很嚴重的，中央應該在適當的會議上對康生同誌的錯誤給予應有的批評。”
陳漫遠（解放軍後勤學院院長）在發言中共闡述了七條意見。他說，我聽到的關於康生的幾個問題，希望中央能夠查清：
一、康生知道張春橋、江青是叛徒，為什麽在臨死時才要把張、江的叛徒問題報告給毛主席（以“四人幫”罪證材料之一章含之的信為證）。
二、康生在蘇聯時，曾組織了一小部分人，反對毛主席當黨中央書記，擁護王明當書記。王明《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的小冊子，就是王明夥同康生炮製的。據說書名還是康生議定的。
三、康生在延安時搞搶救運動，搞錯了很多，毛主席提出的九條糾偏指示，就是糾正康生造成這些錯誤的。
四、康生推薦江青和毛主席結婚，當時有人提出江青曆史有問題，可是康生卻保證江青曆史沒有問題。
五、康生在上海工作時，曾被國民黨特務突審了兩個小時，就當了國民黨特務，幹了很多壞事。丁肇中的祖父曾保留著這方麵的材料，這個材料聽說丁肇中已交給了中央。
六、全國解放後康生曾派中央黨校兩個人到全國各地查找兩個托派分子。後來聽說這兩個托派分子在延安時已被康生下令槍斃了，他放心了。
七、“文化大革命”，康生掌握中央宣傳、組織大權，還掌握了一、二、三辦，並抓了很多人。
陳漫遠最後說：“康生究竟是什麽人，最好在黨內講清楚。”呂正操在華東組發言：“有人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看康生是‘其人將死，其計也毒’。”程子華、金如柏、馬文瑞、蕭克、韓光等也從不同方麵揭發了康生的問題。
談到康生問題，胡耀邦說，康生在“文革”中做了大量壞事，民憤極大，他不但給許許多多人戴上叛徒、死不悔改走資派的帽子，甚至把朱委員長、葉副主席都放到“有嚴重問題，未定性”的人裏麵，還指使天津南開大學搞所謂“南方叛徒集團”，反周總理。
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中共中央組建了紀律檢查委員會，中紀委成立了對林彪、“四人幫”案件審理工作領導小組，開始了對林彪、“四人幫”和康生等的審查工作。
198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通知》。9月29日，五屆人大十六次會議決定：成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進行檢察起訴。在起訴書中，已去世五年的康生排在林、江之後，位列第三。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根據確鑿證據，查明康生在“文革”期間所犯下的嚴重罪行，指出康生“政治品質表現惡劣，在‘文革’期間，直接參與林彪、江青等人篡黨奪權的反革命陰謀活動，犯下嚴重罪行”。中共中央鄭重決定：向全黨公布康生的罪行，撤銷原悼詞，開除其黨籍。與此同時，康生被列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16名主犯之一，接受曆史的審判。康生的骨灰也從八寶山革命公墓遷出。這時的曹軼歐也一下子從政治的巔峰跌落到穀底，從此過起了隱居生活，直到1989年去世。
康生，這個陰謀家終於被釘在了曆史的恥辱柱上。
據中央黨校教授沈寶祥介紹，“文革”期間，曹軼歐曾讓人把黨校辦公樓後麵的10棵白皮鬆移栽到了位於頤和園東側的黨校南院。粉碎“四人幫”後，白皮鬆又被移了回來。如今，這10棵鬆樹仍然枝繁葉茂、蔚然挺立，守衛著黨校“實事求是”的校訓。時間是真理的女兒，被顛倒了的是非，最終還是會被重新顛倒過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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