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 年 5 月，榮格在慕尼黑為理查德·威廉舉行的追悼會上發表了悼詞。 榮格通過研究理查德·威廉（Richard Wilhelm）翻譯的《易經》、《太乙金華宗旨》，以及從 1920 年代初一直持續到威廉去世的頻繁互動，將東方哲學融入他的心理治療和人類心理原則.
榮格說，威廉“給我們接種了中國精神的活生生的種子，當我們體驗易經的鮮活力量時，我們發現自己分享了東方精神。它能夠對我們的思想產生深刻的轉變。” 榮格說，威廉的工作對他來說非常重要，因為它證實了他一直在努力減輕歐洲人的精神痛苦。 這本書既是人類經驗的載體，也是通向原型能量的大門。
衛禮賢（Richard Wilhelm 1873—1930）原名為理查德·威廉，來中國後取名衛希聖，字禮賢，亦作尉禮賢。漢學家。1873年10月10日，他出生於斯圖加特——當時符騰堡王國的首府。
他的父親是來自圖林根的一位手工業者，母親則是斯圖加特人，他是父母的第一個孩子。德國漢學研究影響較大的人物當推衛禮賢，他是魏瑪差會的傳教士，在他57年的生活道路中，有 20多個年頭是在中國度過的，他以一名傳教士的身份來到青島，轉而將興趣和精力投向辦教育、辦醫院，從而踏入探究中國傳統文化的門徑，他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學西播”的一位功臣。
陸續完成和出版了一係列對中國古典作品的翻譯，包括與迪德裏希斯達成的出版計劃中的後幾部，其中最重要的學術活動之一，就是在他的中國師長勞乃宣的指導下完成了對《易經》（耶納，1924）的翻譯工作。《易經》的德文譯本是在勞乃宣向衛禮賢進行詳細而深入的文本解釋和介紹的基礎上產生的，為使德文譯本盡可能正確地反映原有思想，他又把德文譯本返譯回中文。衛禮賢認為，隻有在體現原作精神前提下，方可被視為真正的外文譯本。這是衛禮賢耗費心血最多的一部作品，從開始著手學習、研究和翻譯它，到最後出版，花了十多年的時間。
衛禮賢是一位獨立特出的傳教士，他一開始便是以一個正直的辦學者和一個友善的求學者姿態出現的，而對於本職傳教事宜卻十分淡漠，他後來回憶這段經曆時曾說，作為傳教士他沒有給任何一個中國人行過洗禮，自己反倒變成了踏實的孔教徒，這是他本人和教會始料未及的。中國著名的新儒家張君勱(1887—1968)在其《世界公民衛禮賢》一文中說：“衛禮賢來到中國時，是一名神學家和傳教士，他離開中國時卻成為孔子的信徒” ，並寫到：“他曾對我說：令我感到欣慰的是，作為一介傳教士，在中國我沒有發展一個教徒”。
在衛禮賢所作的貢獻中，最主要的是儒家經典的譯解，尤其是他在德國出版的德文版《易經》翻譯使他享有盛譽。他深入地掌握了《易經》所具有的中國文化源淵、背景，使譯本擁有廣泛讀者，至今已再版20多次，成為西方公認的權威版本，相繼被轉譯成英、法、西班牙、荷蘭、意大利等多種文字，傳遍整個西方世界。
從這部《易經》誕生那天起，它就對西方文化發揮著持久而深遠的影響。瑞士著名心理學家容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曾在《易經》德譯本英譯本前言中高度稱讚衛禮賢的德文譯本《易經》說：“在西方，它是無與倫比的版本”。還說：“他為理解《易經》原文的象征意義盡力開辟道路。他之所以做到這點，因為他從德高望重的勞乃宣那裏學習《易經》的哲學和方法，並在許多年間一直實踐這個問卜的獨特方法。他掌握《易經》原文的靈活思想，這就使他的《易經》版本在看法上具有一種深度，那是僅憑對中國哲學的學術知識不可企及的”。
受到這部《易經》的啟發，榮格提出了他的重要創見“共時性原則”(synchronicity)，並將這種“共時性原則”作為其分析心理學發展的基石，因為建立在共時性原則基礎上的思維方式，在《易經》中表現得最為充分。德國作家赫爾曼·黑塞對衛禮賢翻譯的包括《易經》在內的中國傳統經典傾注了極大的熱情。1929年他在給衛禮賢的一封信中曾“表示由衷的感激”。黑塞從一個基督教徒轉向佛教，又從佛教轉向中國的道家、儒家，衛禮賢翻譯的《易經》等中國經典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容格還為衛禮賢另一部有關養生學的譯著《太乙金華宗旨》的英譯本寫了序言，再次盛讚衛禮賢的功績。
1897年德占膠澳後來華傳教。1899年，衛禮賢來到剛剛成為德國租借地的青島，開始了他的傳教生涯。同任何虔誠的傳教士一樣，他當時來中國的目的無非就是為了向廣大的中國人傳播上帝的福音，但衛禮賢並不屬於那種宗教狂熱分子，他是一個對文學與藝術有著較高天賦和良好修養的人，所以從一踏上中國的土地，對於了解中華民族及其思想與文化的興趣就遠遠超出了宗教事務本身。
興辦學校、醫院及其他各種慈善事業，通常是歐美新教會在“異教地區”開展工作的重點，這既是傳教士們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也是其實現自己傳教使命的一般手段。衛禮賢從一開始就對為中國孩子辦學表現出特殊的興趣。1900年5月，也就是在來中國剛剛一年後，他就與新婚妻子在一所租來的房子裏為中國男孩開辦了“德華神學校”(Deutsch—chinesische Seminar)，規模不大，隻有幾名學生。
後來，辦學計劃得到同善會的支持和資助，於1901年春天建立起獨立的校舍，定名為“禮賢書院”(Richard—Wilhelm—Schule)，並聘請了一些中國舊文人和新式知識分子擔任教員，有學生20餘人。1903年，學校遷入新址，規模進一步擴大。由於該校師資力量雄厚，辦學成績優異，1906年清政府賞給衛禮賢四品頂戴，他成了青島赫赫有名的“衛大人”。
在衛禮賢聘請的中國教員中，有不少是熟讀儒家經籍的舊文人，他們幾乎都是科舉出身的舉人或貢生，其中不乏飽學之士。例如平度籍舉人邢克昌，就是衛禮賢最早的經學老師，衛禮賢對《論語》、《大學》、《詩經》等儒家經籍的學習、理解及早期翻譯，多得益於他的幫助。正是在辦學和同這些舊文人打交道的過程中，衛禮賢對中國古典文化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他的漢學家生涯，也就是從這裏開始起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