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大躍進”在農業生產上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各地爭先恐後大放各種高產“衛星”，於是有了畝產七八千斤的小麥，幾萬斤甚至十幾萬斤的水稻。那麽，農民出身的毛澤東，當時對這類高產“衛星”究竟持什麽樣的態度，他果真相信那些離譜的高產“衛星”嗎？
一、高產典型有了一個特殊的稱呼———“放衛星”
將虛假的高產典型命名為“衛星”，最早見之於報端的，是1958年6月8日的《人民日報》。這天該報報道了河南遂平縣衛星農業社第二生產大隊，有5畝小麥豐產試驗田，每畝平均實產2105斤的消息。
僅過了四天，《人民日報》又報道說，衛星農業社第一大隊第二分隊，“又有2畝9分地總產量達到10238斤6兩，平均畝產3537斤7兩5錢，比二大隊的最高產量每畝多1425斤，超過這塊地去年畝產750斤的三倍多”。《人民日報》在報道此事時，特地使用了“衛星農業社發出第二顆‘衛星’，二畝九分小麥畝產3530斤”的標題。自此，各種高產典型就有了一個特殊的稱呼———“放衛星”。
這時正好進入夏收季節，受這兩篇報道的影響，各式各樣的“衛星”也就開始爭相競放，而且產量越放越大，品種也越放越多。這年小麥產量最大的“衛星”，是青海柴達木盆地賽什克農場第一生產隊，畝產8585斤；水稻產量最大的“衛星”，是廣西環江縣紅旗人民公社，畝產130434斤。
受“放衛星”的影響，人們對這年的糧食增產十分樂觀，一再聲稱糧食獲得了空前的大豐收。這年7月22日，國家農業部授權新華社發表1958年夏收糧食作物生產公報，聲稱：“今年夏收糧食作物空前豐收。播種麵積53900餘萬畝，總產量達到1010億斤，比1957年夏收糧食作物增產413億斤，即增長69%，平均畝產187斤，比1957年增長70%.”（《東風壓倒西風的一個標誌》《我國小麥總產量超過美國四十多億斤》，《人民日報》1958年7月23日。）
主管農業的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隨後公開撰文稱：“夏季豐收證明，我國糧食增產速度不僅可以是百分之十幾、百分之幾十，而且可以是成倍地增長。”（譚震林：《論我國今年夏季的空前大豐收》，《人民日報》8月11日。）
同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開擴大會議。會後新華社發表的新聞稿正式向全世界宣布：1958年農業生產的大躍進，將使中國糧食作物的總產量達到6000億斤至7000億斤，比1957年增產60%至90%，全國每人占有糧食的平均數將達到1000斤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提出今年宏偉目標，為生產一千零七十萬噸鋼而奮鬥》，《人民日報》1958年9月1日。）9月30日，新華社再次發布消息：“小麥、水稻和早秋玉米等夏秋糧食作物已經普遍豐收，不久即將收獲的薯類作物和南方晚稻、北方晚秋也呈現一片豐收景象，今年我國糧食獲得了全麵的大豐收，總產量將達到7000億斤以上的空前紀錄。這比1957年的糧食總產量（3700億斤），躍進增產了一倍左右。”（《五億農民高舉糧食帥旗，一年實現十年增產指標》，《人民日報》1958年10月1日。）
1958年11月16日，譚震林和農業部長廖魯言向中共中央報送了《關於農業生產和農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況、問題和意見》，提出：“根據西安、廣州、南京、呼和浩特四個分片農業會議的預計，1958年糧食總產量是8500億斤。這是經過各省、市、自治區壓縮後的數字，壓縮的幅度一般是比地、縣委報的數字少百分之十到三十。”“下麵報產，有浮誇虛報的，也有隱瞞產量的，經過省、地、縣三級打了些折扣，8500億斤左右是比較可靠的；退一步講，總不少於7500億斤，可以照此數公布。這比1957年的產量3700億斤翻一番還稍多一點，這是很大的躍進。這一點必須肯定，不能因為少數的虛報浮誇現象以及某些缺點錯誤而動搖這個總的估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第585-586頁。）
對於這年糧食大幅度增產，毛澤東也是深信不疑。1958年9月8日，他在最高國務會議第二次講話中說：“今年要爭取產鋼1100萬噸，比去年翻一番。明年增加2000萬，爭取3000萬噸。後年再搞兩千萬，不是5000萬嗎？苦戰三年，5000萬噸鋼。那麽，全世界除了蘇聯同美國，我們就是第三位。”“第二個五年計劃就要接近或趕上美國。再加兩年，七年，搞一億五千萬噸，超過美國，變成天下第一。老子天下第一不好，鋼鐵天下第一有什麽不好？糧食，苦戰三年，今年可能是7000到8000億斤，明年翻一番，就可能是15000億斤。後年就要放低步調了。因為糧食還要找出路。”（《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394頁。）
同月，他在湖北視察期間同中共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談話時又說：“許多事情看來怪得很，要就沒有，或者很少，要就很多很多。過去九年糧食增加得很慢，老愁糧食不足，可是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幾千億斤。今年翻一番，明年還可能翻一番。”（王任重：《劄記二則》，《七一》1958年第5期。）
二、毛澤東為何相信糧食能大幅度增產？
毛澤東之所以認為1958年糧食產量有大幅度的增加，可以在1957年的基礎上翻一番，主要論據來自於如下幾點：
第一，通過發動大躍進，使人民群眾釋放出了前所未有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在發動“大躍進”之初，他多次對此前的反冒進做過嚴厲批評，認為反冒進泄了六億中國人民的氣，把幹部群眾搞得灰溜溜的，現在要把幹部群眾的勁鼓起來。在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上，他說：不要提反冒進這個名詞，這是政治問題。一反就泄了氣，六億人一泄氣不得了。在3月的成都會議上，他又說：反冒進是“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冒進則是“轟轟烈烈、高高興興”，“不盡長江滾滾來”。因此，要通過對反冒進的批評，克服右傾保守思想，把人民群眾的幹勁鼓起來，使各項事業實現大躍進。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中，他高興地說：勞動人民的積極性、創造性，從來是很豐富的。過去在舊製度壓抑下，沒有解放出來，現在解放了，開始爆發了。
應當說，對於“大躍進”，有相當多的幹部群眾是擁護和支持的。中國一向貧窮落後，人民生活水平很低，現在黨的領袖號召大家通過大躍進的方式，在極短的時間裏改變這種落後狀態，盡早過上共產主義的幸福生活，並給人們描繪了一幅共產主義社會的美好圖景。這樣的號召確實激動人心，人們全身心地投入“大躍進”，也在相當程度上是主動的。因此，在“大躍進”的特殊背景下，人民群眾生產工作的積極性確實很高。這又進一步促使毛澤東相信發動“大躍進”是正確的，在農業生產包括糧食增產上實現一個大的躍進完全可能。
第二，農田水利建設和積肥運動的開展，為糧食大增產創造了條件。1957年9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關於在今冬明春大規模開展興修農田水利和積肥運動的決定》，要求各地鼓動像1955年冬季農業合作化高潮中的那樣一股勁頭來，反對保守思想，集中大力開展一個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建設運動和積肥工作。這個指示的發出，標誌著農村的“大躍進”正式啟動，全國農村迅速投入了大量的勞動力開展農田水利建設和積肥運動，到1958年1月，參加水利建設的農村勞動力即達到了一億人。
這場空前規模的農田水利建設運動，確實興修了一部分小型的水利設施，與此同時，虛報浮誇也開始出現，一些地方對水利建設的成就和作用過分誇大，紛紛聲稱已經實現了水利化。例如1958年3月，河北徐水縣委第一書記在全省四級幹部會議上作了《苦戰三月改變全縣自然麵貌》的發言，介紹該縣從1957年11月3日開始，經過三個階段，兩個高潮，苦戰三個月，就基本上消滅了水災和旱災的經驗。《人民日報》不但全文發表了這個發言，而且還特地配發了《徐水創造了好經驗》的社論。毛澤東對徐水的經驗也很欣賞，表示應普遍加以推廣。由於聲勢浩大的農田水利建設和積肥運動的開展，使毛澤東相信農業生產的條件已有了重大改善，為這年糧食大增產提供了保證。
第三，通過深翻土地和密植，能使產量大幅度提高。毛澤東看到山東省莒南縣大山農業社通過深翻土地，“不多不少，增產百分之百”的材料後，就要求各地都搞深翻（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83頁）。這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他在一位省委書記發言時插話說：應普遍提倡人工深翻地，一年翻一部分，三五年翻完，可以保持三年到五年豐收，這是改良土地的基本建設。《人民日報》應該把土壤學宣傳一下。在隨後召開的八大二次會議上，長葛縣委第一書記呂炳光介紹了該縣深翻土地的經驗：該縣從1954年起，一些農業社搞深翻土地，都取得了增產豐收的效果。為此，去冬今春，長葛在實現水利化的同時，開展了大規模的深翻土地運動，截至4月底，全縣33萬畝早秋地已深翻了一遍，深度都在1.5尺左右。計劃今年把全縣112萬畝耕地來一個“大翻身”，爭取畝產800斤。毛澤東對這個報告很感興趣。他在講話中說：感謝河南省長葛縣第一書記的發言。這個發言很好，我又看了一遍。一年把112萬畝土地全部深翻一遍，深翻一尺五寸，爭取畝產幾百斤。這就提出一個新問題，各縣是否都能做到？河南長葛縣能做到，別的縣難道不行嗎？他還說，深翻土地“這是一大發明。深翻一遍，增產一倍，至少增產百分之幾十”。
在此之前，南方一些地方通過推廣水稻密植提高了產量，《人民日報》報道了廣東全麵推廣水稻小科密植的情況，說“在這次插秧技術改革中，各地貫徹了毛主席指示的‘放手發動群眾，一切經過試驗’的精神，普遍通過分別集中鄉、社、隊的幹部，層層試插示範，現場辯論，逐級推廣，互相評比，做到從幹部到群眾，既解決思想問題，又大體懂得技術規格；既實行了早插、密植，又保證了技術質量”（《廣東推廣水稻小科密植技術，有示範有辯論改革很順利》，《人民日報》1958年3月28日）。毛澤東對廣東的密植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八大二次會議上，他特地講到了密植的問題。他說：要合理密植，廣東一畝要搞三萬蔸，每蔸插三根秧，每根秧發三根苗，結27萬個穗，每穗平均60粒，共1620萬粒，兩萬粒一斤，一畝810斤。畝產800斤不就算出來了嗎？北方的小麥、玉米、穀子、高粱、大豆等，都可以這樣算一算。密植就是充分利用空氣和陽光，現在不是反浪費嗎？就應該把對空氣和陽光的浪費也反掉。有意思的是，後來一些地方在發射糧食高產“衛星”時，就是按照這個辦法算出畝產量的。
1958年6月14日，毛澤東接見了河南登封縣應舉社社長崔希彥等人。在談話時，崔希彥告訴他，應舉社今年小麥每畝估計有150斤，全年計劃平均每畝產糧800斤。毛澤東說：“你們計劃每畝產800斤，小麥每畝隻能收150斤，還有600多斤，今年是不是有把握實現畝產800斤？”崔希彥的回答是：“完全有把握，而且爭取超過。”
毛澤東進一步問：“都有哪些保證增產的有利條件？”崔希彥回答說：第一，我們合作社已經實現水利化；第二，今年積肥大量增加；第三，把低產作物改為高產作物；第四，我們合作社的每一個人幹勁都很大；第五，毛主席前不久在《紅旗》雜誌上向全國人民介紹了我們的社，今天毛主席又親自接見我們，給了我們寶貴的指示，我們回去一傳達毛主席的指示就會變成我們增產的力量，全體社員的幹勁就會更大，產量就會更提高。毛澤東說，好哇！你們這五條都很對呀！他還說，不要很久，全國人民每年就可以平均有糧食1000斤，再過一段時間，每人每年要平均有1500斤，這樣全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會大大提高（於民生：《幸福的會見，巨大的鼓舞———記毛主席接見河南封丘縣應舉農業社社長崔希彥》，《人民日報》1958年7月1日）。可見，毛澤東認為，通過開展農田水利建設和積肥運動，深翻土地，推廣密植，再加上群眾衝天的幹勁，實現糧食大增產是完全可能的。
1958年確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少有的風調雨順之年，這年糧食也確實獲得了較大豐收。據國家統計局後來核實，1958年全國實產糧食4000億斤，雖遠不及當時正式宣布的7500億斤，但比1957年增產了300億斤。如果不是因為搞全民大煉鋼鐵，在秋收大忙季節抽調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去煉鋼煉鐵，致使已經成熟的莊稼未能及時收回（據估計，當年約有10%至15%的糧食爛在地裏），全年的糧食總產量還要更高些。
三、毛澤東是否相信畝產萬斤的高產“衛星”
既然毛澤東相信1958年糧食產量能大幅度增加,那麽,出身於農民並對農村十分熟悉的他,相信哪些畝產萬斤甚至更多的高產“衛星”嗎?
1958年8月上旬,毛澤東視察了河北、河南、山東三省農村。視察中,他對於這年的糧食產量特別關心,這幾乎是每到一個地方都必詢問當地幹部的問題。而對這個問題,得到的答案幾乎是相同的:這年糧食大增產而且不是一般的增產。從毛澤東一路對於各地糧食產量的詢問中,或許有助於我們了解毛澤東關於高產“衛星”的態度。
8月4日視察河北省徐水縣大寺各莊農業社時,毛澤東問農業社負責人:“今年的麥子收得好嗎?”農業社的負責人回答說:“很好!比哪一年都強。”並告訴他今年畝產有754斤。毛澤東又詢問大秋作物的預計產量和全縣的總產量有多少?縣委第一書記張國忠匯報說,今年全縣夏秋兩季一共計劃要拿到12億斤糧食,平均每畝產2000斤。毛澤東聽後甚是吃驚,說道:“要收那麽多糧食呀!”又說:“你們夏收才拿到9000多萬斤糧食呢!秋季要收11億斤呀!你們全縣31萬多人口,怎麽能吃得完那麽多糧食啊?你們糧食多了怎麽辦啊?”
在8月5日視察河北安國縣時,毛澤東在路上問安國縣長焦國駒:今年每人收多少糧食?焦回答說:按畝產3000斤計算,全縣35萬人,人均4000斤。毛澤東對此有些將信將疑,問道:是甘薯吧?焦答:主要是甘薯。毛澤東又問:你們打了這麽多糧食怎麽辦,吃多少?焦答:搞點儲備,讓社員多吃點,人均吃450斤。毛澤東說:糧食那麽多,每人可以吃到六七百斤,土地也應該有休整時間。
8月7日,在河南商丘縣道口鄉中華農業社“七一”試驗站,他問商丘縣委第一書記劉學勤:“這塊地畝產多少?”回答說計劃施肥30萬斤,畝產13900斤。毛澤東聽後笑著說:“畝產13000斤,秋後我再來看。”在返回火車站的路上,毛澤東問劉學勤:“你相信那畝產13000多斤的試驗田嗎?”劉學勤說:“不相信。”毛澤東說:“腦子太熱。沒有科學根據,不符合實際。”毛澤東又問:“你們種了多少畝紅薯?過去畝產多少斤?”劉學勤作了回答後,毛澤東說:“過去畝產2000多斤,今年真能搞到四五千斤,就翻了番,當然很好了。給下麵打招呼,不要提萬斤口號。”
8月9日,毛澤東在山東泰安同泰安地委和附近幾個縣的負責人談話,當談到糧食問題時,泰安地委副書記李元明匯報說:“今年比往年增產,今年小麥畝產162斤,總產8.5億斤,較去年增產36%多一點。”毛澤東又問:“秋季怎樣?能收多少?”得到的回答是:“計劃畝產600斤,爭取700斤,總產量達到52億多斤到60億斤。”毛澤東又問:“去年糧食產量是多少?”李元明回答說:“畝產230多斤,總產量20億斤多一點。”聽到這兩個數字,毛澤東對能否增產那樣多有些懷疑,問道:“增產一倍以上到二倍,能達到嗎?”李元明很有信心地說:“從目前作物長勢看,完全有可能實現這個目標。”毛澤東聽後沒有再問下去了,隻是說了這樣一句話:“但願能實現,這樣群眾的口糧就能寬餘些了。”
8月10日,毛澤東的專列抵達天津,聽取了河北省委和天津地委的工作匯報。河北省長劉子厚匯報了河北夏收作物的產量和秋收預計產量。匯報中,劉子厚提到各地都準備放棉花“衛星”,晉縣計劃搞棉花畝產5萬斤的試驗。毛澤東對此有些不以為然,說道:“這統統是口裏講的,還不是手裏有的。”劉子厚又匯報說,河北今年每人要求收到1000斤糧食,明年計劃每人2000斤。毛澤東問道:“後年呢?每人搞5000斤糧食有什麽用處?每人5000斤就不好辦了。每人3000斤糧食是需要的,多了以後儲備有困難。”
毛澤東在視察上述各地時,正值北方的秋季農作物長勢旺盛的時節,陪同視察的各級幹部讓他看到的,自然是生產搞得好的地方,而且所到之處,幹部們都滿懷信心地告訴他,糧食增產的幅度很大,在當時的情況下,毛澤東得出了糧食將獲得大豐收的印象。但是,對於過於離奇的糧食畝產萬斤之類的“衛星”,並未正麵做過肯定,基本上是持不置可否的態度,甚至還流露過某種懷疑。
四、毛澤東為什麽對高產“衛星”持默許和容忍態度
其實,對於當年畝產萬斤甚至更高的糧食高產“衛星”,大家明知這樣的“衛星”是造假造出來的,但卻沒有人公開來揭穿其真相。根本的原因,在於“大躍進”中流行大辯論,哪些對高指標有所懷疑、對“大躍進”有所不滿者,被指責為“觀潮派”、“秋後算賬派”,認為插的是資產階級白旗,使用“大辯論”的方式對其進行批判。而那些敢於提出高指標,敢說大話搞虛報浮誇者,則被認為解放了思想,破除了迷信,發揚了敢想敢說敢幹的精神,插的是無產階級的紅旗。這樣一來,不但導致了說大話、假話的浮誇風盛行,而且使各類離奇的高產“衛星”大行其道。
有人認為毛澤東是相信畝產萬斤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受了錢學森文章的影響。河南遂平縣衛星農業社放出小麥畝產2105和3530斤兩顆“衛星”後,錢學森在6月16日的《中國青年報》上,發表了一篇《糧食畝產量會有多少》短文。文章認為,農業生產的最終極限決定於每年單位麵積上的太陽光能,如果把每年射到一畝地上的太陽光能的30%作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這些太陽光能把空氣裏的二氧化碳和水分製造成自己的養料,供給自己發育、生長結實,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糧食,那麽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就是兩千多斤的20多倍。客觀而論,這篇文章對當時放高產“衛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然而,錢學森的文章雖然論證了高產“衛星”的可能性,但文章說得很清楚,是“如果”這種情況下才可能有幾萬斤。
盡管此前已有了畝產一二千斤的高產典型,但直到1958年6月河南遂平衛星農業社放“衛星”之前,還沒有超過孝感聯盟社畝產2130斤的報道,更鮮有小麥畝產過千斤之事。而衛星社的“衛星”放出之後,高產“衛星”的湧現一發不可收拾,畝產過萬斤的“衛星”比比皆是,更有數萬斤十數萬斤者。這樣的“衛星”實屬違背常理,稍有農業常識的人都不可能信以為真,隻不過是誰也不願把其真相揭穿而已。毛澤東的態度其實也是如此。
毛澤東之所以在1958年沒有對那些高產“衛星”提出質疑和批評,並且默許了這些“衛星”的存在,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他雖然清楚“大躍進”中存在虛報浮誇,但基於對幹部群眾“大躍進”熱情的肯定和保護,而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了這種現象。
在這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說:要躍進,但不要空喊,指標很高,實現不了。在這次會議的講話中,他又說:河南提出一年實現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滅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報,二年可以做到,也不要登報,內部可以通報。各省不要一陣風,說河南一年,大家都一年；說河南第一,各省都要爭個第一,那就不好,總有個第一,“狀元三年一個,美人千載難逢”。可以讓河南試驗一年。如果河南靈了,明年各省再來一個運動,大躍進,豈不是更好?
4月6日,他在武漢會議上的講話中又表示:生產高潮方麵的指標,現在我擔心會不會再來一個“反冒進”,今年如果得不到豐收,社會上就會有人說話了,喊“冒進”了。要在黨內講清楚,黨內要有精神準備,給地縣講清楚,如果收成不好,計劃完不成怎麽辦?他還說,世界上的事,有真必有假,有利必有弊,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百分之百相信,就會上當；不相信就會喪失信心。我們對各項工作,各種典型,都要好好檢查,核對清楚。
從毛澤東的這一係列講話中可以看出,其實他對於“大躍進”中的虛報、空喊並非不清楚,但他對這種現象卻沒有加以製止。他認為,好不容易通過反冒進,調動了幹部群眾的積極性,激發了他們的生產工作熱情,如果因為有些過高的指標,有些虛報浮誇的成分,又來一次1956年那樣的反冒進,就會壓抑他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就會給“大躍進”潑冷水,就會出現如同1957年那樣的“馬鞍型”。在他看來,1957年群眾的生產熱情沒有1955年高,建設速度沒有那麽快,取得的成績沒有那樣大,而且還出現了右派向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進攻,就在於1956年搞了一個反冒進,結果泄了六億人民的氣。因此,在“大躍進”已經發動、群眾的積極性已經高漲之後,對於虛報浮誇要“打屁股”,但“屁股不要打那樣重”,要重打屁股的,倒是那種給群眾潑冷水、對“大躍進”不熱情甚至消極抵抗的“觀潮派”、“秋後算賬派”。所以,不論是對各地發射出的各種高產“衛星”,還是對糧食產量成倍增加的匯報,他都采取了默許和容忍的態度。(篇幅所限,本文有刪節,注釋部分刊出時隱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