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風了，隻有試著活下去一條路”，幾天來，我的腦子裏老是沒來由地閃出瓦雷裏《海濱墓園》裏的這詩句。此刻我在大理鳳凰吧樓上的一間小屋裏，床邊一扇朝南的窗子，冬天的陽光先照亮對麵的雪山，又照亮眼前的屋頂，然後照在我的床上。天空一片碧藍，隻在雪峰上有一團雲慢慢飄動，仿佛要飄進我的窗裏。窗簾是紅色的，被陽光照得熱情迷離，我有點超現實的感覺，開始想起上世紀八十年代。
初入江湖
八十年代急風驟雨，今天想到的卻是雲淡天高，那種暴雨滌蕩過後的清新、透澈和青春盛筵。馬鬆在《燦爛》一詩中寫道：“我與花平分秋色/一燦一爛”，這就是我的八十年代。那是我生命中最明亮、個性最舒展、心靈最純淨的一段，此刻往事浮現，心中還湧起秘密的驕傲和悲憫。
1982年3月，我們敘永一中的三個同學在川大（四川大學）扔進一顆石子，攪動了一池春水。先是許廷楊路過成都，住在我的宿舍裏，早我一年入學的浦寧成了化學係的學生幹部，並已在寫詩。我們三人青春熱血，把我們的詩抄在浦寧從化學係弄來的一塊黑板上，再把這塊黑板豎在學校主要的教學樓文科樓的入口處。我為我們這詩歌板報取名“白色花”，來源於七月派詩人阿隴的詩句：要開作一枝白色花，因為我們要宣告我們無罪，然後我們凋謝。這刊名充滿青春期的悲壯、理想主義和犧牲精神，是那個時代大學生的主旋律。
黑板報刊出兩天後，胡冬敲響了我的宿舍門，我第一次超越同學這個範疇，有了同誌和戰友。這是一個改變命運的細節，我從此步入了詩歌江湖。一個月後，我過了十八歲生日。
胡冬是曆史係80級的，早在寫詩，有強大的組織能力和行動能力。因他的掌舵，我們立即以“白色花詩社”知名，有三十多成員。學校當局明顯不喜我們的行為，卻隻是以一些溫和的手段幹擾我們，到五月份，終於來了一次高潮。
五月的一個周末，詩社郊遊回到學校後，看到文科樓外麵的牆上有一篇好幾頁的大字報，署名“戰海”，非常嚴厲地批判我們的詩歌晦澀、灰暗、低沉、不健康等等。隨後幾周，幾十篇大字報貼出來了，除了幾篇貌似公允，一邊各打五十大板外，其餘全是支持我們、為我們辯護。
這局麵使我們可以一直置身事外，每天像觀眾一樣看熱鬧，心裏暖洋洋的。我至今也不知道那個“戰海”是誰，是某人的自發行為，還是學校當局的授意。我們自己則肯定沒有寫過或組織別人寫過一篇反擊文章。這次事件像一陣好風，把我們吹向美妙的雲端，我們收獲了最初的自信、虛名和成就感。
第三代宣言
1982年放完暑假回到學校，胡冬非常欣喜地告訴我，革命形勢一片大好。暑假期間，他和他的高中校友萬夏、廖希聚會時，彼此成了同道。萬夏在南充師範學院、廖希在西南師範學院都組織了詩社，並都在各自的學校有著相當的影響和號召力。他們當即決定三個學校要聯合起來，第一次聚會定在西師，時間是本年的國慶節。
當時川大還有一個以唐亞平、文雪為首的女子詩社，和我們有著美好深厚的友誼。幾周後，胡冬、陳梁、唐亞平和我登上了開往重慶的火車。陳梁是中文係新聞專業的，胡冬對他有很高的評價，後來成了中國電視界的棟梁人物（現任上海文廣新聞傳媒集團總裁助理，編輯注）。
一到西師，我們立即感受到了有如水滸梁山般的兄弟情誼。萬夏帶著兩個同學也從南師過來了。一大幫子人每頓大碗喝酒大塊吃肉，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廖希和他的朋友們為了這次聚會，賣掉了手表、衣服以及別的一些值錢的東西。我不知我是怎樣融入這種熱烈的江湖氛圍的，因為那時我滴酒不沾，性情也不豪放。
這場精神狂歡的高峰是在一個黃昏，大家在嘉陵江邊點燃篝火，熱血沸騰，青春呼嘯，真有風雲際會的感覺。此前我們已一致決定要成立一個聯合的詩社，要辦一份刊物，要形成一個新的流派，以區別於當時對我們有著絕對影響的朦朧詩，也提出了很多新的主張。那晚聚會的主旨是命名，一次革命的命名，一代人的命名。我們都自覺是開路先鋒，在淘汰了一批各色各樣奇奇怪怪的名字後，“第三代人”這個注定要進入曆史的名詞，得到了與會所有人的首肯。我們的分代簡單卻格局宏大，1949年前的不算，1949年到文革前是第一代，北島們的朦朧詩是第二代，而我們是第三代。
地下到地上
八十年代的成都風調雨順，溫和宜人，人民安居樂業，享受著閑散、率性和頹廢的生活。詩人在這兒如魚得水，蔑視金錢和物質，放縱個性和情欲。萬夏因此寫道：僅我腐朽的一麵/就夠你享用一生。
朦朧詩以後，成都為中國養育了半數以上的優秀詩人。川大經濟係78級的遊小蘇在一個更成熟的圈子裏，有著極高的聲譽。他身邊的朋友有歐陽江河，我認為他是中國最有才智的詩人；鍾鳴，他後來以獨特的文體和博學的隨筆知名；翟永明，中國最好的女詩人，也是一個誰都喜歡的魅力非凡的女人；學生活動家章署祥，他一直忠於自己的電影理想，最終用章家瑞這個名字拍出了《諾瑪的十七歲》和《芳香之旅》。進校不久許曉鳴就介紹我認識了遊小蘇，我非常喜歡他那些美妙的抒情詩，很快也結識了他身邊那些傑出的朋友。此時我也知道在成都附近的沐川，一個青衣江邊山水極佳的縣城裏，天才的兩兄弟宋渠、宋煒在寫著洋洋灑灑、大氣磅礴的詩歌。
在北望的圈子裏有一個真正優秀的詩人鄧翔，他的詩語言質樸，意象清新，完全擺脫了青春的感傷，卻又溫情脈脈。他的詩行裏有河流的流淌、風的拂動和樹葉的沙沙聲。在我們都還寫著“習作”時，鄧翔已寫出了成熟的詩歌。鄧翔是一個完全被忽略的詩人，現成了一個經濟學教授，此刻在劍橋做訪問學者。我知道他的內心還充滿著詩，純粹的、與聲名和虛榮無關的詩。
1984年春天的某天，胡冬找到我，說他和萬夏還有李亞偉一撥，開始在寫“莽漢”詩歌。不久，胡冬就寫出了《我想乘一艘慢船到巴黎去》，他最終是乘著飛機去了倫敦，一去就是二十年，很決絕地和國內的朋友和詩歌再無聯係。
胡冬畢業後分配到天津，萬夏卻回來了。初回成都的萬夏渾身充滿創造力和才氣，寫詩、畫畫、拍照片、搞音樂，到哪兒都像一陣風一樣。我的詩歌江湖也漸漸從各大學擴展到社會上，和周倫佑、廖亦武、楊黎、藍馬、石光華、楊遠宏等人有了交往。那時，成都的詩歌領袖是以現實題材詩《不滿》出名、後又和朦朧詩混在一起的駱耕野。
在整個八十年代，我們這群人的寫作都處於一種地下或民間狀態，我們習慣稱呼體製內的詩人為“官方詩人”，體製內的詩歌為“官方詩歌”，並對他們有著誠實的不屑和蔑視。我們可能沒有發表一首詩，但內心卻很驕傲和強大，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大師，或在向大師看齊，正在寫著能進入曆史的詩歌。“四川省青年詩人協會”的成立，表示我們開始要從地下合法地浮出來。
江湖爭鬥
“詩協”一開始應該是由周倫佑控製的，他推駱耕野做會長，歐陽江河和黎正光是副會長，周本人是秘書長，掌控實權。萬夏、楊黎、我，以及另外幾個人是副秘書長，還有好幾十個理事和眾多的會員。
沒多久，萬夏和楊黎到川大找我，要我和他們一起革命奪權。密謀的計劃是趁周倫佑不在（周在“詩協”成立後就回西昌了），通過正常的選舉程序，將歐陽江河，黎正光，特別是周倫佑拉下馬，由楊黎和我任副會長，萬夏做秘書長，並且立即出版我們的會刊。由於我掌控了半數以上的選票，我們很輕鬆就達到了目的，那一年，我們都剛剛二十歲出頭，激情和陰謀仿佛都是與生俱來的。
周倫佑聞訊星夜趕回成都，他特別不能原諒楊黎和萬夏對他的背叛，據傳這二人對他表過忠心，他才放心離開成都並準備在西昌遙控。接下來的一切讓我大開了眼界。駱耕野一開始是接受這個選舉結果的，待周倫佑趕回成都，他才知道一切是出於我們的預謀。一次，駱耕野、江河、周倫佑，還有我們三個在萬夏家裏僵持了一個通宵，老駱緊緊抱住他那個裝有詩協公章的公文包，每個人的臉都緊繃著，各懷心事，誰也不說話。我當時忽然有個荒謬的念頭，覺得這就是政治吧。
整個事情像一幕鬧劇，最後我們兩敗俱傷，不知是鍾鳴還是石光華接任了詩協的秘書長。萬夏用他短暫掌管過的公章為印刷廠開了證明，編輯並印發了《現代詩內部交流資料》，據說這是中國第一本鉛印的體製外詩人作品集，影響很大。而那個“詩協”一蹶不振，很快就煙消雲散了。
在1984年至1985年，四川的詩人們紛紛有了集體的歸屬。江河、翟永明、鍾鳴、柏樺和張棗，先是被稱為“四川五君”，後來孫文波又把自己和廖希加上，自稱“四川七君”；李亞偉、胡冬、萬夏、馬鬆等人的“莽漢派”已結成正果；宋渠、宋煒、石光華、劉太亨搞起了“整體主義”；周倫佑、楊黎、藍馬等搞起了“非非主義”，尚仲敏和王琪博也在重慶弄“大學生詩派”，並印了一張“大學生詩報”。而我自己卻像是江湖裏的孤魂野鬼，無門無派，無歸無屬。
成熟與迷茫
大學畢業，我開始進入社會了，卻毫無準備，很快我感到了巨大的不適應，自由的天性囚禁在體製裏，我從天空墜到地上，感覺到生命的渺小和無助。
1987年，我在一次體檢中查出肝功能有問題，我頓覺危如朝露，痛感生命的無常和脆弱。我被隔絕在傳染病院裏，一個上午他們用一根又細又長的鋼針，一下子穿刺到我的肝上，可能是要取一點東西下來化驗。整個過程很快，不疼痛，卻感覺異常恐怖。我外表平靜冷漠，帶著列維坦傳記和蒙森的羅馬史在裏麵閱讀，內心卻荒涼到極點。
我就這樣經曆了1987年慘痛的人生。現在看來都是些小事，但當時確實讓我痛到了骨頭，之前那些燦爛如花的歲月在那兒徹底結束了，我陷落在現實裏，對生活和未來一片迷茫。
我想，我的青春熱血在1987年已被耗盡。1988年初，我以“停職留薪”的名義，離開了我的單位，再也沒回去過，從此開始遊離在各種體製之外。
回到成都後，我即寫出了《字的研究》，這是一首值得紀念的作品，然後就進入九十年代了。物質和財富成了新的主角，我重新開始學習生存，接受命運，習慣卑微。
當“一生的理想，在窗外/凍成了一顆霜粒”時，醇酒美人就成了我們無奈而美好的歸宿。
再往後的事，離我太近，我還有點梳理不清楚。
這個世界以加速度變化著，好多東西都一去不複返了——童年時清澈的天空和河流，年輕時純粹的友誼和情懷，也包括那些優雅理想和偉大誌向。每個年代都有自己的瘋狂和想象力，我應該謙卑地與生活達成和解。
我對漢語詩歌已沒有那麽大的抱負，但夢想還在。我會以一種完全自然的方式堅持一些東西，無所謂成敗。麵對人生的虛無，如普希金所說，我不再期望激情和幸福，但求享有平靜和自由。
這已經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