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汽車工業的先驅——我的父親史久榮
Original 史濟良 愚園路上 2022-06-18 07:00 Posted on 上海
作者：史濟良 補充：宋路霞 翻譯：楊姑姑（楊敏）
編者按：本文是愚園路749弄22號的老住戶史濟良先生對他父親史久榮先生的回憶。史久榮先生在上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上半期，也是愚園路的老住戶，當時住在愚園路275號他的姨媽倪曹惠英（宋家三姐妹的小舅媽）家裏。他前後兩位夫人夏璐雅女士和蒯卓倫女士的娘家，也都是在愚園路749弄內，可知，史久榮先生與愚園路的緣分不淺。
本文主要是記敘史久榮先生早年，尤其是在抗戰期間，對我國汽車工業的無可替代的艱苦研發和卓越貢獻。這段世人知之甚少的曆史，亦可證明，愚園路的確不愧為一條藏龍臥虎、人才輩出、名載史冊的老馬路。
民國外交官的長子
我的父親史久榮（1903-1981）是史家的長子，他下麵有三個弟弟和妹妹：史久華（1908-1984）、史久賢（女 1915-2007）、史久光（1917-2011）。
▲ 我的父親史久榮（20世紀30年代）
我的祖父叫史悠明（1881-1940），浙江鄞縣（現寧波）人，生在上海，1901年於上海聖約翰書院（即後來的聖約翰大學）畢業，畢業後曾遠赴西藏，任江孜關監督，後來在北洋政府時期當外交官，曾擔任中國駐紐約領事館總領事、中國駐巴拿馬總領事、中國駐秘魯公使館公使。他還是西藏問題專家，為了中印之間棘手的邊界問題，曾去印度，執行過一年秘密使命。抗戰期間他一直在內地從事戰時的工業活動，包括率領一支中美聯合組成的地質勘探隊，在西北勘探、發現了著名的玉門油田……他終生勞累，東奔西走，直到1940年病逝於戰時的重慶。可以想象，在這樣的家庭環境裏，我父親的生活是很洋派的，而且，精忠報國的思想也是根深蒂固的。
我祖父1902年結婚成家。我的祖母叫曹美英（1884-1945），上海川沙人（現屬浦東），是當地著名的宗教界人士、律師曹吉福（晚清第一批旅美幼童）的女兒。曹家有三姐妹，大姐曹秀英嫁給上海中山醫院的創辦人顏福慶；我祖母是老二，嫁給我的祖父史悠明；妹妹曹惠英嫁給宋家三姐妹的小舅舅倪錫純（他與我的祖父史悠明是聖約翰大學的同學）。
作為長子，我父親1928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然後赴美國留學，就讀於美國密歇根大學工程係（位於安·阿堡鎮），並於1930年獲得工程係汽車機械專業工程碩士學位。他非常熱愛自己的專業，在美國期間，還特意去麥斯尼汽車學校（這所學校在汽車界非常有名）學習了一段時間，以期獲得製造汽車的實際經驗。
1932年,我父親娶了我的母親,即商務印書館創辦人夏瑞芳的五小姐夏璐雅（1905-2006）。他們婚後仍舊和我父親的姨媽倪曹惠英（即倪錫純先生的夫人）一家住在一起。父親在上海讀大學時一直和這個姨媽一家一起生活，因那時我的祖父祖母住在北京。這位姨媽很喜歡我父親，把他當作自己的兒子，因此，我父母結婚的婚房就在倪家，第二年，我就出生在倪家的房子裏。我父親比姨媽家的孩子倪吉士、倪吉文等稍大一些，後來與倪家人一直保持了很好的聯係。
▲ 1933年夏瑞芳家全家福
外婆抱著剛滿月的我（居中）
前排右一和後排右一是我的父母夏璐雅、史久榮夫婦
我出生於1933年10月17日，我們在倪家的房子裏一直住到1935年。在這段時間裏，父親在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工作，是一名工程師。他有一輛牌照為976號的別克轎車，還雇有一個司機，平時西裝革履，很有“派頭”。
一起未遂的綁架案
這期間，父親遭遇過一次非常危險的綁架。
1935年4月18日上午9時許，父親乘自家車去公司上班，車子剛到公司門口時（公司在福煦路、邁爾西愛路，即現在的延安中路茂名南路拐角），他正要開門下車，突然衝上來四個強盜，其中兩個擠入他的左右兩側，把他夾持在當中，“出槍示禁”。另外兩個綁匪，一個鑽進車前麵的座位，另一個朝司機連擊兩拳，把司機趕下車，企圖自己把車子開走。司機李阿林非常機智，見大事不好，立馬把車子熄火關閉（將車上的“暗鈕”關閉），使引擎無法啟動，同時大聲呼救。
正在公司門口執勤的一個印度門衛（上海人俗稱“紅頭阿三”，是法租界的巡捕），看見我父親的汽車到了，就上去為他開車門，他不知道車內已經發生綁票。一個綁匪看見“紅頭阿三”走過來，以為他們的行動已經暴露，隨即拔槍朝“紅頭阿三”開槍，擊中了“紅頭阿三”的左腿。槍聲一響，驚動了周圍的市民，一位俄國人銅匠弗萊克見狀大驚，遂用華語大聲呼叫“抓強盜！抓強盜！”。雙方爭鬥之中，綁匪見車子無法開動，企圖已經暴露，知道事情無法成功，遂跳車逃跑，而俄國人弗萊克不肯放過，奮起追趕，邊追邊喊“抓強盜！抓強盜！”綁匪回身連發兩槍，幸未射中。這時候，正好有公共租界的華人巡邏警察開車巡邏到此，遂加入了追趕，並將其中一個綁匪擊斃在西摩路（陝西北路）附近。至此，法租界巡捕房的大批探捕接到報警也趕到了，遂將綁匪的屍體收去驗屍。而我父親不幸中的大幸，他毫發未損，隻是受到驚嚇。不幸的是公司的那位印度門衛受了傷。
經過捕房調查，我父親被誤認為是強盜綁架的目標，其實他們認錯人了。盡管是一場未遂的綁架，但在上海灘也引起了轟動，申報以“史久榮險遭匪綁”為標題，詳細刊登了這一事件的過程。
清華大學：汽車夢開始的地方
1935年秋天，清華大學工學院聘請我父親前去該校機械工程學係任教，因該係有一個飛機汽車工程組，與父親的專業完全對口。清華大學是我國最早設置汽車專業的大學，當時清華工學院院長是顧毓琇先生，機械工程係係主任是莊前鼎先生。該係的實驗室設備大多從歐美國家購置，“比之歐美大學機械試驗室設備，實不相上下，堪稱國內最完備之機械實驗室”（《清華大學曆史沿革》）。父親是該係唯一一位讀汽車專業出身的教授。
▲ 1935年父親史久榮（前排左三）
與清華大學工程係師生合影
▲ 1936年，父親史久榮（前排左三）
與清華大學工程係航空組師生合影
這期間，為了配合教學和學生實習，在學校的支持下，父親從上海中華汽車材料車行訂購了一整套一輛載重汽車的零部件，運抵清華後，在父親的主持下組裝成一輛載重2噸的貨車。這是繼1931年張學良將軍請美國專家主持組裝了一輛卡車之後，又一輛在國內組裝成的進口卡車。盡管當時隻是用於教學和研究，但這是一項具有開創意義的工作，培養了我國第一代汽車工程技術人員，同時也說明，父親對於載重卡車已經了如指掌。
▲ 父親史久榮在清華大學主持組裝的卡車
（供教學和學生實習用）
或許從那時起，他國產汽車夢就已經開始了。此後他的工作，一直沒有離開中國國產汽車的研發。我感覺他的心中有一個信念：外國人能做的，中國人也能做。能夠親自研發、生產中國自己的汽車，是他畢生奮鬥的目標。
父親去清華大學任職後，我和媽媽就搬到愚園路749弄22號我外婆家居住。
▲ 父親史久榮（前排右一）
與夏家老小在愚園路749弄22號
他手裏抱著我
1936年下半年，父親還在青島的山東大學擔任過教授。那一年我和母親跟他一起住在青島。
1937年夏天，我們又回到了上海。因為這年8月，日本人在上海發動了“八·一三”事變，上海再次受到日本炮火的重創。
不久，父親參加了國民政府的資源委員會的抗戰工作，前往香港。母親和我在1938年秋天去香港與父親匯合。我記得我到香港入讀一家幼兒園，我去的時候幼兒園已經開學了。
父親在1938年春天已經在香港了，因此他沒能參加我們在愚園路749弄22號夏家老房子裏的複活節派對。
國產第一輛載重卡車的誕生
1938年4月24日，我的祖父史悠明率領兩名美國地質學家與一名中國的地質學家，完成了在中國西北部（甘肅、青海和新疆）勘探石油（即後來開發的玉門油礦）的曆史重任，並把兩名美國地質學家從武漢乘飛機一路護送到香港，以便他們從香港飛回美國。我父親在香港啟德機場，接應了從武漢飛來的我祖父一行。
這年秋天，母親帶我到香港與父親匯合。我們一家住在香港九龍太子道的一棟公寓裏。從公寓開放的門廊，可以看到太子道上方的廣九鐵路的天橋。我們在那裏度過了一個冬天。
1939年5月，因為父親有重要的使命趕赴美國，母親和我就乘坐一艘法國郵輪回到了上海，而父親則經由檀香山前往美國。
當時國民政府為了解決戰時的軍工和民生之需，製定了一係列發展工業的計劃，其中包括建立一座汽車製造廠。1939年9月，資源委員會所屬的中央機器廠在雲南昆明正式成立，總經理是著名科學家、物理學家王守競先生。這是當時中國規模最大、設備最齊全、技術最先進的機械廠。中央機器廠下設5個分廠和4個處，第5分廠就是汽車製造廠。承蒙王守競先生器重，任命我父親擔任廠長。這是中國的第一座汽車製造廠，完全是為了抗戰而創建的，是在日本大規模入侵中國時期，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工程，邁出了中國汽車工業的第一步。
我父親的第一項任務是，代表中國政府的資源委員會，去美國紐約水牛城，買下斯蒂瓦特（Stewart）汽車裝備廠的全部舊設備，並運回中國，以便在國內生產載貨卡車。這家美國工廠的信息是這年5月，由正在美國的化工專家、資源委員會的專員侯德榜先生提供的，他向國內報告說，美國水牛城的斯蒂瓦特汽車廠行將破產，急欲將工廠廉價出售。資源委員會當即決定，將這家廠的全部器材和設備買下來，交與中央機器廠，製造中型貨車。王守競先生遂派我父親與錢學榘二人赴美洽購。
他們二人到達美國後，很快辦好了買廠的所有手續，過程很順利。斯蒂瓦特廠的全部器材和設備共1500餘噸，父親又在當地采購了一些汽車零部件，總共2000餘噸。在打包、驗收和辦理運輸的過程中（曆時5個月），父親開始著手適合中國路麵的載重汽車的設計，在美國曆時6個月完成，設計出了適合在中國西南部山地長途行駛的4噸中型貨車（發動機為六缸機，軸距260英寸），取名“資源牌”，這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的第一輛卡車！
1940年夏天，在美國試製出4輛“資源牌”卡車，兩輛用汽油，兩輛用酒精，在底特律組裝完畢。第一輛汽油車製成後，父親親自駕車從底特律出發開往紐約試車，裝運了一萬磅（約4500公斤）生鐵，試車很成功，證明車子質量良好。接著再將這4輛卡車拆散，打包船運回國。原計劃是要運到中國沿海的一個港口，由於日本封鎖了中國沿海的港口，美國的貨船隻能在越南海防市靠岸，然後用火車運到中國。但是貨到海防市後，火車又不通了，越南通中國的鐵路被日本人炸毀了。隻好把這些零件用汽車運到緬甸的仰光，在仰光重新組裝好後，沿著滇緬公路駛往雲南昆明。這4輛卡車在昆明組裝後，我父親親自駕駛了其中一輛車，從昆明開到重慶，向政府部門匯報。這4輛卡車與回國後又造的兩輛，一共6輛，後來一直由中央機器廠（解放後叫昆明機器廠）使用，這些車輛一直用到解放後的1956年，在昆明機器廠獲得了解放牌卡車後才報廢。
“資源牌”卡車的中國元素
關於“資源牌”卡車的設計及製造，我父親曾寫過一份詳細報告，在1941年8月25日召開的資源委員會（重慶）總理紀念周會上報告。這篇報告的節略刊登在1941年9月出版的《資源委員會公報》第一卷第三期上，文章的題目是《中國公路行駛車輛之需要與資源牌汽車之設計及其成績》。文章介紹了“資源牌”卡車最主要的設計特點是，針對中國西南部糟糕的路麵而自主設計的，“這種貨車製造，實屬創舉”，完全適合在中國運行。當時中國西南部的路麵，一是用泥土或石子鋪成，路麵不平，遇到降雨，就成為陷坑；二是轉彎太多，有許多急轉彎的狹小的路，極易失事；三是坡度太大，在將要上坡的時候還有彎道，所以駕駛時，無法預先加速登坡……因此耗油量極大。美國的車輛是根據美國的路麵設計的，遇到我們的公路，再加上載量過重，自然不能耐久使用。他在報告中說：“所以我們一定要自己動手，一則為供給目前一部分之需要，二則是為建立將來交通工具的基礎。將來的汽車一定需要自給自足。”
還有燃料的問題，中國當時沒有國產的汽油和柴油，常常想到使用酒精、煤或炭氣，而美國“原有卡車的引擎不能使用這類燃料，即使能用，而所發的力也很小，效率也低。所以決計放棄原來設計，依據中國公路的情形及需要，作徹底設計，選用最優良、最高等、最可靠的材料，用了6個月時間，完成了‘資源牌’貨車的全部設計。”
他在報告中還介紹了“資源牌”貨車的輪胎的負重、強於爬坡、靈活轉彎、堅固耐用（可行駛一萬英裏以上）等種種特點。這篇報告的最後講到，在美國設計製造的4輛“資源牌”卡車到了國內以後的情況：“這四輛車的機件到了仰光，就裝配車身，於完成後，即駛至畹町，裝貨四噸以上，開往昆明。第一輛車現在已經在國內公路上行駛過五千英裏，連在國外共行駛了一萬零五百英裏，合一萬六千餘公裏。我們可以說，像普通美國貨車的毛病，‘資源牌’車絕對沒有。”（摘錄於餘少川著《中國機械工業的拓荒者王守競》，雲南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這個時候，我相信父親是非常自豪，非常高興的。
那些從斯蒂瓦特廠買來的全部器材、設備1500餘噸，加上父親在美國采購的汽車零部件共約2000噸，裝了1000餘箱，從1939年8月起，從美國陸續啟運，於1940年5月前已經全部運到了越南的海防市，準備經滇越鐵路運往昆明，這時正在昆明建設的汽車製造廠廠房已經接近尾聲，計劃在1940年年內機器安裝調試完畢，1941年可以投產，計劃月產資源牌卡車300輛，年產3600輛。孰料戰爭年代，形勢瞬息萬變，這個計劃很快成了泡影！
汽車夢斷：日軍的又一暴行
《中國汽車工業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6年出版）記載了當時的情況：“1940年6月日軍侵占越南，滇越鐵路關閉。中央機器廠通過美商轉運這批設備中的260噸至仰光，其餘部分於1941年5月全部落入日軍之手。搶運出的設備由仰光運至國境線上的畹町。因滇緬公路運輸緊張，加之有些設備無法通過限重10噸的鐵索吊橋，未能運達昆明，隻好在龍陵縣臨時建簡易廠房安裝，稱龍陵汽車分廠。到1941年底1942年初，建廠工作基本完成，並製造出‘資源牌’貨車2輛。因設備不足，工廠生產計劃縮減為年產300輛。但是，1942年5月4日龍陵淪陷，工廠落入日軍手中。” 日本人攻陷了汽車廠所在地龍陵縣，把廠裏的設備劫掠一空，整個工廠毀於一旦。
這對於父親來說，無疑是致命的打擊，他多年來的心血，就這樣被擊得粉碎。《中國機械工業的拓荒者王守競》一書中還披露了一些細節：“1942年5月4日下午6時，龍陵被日軍快速部隊攻陷，龍陵分廠全落敵手。中國汽車工業早期的一株幼芽，就這樣再次被侵華日軍徹底摧毀了！龍陵分廠淪陷後，曾先後被日軍54師團和13軍團據為前沿指揮所。反攻的時候，因龍陵的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敵我之間曾三次反複爭奪。1944年6月最後一次反攻中，龍陵分廠被盟軍的飛機炸成廢墟。1944年11月3日，龍陵光複後發現，龍陵汽車分廠的設備早已被日軍劫掠一空。”
父親抗戰期間一直在雲南，直到1945年8月日本向盟軍投降。我當時完全不知道父親在這段時間裏做了些什麽。我第一次知道他創辦汽車製造工廠的事情是在2012年。他在這一時期的努力被記錄在別人的書裏。他設計和製造出了中國的第一輛卡車，已經研製成功，正準備批量生產，投入緊張的抗戰物資的運輸時，被日本人毀掉了。日本人無法容忍中國的這個前所未有的汽車工業發展的計劃，父親與他的同事辛辛苦苦建立起來中央汽車製造廠，還沒有投入批量生產，就壽終正寢了。
幸好已經造出的6輛“資源牌”卡車，事先已經離開了工廠，避免了轟炸。這6輛卡車後來一直奔馳在滇緬公路上，為抗戰承擔運輸任務，直到解放後50年代中期還在使用。中央機器廠解放後改為昆明機器廠，1956年，當昆明機器廠獲得了國產解放牌卡車後，才將這6輛“資源牌”功勳車報廢。汽車夢斷，父親的心頭在滴血。盡管如此，他還是沒有離開他熱愛的汽車行業。
從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中期，10年間，我父親的工作總是不安定，從上海到北京，到青島，到香港，又到美國，再經過越南輾轉到中國的雲南。他畢生都在追逐一個親手製造國產汽車的目標。非常遺憾，這個事業剛剛開始就被迫夭折了。
現在回想起來，從我出生的1933年到1945年抗戰勝利，我與父親在一起生活隻有4年：兩年在上海，住在倪家的房子裏；一年在青島；一年在香港。抗戰勝利父親回到上海時，我已經12歲了。
抗戰勝利了 家庭卻破裂了
母親在上海從來沒有自己的房子，因為她和我總是可以住在我外婆那愚園路749弄22號的大房子裏，與瑪莉大姨和璐梅四姨住在一起。1942年夏家的愚園路大宅被賣掉時，我和母親搬到她的一個妹妹即璐瑛七姨夫婦住的地方。戰爭期間，在經濟上，母親不得不通過工作來養活我和她自己。當時父親在中日前線，往上海匯款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但母親卻讓我過著非常舒適的生活。
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了，這年年底，父親和勝利北歸的中國官員一起回到上海，和我們一起住進了璐瑛七姨在安福路上的一棟公寓，他很高興從此有了安定的生活。
我很高興父親回來了。但是他不善言談，更不會表功，他在抗戰期間，曆經坎坷，但是他沒有告訴我他的任何經曆，任何事情。直到最近一些年我才知道，他的經曆很傳奇，很驚險，很有故事，盡管他沒有談起他的成功、挑戰、經驗或遺憾，但是在中國曆史上，尤其是中國汽車工業發展史上，他的名字與他設計製造的“資源牌”4噸卡車，已經名載史冊。
父親回滬之後，又回到他戰前曾工作過的美國通用汽車公司中國銷售公司工作。盡管他擁有所有的汽車技能，但當時沒有條件發揮他的特長，這份工作對他來說是非常簡單的，畢竟他當過汽車製造廠的廠長。
1946年中期，我和父母從璐瑛七姨的公寓搬到了璐懿三姨住的瑞華公寓（現在的常熟路209弄1-4號）。後來，父親於1947年初，獨自搬離了瑞華公寓，搬到他服務的公司的樓上一個房間去住了。不到一年，我的父母就離婚了，這對我來說是個致命性的打擊，但我感覺母親在離婚後好像是鬆了一口氣。
父親的新家
1949年對我父親來說是很重要的一年。這一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抵達了上海，上海解放了。父親的許多老同事和老朋友紛紛各奔前程，有的去了香港，有的去了美國，包括父親在抗戰時期的直接頂頭上司、著名科學家王守競先生一家，也去了美國，父親服務的美國通用汽車公司也離開了上海。但是我父親卻選擇留在上海。我不知他的這個決定是基於怎樣的考慮。
有些奇怪的是，在這個時候，我父親倒想到要置辦自己的房子了！他不是簡單地在哪棟公寓裏買一套居室，而是大手筆地在延安西路上買了一塊地，建造了一棟三層樓的獨立的花園洋房，門牌號碼是延安西路1295號，旁邊是他倪家表弟的房子。我想這時候父親大概總算想明白了，作為一個家庭的男主人，置辦一處房子是他的責任。
這期間，我父親與蒯卓倫（1910-1996）女士認識了，據說他們是在打橋牌的過程中認識的。
▲ 父親、蒯卓倫女士與蒯家老太太邵婉香合影
蒯卓倫女士出自晚清一個官宦家族，祖籍安徽合肥，祖父蒯光典是李鴻章的侄女婿，也是李鴻章的洋務幕僚，曾在英國倫敦擔任外交官（中國留學生總監）多年。祖母是李鴻章的侄女（李鴻章六弟李昭慶的女兒），所以蒯卓倫與她的父母及姐姐也在倫敦生活了多年。她們姐妹倆都出生在英國倫敦，於是姐姐叫蒯卓英，妹妹叫蒯卓倫。蒯卓倫女士很有學問和修養，於1941年聖約翰大學曆史係畢業，她從未結過婚。她下麵有兩個弟弟，蒯世元和蒯世京，蒯家四個兄弟姐妹都是優秀的橋牌選手。尤其她們這對蒯家姐妹，在上海橋圈裏很有名，多次參加各種比賽，是中國最早的橋牌女選手。
父親就在他建造的新房子裏迎娶了蒯卓倫女士，我稱蒯卓倫女士為阿姨。她所有的家人，包括她的母親（邵婉香，晚清上海道邵友濂的孫女、著名詩人邵洵美的姐姐），都把我當自己的家人一樣對待。所以那時，我既喜歡住在媽媽家裏，也很喜歡住在父親的新家。
蒯家是一個很有情趣的大家庭，在業餘時間，尤其是在周末，是蒯家一家最喜歡的橋牌時光。1950年代後期，由於種種原因，蒯家老太太邵婉香與蒯卓英、餘良夫婦，都住進了延安西路1295號。當時我父親已經去濟南工作，一年隻有很短的休假時間回上海。那時，幾乎每個周日家裏賓客不斷，橋牌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甚至朋友的孩子和學生，來打牌的、來看牌的、來學牌的，濟濟一堂，非常熱鬧。主人好客，還有好茶好飯助興，父親的家就成了名副其實的“橋牌之家”。
▲ 1980年，我去上海看望父親與蒯卓倫女士
蒯阿姨脾氣非常好，話不多，做人非常低調。在我看來，父親固執的倔脾氣遇到了溫柔低調的蒯卓倫阿姨，真是他的好福氣，因為她實在是脾氣太好了，從來沒有和父親爭論過。一旦父親發脾氣了，她就會悄悄地走開，去和她的姐姐在一起。蒯阿姨與父親在任何問題上都沒有重要分歧，他倆互補的性格被朋友們戲稱為“火燒冰激淩”。
老將出馬 研發黃河牌卡車
1951年，當新中國開始布局工業發展時，父親參加了中央交通部上海辦事處的工作，任工程師。1953年，他被調到山東省濟南市，在山東省交通廳運輸局任技術室主任，1954年任山東省交通廳工程師。蒯阿姨沒有和他一起長住濟南，他們從此過著牛郎織女般的生活。蒯阿姨每年去濟南探望父親一兩次，每次在那裏住幾周，父親則在每年在春節期間回上海探親一次。濟南的生活條件不如上海理想。蒯阿姨解釋說，隻要她繼續留在上海，父親在退休之後就能夠回到上海。正如她說的那樣，若幹年後，父親1972年退休回到了上海。
1957年初，我們還在一起歡聚。不久，我獲準去香港探望我母親，當時大家都覺得我不會回上海了。父親在那年春節後又回濟南工作了，但是想不到在接下來的24年裏，我們竟無緣見麵了。
關於父親在濟南的19年，與他在抗戰中的情況一樣，他埋頭於汽車工業的研發和創新，但是從來不願意跟人談起，我們根本不知道那些年他幹了些什麽。直到幾十年後，我從一些資料中，才發現了他大致的一些閃光的人生片段。
父親是一個事業心相當強的人，他把國產汽車事業的發展當作自己畢生的事業。他在山東省交通廳工程師任上，具體在濟南汽車製造總廠工作，參與了1956年開始研發、四年後製造成功的國產重型貨車——黃河牌載重八噸重型卡車。這在當時是一件轟動全國及世界的事件，毛澤東與朱德前後都親臨現場參觀，從此黃河牌載重卡車在祖國大江南北奔馳，為國民建設作出重大貢獻。羅元旭先生在《東成西就——七個華人基督教家族與中西交流百年》（三聯書店2014年出版）一書中寫到：“新中國成立後，他被派到濟南為山東交通廳及濟南汽車製造總廠工作。濟南廠於1956年開始研發，四年後成功生產中國第一輛重型貨車——八噸重的黃河牌，毛澤東及朱德都親臨參觀，史久榮多年的汽車夢亦終於成真。”我希望父親也感到，他的國產汽車夢終於夢想成真！但是這個喜悅隻是埋在他自己的心頭。如今，他工作過的、為之打下基礎的這家企業，有了更輝煌的發展，那就是目前的中國重型汽車集團。
車庫裏的“橋牌俱樂部”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爆發。這場浩劫持續了10年，直到1976年。在這可怕的10年裏，我和父親彼此失去了聯係。至於蒯阿姨，“文革”中他們被造反派從延安西路自家的花園洋房中趕出，住到武夷路100號底樓的兩個汽車間裏，家中條件今非昔比，三個保姆隻剩下一位黃媽（早年在蒯家帶蒯家姐妹的大弟蒯世元的保姆），打牌也成了“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可是，橋牌已經成了他們生命的一部分，已經融入他們的血液，一旦外麵的管控鬆弛，過去的牌友漸漸又“追蹤”過來。那兩個十來平米的汽車間，就成了那個特殊時代、中國最高級、最神秘的“橋牌俱樂部”。
1972年，69歲的父親從濟南退休回滬，他被宣告無罪。
他們在車庫裏的生活非常艱苦，但他們精神上並不頹廢，還經常苦中作樂，打打橋牌，朋友們聚聚，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父親在此居住了7年。
粉碎“四人幫”之後，作為落實政策，1979年，他們被安排住到鎮寧路405弄164號的二樓居住，那裏有兩間臥室。居住環境自然比武夷路100號樓下的車庫要好很多，但是此時，“廉頗老矣！”
在他去世前10個月，也就是1980年3月，我在美國IBM公司到香港工作的兩年期間，我回到了上海，進行了為期一周的訪問。我乘坐了國泰航空從香港到上海的第一次包機。這是一次結束了24年分離的重逢之旅。77歲的父親身體非常虛弱。他急於見到我，因為我在他看來似乎很成功。見過蒯阿姨後，他很快把蒯阿姨支開，對我說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去告訴你媽媽，對不起。”他的話讓我感到吃驚，但我並沒有完全明白他的意思。他知道我母親給了我在美國取得成功的機會。但他是否還暗示了別的什麽嗎？父親的性格既驕傲又固執，從不善於詳細闡述自己的想法，是他終生的缺憾。
1981年1月4日， 父親與世長辭。
後來蒯阿姨與她的姐姐、姐夫及黃媽，被安排到延安西路895弄18號二樓居住，在城市更新的動遷中，又搬到近郊的紫藤一村過渡三年。在三年過渡期間，她們先後都離開了人世。
就個人角度而言，我覺得我父親一生的奮鬥很執著、很艱難，他隻知奮鬥，不計後果。可惜，他畢生的理想和對中國汽車工業的奉獻，幾乎沒有得到多少認可，幾乎沒有得到過什麽回報，甚至沒有使他獲得一種成就感。
父親的火化遺體被我帶到美國，埋葬在紐約阿德斯利的芬克利夫公墓，位於曼哈頓以北20英裏車程處。1996年蒯阿姨去世時，她的火化遺體也被我帶到了芬克利夫墓園。
我每年都會去芬克利夫墓園看望他們，我對他們的願望是：安息吧！
（原文為英文寫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