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汽車工業的先驅——我的父親史久榮

來源: chufang 2022-06-23 16:52:18 []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 次 (35392 bytes)

我國汽車工業的先驅——我的父親史久榮

Original 史濟良 愚園路上 2022-06-18 07:00 Posted on 上海

作者:史濟良  補充:宋路霞  翻譯:楊姑姑(楊敏)

 

      編者按:本文是愚園路749弄22號的老住戶史濟良先生對他父親史久榮先生的回憶。史久榮先生在上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上半期,也是愚園路的老住戶,當時住在愚園路275號他的姨媽倪曹惠英(宋家三姐妹的小舅媽)家裏。他前後兩位夫人夏璐雅女士和蒯卓倫女士的娘家,也都是在愚園路749弄內,可知,史久榮先生與愚園路的緣分不淺。

 

      本文主要是記敘史久榮先生早年,尤其是在抗戰期間,對我國汽車工業的無可替代的艱苦研發和卓越貢獻。這段世人知之甚少的曆史,亦可證明,愚園路的確不愧為一條藏龍臥虎、人才輩出、名載史冊的老馬路。

 

 

民國外交官的長子

 

      我的父親史久榮(1903-1981)是史家的長子,他下麵有三個弟弟和妹妹:史久華(1908-1984)、史久賢(女 1915-2007)、史久光(1917-2011)。

 

 

▲ 我的父親史久榮(20世紀30年代)

 

      我的祖父叫史悠明(1881-1940),浙江鄞縣(現寧波)人,生在上海,1901年於上海聖約翰書院(即後來的聖約翰大學)畢業,畢業後曾遠赴西藏,任江孜關監督,後來在北洋政府時期當外交官,曾擔任中國駐紐約領事館總領事、中國駐巴拿馬總領事、中國駐秘魯公使館公使。他還是西藏問題專家,為了中印之間棘手的邊界問題,曾去印度,執行過一年秘密使命。抗戰期間他一直在內地從事戰時的工業活動,包括率領一支中美聯合組成的地質勘探隊,在西北勘探、發現了著名的玉門油田……他終生勞累,東奔西走,直到1940年病逝於戰時的重慶。可以想象,在這樣的家庭環境裏,我父親的生活是很洋派的,而且,精忠報國的思想也是根深蒂固的。

 

      我祖父1902年結婚成家。我的祖母叫曹美英(1884-1945),上海川沙人(現屬浦東),是當地著名的宗教界人士、律師曹吉福(晚清第一批旅美幼童)的女兒。曹家有三姐妹,大姐曹秀英嫁給上海中山醫院的創辦人顏福慶;我祖母是老二,嫁給我的祖父史悠明;妹妹曹惠英嫁給宋家三姐妹的小舅舅倪錫純(他與我的祖父史悠明是聖約翰大學的同學)。

 

      作為長子,我父親1928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然後赴美國留學,就讀於美國密歇根大學工程係(位於安·阿堡鎮),並於1930年獲得工程係汽車機械專業工程碩士學位。他非常熱愛自己的專業,在美國期間,還特意去麥斯尼汽車學校(這所學校在汽車界非常有名)學習了一段時間,以期獲得製造汽車的實際經驗。

 

      1932年,我父親娶了我的母親,即商務印書館創辦人夏瑞芳的五小姐夏璐雅(1905-2006)。他們婚後仍舊和我父親的姨媽倪曹惠英(即倪錫純先生的夫人)一家住在一起。父親在上海讀大學時一直和這個姨媽一家一起生活,因那時我的祖父祖母住在北京。這位姨媽很喜歡我父親,把他當作自己的兒子,因此,我父母結婚的婚房就在倪家,第二年,我就出生在倪家的房子裏。我父親比姨媽家的孩子倪吉士、倪吉文等稍大一些,後來與倪家人一直保持了很好的聯係。

 

 

▲ 1933年夏瑞芳家全家福

外婆抱著剛滿月的我(居中)

前排右一和後排右一是我的父母夏璐雅、史久榮夫婦

 

      我出生於1933年10月17日,我們在倪家的房子裏一直住到1935年。在這段時間裏,父親在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工作,是一名工程師。他有一輛牌照為976號的別克轎車,還雇有一個司機,平時西裝革履,很有“派頭”。

 

 

一起未遂的綁架案

 

      這期間,父親遭遇過一次非常危險的綁架。

 

      1935年4月18日上午9時許,父親乘自家車去公司上班,車子剛到公司門口時(公司在福煦路、邁爾西愛路,即現在的延安中路茂名南路拐角),他正要開門下車,突然衝上來四個強盜,其中兩個擠入他的左右兩側,把他夾持在當中,“出槍示禁”。另外兩個綁匪,一個鑽進車前麵的座位,另一個朝司機連擊兩拳,把司機趕下車,企圖自己把車子開走。司機李阿林非常機智,見大事不好,立馬把車子熄火關閉(將車上的“暗鈕”關閉),使引擎無法啟動,同時大聲呼救。

 

      正在公司門口執勤的一個印度門衛(上海人俗稱“紅頭阿三”,是法租界的巡捕),看見我父親的汽車到了,就上去為他開車門,他不知道車內已經發生綁票。一個綁匪看見“紅頭阿三”走過來,以為他們的行動已經暴露,隨即拔槍朝“紅頭阿三”開槍,擊中了“紅頭阿三”的左腿。槍聲一響,驚動了周圍的市民,一位俄國人銅匠弗萊克見狀大驚,遂用華語大聲呼叫“抓強盜!抓強盜!”。雙方爭鬥之中,綁匪見車子無法開動,企圖已經暴露,知道事情無法成功,遂跳車逃跑,而俄國人弗萊克不肯放過,奮起追趕,邊追邊喊“抓強盜!抓強盜!”綁匪回身連發兩槍,幸未射中。這時候,正好有公共租界的華人巡邏警察開車巡邏到此,遂加入了追趕,並將其中一個綁匪擊斃在西摩路(陝西北路)附近。至此,法租界巡捕房的大批探捕接到報警也趕到了,遂將綁匪的屍體收去驗屍。而我父親不幸中的大幸,他毫發未損,隻是受到驚嚇。不幸的是公司的那位印度門衛受了傷。 

 

      經過捕房調查,我父親被誤認為是強盜綁架的目標,其實他們認錯人了。盡管是一場未遂的綁架,但在上海灘也引起了轟動,申報以“史久榮險遭匪綁”為標題,詳細刊登了這一事件的過程。

 

 

清華大學:汽車夢開始的地方

 

      1935年秋天,清華大學工學院聘請我父親前去該校機械工程學係任教,因該係有一個飛機汽車工程組,與父親的專業完全對口。清華大學是我國最早設置汽車專業的大學,當時清華工學院院長是顧毓琇先生,機械工程係係主任是莊前鼎先生。該係的實驗室設備大多從歐美國家購置,“比之歐美大學機械試驗室設備,實不相上下,堪稱國內最完備之機械實驗室”(《清華大學曆史沿革》)。父親是該係唯一一位讀汽車專業出身的教授。

 

 

▲ 1935年父親史久榮(前排左三)

與清華大學工程係師生合影

 

 

▲ 1936年,父親史久榮(前排左三)

與清華大學工程係航空組師生合影

 

      這期間,為了配合教學和學生實習,在學校的支持下,父親從上海中華汽車材料車行訂購了一整套一輛載重汽車的零部件,運抵清華後,在父親的主持下組裝成一輛載重2噸的貨車。這是繼1931年張學良將軍請美國專家主持組裝了一輛卡車之後,又一輛在國內組裝成的進口卡車。盡管當時隻是用於教學和研究,但這是一項具有開創意義的工作,培養了我國第一代汽車工程技術人員,同時也說明,父親對於載重卡車已經了如指掌。

 

 

▲ 父親史久榮在清華大學主持組裝的卡車

(供教學和學生實習用)

 

      或許從那時起,他國產汽車夢就已經開始了。此後他的工作,一直沒有離開中國國產汽車的研發。我感覺他的心中有一個信念:外國人能做的,中國人也能做。能夠親自研發、生產中國自己的汽車,是他畢生奮鬥的目標。

 

      父親去清華大學任職後,我和媽媽就搬到愚園路749弄22號我外婆家居住。

 

 

▲ 父親史久榮(前排右一)

與夏家老小在愚園路749弄22號

他手裏抱著我

 

      1936年下半年,父親還在青島的山東大學擔任過教授。那一年我和母親跟他一起住在青島。

 

      1937年夏天,我們又回到了上海。因為這年8月,日本人在上海發動了“八·一三”事變,上海再次受到日本炮火的重創。

 

      不久,父親參加了國民政府的資源委員會的抗戰工作,前往香港。母親和我在1938年秋天去香港與父親匯合。我記得我到香港入讀一家幼兒園,我去的時候幼兒園已經開學了。 

 

      父親在1938年春天已經在香港了,因此他沒能參加我們在愚園路749弄22號夏家老房子裏的複活節派對。

 

 

國產第一輛載重卡車的誕生

 

      1938年4月24日,我的祖父史悠明率領兩名美國地質學家與一名中國的地質學家,完成了在中國西北部(甘肅、青海和新疆)勘探石油(即後來開發的玉門油礦)的曆史重任,並把兩名美國地質學家從武漢乘飛機一路護送到香港,以便他們從香港飛回美國。我父親在香港啟德機場,接應了從武漢飛來的我祖父一行。

 

      這年秋天,母親帶我到香港與父親匯合。我們一家住在香港九龍太子道的一棟公寓裏。從公寓開放的門廊,可以看到太子道上方的廣九鐵路的天橋。我們在那裏度過了一個冬天。

 

      1939年5月,因為父親有重要的使命趕赴美國,母親和我就乘坐一艘法國郵輪回到了上海,而父親則經由檀香山前往美國。

 

      當時國民政府為了解決戰時的軍工和民生之需,製定了一係列發展工業的計劃,其中包括建立一座汽車製造廠。1939年9月,資源委員會所屬的中央機器廠在雲南昆明正式成立,總經理是著名科學家、物理學家王守競先生。這是當時中國規模最大、設備最齊全、技術最先進的機械廠。中央機器廠下設5個分廠和4個處,第5分廠就是汽車製造廠。承蒙王守競先生器重,任命我父親擔任廠長。這是中國的第一座汽車製造廠,完全是為了抗戰而創建的,是在日本大規模入侵中國時期,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工程,邁出了中國汽車工業的第一步。

 

      我父親的第一項任務是,代表中國政府的資源委員會,去美國紐約水牛城,買下斯蒂瓦特(Stewart)汽車裝備廠的全部舊設備,並運回中國,以便在國內生產載貨卡車。這家美國工廠的信息是這年5月,由正在美國的化工專家、資源委員會的專員侯德榜先生提供的,他向國內報告說,美國水牛城的斯蒂瓦特汽車廠行將破產,急欲將工廠廉價出售。資源委員會當即決定,將這家廠的全部器材和設備買下來,交與中央機器廠,製造中型貨車。王守競先生遂派我父親與錢學榘二人赴美洽購。

 

      他們二人到達美國後,很快辦好了買廠的所有手續,過程很順利。斯蒂瓦特廠的全部器材和設備共1500餘噸,父親又在當地采購了一些汽車零部件,總共2000餘噸。在打包、驗收和辦理運輸的過程中(曆時5個月),父親開始著手適合中國路麵的載重汽車的設計,在美國曆時6個月完成,設計出了適合在中國西南部山地長途行駛的4噸中型貨車(發動機為六缸機,軸距260英寸),取名“資源牌”,這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的第一輛卡車!

 

      1940年夏天,在美國試製出4輛“資源牌”卡車,兩輛用汽油,兩輛用酒精,在底特律組裝完畢。第一輛汽油車製成後,父親親自駕車從底特律出發開往紐約試車,裝運了一萬磅(約4500公斤)生鐵,試車很成功,證明車子質量良好。接著再將這4輛卡車拆散,打包船運回國。原計劃是要運到中國沿海的一個港口,由於日本封鎖了中國沿海的港口,美國的貨船隻能在越南海防市靠岸,然後用火車運到中國。但是貨到海防市後,火車又不通了,越南通中國的鐵路被日本人炸毀了。隻好把這些零件用汽車運到緬甸的仰光,在仰光重新組裝好後,沿著滇緬公路駛往雲南昆明。這4輛卡車在昆明組裝後,我父親親自駕駛了其中一輛車,從昆明開到重慶,向政府部門匯報。這4輛卡車與回國後又造的兩輛,一共6輛,後來一直由中央機器廠(解放後叫昆明機器廠)使用,這些車輛一直用到解放後的1956年,在昆明機器廠獲得了解放牌卡車後才報廢。

 

 

“資源牌”卡車的中國元素

 

      關於“資源牌”卡車的設計及製造,我父親曾寫過一份詳細報告,在1941年8月25日召開的資源委員會(重慶)總理紀念周會上報告。這篇報告的節略刊登在1941年9月出版的《資源委員會公報》第一卷第三期上,文章的題目是《中國公路行駛車輛之需要與資源牌汽車之設計及其成績》。文章介紹了“資源牌”卡車最主要的設計特點是,針對中國西南部糟糕的路麵而自主設計的,“這種貨車製造,實屬創舉”,完全適合在中國運行。當時中國西南部的路麵,一是用泥土或石子鋪成,路麵不平,遇到降雨,就成為陷坑;二是轉彎太多,有許多急轉彎的狹小的路,極易失事;三是坡度太大,在將要上坡的時候還有彎道,所以駕駛時,無法預先加速登坡……因此耗油量極大。美國的車輛是根據美國的路麵設計的,遇到我們的公路,再加上載量過重,自然不能耐久使用。他在報告中說:“所以我們一定要自己動手,一則為供給目前一部分之需要,二則是為建立將來交通工具的基礎。將來的汽車一定需要自給自足。”

 

      還有燃料的問題,中國當時沒有國產的汽油和柴油,常常想到使用酒精、煤或炭氣,而美國“原有卡車的引擎不能使用這類燃料,即使能用,而所發的力也很小,效率也低。所以決計放棄原來設計,依據中國公路的情形及需要,作徹底設計,選用最優良、最高等、最可靠的材料,用了6個月時間,完成了‘資源牌’貨車的全部設計。”

 

      他在報告中還介紹了“資源牌”貨車的輪胎的負重、強於爬坡、靈活轉彎、堅固耐用(可行駛一萬英裏以上)等種種特點。這篇報告的最後講到,在美國設計製造的4輛“資源牌”卡車到了國內以後的情況:“這四輛車的機件到了仰光,就裝配車身,於完成後,即駛至畹町,裝貨四噸以上,開往昆明。第一輛車現在已經在國內公路上行駛過五千英裏,連在國外共行駛了一萬零五百英裏,合一萬六千餘公裏。我們可以說,像普通美國貨車的毛病,‘資源牌’車絕對沒有。”(摘錄於餘少川著《中國機械工業的拓荒者王守競》,雲南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這個時候,我相信父親是非常自豪,非常高興的。

 

      那些從斯蒂瓦特廠買來的全部器材、設備1500餘噸,加上父親在美國采購的汽車零部件共約2000噸,裝了1000餘箱,從1939年8月起,從美國陸續啟運,於1940年5月前已經全部運到了越南的海防市,準備經滇越鐵路運往昆明,這時正在昆明建設的汽車製造廠廠房已經接近尾聲,計劃在1940年年內機器安裝調試完畢,1941年可以投產,計劃月產資源牌卡車300輛,年產3600輛。孰料戰爭年代,形勢瞬息萬變,這個計劃很快成了泡影!

 

 

汽車夢斷:日軍的又一暴行

 

      《中國汽車工業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6年出版)記載了當時的情況:“1940年6月日軍侵占越南,滇越鐵路關閉。中央機器廠通過美商轉運這批設備中的260噸至仰光,其餘部分於1941年5月全部落入日軍之手。搶運出的設備由仰光運至國境線上的畹町。因滇緬公路運輸緊張,加之有些設備無法通過限重10噸的鐵索吊橋,未能運達昆明,隻好在龍陵縣臨時建簡易廠房安裝,稱龍陵汽車分廠。到1941年底1942年初,建廠工作基本完成,並製造出‘資源牌’貨車2輛。因設備不足,工廠生產計劃縮減為年產300輛。但是,1942年5月4日龍陵淪陷,工廠落入日軍手中。” 日本人攻陷了汽車廠所在地龍陵縣,把廠裏的設備劫掠一空,整個工廠毀於一旦。

 

      這對於父親來說,無疑是致命的打擊,他多年來的心血,就這樣被擊得粉碎。《中國機械工業的拓荒者王守競》一書中還披露了一些細節:“1942年5月4日下午6時,龍陵被日軍快速部隊攻陷,龍陵分廠全落敵手。中國汽車工業早期的一株幼芽,就這樣再次被侵華日軍徹底摧毀了!龍陵分廠淪陷後,曾先後被日軍54師團和13軍團據為前沿指揮所。反攻的時候,因龍陵的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敵我之間曾三次反複爭奪。1944年6月最後一次反攻中,龍陵分廠被盟軍的飛機炸成廢墟。1944年11月3日,龍陵光複後發現,龍陵汽車分廠的設備早已被日軍劫掠一空。”

 

      父親抗戰期間一直在雲南,直到1945年8月日本向盟軍投降。我當時完全不知道父親在這段時間裏做了些什麽。我第一次知道他創辦汽車製造工廠的事情是在2012年。他在這一時期的努力被記錄在別人的書裏。他設計和製造出了中國的第一輛卡車,已經研製成功,正準備批量生產,投入緊張的抗戰物資的運輸時,被日本人毀掉了。日本人無法容忍中國的這個前所未有的汽車工業發展的計劃,父親與他的同事辛辛苦苦建立起來中央汽車製造廠,還沒有投入批量生產,就壽終正寢了。

 

      幸好已經造出的6輛“資源牌”卡車,事先已經離開了工廠,避免了轟炸。這6輛卡車後來一直奔馳在滇緬公路上,為抗戰承擔運輸任務,直到解放後50年代中期還在使用。中央機器廠解放後改為昆明機器廠,1956年,當昆明機器廠獲得了國產解放牌卡車後,才將這6輛“資源牌”功勳車報廢。汽車夢斷,父親的心頭在滴血。盡管如此,他還是沒有離開他熱愛的汽車行業。

 

      從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中期,10年間,我父親的工作總是不安定,從上海到北京,到青島,到香港,又到美國,再經過越南輾轉到中國的雲南。他畢生都在追逐一個親手製造國產汽車的目標。非常遺憾,這個事業剛剛開始就被迫夭折了。

 

      現在回想起來,從我出生的1933年到1945年抗戰勝利,我與父親在一起生活隻有4年:兩年在上海,住在倪家的房子裏;一年在青島;一年在香港。抗戰勝利父親回到上海時,我已經12歲了。

 

 

抗戰勝利了 家庭卻破裂了

 

      母親在上海從來沒有自己的房子,因為她和我總是可以住在我外婆那愚園路749弄22號的大房子裏,與瑪莉大姨和璐梅四姨住在一起。1942年夏家的愚園路大宅被賣掉時,我和母親搬到她的一個妹妹即璐瑛七姨夫婦住的地方。戰爭期間,在經濟上,母親不得不通過工作來養活我和她自己。當時父親在中日前線,往上海匯款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但母親卻讓我過著非常舒適的生活。

 

      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了,這年年底,父親和勝利北歸的中國官員一起回到上海,和我們一起住進了璐瑛七姨在安福路上的一棟公寓,他很高興從此有了安定的生活。

 

     我很高興父親回來了。但是他不善言談,更不會表功,他在抗戰期間,曆經坎坷,但是他沒有告訴我他的任何經曆,任何事情。直到最近一些年我才知道,他的經曆很傳奇,很驚險,很有故事,盡管他沒有談起他的成功、挑戰、經驗或遺憾,但是在中國曆史上,尤其是中國汽車工業發展史上,他的名字與他設計製造的“資源牌”4噸卡車,已經名載史冊。

 

      父親回滬之後,又回到他戰前曾工作過的美國通用汽車公司中國銷售公司工作。盡管他擁有所有的汽車技能,但當時沒有條件發揮他的特長,這份工作對他來說是非常簡單的,畢竟他當過汽車製造廠的廠長。

 

      1946年中期,我和父母從璐瑛七姨的公寓搬到了璐懿三姨住的瑞華公寓(現在的常熟路209弄1-4號)。後來,父親於1947年初,獨自搬離了瑞華公寓,搬到他服務的公司的樓上一個房間去住了。不到一年,我的父母就離婚了,這對我來說是個致命性的打擊,但我感覺母親在離婚後好像是鬆了一口氣。

 

 

父親的新家

 

      1949年對我父親來說是很重要的一年。這一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抵達了上海,上海解放了。父親的許多老同事和老朋友紛紛各奔前程,有的去了香港,有的去了美國,包括父親在抗戰時期的直接頂頭上司、著名科學家王守競先生一家,也去了美國,父親服務的美國通用汽車公司也離開了上海。但是我父親卻選擇留在上海。我不知他的這個決定是基於怎樣的考慮。

 

      有些奇怪的是,在這個時候,我父親倒想到要置辦自己的房子了!他不是簡單地在哪棟公寓裏買一套居室,而是大手筆地在延安西路上買了一塊地,建造了一棟三層樓的獨立的花園洋房,門牌號碼是延安西路1295號,旁邊是他倪家表弟的房子。我想這時候父親大概總算想明白了,作為一個家庭的男主人,置辦一處房子是他的責任。

 

      這期間,我父親與蒯卓倫(1910-1996)女士認識了,據說他們是在打橋牌的過程中認識的。

 

 

▲ 父親、蒯卓倫女士與蒯家老太太邵婉香合影

 

      蒯卓倫女士出自晚清一個官宦家族,祖籍安徽合肥,祖父蒯光典是李鴻章的侄女婿,也是李鴻章的洋務幕僚,曾在英國倫敦擔任外交官(中國留學生總監)多年。祖母是李鴻章的侄女(李鴻章六弟李昭慶的女兒),所以蒯卓倫與她的父母及姐姐也在倫敦生活了多年。她們姐妹倆都出生在英國倫敦,於是姐姐叫蒯卓英,妹妹叫蒯卓倫。蒯卓倫女士很有學問和修養,於1941年聖約翰大學曆史係畢業,她從未結過婚。她下麵有兩個弟弟,蒯世元和蒯世京,蒯家四個兄弟姐妹都是優秀的橋牌選手。尤其她們這對蒯家姐妹,在上海橋圈裏很有名,多次參加各種比賽,是中國最早的橋牌女選手。

 

      父親就在他建造的新房子裏迎娶了蒯卓倫女士,我稱蒯卓倫女士為阿姨。她所有的家人,包括她的母親(邵婉香,晚清上海道邵友濂的孫女、著名詩人邵洵美的姐姐),都把我當自己的家人一樣對待。所以那時,我既喜歡住在媽媽家裏,也很喜歡住在父親的新家。

 

      蒯家是一個很有情趣的大家庭,在業餘時間,尤其是在周末,是蒯家一家最喜歡的橋牌時光。1950年代後期,由於種種原因,蒯家老太太邵婉香與蒯卓英、餘良夫婦,都住進了延安西路1295號。當時我父親已經去濟南工作,一年隻有很短的休假時間回上海。那時,幾乎每個周日家裏賓客不斷,橋牌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甚至朋友的孩子和學生,來打牌的、來看牌的、來學牌的,濟濟一堂,非常熱鬧。主人好客,還有好茶好飯助興,父親的家就成了名副其實的“橋牌之家”。

 

 

▲ 1980年,我去上海看望父親與蒯卓倫女士

 

      蒯阿姨脾氣非常好,話不多,做人非常低調。在我看來,父親固執的倔脾氣遇到了溫柔低調的蒯卓倫阿姨,真是他的好福氣,因為她實在是脾氣太好了,從來沒有和父親爭論過。一旦父親發脾氣了,她就會悄悄地走開,去和她的姐姐在一起。蒯阿姨與父親在任何問題上都沒有重要分歧,他倆互補的性格被朋友們戲稱為“火燒冰激淩”。

 

 

老將出馬 研發黃河牌卡車

 

      1951年,當新中國開始布局工業發展時,父親參加了中央交通部上海辦事處的工作,任工程師。1953年,他被調到山東省濟南市,在山東省交通廳運輸局任技術室主任,1954年任山東省交通廳工程師。蒯阿姨沒有和他一起長住濟南,他們從此過著牛郎織女般的生活。蒯阿姨每年去濟南探望父親一兩次,每次在那裏住幾周,父親則在每年在春節期間回上海探親一次。濟南的生活條件不如上海理想。蒯阿姨解釋說,隻要她繼續留在上海,父親在退休之後就能夠回到上海。正如她說的那樣,若幹年後,父親1972年退休回到了上海。

 

      1957年初,我們還在一起歡聚。不久,我獲準去香港探望我母親,當時大家都覺得我不會回上海了。父親在那年春節後又回濟南工作了,但是想不到在接下來的24年裏,我們竟無緣見麵了。

 

      關於父親在濟南的19年,與他在抗戰中的情況一樣,他埋頭於汽車工業的研發和創新,但是從來不願意跟人談起,我們根本不知道那些年他幹了些什麽。直到幾十年後,我從一些資料中,才發現了他大致的一些閃光的人生片段。

 

      父親是一個事業心相當強的人,他把國產汽車事業的發展當作自己畢生的事業。他在山東省交通廳工程師任上,具體在濟南汽車製造總廠工作,參與了1956年開始研發、四年後製造成功的國產重型貨車——黃河牌載重八噸重型卡車。這在當時是一件轟動全國及世界的事件,毛澤東與朱德前後都親臨現場參觀,從此黃河牌載重卡車在祖國大江南北奔馳,為國民建設作出重大貢獻。羅元旭先生在《東成西就——七個華人基督教家族與中西交流百年》(三聯書店2014年出版)一書中寫到:“新中國成立後,他被派到濟南為山東交通廳及濟南汽車製造總廠工作。濟南廠於1956年開始研發,四年後成功生產中國第一輛重型貨車——八噸重的黃河牌,毛澤東及朱德都親臨參觀,史久榮多年的汽車夢亦終於成真。”我希望父親也感到,他的國產汽車夢終於夢想成真!但是這個喜悅隻是埋在他自己的心頭。如今,他工作過的、為之打下基礎的這家企業,有了更輝煌的發展,那就是目前的中國重型汽車集團。

 

 

車庫裏的“橋牌俱樂部”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爆發。這場浩劫持續了10年,直到1976年。在這可怕的10年裏,我和父親彼此失去了聯係。至於蒯阿姨,“文革”中他們被造反派從延安西路自家的花園洋房中趕出,住到武夷路100號底樓的兩個汽車間裏,家中條件今非昔比,三個保姆隻剩下一位黃媽(早年在蒯家帶蒯家姐妹的大弟蒯世元的保姆),打牌也成了“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可是,橋牌已經成了他們生命的一部分,已經融入他們的血液,一旦外麵的管控鬆弛,過去的牌友漸漸又“追蹤”過來。那兩個十來平米的汽車間,就成了那個特殊時代、中國最高級、最神秘的“橋牌俱樂部”。

 

      1972年,69歲的父親從濟南退休回滬,他被宣告無罪。

 

      他們在車庫裏的生活非常艱苦,但他們精神上並不頹廢,還經常苦中作樂,打打橋牌,朋友們聚聚,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父親在此居住了7年。

 

      粉碎“四人幫”之後,作為落實政策,1979年,他們被安排住到鎮寧路405弄164號的二樓居住,那裏有兩間臥室。居住環境自然比武夷路100號樓下的車庫要好很多,但是此時,“廉頗老矣!”

 

      在他去世前10個月,也就是1980年3月,我在美國IBM公司到香港工作的兩年期間,我回到了上海,進行了為期一周的訪問。我乘坐了國泰航空從香港到上海的第一次包機。這是一次結束了24年分離的重逢之旅。77歲的父親身體非常虛弱。他急於見到我,因為我在他看來似乎很成功。見過蒯阿姨後,他很快把蒯阿姨支開,對我說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去告訴你媽媽,對不起。”他的話讓我感到吃驚,但我並沒有完全明白他的意思。他知道我母親給了我在美國取得成功的機會。但他是否還暗示了別的什麽嗎?父親的性格既驕傲又固執,從不善於詳細闡述自己的想法,是他終生的缺憾。

 

      1981年1月4日, 父親與世長辭。

 

      後來蒯阿姨與她的姐姐、姐夫及黃媽,被安排到延安西路895弄18號二樓居住,在城市更新的動遷中,又搬到近郊的紫藤一村過渡三年。在三年過渡期間,她們先後都離開了人世。

 

      就個人角度而言,我覺得我父親一生的奮鬥很執著、很艱難,他隻知奮鬥,不計後果。可惜,他畢生的理想和對中國汽車工業的奉獻,幾乎沒有得到多少認可,幾乎沒有得到過什麽回報,甚至沒有使他獲得一種成就感。

 

      父親的火化遺體被我帶到美國,埋葬在紐約阿德斯利的芬克利夫公墓,位於曼哈頓以北20英裏車程處。1996年蒯阿姨去世時,她的火化遺體也被我帶到了芬克利夫墓園。

 

      我每年都會去芬克利夫墓園看望他們,我對他們的願望是:安息吧!

 

(原文為英文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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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秉淵也是中國汽車的先驅之一 -華府采菊人- 給 華府采菊人 發送悄悄話 華府采菊人 的博客首頁 (12789 bytes) () 06/24/2022 postreply 12:02:16

謝謝介紹。才知宋氏姐妹的小舅舅倪錫純(1907年和宋慶齡一起考取公費留美)和小舅媽曹惠英也住在愚園路上;閘北商務印書館 -西北東南- 給 西北東南 發送悄悄話 西北東南 的博客首頁 (122 bytes) () 06/24/2022 postreply 12:02:43

謝謝介紹 -dong140- 給 dong140 發送悄悄話 dong140 的博客首頁 (0 bytes) () 06/24/2022 postreply 19:37:57

謝謝wmfen -east-to-west- 給 east-to-west 發送悄悄話 (0 bytes) () 06/24/2022 postreply 22:37:57

我知道錢學榘先生. 他們還有其它交往嗎? -east-to-west- 給 east-to-west 發送悄悄話 (67 bytes) () 06/24/2022 postreply 22:42:00

謝謝分享曆史. 我知道錢學榘先生. 他們還有其它交往嗎? -east-to-west- 給 east-to-west 發送悄悄話 (0 bytes) () 06/24/2022 postreply 22:40:03

對中國人民,還有你們家,49年後是解放了?還是失去自由和正常的生活? -tw1234- 給 tw1234 發送悄悄話 (0 bytes) () 06/25/2022 postreply 11:24:20

作者的外公夏瑞芳(1871——1914),是商務印書館總經理,1914年被陳其美(陳立夫的叔叔)派人暗殺。留下妻子和 -西北東南- 給 西北東南 發送悄悄話 西北東南 的博客首頁 (174 bytes) () 06/25/2022 postreply 19:2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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