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幾百年後的未來人類，要為中國21世紀的時尚史著書立傳的話，那我們所處的時代裏，肯定有一個小節會被稱作：
Stocking fever 絲襪狂熱。
絲襪，作為一種延綿百年的服飾單品，在21世紀10年代末、20年代初，與胖貓、搖花手與2分鍾說電影一起組成了中國短視頻生態裏的流量F4。
或許，未來人類在翻看有關絲襪的數據文物時，會覺得這些流量密碼的畫麵富有時代感、覺得搞笑，但一時間肯定想不到：
在這些中國原生態時尚物語背後，藏著一部近代史。
1992年上海街頭的絲襪廣告
馬克·呂布/攝
現在，很多人一聊起絲襪複興，就得追回16世紀的法國凡爾賽；一聊起它與中國的淵源，就下意識地想起民國。
但與這些浪漫、性感的想象不同，作為當代短視頻平台的流量密碼，絲襪從第一次出現在這片土地上，就伴隨著暴力與鮮血。
中國古代記述曆史的方式有很多，其中既有史家記述的正史，也有像筆記雜談中的百姓故事。雖然絲襪在正史中難尋蹤跡，但在小說裏卻展現了它的流行經曆。
比如在清朝光緒年間的小說《冷眼觀》裏，作者就通過描寫蘇州書寓先生（舊時最高檔次妓女的稱號）祝如椿的穿搭，記錄這個剛剛崛起的時尚：
“穿了一雙外國球牌黑絲襪，自從上了腳，定要把襪底穿破了才舍得脫下來換洗。”
這段有關絲襪的描述，恐怕當代人讀起來，自然是不會對絲襪產生半分好感，甚至會覺得有點生理不適。但如果把視角移回祝如椿所處的時代，她對這雙襪子近乎魔幻的珍視，就很好理解了。
這條進口絲襪有多珍貴，我舉個例子你就能明白：根據大英百科裏的數據，1900年，89%的女士長筒襪是棉的，11%是羊毛的，隻有1%是絲綢質地的。因此，別說在當時的中國了，放眼世界，這條襪子也算得上是一頂一的奢侈品。
但這條襪子的價值，也不單單在貴的這個點上體現，要知道絲襪在當時，可是隻能進口的稀罕物件，隻能在中國幾個通商口岸裏的外國商場裏才能買到，這一圈兜兜轉轉，買起來的難度那是絕不亞於現在的Birkin。
晚清變局中，纏足年代告終，女孩也可以盡情享受體育運動了，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的襪子，是帶螺紋襪口的洋襪，便於運動。
圖片來源：史景遷，《世紀中國》
雖然跟傳統襪子相比，洋襪透氣且便於運動，但它緊實的襪口還是不太討喜，所以這些進口襪子的主要受眾，還是教民和通商口岸的外企打工人。
而這種特點，也讓絲襪成為了暴力衝突的焦點，成為了“血染的時尚”。
義和團運動中，團民對所有西方事物充滿仇恨，除了會燒教堂、砸鐵路之外，帶有西方文化元素的中國人，也是清算目標：從信不信天主教，到留沒留過洋、會不會講外語，甚至再到用不用洋貨，都成了他們攻擊的理由。
團中雲，最惡洋貨，如洋燈、洋瓷缸，見即怒不可遏，必毀而後快……見洋貨者，或緊衣短袖，或物防洋式，或上有洋字，皆毀物殺人。
圖片來源：《義和團·冊二·天津一月記》
按照人的“西化”不同等級，義和團會把人分為“二毛子”到“十毛子”，如果看見你穿絲襪或者是洋襪在街上走，那就完了——輕則撕襪滾蛋，重則斷足等死。
在這樣血腥和荒誕的背景下，絲襪開始了在中國的奇幻漂流。
圖片來源：《西巡迴鑾始末·津門戰後記》
02.第一次絲襪浪潮：學生裝、摩登女性與龍文章換大炮
清末民初是個大攪拌年代，新事物和舊風貌都融在一起。
人們聽見了民主、革命和共和這些大詞，也似有若無地感受到了摩登、時尚的風向。當穿西服的文人、穿軍裝的軍閥、袍褂翎頂的滿清遺老，同時出現在曆史課本裏，你就能感受到時尚的變化。
民國初年，天津，正在玩蹺蹺板的溥儀與婉容，注意畫麵右側的女性，她穿了一雙高筒絲襪。
對比晚清和民國的老照片，你能明顯察覺到人們穿搭的變化，簡單概括這個趨勢就是：男去長衫，女去裙，人們的上衣更緊了，裙子也更短了，與此同時，絲襪也變得更普遍了。
那時的潮流弄潮兒們可能不會意識到，當他們提上洋襪的那一刻，中國掀起了第一波絲襪浪潮；更不會想到，這件單品，會和旗袍、高跟鞋和燙發一起，成為後世回憶這個時代女性的重要視覺元素。
民初建國，除了大家高中曆史課裏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和《修正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之外，還提出了很多有關服飾妝容的法令，除了大家都知道的剪辮放足，還有一份有關穿搭的禮服法令——《服製》。
從《服製》裏西化的禮服要求內容來看，這份法令帶有明確的政治意味，既是踹翻了封建著裝等級製度，也是對新時代的國家生活方式的定調。
在這個節點，絲襪也開始加速融入中國的時尚之中。
1912年頒布的《服製》配圖
最先帶火絲襪的，是學生裝。
所謂學生裝，指的就是清末民初的赴日留學生以及教會學校的女生服裝，也被當時的傳媒稱作是“文明新裝”。簡單說來，這種流行穿搭的最大特點就是跨時代的“露”：
在上個時代，女性是被裏三層外三層的襖層層壓實的，裙子是及地的，要是咱們回過頭看那時的女性，很難發現他們身上有什麽性別特征。而學生裝，讓人們有了從幾層襖裏解放的權力，有了穿衣服“薄幾層”的自由。
張愛玲在《更衣記》裏這樣描述了清末女性穿搭：“穿在外麵的是‘大襖’。非正式場合，寬了衣便露出‘中襖’。中襖裏麵還有緊窄合身的‘小襖’，上床也不肯脫去。削肩、細腰、平胸、薄而小的美女標準失蹤了，她本身是不存在的。”
雖然在現在看來這些衣服屬實保守，但上衣袖子可以七分長，腰身可以收窄，裙邊可以提到小腿上部的穿搭，在當時就已經算得上是極富想象力的改變了。
而洋襪，就成了在這套穿搭方案中，連接西式小皮鞋和中式大襟衫的軸承了——有錢點的買條絲綢製的長筒襪，家境差點意思的就買條棉麻質地的長筒襪，襪子一穿，腿一繃，性感的想象就此浮現。
於是乎，這套學生穿搭在20世紀初大為流行，從北京、上海的教會學校開始，這種穿搭公式迅速蔓延到知識女青年群體、家庭婦女、社會名流甚至是娛樂行業女子，堪比當今的辣妹風。
20世紀初，赴日留學的中國女性，從他們的穿搭上能明顯看出融合的痕跡。
圖片來源：史景遷，《世紀中國》
學生裝帶火絲襪之後，改良旗袍把絲襪推到了更高的高度。
張愛玲在《更衣記》裏，明確了旗袍出現的時間：“1921年，女人穿上了長袍。”
上世紀年代20年代的旗袍，並不像現在旗袍剪裁的那麽貼合身體曲線，而是古早味的臃腫、肥大。女性穿搭的變短又變長，引起了當時先進青年的不解，當時上海《解放畫報》的漫畫，解釋了時人對女性穿起旗袍的不解：
“辛亥革命之後，此種廢物，久已無人過問。不料現在上海婦女，大製旗袍，什麽用意……近來某公司大減價，來來往往的婦女，都穿著五光十色的旗袍……上海哪來這麽多的移老眷屬呢？”
——《旗袍的來曆和時髦》，《解放畫報》 1921年 第七期
圖片來源：《解放畫報》 1921年 第七期
不解的言辭之間充滿嘲諷不滿之意。
在那時很多人看來，旗袍是滿族人的服飾，是舊時代的穿搭，新時代穿，這不就是要回頭去嗎？
上世紀20年代——50年代的絲襪廣告，品牌方會用“華貴、科技奇跡”這些形容詞修飾絲襪。
這種政治性的擔憂，完全是多餘的。
因為當自由、開放……這些時髦的字句，從一個陌生的字詞，變成真正的觀念，人們對於它的渴望就會擺脫過去的羈絆，這種欲望足以頂破舊時代的縫隙，外化成時尚剪影。
很快，旗袍變得越來越短，開衩也變得越來越高，並跟洋玩意——絲襪合流，一起塑造了時代印象。
1928年，在北平漫步的女士。
當時女性穿起旗袍的緣由，不是複古，而是要聲張自己的權力——既然富有權力的男性穿袍，追求平等進步的女性也該穿袍，旗袍就成了平起平坐的符號。
從上世紀20年代初——50年代，旗袍配絲襪的穿搭絕對製霸中國的女性時尚領域。
燙個華盛頓小頭、戴頂蹺邊小卷帽、脖子上係條法蘭西絲巾、身穿件旗袍搭件Blazer，再拿條吊帶襪或是長筒襪在其中這麽一點綴，最後踩上皮鞋，拎上小包和手套，那就是站在潮流浪尖的摩登女性、頂級時尚達人了。
《玲瓏》作為中國早期的時尚雜誌，曾在內容中多次介紹了絲襪的搭配方法。
圖片來源：哥倫比亞大學在線圖書館
女性穿搭變得富有曲線美了，那時候男性可就出事了：
有開車的因為盯著女的絲襪撞車的，有指責絲襪菲薄傷風敗俗的，還有保守文人抨擊女性這麽穿是“中國人不能算，洋鬼子又沒黃頭發”。
但甭管輿論怎麽抨擊，也擋不住這股自發性的時尚浪潮了，即便是國民政府倡導新生活運動，也不行。
有趣的是，上海作為掀起絲襪浪潮的原爆點，在1930年代，摩登女性還掀起過一波裸腿上街的浪潮。當時上海政府還通告，說不穿襪子，著實不雅。
圖片來源：電影《色，戒》
由於被熱捧，絲襪也一直緊俏，很有價值。
1928年10月，當時國民黨南京市市長劉紀文跟摩登女性許淑珍在南京大禮堂舉辦婚禮，妻子所穿的25元絲襪被媒體大肆報道，暗指生活奢侈。
25元什麽概念呢，相當於當時片警和一個熟練女工的月薪。
這報道一出，就造成了跟當今網民看表的差不多的輿論效應，一時間搞得沸沸揚揚，劉紀文也挨了彈劾，不久後，就被調離了崗位。
申報的一則廣告，其中下方有男女絲襪廣告，那時的絲襪定位，是妥妥中產標簽。
1937年後，尼龍絲襪出現，在國內被稱為“玻璃絲襪”，但仍然昂貴，隻有在高級百貨公司才有售，當時打折特價每對售價9.9元，幾乎是普通人一個月薪金。
圖片來源：1928年1月5日《申報》3版
在很長一段時間，絲襪都是市場裏的硬通貨，很值錢，也很有作用。
比如《我的團長我的團》裏的龍文章，就拿絲襪和香皂賄賂了軍需官夫人，給“炮灰團”搞來了一門少了個輪子的37戰防炮。
圖片來源：《我的團長我的團》
第一波絲襪浪潮結束在上世紀50年代。
王安憶在其作品《長恨歌》中，隱晦地描述過這一時期中國時尚的變化：
“他總是無端地懷想四十年前的上海……有時他走在馬路上，恍惚間就好像回到了過去，女人都穿洋裝旗袍，男人則西裝禮帽……”
新時代來了，旗袍不見了，絲襪也消失了。
1949年，在上海街邊賣絲襪的小販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建立，社會主義改造成了時代的主旋律，而時尚也在其中。
新中國成立初期，長衫旗袍和西裝仍然存在，但隨著改造的深入和“艱苦奮鬥，勤儉持家”的口號提出，過去的華服就成了不合時宜的存在，人們把它壓進箱底，穿上樸素的衣服，作為自己的道德宣言。
1950年上海市民穿搭，有穿旗袍高跟的摩登女性，也有穿軍裝的解放軍戰士
麵對時尚的單調，專業人士提出過建議，他們的力量甚至還重新掀起了一波時尚熱，讓絲襪這種單品重新登場：
1955年《新觀察》雜誌社的座談會掀起的時尚大禮儀，提出了“進步不等同於服裝顏色單調”“應該多加探討時尚問題”的觀點，很快，共青團中央在1956年提出了“人人穿花衣，體現社會主義的繁榮”。
與此同時，洋襪配布拉吉也隨著中蘇友好成為了青年時尚符號，在這一時期，旗袍和長衫重新登上了街頭，甚至在東德的裁縫還來北京辦了場時裝展。
但這場服裝改革，非常短暫，很快就被繼續要求艱苦樸素了，政治嗅覺敏銳的國人，也重新把它們收了起來，避免沾上奢侈的標簽。
正在試布拉吉的女孩
在那個時期，服裝被賦予了更大的符號意義，很多人流行“補丁時尚”。
所謂補丁時尚，就是把樸素、惜物和節儉發揮到機製的時尚，這是個人品質的表現，也是未來前途的介紹信。當服裝選擇與個人前途密切掛鉤之後，甚至有人會不惜把新衣服用水反複衝洗，然後拿到太陽下暴曬、褪色後，再往胳膊肘上落幾個補丁，以跟上潮流。
因此，在這種氛圍下，絲襪自然也就消失了。
不過很快，國產尼龍絲襪出現了，它成為了我們對父輩的穿搭記憶，也成了一種獨特的中國穿搭文化。
圖片來源：《為了後人而寫》，光明網
1958年，錦州錦西化工廠研製出第一批國產尼龍-6樣品，拉開了合成纖維工業的序幕，與此同時，祖輩最愛的尼龍絲襪也開始登上了曆史舞台。
相較於傳統絲襪，尼龍絲襪耐磨，符合艱苦奮鬥的時代環境。雖然不透氣，但對於中國大眾來說卻是個新鮮物件，是了不起的時尚潮物，它的出現，意味著絲襪開始向中國大眾的普及。
盡管如此，尼龍絲襪仍然價值很高，在計劃經濟時代，買棉襪要線票，買絲襪要工業券。當時這工業券最珍貴，買三轉一響都少不了它。
所以為了省券，有一機靈人，專門趁外賓在的時候買尼龍絲襪，想趁著商場人員覺得茲事體大，不便當外賓麵收券的時候攜襪而逃。但沒成想剛走到商場門口，就被工作人員給攔了下來，不但把絲襪都退了回去，最後還被通報了單位，挨了處分。
別說老百姓了，當時國家領導人都把尼龍襪當寶貝。
看了上麵的故事，你肯定能理解為什麽父輩一代人對短款絲襪有這麽強的執念了。
盡管改革開放後，國內絲襪市場種類變多，任意選購，消費者除了老式短款絲襪，還可以選擇連褲襪、長筒襪，但大部分人還是對短款絲襪充滿執念。
人們選擇短款尼龍襪，除了兒時帶來的時尚想象以外，更多還有實惠的考量：
在上世紀80年代一雙短款尼龍絲襪隻要1塊，但一雙時髦連褲襪卻要十幾元。
但這種短款絲襪的原生穿搭風潮，卻引起了嘲諷與質疑，這種烈度，至今猶在。
香港人在上世紀90年代對中國的絲襪複興提出了質疑與嘲諷，當時上海某外企的香港管理者，嚴令禁止職場再出現短款絲襪，因為他們認為這種土味穿搭會毀壞公司形象。
而在北、上、廣城市裏已經深諳西方穿搭奧義的弄潮兒，也會對這種短款絲襪的時尚表示不滿，覺得這是不懂時尚法則的東施效顰。
不過，在改開初期，人們對於時尚的爭議，可不隻有短款絲襪：不合身的西服、裙子套毛褲、毛褲套絲襪……縱使以時尚原教旨的眼光，看這些穿搭會覺得匪夷所思，但從社會學角度來看，人們追逐時尚的熱情，卻是充滿活力。
至今為止，對於短款老式絲襪的羞辱仍然不停，但無論是喜歡也好，討厭也罷，這種穿搭模式都被打上了時代烙印。
80年代末，上海
曆史不會重複，但它會押韻。
1985年，Yves Saint Laurent來北京辦展，帶了很多絲襪，為了保證展覽質量，絲襪一旦破損，老外就會將它們扔進垃圾桶。但對於協助辦展的學生來說，這些東西補補還能穿，那是好東西啊。所以等老外一扔，他們就溜過去把絲襪撿回來，補補接著穿。
如今，絲襪不再珍稀，強大的工業生產力，讓人們打開電商就能得到；簡單搜搜，你就會發現很多小眾品牌正在崛起，而它們獨具巧思的產品，正在和#時代禦姐、純欲天花板的穿搭審美合流，掀起了第二波絲襪浪潮。
同時，絲襪也不再是“二毛子”或者是個人品德的印記了，人們在網上從不吝對它裝飾性的讚美——它重新回歸時尚，變回了它該有的樣子，成為了一道個人穿搭的選擇題。
社交平台上人們對絲襪穿搭的點讚，明白無誤地揭示了這一點，時尚激發了人們對於美的欲望，而這正是它最大的意義：
“時尚可以讓人們忽略現實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又或者參與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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