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存仁:我所知道的杜月笙
作者：陳存仁 來源：行者維摩詰爾
（全文約15000字）
民國十六年夏季，上海大疫。中西醫大忙，多醫生都病倒了！南市廣益善堂首席內科醫生也病了，主任丁仲英老師命我即日接替代診，每日約診一百人，我因初臨證，看得較慢。有一天到了下午四時，別的醫生都已走了，我尚未將開方存底料理完畢。忽然有一彪形大漢來找醫生看病，說是:“病人垂危，即刻要去出診。” 一麵說一麵就拉我走。那時我年少氣壯，並無畏怯，登上他的汽車直駛道前街警察廳宿舍，見到一個病人高熱昏沉、手足抽搐，真是危在旦夕!我診視之下，斷定是那時候最流行的傷寒症。我在丁老師門下已經學到了一套治理傷寒的方法，就不慌不忙地處方而回。
次日清晨，病人神誌已清醒，熱度亦減退，這樣經過十餘天，病人才告痊愈。原來這個彪形大漢，就是淞滬警察廳偵緝隊長韋鍾秀，他給我一張名片，還說: “以後有什麽事要我幫忙，隨時可以來找我。我每日下午六時到七時，總在四馬路言茂源酒店，有一張固定的桌子，風雨無阻必到的。”
此後，我從未找過韋鍾秀一次，倒是韋鍾秀常來找我。因他常有需要動筆墨的事，就到對門我住的地方，那時我住西中和裏丁仲英師家，即在言茂源對麵弄內，找我去代他看信劄、寫便條之類，寫得最多的，就是許多人向杜月笙先生拜師的門生帖。這類門生帖，有一定的款式，用的都是紅紙，紙質極粗，毛筆寫上去是不吸墨的；我就自作主張改用梅紅箋，既柔軟又寫，折疊三層，麵上再加上一個紅封套，前後共寫過四十多份。有一天韋鍾秀對我說:“你寫的門生帖，杜先生很讚，要不要幾時陪你去見見他？”我說:“也好。”
晚間，我將此事稟告國學老師姚公鶴先生，並問杜氏是怎樣的人物。姚師告我杜氏大約是一個粗魯大漢，但對世故人情極為通達；我們讀書人壞就壞在自認為清高，結果卻成“百無一用是書生”。這班人不要小看他沒有學問，但可以說是“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所以他對我說:“去也不妨，常常去見識見識，或有領悟世情之處。”
姚師是前清舉人，國學深湛，當時文人，多數有煙霞癖，以“煙”會友，孟森（心史）、陳訓慈（布雷）、潘公弼諸先生，都是姚宅常客。孟心史先生還從旁說:“應該去，看看看，杜先生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物。”
韋鍾秀陪同我去見杜氏那天，恰好是端午節，我隻拿了一本硬麵貼報簿，簿上剪貼了三段有關杜氏的新聞，因為那時隻有大家口頭相傳他的豪邁故事，報紙上卻比較少提到他的大名。有之，隻是這短小的三段新聞而已。
杜氏私邸，是在法租界華格臬路，書報上形容是侯王宅第，大廈連雲，其實地方並不大。私邸中，最主要的就是一間廂房，稱為“大餐間”，大小不過二十二尺乘三十尺那麽大。我去見他那天，是在下午一時許，杜氏剛起身，室內除我和韋鍾秀之外，別無他客。他是瘦瘦的個子，體重約一百磅，穿了一件熟羅長衫，身材好像一個文弱書生，隻有一對鞋子，顯得有些特別，是純中國布鞋款式，但不是布質，而是用深紫色的皮革來做的，此外一無特異之處。
他見到我之後，先寒暄幾句，都用浦東話，叫我坐在他的煙榻上，他自己就抽起鴉片煙來，同時也叫我橫臥下來，說:“困下來談談。”他最初說:“你寫的門生帖我收到不少，寫得整齊幹淨，真是不錯。”我說:“我有一件禮物送給你，這是最不值錢的東西。”他當時接了過去，打開來看，是一本貼報簿，裏麵貼了三張剪報，他就問我這是什麽意思?我說:“杜先生民間的名聲很大，但報紙上尚少見到新聞，我搜集到三段新聞，特地剪下來送給你。”他聽了麵露笑容，急促地說:“讀給我聽，讀給我聽。”我說第一段新聞是:“杭州西泠橋畔，新建‘武鬆墓’，墓碑上刻著‘義士武鬆之墓’，下款具名的是黃某、張某和杜月笙三人。”他聽了這段新聞，哈哈一笑，顯得非常高興。
接著他很急促地問我:“第二段講啥?”我就告訴他，記的是“浦東中學部分校舍坍塌，由杜月笙捐資重建”。他聽了又是“噢！噢！噢！”微笑不已。
等他笑過了，我又讀第三段，記的是靜安寺寺僧爭嚐產，由杜月笙調解平息。他聽後又笑了一陣，說:“今天端午，收到的禮物很多，但我最喜歡的倒是你的這本簿子，以後有任何新聞，你都替我留心剪下來，補貼在這本簿子上。”
接著就閑聊了許多上海掌故，他聽了覺得非常有趣。他說:“你以後多來來，以這個時間為最空閑……”話未說完，來訪的人已經絡繹不絕，於是我和韋鍾秀就告辭了。歸途中，我感到有一種印象，杜氏並不是理想中的偉男子，完全是一個文弱書生的品型，真所謂“英雄見慣亦平常”。韋鍾秀對我說:“普通客人去探訪杜先生，他隻是用手一揮，指著旁邊的紅木椅子，說‘請坐，請坐’四字為限，坐到煙榻上的人便是上客，要橫臥下來陪他的便是上賓，到他那裏去的文人極少，他特別看重你，你該常去走走。”
照我的記憶，杜先生最初不是叫月笙，他隻識得自己的姓名“杜月生”三字。因為浦東人的習慣，取名都叫金生、根生、貴生之類。後來不知道是哪位風雅人士在他的“生”字上，加上一個“竹”字頭，成為“笙”字，才改作“杜月笙”的。
其時他認識的字，除了自己的名字之外，大約隻識一至十這十個數目字，這是我最初見到的情況。後來請了一位教書先生，天天為他讀報，約三十分鍾。此外還給他認兩個方塊字。就這樣經過了若幹年，他竟會看信看報。
他對熟人並不諱言，一生從未受過教育，隻是幼年時由浦東高橋渡海，到對麵楊樹浦一間小學校，當了五個月的一年級學生（其時無幼稚園，初讀方字），學費是小洋五毫。到了第五個月，因五毫子籌不到，就此輟學。
他飛黃騰達之後，大達輪船公司新船下水，請他去主持下水禮，車經楊樹浦，他遠指一間毀損不堪的小學校，告訴那位船東說:“我曾經在這間學校讀過五個月書，後來再也沒有讀書的機會了。”
他常常提起少時在一家生果鋪當學徒。有一次，四川有位師長範紹曾在國際飯店宴客，吃到終了，侍者端上了一碟生梨，大家在談笑之間，都怪洋刀太鈍，削皮不易。唯有杜氏在片刻之間，把生梨的皮削去，晶瑩光滑，範師長見到他這般削梨技術大加稱道，杜氏卻坦白地告訴範說:“我本是這一行出身。”範聽後不敢讚一詞。
杜氏出身寒微，對窮苦人的生活很了解，所以他後來處理一切大小事宜，都是偏袒窮人方麵，勞苦階級的人對他的印象特別好。他常說:“不識字可以做人，不懂事理不能做人。”他對任何事情的處置，另有一套。凡是辦一件事，先決定上策如何，中策如何，下策如何，三點決定後，還要考慮這件事的後果如何。所謂後果，即有無反應或副作用，好會好到如何地步，壞會壞到如何程度。所以他發一言而能了事。但是不輕發言，言必有中。
他往往先聽別人講話，自己默不出聲，等到別人講完，他已定下了決策，無非是說“好格，閑話一句”，或者是說“格件事，不能這樣做”。他的判斷力極強，說過之後，從來不會變更的。
杜氏所受的教育，照我的觀察，是得益於聽書。所謂“聽書”，是江南人喜愛的一種消閑娛樂，由彈詞家或評話家連續彈唱講述的，如《嶽傳》、《水滸傳》、《七俠五義》、《三國》等，所以他對戲劇演出極感興趣。他自身的出發點，也是從“桃園三結義”開始的。足見小說不但感人極深，實在也是一種社會教育。
我初識杜氏時，他並無秘書或書記之類，隻有一個賬房先生。這時來往的人，絕無一個文人，所以我去之後，他表示很歡迎，總是和我談談社會新聞，問我: “報紙上是哪能講法？”我非但把報上的新聞講給他聽，還對若幹事情的來龍去脈加以分析，他聽了很是高興，因為當時他接觸的許多人，都是工商界人士。不久後有一位劉春圃常去，劉是在警察廳當司法科長的，能說，能寫，杜先生奉為上賓，好些文書往來，就由劉春圃代為執筆。其後，有一位任職紹興安昌鎮警局長的翁佐青，卸職後賦閑在上海，由張某介紹當了杜氏的秘書。從這時起，杜宅才有文房四寶和寫字台的設備。
翁佐青做了很多年後，又陸續延攬了好幾位精通文墨的秘書，都是寫作俱佳的。外間傳言“六君子”之一楊度，是他的秘書，其實楊不過是杜宅中一名清客，相貌枯瘦，杜氏不大喜歡他的；至於章士釗，也不是他的秘書，其地位近於謀臣策士一流。
此後出入杜家的人，越來越興旺，我因醫務稍有成就，比較少去。一天，因有一家第一流的藥材鋪叫做“童涵春堂藥號”發生勞資糾紛，杜氏來電話，要我到他家去。我到了他的煙榻上，他給我兩封信:一封是資方俞佐廷的信，一封是勞方職工的信。他隻說這件事你去辦一辦，辦到雙方協議時，由我出麵解決。
正在這時，突然有三個人踉踉蹌蹌地走到杜氏煙榻邊，三人年齡都很大，未曾開口先跪了下來。杜氏看見這般情形，為之駭然，連忙說:“起來起來。”這三個人原來是鄭正秋、張石川、周劍雲，那是當時明星影片公司的三巨頭。他一見鄭正秋，竟高聲叫:“四爺叔，啥事體?介緊張?有閑話盡管講。”接著周劍雲就說: “我們明星公司，千辛萬苦花了最大的資本到北平去拍了一部《啼笑因緣》，誰知道顧無為不聲不響地向法院遞了一張十萬元提供擔保狀，說是他拍《啼笑因緣》在先，要禁止我們的《啼笑因緣》，今天剛在南京大戲院上映，忽由執達吏到來加以扣押。這件事，隻能請杜先生出來解決，否則我們公司要宣告破產了!”杜氏很輕鬆地說:“不要緊!不要緊！”一麵拉著鄭正秋說:“先吸兩筒煙，平平氣。”接著張石川說:“如果我們拿出二十萬元，本來就可以提供擔保放映的，可是要是對方也跟著再加倍，那麽事情就永無了結啦!”杜氏明知顧無為是沒錢的，就問張石川說:“背景是不是×人?”張石川頻頻點頭。杜氏當即提起電話打給這人說: “鄭洽記四小開親自來磕頭，儂阿好讓一步路撥伊走走？”對方聽到電話之後，也隻說了三五句話，事情便解決了，由顧無為自動到法院取消控案，影片扣押的事也就撤銷了。這件事情是我親眼目睹的。
其實，這件事情在報紙上已鬧了幾個月，雙方延請律師登報互相責難，鬧得滿城風雨，可是最後隻經杜氏一個電話就解決了。據說顧無為後來拿到一筆錢，但是付了律師費、廣告費之外，恰好一無所餘。
事情解決之後，明星公司雖然挽回了破產的危機，實際上杜氏暗中貼了一筆錢，但絕不讓鄭正秋等三人知道，這是杜氏的一貫作風。事後，鄭正秋預備好一筆禮，親自到杜府拜謝，恰巧此日，我又在杜家。杜氏一看麵色就料到他們的來意，先開口說:“你們阿是來送禮的?”三個人訥訥不敢出聲，杜先生說:“倘然你們要送禮的話，以後明星公司任何事情，我再也不管了。”正秋知道杜氏脾氣，默不出聲，在煙榻上談了半天上海時事；一方麵對石川、劍雲兩人，伸出一個大拇指，屈了三屈，暗示拜杜氏為師。周劍雲早已預備了三張門生帖，就在談笑之間，三人突然向杜氏三鞠躬為禮，高呼“老夫子”，杜氏堅決不肯答應，說:“正秋四爺叔，年齡比我高，輩分比我大，哪裏擔當得起?”三個人又說:“如果杜先生不答應，我們決不離開。”杜氏在無可奈何之下，隻好連說幾個“好，好，好”，就算了卻這一件轟動全上海的大新聞。
杜氏要我經手辦理的童涵春堂藥號的事件，我一經調查，資方俞佐廷是上海總商會會長，花了五十五萬元，接盤童涵春國藥號。店是老店，但是藥鋪中人，上下舞弊，積習成風，俞氏派了一個老年可靠的親信宋輔臣擔任總經理，到任之後，宋氏暗中調查職工舞弊的事。一天，有一位張姓的夥計，送出一料“膏滋藥”，宋一查賬上，並無這一筆交易，即刻通知保人，決意要開除這個職員，哪知道這個職員片刻間帶了一個人來，這人自稱是鬱良心堂藥號的職工，說這料藥是鬱良心堂煎製的，他因沒有時間，所以托張君代送，根本與童涵春無關。此人的話剛說完，張姓職工即伸出巨靈之掌，重重地摑了宋輔臣四下耳光，宋氏當堂氣得話都說不出一句。全體職工騷動起來，一致支持張姓職工，幾十人立刻把宋輔臣抬出店外，放在街邊地上，聲稱“如果你明天再來，全體要打你”。宋氏懊喪之餘，隻好哭訴於俞佐庭，於是俞佐庭就懇求杜氏，代為薦派經理，解決此事。
我和童涵春堂的舊人都很熟，我就說明我是代表杜先生來解決這件事的。起初勞方提出許多條件，都是不近人情的，最後要宋輔臣焚香點燭叩頭道歉。我說:“這也是不公平的，要是杜先生出麵派一個經理來，大刀闊斧，秉公徹查，你們大家未必個個都是清白的。至於張姓職工也一定會被開除的。”全體職工聽我這話，當堂緩和下來，他們隻要求全體去見一見杜先生，當著杜先生麵前和宋輔臣握手言和，因為許多職工隻聞杜先生之名，從未見過他一麵，所以他們認為能與杜先生見一麵，是無上光榮的事。我就答應他們的要求，然後把情況回複了杜氏，杜氏當場就打電話給俞佐廷，俞佐廷回說:“這樣解決再好也沒有了，我明天送上四桌酒席，借杜府大廳，宴請全體職工和宋輔臣，雙方麵就握手言和。”杜先生連說了幾個“好，好，好”。次日晚上，童涵春全體職工，個個都理了發，換上新衣出席，還帶了鬆石軒照相館的一位攝影師，同來攝影留念。杜先生隻從內室走到大廳，話都沒說一句，大家已歡聲雷動，請杜先生坐在正中拍一張照片。留影之後，杜氏即因另有酬酢，匆匆外出，這一晚大家盡歡而散。宋輔臣事後對我說，他那天受了四記耳光，當晚就想自殺，哪裏想得到有這般的圓滿解決。從此宋氏在該店任職了十二年。
上海的大小糾紛，都是類此方式，由杜氏出麵，事情都化險為夷，得到和平解決。
當年上海的法租界，法國人認為是殖民地，不承認是租界，所以隸屬法國殖民部之下，所有官員執行著上一世紀的殖民地政策，對法租界居民處處用高壓手段，對待公務員也極苛刻。法租界的水和電，是由“法商水電公司”專利經營，職工的薪水極低，每月薪金隻有銀元八元至十元。
民國十八年，法租界水電廠的職工突然罷工，一時全法租界無水無電，僵持十多日，垃圾工人也響應罷工，法租界當局毫無應付辦法，但是不肯低頭。在急得沒有辦法的時候，由法工董局派人請杜氏出來調解。杜先生說:“我資格不夠，你們還是去請比我聲望高的人來辦吧!”其實杜氏早已料到，越早插手，事情越難辦，要拖到法國人支持不住的時候，他才能輕易地解決這件糾紛。
恰巧這時，有一艘法國大郵船抵達法租界外灘，全體搬運工人也袖手旁觀地罷工。這艘大郵船上載來一位外交大員，在不得已的情形下，隻能利用救生艇上岸。
這位外交大員上岸之後，見到街燈全無，汽車過處，一陣陣垃圾臭味迎風吹來，在車中法工董局首長黯然無語，這位外交大員便大肆申斥，次晨拜會吳鐵城市長，挽請出麵調解，吳市長欣然接受。
吳市長認為萬一由他出麵調解不成，有失身份，想來想去隻有杜氏可以了結這件事情，於是就派一位陳景儀拿了市長的名刺去見杜氏，說明這件事由中國人來料理，可以給法租界當局一個教訓。
陳景儀不但與杜氏交誼很深，而且杜氏也認為時機已到了成熟階段，於是打電話給法租界當局首長，約集法商水電公司經理先行商討。杜氏提出:“所有工人薪金一律要加一倍。”水電廠經理期期以為不可，講到最後加薪百分之七十五，但是法商方麵堅持罷工期間薪金不發，否則，日後他們隨時罷工，會無法遏止的。杜氏說: “好!就這樣辦吧!”
接著杜氏召集罷工領袖，有水電工人領袖、垃圾工人領袖、碼頭工人領袖，由他具柬在“三和樓”大擺筵席。先叫陳景儀和工人開會，任由工人提出條件，有些隻要求加薪百分之三十，有些要加百分之四十，有些要加百分之五十，罷工期間工資照給。陳景儀就用電話通知杜氏，事情已可迎刃而解，請他親自出馬。杜氏收了電話，立刻趕到，含笑到場向代表們打了一個招呼，全場掌聲雷動。杜氏一開口，全場又寂靜無聲。
第一句話:“你們要求的工鈿太少，我已替你們講好加百分之七十五，你們滿意嗎?”全場高呼“滿意”。第二句話:“罷工期間的工鈿不給，你們服從嗎?”大家 高聲說:“算了，算了。”隻有一個人站起來，振振有詞地說:“這一點不能同意。”杜氏說:“我已經答應資方了，不能變更，那麽罷工期間工資，由我來貼。”
大家聽了，又是一陣掌聲。豈知那位工人立刻說:“我要公司拿出來才接受，杜先生個人拿出來，誓不接受。”杜氏極迅速接著就說:“大家的損失由我貼，你的一份我負責叫公司會計處照付給你。”說罷之後，就倒了一杯酒，舉起杯子向大家說:“我祝賀你們勝利，也是中國人勝利，希望大家明日一清早就上工。”大家鼓掌如雷，高呼“照辦”。杜先生幹了一杯酒就走。一場連續幾個月的大工潮就此結束。從此杜先生的威望，震驚全滬。
國民政府成立不久，宋子文當財政部部長，發行二五庫券，到上海宴請工商界領袖，由秘書唐腴廬開名單。宋子文看了之後，刪除四個人，其中一個就是杜氏。唐腴廬力爭不可，宋子文勉強答應下來，結果全上海工商界所認的數目，杜氏居第一名，認銷總數達四分之一。宋子文見到這般成績，大為吃驚，親自到杜宅道謝。杜氏隻能說浦東國語，而宋氏隻會說英文和廣東話，兩人談話，往往答非所問。唐腴廬從中傳話，說出財政部的稅收，不及租界，而以香煙稅一項數字最大，要杜先生設法協助。杜氏說:“我是中國人，應該出力。”宋子文還認為他是敷衍性質，隨便說說，稱謝而別。
過了三個月，有一家最大的外商煙草公司，在上海黃浦江對麵浦東設廠，地屬華界，這家煙廠有工人八千名，高高的紅牆，四周圍起來，好像一座城堡一般，自辦警衛，自設水電，不納地稅，不繳差餉，廠址沿據黃浦江，所產煙支，自己用船隻運出，所以當地的中國政府機構，對這家工廠，一些辦法都沒有。
忽然有一天，這家外商煙草公司八千工人宣布罷工，煙廠當局態度強硬，關起廠門，一概置之不理。照煙廠當局的估計，隻要罷工兩個月，工人生活無著，全浦東有八千家戶口不能生活，到時便會複工，所以態度硬得很。
浦東是杜先生出生之地，罷工到一個月之後，工人經濟上已頂不住了，浦東紳商紛紛請杜氏出麵調解，杜氏認為時機尚未成熟，對工人除了加薪之外，還要工會打電報呈請財政部，要求“洋商香煙輸出租界一步，一定要納稅”。當然，工人各為自己，也不明白杜氏的用意。杜氏另麵告唐腴廬，要財政部下令火車、輪船、長江線各碼頭，立刻停止裝運不完稅的香煙。宋子文得到了這個請求，才明白杜先生的用意，一一如命照辦。
外商煙廠初時隻估計到工人生活維持不了多久，但是一牽入政治，他們就急起來了，公司董事會推出一個華人董事、廣告畫家胡伯翔來想辦法。胡伯翔想到非杜氏一言不能解決，又請陳景儀陪同前往會麵。杜氏說:“工潮的事，容易解決，如果納稅一項，外國人不答應，那麽工潮就永遠弄不好。”外商煙廠內憂於工人罷工，外患於全國禁銷。陷在窘境中，大約又僵持了一個月，不得不完全答應兩項條件，工潮就此解決。國民政府的駐廠稅收人員，也就從全體工人複工之日起，進駐該廠辦公。
杜先生的行為，愛大眾，愛國家，處處是這般方式，氣概豪邁，行俠仗義，風頭之勁，當然為世人所折服，於是聲名鵲起，名震全國。
某次，杜氏得政府當局授予“少將銜”。杜氏很高興地接受，特地在軍裝店定做一套軍服，到賈爾業路去晉謁政府某顯要，領取證明書及證章，回來時在國際飯店附近光藝照相館拍了一張相片。這張照片幅度不大，後來就懸掛在他的大菜間中。
光藝照相館拍了這張照片之後，送登《申報》、《新聞報》，因為杜氏輕易不肯拍照，很少有他照片登在報上，但登出之後，他也不以為忤。
不料幾年之後，上海有一種所謂“滑稽戲”，最著名的有裴揚華、程笑亭演出的《小山東到上海》一劇，裴揚華演的是小山東，程笑亭演的是浦東“陶巡長”，出場時巡長穿著警察製服，與報上登的那張杜氏軍裝照片，大同小異。巡長在台上一開口完全是浦東國語，講的話句句都像杜氏口吻，聽者無不大笑。這出戲頭本、二本、三本越演越旺，轟動整個上海。
有一天杜氏的隨從人員向杜氏晉言:“《小山東到上海》，影射杜先生，我們實在看不順眼，想去搗亂一下。”杜氏睜大了眼睛說:“大家浦東人，有飯大家吃，哪能可以？後天晚上我家請客，就叫裴揚華、程笑亭到我屋裏演《小山東到上海》，而且儂要好好叫告訴伊啦，決不難為伊拉，要是有一點點難為伊啦，我就不叫杜月笙。”隨從人員領命而去。
一經接洽，程笑亭麵如土色，說:“我陶巡長明朝起可以勿做，堂會希望作罷。”接洽的人見他怕事，反而說了許多好話，擔保決不會難為他。到了那晚，程笑亭登場了，一出台一開口，座客大家都不敢笑。程笑亭手足震顫，聲音低啞，杜先生見到程笑亭這般尷尬情形，立即吩咐從人到後台致意。明知程笑亭膽怯，於是他就首先領導鼓掌，大家也就跟著一陣如雷的掌聲。程笑亭精神為之一振，自此他便妙語如珠，依著平時杜氏的口吻，大家笑到前仰後倒，杜氏更是笑個不止，最後，重賞而散。
杜氏對劇藝界中人，常加照顧。有一天晚餐時，叫王無能堂會，王無能是上海所謂“獨腳戲”的前輩，嗜好極深，但是在台上精神充沛。演出時和他搭檔的錢無量問他:“你今天的精神何以這般好呢?”王無能說:“吃飽了來的，畢生別的東西我吃得不多，但是珠羅紗帳子已經吃掉十八頂了!”錢無量又問:“此話怎講?”王無能答:“吸鴉片時，煙鬥之下要襯一小方‘珠羅紗’，吃煙的人叫做‘鬥腳紗’，本來這種珠羅紗是做蚊帳的，我一小方一小方剪下來，已剪掉了十八頂蚊帳。” 此語一出，聽者恍然大悟，繼以狂笑，杜氏亦為之大悅。
王無能在堂會上又說:“近年身體大壞，恐不久於人世，將來我的後事，隻好靠杜先生了。”聽者以為這是笑話，杜氏卻用食指點了下自己的口，接著又用食指對台上一指，意思就是“閑話一句”，王無能會意，格外賣力，滑稽笑料，層出不窮。
過了六個月，王無能果然一命嗚呼。身後蕭條，一身之外，別無長物。錢無量一早九點鍾趕到杜宅，恰巧杜氏住在辣斐德路辣斐別墅，直到下午兩點鍾才回到杜宅。杜一見錢無量愁容滿麵，就說:“阿是王無能……”錢無量點頭稱是，杜氏即刻從衣袋裏掏出一張莊票，麵額很大，錢無量道謝而去。走到門口，對門房說:“杜先生真是閑話一句，連兩句都沒有，我等候了六小時，但解決這件事，不過六秒鍾。”
杜氏不僅對劇藝界中人如此，對鰥寡孤獨，都有一種特別的處置。早年對浦東一些寡婦每人發一個“折子”，每月可向他的賬房領月貼七元（相等於那時兩擔米價）。後來被照顧的人，更不限於寡婦，不少隱貧也有不同數字的補助，“折子”究竟發出多少，誰也不知道。凡是領折子的人不幸死亡，名為“還折”，還折時另贈葬殮費一百元。
有一天，客堂裏擠滿了憑折領錢的人，其中有一個人呶呶不休，要親見杜氏叩一個響頭，那時恰好杜氏身穿夏布衫褲，在客廳一角搖扇觀望，一班被救濟的人都不認識他，杜氏也不自我介紹，隻對那人說:“杜先生不喜叩頭跪拜一套的。”說罷，施施然離去。一家人暗暗發笑。
還有許多清寒的前輩和文人，他用另外一個方式調劑，每月派人送去固定的銀數，經年累月，從不脫期。
民國十八年間，杜氏聲名鵲起，威名遠震，無數人輾轉設法要想立雪程門，範圍遍及軍政工商各界，杜氏特別重視文職人員，凡投帖者，一律稱作“學生”，學生對杜氏，一律稱作先生或“老夫子”。
杜氏接受門生帖時，儀式簡單，行禮時規定三鞠躬，不許下跪叩頭。門生究竟有多少，向無統計，約略估計至少有兩千人。
何以有這樣多人投拜杜氏做他的門生呢?以我的觀察有幾點:
一種人因為受不了當時上海惡劣環境的壓迫，所以要投拜杜氏為師作護身符，這種人都是安分守己的，居最多數。一種因當時上海綁票之風極盛，每月必有一二人被綁，多的時候，每月竟連十數人，於是好多人都投拜杜氏，這種人家私百萬的富商巨賈不在少數。一經拜師之後，綁票匪便不敢下手了。一種是工商界中人，為了想擴展業務，避免糾葛，紛紛投拜杜氏門下，而門生與門生之間，產生濃厚情誼，對事業有莫大的幫助，所以這一類人數字極高。一種是當時上海的商業團體，凡是理事或理事長，差不多都是杜氏的門生，叫做“理字頭人物”。
一類是劇藝界中的佼佼者，為了怕人搗蛋，有損伶譽，於是都向杜氏投帖，特別是京劇界中人，往往不遠千裏來投杜氏之門，如杜氏接受了這人，都認為是畢生之光。
杜氏門生之中，數字較少而地位較高的，就是軍政界人士。所謂軍，不限於陸軍，海軍、空軍都有；所謂政，是遍及政府各部門。
一類是工人階級，多數是工會中的領袖，所以逢到工潮發生，勞資雙方都要請杜氏解決，除非杜氏不答允，答應到，“閑話一句”，什麽都解決了。
杜氏對收門生，考慮最多的，一種是武夫，一種是二世祖（即敗家子。——編注），他怕這般人攪風攪雨的行動會妨礙到他的聲譽，所以杜氏門下以這班人為最少。這些情況，在當時上海幾乎蔚為風氣。有一位二世祖周孝伯大律師，曾經和當時紅極一時的女明星張織雲結婚，結婚之前簽過一個極苛刻的婚約，證明男方如果拋棄女方賠償多少損失，而數字之大是周孝伯絕對不勝負擔的。不幸結婚三月，雙方便鬧翻了，女方要他履行婚約，周孝伯囊無餘資，哪裏拿得出來，糾葛鬧到杜宅，張織雲振振有詞，杜氏隻說:“周孝伯是嘸沒銅鈿格，官司打到底，也是嘸沒結果的，還是我來罷。”當時即掏出兩張莊票，麵額不大，張織雲隻好勉強接受把婚約撕了。杜氏同時關照書記，把周孝伯的門生帖取出，當堂撕了，周孝伯廢然而去。
另外一件事，是當時上海郵務工人會有十個人投拜杜氏，這十個人的門生帖子是我寫的，寫的地方是在大中華旅店。這十人之中，有陸京士、朱學範、張克昌等三位，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後來卻分道揚鑣，張克昌投汪政權，朱學範堅留大陸，陸京士追隨杜氏，矢誌不移。杜氏對朱、張兩人的離去，百般勸阻無效，認為是一件憾事，但得一陸京士認為是他生平最得意的事。
一件是上海漁市場的主任唐纘之告訴我的。抗戰時期，杜氏擔任賑務委員會委員長，民國三十一年十月到西北去巡視，經內江過自流井到成都，夾道歡迎的有數萬人，因為以往西北兩次旱災，均得杜氏捐輸巨款予以救濟，所以西北人對他表示熱烈歡迎。投門生帖的近兩千人，杜氏堅拒，且因哮喘劇發，說話不便，由四川省主席張群（嶽軍）替他審核名單，杜氏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便收了一千五百名門生。
到了寶雞，又備受歡迎，酬應繁多，杜氏又接受了五百多個門生的帖子，接著他轉到洛陽，靜悄悄地回到重慶。
照我的觀察和統計，杜氏的門生，上海約有兩千人，各省各地有三四千人。後來，門生間在上海組織了一個“恒社”，取“如月之恒”的意思，組織極嚴格，會員五百餘人。
杜氏對浦東鄉親極為關切，所以在愛多亞路建築一座浦東同鄉會，大廈巍峨，樓高七層。他還想造一座恒社大樓，在霞飛路近善鍾路處預備了十四畝地，可是這幅地上搭著木屋幾百間，杜氏不忍加以逼遷。另有一個門生願獻出一座新建大住宅，供恒社作為永久會所，他也沒有接受。
某年長江大水災，災區遼闊，無家可歸者百數十萬人，上海的最大慈善機關叫做“仁濟善堂”（其地位相等於香港東華三院），發出救濟呼籲，初時捐款的人不過一 千二千，杜氏見報認為杯水車薪，無濟於事，於是就自己開出名單，設宴六席，出席的都是當時上海的富商，而且他都代他們作過種種服務。他在席間提出要大家踴躍大量捐款，以示倡導，各人紛紛捐款，當堂募集到七萬五千元，杜氏自己再捐出二萬五千元，湊足十萬元送出。
這一次的事，報紙鄭重登出，大家都讚歎不置，此後仁濟堂的捐款數字，就大大地增加起來。當時仁濟堂主席是朱慶瀾（子橋）將軍，他見杜氏這般熱心，要他當董事，他堅決不就，隻說“有事我都幫忙”六個字。
曆年各種各式的捐款，我也記不清，寫不盡。隻記得有一位最早的抗日英雄馬占山將軍，在山海關外黑龍江嫩江橋和日本人打了一次硬仗，日軍著實死了不少人。消息傳到上海，杜氏立刻匯款十萬元給馬將軍及其部屬作為犒賞。同時，杜氏有一個學生，叫做孫桐崗（孫桐萱昆仲行），是空軍學校畢業，也參與作戰集團，頗有功績，杜氏擬贈他十萬元，孫桐崗堅不肯受。這兩件事，時間相隔很近，報紙上登載出來之後，大家奔走相告。可惜後來馬占山變節，而孫桐崗則建議將十萬元捐獻給國家，後來杜氏就個人奉獻飛機兩架給政府，一架叫“月華號”，一架叫“月輝號”，開國民獻機的先河。
“一•二八”炮聲一起，杜氏領導全上海工商機關組織抗敵後援會，支持抗戰，當時十九路軍在閘北英勇應戰。隻因十九路軍從南方調來，副食什物給養不充足，杜氏連夜召人商議指揮一切，同時關照各電台廣播呼籲市民捐獻，隻要電台上說要什麽，市民就捐獻什麽！東西堆積如山，杜氏辟出福煦路一八一號巨廈，作為臨時堆棧。
本來一八一號大廈連雲，占地二十餘畝。心想足夠堆置，不料各方送來的東西，排山倒海而來，竟然把二十畝地都堆得滿滿，其中還有卡車一百數十輛，同時還有許多司機自動義務日夜不斷地把貨物繞道送往前線。
有一天，杜氏與若幹名流，乘車繞道到十九路軍後方，親自慰勞各軍長，這事對士氣有極大的鼓舞。他會見蔡軍長，蔡氏說:“你們送來的藥品、西瓜以及香煙、毛巾、牙刷等，我們已分配給各士兵，現在隻缺乏通訊用的電話機電線以及電話總機，希望你幫忙。”杜氏即拍胸回答說:“由我負責明天送到。”杜氏等又碰到一位張軍長，是有名的鐵漢，張說:“你們送來的東西，真是多到用不完，不要再送來了。”杜氏當堂告訴他:“明天我們還要送一輛裝甲車給你，你的吉普車實在不夠防禦。”張氏初時推卻，後來也欣然接受。
杜氏歸去之後，一打聽，電話器材不是隨便買得到的，當晚就把自己的事業中匯銀行電話總機拆掉，並分電十個人負責各人捐獻電話機及電線，次晨即刻送去。此事震動一時。德商銀行買辦楊誌雲想到倉庫中有一座軍用電話機，也響應義舉，獻給十九路軍，杜氏就連同裝甲車送往前線，以供急需。“八一三”事件結束之後，市場恢複舊觀，中國人與日本人也漸漸稍有往來，日本方麵派出日軍軍令部長永野修身遊說杜氏，要他組設“中國建設銀公司”，資本三十萬元，以百分之五十一贈與 杜氏，杜氏毅然謝絕，日本人想盡辦法，勸其應允。日本人駐滬商會會長船井辰一郎保證隻談生意，不談政治，杜氏終不為所動。
在“八一三”中日之戰正式開始之前，日本鬆井大將及土肥原賢二，均往杜宅拜謁，杜氏托病不見，日人恨之入骨，所以中日之戰開始之後，杜氏就急速離開上海。
杜氏盛時，念念不忘要想發展他家鄉高橋的繁榮，那時市政府正擬辦黃浦江渡輪，以外灘為起點，先建了一座水上飯店作為總站，另有新型渡輪六艘，從外灘開行，經東溝等站，而以高橋為終點。杜氏聽到這個消息，當即推介譚伯羽主持其事，擬定一切均自籌自給，並且在高橋設海濱浴場，經杜氏策劃讚助，卒底於成。
高橋有了渡輪之後，交通方便，市況熱鬧。杜氏就決定在他的出生地建造一座祠堂，並且附設一所高橋小學以及高橋圖書館。
杜祠所占之地，不過兩畝，但是落成之日，四鄉男女老幼都要來參拜。杜氏聽到這個消息，決計不問鄉人送禮與否，大宴三日，估計四鄉來賀來吃飯的人，在二十萬以上，於是就將杜祠四圍空地填平，初填二十畝，後來因為上海有人發起，邀請全國名伶，到杜祠演劇三天，北京、天津的名伶龔雲甫、李吉瑞、楊小樓、譚小培、 王又宸、言菊朋、馬連良和四大名旦，都自動要求參加演出。消息傳出，全上海的人轟動了起來，識與不識的人都紛紛送禮，希望能獲得一張座券，因此杜氏在短期之間，又填地二十畝，搭蓋棚廠，並設戲台，演劇三天。看到這三天戲的人，都認為是畢生幸事。
這麽一來，原有渡輪六艘就不敷應用，臨時借用小型輪船十艘往來載客，又向全上海友借小型汽車一百二十輛接送來賓。該日除由當地軍警維持秩序外，還有閘北保衛團出動團員二千人參加保衛，所以，情況雖熱鬧到極點，而秩序井然。
杜氏親自款待嘉賓，到賀者除南京各首長外，上海市市長及各局局長，以及各國領事暨紳商都到齊。
最有趣的就是一個占地數畝的餐廳，自朝至暮，每隔一小時，開筵百餘席，名為“流水席”。而最熱鬧的，是在半夜散戲之後，一直要吃到大天光，多人為了要看三天的名劇，都沒有睡過一覺。這般盛況可以說是上海向所未見的。
九十年前，浦東有一個泥水工人叫楊斯盛，晚年積資甚多，他深恨自己不識字，因此聯想到浦東有不少兒童未曾入學，於是撥地十餘畝，捐資十萬兩，在浦東六裏橋興建了一所“浦東中學”，附設小學兩所，一所在浦東，一所在南市馬家廠，成為當時浦東第一個捐資興學的名人。杜氏對他極為敬仰。
浦東中學校務，被黃炎培（任之）等霸持。黃氏也是浦東人，喜歡攪政治，因此浦東中學經費，每年不敷甚巨。楊斯盛逝世之後，每年不敷的經費，均由杜氏負責彌補，因此被推為董事長。黃炎培依然需索如故，杜氏仍如數照給，鄉人嚐向杜氏訴說:“黃炎培任用私人，揮霍無度，毫無建樹。”杜氏一笑置之。
某年，陳群（人鶴）勸杜氏自建一大規模中學，杜氏鑒於自己年幼失學，為之心動，就在上海西區法華鎮辟地三十畝，興建校舍十數座，開辦正始中學，就由陳群當校長，學生大多數是免費的，少數雖收學費，數目亦收得甚微。
正始中學共有學額六千名，但陳群並無辦學經驗。開學之後，不但學生不多，而且程度參差不齊，杜氏大感失望，陳群束手無策。而杜氏又不願就商於黃炎培。一 天，我和杜氏閑聊，他問我:“正始多屬免費，何以學生不多？”我說:“辦學不是一件容易事，每一間學校，缺不了一個主幹的人才，譬如南洋中學主幹是王培蓀，南洋模範主幹是沈同一，民立中學是蘇穎傑和陸澹，他們都是具有辦學的才幹。陳群不是教育界的，當然不懂得處理。”杜氏聽了，頻頻頷首。接著我又告訴他:“民立中學，一山不能容二虎，陸澹頗想離去，大可以羅致過來。”杜氏連忙說:“好極了，好極了，你去約他來見我。”
我幼時也曾在民立中學念過書，陸澹教我國文，對我印象頗好，一經我邀約，他考慮了三天之後，和我一同去見杜氏。
陸澹先生本來是一位文藝家，寫得一手好字，他預先寫好兩幅扇麵，到了杜宅，一件送給杜氏，一件送給陳群。陳群對書畫鑒賞力極高，看了陸澹寫的字，讚不絕口。杜氏對陳群說:“陸先生是辦學校的專家，何不請他來幫你的忙?”陳群一口答應，並且說:“陸澹辦民立中學是有名的，希望陸先生能屈就正始中學總務主任。” 陸氏當即應允，不過，提出了兩個條件:各科教師，要全部由他延攬；學生入學必須經過嚴格考試，不及格者一律淘汰，連杜先生介紹的清貧子弟，也要經過考試。杜氏表示同意。
陸澹主持正始中學第二年，六千學位竟告全滿，杜氏大悅。正始中學校舍寬大宏偉，單是大禮堂就為全滬各學校所不及。上海最初成立“市參議會”時，找不到一個適當的會場，終於假座正始中學大禮堂，開第一次參議會成立大會，每二位議員都有一桌二椅，不但地方十分整潔，而且禮堂中沒有一根柱，記憶中比香港大會堂餐廳還要大得多，停車場又是上海所稀見的。各國領事都來參加，見了這麽大的中學校，覺得出乎意料。
杜氏的生辰是農曆七月十一日，每年逢到這天，杜氏皆不願稱慶，往往避壽他處，隻約一位老友閑話滄桑，這是他的“年常舊規”。
抗戰勝利的那一年，杜氏由重慶歸來，不久，逢到他六十生辰，友好堅決要替他做壽稱慶，預先邀定全國名伶來滬演劇，上海的戲劇界也參加演出，到時假座中國大戲院連演名劇十天。由於座券不敷分配，每一台戲連演二晚，等於十天中，有五場不同的劇目，票價高至五十萬元一張，三樓票也要賣五萬元。杜氏的愛侶孟小冬， 就在第五、第六晚，連演兩晚《搜孤救孤》，票款全部助賑。當時因為座券不敷分配，有不少軍警硬要進場看戲，幾乎鬧出事來，幸而有警備司令李及蘭在場，總算把所有風波平息下來。
杜氏全盛時代，上海凡是規模龐大的工商業機構，無不想盡辦法，延攬他當董事或是董事長，因為凡是大組織，環境上如發生糾葛的話，一定要有一個能緩和局勢的人物，那時在上海，隻有杜氏一人最為相宜。
因此，杜氏在上海工商界的大機構中，擔任了七八十個董事長或董事。杜氏每年在工商界的收入，不要說是股份上的利益，單單車馬費就有很可觀的數字。至於公職更多，國大代表，前已說過，上海市參議會議長一職，經當選而不就，其他重要團體如全國船聯會等都是會長。
何以一個最初不識字的人，有這般威望呢？都是因為他處理人事問題，有特殊的方式，往往隻用一句話，就可以解決了一個大組織的困難問題，好多公司召開董事會，都移樽就教到他家中去舉行，大抵小事他都不管，大事才請他出來說句話。
當時社會間各式各樣的勢力很大，任何機構隻要是由他擔任董事長的話，什麽事情都可煙消雲散，所以他成為上海百行百業眾望所歸的一個領袖人物。
杜氏對處理一件事，意誌極堅強，但是也有兩個極端相反的弱點。一件是對妻妾兒女的家事不善應付，常常為了家務鬧得大家不開心。舉一個例來說，他原本住在華格臬路，但是地方不大，氣派不夠，所以另外在杜美路古拔路轉角造了一座很大的新式住宅，將要入住時，家庭間鬧得不可開交，杜氏氣惱非常，又不敢向妻妾發泄，遷延又遷延。後來有一位風水先生來說，這個宅子，殺氣太重，住進去家中必多口舌，且有惡象隱伏，於是讓杜氏在花園中另建一亭，用來鎮壓風水。但是亭子造成之後，家中反而越鬧越厲害，杜氏竟然束手無策，所以這座巨宅，空置了多年。直到抗戰開始，杜氏離滬，始終未進入這座新屋住過一宵。
還有一件事，就是他的疾病。最初患的是痰飲症（即慢性支氣管喘息），後來轉為哮喘症，我在民國十九年開始為他診視，我對他說:“這病隻能治標，沒有根治的辦法。”他說:“中西醫不知看過多少，隻有你肯說這句老實話。”但是他每次發病，總是急得不得了，好像危在旦夕一般，堅決的意誌被病魔折磨殆盡了!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日，杜氏乘渣華公司最後一隻郵船“寶樹雲”號來港，住在堅尼地台二十號陸姓建築商住屋中，杜氏的生活環境為之大變，而哮喘的發作更頻，除了喘病之外，還有嚴重的神經衰弱症象。他本來是意誌極堅強的人，到這時意誌也極度的薄弱，一天到晚疑神疑鬼。一時中西名醫畢集，有時一天要請幾個醫生，而且有兩位醫生，早、午、晚要連看三次；同時各種各式的迷信辦法也試過。終於他在六十四歲生辰的前一天與世永別。時為一九五一年八月七日。
這篇文字，我僅是以我所見的實況寫出，對耳聞之事提及較少，不足以傳述杜氏的生平全部事跡。
司馬遷寫《史記·遊俠列傳》，有一個很好的見解，說是“六家要旨，儒俠相並”，但是《遊俠列傳》中的人物，如朱家郭解，不過是排難解紛。季布季心，也不過是重諾守信，所以要是與杜氏來比較，那些遊俠就差得太遠了！
至於曆史上有名的富翁，如石崇、王愷，不過是自己生活豪奢，更不足與杜氏相提並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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