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年底，中共中央因白區環境日益險惡，從上海遷到江西蘇區。之後的一段時間，毛澤東遭排擠，大權由擔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的周恩來掌握。
當時毛澤東的所謂“富農路線”遭到清算和批判鬥爭。根據地的高級軍事幹部龔楚等人也遭到清算鬥爭，周恩來宣布開除龔楚黨籍一年以觀後效。
某日晚，周恩來主持召開規模頗大的思想鬥爭會，被鬥爭的對象是龔楚和另一個叫孔荷寵的被撤職了的紅軍高級指揮員。龔楚被指控的罪名主要是他在廣西右江主持蘇維埃運動時候沒有大開殺戒屠殺土豪劣紳，因而被認為執行黨的政策不利，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周恩來在會上說，“黨為了要教育他們（龔楚，孔荷寵），特向他們進行無情的鬥爭，使他們的錯誤屈服在全體同誌的猛烈鬥爭火力之下。”龔楚在巨大壓力之下，被迫做出違心檢討（就如多年之後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張聞天黃克成所做的那樣），之後繼續接受同誌們的“猛烈鬥爭火力”。此時，一個叫黃蘇的年輕幹部（時任三十四師政委），起身發言揭發龔楚說，“我和龔楚同誌認識很早，而且有很多次在他的領導下工作，我知道龔楚同誌是小資產階級出身，過去生活腐化，在廣西工作時，曾以千元代價娶一個妻子，這一點龔楚同誌沒有坦白的。”黃蘇的這個揭發使得龔楚聽了忍無可忍，極其憤怒，因為那完全是無中生有的事情。龔楚的婚姻情況,同為黨內高級幹部的賀昌和鄧小平了解，而且賀，鄧二人還是協助促成龔楚婚姻的當事人。這個子虛烏有的揭發後來因為賀昌提出證明才不了了之沒有變成莫須有的罪狀，使得龔楚好歹渡過了一關。
鬥爭會結束後，龔楚與黃蘇在當時另一領導人項英家碰到，當時鄧小平也在座，龔楚質問黃蘇，“我在廣西工作時，你並沒有參加，為什麽說我一千元買老婆？”黃蘇訕訕地回答道，“這個消息我也是聽人家說的，人人都知道我和你是老同誌，在這次鬥爭會上我若不批評你，便是我缺乏無產階級的意識。所以我不得不將這件事說出來，反正事情已經過去了，我們老同誌還是老同誌，何必介意？哈哈------”。
黃蘇當時非常年輕，不過二十三四歲，他後來沒過幾年就戰死於戰場，死時才27歲。
黃蘇雖然死得很早，但他與龔楚的上述過節卻發人深省，讓人看到了早期中共黨內鬥爭的生動景象。如黃蘇事後自己辯解所說，他與龔楚是老同誌，如果他不積極鬥爭龔楚，人們就會認為他“缺乏無產階級的意識。”換句話說，當老同誌老戰友遭受鬥爭清算時，隻有落井下石積極參加“無情鬥爭”，才算是站穩“無產階級”立場。為了這個“無產階級的意識”或立場，“無情鬥爭”時，新賬老賬一起算，哪輩子的陳康爛穀子都要兜底翻出來說事兒，可以既不顧及同誌之間的友情和信任，也可以完全無視事實真相；可以把道聽途說當做事實牽強附會，也可以添油加醋，無中生有，假話連篇，隨意捏造。通常，人之常情，當不小心誤會冤枉錯怪別人時候，人們本能地會覺得愧疚和抱歉，然而，“無產階級意識”下的“無情鬥爭”卻完全沒有這層顧忌或包袱，無論“無情鬥爭”給當事者造成怎樣的嚴重後果或傷害，參與者絲毫不用背負道義上的愧疚。當龔楚質問黃蘇何以無中生有時，他隻輕描淡寫地一句“反正事情過去了，我們老同誌還是老同誌，何必介意？”就“哈哈”過去了。
其實所謂“無產階級的意識”，背後所強調的無非就是“黨性”，“黨性”要求黨員忠誠於黨，聽黨的話，黨叫幹啥就幹啥，黨指向哪裏就打向哪裏。龔楚被周恩來開除黨籍，“無情鬥爭”“猛烈鬥爭”，主要原因是因為他沒有聽黨的話，積極貫徹執行黨的殺盡土豪劣紳的方針政策。至於“殺盡”政策是否正當合理，是否符合當時當地環境的客觀情況，既不在考慮範圍之內，也沒有討論餘地（其情況與建國後廬山會議時彭德懷因上書毛澤東而遭罷免和清算鬥爭情況相似）。當“黨”（實際是“黨”的當權者）為懲罰那些不聽黨的話，犯了所謂“右傾”或“左傾”錯誤的“同誌”，而對他們開展“無情鬥爭”時，是否與黨（黨的當權者）保持一致，就是是否忠誠於黨，是否具備“黨性”，具備“無產階級的意識”的試金石。在“無情鬥爭”，“猛烈鬥爭”中，越是能夠泯滅人之常情，不問青紅皂白，不講情麵，六親不認，落井下石，甚至大義滅親的，越是能夠證明自己“黨性”堅強，證明自己具有“無產階級的意識”。至於“無情鬥爭”所采用的方法手段是光明磊落還是肮髒下流是可以忽略不予計較的。
中共從早年的肅反鬥爭，延安時期的搶救運動，到建國後的廬山會議，乃至文化大革命，“無情鬥爭”，“猛烈鬥爭”貫穿整個“黨史”，前赴後繼綿延不絕。許多今日鬥爭別人的鬥爭者，明日又成了被別人鬥爭的被鬥爭者。那個黃蘇當年雖然年紀輕輕，卻已經深諳黨內鬥爭中“無產階級的意識”與“無情鬥爭”的“辯證關係”。而周恩來雖然向被人稱道儒雅正派，翩翩君子，其實，在黨內鬥爭中，“無情鬥爭”，“猛烈鬥爭”也是不遑相讓與其他人的。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