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大院，並非建築上用圍牆圈起來的一個大大的院子。
建政初期，各大黨政軍機構進駐北京，先是工作部分，征用一個大四合院或以前的王府， 幾十間房子就夠一般不小的單位使用了，除高級首長住單間， 一般中層幹部也可以三兩個人擠一間，小幹部以及戰士， 地上鋪些稻草打革通鋪也就行了，至於吃飯， 有夥房即可， 幹部端回辦公處， 士兵捧碗院裏一蹲。
慢慢地各大機關的後方留守處也跟著搬進北京了，這樣個院子肯定是不行的，找大院子，把隔壁院子劃進來， 活到半郊找塊地皮， 搞個大院子。
此刻就不隻是個圍牆圍著住了很多人的“大院子”了，而是一個小社會，有家屬的拖兒帶女，單位不單單隻是“工作”的了，生老病死吃喝拉撒， 漸漸地發展到洗澡買菜寄信買香煙肥皂，托兒所衛生室都有。
這個小社會自成一體， 儼然一個城中村--此村非“農村”的村， 用上海以前的老法， 可以用高級的“邨”而不是“村”了， 也形成了一種其實與共產主義格格不入的“大院文化”，“大院”裏的人， 往往看隔壁或馬路對麵的胡同，是居高臨下的，把住那些胡同裏的人大致上稱為“小市民”，按新華詞典， 住在城裏的“人”， 就是“市民”， 為什麽要加個“小”字呢？這就是“大院”文化的精髓--自我拔高。
不說北京大院了。
當年陳毅饒漱石率領三野進了上海， 這二位不是土包子， 當然知道那種花園洋房高級公寓的舒服，各大機關也是用各種方法劃拉劃拉了一些， 最高級幹部住小樓，次高級住蠟地鋼窗，但是， 上海市區就沒有北京那種占地很大裏麵房子特別多的大的”院子“，因為大概除了學校醫院等，上海要想征用一個”院子“容納一個大機關， 很難， 又不能把學校醫院關掉，比如把華山路上海交大趕出去，夠整個三野司政後機關用了，不能夠呀。
但是， 上海有很多很大的辦公大樓呀，關鍵是其業主什麽帝國主義官僚資本等多，征用容易，因此， 為機關單位尋找辦公地點不難。
與北京不同的問題來了， 這些辦公大樓，純粹就是一些辦公室，在裏麵找些犄角旮旯的房間作為少數單身宿舍， 也就頂了天了，更不要說跟著進來的老婆孩子家屬等等”閑雜人等“， 咋辦， 到處鑽尖打洞想辦法， 這兒弄個石庫門住三五家， 那兒公寓找幾間房一兩戶，外國大班夾著尾巴逃走後的大花園洋房沒收過來安排十家八家，一句話， 散居在”市民“的汪洋大海之中， 我就知道太原路永嘉路口有一棟很大的花園洋房，住了一些山東老區來的幹部家屬， 有些幹部有那種年紀較大的孩子， 到了上海就地入了學， 隻要一個學期，八九十來歲的小兔崽子，滿口”扯哪扯哪“，再也不把打架說成”打仗“了，他們的同學， 有隔壁弄堂的資本家家庭的， 也有不遠處中國中學背後那個棚戶區的，也有不遠處哪個醫生教授家的，這個山東孩子哪會有”自以為是“的自我高級感！？到資本家或教授家去白相一次， 回來倒有可能嫌自己老娘有點土呢， 這就不可能添個“小”字到市民二字前頭。
不知道康平路院是什麽時候變成市委大院的，但從整個上海來說，幹部大多數還是與一般老百姓是“隔壁鄰居”，瑞華公寓是市委宿舍，南京路泰興大樓好像是華東局的，這些房子裏既沒有自己的食堂， 也沒有自己的醫務室，吃喝拉撒的管理權， 基本還是靠居民委員會， 那就不一定是這棟樓的了，孩子的上學， 也隻好就近了，唯一被保留下來的“幹部子弟”特質， 就是普通話，這才是他們能夠顯示自己比當地小赤佬高一點點的地方，雖然不標準。
1958年柯大鼻子慶施， 設想的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 應該住到工人新村去和普通群眾打成一片，建造了東廟二村（後來改為東安二村），現實太骨感，估計有關部門欺了上，該新村分內二村外二村，外二村是普通老百姓，內二村也有部分一般工人， 和市委的一般或中層幹部，最裏麵那幾幢房子， 才是柯（慶施“陳（丕顯）曹（荻秋）等領導同誌住的， 後來大概考慮了安保問題， 老柯率先搬去康平路， 緊接著一個二個除曹荻秋外， 都搬去康平路了。
如果把東安二村很嚴密地圈起來， 裏麵再建點食堂菜場澡堂等等服務設施， 那麽就可以認定是個與北京”大院“類似的大院了， 但什麽也沒有。
我有些同學就是住在東安二村的幹部子弟，極少數相互之間講普通話，周邊帶寧波音的上海話， 勢力實在太強大了，以致”擺放“二字， 不信哪位有機會碰上一個住那兒的幹部子女，99%他或她會說”bai dai", 而不會說“擱， ge".
我想， 上海的”分散居住“， 相對於北京的”集中居住“， 就是無法形成那種帶有”皇家氣息”的大院文化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