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筆者在文革中“湖南揪黑線戰團霜晨月編輯部”一九六八年一月編輯的《霜晨月》第一期上看到了被用作反麵教材的馬思聰逃亡到美國後發表的《我為什麽逃出中國》一文，閱讀之後深深地為這位音樂家在文革中的遭遇感到悲傷，文中詳細地講述了文革初期中國的亂象和他的遭遇，雖然，馬思聰本人在文革中的遭遇在現在來看並不是最悲慘的，至少他沒有被自己的學生打死或者不堪忍受而自殺，即使如此，通過此文也已經完全能夠感受到文革中對知識分子的迫害以及知識分子在文革中的惶恐心理。本以為這樣一篇文章會早已有全文在內地流行，但可惜在網絡上查詢了一下，沒有找到相應的原始文本，有的隻是對他這篇文章的介紹和他出逃的過程的描述。筆者抽空將此文錄了下來，以供大家閱讀。另說明一下，《霜晨月》上所刊登的翻譯的文本是據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蘇聯《文學報》的俄譯本翻譯的，因此此文可能與馬思聰的原文有些出入，特別是裏麵的人名、職務名稱等與我們了解的有所不同。同時，《霜晨月》也是轉載而來的，在轉載和印刷過程中也可能有錯誤。不過筆者認為，這些不同或錯誤並不影響整篇文章的真實性。
我為什麽逃出中國
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
我是音樂家。我很珍視安寧與和平，以及利於工作的環境。況且我是中國人，並熱愛和尊重我的國家和我的人民。在中國發生的事情，這是一場悲劇。和它比較起來，我個人所遭遇的一切不愉快都顯得微不足道。文化大革命還在進行，這個運動的殘酷、橫暴、恐怖、盲目和瘋狂是超過十七年來所發生的一切的，而實際也是史無前例的。它導致中國知識分子被消滅。同其他許多人一樣，多年來在終於起顯著作用的不論是黨內還是黨外的人民（即使並非一直掌握）——去年夏天和秋天所發生的事件令我灰心喪氣，並且迫使我和我的家人成為逃亡者，成為在國內漂泊無依的“饑餓的幽靈”。如果說我的遭遇在某些程度上和一般人有所不同，那隻是因為我成功逃出了中國，而大多數人都沒有能做到這一點。
這是怎樣開始的
我記得這是一個五月的星期天，這一天我第一次聽說到“文化大革命”。我的一個學生到我家來，沒帶小提琴，並且說他不能再到我這兒來學習了。由於“文化大革命”他因“資產階級”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而受到了批評。他不敢再學小提琴了。
前幾個月已經顯示出正在開展一場什麽新的運動。最近對電影、對某些曆史學家的攻擊加劇了，譴責他們“借古喻今”，每天晚上，廣播裏除了沒完沒了地反複敘述如此類的這個那個“罪犯”（這些罪犯中的許多人後來都自殺了），實際上其他的廣播就一無所有了。然而老實說，我並沒有感到可怕。當時一個來訪問我的朋友說：“你沒有寫過什麽文章，沒有說過什麽不正確的話，你毫無擔心的理由。”我唯一的罪行就是作為中央音樂學院的主席（原文如此——譯者注），在拿薪金，雖然實際上並沒有在那裏工作。
一九五四年起，事情已非常清楚，我這個學校領導人不過純粹是個掛名角色，於是我就盡可能擺脫了學院一切事務。學院的一切權力實際上都屬於學院的副主席，我還給幾個學生教小提琴。其中包括我的兒子胡龍（譯音：即馬如龍），並且有的時候在北京和中國的其他地區開音樂會。一九六三年以後，歐洲音樂完全被禁止了，我對於這個新的運動將如何進行毫無所知，而且別的任何人也完全不能設想什麽在等待著我們。局勢是緊張的，但是在過去也曾經有過比著還要緊張的時候，比如一九五二年。我對於這已經習慣了，不得不習慣了。但是六月份初，我被通知說音樂學院貼了攻擊我的大字報。
一個朋友說，對我說來最正確的辦法是在事件進一步發展之前先作自我批評。我的妻子和女兒雪莉亞（譯音：馬瑞雪）表示同意。我感到猶豫，除了我不喜歡之外，我沒有什麽好招認的。最後我的女兒以我的名義寫了一張聲明，聲明裏說我很高興地支持“文化大革命”，雖然我並沒有具體承認任何罪行，但是我仍然表示願意改造。我們買了三張黃紙，用大字報的形式寫了這張聲明，並且給它加了一個“我的決心”的標題。於是我把這張聲明送到學院去。
頻頻更選和無政府狀態
在那個時候還沒有紅衛兵，但是那些自稱的“革命師生”已經開始給學校工作造成混亂。一個名叫趙渢的人，是音樂學院的副主席，過去他實際上是音樂學院的主宰者，但是我把大字報拿去的時候，趙渢不許我掛它。我懷疑他恐怕是有意用我去做幌子，好轉移反對他的批評，但是不管他的計劃如何，也都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第二天他就被停職了，並且自己遭到大字報猛烈攻擊，一個對音樂一竅不通的姓王的軍官來代替他。然而過了一天，王也失寵了——他由於企圖召警察來製止“革命學生”兩派之間的衝突而犯了錯誤。
當我準備回家的時候，一個附中的學生要求我跟他一起到他們的學校去。在那裏，我被一群狂暴的少年包圍了，他們開始對我寫的一部音樂作品大喊大叫。這是一首為了紀念一個英勇的區黨委書記焦裕祿而寫的悲歌。這位書記為了捍衛自己的農村選民的利益而犧牲了，他永遠是黨的工作者的模範。我不是為了寫這類作品，為的是避免一些不愉快的事情。雖然當時我還是確實是對奉獻這首悲歌懷著敬佩的。但是少年們狂叫道：“你為什麽寫這麽悲傷的音樂？你不配是焦裕祿的擁護者！”然後他們讓我帶了一卷大字報回去，要我掛起來讀。我把這些大字報塞進了儲藏室。
過了幾天，從學校裏打來了電話要我去。在學校裏，我立即陷入了幾百人的破口謾罵、狂吼亂叫的大學生的包圍之中。“打倒資產階級權威！”在每一個口號就有人吼叫：“毛澤東萬歲！”一個小夥子喊；“馬思聰萬歲！”但這是喊錯了，而所有的人都向他猛撲過去。有一個人用書包砸我，但是沒有人打。我除了站立不動，別無他法。這一切我覺得完全是不真實的，可笑的。
我們被改造
這件事以後不久，我們十七個人就被叫到學校，並且接到通知要派我們去“受訓”，這裏麵有幾個教授和音樂學院的行政人員，其中包括學院的副主席趙渢，他的樣子好像是有幾夜沒有睡覺了。
這些人裏麵好多人是黨員。我們被送到社會主義學院，那個地方以前是共產黨的幹部馬列主義學習的地方，後來這所學校變成了知識分子和著名的文化人士設置的集中營。
在那裏你可以碰到各種各樣的人——畫家、演員、音樂家、電影導演、作家、文化工作者，美術學院、電影學院和其他學院的教師和教授。我們總共有五百人，我和國內最著名的一個小提琴家住在一個房間裏。
我在這個地方度過了五十天——從六月中到八月初，那裏是枯燥無味的，令人厭倦的。但是沒有人嚴厲地對待我們。我們被分成小隊，在軍官們的監督下閱讀各種文件，進行討論，而在空閑的時間，就給自己或互相寫大字報，而且還給“黨內當權派”寫大字報。
有一回我聽到一個非常的新聞，中央宣傳部擁有無限權力的副部長周揚垮台了。多年以來，他一直是我們的頂頭上司，在多次的整肅中，他都起主要作用。給各個文化領域的指示，比如說規定哪些外國音樂作品中中國可以演奏，都是從那兒來的。如果不算一九六二年那個很短的時期，德彪西和拉威爾以及二十世紀大多數作品都是被禁止的。在一九六三年全部歐洲音樂統統被禁止以前，貝多芬、勃拉姆斯、舒伯特等古典作曲家的作品還可以演奏。
周揚曾經被描繪成為毛澤東思想的表達者，而現在一位取代他的副部長卻向我們聲稱“周揚本人的思想是臭不可聞的、胡說八道的和難以理解的”。
他被稱為“頭號牛鬼蛇神”。
文化部派人來告訴我們關於周揚和他的部下令人吃驚的事情。我們被告知，似乎私藏武器（也包括大炮）的“反動分子”包圍了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居住地整個中南海地區。我們當時對外發生的事件所知不多，雖然偶爾我們也被允許回家過禮拜天，但是有一次我看見在我們自己房子上的牆上用大字寫著“打倒×××”。
有一天傍晚，一些從各個學校和部隊來到卡車開到學院。在一輛卡車上寫著四個漢字“黑幫專車”。這是八月九日，一進大門，我們就看到一大群群眾。我們被從卡車上推下來，我的腳還來不及著地，就有人在我頭上倒了一桶漿糊，別的人就在我的衣服上貼了大字報，戴上紙做的高帽子，上麵寫著：“牛鬼蛇神”。我的脖子上被戴上了一塊大牌子，上麵寫著“馬思聰——資產階級反對派的代理人”（譯者：原文如此），然後又加了一塊上麵寫著“吸血鬼”的牌子。後來他們給我們每人一個臉盆——“喪鍾”和一根棍子，我們必須用它來敲盆子。在趙渢的高帽上寫著“黑幫分子”，還給他披了一件厚厚的羊皮襖。天氣是很熱的，北京真正的八月天——不會低於38度。
這是一個野蠻的場麵，那些攻擊我們的人好像瘋子一樣，在喊著各種各樣口號的人群的喧囂聲中，我們被帶著遊遍了整個的音樂學院，沿路人們一直推撞我們，啐我們。我認出我的幾個相貌變成了畸形的學生。最後，他們強迫我們低頭，在一間房子的台階上排出兩排，開始百般辱罵，那些被認為“罪行”最嚴重的“黑幫”分子站在第一排，而比較小的“牛鬼蛇神”就站在後麵。在後排站出的有鋼琴家劉詩昆，他是一九五八年莫斯科比賽時克裏伯斯的競爭者，後來他的手被打斷了，已經不能再演奏。
看守們的橫行霸道
然後我們被帶到學校後麵的一排矮小的房子裏，過去這是放鋼琴的倉庫。我被領到其中一間房子裏。這裏僅僅夠放一張床。房間的一麵牆幾乎全是玻璃。每一個人在任何時候隻要他願意就可以觀看你。在我房間的牆上特別引人注目的是下麵的詞句：“打倒吸血鬼！”和“如果你們不老實，我們就砸爛你的狗頭！”。在過去的倉庫門上掛了一塊牌子：“牛鬼蛇神窩”。
每天早晨我們六點鍾起床學習毛選和報紙社論，吃早飯然後從八點工作到中午，我們幹的完全是毫無意義的工作——把分散的石頭壘成一大堆，或者是把屋子裏的東西搬到另一個屋子裏去。整個下午和晚上我們必須寫自我批評，這些自我批評充滿了這樣的詞句，如：“我們是趙渢的資產階級黑匪徒”，“需要對我們進行鬥爭，需要對我們進行改造”，我們每天把這些作品交給我們的看守。
每天早上、晚上，必須合唱，這個歌的名字叫《黑匪徒的狂嚎》（原文如此），歌中唱到：“我是牛頭怪物，我有罪，我有罪。我應當服從人民的專政，因為我是人民的敵人，我應當老老實實，如果我不老實，就把我砸碎砸爛。”
我記得最恐怖的事情就是一個一個地叫出來折磨我們。紅衛兵可以在任何時候命令我們：“低頭”然後他們強迫我們四肢著地爬行，好幾次他們在我的房間裏大吵大鬧，扔掉我的書，翻我的床，撕碎我的床單，一個“紅色看守”抓起我的被子，扔到屋頂上，然後喊叫道：“革命無罪，造反有理！”
有時候，“紅色看守”命令我們麵牆而立，要一直站到他允許轉過臉為止，可是過後他們完全把我們忘記了。他們或者強迫我們低著頭站在太陽暴曬的洋灰地裏。有一天夜裏，我在自己的房間裏睡覺，傳來了激烈的喊叫聲……。
一個小夥子和一個姑娘：“起來”他們命令到，我一躍而起，小夥子開始用皮帶抽我，而姑娘卻啐我的臉。我還不算受罪，而趙渢碰到這種情況則總是被打的趴在地上，鮮血淋淋。
這一切都發生在八月的第一個和第三個星期，當時紅衛兵在北京的狂暴行為發展到最高潮。在城市的另一些地方，也發生了一些駭人聽聞的事件，在一所中學裏，學生們簡直把自己所有的老師都打得要死。
由於被這種聞所未聞的殘暴行為所嚇倒，我的家人不得不把一些東西轉移到我的朋友家裏，其中包括我全部未發表的近作，十四首大型作品，把另外的一些物品賣給了一家小鋪，然後逃出北京。
紅衛兵全國大串聯
我的妻子和孩子穿上了那個窮人的破爛衣服，坐公共汽車到華中的一個城市，那兒有我的朋友。
雪莉亞告訴我們，六月間在音樂學院的學生中發生了長時間的無盡無休的爭論，這種爭論有時間帶有歇斯底裏的性質，在學院裏，在北京，我想也都一樣，紅衛兵的隊伍把自己稱作“八一八”、“東方紅”或“毛澤東思想”運動。在十一月，“八一八”運動由於自己的“反革命”性而遭到了“東方紅”和“毛澤東思想”這些隊伍的攻擊，但同時這三個組織都認為自己是赤膽忠心的“毛派”。
當秋天來臨的時候，局勢變化了，成千上萬的紅衛兵從中國的各地來到北京。他們住在學校的校舍裏，雖然街上有時還是很危險的，但學校裏的形勢對我們來說卻緩和了一些，我們的門旁已經沒有看守，也不注意我們，是按照預定的計劃還在寫懺悔。在九月初，我們被允許回家過禮拜六。後來我們又被允許從星期六的傍晚住到星期天的傍晚。而到十一月，我們已經能夠回家過夜，而且隻在白天到學校裏“工作”和“學習”。
我的妻子和女兒在九月底到北京來想和我見麵，但是我不能夠走出門，也就沒有能見到他們，他們是乘坐擠滿紅衛兵的火車來到，她們受到嚴密的盤問，並且差一點被當做嫌疑犯逮捕起來，雪莉亞開始說話，並且吃了沒有洗過的梨，這樣使他們就相信了她和我的妻子是貧苦的農村婦女。妻子和女兒在北京的時候，想住我們的朋友家裏，但沒有人敢接待她們，她們隻好在乘上火車之前在人群堆裏躲了幾個小時。
在這次嚐試以後過了兩個星期，雪莉亞一個人來到北京，這一回和我取得了聯係，並在我們的一個遠離市中心，住在南郊的朋友家裏會了麵。我們在院子裏一間小廁所的黑暗中悄悄地說話，而我們的朋友則站在入口處給我們看望，我們一直談了好幾個小時。
脫逃
在他們當時居住的那個城市裏，人們經常談論從中國逃出去的各種辦法，有些人是步行走去的，另一些人是坐小船——究竟怎麽走去，也知道的不太確切，但是她確信，我們也能那麽做。
可是我還沒有準備走這一步，我不可能輕易地離開去和我的家人會合，在我的家人居住的那個地區，紅衛兵的積極性加強了，他們可能在那兒逮住我。從另一方麵說，如果逃跑的計劃失敗，那麽我們就完了。整整一夜，我非常緊張，不能入睡。正如中國常說的那樣，我是“背水一戰”，最後我和一個熟人交談了自己的想法。
最後是“走”——他說，於是我同意了。雪莉亞排了半夜的隊，但終於弄到了火車票。我到學校去上了早班，然後說：“我病了，要去看門診。”我和雪莉亞收拾了那部分送去保存的東西，其中包括我的小提琴，然後用繩子捆成兩個包袱，我的新作品不得不留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