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有著兩千年的舊事可以追懷，而上海呢，一百年的時間在曆史中隻是一瞬，樣樣事情都好像發生在眼前，還來不及賦予心情……
……比起北京的故事來，上海的競利場的新人新事則顯得太鄙俗，太粗野，太不夠回味，太缺乏人生的涵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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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朋友卻千萬不要去交上海人。上海人出手不大方，宴會桌上喝不了幾杯酒，與他們洽談點什麽卻要多動幾分腦筋，到他們家去住更是要命，即擁擠不堪又處處講究。這樣的朋友如何交得？”
“上海的下層社會並不具備國際文化的追求”。
上海人“不知挽什麽風，捧什麽水，將自己洗滌 。”
“對於晉京獲獎之類，上海藝術家大多不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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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選自兩位不同的名家對上海、上海人的評論，前者是王安憶的《上海味和北京味》；後者是餘秋雨的《上海人》。
我將他們倆的共同點放在一起，也許有點意思，當然，也許沒啥意思。
他兩原籍都不是上海人；可又都不是北京人。
王出生在南京幹部家庭，以國語為主。
餘出生浙江餘姚，以浙江國語為主。
他倆都在上海生活好長日子；
他倆都在上海出名；
都在上海做官；
都不安心於在上海做官；
都在北京活躍；
都是從來不批政府的“口紅文化”文人、作家；
餘秋雨 1962 年開始發表作品；
王安憶插隊時期被評為縣 / 區 / 省級的“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
餘秋雨對文革中的行為不肯做任何懺悔；
王安憶寫文革中插隊享受特權，不見愧意；
他倆都是中共黨員。
文革中，餘秋雨加入過他自己說的“不止一個擾亂了全國政治的惡棍是上海發跡的“ — 其中一員。
文革中，王安憶母親的戰友的朋友 ---- 縣長親自推自行車送王安憶和她的行李到生產隊。他們的生產隊長可能是第一次見到縣長大人吧？（我離開農村之前，沒見過咱縣長大人）
文革後，餘秋雨官運沒受影響。當上上海寫作學會會長和上海戲劇學院院長。
文革後，王安憶回到小時候連上海童謠“伽西多蘿卜夾了塊肉”都不懂得老地方，出書請到冰心寫序，後來當上了上海作協主席。
按常情，他倆都該感激上海給他們帶來的一切成功和榮譽，何以兩人都恩將仇報 — 對上海不是惡語連連就是霍霍皮鞭？
餘秋雨說,上海藝術家對進京“大多不感興趣” — 他以實際行動告訴了大家，他不是“大多”的人，他表示出極大的“感興趣”。你讀他的文章和看他頻頻出現央視，就會明白，他對上海這個大都市的不滿足的大概原因了吧？看來，他自己是個非常清楚“挽什麽風，捧什麽水，為自己洗滌”的文人吧。
至於王安憶，在巴金去世的時候，寫了篇紀念巴金的文章，卻很難看到她對巴老的感情，隻看到她對巴老在中國近代文壇地位的關注。文章開始，她道出了巴金當年為魯迅的去世在哀悼隊伍前麵執幡旗，於是，巴金解放後當上了全國的作協主席。文章最後，王安憶坦白地自問：不知我能不能為巴金執幡旗？
接著，王安憶上京參加作協主席新選大會。然而，大會結果，為巴金“執幡旗“當上主席的是一位同樣是知青出生的女作家 ---- 我以小人側隱之心，看到王安憶在主席台上繃著的黑臉 --- 想起了她對上海人的連篇惡語和對北京人的馬屁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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