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前後四川省的非正常死亡
丁抒
「（李井泉）把「天府之國」搞成「地獄之國」，死這樣多人！如果四川是個獨立王國，那早就亡國了。」
——引自1962年蕭風調查報告《四川情況》[[1]]
四川省民政廳報的死人數字是四百萬，公安部查的是八百萬，我這裏還有一個數字是一千多萬，不知四川搞的什麽鬼！[[2]]
——1962年6月，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
一、從一張圖表談起
人稱「天府之國」的四川，1958年大躍進時人口7，081萬，是中國第一大省。這張圖表是四川省從1954至1962年人口死亡率。我們可以看出，從1954年到1957年，全國的人口死亡率逐年下降，而四川省的人口死亡率卻是逐年上升的。[[3]]我們來看看原因是什麽。
二、毛澤東的「社會主義」
1953年開始毛澤東發動農業合作化運動時，說農民有不入社的自由，但實際上到處都在強迫農民入社。據四川江津地區十個縣統計，入了社的農戶中僅有15%是自願加入的。[[4]]
農業合作社叫做「初級合作社」，因為土地、農具可以入股，與社員的勞動一起參與分紅。譬如四川井研縣，「土地分配占60%，勞動日占40%.」[[5]]按馬克思主義的教義，憑借對生產資料的佔有以分享他人的勞動便是剝削。毛澤東又下令辦「高級合作社」。所謂「高級」，就是取消土地、生產資料的分紅，全部共產歸合作社。很多初級社連一次土地分紅都沒兌現，就變成了「高級社」。四川江津地區從未分紅的合作社占80%.[[6]]
地主富農早已在土地改革時被剝奪了，這一次剝奪的對象是中農。有的地方乾脆將農民的土地證一律收走，農民從此就成了無產者。再以四川井研縣為例，說是對耕畜、農具折價，分期付款，其實多數高級社根本沒有付款。[[7]]正如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所說︰「農民所以支援我們，就是因為我們黨領導他們取得土地。現在你輕輕地一辦農業生產合作社，就把他的土地弄沒了。」「土地不分紅，牲口折價低，等於借辦農業生產合作社，把中農的財產挖一塊肉補給貧農」，「等於貧農又和中農平分了一次土地」。「把土地不分紅當做一個普遍政策……是不行的。」[[8]]但是，他說了不算。在毛澤東的強製推行下，農民僅有的一點財產被「共」掉了。
三、「統購統銷」
不過，辦「社會主義」的高級合作社，至多造成減產，並不會直接導致農民餓死。死亡率的增加是由於中共從1953年辦初級合作社時開始實行了「統購統銷」政策。這類似蘇共「餘糧征集製」，糧、油、棉、麻等主要農產品的購銷，全部由國家壟斷。除了政府規定的「留糧」（含口糧、飼料糧、種子糧等）外，全部由國家統一收購、統一經銷。按毛澤東的說法，「統購統銷是實現社會主義的重要步驟」，「統購統銷，就是把六億人口的飯都管起來。」[[9]]
每年「統購」的數字是在中南海決定的。地裏糧食還沒長出來時，收購指標就已分配到各省各縣，成為「國家任務」了。明明是強製收購，卻又冠之以「賣餘糧」。至於有沒有餘糧，農民自己說了不算，因為「留糧」該是多少，也是黨決定的。就這樣，僅用一個數字，就「把六億人口的飯都管起來」了。
自執政起，中共就開始實行剝削農民以積累資金發展重工業的方針。1950年10月，因介入朝鮮戰爭財政吃緊。在11月15日的中央財委會議上，陳雲曾說︰「請農民幫忙。現在還不能向工人求援，亦不能向資產階級找出路，公務人員亦沒有什麼油水……還是多剝削農民。」[[10]]「1962年，鄧小平曾承認「過去剝削農民多了。」」[[11]]
農民糧食不夠吃，來年青黃不接時國家再將糧食調撥一些回來，謂之「返銷」、「先征後銷」。這「先征後銷」，往返運輸的浪費且不說，當幹部不得不向上伸手要返銷糧時，往往已經餓死了人。
農民反抗，當局便以「反對統購統銷」的罪名加以鎮壓。許多農民因而被逮捕。譬如四川灌縣「今天叫都江堰市」，在1955年八月開展了一個「鎮壓反革命」的運動，被鎮壓的並不是傳統的「國民黨」、「地主、富農」，而是所謂「破壞統購統銷、破壞農業合作化的反革命分子。」[[12]]大量的是理應擁護共產黨的貧農、下中農。
「征購」任務重——虛報產量─超額征購——「返銷」太遲或太少——農民餓死。在1958年之前，這現象已經出現，隻不過規模沒1958-1961年那麼大而已。
1953年11月，崇慶縣開始實行統購統銷。全縣統購任務本為1，400萬公斤，可是幹部召集農戶開會，宣佈攤派額。誰抱怨數額太多，當場捆起。由於層層加碼，實際征購了1，864萬公斤。[[13]]到了1954年農民缺糧，要求政府「統銷」時，政府卻不見了。本來最肥富的溫江、郫縣、崇慶發生騷亂，農民到集鎮搶購食物、哄搶集市的食物。這時，政府出來鎮壓了，逮捕、槍決了共116名「破壞國家糧食統購統銷的階級敵人和反革命分子」。與此同時，「統銷糧」也增加了一些，但遠遠不夠。在六月中至七月底的一個半月內，僅崇慶縣羊馬鄉白廟村一個村莊裏就餓死了十八人，均為15歲以下的孩子及50歲以上的中老年人。78戶貧農死亡5人，55戶中農死亡8人，14戶地主死亡5人。[[14]]
四川省的非正常死亡就是從實行統購統銷以後的1954年開始的。
四、反右運動的重災區
四川是反右運動的重災區。1957年反右運動，不僅有六十萬左右的「右派分子」，還有「中右分子」。就全國而言，「中右」的總數大約為右派數字的四分之三。而四川不僅抓了五萬餘右派，還有六萬多「中右分子」[[15]].「中右」比右派數還多。
由於毛澤東指示「對工人、農民、手工業者，一般不要扣右派帽子」[[16]]，在工人農民中基本上沒有抓右派，抓的是「反社會主義分子」。
四川「在運動中戴上「反社會主義分子」帽子的，全省約有四十萬人。」[[17]]
工人、農民怎麽會「反社會主義」？農民和農村基層幹部的鳴放多就事論是，也不涉及社會主義，也無關共產黨的政權，且看兩個例子：
灌縣有一千四百多農民及基層幹部被指為「反社會主義分子」，罪名是「否定合作化和統購統銷，挑撥工農關係。」榮昌縣，1956年縣委書記強行推廣種植雙季稻，致使六萬畝稻田顆粒無收，鳴放中許多農民及基層部抨擊縣委瞎指揮。
但是，縣委說這是「放毒」，將其中五千八百多人打成了「反社會主義分子」，其中四十七人還逮捕判了刑。[[18]]
西充縣337名「反社會主義分子」中，工人和營業員隻占27名，另外310人是農民。[[19]]僅二十幾萬人的什邡縣，抓了121名右派後，在工人、農民、城鎮居民中抓了978名「反社會主義份子」。灌縣的「反社會主義分子」是右派數的7七倍，什仿縣是八倍，雙流縣是九倍。[[20]]
右派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社會主義分子」隻比右派少一個「反黨」，據中共黨史專家廖蓋隆說，反社會主義分子也按敵人處理。[[21]]
此外還有名目繁多的各類分子，譬如四川郫縣唐昌鎮另有創造，在居民中揪出了31個「爛言分子」。[[22]]
還有大量的沒名目的分子。正如廖蓋隆所說：「一些在農村裏頭劃的反社會主義分子呀，什麽等等，或者沒有名稱的，那就更多了，恐怕總有幾百萬人。那些沒有統計的不算。」[[23]]
廣東省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員羅翼群曾批評中共的農業政策，說過「農民在餓死的邊緣」。1957年7月，毛澤東在部署深挖右派的青島會議上曾提到他：「我們要講右派怎樣進攻，我們怎樣捉住了一批右派，如廣東羅翼群。」[[24]]廣東省委精心安排羅翼群下鄉「視察」，實則一路組織鬥爭會，說生活如何幸福，「農民在餓死的邊緣」如何荒謬。然而，不到兩年，全國農民就從「餓死的邊緣」落進了「餓死的深淵」。這時，「大右派」羅翼群再也沒人提了。
五、反右使大躍進通行無阻
在1957年以前，毛澤東的「階級鬥爭」還隻限於意識形態領域，各類批判未打擊工人農民。將「階級鬥爭」在全民、包括工人農民中鋪開，是自反右運動開始的。把幾十萬工人、農民打成「反社會主義分子」，將成百萬農民打成有名目、沒有名目的各類「分子」，是1957年底到1958年中的事。中國農民從未見過這種規模的政治鎮壓。反右鬥爭不僅使知識分子噤若寒蟬，也使工人農民心驚膽顫。
所以1958年春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運動時，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一樣不敢說話。毛澤東一說要「全民煉鋼」，無人敢說三道四。
由於公安部把拘捕權下放給生產大隊，生產大隊的幹部就有權隨意抓人拘留。[[25]]隻要大隊幹部認為你對大躍進態度「消極」，就可以把你抓去勞改。無半點人身自由的農民小心翼翼，管住自己的嘴巴，連家中的鐵鍋被砸了去「煉鋼」都不敢吭一聲。
當年被毛澤東點名而成爲「右派分子」的四川詩人流沙河說︰「如果1957年不搞這個反右鬥爭，第二年的大躍進的胡亂搞絕對搞不下去，上千萬人就不會餓死了。若敢那樣搞，就會有很多知識份子出來說那樣搞不行不行。但他那樣整了，愛叫的雞公都殺了，剩下都是不叫的。毛澤東要怎樣搞大躍進，沒得人敢出來說了。這是國家民族的大不幸。」[[26]]
六、大躍進運動為害最烈的省份之一
四川是大躍進運動的發源地。
1958年3月4日，毛澤東乘專機飛抵成都，住進西郊的金牛壩招待所。中共中央在這裏召開了一個為時近二十天的工作會議。毛澤東在這裏發動了大躍進運動。
會議期間的3月16日，毛澤東參觀了位於金牛壩以西幾公裏的郫縣紅光合作社。紅光社就成了大躍進運動的樣板。7月底，早稻收割時，經過一翻手腳，紅光社放出了一顆畝產3，752斤的衛星。《四川日報》的報道說，這塊高產田位於毛主席走過的田坎傍，這是毛主席走過的地方，一定要它長出好莊稼！8月5日夜晚，郫縣二十多萬人手持燈籠火把，到縣城慶祝豐收。接著，紅光社再開紅花，「創造了在一塊3.07畝土地上，平均畝產10，681斤的高產「衛星」」。[[27]]
8月間，郫縣犀浦鄉將三十多畝中稻「移栽」到一畝田裏，宣布畝產2.76萬公斤。9月12日，《四川日報》頭版刊出「郫縣友愛鄉第九社畝產乾穀8.25萬斤」的大新聞！[[28]]
當時，「移栽」是創高產衛星的合法途徑。《四川日報》報導的滎經縣畝產5，985公斤的衛星，「是公社組織勞動力以三晝夜時間，將24.5畝187塊水田的乳熟期水稻移並而成。」[[29]]渠縣縣委搞了個「畝產萬斤示範田」，將二十四畝眼看要抽穗的稻子移到一畝田裡.可惜密不透風，稻穗全部擠死，顆粒無收。[[30]]
為了創造畝產萬斤田，需要肥料。那時沒有化肥廠，隻好來土的。
四川農民多住茅屋。仁壽縣委要求水稻每畝施肥二十萬斤、畝產萬斤糧，公社幹部隻好打農民茅屋的主意，說是打牆泥作肥料。全縣拆毀了大批民房。灌縣縣委要求每戶積肥十五萬斤，有的地方完不成任務，乾脆就燒房子積肥。[[31]]
犍為縣拆了一萬八千七百多間民房。資中縣有幾百戶農民，房子被拆後不得不住到山洞裏。過了三十年，他們仍然蝸居在潮濕的山洞裏，手腳的關節都變了形。[[32]]
扒拆民房是為了大躍進，反對拆民房就是「反對大躍進」。「反對大躍進」就是「反革命」。在人人聽聞「反革命」而色變的中國，各地動輒拆掉幾分之一的民房而幾乎沒有遇到甚麼反抗，靠的就是「反革命」帽子的威懾力。
井研縣盛產菜油，便用菜油作追肥施進稻田。[[33]]
五月間的中央會議上，毛澤東號召密植，說︰「密植就是充分利用空氣和陽光。現在不是反浪費嗎？就應該把空氣和陽光的浪費也反掉。陽光每天辛辛苦苦地工作，你們都不利用﹗」[[34]]於是全國各地競相搞密植。誰反對密植，誰就是反對大躍進。重慶有人想一畝田下一千斤種子，以便畝產十萬斤。鄧小平見到，提出異議，方才製止。[[35]]
1958年，中共中央下達各地建「萬豬場」、「萬雞山」，幹部挨家挨戶搜羅家畜家禽。然後不管搜了幾頭豬，一律稱做「萬豬場」。四川將全省農民的豬都集中到了「萬豬場」，一個冬天下來，全省的豬死了百分之十，計三百多萬頭。[[36]]
成都平原的都江堰已造福人民兩千多年，現在為了躍進，竟在它上遊近旁又建魚嘴水電站大壩。兩、三萬人苦幹了兩年多，耗資四千多萬元，大壩造完了才發現泥沙淤積問題無法解決.總書記鄧小平對四川領導人李井泉、李大章說：「不要（弄得）李冰父子「二李」揚名千古，你們「二李」遺臭萬年。」他下令「恢複原樣」，炸掉了魚嘴水電站大壩。[[37]]
大躍進，什麽都要大幹。溫江專區調了十萬民工修建岷江電站和成都至灌縣的鐵路，均半途而廢。
八月間，四川還隻有一百萬農民煉鋼，到九月間就調動了八百萬農民，自帶口糧，上山煉鋼。[[38]]譬如宣漢縣，「抽調農村勞動力15萬人，上山辦起土高爐2，500.」崇慶縣委組織了數萬人拆城牆，不分晝夜地將拆下的城磚運給山上的「煉鐵兵團」。雙流縣派出四萬八千青壯勞動力到崇慶、灌縣去建土高爐，另有數萬人晝夜兼程為他們送生活、生產資料。仁壽縣煉鋼的農民有十萬人，其中三萬人被調到一百公裏之外的洪雅縣去煉鋼。[[39]]
結果便是《巫山縣誌》記載的這樣：「農村青壯勞力上山鋼鐵，田間生產僅依靠老嫗婦孺，成熟糧食多爛在田裏，豐收未能歸倉.」[[40]]
據後來四川省委調查統計，全省拋撒浪費的糧食為當年總產量的10%，約220萬噸。[[41]]人民公社食堂吃飯不要錢、開流水席造成的浪費還不計在內。
七、假高產引致真高征購
「畝產萬斤」，謊報高產，逐層往上，誰也不例外。
成都市委報告的市郊農村糧食產量是實產的一點八倍。[[42]]全省1958年實產糧2，250萬噸，省委宣布時誇大了一倍，4，500萬噸。[[43]]
既然農民的「留糧（含口糧、飼料糧、種子糧等）」是由黨決定的，除了田賦（農業稅）和「留糧」之外，都在征購之列。所以四川省委下達了一個遠遠超過1957年的征購指標。「征購入庫（的糧食）占實際產量三分之一。」[[44]]
1959年糧食產量比1958年減少了663萬噸，征購糧卻增加了73萬噸。上交給中央政府的糧食增加了46萬噸。[[45]]
這是大躍進前後幾年四川糧食產量和征購數：
1959年四川調出這麽多糧食，原有的運輸工具不敷使用，開始時四川組織運輸大軍，到5月間，抽調沈陽、成都、武漢軍區的軍車運糧。8月開始增加濟南和南京軍區的軍車運輸糧食。
八、廬山會議前
四川1955至1957年三年平均死亡率10.55‰，1956至1957年兩年平均死亡率11.24‰。而1958年的死亡率為25.17‰，就在大躍進高潮中，非正常死亡已達一百萬！[[46]]譬如富順縣，一萬多人非正常死亡。渠縣也有1.4萬人非正常死亡。[[47]]
就在那樣的情勢下，四川省委盲目樂觀，在11月間發出〈關於開展1959年農業大麵積高產運動的指示〉，號召實行「少種、高產、多收」。1959年6月再次提出這個口號。當年全省16，657萬畝耕田，有2，481萬畝沒有種。白白空閑了15%的農田！[[48]]結果是「少種、少產、少收」，1959年的糧食產量僅及1958年的70%.[[49]]
毛澤東的秘書、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田家英是成都人。1959年初，他率領一個工作組到四川崇義縣，實地調查58年放了一顆「畝產稻穀兩萬四千斤」大衛星的人民公社。他發現農民已經在餓肚子，「公共食堂吃的稀飯澇清」。開始農民不敢說實話，直到他連續幾個月拒絕公社安排的小灶、與大家吃一樣的飯，並脫鞋下田割麥子，同社員一起拉大車，才逐漸相信了他。他們告訴田家英︰糧食畝產隻有幾百斤，幹部吹噓多打了糧食，隻好多賣「餘糧」，將社員的口糧都拿走了，公社食堂當然隻能「稀飯澇清」了。[[50]]
5月間，四川主要糧倉溫江地區已有許多公社食堂糧食告罄而關門，糧食征購任務無法完成。
6月，仁壽縣農民餓死的消息傳到了省會成都。省委書記閻紅彥率工作組前去調查後，撥給了仁壽五百萬斤糧食。[[51]]但全縣人口近一百二十萬，人均不到五斤，杯水車薪遏製不了死亡。
5月初，瀘州地委書記鄧自力召開各縣縣委委書記會議，決定解散公社食堂，並把公社化以後收歸公有的豬實行「公有私喂」，把社員被收走的自留地以「飼料地」等名稱還給農民，又在生產隊下劃分生產小隊，實行包產.這些舉措受到農民的歡迎。他被百姓稱為「鄧青天」。
雅安地區滎經縣也已發現嚴重非正常死亡。地委宣傳部副部長劉恩前去調查死人情況，並寫成了報告。各級幹部對大躍進的嚴重惡果已經有所了解。四川省委迫於形勢，一度允許個別堅持退出食堂的人退出，自行開夥。
九、廬山會議後
但是1959年7月的廬山會議扭轉了形勢。會上，李井泉作為西南組組長，堅決反對彭德懷[[52]]，為毛澤東立了一功。
回到四川後，他繼續大反右傾，批判「瀘州地委以鄧自力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將鄧自力和地委書記崔章、行署專員陳懷堂打成了「反黨集團」。[[53]]連瀘州專區都被撤銷，各縣劃分到其他地區去了。
到滎經縣調查非正常死亡情況的雅安地委宣傳部副部長劉恩也因為他那份報告裏講了死人嚴重的情況而被打成「三反分子」。
各地搜索右傾分子的辦法不一，以李井泉的法子最迅速、最準確。在省委擴大會議批鬥五十幾個右傾分子的同時，下麵各地區按他的指示對十七級以上的幹部「大約正副縣長、縣委正、副書記及地委正、副部長等級別的幹部」作了個「測驗」，將彭德懷在廬山的發言發給他們，讓其表態。由於幹部們還不知彭已成「反黨集團」首腦，紛紛表示同意其意見，於是紛紛落網。102名縣委書記、縣長以上的幹部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或「犯有嚴重右傾錯誤」。[[54]]
重慶市南桐區區長李治平管轄的礦區內有農民。在上級逼他多交糧食時，他反問了一句「農民吃什麼？」結果就被扣上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
十、「反瞞產」、「反右傾」、高征購
高征購的始作俑者是毛澤東。7月5日廬山會議期間批準1959年糧食徵購報告時，又表示不讚成糧食銷售「城市供應及部分農村災區返銷糧」427.5億公斤的計劃。他認為「略多了一點」，主張調整為400億公斤，或405、410億公斤，比1958年減少100億公斤。他批示道：「告訴農民，恢複糠菜半年糧……苦一年、兩年、三年，就翻過身來了。」[[55]]
1959年初廣東省委報告「糧食緊張完全是假象，是生產隊和分隊進行瞞產私分造成的」時，毛澤東曾親自擬定文件，將該報告批發全國：「公社大隊長小隊長瞞產私分糧食一事，情況嚴重……在全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56]]於是各省都以毛澤東的批示作為依據，搜刮農民的糧食。
毛澤東「恢複糠菜半年糧」的新指示，等於許可從農民嘴裏挖口糧。廬山會議結束後，各省在反右傾的同時立即掀起了一場「反瞞產私分」運動，全國一律，沒有例外。
李井泉是大躍進中新提拔的政治局委員，上交給國家的糧食占全國收購總數很大份額。他要在毛澤東那裡保持這個光榮，隻有不惜一切代價把糧食從農民手中挖出來。11月間，省委決定就「農業是否增產」、「公社食堂好不好」等問題開展大辯論。與此同時，「核實」糧食產量，開展「反瞞產鬥爭」。
崇慶縣也座落在豐饒的成都平原上。從1958年開始農民就「非正常死亡」，餓死了人，縣委負責人不思罪己，卻發動「治安運動」，對因饑餓而偷青、吃青的農民展開殘酷鬥爭，對農民隨意搜家、罰款、鬥爭，打死人及逼人自殺十二起。
[[57]]
宜賓市，市委派工作組到下屬石馬公社，將幾百名基層幹部召集去開「反瞞產私分」大會，當場捆綁、吊打了十九名幹部。宜賓市委書記又將此做法當作「經驗」在全市推廣，鬥爭、捆打了兩千五百多名基層幹部。[[58]]
宜賓縣，（縣委）「不僅搞瞎指揮，而且搞高指標、高估產、高征購。群眾提了意見，就搞現場批鬥，「火線整風」；完不成征購任務，就「反瞞產私分」……由於嚴重挫傷了幹部群眾的生產積極性，1960年，全縣人民公社普遍減產，糧食畝產僅83公斤。」[[59]]
仁壽縣委把全縣的公社幹部召去開大會。會上將公社幹部一個個輪流叫上台，讓民兵抽打，逼問「把糧食放到哪裡去了？招﹗」幹部們吃不了皮肉苦，隻得胡亂報個地方，說藏了多少糧食。於是當即打電話回去搜查。農民僅剩的一點糧食就這樣交了出去。
豐都縣，縣委召開「反糧食瞞產」現場會，逼迫基層幹部交糧，交不出就打。
縣委第一書記劉維梓提出「先打第一線（公社管區支部書記、大隊長、會計、保管員）、再打第二線（生產隊長）、後打富裕農民」。「當場吊打7人，其中打死1人。會後，（各）區、鄉召開打人現場會，當場打死173人，被撤銷幹部職務1，179人。」[[60]]
「反糧食瞞產」的成果體現在征購數上。譬如夾江縣，「1959年全縣糧食比1958年減產1，098萬公斤，征購反而增加750萬公斤。」[[61]]
十一、全國最低的口糧標準
四川除成都平原，多丘陵山地，人口眾多，生產力低下，農村產糧除農民自食自用外，商品率隻在百分之二、三十之間。1958年以前，四川平均每年征購的糧食占產量的31%，1959年實產1，582萬噸糧食，比1958年減少了663萬噸，但是在「反瞞產」過程中「查」出大量並不存在的糧食，於是省委公布說產了3，500萬噸，征購糧比1958年增加了73萬噸，上交給中央政府的糧食增加了46萬噸。[[62]]征購的糧食高達產量的49%.[[63]]
四川的糧食征購率比全國平均水平將近高十個百分點，農民人均留糧比全國平均數低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64]]「1959年四川農民人均留糧（包括種子、飼料和口糧）從1958年的512斤（256公斤）猛降為278斤（136公斤），1960年又繼續下降到260斤（130公斤），兩年都低於全國農村人均378斤（189公斤）的留糧水平。」[[65]]去掉種子、飼料糧後，口糧已所剩無幾。
四川省委規定口糧標準：「城市居民是21斤，幹部隻有19斤，農村社員一般是十六兩老秤的四至五兩原糧。就是這麽低的標準有的地方還不落實，隻有空指標沒有糧食。」[[66]]按五兩計，為156克原糧，折合大米僅117克。
因為農民可以吃多少糧食是由省委、縣委定的，因此非正常死亡就與該地是否富饒沒什麽關係了。豐饒的夾江縣，縣委規定，「口糧標準按年齡、勞力分為5級，吃16兩製舊秤2、4、6、8、10兩。」[[67]]「0.063、0.125、0.188、0.25、0.313公斤」2兩原糧，折合成大米，還不到50克，喂雞都不夠。在別無他食的情況下，吃2、4兩的人必死無疑，吃6、8、10兩的勞動力也不一定能熬得過去。
「反瞞產」、強行征購糧食後，農民的口糧完全不足以維持生命。譬如江津縣，「1959年，全縣農村人平分糧83公斤。」[[68]]平均每人每日僅0.23公斤原糧，折合大米，僅170克。連一頓不夠，遑論一日三餐？
宜賓市，「反瞞產私分」後，該市所屬農村的十六萬農民平均每人年口糧隻剩幾十公斤。[[69]]宜賓縣，「人平口糧最低時減到原糧每日三兩七錢五（0.188公斤），導致全縣腫病突發，不正常死亡嚴重。」[[70]]
榮縣農民的口糧更低。「1959至1961年糧食減產，征購的比重增大到40～45%.農村留糧大大減少。1960年農業人口人平糧食僅62公斤。」一個人一天隻有0.17公斤的原糧。[[71]]
1961年，四川全省「農村人均口糧隻有129公斤。」[[72]]
當時的中共成都市委宣傳部副部長蕭菊人曾這樣回憶：「我親眼看見好多人是怎麽餓死的。當時讓我帶醫療隊去農村醫腫病，讓病人開好夥食，所謂開好夥食就是每人一天有六兩糧幾錢油。……有一天我看見稀飯抬出來，一個農民拿著碗去盛，就那麽幾步路都未走到，就倒下死了，很可怕的。」[[73]]
1962年中共中央辦公廳財貿組組長蕭風被派赴四川調查。他的調查報告裏說：「口糧。1959年計劃每人每天一斤。1961年後，規定貿易糧6兩、4兩（16兩秤，下同），有600萬人口的特別嚴重地區，每天隻有2～3兩。」[[74]]三兩原糧，折合大米，隻有70克。誰也不能靠這點米維係生命。
當時四川城鄉人民已經嚴重缺糧，可是1960年9月1日省委一道命令，宣佈四川省糧票作廢，剝奪了全省城鎮居民逐日省下的四千八百萬公斤口糧。[[75]]半個月後，省委又強令城鎮居民每人每月節約兩斤糧食，實際上又一次降低糧食標準。
據當時的共青團中央委員、重慶市團委書記廖伯康一段回憶：「周總理知道四川很困難後，提出來要調幾億斤糧食給四川解決困難，他（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卻一口咬定四川沒問題。」[[76]]李井泉在毛澤東、周恩來那裡掙足了麵子，四川人民則為他付出了千萬條生命的代價﹗
十二、非正常死亡超過百分之十的縣份
《四川省誌大事紀述》裏有個統計表〈四川省1960年人口自然增長率（不含機械變動即遷移）〉，在1960年內全省173個縣裏有161各縣人口減員超過百分之五：65個縣超過5%，41個縣超過6%，23個縣超過7%，17個縣超過8%，8個縣超過9%，7個縣超過10%.[[77]]實際上，多數縣非正常死亡超過10%.
且取一些例子看看。
1.灌縣：所謂「天府之國」，曆史上指的是溫江地區這一片豐饒的川西平原，包括都江堰灌區所在的灌縣、郫縣、崇慶、金堂、大邑、邛崍等十一個縣。該地區是四川的糧倉。拜都江堰所賜，灌縣兩千年來一直旱澇保收。1958年3月21日，毛澤東在成都主持會議、發動大躍進時，曾興致勃勃地驅車到蓮花村和都江堰觀，感歎道：「灌縣是個好地方嘛，山青水秀喲！」[[78]]由於1959年和1960年國家分別征購了44%和50%的糧食，造成12.3%的人口，四萬二千多人餓死的慘劇。[[79]]「圖1」
2.再看都江堰與成都之間的郫縣，即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運動時視察的紅光合作社「後來叫紅光人民公社合興分社」所在的郫縣。
由於1958年毛澤東曾視察過該縣紅光社，成了全省大躍進的先進典型。廬山會議後反右傾，郫縣又打頭陣，第一個完成糧食征購任務。但不久溫江地委即發現該縣的公社食堂相繼斷糧、關門，決定給他們一些救濟糧。可是郫縣縣委拒不接受，農民隻有餓死。1957年該縣人口28.15萬，1960年僅22.92萬。其中僅1960年一年內就死亡43，865人，占該縣人口的六分之一。三年饑荒，20%人口非正常死亡。[[80]]
1958年3月16日毛澤東視察過郫縣紅光合作社後，「紅光社，開紅花，毛澤東到了我們的家」是郫縣乃至全四川的學童們都得會背誦的歌謠。多少唱過「毛主席到了我們的家」的學童餓死已不可考！
3.廣漢縣，12.1%的人口，4.1萬人非正常死亡。
4.什邡縣：「非正常死亡」四萬人，占人口13%.[[81]]
5.成都北邊，綿竹縣，3.6萬人非正常死亡，10.0%.[[82]]
6.從成都往南，新津縣，2.15萬人非正常死亡，11.5%.[[83]]
7.簡陽縣：17.0%.一百二十二萬人中二十萬人非正常死亡！[[84]]
8.夾江縣，風景如畫的青衣江從中穿過，到樂山輿岷江會合。會合處就是著名的樂山大佛所在。就在這塊富庶的地方，每八個人裏餓死了一個！[[85]]
9.井研縣：13.2%，不到八個人裏就死了一個。《井研縣誌》說「人口死亡率超過曆史最高水平」[[86]]，正是實話。
10.大足縣，14.3%.峰值在1961年。[[87]]
11.從重慶沿嘉陵江上溯至嘉陵江、渠江、涪江會合處，是風景秀美而富饒的合川縣。那裏8.5萬人非正常死亡，占人口的8.2%.[[88]]
12.犍為縣，4.8萬人非正常死亡，為1958年人口的13.2%.[[89]]
13.宜賓市及其所屬農村：12.4%.若非正常死亡的90%發生在該市所屬農村，則農村的非正常死亡為21.2%.總共三萬八千人冤死。[[90]]
14.宜賓縣：十萬人餓死，占人口12.9%.[[91]]
15.墊江縣，8.1萬人，非正常死亡率15%.[[92]]「圖2」非正常死亡集中在1959、1960年，到1961年就恢複正常了。
16.宣漢縣，71萬人口，四年間死亡11.9萬人，其中近十萬人非正常死亡。[[93]]非正常死亡也集中在1959、1960年。「圖3」
17.富順縣：餓死九萬餘人。非正常死亡率11.94%.1，399名兒童因父母雙亡而成為孤兒。[[94]]
18.以「巫山神女峰」聞名的巫山縣，非正常死亡率為15%.[[95]]
19.到1961年底，仁壽縣人口比1958年末少了14.3萬，1959、1960年死亡人數厥如，但1961年還死了4.25萬人[[96]]
20.宜賓地區的高縣，3萬人，10.4%非正常死亡。[[97]]
已經20個縣了，四川非正常死亡最嚴重的一些縣還沒有談到呢。
十三、「鬼城」豐都
官修《當代四川大事輯要》載，當時四川的「人口非正常死亡」，「以雅安、樂山、涪陵、江津四專區最為嚴重。」[[98]]1962年，四川省委組織部副部長苗前明到涪陵開會後到重慶，告訴重慶市委的幹部：涪陵地區「各縣加在一起死了二百多萬。」[[99]]
以「鬼城」著稱的豐都縣就屬於涪陵地區，當時叫酆都。沿長江而下，行不多遠就是豐都。該縣57萬人口，十萬人非正常死亡。「圖4」1960年3月，縣委第一書記劉維梓被撤職，5月，劉維梓、縣委書記李誌亮、縣委農工部長餘家發、公安局長楊坤山等被逮捕判刑。[[100]]
1962年6月，當年共青團中央委員、重慶市團委書記廖伯康向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匯報時曾說：「四川死人最嚴重的地方，一個是雅安地區的滎經縣，一個是涪陵地區的豐都縣。」[[101]]
其實，豐都的非正常死亡不是最嚴重的。大邑縣的死亡率更高，34.7萬人，其中20.4%，7.1萬人非正常死亡。[[102]]「圖5」
內江專區的榮縣也遠比豐都嚴重。「1958至1961年……死亡18.95萬人。」非正常死亡率為24.4%，幾乎四分之一。[[103]]
十四、滎經慘案
再看滎經縣。據廖伯康回憶：「（1962年3月）四川省委工作會議期間，雅安地區的滎經縣委書記說：他那個縣人口死了一半。還描繪說有一個村死得一個人不剩，連埋人的人都沒有了，隻得派另外一個村的人到這村來埋人。這些埋人的人沒有吃的，又要挖坑，是重體力勞動。結果埋人的人也死了，隻好再從其他的村調人來埋這些埋人的人。」[[104]]
若按縣誌提供的人口數字計算，從1958年到1962年從12.4萬減少到7萬，減少了接近一半。但按縣誌提供非正常死亡數僅2.87萬，約23%.原因是有2.7萬人「失蹤」，縣誌未作任何解釋，甚至沒有解釋是否「遷出」。而當時遷移者少得可以忽略不計。若把「失蹤者」也計入死亡數，滎經縣的非正常死亡就是45%[[105]]，和1962年的滎經縣委書記閻桂芳說的「人口死了一半」大致吻合了。縣誌的編者顯然為某種目的壓低、杜撰了死亡數。
那麽，為什麽會發生「人口死了一半」這樣的慘劇呢？
《滎經縣誌》「1958年農村人民公社化後，農業稅……改以（公）社為單位計征的比例稅製。」1959年糧食大幅度減產，但是「1959年公糧征收高達457萬公斤，比上年度196.5萬公斤增長132.57%.」僅此一項就占去了當年糧食產量的36.6%.此外還有從1953年辦農業合作社時開始實行的「統購」。「1959年糧食大幅度減產，但統購入庫高達481萬公斤，比上年度多征收1.14倍」，「全縣人平（均）留糧隻有幾公斤。」[[106]]「圖6」
看了這些數字，對滎經餓死近一半人就不會驚奇了。
1960年3月，四川省委派人調查滎經的非正常死亡。李井泉放過雅安地區第一書記何允夫，下令將滎經縣委書記姚青逮捕，判刑八年。該縣科、局長全部撤換；並將一百七十名公社社長、書記一級的幹部捉去坐牢。重慶市委辦公廳主任李止舟是滎經人，李井泉對他說：「我把你們縣委書記抓起來了。」其實，姚青1959年6月才上任，若要追究責任，首先應其撤辦其前任李成棟。可是李井泉隻不過要找一個替罪羊罷了。
十五、男、女性死亡之異同
今以彭縣為例。1958年有50.3萬人，到1960年女性增加1.2萬，屬正常增長，而男性減少1.9萬。這可能是因為農民隻是缺糧、並未斷糧，所以勞作重、不耐饑的男子先死。而1961年四川糧食告罄，外省調去的糧食1962年初才運到。在那之前農村已斷了糧，所以男性女性一樣餓死。所以1962年彭縣男子又減少1.6萬，彭縣女子也減少了1.4萬。全縣隻剩下46.6萬人。全縣大約餓死五萬左右，約10%的人口，其中大多數是男子。[[107]]
死亡率超過10%的南川縣情形類似。1959年人口為40萬，到1962年三年間男子共減少了3.75萬，女子僅減少1.73萬。男女性人口之比由109.16：100降至98.43：100.[[108]]
現雙流縣政府國土局職員左學富是華陽縣協和鄉人，當年14歲。據他回憶：「當時的主食就是野菜和穀糠。……我記得到後來餓死了好多人，一家一家的得浮腫病，死的好多都是年輕的男的，都是壯勞力。我的大哥、大嫂也都生了浮腫病，後來嫂嫂就死了。」[[109]]人死多了，社會良知似乎都被饑餓淹沒。當時高縣鄉間小鎮上有人公然用大鍋煮食死難的小孩而受圍觀，但竟無人質疑煮食者是否殺人凶手，更無人將其揪至公安機關。
一九六二年四月，農業部部長廖魯言、八機部「即農業機械工業部」部長陳正人依照副總理譚震林的指示派出了一個以顧大川為首的調查組赴四川調查。該組所寫的《農村調查》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當時全公社每天都有人死亡，多的一天達一百多人。嚴重的隊死了人沒人抬，有的四、五天還沒埋。同時也出現了吃死孩子的現象，如胡幺嫂要活命曾將自己的四、五歲的小孩（死後）煮吃了……」[[110]]
1961年，中共重慶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廖伯康曾到長壽縣渡舟公社，他在其回憶錄中寫道：「什麽叫「家徒四壁」，什麽叫「野有餓殍」，什麽叫「易子而食」！我這才是真正眼見為實。」[[111]]
十六、「死人多的主要原因」
中共中央辦公廳蕭風1962年的調查報告裏說：「四川的同誌們反映，死人多的主要原因：一是高指標，大改耕作製度，造成大減產；二是高估產，大壓口糧標準；三是執行政策「左」……。[[112]]
這個報告裏沒有提及「自然災害」。
當時主管全省農業工作的中共四川省委書記（1965-1967任省委第一書記）廖誌高九十年代初反思，認為四川的饑荒格外慘重的原因有三條：
一，人民公社食堂
「（1961年7月21日，省委才決定）取消人民公社分配中的供給製，不辦公共食堂。」「這同全國多數省市區比較起來，四川晚了大約半年到一年的時間。
食堂解散的時間越晚，群眾遭受的困難和損失越大，腫病和非正常死人的情況也越嚴重，這是當時四川工作中的一個重大失誤。」
二，農民的自留地
「困難時期群眾把自留地稱為「救命糧」，四川在恢複自留地問題上拖的時間太長，解決得很晚，沒有及時起到它的「救命」作用，導致浮腫病和非正常死亡人數增加。」
三，反瞞產
「（農民）即使有一點點自己可以掌握支配的糧食，也被「反瞞產私分」強行搜走。在當時因過頭調糧已經出現缺糧和餓死人的情況下，這三條失誤實際上起了火上澆油的作用，從而加劇了四川群眾生活困難好非正常死亡人數多的嚴重局麵。」[[113]]由於「反瞞產」，「1959年四川農民人均留糧（包括種子、飼料和口糧從1958年的512斤猛降為278斤，1960年又繼續下降到260斤。兩年都低於全國農村人均378斤的留糧水平。……外調糧食過多，城鄉人民口糧嚴重不足，導致營養嚴重缺乏，是四川浮腫病流行、人口非正常死亡率高的主要原因。」[[114]]廖誌高也沒有提及「自然災害」。
十七、基本正常的氣候
四川省1957和1958年都風調雨順，氣候出奇地好，全省範圍基本沒有天災。
[[115]]但是已經出現嚴重的非正常死亡。可見餓死人與老天爺毫無關係。
四川1959至1961年有旱災，這正是豐、平、歉年交替的規律，決不至餓死人，更不至成百萬成百萬地死人。
緊鄰重慶，嘉陵江旁的江北縣，從1957年到1962年人口減少10.3萬，非正常死亡6.76萬。但除去1958、1961年的「機械變動」即遷出的0.73、0.49萬人，另有1.2萬人「失蹤者」。應該也計入死亡數。江北縣的非正常死亡數為八萬，占大躍進前的人口的九分之一。「《重慶黨史研究資料》說江北縣餓死了十萬餘人」[[116]]
四川巴縣，據廖伯康說：「巴縣對上級的瞎指揮采取「陽奉陰違」的辦法來抵抗……減少了損失。為了對付高征購，上交的是早稻、晚稻，多留點「飽水穀子」的中稻，讓社員盡可能多吃一點糧食。因此巴縣餓死人不多。」[[117]]
所謂「不多」，是相對的。由於「國家征購占糧食產量比重由1958年前的30%左右，提高到47%，農村年平人均留糧82公斤。」留給農民的口糧如此少，非正常死亡不可避免。巴縣的非正常死亡為5.0%，
比與巴縣隔長江相對的江北縣少許多。而巴縣「十年九旱」，1959至1961年每年都有旱災。這也反證了自然災害是不足以造成非正常死亡的。[[118]]
該縣嚴重的死亡早在1959年就發生了。同在江北縣，石鞋公社（今石鞋鄉的十個村）餓死的人就少很多，原因是「單幹活動特別嚴重」。省委書記親自領隊去搞四清「蹲點」。批鬥石鞋公社「破壞集體生產，策劃單幹，進行資本主義複辟的人」的幹部。[[119]]這也反證餓死人的原因不是天災。
巴縣的南邊是南川縣。該縣人口減少了15%.僅1959和1960年的非正常死亡就已高達7.6%.儘管1958、1961、1962的死亡數未予披露，我們還是可以說非正常死亡在10%以上。[[120]]
非正常死亡高達五分之一的大邑縣，旱災發生在1960年底到1961年初，影響的應當是1961年的夏收。而該縣的非正常死亡絕大多數發生在1959和1961年，與天災無關。[[121]]
非正常死亡與天災無關，滎經縣是個最好的例子。大躍進前後的十年間，該縣基本沒有天災[[122]]，可是死亡了幾乎一半的人口。
就全省而言1961年是災年，旱災。但是1966年的旱災更為嚴重，幾十年不遇。
而1966年並沒有餓死人。可見僅有天災不是非正常死亡的原因。[[123]]
十八、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以大饑荒持續之久而論，四川是全國第一。「1961年後全國形勢已開始好轉，非正常死亡已基本停止，而四川……人畜還在大量死亡。」[[124]]1962年初，四川告急。周恩來把副總理李先念、糧食部長陳國棟和副部長楊少橋找去研究如何從江蘇等省調糧去四川救人命。[[125]]
那麽，四川的非正常死亡究竟有多少？
先看看當時的共青團中央委員、重慶市團委書記廖伯康的一段回憶：
1962年6月共青團召開三屆七中全會，廖伯康到北京出席會議。期間分別向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和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匯報了四川非正常死亡的情況。楊尚昆對廖說：「我們知道四川死人的情況嚴重，但詳情如何，得不到證實，我們要四川報，四川始終未報。我們找民政部問，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說是四百萬，實際上四川省民政廳報告的數字，中央不相信。然後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戶口的，那時的糧票、布票、油票、煤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戶口掛鉤，死一個人就抹掉一個人，這個數字應該準確啊！公安部通過四川省公安廳查，說是死了八百萬。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
廖伯康在其回憶錄中說，他告訴也是四川人的楊尚昆：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總數是6，236萬，1957年人口是7，215.7萬，少了一千萬。實際上不止這個數字。因為從1957年到1960年有個自然增長數；同時，1961至1962年上半年，全國都好轉了，但四川卻還在死人。他說：「四川死的人……有文件可查的是一千萬，再加二百五十萬。……我認為這個數字是比較合乎實際的，但我正式反映隻說死了一千萬。尚昆同誌……立即吩咐秘書將書記處小會議室裏的一個保密櫃打開，從裏麵拿出一個舊式折迭賬本式的本子，一折折打開看了後說：「就是你這個數字！」」[[126]]
但是，從官方文獻中是查不出「一千萬」這個數字來的。
從1967年，國家統計局革命造反總部刊行的《革命戰報》發表了四川省統計局的一篇文章。文內說︰「李井泉及其同夥，假報統計數字由來已久，報多報少都根據他們自己的政治需要來決定。……有的同誌由於抵製，遭到了他們的殘酷迫害，有的甚至摧殘致死。」「幾年來，全省國民經濟統計數字，我省都有兩本帳︰一本是經過篡改後，專門對付中央，上報國家統計局的；另一本是反映實際情況的帳，留省自用。中央發現這些問題後，曾先後數次通報，並幾次派人來四川檢查。但李井泉及其同夥，狂妄地自稱四川是「小國務院」，拒絕上級的檢查。」[[127]]
現在可以找到的文獻僅說，從1958年到1962年，四川農村人民公社的人口減少了779萬人。[[128]]如果按官修《1985年中國人口年鑒》計算，四川從大躍進到大饑荒的那幾年內非正常死亡數是八百萬。[[129]]
但是，《1985年中國人口年鑒》對全國人口的統計數字是不正確的。（見另文），所以，我相信廖伯康的「一千萬」的說法。
十九、結束語
李井泉的老上級、五十年代離開四川到北京任職之前一手提拔了李的鄧小平於1960年春到四川，在全省縣委書記會上為李井泉說好話：「四川的工作，中央認為滿意，是全國工作做得比較好的（省）。」[[130]]就在空前災難還在繼續時，李井泉被提升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掌管雲、貴、川三省，比九年前與劉伯承共同主政西南時的鄧小平的威權還大。
在1962年1月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上，有人寫匿名信控告李井泉「當年沒有查出作者，文革中紅衛兵查出作者是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明朗」，不少幹部就餓死人的嚴重問題向李井泉發難，李不得不在四川組的小會上作檢查，還掉了眼淚。但四川的幹部對他的檢討不滿意。鄧小平兩次到四川組去為他開脫：「該檢討的都檢討了，就是那麽多問題。四川出的問題，中央也有責任。」鄧下令停止追查李井泉個人的責任，說「會議再不能這樣的繼續開下去了」，保護李過了關。[[131]]
當然，毛澤東不會追究四川的「非正常死亡」，因為一旦追究，就要追到他自己。李井泉懂得法不治眾的道理，幾次在四川省委的會議上說︰「我們四川有些問題，為什麽別的省也有這些問題呢？原因就是大家都是一個媽養的嘛﹗」「這幾年犯了一些錯誤，主要是死了一些人……以前為什麽不檢查呢？主要是為了體貼毛主席的苦衷。」[[132]]
文革中，李井泉被毛澤東打倒，罪名是「西南地區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原因是他與鄧小平、賀龍、彭真、羅瑞卿等人過從甚密，與那一千萬非正常死亡是不相幹的。
縱觀四川曆史，人口曾兩次銳減。一次是十三世紀宋末元初，蒙古軍隊幾次攻破成都等數十城，大肆擄掠，「搜殺不遺」。川人長達三十多年的抵抗最終被蒙古侵略軍打垮後，許多縣的「宋代遺民慘遭殺戮，或徙或逃，無複存者」，全川六百萬人隻剩下不到百分之十。另一次是十七世紀明末清初，農民起義軍、明朝官軍、入侵清兵之間的爭奪又綿延幾十年，人口由三百多萬銳減至五十萬。[[133]]
1960年前後的中國，既無內亂、又無外患，卻餓死了那麽多人。正如李銳先生所說：「這是中外古今曆史上承平之世絕無僅有之事。」[[134]]在餓死了七分之一的子民後，李井泉竟然還官升一級，這更是曆史上絕無僅有之事了。
注釋：
[1]《當代四川要事實錄》（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第151頁。
[2]同上，第158-159頁。
[3]1954-1962年年底人口數為6649，6791，6945，7081，7078，6897，6620，6459，6486萬。人口死亡率為千分之8.43、9.18、10.41、12.07、25.17、46.97、53.97、29.42、14.62.來源：國家統計局綜合司編《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曆史統計資料匯編（1949-1989）》（中國統計出版社，1988）第690頁。原注：本表為公安部門數。《1985年人口年鑒》（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522、523頁；《當代四川大事輯要》（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第133、148、163、176頁。
[4]《重慶黨史研究資料》1989年第1期第3頁。
[5]《井研縣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第148頁。
[6]《重慶黨史研究資料》一九八九年第一期第二頁。
[7]《井研縣誌》（1990年版）第148頁。
[8]《中共黨史研究》二○○○年第二期第76、77頁。
[9]1957年1月毛澤東在省、市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學習資料（1957～1961）》（北京：清華大學，1967）4、16頁。
[10]《批判陳雲專刊》（北京︰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徹底批判陳雲聯絡站」，1967.5）第二期第23頁。
[11]1962年3月鄧小平在西樓會議上的講話，引自小平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文章匯編》（北京：首都紅代會中國人民大學三紅揪鄧兵團，1967.5.12）。
[12]《灌縣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第29頁。
[13]《崇慶縣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第28頁。
[14]東夫《麥苗青菜花黃――大饑荒川西紀事》（香港：田園書屋，2008）第37頁。
[15]《當代中國的四川（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第599頁。
[16]1957年7月17日下午毛澤東在青島會議上的插話，《毛澤東思想萬歲（1949.9～1957.12）》〖編者不明〗第193頁。
[17]《當代四川大事輯要》（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第113頁。
[18]《重慶黨史研究資料》1989年第二期第13至14頁。
[19]《西充縣誌》（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第149、155頁。
[20]《什邡縣誌》（1988年版）第5、78頁；《灌縣誌》（1991年版）第73頁；《重慶黨史研究資料》1989年第2期第14、15頁。
[21]廖蓋隆《黨史探索》（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第238頁。
[22]《唐昌鎮鎮誌》（1983）第29、32頁。
[23]《教學參考：全國黨校係統中共黨史學術討論會專題報告和發言匯編（上）》（合肥：中共安徽省委黨校，1980）第9頁。
[24]1957年7月17日下午毛澤東在青島會議上的插話，《毛澤東思想萬歲（1949.9～1957.12）》〖編者不明〗第193頁。
[25]《話說劉少奇》（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第132頁。
[26]《曾經滄海身猶在——流沙河口述「草木篇詩案」》。
[27]中共四川省委主辦的《上遊》雜誌一九五九年第三期第31頁。
[28]《郫縣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第254頁。
[29]《滎經縣誌》（重慶：西南師範學院出版社，1998）第29頁。
[30]《渠縣誌》（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1）第26頁。
[31]《仁壽縣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第366頁；《灌縣誌》（1991）第74頁。
[32]《犍為縣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第509頁，霍達〈民以食為天〉，《中國作家》一九八九年第四期。
[33]《井研縣誌》（1990年版）第149頁。
[34]1958.5.17下午毛澤東在八大二次會議的講話，《學習資料（1957～1961）》（北京：清華大學，1967）第235頁。
[35]1959.2.20鄧小平在上海市委的講話。
[36]《當代中國的四川（上）》第93、94頁。
[37]《劉少奇、鄧小平言行錄第三集》（北京礦業學院「東方紅」批鬥劉鄧聯絡站摘編，1967）第32頁。
[38]《當代中國的四川（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第92頁。
[39]《宣漢縣誌》（1994）第24頁，《雙流縣誌》（1992）53頁；《仁壽縣誌》（1990）18頁。
[40]《巫山縣誌》（1991）第22頁。
[41]《當代中國的四川（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第92頁。
[42]《成都黨史》一九九一年第四期第9頁。
[43]《當代中國的四川（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第92頁。
[44]《四川省誌大事紀述》（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9）第102頁。
[45]《當代四川大事輯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第148頁。
[46]《1985年人口年鑒》（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522、523頁：若用10.55‰為正常死亡率，1958年非正常死亡數為7081×（25.13-10.55）‰=103.2萬；1956、1957年四川人口死亡率為10.41‰、12.07‰，；平均11.24‰。取此為正常死亡率。1958年非正常死亡數為7081x （25.13-11.24）/1000=98.4萬。
[47]《富順縣誌》（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3）第814、815頁；《渠縣誌》第141、142頁。
[48]《四川省誌大事紀述》（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9）第92頁。
[49]同上，第97頁。
[50]1986年6月8日《光明日報》。
[51]李原《隻唯實——閻紅彥上將往事追蹤》（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第40頁；《閻紅彥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第174頁。
[52]李銳《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第143頁。
[53]《當代四川大事輯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第139、143頁；《當代四川要事實錄》（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第70頁。
[54]《四川省誌大事紀述》（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9）第95頁。
[55]《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第336至338頁。
[56]《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第52、54頁。
[57]《崇慶縣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第36頁。
[58]《宜賓市誌》（北京：新華出版社，1992）第17、18、84、88頁。
[59]《宜賓縣誌》（成都：巴蜀書社，1991）第452頁。
[60]《豐都縣誌》（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1）第31頁。
[61]《夾江縣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第270頁。
[62]《當代四川大事輯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第148頁。
[63]《當代中國的四川（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100頁。
[64]《當代中國的四川（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第104頁。
[65]《當代四川要事實錄》（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第71頁。
[66]《當代四川要事實錄》（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第158頁。
[67]《夾江縣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第270頁。
[68]《江津縣誌》（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5）第525頁。
[69]《宜賓市誌》（北京：新華出版社，1992）第17、18、84、88頁。
[70]《宜賓縣誌》（成都：巴蜀書社，1991）第452頁。
[71]《榮縣誌》（四川大學出版社，1993）第243頁。
[72]《當代中國的四川（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第103頁。
[73]2007.9.26蕭菊人在都江堰市部隊幹休所對原成都市中學生袁體明等的談話。（2008.3.20《華夏快遞》）
[74]《當代四川要事實錄》（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第170頁。
[75]《當代中國的四川（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第105頁。
[76]同上，第158頁。
[77]《四川省誌大事紀述》（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9）第99頁。
[78]吳曉梅、劉蓬《毛澤東走出紅牆》第64頁。
[79]《灌縣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第74、130頁：為保守起見，取大躍進之前、之後死亡人數最多的1956、1957兩年平均每年死亡數3，896為年正常死亡數。1958至1962年死亡62，154人。62，154-5×3，896=42，674.1957年人口數為34.62萬。42，674/34.62×100=12.3%.
[80]《郫縣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第121、131頁：災前1957和災後1962年死亡率為14.09‰、10.58‰，出生率為21.96‰、10.58‰。1960年出生率最低，為7.69‰，死亡率為175.07‰。1958年的出生率厥如，但應高於10.58‰。1959、1961年的出生率厥如，但應高於7.69‰。今取1957年的死亡率14.09‰為正常死亡率，這樣計算非正常死亡的結果隻會偏低而不會過高。1958年人口減員7.68‰，非正常死亡281，512×7.68‰=2，162人；1959年人口減員58.01‰，死亡率為x ，7.69-x=-58.01，x=65.70‰，非正常死亡279，776×（65.70‰-14.09‰）=14，439人。1960年人口減員167.38‰，死亡率為x ，7.69-x=-167.38，x=175.07‰，非正常死亡272，488×（175.07‰-14.09‰）=43，865人。1961年人口減員6.60‰，死亡率為x ，7.69-x=-6.60，x=14.29‰，非正常死亡229，292×（14.29‰-14.09‰）=46人。「非正常死亡」2，162+14，439+43，865+46=60，512人。1957年人口數為28.15萬。60，512/281，512=21.5%.
[81]《什邡縣誌》（四川大學出版社，1988）第415頁：1955至1957和1963至1965年，六年間每年正常死亡兩千上下，六年平均每年正常死亡兩千三百餘人。而1958至1962年共死亡五萬一千多人。51，000-5×2，300=39，500.1959年人口數約30萬。
[82]《綿竹縣誌》（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第79頁。
[83]《新津縣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第965頁：1956、1957、1962年平均年死亡人數為2，405，而1958至1961年共死亡3.11萬。3.11-4x0.2405=2.15.1957年人口18.74萬。2.15/18.74=0.115.
[84]《簡陽縣誌》（成都：巴蜀畫社，1995）第75頁：1953至1957年，五年平均每年正常死亡（9911+6981+12210+14374+18997）/5=12，509人。1958至1961年四年間共死了（45878+71915+93472+46824）=258，089人，258，089-4×12，509=208，053人非正常死亡。該縣1958年人口為122.2萬。208，053/1，221，529=17.0%.
[85]《夾江縣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第82頁：1956至1958、1962、1963年的死亡人數均為兩千四、五百上下，五年平均每年死亡2，345.1959至1961年共死亡30，519人。30，519-3×2345=23，484.1958年底人口18萬。23，484/180，000=13.0%.
[86]《井研縣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第99、98、150頁：1957年人口為30.52萬。若無非正常死亡，1959年底人口應增長到31.3-31.5萬。今取下限31.3萬。1958和1959年淨遷出12，881人，1959年底應有31.3-1.288=30萬。實際1959年底人口僅有28萬（1960年遷出1，962人，死亡17，861人，出生1，938人，1960年底人口262，700人。故1959年底人口為262，700+1，962+17，861-1，938=280，585）。2萬人非正常死亡和「失蹤」。井研縣交通不便，最近的鐵路在幾十公裏外，外流存活者不會很多。故1958和1959年的非正常死亡至少15，000.該縣年正常死亡數是4，000，1960年死亡17，861人，1962年死亡9，717人，這兩年的非正常死亡為（17，861+9，717）-2×4，000=19，578.1961年死亡數厥如，但下限是9，717.非正常死亡是9，717-4，000=5，717.1958至1962年非正常死亡共15，000+19，578+5，717=40，295.40，295/305，215=13.2%.
[87]《大足縣誌》（北京：方誌出版社，1996）第127頁。
[88]《合川縣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第80、66頁：1955至1957、1963年四年間平均年正常死亡（8649+9145+11671+12587）/4=10，513人，1958至1962年死亡18469+31706+32544+30050+24847=137，616人，非正常死亡137，616-5×10，513=85，051人。該縣1957年人口為103.88萬。208，053/1，038，804=8.2%.
[89]《犍為縣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第114頁。1958年該縣有36.9萬人。
[90]《宜賓市誌》（新華出版社，1992）第17、18、84、88頁。該市1955至1957、1962至1964年六年間平均每年正常死亡2，624人。1958年至1961年四年當中死了48，642人。非正常死亡48642-4×2624=38，145.1958年宜賓市及其所屬農村人口共30.7萬。38，145/306，972=12.4%.設90%的非正常死亡發生在農村，38，145×90%/162，000=21.2%.
[91]《宜賓縣誌》（成都：巴蜀書社，1991）第601頁。
[92]《墊江縣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第116、121頁。
[93]《宣漢縣誌》（成都：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4）第122頁。
[94]《富順縣誌》（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3）第814、57、816頁：1954至1957、1963、1964年六年間平均死亡率（13.5+14.7+15.4+18.4+17.2+9.83）/6=14.84‰，1958至1962年死亡率為29.50‰、33.40‰、81.45‰、53.50‰、22.00‰。非正常死亡為1.11+1.40+5.05+2.74+0.47=9.18萬人。該縣1957年人口為76.94萬。9.18/76.94=11.94%.
[95]《巫山縣誌》一九九一年版第22、91頁：1955至1957和1961至1963，六年平均每年正常死亡3，636，1958至1960年死了6.8萬：68，048-3×3，636=57，140.1958年人口36.8萬。5.7/36.8=0.15.
[96]《仁壽縣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第96、97、106、366頁。1957年仁壽縣人口為119萬。1961年底人口93萬。1961年底的人口比1958年少了十四萬，比大躍進前的1957年少了二十六萬！《仁壽縣誌》所說的「高估產、高征購泛濫」，農民的口糧被縣裏征購走了，結果便是大批餓死。官方公布，僅一九六一年就有三萬人非正常死亡。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的死亡人數雖未公布，但由於一九六一年人口比一九五八年少了十四萬多，可以斷定非正常死亡總數在十萬以上，即占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十左右。
[97]《高縣誌》（北京：方誌出版社，1998）第112、117頁。
[98]《當代四川大事輯要》（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第153頁。
[99]《當代四川要事實錄》（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第156頁。
[100]《豐都縣誌》（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1）第94、31頁。
[101]《當代四川要事實錄》（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第156頁。
[102]《大邑縣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第142至143頁：1955至1957年和1962至1963，六年間平均每年死亡3，987人，1958至1961年共死亡86，848人。非正常死亡數為86，848-4×3，987=70，000人。1958年人口34.7萬。70，900/347，000=0.204.
[103]《榮縣誌》（四川大學出版社，1993）卷三。人口第一章第一節：1950至1957年間，年均死亡6，612人。189，500-4×6，612=163，052.1957年底人口為66.88萬人。163，052/668，800=24.37%.
[104]《當代四川要事實錄》（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第156頁。
[105]《滎經縣誌》（重慶：西南師範學院出版社，1998）第112頁。
[106]同上，第452、453頁。
[107]《彭縣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第89頁。
[108]《南川縣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第57頁。
[109]左穎嶷〈風雨故土——四川成都華陽縣上遊人民公社“大躍進”運動紀實〉，《中國研究》2003年第1期。
[110]1967年6月10日北京農業機械化學院《東方紅戰報》。
[111]《當代四川要事實錄》（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第151頁。
[112]《當代四川要事實錄》（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第171頁。
[113]廖誌高〈關於四川調糧的回顧反思〉，《當代四川要事實錄》（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第75-77頁。
[114]同上，第71頁。
[115]《四川省情（續集）》（1987）第1508、1511頁。
[116]《江北縣誌》（重慶出版社，1996）第136、139頁；《重慶黨史研究資料》1993年第二期第42頁。
[117]《當代四川要事實錄》（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第132頁。
[118]《巴縣誌》（重慶出版社，1994）第244、656頁。
[119]《重慶黨史研究資料》1993年第二期第42頁。
[120]《南川縣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第57、58頁。
[121]《大邑縣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第136頁。
[122]《滎經縣誌》（重慶：西南師範學院出版社，1998）第97、352-354頁。
[123]《1960年前後四川省的非正常死亡
丁抒
「（李井泉）把「天府之國」搞成「地獄之國」，死這樣多人！如果四川是個獨立王國，那早就亡國了。」
——引自1962年蕭風調查報告《四川情況》[[1]]
四川省民政廳報的死人數字是四百萬，公安部查的是八百萬，我這裏還有一個數字是一千多萬，不知四川搞的什麽鬼！[[2]]
——1962年6月，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
一、從一張圖表談起
人稱「天府之國」的四川，1958年大躍進時人口7，081萬，是中國第一大省。這張圖表是四川省從1954至1962年人口死亡率。我們可以看出，從1954年到1957年，全國的人口死亡率逐年下降，而四川省的人口死亡率卻是逐年上升的。[[3]]我們來看看原因是什麽。
二、毛澤東的「社會主義」
1953年開始毛澤東發動農業合作化運動時，說農民有不入社的自由，但實際上到處都在強迫農民入社。據四川江津地區十個縣統計，入了社的農戶中僅有15%是自願加入的。[[4]]
農業合作社叫做「初級合作社」，因為土地、農具可以入股，與社員的勞動一起參與分紅。譬如四川井研縣，「土地分配占60%，勞動日占40%.」[[5]]按馬克思主義的教義，憑借對生產資料的佔有以分享他人的勞動便是剝削。毛澤東又下令辦「高級合作社」。所謂「高級」，就是取消土地、生產資料的分紅，全部共產歸合作社。很多初級社連一次土地分紅都沒兌現，就變成了「高級社」。四川江津地區從未分紅的合作社占80%.[[6]]
地主富農早已在土地改革時被剝奪了，這一次剝奪的對象是中農。有的地方乾脆將農民的土地證一律收走，農民從此就成了無產者。再以四川井研縣為例，說是對耕畜、農具折價，分期付款，其實多數高級社根本沒有付款。[[7]]正如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所說︰「農民所以支援我們，就是因為我們黨領導他們取得土地。現在你輕輕地一辦農業生產合作社，就把他的土地弄沒了。」「土地不分紅，牲口折價低，等於借辦農業生產合作社，把中農的財產挖一塊肉補給貧農」，「等於貧農又和中農平分了一次土地」。「把土地不分紅當做一個普遍政策……是不行的。」[[8]]但是，他說了不算。在毛澤東的強製推行下，農民僅有的一點財產被「共」掉了。
三、「統購統銷」
不過，辦「社會主義」的高級合作社，至多造成減產，並不會直接導致農民餓死。死亡率的增加是由於中共從1953年辦初級合作社時開始實行了「統購統銷」政策。這類似蘇共「餘糧征集製」，糧、油、棉、麻等主要農產品的購銷，全部由國家壟斷。除了政府規定的「留糧」（含口糧、飼料糧、種子糧等）外，全部由國家統一收購、統一經銷。按毛澤東的說法，「統購統銷是實現社會主義的重要步驟」，「統購統銷，就是把六億人口的飯都管起來。」[[9]]
每年「統購」的數字是在中南海決定的。地裏糧食還沒長出來時，收購指標就已分配到各省各縣，成為「國家任務」了。明明是強製收購，卻又冠之以「賣餘糧」。至於有沒有餘糧，農民自己說了不算，因為「留糧」該是多少，也是黨決定的。就這樣，僅用一個數字，就「把六億人口的飯都管起來」了。
自執政起，中共就開始實行剝削農民以積累資金發展重工業的方針。1950年10月，因介入朝鮮戰爭財政吃緊。在11月15日的中央財委會議上，陳雲曾說︰「請農民幫忙。現在還不能向工人求援，亦不能向資產階級找出路，公務人員亦沒有什麼油水……還是多剝削農民。」[[10]]「1962年，鄧小平曾承認「過去剝削農民多了。」」[[11]]
農民糧食不夠吃，來年青黃不接時國家再將糧食調撥一些回來，謂之「返銷」、「先征後銷」。這「先征後銷」，往返運輸的浪費且不說，當幹部不得不向上伸手要返銷糧時，往往已經餓死了人。
農民反抗，當局便以「反對統購統銷」的罪名加以鎮壓。許多農民因而被逮捕。譬如四川灌縣「今天叫都江堰市」，在1955年八月開展了一個「鎮壓反革命」的運動，被鎮壓的並不是傳統的「國民黨」、「地主、富農」，而是所謂「破壞統購統銷、破壞農業合作化的反革命分子。」[[12]]大量的是理應擁護共產黨的貧農、下中農。
「征購」任務重——虛報產量─超額征購——「返銷」太遲或太少——農民餓死。在1958年之前，這現象已經出現，隻不過規模沒1958-1961年那麼大而已。
1953年11月，崇慶縣開始實行統購統銷。全縣統購任務本為1，400萬公斤，可是幹部召集農戶開會，宣佈攤派額。誰抱怨數額太多，當場捆起。由於層層加碼，實際征購了1，864萬公斤。[[13]]到了1954年農民缺糧，要求政府「統銷」時，政府卻不見了。本來最肥富的溫江、郫縣、崇慶發生騷亂，農民到集鎮搶購食物、哄搶集市的食物。這時，政府出來鎮壓了，逮捕、槍決了共116名「破壞國家糧食統購統銷的階級敵人和反革命分子」。與此同時，「統銷糧」也增加了一些，但遠遠不夠。在六月中至七月底的一個半月內，僅崇慶縣羊馬鄉白廟村一個村莊裏就餓死了十八人，均為15歲以下的孩子及50歲以上的中老年人。78戶貧農死亡5人，55戶中農死亡8人，14戶地主死亡5人。[[14]]
四川省的非正常死亡就是從實行統購統銷以後的1954年開始的。
四、反右運動的重災區
四川是反右運動的重災區。1957年反右運動，不僅有六十萬左右的「右派分子」，還有「中右分子」。就全國而言，「中右」的總數大約為右派數字的四分之三。而四川不僅抓了五萬餘右派，還有六萬多「中右分子」[[15]].「中右」比右派數還多。
由於毛澤東指示「對工人、農民、手工業者，一般不要扣右派帽子」[[16]]，在工人農民中基本上沒有抓右派，抓的是「反社會主義分子」。
四川「在運動中戴上「反社會主義分子」帽子的，全省約有四十萬人。」[[17]]
工人、農民怎麽會「反社會主義」？農民和農村基層幹部的鳴放多就事論是，也不涉及社會主義，也無關共產黨的政權，且看兩個例子：
灌縣有一千四百多農民及基層幹部被指為「反社會主義分子」，罪名是「否定合作化和統購統銷，挑撥工農關係。」榮昌縣，1956年縣委書記強行推廣種植雙季稻，致使六萬畝稻田顆粒無收，鳴放中許多農民及基層部抨擊縣委瞎指揮。
但是，縣委說這是「放毒」，將其中五千八百多人打成了「反社會主義分子」，其中四十七人還逮捕判了刑。[[18]]
西充縣337名「反社會主義分子」中，工人和營業員隻占27名，另外310人是農民。[[19]]僅二十幾萬人的什邡縣，抓了121名右派後，在工人、農民、城鎮居民中抓了978名「反社會主義份子」。灌縣的「反社會主義分子」是右派數的7七倍，什仿縣是八倍，雙流縣是九倍。[[20]]
右派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社會主義分子」隻比右派少一個「反黨」，據中共黨史專家廖蓋隆說，反社會主義分子也按敵人處理。[[21]]
此外還有名目繁多的各類分子，譬如四川郫縣唐昌鎮另有創造，在居民中揪出了31個「爛言分子」。[[22]]
還有大量的沒名目的分子。正如廖蓋隆所說：「一些在農村裏頭劃的反社會主義分子呀，什麽等等，或者沒有名稱的，那就更多了，恐怕總有幾百萬人。那些沒有統計的不算。」[[23]]
廣東省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員羅翼群曾批評中共的農業政策，說過「農民在餓死的邊緣」。1957年7月，毛澤東在部署深挖右派的青島會議上曾提到他：「我們要講右派怎樣進攻，我們怎樣捉住了一批右派，如廣東羅翼群。」[[24]]廣東省委精心安排羅翼群下鄉「視察」，實則一路組織鬥爭會，說生活如何幸福，「農民在餓死的邊緣」如何荒謬。然而，不到兩年，全國農民就從「餓死的邊緣」落進了「餓死的深淵」。這時，「大右派」羅翼群再也沒人提了。
五、反右使大躍進通行無阻
在1957年以前，毛澤東的「階級鬥爭」還隻限於意識形態領域，各類批判未打擊工人農民。將「階級鬥爭」在全民、包括工人農民中鋪開，是自反右運動開始的。把幾十萬工人、農民打成「反社會主義分子」，將成百萬農民打成有名目、沒有名目的各類「分子」，是1957年底到1958年中的事。中國農民從未見過這種規模的政治鎮壓。反右鬥爭不僅使知識分子噤若寒蟬，也使工人農民心驚膽顫。
所以1958年春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運動時，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一樣不敢說話。毛澤東一說要「全民煉鋼」，無人敢說三道四。
由於公安部把拘捕權下放給生產大隊，生產大隊的幹部就有權隨意抓人拘留。[[25]]隻要大隊幹部認為你對大躍進態度「消極」，就可以把你抓去勞改。無半點人身自由的農民小心翼翼，管住自己的嘴巴，連家中的鐵鍋被砸了去「煉鋼」都不敢吭一聲。
當年被毛澤東點名而成爲「右派分子」的四川詩人流沙河說︰「如果1957年不搞這個反右鬥爭，第二年的大躍進的胡亂搞絕對搞不下去，上千萬人就不會餓死了。若敢那樣搞，就會有很多知識份子出來說那樣搞不行不行。但他那樣整了，愛叫的雞公都殺了，剩下都是不叫的。毛澤東要怎樣搞大躍進，沒得人敢出來說了。這是國家民族的大不幸。」[[26]]
六、大躍進運動為害最烈的省份之一
四川是大躍進運動的發源地。
1958年3月4日，毛澤東乘專機飛抵成都，住進西郊的金牛壩招待所。中共中央在這裏召開了一個為時近二十天的工作會議。毛澤東在這裏發動了大躍進運動。
會議期間的3月16日，毛澤東參觀了位於金牛壩以西幾公裏的郫縣紅光合作社。紅光社就成了大躍進運動的樣板。7月底，早稻收割時，經過一翻手腳，紅光社放出了一顆畝產3，752斤的衛星。《四川日報》的報道說，這塊高產田位於毛主席走過的田坎傍，這是毛主席走過的地方，一定要它長出好莊稼！8月5日夜晚，郫縣二十多萬人手持燈籠火把，到縣城慶祝豐收。接著，紅光社再開紅花，「創造了在一塊3.07畝土地上，平均畝產10，681斤的高產「衛星」」。[[27]]
8月間，郫縣犀浦鄉將三十多畝中稻「移栽」到一畝田裏，宣布畝產2.76萬公斤。9月12日，《四川日報》頭版刊出「郫縣友愛鄉第九社畝產乾穀8.25萬斤」的大新聞！[[28]]
當時，「移栽」是創高產衛星的合法途徑。《四川日報》報導的滎經縣畝產5，985公斤的衛星，「是公社組織勞動力以三晝夜時間，將24.5畝187塊水田的乳熟期水稻移並而成。」[[29]]渠縣縣委搞了個「畝產萬斤示範田」，將二十四畝眼看要抽穗的稻子移到一畝田裡.可惜密不透風，稻穗全部擠死，顆粒無收。[[30]]
為了創造畝產萬斤田，需要肥料。那時沒有化肥廠，隻好來土的。
四川農民多住茅屋。仁壽縣委要求水稻每畝施肥二十萬斤、畝產萬斤糧，公社幹部隻好打農民茅屋的主意，說是打牆泥作肥料。全縣拆毀了大批民房。灌縣縣委要求每戶積肥十五萬斤，有的地方完不成任務，乾脆就燒房子積肥。[[31]]
犍為縣拆了一萬八千七百多間民房。資中縣有幾百戶農民，房子被拆後不得不住到山洞裏。過了三十年，他們仍然蝸居在潮濕的山洞裏，手腳的關節都變了形。[[32]]
扒拆民房是為了大躍進，反對拆民房就是「反對大躍進」。「反對大躍進」就是「反革命」。在人人聽聞「反革命」而色變的中國，各地動輒拆掉幾分之一的民房而幾乎沒有遇到甚麼反抗，靠的就是「反革命」帽子的威懾力。
井研縣盛產菜油，便用菜油作追肥施進稻田。[[33]]
五月間的中央會議上，毛澤東號召密植，說︰「密植就是充分利用空氣和陽光。現在不是反浪費嗎？就應該把空氣和陽光的浪費也反掉。陽光每天辛辛苦苦地工作，你們都不利用﹗」[[34]]於是全國各地競相搞密植。誰反對密植，誰就是反對大躍進。重慶有人想一畝田下一千斤種子，以便畝產十萬斤。鄧小平見到，提出異議，方才製止。[[35]]
1958年，中共中央下達各地建「萬豬場」、「萬雞山」，幹部挨家挨戶搜羅家畜家禽。然後不管搜了幾頭豬，一律稱做「萬豬場」。四川將全省農民的豬都集中到了「萬豬場」，一個冬天下來，全省的豬死了百分之十，計三百多萬頭。[[36]]
成都平原的都江堰已造福人民兩千多年，現在為了躍進，竟在它上遊近旁又建魚嘴水電站大壩。兩、三萬人苦幹了兩年多，耗資四千多萬元，大壩造完了才發現泥沙淤積問題無法解決.總書記鄧小平對四川領導人李井泉、李大章說：「不要（弄得）李冰父子「二李」揚名千古，你們「二李」遺臭萬年。」他下令「恢複原樣」，炸掉了魚嘴水電站大壩。[[37]]
大躍進，什麽都要大幹。溫江專區調了十萬民工修建岷江電站和成都至灌縣的鐵路，均半途而廢。
八月間，四川還隻有一百萬農民煉鋼，到九月間就調動了八百萬農民，自帶口糧，上山煉鋼。[[38]]譬如宣漢縣，「抽調農村勞動力15萬人，上山辦起土高爐2，500.」崇慶縣委組織了數萬人拆城牆，不分晝夜地將拆下的城磚運給山上的「煉鐵兵團」。雙流縣派出四萬八千青壯勞動力到崇慶、灌縣去建土高爐，另有數萬人晝夜兼程為他們送生活、生產資料。仁壽縣煉鋼的農民有十萬人，其中三萬人被調到一百公裏之外的洪雅縣去煉鋼。[[39]]
結果便是《巫山縣誌》記載的這樣：「農村青壯勞力上山鋼鐵，田間生產僅依靠老嫗婦孺，成熟糧食多爛在田裏，豐收未能歸倉.」[[40]]
據後來四川省委調查統計，全省拋撒浪費的糧食為當年總產量的10%，約220萬噸。[[41]]人民公社食堂吃飯不要錢、開流水席造成的浪費還不計在內。
七、假高產引致真高征購
「畝產萬斤」，謊報高產，逐層往上，誰也不例外。
成都市委報告的市郊農村糧食產量是實產的一點八倍。[[42]]全省1958年實產糧2，250萬噸，省委宣布時誇大了一倍，4，500萬噸。[[43]]
既然農民的「留糧（含口糧、飼料糧、種子糧等）」是由黨決定的，除了田賦（農業稅）和「留糧」之外，都在征購之列。所以四川省委下達了一個遠遠超過1957年的征購指標。「征購入庫（的糧食）占實際產量三分之一。」[[44]]
1959年糧食產量比1958年減少了663萬噸，征購糧卻增加了73萬噸。上交給中央政府的糧食增加了46萬噸。[[45]]
這是大躍進前後幾年四川糧食產量和征購數：
1959年四川調出這麽多糧食，原有的運輸工具不敷使用，開始時四川組織運輸大軍，到5月間，抽調沈陽、成都、武漢軍區的軍車運糧。8月開始增加濟南和南京軍區的軍車運輸糧食。
八、廬山會議前
四川1955至1957年三年平均死亡率10.55‰，1956至1957年兩年平均死亡率11.24‰。而1958年的死亡率為25.17‰，就在大躍進高潮中，非正常死亡已達一百萬！[[46]]譬如富順縣，一萬多人非正常死亡。渠縣也有1.4萬人非正常死亡。[[47]]
就在那樣的情勢下，四川省委盲目樂觀，在11月間發出〈關於開展1959年農業大麵積高產運動的指示〉，號召實行「少種、高產、多收」。1959年6月再次提出這個口號。當年全省16，657萬畝耕田，有2，481萬畝沒有種。白白空閑了15%的農田！[[48]]結果是「少種、少產、少收」，1959年的糧食產量僅及1958年的70%.[[49]]
毛澤東的秘書、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田家英是成都人。1959年初，他率領一個工作組到四川崇義縣，實地調查58年放了一顆「畝產稻穀兩萬四千斤」大衛星的人民公社。他發現農民已經在餓肚子，「公共食堂吃的稀飯澇清」。開始農民不敢說實話，直到他連續幾個月拒絕公社安排的小灶、與大家吃一樣的飯，並脫鞋下田割麥子，同社員一起拉大車，才逐漸相信了他。他們告訴田家英︰糧食畝產隻有幾百斤，幹部吹噓多打了糧食，隻好多賣「餘糧」，將社員的口糧都拿走了，公社食堂當然隻能「稀飯澇清」了。[[50]]
5月間，四川主要糧倉溫江地區已有許多公社食堂糧食告罄而關門，糧食征購任務無法完成。
6月，仁壽縣農民餓死的消息傳到了省會成都。省委書記閻紅彥率工作組前去調查後，撥給了仁壽五百萬斤糧食。[[51]]但全縣人口近一百二十萬，人均不到五斤，杯水車薪遏製不了死亡。
5月初，瀘州地委書記鄧自力召開各縣縣委委書記會議，決定解散公社食堂，並把公社化以後收歸公有的豬實行「公有私喂」，把社員被收走的自留地以「飼料地」等名稱還給農民，又在生產隊下劃分生產小隊，實行包產.這些舉措受到農民的歡迎。他被百姓稱為「鄧青天」。
雅安地區滎經縣也已發現嚴重非正常死亡。地委宣傳部副部長劉恩前去調查死人情況，並寫成了報告。各級幹部對大躍進的嚴重惡果已經有所了解。四川省委迫於形勢，一度允許個別堅持退出食堂的人退出，自行開夥。
九、廬山會議後
但是1959年7月的廬山會議扭轉了形勢。會上，李井泉作為西南組組長，堅決反對彭德懷[[52]]，為毛澤東立了一功。
回到四川後，他繼續大反右傾，批判「瀘州地委以鄧自力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將鄧自力和地委書記崔章、行署專員陳懷堂打成了「反黨集團」。[[53]]連瀘州專區都被撤銷，各縣劃分到其他地區去了。
到滎經縣調查非正常死亡情況的雅安地委宣傳部副部長劉恩也因為他那份報告裏講了死人嚴重的情況而被打成「三反分子」。
各地搜索右傾分子的辦法不一，以李井泉的法子最迅速、最準確。在省委擴大會議批鬥五十幾個右傾分子的同時，下麵各地區按他的指示對十七級以上的幹部「大約正副縣長、縣委正、副書記及地委正、副部長等級別的幹部」作了個「測驗」，將彭德懷在廬山的發言發給他們，讓其表態。由於幹部們還不知彭已成「反黨集團」首腦，紛紛表示同意其意見，於是紛紛落網。102名縣委書記、縣長以上的幹部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或「犯有嚴重右傾錯誤」。[[54]]
重慶市南桐區區長李治平管轄的礦區內有農民。在上級逼他多交糧食時，他反問了一句「農民吃什麼？」結果就被扣上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
十、「反瞞產」、「反右傾」、高征購
高征購的始作俑者是毛澤東。7月5日廬山會議期間批準1959年糧食徵購報告時，又表示不讚成糧食銷售「城市供應及部分農村災區返銷糧」427.5億公斤的計劃。他認為「略多了一點」，主張調整為400億公斤，或405、410億公斤，比1958年減少100億公斤。他批示道：「告訴農民，恢複糠菜半年糧……苦一年、兩年、三年，就翻過身來了。」[[55]]
1959年初廣東省委報告「糧食緊張完全是假象，是生產隊和分隊進行瞞產私分造成的」時，毛澤東曾親自擬定文件，將該報告批發全國：「公社大隊長小隊長瞞產私分糧食一事，情況嚴重……在全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56]]於是各省都以毛澤東的批示作為依據，搜刮農民的糧食。
毛澤東「恢複糠菜半年糧」的新指示，等於許可從農民嘴裏挖口糧。廬山會議結束後，各省在反右傾的同時立即掀起了一場「反瞞產私分」運動，全國一律，沒有例外。
李井泉是大躍進中新提拔的政治局委員，上交給國家的糧食占全國收購總數很大份額。他要在毛澤東那裡保持這個光榮，隻有不惜一切代價把糧食從農民手中挖出來。11月間，省委決定就「農業是否增產」、「公社食堂好不好」等問題開展大辯論。與此同時，「核實」糧食產量，開展「反瞞產鬥爭」。
崇慶縣也座落在豐饒的成都平原上。從1958年開始農民就「非正常死亡」，餓死了人，縣委負責人不思罪己，卻發動「治安運動」，對因饑餓而偷青、吃青的農民展開殘酷鬥爭，對農民隨意搜家、罰款、鬥爭，打死人及逼人自殺十二起。
[[57]]
宜賓市，市委派工作組到下屬石馬公社，將幾百名基層幹部召集去開「反瞞產私分」大會，當場捆綁、吊打了十九名幹部。宜賓市委書記又將此做法當作「經驗」在全市推廣，鬥爭、捆打了兩千五百多名基層幹部。[[58]]
宜賓縣，（縣委）「不僅搞瞎指揮，而且搞高指標、高估產、高征購。群眾提了意見，就搞現場批鬥，「火線整風」；完不成征購任務，就「反瞞產私分」……由於嚴重挫傷了幹部群眾的生產積極性，1960年，全縣人民公社普遍減產，糧食畝產僅83公斤。」[[59]]
仁壽縣委把全縣的公社幹部召去開大會。會上將公社幹部一個個輪流叫上台，讓民兵抽打，逼問「把糧食放到哪裡去了？招﹗」幹部們吃不了皮肉苦，隻得胡亂報個地方，說藏了多少糧食。於是當即打電話回去搜查。農民僅剩的一點糧食就這樣交了出去。
豐都縣，縣委召開「反糧食瞞產」現場會，逼迫基層幹部交糧，交不出就打。
縣委第一書記劉維梓提出「先打第一線（公社管區支部書記、大隊長、會計、保管員）、再打第二線（生產隊長）、後打富裕農民」。「當場吊打7人，其中打死1人。會後，（各）區、鄉召開打人現場會，當場打死173人，被撤銷幹部職務1，179人。」[[60]]
「反糧食瞞產」的成果體現在征購數上。譬如夾江縣，「1959年全縣糧食比1958年減產1，098萬公斤，征購反而增加750萬公斤。」[[61]]
十一、全國最低的口糧標準
四川除成都平原，多丘陵山地，人口眾多，生產力低下，農村產糧除農民自食自用外，商品率隻在百分之二、三十之間。1958年以前，四川平均每年征購的糧食占產量的31%，1959年實產1，582萬噸糧食，比1958年減少了663萬噸，但是在「反瞞產」過程中「查」出大量並不存在的糧食，於是省委公布說產了3，500萬噸，征購糧比1958年增加了73萬噸，上交給中央政府的糧食增加了46萬噸。[[62]]征購的糧食高達產量的49%.[[63]]
四川的糧食征購率比全國平均水平將近高十個百分點，農民人均留糧比全國平均數低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64]]「1959年四川農民人均留糧（包括種子、飼料和口糧）從1958年的512斤（256公斤）猛降為278斤（136公斤），1960年又繼續下降到260斤（130公斤），兩年都低於全國農村人均378斤（189公斤）的留糧水平。」[[65]]去掉種子、飼料糧後，口糧已所剩無幾。
四川省委規定口糧標準：「城市居民是21斤，幹部隻有19斤，農村社員一般是十六兩老秤的四至五兩原糧。就是這麽低的標準有的地方還不落實，隻有空指標沒有糧食。」[[66]]按五兩計，為156克原糧，折合大米僅117克。
因為農民可以吃多少糧食是由省委、縣委定的，因此非正常死亡就與該地是否富饒沒什麽關係了。豐饒的夾江縣，縣委規定，「口糧標準按年齡、勞力分為5級，吃16兩製舊秤2、4、6、8、10兩。」[[67]]「0.063、0.125、0.188、0.25、0.313公斤」2兩原糧，折合成大米，還不到50克，喂雞都不夠。在別無他食的情況下，吃2、4兩的人必死無疑，吃6、8、10兩的勞動力也不一定能熬得過去。
「反瞞產」、強行征購糧食後，農民的口糧完全不足以維持生命。譬如江津縣，「1959年，全縣農村人平分糧83公斤。」[[68]]平均每人每日僅0.23公斤原糧，折合大米，僅170克。連一頓不夠，遑論一日三餐？
宜賓市，「反瞞產私分」後，該市所屬農村的十六萬農民平均每人年口糧隻剩幾十公斤。[[69]]宜賓縣，「人平口糧最低時減到原糧每日三兩七錢五（0.188公斤），導致全縣腫病突發，不正常死亡嚴重。」[[70]]
榮縣農民的口糧更低。「1959至1961年糧食減產，征購的比重增大到40～45%.農村留糧大大減少。1960年農業人口人平糧食僅62公斤。」一個人一天隻有0.17公斤的原糧。[[71]]
1961年，四川全省「農村人均口糧隻有129公斤。」[[72]]
當時的中共成都市委宣傳部副部長蕭菊人曾這樣回憶：「我親眼看見好多人是怎麽餓死的。當時讓我帶醫療隊去農村醫腫病，讓病人開好夥食，所謂開好夥食就是每人一天有六兩糧幾錢油。……有一天我看見稀飯抬出來，一個農民拿著碗去盛，就那麽幾步路都未走到，就倒下死了，很可怕的。」[[73]]
1962年中共中央辦公廳財貿組組長蕭風被派赴四川調查。他的調查報告裏說：「口糧。1959年計劃每人每天一斤。1961年後，規定貿易糧6兩、4兩（16兩秤，下同），有600萬人口的特別嚴重地區，每天隻有2～3兩。」[[74]]三兩原糧，折合大米，隻有70克。誰也不能靠這點米維係生命。
當時四川城鄉人民已經嚴重缺糧，可是1960年9月1日省委一道命令，宣佈四川省糧票作廢，剝奪了全省城鎮居民逐日省下的四千八百萬公斤口糧。[[75]]半個月後，省委又強令城鎮居民每人每月節約兩斤糧食，實際上又一次降低糧食標準。
據當時的共青團中央委員、重慶市團委書記廖伯康一段回憶：「周總理知道四川很困難後，提出來要調幾億斤糧食給四川解決困難，他（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卻一口咬定四川沒問題。」[[76]]李井泉在毛澤東、周恩來那裡掙足了麵子，四川人民則為他付出了千萬條生命的代價﹗
十二、非正常死亡超過百分之十的縣份
《四川省誌大事紀述》裏有個統計表〈四川省1960年人口自然增長率（不含機械變動即遷移）〉，在1960年內全省173個縣裏有161各縣人口減員超過百分之五：65個縣超過5%，41個縣超過6%，23個縣超過7%，17個縣超過8%，8個縣超過9%，7個縣超過10%.[[77]]實際上，多數縣非正常死亡超過10%.
且取一些例子看看。
1.灌縣：所謂「天府之國」，曆史上指的是溫江地區這一片豐饒的川西平原，包括都江堰灌區所在的灌縣、郫縣、崇慶、金堂、大邑、邛崍等十一個縣。該地區是四川的糧倉。拜都江堰所賜，灌縣兩千年來一直旱澇保收。1958年3月21日，毛澤東在成都主持會議、發動大躍進時，曾興致勃勃地驅車到蓮花村和都江堰觀，感歎道：「灌縣是個好地方嘛，山青水秀喲！」[[78]]由於1959年和1960年國家分別征購了44%和50%的糧食，造成12.3%的人口，四萬二千多人餓死的慘劇。[[79]]「圖1」
2.再看都江堰與成都之間的郫縣，即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運動時視察的紅光合作社「後來叫紅光人民公社合興分社」所在的郫縣。
由於1958年毛澤東曾視察過該縣紅光社，成了全省大躍進的先進典型。廬山會議後反右傾，郫縣又打頭陣，第一個完成糧食征購任務。但不久溫江地委即發現該縣的公社食堂相繼斷糧、關門，決定給他們一些救濟糧。可是郫縣縣委拒不接受，農民隻有餓死。1957年該縣人口28.15萬，1960年僅22.92萬。其中僅1960年一年內就死亡43，865人，占該縣人口的六分之一。三年饑荒，20%人口非正常死亡。[[80]]
1958年3月16日毛澤東視察過郫縣紅光合作社後，「紅光社，開紅花，毛澤東到了我們的家」是郫縣乃至全四川的學童們都得會背誦的歌謠。多少唱過「毛主席到了我們的家」的學童餓死已不可考！
3.廣漢縣，12.1%的人口，4.1萬人非正常死亡。
4.什邡縣：「非正常死亡」四萬人，占人口13%.[[81]]
5.成都北邊，綿竹縣，3.6萬人非正常死亡，10.0%.[[82]]
6.從成都往南，新津縣，2.15萬人非正常死亡，11.5%.[[83]]
7.簡陽縣：17.0%.一百二十二萬人中二十萬人非正常死亡！[[84]]
8.夾江縣，風景如畫的青衣江從中穿過，到樂山輿岷江會合。會合處就是著名的樂山大佛所在。就在這塊富庶的地方，每八個人裏餓死了一個！[[85]]
9.井研縣：13.2%，不到八個人裏就死了一個。《井研縣誌》說「人口死亡率超過曆史最高水平」[[86]]，正是實話。
10.大足縣，14.3%.峰值在1961年。[[87]]
11.從重慶沿嘉陵江上溯至嘉陵江、渠江、涪江會合處，是風景秀美而富饒的合川縣。那裏8.5萬人非正常死亡，占人口的8.2%.[[88]]
12.犍為縣，4.8萬人非正常死亡，為1958年人口的13.2%.[[89]]
13.宜賓市及其所屬農村：12.4%.若非正常死亡的90%發生在該市所屬農村，則農村的非正常死亡為21.2%.總共三萬八千人冤死。[[90]]
14.宜賓縣：十萬人餓死，占人口12.9%.[[91]]
15.墊江縣，8.1萬人，非正常死亡率15%.[[92]]「圖2」非正常死亡集中在1959、1960年，到1961年就恢複正常了。
16.宣漢縣，71萬人口，四年間死亡11.9萬人，其中近十萬人非正常死亡。[[93]]非正常死亡也集中在1959、1960年。「圖3」
17.富順縣：餓死九萬餘人。非正常死亡率11.94%.1，399名兒童因父母雙亡而成為孤兒。[[94]]
18.以「巫山神女峰」聞名的巫山縣，非正常死亡率為15%.[[95]]
19.到1961年底，仁壽縣人口比1958年末少了14.3萬，1959、1960年死亡人數厥如，但1961年還死了4.25萬人[[96]]
20.宜賓地區的高縣，3萬人，10.4%非正常死亡。[[97]]
已經20個縣了，四川非正常死亡最嚴重的一些縣還沒有談到呢。
十三、「鬼城」豐都
官修《當代四川大事輯要》載，當時四川的「人口非正常死亡」，「以雅安、樂山、涪陵、江津四專區最為嚴重。」[[98]]1962年，四川省委組織部副部長苗前明到涪陵開會後到重慶，告訴重慶市委的幹部：涪陵地區「各縣加在一起死了二百多萬。」[[99]]
以「鬼城」著稱的豐都縣就屬於涪陵地區，當時叫酆都。沿長江而下，行不多遠就是豐都。該縣57萬人口，十萬人非正常死亡。「圖4」1960年3月，縣委第一書記劉維梓被撤職，5月，劉維梓、縣委書記李誌亮、縣委農工部長餘家發、公安局長楊坤山等被逮捕判刑。[[100]]
1962年6月，當年共青團中央委員、重慶市團委書記廖伯康向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匯報時曾說：「四川死人最嚴重的地方，一個是雅安地區的滎經縣，一個是涪陵地區的豐都縣。」[[101]]
其實，豐都的非正常死亡不是最嚴重的。大邑縣的死亡率更高，34.7萬人，其中20.4%，7.1萬人非正常死亡。[[102]]「圖5」
內江專區的榮縣也遠比豐都嚴重。「1958至1961年……死亡18.95萬人。」非正常死亡率為24.4%，幾乎四分之一。[[103]]
十四、滎經慘案
再看滎經縣。據廖伯康回憶：「（1962年3月）四川省委工作會議期間，雅安地區的滎經縣委書記說：他那個縣人口死了一半。還描繪說有一個村死得一個人不剩，連埋人的人都沒有了，隻得派另外一個村的人到這村來埋人。這些埋人的人沒有吃的，又要挖坑，是重體力勞動。結果埋人的人也死了，隻好再從其他的村調人來埋這些埋人的人。」[[104]]
若按縣誌提供的人口數字計算，從1958年到1962年從12.4萬減少到7萬，減少了接近一半。但按縣誌提供非正常死亡數僅2.87萬，約23%.原因是有2.7萬人「失蹤」，縣誌未作任何解釋，甚至沒有解釋是否「遷出」。而當時遷移者少得可以忽略不計。若把「失蹤者」也計入死亡數，滎經縣的非正常死亡就是45%[[105]]，和1962年的滎經縣委書記閻桂芳說的「人口死了一半」大致吻合了。縣誌的編者顯然為某種目的壓低、杜撰了死亡數。
那麽，為什麽會發生「人口死了一半」這樣的慘劇呢？
《滎經縣誌》「1958年農村人民公社化後，農業稅……改以（公）社為單位計征的比例稅製。」1959年糧食大幅度減產，但是「1959年公糧征收高達457萬公斤，比上年度196.5萬公斤增長132.57%.」僅此一項就占去了當年糧食產量的36.6%.此外還有從1953年辦農業合作社時開始實行的「統購」。「1959年糧食大幅度減產，但統購入庫高達481萬公斤，比上年度多征收1.14倍」，「全縣人平（均）留糧隻有幾公斤。」[[106]]「圖6」
看了這些數字，對滎經餓死近一半人就不會驚奇了。
1960年3月，四川省委派人調查滎經的非正常死亡。李井泉放過雅安地區第一書記何允夫，下令將滎經縣委書記姚青逮捕，判刑八年。該縣科、局長全部撤換；並將一百七十名公社社長、書記一級的幹部捉去坐牢。重慶市委辦公廳主任李止舟是滎經人，李井泉對他說：「我把你們縣委書記抓起來了。」其實，姚青1959年6月才上任，若要追究責任，首先應其撤辦其前任李成棟。可是李井泉隻不過要找一個替罪羊罷了。
十五、男、女性死亡之異同
今以彭縣為例。1958年有50.3萬人，到1960年女性增加1.2萬，屬正常增長，而男性減少1.9萬。這可能是因為農民隻是缺糧、並未斷糧，所以勞作重、不耐饑的男子先死。而1961年四川糧食告罄，外省調去的糧食1962年初才運到。在那之前農村已斷了糧，所以男性女性一樣餓死。所以1962年彭縣男子又減少1.6萬，彭縣女子也減少了1.4萬。全縣隻剩下46.6萬人。全縣大約餓死五萬左右，約10%的人口，其中大多數是男子。[[107]]
死亡率超過10%的南川縣情形類似。1959年人口為40萬，到1962年三年間男子共減少了3.75萬，女子僅減少1.73萬。男女性人口之比由109.16：100降至98.43：100.[[108]]
現雙流縣政府國土局職員左學富是華陽縣協和鄉人，當年14歲。據他回憶：「當時的主食就是野菜和穀糠。……我記得到後來餓死了好多人，一家一家的得浮腫病，死的好多都是年輕的男的，都是壯勞力。我的大哥、大嫂也都生了浮腫病，後來嫂嫂就死了。」[[109]]人死多了，社會良知似乎都被饑餓淹沒。當時高縣鄉間小鎮上有人公然用大鍋煮食死難的小孩而受圍觀，但竟無人質疑煮食者是否殺人凶手，更無人將其揪至公安機關。
一九六二年四月，農業部部長廖魯言、八機部「即農業機械工業部」部長陳正人依照副總理譚震林的指示派出了一個以顧大川為首的調查組赴四川調查。該組所寫的《農村調查》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當時全公社每天都有人死亡，多的一天達一百多人。嚴重的隊死了人沒人抬，有的四、五天還沒埋。同時也出現了吃死孩子的現象，如胡幺嫂要活命曾將自己的四、五歲的小孩（死後）煮吃了……」[[110]]
1961年，中共重慶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廖伯康曾到長壽縣渡舟公社，他在其回憶錄中寫道：「什麽叫「家徒四壁」，什麽叫「野有餓殍」，什麽叫「易子而食」！我這才是真正眼見為實。」[[111]]
十六、「死人多的主要原因」
中共中央辦公廳蕭風1962年的調查報告裏說：「四川的同誌們反映，死人多的主要原因：一是高指標，大改耕作製度，造成大減產；二是高估產，大壓口糧標準；三是執行政策「左」……。[[112]]
這個報告裏沒有提及「自然災害」。
當時主管全省農業工作的中共四川省委書記（1965-1967任省委第一書記）廖誌高九十年代初反思，認為四川的饑荒格外慘重的原因有三條：
一，人民公社食堂
「（1961年7月21日，省委才決定）取消人民公社分配中的供給製，不辦公共食堂。」「這同全國多數省市區比較起來，四川晚了大約半年到一年的時間。
食堂解散的時間越晚，群眾遭受的困難和損失越大，腫病和非正常死人的情況也越嚴重，這是當時四川工作中的一個重大失誤。」
二，農民的自留地
「困難時期群眾把自留地稱為「救命糧」，四川在恢複自留地問題上拖的時間太長，解決得很晚，沒有及時起到它的「救命」作用，導致浮腫病和非正常死亡人數增加。」
三，反瞞產
「（農民）即使有一點點自己可以掌握支配的糧食，也被「反瞞產私分」強行搜走。在當時因過頭調糧已經出現缺糧和餓死人的情況下，這三條失誤實際上起了火上澆油的作用，從而加劇了四川群眾生活困難好非正常死亡人數多的嚴重局麵。」[[113]]由於「反瞞產」，「1959年四川農民人均留糧（包括種子、飼料和口糧從1958年的512斤猛降為278斤，1960年又繼續下降到260斤。兩年都低於全國農村人均378斤的留糧水平。……外調糧食過多，城鄉人民口糧嚴重不足，導致營養嚴重缺乏，是四川浮腫病流行、人口非正常死亡率高的主要原因。」[[114]]廖誌高也沒有提及「自然災害」。
十七、基本正常的氣候
四川省1957和1958年都風調雨順，氣候出奇地好，全省範圍基本沒有天災。
[[115]]但是已經出現嚴重的非正常死亡。可見餓死人與老天爺毫無關係。
四川1959至1961年有旱災，這正是豐、平、歉年交替的規律，決不至餓死人，更不至成百萬成百萬地死人。
緊鄰重慶，嘉陵江旁的江北縣，從1957年到1962年人口減少10.3萬，非正常死亡6.76萬。但除去1958、1961年的「機械變動」即遷出的0.73、0.49萬人，另有1.2萬人「失蹤者」。應該也計入死亡數。江北縣的非正常死亡數為八萬，占大躍進前的人口的九分之一。「《重慶黨史研究資料》說江北縣餓死了十萬餘人」[[116]]
四川巴縣，據廖伯康說：「巴縣對上級的瞎指揮采取「陽奉陰違」的辦法來抵抗……減少了損失。為了對付高征購，上交的是早稻、晚稻，多留點「飽水穀子」的中稻，讓社員盡可能多吃一點糧食。因此巴縣餓死人不多。」[[117]]
所謂「不多」，是相對的。由於「國家征購占糧食產量比重由1958年前的30%左右，提高到47%，農村年平人均留糧82公斤。」留給農民的口糧如此少，非正常死亡不可避免。巴縣的非正常死亡為5.0%，
比與巴縣隔長江相對的江北縣少許多。而巴縣「十年九旱」，1959至1961年每年都有旱災。這也反證了自然災害是不足以造成非正常死亡的。[[118]]
該縣嚴重的死亡早在1959年就發生了。同在江北縣，石鞋公社（今石鞋鄉的十個村）餓死的人就少很多，原因是「單幹活動特別嚴重」。省委書記親自領隊去搞四清「蹲點」。批鬥石鞋公社「破壞集體生產，策劃單幹，進行資本主義複辟的人」的幹部。[[119]]這也反證餓死人的原因不是天災。
巴縣的南邊是南川縣。該縣人口減少了15%.僅1959和1960年的非正常死亡就已高達7.6%.儘管1958、1961、1962的死亡數未予披露，我們還是可以說非正常死亡在10%以上。[[120]]
非正常死亡高達五分之一的大邑縣，旱災發生在1960年底到1961年初，影響的應當是1961年的夏收。而該縣的非正常死亡絕大多數發生在1959和1961年，與天災無關。[[121]]
非正常死亡與天災無關，滎經縣是個最好的例子。大躍進前後的十年間，該縣基本沒有天災[[122]]，可是死亡了幾乎一半的人口。
就全省而言1961年是災年，旱災。但是1966年的旱災更為嚴重，幾十年不遇。
而1966年並沒有餓死人。可見僅有天災不是非正常死亡的原因。[[123]]
十八、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以大饑荒持續之久而論，四川是全國第一。「1961年後全國形勢已開始好轉，非正常死亡已基本停止，而四川……人畜還在大量死亡。」[[124]]1962年初，四川告急。周恩來把副總理李先念、糧食部長陳國棟和副部長楊少橋找去研究如何從江蘇等省調糧去四川救人命。[[125]]
那麽，四川的非正常死亡究竟有多少？
先看看當時的共青團中央委員、重慶市團委書記廖伯康的一段回憶：
1962年6月共青團召開三屆七中全會，廖伯康到北京出席會議。期間分別向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和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匯報了四川非正常死亡的情況。楊尚昆對廖說：「我們知道四川死人的情況嚴重，但詳情如何，得不到證實，我們要四川報，四川始終未報。我們找民政部問，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說是四百萬，實際上四川省民政廳報告的數字，中央不相信。然後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戶口的，那時的糧票、布票、油票、煤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戶口掛鉤，死一個人就抹掉一個人，這個數字應該準確啊！公安部通過四川省公安廳查，說是死了八百萬。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
廖伯康在其回憶錄中說，他告訴也是四川人的楊尚昆：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總數是6，236萬，1957年人口是7，215.7萬，少了一千萬。實際上不止這個數字。因為從1957年到1960年有個自然增長數；同時，1961至1962年上半年，全國都好轉了，但四川卻還在死人。他說：「四川死的人……有文件可查的是一千萬，再加二百五十萬。……我認為這個數字是比較合乎實際的，但我正式反映隻說死了一千萬。尚昆同誌……立即吩咐秘書將書記處小會議室裏的一個保密櫃打開，從裏麵拿出一個舊式折迭賬本式的本子，一折折打開看了後說：「就是你這個數字！」」[[126]]
但是，從官方文獻中是查不出「一千萬」這個數字來的。
從1967年，國家統計局革命造反總部刊行的《革命戰報》發表了四川省統計局的一篇文章。文內說︰「李井泉及其同夥，假報統計數字由來已久，報多報少都根據他們自己的政治需要來決定。……有的同誌由於抵製，遭到了他們的殘酷迫害，有的甚至摧殘致死。」「幾年來，全省國民經濟統計數字，我省都有兩本帳︰一本是經過篡改後，專門對付中央，上報國家統計局的；另一本是反映實際情況的帳，留省自用。中央發現這些問題後，曾先後數次通報，並幾次派人來四川檢查。但李井泉及其同夥，狂妄地自稱四川是「小國務院」，拒絕上級的檢查。」[[127]]
現在可以找到的文獻僅說，從1958年到1962年，四川農村人民公社的人口減少了779萬人。[[128]]如果按官修《1985年中國人口年鑒》計算，四川從大躍進到大饑荒的那幾年內非正常死亡數是八百萬。[[129]]
但是，《1985年中國人口年鑒》對全國人口的統計數字是不正確的。（見另文），所以，我相信廖伯康的「一千萬」的說法。
十九、結束語
李井泉的老上級、五十年代離開四川到北京任職之前一手提拔了李的鄧小平於1960年春到四川，在全省縣委書記會上為李井泉說好話：「四川的工作，中央認為滿意，是全國工作做得比較好的（省）。」[[130]]就在空前災難還在繼續時，李井泉被提升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掌管雲、貴、川三省，比九年前與劉伯承共同主政西南時的鄧小平的威權還大。
在1962年1月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上，有人寫匿名信控告李井泉「當年沒有查出作者，文革中紅衛兵查出作者是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明朗」，不少幹部就餓死人的嚴重問題向李井泉發難，李不得不在四川組的小會上作檢查，還掉了眼淚。但四川的幹部對他的檢討不滿意。鄧小平兩次到四川組去為他開脫：「該檢討的都檢討了，就是那麽多問題。四川出的問題，中央也有責任。」鄧下令停止追查李井泉個人的責任，說「會議再不能這樣的繼續開下去了」，保護李過了關。[[131]]
當然，毛澤東不會追究四川的「非正常死亡」，因為一旦追究，就要追到他自己。李井泉懂得法不治眾的道理，幾次在四川省委的會議上說︰「我們四川有些問題，為什麽別的省也有這些問題呢？原因就是大家都是一個媽養的嘛﹗」「這幾年犯了一些錯誤，主要是死了一些人……以前為什麽不檢查呢？主要是為了體貼毛主席的苦衷。」[[132]]
文革中，李井泉被毛澤東打倒，罪名是「西南地區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原因是他與鄧小平、賀龍、彭真、羅瑞卿等人過從甚密，與那一千萬非正常死亡是不相幹的。
縱觀四川曆史，人口曾兩次銳減。一次是十三世紀宋末元初，蒙古軍隊幾次攻破成都等數十城，大肆擄掠，「搜殺不遺」。川人長達三十多年的抵抗最終被蒙古侵略軍打垮後，許多縣的「宋代遺民慘遭殺戮，或徙或逃，無複存者」，全川六百萬人隻剩下不到百分之十。另一次是十七世紀明末清初，農民起義軍、明朝官軍、入侵清兵之間的爭奪又綿延幾十年，人口由三百多萬銳減至五十萬。[[133]]
1960年前後的中國，既無內亂、又無外患，卻餓死了那麽多人。正如李銳先生所說：「這是中外古今曆史上承平之世絕無僅有之事。」[[134]]在餓死了七分之一的子民後，李井泉竟然還官升一級，這更是曆史上絕無僅有之事了。
注釋：
[1]《當代四川要事實錄》（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第151頁。
[2]同上，第158-159頁。
[3]1954-1962年年底人口數為6649，6791，6945，7081，7078，6897，6620，6459，6486萬。人口死亡率為千分之8.43、9.18、10.41、12.07、25.17、46.97、53.97、29.42、14.62.來源：國家統計局綜合司編《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曆史統計資料匯編（1949-1989）》（中國統計出版社，1988）第690頁。原注：本表為公安部門數。《1985年人口年鑒》（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522、523頁；《當代四川大事輯要》（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第133、148、163、176頁。
[4]《重慶黨史研究資料》1989年第1期第3頁。
[5]《井研縣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第148頁。
[6]《重慶黨史研究資料》一九八九年第一期第二頁。
[7]《井研縣誌》（1990年版）第148頁。
[8]《中共黨史研究》二○○○年第二期第76、77頁。
[9]1957年1月毛澤東在省、市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學習資料（1957～1961）》（北京：清華大學，1967）4、16頁。
[10]《批判陳雲專刊》（北京︰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徹底批判陳雲聯絡站」，1967.5）第二期第23頁。
[11]1962年3月鄧小平在西樓會議上的講話，引自小平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文章匯編》（北京：首都紅代會中國人民大學三紅揪鄧兵團，1967.5.12）。
[12]《灌縣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第29頁。
[13]《崇慶縣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第28頁。
[14]東夫《麥苗青菜花黃――大饑荒川西紀事》（香港：田園書屋，2008）第37頁。
[15]《當代中國的四川（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第599頁。
[16]1957年7月17日下午毛澤東在青島會議上的插話，《毛澤東思想萬歲（1949.9～1957.12）》〖編者不明〗第193頁。
[17]《當代四川大事輯要》（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第113頁。
[18]《重慶黨史研究資料》1989年第二期第13至14頁。
[19]《西充縣誌》（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第149、155頁。
[20]《什邡縣誌》（1988年版）第5、78頁；《灌縣誌》（1991年版）第73頁；《重慶黨史研究資料》1989年第2期第14、15頁。
[21]廖蓋隆《黨史探索》（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第238頁。
[22]《唐昌鎮鎮誌》（1983）第29、32頁。
[23]《教學參考：全國黨校係統中共黨史學術討論會專題報告和發言匯編（上）》（合肥：中共安徽省委黨校，1980）第9頁。
[24]1957年7月17日下午毛澤東在青島會議上的插話，《毛澤東思想萬歲（1949.9～1957.12）》〖編者不明〗第193頁。
[25]《話說劉少奇》（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第132頁。
[26]《曾經滄海身猶在——流沙河口述「草木篇詩案」》。
[27]中共四川省委主辦的《上遊》雜誌一九五九年第三期第31頁。
[28]《郫縣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第254頁。
[29]《滎經縣誌》（重慶：西南師範學院出版社，1998）第29頁。
[30]《渠縣誌》（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1）第26頁。
[31]《仁壽縣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第366頁；《灌縣誌》（1991）第74頁。
[32]《犍為縣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第509頁，霍達〈民以食為天〉，《中國作家》一九八九年第四期。
[33]《井研縣誌》（1990年版）第149頁。
[34]1958.5.17下午毛澤東在八大二次會議的講話，《學習資料（1957～1961）》（北京：清華大學，1967）第235頁。
[35]1959.2.20鄧小平在上海市委的講話。
[36]《當代中國的四川（上）》第93、94頁。
[37]《劉少奇、鄧小平言行錄第三集》（北京礦業學院「東方紅」批鬥劉鄧聯絡站摘編，1967）第32頁。
[38]《當代中國的四川（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第92頁。
[39]《宣漢縣誌》（1994）第24頁，《雙流縣誌》（1992）53頁；《仁壽縣誌》（1990）18頁。
[40]《巫山縣誌》（1991）第22頁。
[41]《當代中國的四川（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第92頁。
[42]《成都黨史》一九九一年第四期第9頁。
[43]《當代中國的四川（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第92頁。
[44]《四川省誌大事紀述》（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9）第102頁。
[45]《當代四川大事輯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第148頁。
[46]《1985年人口年鑒》（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522、523頁：若用10.55‰為正常死亡率，1958年非正常死亡數為7081×（25.13-10.55）‰=103.2萬；1956、1957年四川人口死亡率為10.41‰、12.07‰，；平均11.24‰。取此為正常死亡率。1958年非正常死亡數為7081x （25.13-11.24）/1000=98.4萬。
[47]《富順縣誌》（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3）第814、815頁；《渠縣誌》第141、142頁。
[48]《四川省誌大事紀述》（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9）第92頁。
[49]同上，第97頁。
[50]1986年6月8日《光明日報》。
[51]李原《隻唯實——閻紅彥上將往事追蹤》（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第40頁；《閻紅彥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第174頁。
[52]李銳《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第143頁。
[53]《當代四川大事輯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第139、143頁；《當代四川要事實錄》（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第70頁。
[54]《四川省誌大事紀述》（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9）第95頁。
[55]《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第336至338頁。
[56]《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第52、54頁。
[57]《崇慶縣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第36頁。
[58]《宜賓市誌》（北京：新華出版社，1992）第17、18、84、88頁。
[59]《宜賓縣誌》（成都：巴蜀書社，1991）第452頁。
[60]《豐都縣誌》（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1）第31頁。
[61]《夾江縣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第270頁。
[62]《當代四川大事輯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第148頁。
[63]《當代中國的四川（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100頁。
[64]《當代中國的四川（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第104頁。
[65]《當代四川要事實錄》（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第71頁。
[66]《當代四川要事實錄》（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第158頁。
[67]《夾江縣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第270頁。
[68]《江津縣誌》（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5）第525頁。
[69]《宜賓市誌》（北京：新華出版社，1992）第17、18、84、88頁。
[70]《宜賓縣誌》（成都：巴蜀書社，1991）第452頁。
[71]《榮縣誌》（四川大學出版社，1993）第243頁。
[72]《當代中國的四川（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第103頁。
[73]2007.9.26蕭菊人在都江堰市部隊幹休所對原成都市中學生袁體明等的談話。（2008.3.20《華夏快遞》）
[74]《當代四川要事實錄》（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第170頁。
[75]《當代中國的四川（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第105頁。
[76]同上，第158頁。
[77]《四川省誌大事紀述》（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9）第99頁。
[78]吳曉梅、劉蓬《毛澤東走出紅牆》第64頁。
[79]《灌縣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第74、130頁：為保守起見，取大躍進之前、之後死亡人數最多的1956、1957兩年平均每年死亡數3，896為年正常死亡數。1958至1962年死亡62，154人。62，154-5×3，896=42，674.1957年人口數為34.62萬。42，674/34.62×100=12.3%.
[80]《郫縣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第121、131頁：災前1957和災後1962年死亡率為14.09‰、10.58‰，出生率為21.96‰、10.58‰。1960年出生率最低，為7.69‰，死亡率為175.07‰。1958年的出生率厥如，但應高於10.58‰。1959、1961年的出生率厥如，但應高於7.69‰。今取1957年的死亡率14.09‰為正常死亡率，這樣計算非正常死亡的結果隻會偏低而不會過高。1958年人口減員7.68‰，非正常死亡281，512×7.68‰=2，162人；1959年人口減員58.01‰，死亡率為x ，7.69-x=-58.01，x=65.70‰，非正常死亡279，776×（65.70‰-14.09‰）=14，439人。1960年人口減員167.38‰，死亡率為x ，7.69-x=-167.38，x=175.07‰，非正常死亡272，488×（175.07‰-14.09‰）=43，865人。1961年人口減員6.60‰，死亡率為x ，7.69-x=-6.60，x=14.29‰，非正常死亡229，292×（14.29‰-14.09‰）=46人。「非正常死亡」2，162+14，439+43，865+46=60，512人。1957年人口數為28.15萬。60，512/281，512=21.5%.
[81]《什邡縣誌》（四川大學出版社，1988）第415頁：1955至1957和1963至1965年，六年間每年正常死亡兩千上下，六年平均每年正常死亡兩千三百餘人。而1958至1962年共死亡五萬一千多人。51，000-5×2，300=39，500.1959年人口數約30萬。
[82]《綿竹縣誌》（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第79頁。
[83]《新津縣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第965頁：1956、1957、1962年平均年死亡人數為2，405，而1958至1961年共死亡3.11萬。3.11-4x0.2405=2.15.1957年人口18.74萬。2.15/18.74=0.115.
[84]《簡陽縣誌》（成都：巴蜀畫社，1995）第75頁：1953至1957年，五年平均每年正常死亡（9911+6981+12210+14374+18997）/5=12，509人。1958至1961年四年間共死了（45878+71915+93472+46824）=258，089人，258，089-4×12，509=208，053人非正常死亡。該縣1958年人口為122.2萬。208，053/1，221，529=17.0%.
[85]《夾江縣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第82頁：1956至1958、1962、1963年的死亡人數均為兩千四、五百上下，五年平均每年死亡2，345.1959至1961年共死亡30，519人。30，519-3×2345=23，484.1958年底人口18萬。23，484/180，000=13.0%.
[86]《井研縣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第99、98、150頁：1957年人口為30.52萬。若無非正常死亡，1959年底人口應增長到31.3-31.5萬。今取下限31.3萬。1958和1959年淨遷出12，881人，1959年底應有31.3-1.288=30萬。實際1959年底人口僅有28萬（1960年遷出1，962人，死亡17，861人，出生1，938人，1960年底人口262，700人。故1959年底人口為262，700+1，962+17，861-1，938=280，585）。2萬人非正常死亡和「失蹤」。井研縣交通不便，最近的鐵路在幾十公裏外，外流存活者不會很多。故1958和1959年的非正常死亡至少15，000.該縣年正常死亡數是4，000，1960年死亡17，861人，1962年死亡9，717人，這兩年的非正常死亡為（17，861+9，717）-2×4，000=19，578.1961年死亡數厥如，但下限是9，717.非正常死亡是9，717-4，000=5，717.1958至1962年非正常死亡共15，000+19，578+5，717=40，295.40，295/305，215=13.2%.
[87]《大足縣誌》（北京：方誌出版社，1996）第127頁。
[88]《合川縣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第80、66頁：1955至1957、1963年四年間平均年正常死亡（8649+9145+11671+12587）/4=10，513人，1958至1962年死亡18469+31706+32544+30050+24847=137，616人，非正常死亡137，616-5×10，513=85，051人。該縣1957年人口為103.88萬。208，053/1，038，804=8.2%.
[89]《犍為縣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第114頁。1958年該縣有36.9萬人。
[90]《宜賓市誌》（新華出版社，1992）第17、18、84、88頁。該市1955至1957、1962至1964年六年間平均每年正常死亡2，624人。1958年至1961年四年當中死了48，642人。非正常死亡48642-4×2624=38，145.1958年宜賓市及其所屬農村人口共30.7萬。38，145/306，972=12.4%.設90%的非正常死亡發生在農村，38，145×90%/162，000=21.2%.
[91]《宜賓縣誌》（成都：巴蜀書社，1991）第601頁。
[92]《墊江縣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第116、121頁。
[93]《宣漢縣誌》（成都：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4）第122頁。
[94]《富順縣誌》（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3）第814、57、816頁：1954至1957、1963、1964年六年間平均死亡率（13.5+14.7+15.4+18.4+17.2+9.83）/6=14.84‰，1958至1962年死亡率為29.50‰、33.40‰、81.45‰、53.50‰、22.00‰。非正常死亡為1.11+1.40+5.05+2.74+0.47=9.18萬人。該縣1957年人口為76.94萬。9.18/76.94=11.94%.
[95]《巫山縣誌》一九九一年版第22、91頁：1955至1957和1961至1963，六年平均每年正常死亡3，636，1958至1960年死了6.8萬：68，048-3×3，636=57，140.1958年人口36.8萬。5.7/36.8=0.15.
[96]《仁壽縣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第96、97、106、366頁。1957年仁壽縣人口為119萬。1961年底人口93萬。1961年底的人口比1958年少了十四萬，比大躍進前的1957年少了二十六萬！《仁壽縣誌》所說的「高估產、高征購泛濫」，農民的口糧被縣裏征購走了，結果便是大批餓死。官方公布，僅一九六一年就有三萬人非正常死亡。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的死亡人數雖未公布，但由於一九六一年人口比一九五八年少了十四萬多，可以斷定非正常死亡總數在十萬以上，即占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十左右。
[97]《高縣誌》（北京：方誌出版社，1998）第112、117頁。
[98]《當代四川大事輯要》（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第153頁。
[99]《當代四川要事實錄》（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第156頁。
[100]《豐都縣誌》（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1）第94、31頁。
[101]《當代四川要事實錄》（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第156頁。
[102]《大邑縣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第142至143頁：1955至1957年和1962至1963，六年間平均每年死亡3，987人，1958至1961年共死亡86，848人。非正常死亡數為86，848-4×3，987=70，000人。1958年人口34.7萬。70，900/347，000=0.204.
[103]《榮縣誌》（四川大學出版社，1993）卷三。人口第一章第一節：1950至1957年間，年均死亡6，612人。189，500-4×6，612=163，052.1957年底人口為66.88萬人。163，052/668，800=24.37%.
[104]《當代四川要事實錄》（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第156頁。
[105]《滎經縣誌》（重慶：西南師範學院出版社，1998）第112頁。
[106]同上，第452、453頁。
[107]《彭縣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第89頁。
[108]《南川縣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第57頁。
[109]左穎嶷〈風雨故土——四川成都華陽縣上遊人民公社“大躍進”運動紀實〉，《中國研究》2003年第1期。
[110]1967年6月10日北京農業機械化學院《東方紅戰報》。
[111]《當代四川要事實錄》（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第151頁。
[112]《當代四川要事實錄》（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第171頁。
[113]廖誌高〈關於四川調糧的回顧反思〉，《當代四川要事實錄》（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第75-77頁。
[114]同上，第71頁。
[115]《四川省情（續集）》（1987）第1508、1511頁。
[116]《江北縣誌》（重慶出版社，1996）第136、139頁；《重慶黨史研究資料》1993年第二期第42頁。
[117]《當代四川要事實錄》（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第132頁。
[118]《巴縣誌》（重慶出版社，1994）第244、656頁。
[119]《重慶黨史研究資料》1993年第二期第42頁。
[120]《南川縣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第57、58頁。
[121]《大邑縣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第136頁。
[122]《滎經縣誌》（重慶：西南師範學院出版社，1998）第97、352-354頁。
[123]《四川省誌大事紀述》（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9）第105、127頁。
[124]《當代四川要事實錄》（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第136頁。
[125]《不盡的思念》（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第232頁。
[126]《當代四川要事實錄》（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第155、156頁。
[127]《清算李井泉假報統計數字欺騙黨中央欺騙毛主席的滔天罪行》，1967年6月30日《革命戰報》（北京︰國家統計局革命造反總部）。
[128]《四川省情》（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第208頁。
[129]《1985年中國人口年鑒》（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522-523頁：若取四川1955至1957年三年平均死亡率10.55‰為正常死亡率來計算非正常死亡數，1958年為7081×（25.17-10.55）‰=103.5萬；1959年為7078×（46.97-10.55）‰=257.8萬、1960年為6897×（53.97-10.55）‰=299.5萬、1961年為6620×（29.42-10.55）‰=124.9萬、1962年為6459×（14.62-10.55）‰=26.3萬，共811.7萬。若取四川1956至1957年兩年平均死亡率11.24‰為正常死亡率來計算，1958年為7081×（25.17-11.24）‰=98.6萬，1959年為7078×（46.97-11.24）‰=252.9萬、1960年為6897×（53.97-11.24）‰=294.7萬、1961年為6620×（29.42-11.24）‰=120.4萬、1962年為6459×（14.62-11.24）‰=21.8萬，共788.4萬。若按全國平均正常死亡率10.80‰計算，則非正常死亡數為803.5萬。
[130]《打倒李井泉》（紅衛兵重慶警備區、重慶大學紅衛兵團、「八。一五戰鬥團」，1967年6月）第77頁。
[131]《打倒李井泉》（紅衛兵重慶警備區、重慶大學紅衛兵團、「八。一五戰鬥團」，1967年6月）第78頁。
[132]《打倒李井泉》（紅衛兵重慶警備區、重慶大學紅衛兵團、「八。一五戰鬥團」，1967年6月）第2頁。
[133]李世平《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學出版社，1987）第129、150、151頁。
[134]李銳《毛澤東的早年和晚年》（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第160頁。
四川省誌大事紀述》（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9）第105、127頁。
[124]《當代四川要事實錄》（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第136頁。
[125]《不盡的思念》（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第232頁。
[126]《當代四川要事實錄》（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第155、156頁。
[127]《清算李井泉假報統計數字欺騙黨中央欺騙毛主席的滔天罪行》，1967年6月30日《革命戰報》（北京︰國家統計局革命造反總部）。
[128]《四川省情》（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第208頁。
[129]《1985年中國人口年鑒》（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522-523頁：若取四川1955至1957年三年平均死亡率10.55‰為正常死亡率來計算非正常死亡數，1958年為7081×（25.17-10.55）‰=103.5萬；1959年為7078×（46.97-10.55）‰=257.8萬、1960年為6897×（53.97-10.55）‰=299.5萬、1961年為6620×（29.42-10.55）‰=124.9萬、1962年為6459×（14.62-10.55）‰=26.3萬，共811.7萬。若取四川1956至1957年兩年平均死亡率11.24‰為正常死亡率來計算，1958年為7081×（25.17-11.24）‰=98.6萬，1959年為7078×（46.97-11.24）‰=252.9萬、1960年為6897×（53.97-11.24）‰=294.7萬、1961年為6620×（29.42-11.24）‰=120.4萬、1962年為6459×（14.62-11.24）‰=21.8萬，共788.4萬。若按全國平均正常死亡率10.80‰計算，則非正常死亡數為803.5萬。
[130]《打倒李井泉》（紅衛兵重慶警備區、重慶大學紅衛兵團、「八。一五戰鬥團」，1967年6月）第77頁。
[131]《打倒李井泉》（紅衛兵重慶警備區、重慶大學紅衛兵團、「八。一五戰鬥團」，1967年6月）第78頁。
[132]《打倒李井泉》（紅衛兵重慶警備區、重慶大學紅衛兵團、「八。一五戰鬥團」，1967年6月）第2頁。
[133]李世平《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學出版社，1987）第129、150、151頁。
[134]李銳《毛澤東的早年和晚年》（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第1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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