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係列之105：“迷魂惡魔”落網記
本文轉載自公安月刊《啄木鳥》2015年第07期
文：東方明
一、飛來橫禍
1950年早春。廣州市。
其時的羊城劃分為二十八個區，其中城區二十個、水上區一個、郊區七個。二十個城區中的長壽區有條七星巷，不長，不過三四十家住戶，卻很有名，因為那裏有一家“雄宇骨科診所”。該診所由留德醫學博士淩雄宇創辦，因醫術精湛且服務周到，漸漸在廣州乃至廣東全省打響了招牌。當時的廣州市民說起七星巷，真個是無人不知。抗戰時期，汪精衛的老婆陳璧君常來廣州，聞聽淩雄宇之名，曾派人將淩雄宇接往下榻的公館為其治療膝關節，據說療效很好。本案發生這年，淩雄宇正好六十掛零。
這天是2月24日，年初八。診所按慣例是過了初十才上班，淩雄宇新年頭七天迎客訪友忙碌下來，這天方有些空閑，上午睡到九點多才起來，洗漱後吃了早點，信步出門，想去附近溜達溜達。剛到巷口，迎麵來了三個少女，一齊朝他鞠躬：“淩伯新年快樂！”
淩雄宇定睛一看，原來是女兒淩蘭馨的同學，這才想起女兒昨晚說過，明天有同學來做客，她要請她們吃午餐，然後出門玩耍。如此，淩雄宇隻好取消散步，領著三位小客人回家。淩家常年雇著一個女傭，能燒家常菜，淩雄宇的妻子也有一手不錯的廚藝，可是，女兒昨晚卻點名老爸屆時上廚燒兩道拿手菜肴。淩雄宇有二子一女，淩蘭馨的兩個哥哥都已出道，一個子承父業也做了骨科醫生，是博濟醫院的骨幹；另一個喜歡化學，是藥廠工程師。兩個兒子都已成家，另有住所，七星巷家裏就住著淩蘭馨一個女兒。淩蘭馨這年十七歲，從小立誌長大後做一名醫生，不料去年中考時大意失手，以三分之差與心儀的高中擦肩而過，遂進了一家私立補習學校，用現在的說法就是上複讀班。此刻登門的這三個少女，就是淩蘭馨在補習學校的同學。
那時候沒有電視，更沒有互聯網和電子遊戲，午餐後，四個少女商議去看電影。臨出門時，淩雄宇夫婦特地關照她們，看完電影仍到七星巷這邊來，吃了晚飯再回去。她們出門後，淩雄宇這才有了空閑，於是便外出溜達了一個多小時。回家後覺得有些疲乏，便倚在沙發上小憩。他覺得才迷糊了片刻，醒來一看卻已是下午五點。他從樓上來到客廳時，幾個少女也回來了，她們一進門就問：“蘭馨呢？”
淩雄宇夫婦自是吃驚：“不是和你們一起去看電影了嗎？”
三個少女一起點頭，接著又一起搖頭，臉上露出驚奇的神情。淩雄宇夫婦連忙問究竟是怎麽回事。那三位你一言她一語，淩雄宇夫婦這才明白發生了什麽情況——
淩蘭馨等四少女去的是離家一裏多的福壽路“幸福電影院”，那裏正在上映《再見，我的1948》。這是一部反映1948年北平市的一群學生從國民黨槍械修理廠智取武器支援地下黨的故事片，很適合淩蘭馨這樣年齡段的學生觀看。當時已是下午兩點多，下午的頭一場電影快結束了。她們先去買了四張票，每人一張。淩蘭馨想起應該買些零食，就說去附近的“榮大成茶食店”看看。她離開後，第一場電影結束，觀眾蜂擁退場，人流把在原地等候的三個少女衝散了。好在手裏都有電影票，三個少女各自進場，很快就在電影院裏麵會合了，卻沒看見淩蘭馨。幾個女孩兒尋思，淩蘭馨買了零食回來找不到她們，也會像她們一樣自己進場，可是一直等到燈光熄滅電影開始放映也沒看到她。三個少女估計淩蘭馨可能是進場遲了，找不到座位，就在另外的空位上坐了。想起淩蘭馨買了零食，不禁有一種要流口水的感覺，好在電影情節很吸引人，她們的注意力很快就轉移到電影上了。
電影放完，燈光亮起，三個少女四下尋找淩蘭馨，邊找邊喊她的名字，卻沒有回應，隻得隨著人流退場。在電影院門前的空場上又等候了片刻，仍然不見淩蘭馨的影子。處於這個年齡段的女孩兒，沒有社會經驗，考慮問題喜歡按照自己的思維軌跡運行，她們議論下來，認為有兩種可能：一是淩蘭馨其實並沒進電影院，可能家裏有急事，買零食的時候被家人叫回去了；另一種可能是她買好零食進了電影院，不過是坐在其他座位上，看完電影後出去等她們，可這時三個女孩兒尚在電影院裏尋找，還沒出來。淩蘭馨大概以為她們已經先去七星巷她家了，所以她也就回家了。
可是，三個少女到了七星巷，卻發現淩蘭馨根本沒回來過，不禁愣在原地。淩雄宇夫婦的反應就不隻是呆愣了，而是大驚失色：女兒去哪裏了呢？！
淩雄宇最先回過神來，說了聲“快去找”就衝出屋門。要說他的思路絕對正確，不往其他地方去，直奔“榮大成茶食店”。到得茶食店一問，人家說白天並無如他所說的那麽一個小姑娘來買過茶食。這下，淩雄宇著急了。很快，其妻和三個少女也都氣喘籲籲地趕到了。茶食店有店員認出來人乃是骨科名醫淩雄宇，立刻去後院的工場告知正在忙碌的老板。老板聽了經過，給淩雄宇出了一個主意——既然小姑娘說要來這裏買零食，那她肯定是要從電影院往茶食店的方向走的，這段路不過一箭之距，一個十七歲的姑娘當然不可能平白無故不見了。老板建議淩雄宇順著這段路來回走兩圈，向沿途商家、小販、住戶打聽，這段路比較熱鬧，大白天如果發生不尋常的情況，那肯定會被人注意到。
淩雄宇覺得言之有理，遂朝妻子和三個少女一揮手，說我們分兩撥，沿馬路兩邊一家家問過去。
這時路燈已經亮了，多數店鋪已關門打烊，沿街叫賣的小販也大多回家了，但淩雄宇等人還是一家家挨門挨戶地叩門，甚至遇到叫花子也駐步詢問。可令人失望的是，竟然沒有人留意過有這麽一個小姑娘經過。
無奈之下，淩雄宇隻得向派出所求援。當時廣州解放不過四個月零十天，社會治安相當混亂，敵特、土匪以及各種刑事犯罪活動數不勝數，可想而知公安方麵是何等忙碌。淩雄宇夫婦以及三個少女趕到派出所時，那裏隻有一個年近六旬的留用警察在看家。老警察當然認識淩雄宇，對他很是客氣。不過聽他說了來意，卻表示無能為力，別說所裏隻有他一個老頭兒了，就是人多也無法提供幫助，因為派出所受理報案是有規定的，這規定是上級製定的，不符合立案標準的就沒法受理。比如眼下這事兒暫時就無法立案，因為從淩蘭馨離開三個女同學到現在，不過一個下午的時間，還不能肯定她失蹤了。而且，即使真的失蹤了，也不能確定究竟是她自個兒有意出走呢，還是被他人脅迫。這老警察一邊說著，一邊拿出一本厚冊子，那是省公安廳發給全省每個派出所的鉛印文件，裏麵對各種治安情況及處置方式都有規定。淩雄宇一看，關於人員失蹤的處置方式，果然如老警察所說。他不免對這種規定頗有微詞。老警察顯然也看出了他的不滿，給他出主意說，碰上這種情況，最好是發動所有的親朋好友四處尋找，凡是小姑娘有可能去的地方都要一一打聽到，這些方法都用過了還不見人，派出所才好介入。
淩雄宇夫婦也隻得如此了。那三個少女要留下一起尋找，淩雄宇讓她們回去，說再不回家你們的父母都要著急了。不過，這三個少女的家長都非常識大體，聽女兒回家一說，不約而同叫了若幹熱心朋友趕到七星巷淩家幫忙。不久，淩雄宇的兩個兒子得到消息後也帶了幾個好友過來，另外還有十幾個親戚，七星巷則是全巷家家戶戶出動，每家少則一人，多則三四位甚至全家上陣。這些人加在一起上百，可分頭尋找了一夜，依然毫無收獲！
次日清晨，筋疲力盡的各路人員返回七星巷，都是滿臉的沮喪和焦慮。留守家裏照顧高血壓症發作的婆婆的淩蘭馨的兩個嫂子，忙著和女傭一起準備早餐。就在這時，前麵診所的電話機忽然鈴聲大作，淩雄宇接聽之下，又驚又喜。電話是“瑞祥旅館”打來的，說有一個自稱淩蘭馨的姑娘在他們那裏，說是淩醫生的女兒，可能出了點兒事，請淩醫生給孩子帶上衣服速去旅館。淩雄宇忙不迭地讓妻子、兒媳婦準備衣服的同時，七星巷這邊眾人對這個電話傳遞過來的信息進行了分析——首先是淩蘭馨有了下落，聽上去應該還算平安，這是好事兒；不過，一個姑娘家貿然入住旅館，而且徹夜不歸，還要淩醫生給帶上衣物，那恐怕就不怎麽樂觀了。
淩雄宇和兒子、兒媳婦帶著衣服趕到“瑞祥旅館”，出乎意料的是，派出所的兩個警察已經先一步過來了。看到警察，淩雄宇暗道不妙。原來警方不肯受理案子，那是因為沒達到立案標準，這會兒警察不請自到，那隻有一個原因——在他們看來，這已經算案子了。果然，警察問明他們的身份後，說淩蘭馨此刻在樓上5號房間的床上躺著，因為她的衣服已經失竊。警察隻允許她的嫂子進屋，把衣服送進去立刻退出，目前她的情緒很不穩定，所以什麽也不要問。等她穿好衣服，所有人——包括旅館方麵的人一起去派出所。
淩蘭馨穿好衣服剛下樓，還沒跟父兄等人說上話，長壽分局的刑警也風風火火地趕來了。派出所民警把刑警引進一個空房間，向刑警介紹過情況，出來對淩雄宇說還是照前麵說的辦，大家先去派出所，回頭分局的同誌勘查完現場也會來所裏。淩雄宇聽說刑警還要勘查現場，心裏又是一沉，看來他之前的預料沒錯，女兒真的是遭了大禍！
淩蘭馨遇到了什麽大禍呢？她告訴警察，昨天下午她和同學到了電影院門口，買了電影票後，想起應該買些零食，就讓同學原地等候，她去附近的“榮大成茶食店”。穿過馬路，往前走了不過二三十米，經過一條小巷口時，迎麵來了一個四十多歲的男子，身穿有點兒陳舊的紫色綢緞麵薄絲棉襖，黑色細燈芯絨褲子，頭戴一頂米黃色卡其鴨舌帽，使人不得不注目的是，他的左前臂即肘彎至手掌部分打著石膏，隻露出手指頭，用一條白色棉布三角巾掛在脖頸上。那人見淩蘭馨朝他注視，便微微一笑，駐步輕聲問道：“小姐，我想打聽一下，‘紫藤巷’在哪個方向？”
淩蘭馨自小就在這一帶生活，對附近的地理情況很是熟悉，可印象中並無“紫藤巷”，便搖頭說：“附近沒有‘紫藤巷’呀！”
“鴨舌帽”皺皺眉頭，眼裏掠過一絲失望的神色：“哦……可是，人家給我的地址就寫著‘福壽路紫藤巷’嘛……要不，我看錯了？”一邊說，一邊用右手從外套側邊的衣袋裏掏出一個一折為三的牛皮紙信封，用隻露出手指頭的左手夾住了，試圖抽取信封內的信紙，隻是，這動作明顯力不從心，左手瑟瑟抖得厲害。淩蘭馨看著不忍，便說“我幫你看看”，說著接過信封，從裏麵抽出信紙，展開，然後……然後，她就迷糊了。
這種迷糊不是完全喪失意識，淩蘭馨還能看見周圍的景象，也能聽見車來人往、小販吆喝的聲音，可是，她已經完全喪失了自我意識，更記不得自己是準備去“榮大成”買零食的，三個同學還在電影院門口等著她呢。她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鴨舌帽”身上，隻想聽從“鴨舌帽”發出的指令。於是，她就按照對方的指示（至於是怎麽指示的，她已經想不起來了）隨其而行，穿過那條巷子，來到巷口對麵的“瑞祥旅館”……
淩蘭馨醒來時，已是第二天清晨五時多。她發現自己赤身裸體躺在床上，頭暈腦脹。對於一個年方十七的姑娘來說，麵對這種情況，她根本不知道應該作出什麽樣的反應。片刻，她才想起應該先穿上衣服，可四下一看，除了放在床邊的內衣，其他衣物以及手表、項鏈、鋼筆、錢包等隨身物品都已不翼而飛。淩蘭馨終於意識到發生了什麽事，當下痛哭失聲，哭得沒有力氣了，就呆呆地躺在床上。終於，外麵走廊裏傳來旅館女傭掃地的聲音，她下床把房門開了一條縫，讓女傭把老板叫來。
“瑞祥旅館”的郭老板聞訊大驚，趕緊按照淩蘭馨報出的號碼給淩醫生打電話。郭老板尋思，這是強奸搶劫案，傳出去肯定會影響旅館的生意。可轉念一想，受害人是名醫淩雄宇之女，這事兒說不準很快就會傳遍全城，瞞是絕對瞞不住的。如果警方知道自己故意隱瞞，那就不是影響生意的事了。當下不敢遲緩，立即向長壽公安分局報案。
二、一個嫌疑人
這是一起惡性刑事案件，長壽分局隨即立案偵查，由三名前往勘查現場的刑警彭友山、陳春鍾、藍邦堅組成專案組，彭友山任組長。彭友山是承德人氏，1945年承德解放時參加革命，成為承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的一名刑警，一年後加入中共。北平解放前，被抽調至工作組參加培訓準備接管，後在北平市公安局從事便衣偵查工作。廣州解放後，又調來羊城，在長壽分局擔任刑警隊副隊長兼第三組組長。另二位專案組成員，陳春鍾原是南昌市的高中學生，是地下共青團員，南昌解放後進公安局工作，廣州解放後調來羊城充實公安隊伍；另一位藍邦堅則是土生土長的廣州人，做過十八年舊刑警，廣州解放後，經甄別並無曆史劣跡，遂準予留用。
之前三刑警在“瑞祥旅館”進行現場勘查時，提取到了案犯的腳印、指紋，還在床單上發現了案犯遺留的精斑。不過，當時世界上還沒有人知曉什麽DNA技術，所以這類痕跡對於此刻的偵查也沒有用處。雖然提取到了清晰的腳印和指紋，可眼下對於專案組破案也隻是起個輔助作用，要找到案犯，還得靠腳踏實地的調查。
現場勘查時，刑警已然向旅館方麵了解了“鴨舌帽”的情況。當時公安局已經製定了對住宿旅館的規定，不管本地還是外埠人員住宿旅館，都須出示工作證或者戶口本，農村人員沒有戶口本的，則需村委會或者鄉政府出具證明，沒有證件或者證明的一律不準入住；管段派出所每周還會不定期地對各旅館的住宿登記資料進行檢查。“瑞祥旅館”的登記資料上，“鴨舌帽”填寫的姓名叫“葉誌仁”，四十五歲，他是持台山縣台城鎮派出所的證明入住的，證明上說此人“係本鎮居民，曆史清白，前來廣州治療骨傷”。
專案組馬上向台城鎮派出所了解“葉誌仁”的情況。廣州距台城鎮一百三十五公裏，以當時的條件，刑警不可能趕去調查，隻能打電話了解。電話也得層層轉接，跟總機說好要接哪裏，然後就掛上電話等著。至於需要等候多長時間，那要看線路忙不忙，不過，通常等候半小時已經算是快的了。刑警等了將近一小時，終於跟台城鎮派出所通了電話，了解下來，得知該所並未出具過這樣的證明。
旅館方麵還提供了另一個關於該嫌疑人的線索。“葉誌仁”是2月22日下午入住的，出示那張派出所證明時，說他的胳膊是半個多月前不小心摔斷的，台山當地的醫院給他上了石膏。日前去醫院複查照了張X光片子，發現折斷處沒有對準，醫生說必須重新接骨再上石膏。他尋思當地醫生的診療技術是不敢再領教了，就決定到廣州來，找靠譜的醫生解決這個問題。但被害人淩蘭馨卻回憶說，進了旅館後，那案犯隨手就把石膏從手臂上卸脫了。如此看來，“葉誌仁”所謂到廣州治療的說法肯定有詐。不過，“葉誌仁”跟旅館廚師王師傅喝酒聊天時透露的一些信息則被刑警認為可能具有潛在價值。
“瑞祥旅館”雇傭了一位王姓廚師，負責給旅館老板以及賬房夥計烹飪三餐，住店的旅客如果需要在旅館搭夥的，王師傅也會準備。那個“葉誌仁”就是在旅館搭夥的，不過他對旅館東夥的夥食似乎不感興趣，要求王師傅為其加菜。頭天晚上吃飯時，他去外麵買了一瓶“白沙液”，可能一個人喝嫌寂寞，便邀請王師傅同飲。兩人喝酒，自然要閑聊，王師傅尋思對方是台山來的，可能對廣州不甚熟悉，便打算給他介紹羊城的情況。可談話間卻發現，“葉誌仁”對羊城很熟悉，尤其是對六榕寺一帶，其熟悉程度甚至會讓人以為他在那裏住過相當長的時間。
六榕寺是羊城一處曆史悠久的名勝古跡，別說廣東了，在全國都有知名度。所以，按理來說，“葉誌仁”知道這個地方也並不稀奇。刑警感興趣的是，此人不是跟王師傅說這座名刹本身，而是對六榕寺周邊的路巷、店鋪、大戶人家都非常熟悉，甚至這裏曾經發生過的如失火、兄弟反目拔刀相向、賭博耗盡家財合家自殺之類的民間軼事都能信手拈來，侃侃而談。王師傅不過是去六榕寺逛過幾次，走馬觀花而已，連六榕路的長度是多少也說不上來，原想蹭了人家的老酒有些不好意思，便介紹些當地情況供其出行參考，哪知反過來倒成了“葉誌仁”的聽眾。
上述情況是刑警勘查現場時聽王師傅說的，專案組認為，似乎可以從中覓得“葉誌仁”的蛛絲馬跡。彭友山就讓藍邦堅給“瑞祥旅館”打電話作補充詢問：“葉誌仁”說話操何方口音？旅館方麵讓跟“葉誌仁”接觸最多的王師傅接聽電話，其回答是：肯定是廣東人，但聽其口音，卻難以吃準究竟是哪個地區的粵語，廣州以及周邊一二百裏的粵語詞匯似乎都有。
專案組根據已經掌握的情況作了分析，認為“葉誌仁”具有以下特點：從其對廣州市的熟悉程度和其口音來看，他可能是廣州本地人。所謂胳膊骨折什麽的，顯然是偽裝，但沒負傷的胳膊上要打上從外表看極為逼真的石膏，那就並非外行能夠做到的，所以，這人可能有過行醫經曆，或者跟骨科醫生交往較深——否則，人家不會同意為其製造骨折假象。從“葉誌仁”所操粵語較雜來判斷，這人可能有過在廣州及周邊區域遊蕩生活的經曆，其職業可能是遊醫、藝人等，但不會是工匠，因為其膚色在中年人中屬於細白類型，且手指細長，手掌看似柔軟，不像是體力勞動者。
專案組決定前往六榕寺周邊打聽“葉誌仁”其人——當然，既然那張台山縣台城鎮派出所的證明是假的，那麽“葉誌仁”這個名字應該也是假的，此刻不過是作為案犯的一個代號罷了。六榕寺區域屬於越秀區轄區，三刑警當即直奔越秀分局。
越秀分局刑警隊的活兒並不比長壽分局輕鬆。彭友山三人過去時，隻有兩個刑警在值班，其餘的都出去了，勘查現場、調查案件、追緝案犯，各司其職。專案組三人一聽對方說的都是北方話，便知沒有希望打聽到什麽信息了，那二位顯然跟彭友山、陳春鍾一樣，是南下幹部，對當地情況不會很熟悉，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就得找派出所去了。不過，他們的運氣似乎還不錯，剛說了來意，對方其中一位馬上抓起電話機，要的是內部電話——刑警隊的上級部門治安科，說剛才有位姓丁的老同誌從我們這裏去治安科了，還在嗎？在的話，請他辦完事到刑警隊來一下。掛斷電話，那刑警告訴彭友山等人，老丁是六榕街派出所的副所長，他對那一帶的情況應該很熟悉。
片刻，老丁過來了。這人其實也就四十來歲，不過警察已經當了二十二年，而且一直在六榕街，對專案組而言，這份業務資曆就顯得至關重要了。老丁是中共地下黨員，廣州解放後留下來當了副所長。聽刑警介紹了情況，老丁沉思了片刻才開腔：“你們說的那個嫌疑犯的特征，跟我們所管段裏一個姓郎的男子好像對得上號。”
說起來，那個郎姓的男子還是老丁小時候的同學，比老丁大一歲，大名叫中後，連起來讀就是“郎中後”。這名字起得有點兒別致，不過倒也符合實際情況，這人的父親確實是個中醫，而且是個傳了三代的骨科中醫。舊時中醫稱為“郎中”，老郎給兒子起名“郎中後”，想必是希望他子承父業，好把祖傳醫術傳承下去。據說，郎中後小時候對接骨治傷之類有點兒興趣，一有空閑就跟在老爸後麵，偶爾還搭一把手。可惜到十六歲上，家裏出了變故，那時郎中後還在念初二。有一天老郎被病家接到鄉下出診，治療後接受人家的宴請，酒喝得過了量，被對方用小舟送回途中失足落水身亡。此後，郎中後就輟學了，家裏把他送到老郎生前的老友、小有名氣的粵劇醜生李尤道那裏當徒弟。郎中後對演戲倒是情有獨鍾，尤其是醜角，自小就有天賦，上學時隻要學校有文娛演出，必然有他的節目。不過，對於唱戲來說，十六歲方才入行正式拜師學藝，那就有點兒難了，醜生更是如此。須知演醜角並非僅僅會插科打諢便可，還需要一些武術的底子，比如有時需要飾演侏儒，那醜角演員就得滿舞台走矮步，還要走得逼真，不能讓台下觀眾發現破綻。這種底盤功夫，都是靠從小練習打的基礎。郎中後十六歲入行已經晚了，加上他不肯加倍出力，即使有李尤道親自執教，鞭子、板子挨了不少，也沒有什麽大成，最終隻能到草台班子去混。
大約二十五六歲時，郎中後娶了個不明來曆的女子為妻。成家後不再做戲子，而是跑了趟上海，待了半年，據說是學西醫骨科去了。回來後自己開了家診所，打出的牌子有點兒嚇人，說是“留英本科，專治骨傷”。同行對此頗為不滿，曾有人登門質問為何偽造履曆。郎中後心平氣和地向對方解釋，說他的“留英”並非偽造，那“英”是上海英租界的簡稱，把對方氣得幹瞪眼。郎中後醫術平平，但也確實治好過一些骨折病人，當然，治不好的也不少，所以他那家小診所糾紛不斷，還數次被人砸掉。不久抗戰爆發，廣州失陷，郎中後合家逃難去了北方，抗戰勝利後返回羊城，但已是單身一人。他時不時還會在六榕街露麵，從其穿著和氣色判斷，似乎混得不錯，但沒人知道他操何營生。此後有段時間郎中後失蹤了，沒有人知道他去了哪裏，一直到廣州解放前夕方才重新出現。
廣州解放後這幾個月裏，老丁經常遇到這位老同學。作為派出所民警，當然要問問郎中後靠什麽謀生。朗說自己目前正在做生意，介紹中西藥及醫療器械買賣之類。由於郎中後沒有參加過反動黨政軍警憲特、反動會道門的記錄，也未聽說與什麽刑事案子有涉，所以警方對他也沒什麽興趣。
刑警聽老丁如此這般介紹後，覺得這個郎中後有些可疑，因為他具備專案組之前分析的案犯“可能當過藝人、有過行醫經曆”等特征，年齡也相符，遂決定對其進行外圍調查。彭友山三人稍一商量，接受老刑警藍邦堅的建議，先弄張郎的照片去找“瑞祥旅館”方麵辨認一下，看是不是跟案犯相似，這樣做既便捷，又不至於打草驚蛇。於是，他們就跟著老丁去了派出所，那裏有國民黨統治時期留下的底卡檔案，內有照片。慎重起見，刑警一共提取了跟郎中後年齡相仿的七名男性居民的照片，混在一起，讓“瑞祥旅館”的廚子王師傅等人辨認。
旅館方麵一共有四人見過那個持假證明住店的特殊旅客“葉誌仁”，辨認下來的結果，賬房金先生、茶房小王和女傭張嫂都認定郎中後就是“葉誌仁”，可廚子王師傅仔細看過之後，卻說“不像”。盡管從人數上來說，辨認結果是三比一，王師傅是少數，但他卻是跟“葉誌仁”交道打得最多且一起喝過老酒侃過大山的人，所以刑警對於他的說法自是特別重視。討論下來，決定讓受害人淩蘭馨辨認。
淩蘭馨辨認的結果也是否定的。
盡管如此，專案組還是認為有必要調查一下郎中後是否有作案時間。一番調查下來，最終確認郎並無作案時間。案發前後三天，他在郊區一個複姓司馬的朋友家，該朋友的兒子娶妻，邀郎相幫，出任總管，負責一應大大小小的事務，忙得腳不沾地，根本沒有時間往外麵跑。
如此，郎中後的作案嫌疑就給排除了。
三、連續發案
2月26日上午，專案組正準備重新分析案情尋找偵查方向時，傳來一個消息：太平區“黃仁泰旅社”發生一起類似的案件！
該案的受害人名叫袁美雯，是個二十八歲的青年女子。此女係江門人氏，其祖父當過清廷的武備道，大致相當於省軍區司令員，算得上是高幹了；其父亦曾中過秀才，可惜1906年清廷廢除科舉，否則一路舉人、進士考上去，說不定官做得比老子還大。辛亥革命後，袁家敗落，到1930年袁美雯八歲時，幾近家破人亡，她是靠母親替人縫縫補補、洗洗涮涮做雜工拉扯大的。袁美雯的母親是其已故老爸的姨太太，出身不詳，但長相俏麗是親友鄰裏一致公認的，袁美雯的模樣跟其生母惟妙惟肖，也是當地出名的美女。因此，在十一歲上母親患病實在無法撫養她時，就不得不將其送進戲班子學藝。學了五年，登台即一炮打響，不過其母此時已經去世了。
袁美雯紅得很快，眼看就可以躋身當時的粵劇明星行列，可是她拒絕了地方惡霸的“捧場”——就是“接受赴宴邀請、收受貴重禮物、然後上床”的潛規則，於是麻煩就來了。好在有人悄悄給她送了信，她得以在惡霸的家丁趕到之前潛逃。家丁們當然不是吃素的，這些地頭蛇當即循蹤追趕，還真給他們追上了。動手劫人之際，被一個正好經過的國民黨軍官撞見，當即鳴槍製止，命衛士上前查問是怎麽回事。聽了袁美雯的哭訴，軍官攆走了家丁，說你不要幹這一行了，我給你介紹一份工作，去團部衛生所當看護吧。袁美雯正在走投無路之際，自是求之不得，遂跟著軍官到了廣州。路上知道，這個國民黨軍官叫熊興暉，是個營長。兩年後，袁美雯成為熊營長的妻子。
結婚後，袁美雯不再當看護，而是做起了全職太太，過著一份比較舒適的日子。不過好景不長，1940年，已經淪為漢奸的丈夫在與遊擊隊作戰時中彈身亡，她由全職太太變成了寡婦。守寡至1946年初，她又成了以前在軍隊當看護時認識的醫官錢某的小妾，當時錢某已經不做軍醫了，而是國民黨政府部門的一個處長。錢處長利用接收的便利，搞了一套“敵產房”作為金屋藏嬌之所。這樣過了一年多，錢處長突然失蹤了，沒有人知道他去了哪裏，是死是活。錢在廣州另有明媒正娶的家室，袁美雯是正室與其子女均不認可的小妾，自然連出麵打聽錢處長消息的資格都沒有。幸好錢處長當初金屋藏嬌時給她弄了這麽一套房子，平時按月給她生活費，時不時還贈送些首飾，所以她的生活還不至於成問題。廣州解放後，袁美雯在一家私立醫院謀得了一份護士工作，一周六天上班，一天休息。
昨天，即2月25日，正好是星期六。袁美雯很重視過周末，即使現在過單身日子也不肯委屈自己。傍晚下班後，她先去住所附近的一家小飯館用了晚餐，然後去隔壁一個正在甩賣商品準備歇業回國的英國人開的商行轉了轉，買了兩罐咖啡、一盒方糖。拎著往回走經過“南國大戲院”的時候，一眼看見了京劇名角周信芳出演《清風亭》的海報。袁美雯雖然早已離開舞台，但對戲劇還是一往情深，當即決定觀看。可是，戲票已經售罄。失望之下，她隻好站在售票口等退票。這天的運氣似乎特別好，等候沒多久，背後就傳來一個清脆的童聲：“小姐，要票嗎？”她剛要回身，一個十來歲的男孩兒已經躥到麵前，把手裏的一張戲票朝她揚了揚，說是10排的，好位置！袁美雯大喜，當即決定買下來。原以為對方會加價，但那孩子卻僅收了原價。
座位確實不錯，10排1座，堪堪在場子的中軸線上，前後距離也適中，她感到很滿意。坐下後沒多久，戲就開演了。袁美雯有個特點，遇到她所喜歡的事兒，就會全神貫注心無旁騖，所以，即使在演出進行到一半幕間休息電燈大亮時，她也沒留意兩側的2座、3座坐的是什麽人。演出結束，觀眾們紛紛起身退場，她還坐在那裏回味周信芳大師出神入化的技藝，直到右側3座的那個男子站起來對她輕聲說“小姐，勞駕您讓一讓”，她才有點兒回過神來。之所以說是“有點兒”，是因為這時10排的二十個座位隻剩下她和該男子了，她也應該站起來退場了，可是她竟沒有走，隻是把放在膝蓋上裝著咖啡和方糖的紙袋拎在手裏，側過身子讓對方通行。
事後想來，這個男子的舉止一上來就顯得可疑。他坐的位置是10排3座，此刻他要退場的話，應該往5座那個方向走，可是他卻舍近求遠，偏偏要從1座這邊出去。但袁美雯根本沒有留意到這一點，還真“讓一讓”了。這一讓，她的魂就掉了——那個男子在側身從她麵前擠過的時候，肩上掛著的那個細帆布挎包的一側微微蹭到了袁美雯的臉。袁美雯事後向刑警說，她好像那時腦子就迷糊了。前麵淩蘭馨的經曆表明，迷糊的後果是很嚴重的！
那個男子往過道方向走了三個座位後，忽然回頭招呼袁美雯：“哎！你怎麽還坐著不走啊？走，咱快回家……”他說話時的神情語氣，宛如住在一個屋簷下的兩口子，即使兩側過道正在退場的其他觀眾看見，也不會有人懷疑袁美雯此刻已經中了招。袁美雯呢，還真像該男子的“那口子”似的，聽話地起身，隨對方往過道挪步。到了過道，男子便挽著她的肘彎出了戲院。
刑警分析，案犯使用的是一種類似“拍花”的手段。對淩蘭馨的作案手法跟“拍花”完全一致，把迷藥置於信紙內，引受害人打開後，一瞬間就迷糊了。而對袁美雯的作案方法稍有不同，案犯是把迷藥抹在那個細帆布挎包的表麵，然後直接蹭在袁美雯的臉上。所以，袁美雯比淩蘭馨迷糊的程度更嚴重。淩蘭馨還記得她跟著案犯穿過小巷，進了一家旅館，而袁美雯則是出了戲院後什麽也記不得了。
案犯在當天晚上九點多把袁美雯帶到“黃仁泰旅社”預先登記的房間，隨即實施作案，然後於午夜時分以買夜宵為名溜出了旅館。袁美雯則在一個多小時後完全恢複了神誌，發現自己遭遇不測，隨即讓旅館方麵報警。
2月26日淩晨兩點，太平分局刑警隊接到“黃仁泰旅社”的報案電話。當晚值班的是指導員老封，這人的特點是沉默寡言，但喜歡琢磨。他之前已經從市局每天印發的《敵情通報》上知道了長壽區前天發生的那起迷奸搶劫案，此刻一聽電話中所說的跟“瑞祥”的那起如出一轍，自是重視，當即親率刑警前往“黃仁泰”勘查。
袁美雯遭到迷奸之後，昏昏沉沉睡了過去。如果不是正好有一輛晃著鈴鐺的救火車（當時消防車的警鈴是手動操作）疾馳而過，或許她會一覺睡到天明。袁美雯完全清醒後，一檢查，失身自不待說，還失財——白金項鏈、黃金手鏈、鑽石戒指、手表、錢包自是在劫難逃，連羊毛衫、羊毛褲也不翼而飛，由於外套是已經穿舊了的卡其布料，沒被案犯看上，得以幸免。
“黃仁泰旅社”的一個夥計告訴警方，案犯離開時，他正在櫃台後犯迷糊，被案犯喚醒為其開門。對方身穿長及膝蓋的黑色卡其風衣，似是覺得寒冷，雙手緊抱在胸前——刑警認為案犯是用這個動作掩護他搶來的衣物。因為案犯說他要去外麵買夜宵，店夥計沒敢再瞌睡，一直等著，哪知這廝沒回來，倒是等來了受害人袁美雯的驚呼。
刑警在查閱“黃仁泰旅社”的旅客登記簿時，不得不用“膽大妄為”四字來形容案犯。因為案犯使用的還是“葉誌仁”這個名字，用來登記住宿的還是那張偽造的台山縣台城鎮派出所出具的證明。所不同的是，他胳膊上的石膏已經去除，他對店夥計的解釋是骨傷已基本恢複，再觀察一段時間就可以回家了。
“葉誌仁”是2月25日上午十點登記入住“黃仁泰”的，說是住兩天，預付了兩天住宿費。刑警把從現場提取到的指紋送市局技術室鑒定，得到的結論是：與之前“瑞祥旅館”迷奸搶劫案的作案者係同一人。
三天內連續發生兩起迷奸搶劫案，太平分局當即向市局匯報。市局研究決定，“瑞祥”、“黃仁泰”二案並偵，由長壽、太平兩個分局抽調刑警組建聯合專案組進行偵查，仍由彭友山擔任專案組長。太平分局派來的刑警謝畢生、甄路隨即向彭友山報到，新的專案組馬上討論案情，研究應該如何尋找偵破二案的線索。
有人提出對贓物和住宿兩個方麵進行布控。贓物布控的理由眾所周知，住宿方麵布控的理由是，案犯已經嚐到了兩次甜頭，沒準兒還會第三次使用那紙假證明登記入住其他旅館，因此有必要由市局治安處出麵，急令各派出所對管段內的旅館進行布控。這一提議立刻被采納。不過，彭友山對住宿布控並未抱多大希望，案犯作案手段老練，他會兩次使用那紙假證明，卻不會再用第三次。
繼續往下討論，又有刑警提出一個疑問。袁美雯獲得的那張戲票是一個少年退給她的，其時售票窗口的票已售罄，袁美雯正失望之際，突然就冒出個少年把票讓給她，這是否有些突兀？很可能案犯事先已經買好了兩張戲票，其中一張是專門為作案對象準備的。但買票時他尚未選定作案對象，因為他的作案對象須具備“財”、“色”兩點，既要年輕貌美，穿戴也要上檔次。由此判斷，他應該早已守候在戲院門口，四處轉悠物色作案對象，注意到袁美雯後，就地找了個少年，讓他幫忙把戲票賣給袁美雯，自然會給少年些許好處。那麽，如果找到這個少年，會不會順藤摸瓜查摸到“葉誌仁”的線索呢？眾人討論下來，都認為可以一試。
對於警方來說，要尋找一個在戲院、電影院、溜冰場等公共場所門口玩耍的少年，是一樁很容易的事兒。那個年代並無如今那麽多消磨時間的方式，沒有電視機，電腦互聯網更是連做夢也想不到的東西，大多數老百姓家裏連收音機都沒有。孩子們除了玩泥巴、沙包或者捉迷藏、官兵捉強盜之類的遊戲，就隻有到戲院、電影院等娛樂場所門口去看熱鬧了。在每個公共場所門口玩耍的孩子基本是固定不變的，都是家住附近的那些小家夥。所以，隻要找到他們中的一個，就好打聽了。
當天下午三點多，專案組派出的兩名刑警陳春鍾、甄路通過管段派出所順利找到了那個退票給袁美雯的少年。那少年不過十一歲，因為頭發天生有點兒黃，綽號就叫“黃毛”。據“黃毛”說，那張戲票是一個“伯伯”讓他賣給那個買不到票的阿姨的。賣票後，“伯伯”抽出一張一千元鈔票給他作為酬勞（舊版人民幣，與新版人民幣的兌換比率為一百比一，下同）。那個“伯伯”還問了“黃毛”家住哪裏，說以後可能還會叫他幫忙排隊買戲票或者退票。二刑警似乎看到了一絲希望，叮囑“黃毛”此事必須嚴格保密，如果那人再來找他，立刻報告派出所。
陳春鍾、甄路兩人離開分局不過十來分鍾，傳來了“葉誌仁”製造的第三起同類案件的消息。
這起案件發生於長壽區明複街上的“金雀咖啡館”，受害者竟然有兩人。一位叫易鴻莉，二十二歲，小學教師；一位叫紀佩蘭，三十歲，銀行職員，兩人係姑嫂關係。易家老爺子易飛準曾是廣州頗有名氣的律師，抗戰勝利後中風癱瘓，臥床不起。老爺子多年來收入頗豐，故易家家境富裕。易飛準生有二女一子，大女兒早已出嫁，兒子是機械工程師，九年前娶了紀佩蘭。如今，小女兒易鴻莉也到了談婚論嫁的年紀了，她本人倒似一副無所謂的樣子，父母兄嫂卻在為其操心。這天是星期天，紀佩蘭頭天下午就打電話到易鴻莉供職的小學，請小姑子下午喝咖啡，聊聊找對象的事兒，她已經為其收羅了幾個小夥子的照片，屆時會一一介紹他們的情況。易鴻莉的反應不冷不熱，答應赴約，不過要求把時間改一改，下午三點改到中午十二點，因為明天寒假就結束了，校長讓全體教師下午兩點到學校開會，這是必須參加的。
中午，易鴻莉準時赴約。這時，咖啡館剛開門營業，這對姑嫂是第一撥客人。兩人進到店堂深處，在位於角落隱蔽處的一個車廂式雅座落座，侍者送上咖啡和零食。因為小姑子還要去學校，時間有限，紀佩蘭開門見山，立刻拿出四張男青年的照片，開始介紹各人的簡況。才說了個開頭，來了第二撥顧客，隻有一位——案發後刑警從現場提取到了他的指紋，經鑒定，此人就是“葉誌仁”。今天他又換了裝束，西裝革履、禮帽手杖，鼻梁上架著一副金絲邊眼鏡，儼然一副混得不錯的富商或者高知階層模樣。他似乎看中了易、紀姑嫂對麵的那副座頭，走過來繞過隔斷，才發現易、紀在座，馬上轉移到三座之隔的那個雅座去了，這給那對姑嫂留下了些許好印象。
侍者為“葉誌仁”送上咖啡後，輕手輕腳地退回門口的服務台。“葉誌仁”顯然知道午後咖啡館營業清淡時段不會很長，很快就會有新顧客進來，於是抓住機會立刻行動。他手裏拿著一份折疊起的廣州市地圖，行至姑嫂所在座位，微微躬身，臉上掛著得體的微笑，彬彬有禮地說：“對不起，打擾您二位一下，我想去三元裏，不知應該怎麽走？”一邊說，一邊慢慢地打開地圖，腳下卻不動（估計是為防止目標反感），雙手捧著朝紀佩蘭麵前送去。紀佩蘭出身教授家庭，從事的又是銀行工作，自有一份得體的社交禮儀，麵對著這個雖說有些突如其來但應該還算是正常的情況，她不可能拒絕人家，下意識地低頭去看地圖。而另一位呢，也很熱心，起身湊到嫂子近前一起看。
事後刑警勘查現場時，在地板上提取到少量白色粉末，這顯然是從展開的地圖上灑落下的。紀佩蘭、易鴻莉的熱心所導致的後果讓兩人終生難忘——她們佩戴的首飾、手表以及坤包裏的錢包、鋼筆（易鴻莉的包裏有一支派克金筆）等都成了案犯的囊中之物，隻是由於置身公共場所才免於失身。
案犯從進門到作案後離去，前後不過七八分鍾，時間拿捏得很準，或者說運氣不錯——出門時，正好有兩撥共五六個客人進來，其中一撥直接去了店堂深處那二位受害女子所在的角落，隨即看到易、紀兩人呆若木雞地坐在那裏，不言不語也不動彈，顯得十分詭異。上前詢問，發現二人已經神誌模糊，知道可能發生了意外，隨即報警。
四、發現贓物
三天之內，“葉誌仁”連續作案三起，受害人四名，被搶劫錢物合計約兩千餘萬元，其中兩人被迷奸。雖無報紙、電台進行報道，但消息不脛而走，很快就傳遍了全城，在社會上影響甚大，人都稱案犯為“迷魂惡魔”，一時間，坊間“談魔色變”。這種惡性刑案，自然引起廣州公安高層的重視。“金雀咖啡館”案件發生的當天傍晚，廣東省公安廳廳長兼廣州市公安局局長陳泊——即延安時期被毛澤東稱為“紅色福爾摩斯”的布魯，在例行的局務碰頭會上下令：組建市、區公安局聯合專案組，務必盡快破案！
當天晚上，廣州市公安局指派刑偵二隊隊長譚鈞宣率刑警夏升重、陸宏圖前往長壽分局，與長壽分局、太平分局聯合專案組五刑警會合，組成新的專案組，譚鈞宣、彭友山分別擔任正副組長。
次日，2月27日上午九時許，專案組接到惠福分局的電話，告知該區“富真金店”扣下了一名前往出售疑似布控贓物的男子，管段派出所民警已經趕到，正在店內等候專案組派員前往甄別。
彭友山、謝畢生、陸宏圖三刑警趕到“富真金店”，查看了被認為是布控贓物的那三件首飾。那是一枚黃金戒指和兩條帶雞心墜的黃金項鏈，上麵分別鐫刻著“瑞富祥”、“老金鳳”的標記，那是羊城兩家創建於清朝鹹豐、光緒年間的首飾店鋪。這與布控通知中的部分被劫贓物特征相符，受害人淩蘭馨被劫的項鏈係祖母遺贈的“瑞富祥”產品，另一受害人袁美雯被劫的項鏈和戒指則係“老金鳳”產品。
“富真金店”店員老閔介紹，上午金店剛開門，來了一個年約五十的小老頭兒，說有幾件首飾想出讓，請金店估個價，說著，拿出兩條黃金項鏈、一枚黃金戒指。店員老閔一看，心裏“咯噔”一下，這不是派出所下發的布控通知中的贓物嗎？不過，臉上卻不動聲色，說三件首飾都是真貨，但價錢要由老板來定，說著朝一旁的學徒小福子丟了個眼色，命其去內堂請老板出來，同時請小老頭兒到裏屋喝茶，稍等片刻。那小老頭兒怎知其中隱情，他喝茶等老板的工夫，已經有店員出門打電話向公安分局報告了。
見到警察，小老頭兒方知不妙，連忙解釋說這首飾是別人轉讓給他的。彭友山說有話到分局去講吧，隨即把小老頭兒帶到長壽分局訊問
小老頭兒名叫朱嘉發，從事西藥經紀，在行業內小有名氣，一說“朱老三”十人九知。廣州解放後，由於敵對勢力對中國搞經濟封鎖，西藥進口業務大為減少，朱嘉發基本無事可做。好在他家境原本就不錯，多年來積蓄了一些老本，再說三個子女也頗有出息，每月都有孝敬，所以生活質量並未下降。
朱老三有個習慣，每天清晨必去茶館飲茶，六點去，七點半離開，一年四季風雨無阻。昨天早上，他照例前往其住宅附近的“大旺茶館”，在臨窗的座頭上落座後，不用吩咐，跑堂就沏上一壺大紅袍，燒賣、餛飩各一份。他正吃喝的時候，來了另一位茶客，告聲“打擾”，坐在他那副座頭的另一側。跑堂過來接待時，沒像對待朱老三那樣先打招呼，朱老三便尋思坐在自己對麵的這個中年男子可能是個新茶客。那人要了一壺龍井茶、一碗三鮮麵、兩份蝦餃。茶館是不供應麵點的，如果客人需要，跑堂就到對麵那家專賣麵點的館子去叫。等候的工夫，那茶客喝了兩口茶，轉臉朝朱老三微微一笑：“這位先生，另一份蝦餃是給您點的，麻煩您稍等片刻。”
朱老三並不感到意外。他是舊社會混過來的掮客，這種事經常能碰上，他自己也給陌生人點過茶點酒菜。當下，朱老三衝對方拱手作揖，道聲“多謝”，把放在旁邊的煙盒打開了遞到對方麵前。這樣，朱老三和那人就算是結識了，一邊吃喝一邊閑聊。對方自我介紹說姓鍾，名曇天，來自惠州，早年畢業於廣東省立師範學校，曾在廣州做過十年小學教師，後回鄉在親戚開辦的私立小學做教導主任。廣州解放前夕，他那校董親戚去了海外，學校勉強支撐到寒假，由於政府尚無能力接收，隻得關閉。他有個師範的同學在廣州市教育局工作，得知他失業了，就給他找了個公家飯碗，讓他到廣州郊區一所小學當校長。他昨天上午剛到廣州，住在附近的親戚家，早上閑著無事，就來這家茶館喝茶。
聽對方這樣說，朱老三便喚其“鍾老師”，也簡單介紹了自己的情況，兩人漸談漸熱絡。朱老三知道對方必有所圖，果然，聊了一會兒，“鍾老師”開口說起了事由——
那個校董親戚臨去海外時，已經預料到這所小學是辦不下去了，留下了一筆教員遣散費。其時金圓券已經貶值到比冥幣還便宜，發鈔票當然是不可能的，就悄悄交給“鍾老師”十來件黃金首飾，讓他在學校解散時分發給其他老師。不久後的形勢果然如校董親戚所估料的那樣，政府不接盤，學校隻好關閉。不過，“鍾老師”卻不敢把首飾分發給其他教師，因為那個校董親戚被當地政府定為“反革命惡霸”，其家眷合家隨其逃亡，留下的房屋財產全部被政府沒收，三個傭人還被抓進公安局盤問，審查了兩個多月才釋放。麵對著如此狀況，“鍾老師”哪裏還敢代校董親戚給一幹教員發遣散費？於是就把那些首飾藏匿下來了。這種東西藏著也不太平，所以這次他隨身帶到廣州來，想找個店鋪出讓。哪知，昨天下午問了幾家金店，都說出售金銀需憑戶口本。他的戶口在惠州，沒帶戶口本，正為此犯難呢。
朱老三聽到這裏，已經猜到了對方的用意，這位“鍾老師”是想借用他家的戶口本去出售首飾。這事可不可以做呢？朱老三是生意人，遇事考慮的是利益，他稍一盤算，認為並無不可，不過戶口本不是白借的，需要收費。收多少？可以談。對方倒也拎得清，見朱老三感興趣，馬上表示：“老兄您看著辦吧。把戶口本借我，我們一起去金店也行，我自個兒去也行；或者還有一個最便捷的法子——我直接把首飾賣給您，您來開價。總之，不能讓您老兄吃虧。”
兩人談了一陣，最後朱老三決定直接買下來，至於打多少折扣，那得看了貨再說。朱老三對西藥在行，於黃金真偽、成色卻是外行。好在茶館裏喝茶的顧客中從事各行各業的都有，朱老三眼光一掃，就看到了對麵角落那副座頭上的一位白發老者。那是朱老三的鄰居，已經七十高齡了，打自十三歲進銀樓學生意，到六十多歲退休，跟金銀首飾打了五十餘年交道，其鑒別經驗可想而知。於是就邀“鍾老師”一起過去請老者鑒定。“鍾老師”倒很大度，把三件首飾往朱老三手裏一放，說難道我還信不過您老兄嗎？說著又掏出一張兩萬元紙幣作為給對方的辛苦費——總不見得讓老人家白鑒定。
老者看下來的結論是：真貨！
接下來，兩人討價還價，議定以黃金價格的七折來計算。當時每兩（此指十六兩製老秤）黃金的價格是九十六萬元，打七折就是六十七萬兩千元。那麽，這三件首飾一共是多少分量？到哪裏去稱重呢？這個，朱老三有主意。茶館對麵有家“天仁堂”中藥鋪，老板姓桂，是他老朋友，當下就喚來跑堂讓去借一副最小的銅盤秤來。三件首飾稱下來，總共是二兩五錢六分，合計一百七十一萬五千二百元。“鍾老師”說零頭不要了，就付一百七十萬整數吧。
也算“鍾老師”運氣好，找對了人。一百七十萬元在當時不是一個小數目，尋常人家就算有這麽一筆積蓄，也不一定立時能拿出現鈔來。可是，朱老三家裏卻有現鈔，別說一百七十萬了，就是再翻一倍他也拿得出。他是做西藥經紀人的，自抗戰以來，有些西藥比如盤尼西林、奎寧之類一向屬於緊俏藥品，盡管經紀人公會有行規，經紀人自己不能參與西藥買賣，但是在利益麵前，這種行規形同白紙一張，在藥品價格狂漲的時候，十個經紀人中至少有九個會自己籌款先買下，然後以親朋好友的名義出售，反正那時做中西藥品買賣都是不需要許可證的。因此，朱老三家裏隨隨便便就拿得出數百萬現鈔。
離開茶館，朱老三把“鍾老師”帶到自己家裏，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朱老三早就盤算過，這筆買賣他至少可以賺七十萬。這麽輕鬆就賺了一筆，朱老三很興奮，成交之後要留“鍾老師”在家吃飯，對方婉言謝絕了。朱老三就熱情地把對方送出巷子，臨別時忽然想起對方說過他那校董親戚留下了十來件首飾，生意人腦子轉得快，他握住“鍾老師”的手說，咱們這是一回生兩回熟，剩下的貨如果還要出手的話，盡可來找我，反正我家您已經認識了。“鍾老師”自是滿臉笑容，連連點頭。
本來，朱老三是準備當天下午就去金店把這幾件首飾賣掉的，可是，中午前三個子女忽然帶著大包小包禮品而至，他這才想起當天乃是老伴兒五十大壽，說好要去九姑庵吃素齋慶壽的，下午還要去看戲。這種重要家庭活動，朱老三這個當家人自然不可缺席，隻得延緩一天再去金店出售。當然，即便他昨天去出售，也是一樣的結果。警方的布控已經下達到全市各金店、銀樓、首飾鋪，不管到哪一家去，都是撞個正著。
專案組對朱老三交代的情況進行了分析，討論中形成了兩種觀點：一種認為“葉誌仁”嚐到了甜頭，很有可能還會去找朱老三進行這種交易，他已經去過朱家了，沒準兒什麽時候就會找上門去，所以可以考慮派人去朱家或者鄰居家蹲守；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以“葉誌仁”作案時所表現出的那份老到，他不一定會冒險找同一個買主，倒是有可能複製跟朱老三搭訕結識的經驗，再去茶館物色第二個朱老三之類的人物。因此，大夥兒應該分頭去茶館查訪這廝。
譚鈞宣、彭友山交換意見後作出決定，指派一名刑警前往朱家鄰居處蹲守，再請管段派出所派一名民警協助；其餘刑警則分頭化裝走訪全市各茶館。
兩天下來，目標並未現身。第三天，也就是3月2日，線索出現了，卻幾乎使眾刑警抓狂！
五、富婆遭殃
這條線索跟朱老三的那條可以說是如出一轍，也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兒拿著首飾去“火鳳凰銀樓”出售，銀樓悄悄通知警方，將其連人帶物扣下。
這次拿下的那位姓馬，五十三歲，身高體胖，是個回族。老馬以前是給大戶人家當管家的。他的東家姓丁，名榮通，出身富戶，清末廢除科舉前最後一次科考中過舉人，人稱“丁老爺”。後來丁榮通去日本留學，參加了革命黨。辛亥革命後，做了軍政府的一個不大不小的官，管的是稅收，因此發了橫財，富上加富。老馬就是在那時給丁老爺當貼身小廝的，後來就做了丁宅的管家。丁榮通斂財無度，名聲不佳，1924年，有消息說他即將被撤職查辦，他立刻腳底抹油，在老馬陪同下逃往日本。
1939年元月，丁榮通再度現身羊城，其時廣州已淪陷兩個多月。日本侵略者委任丁榮通當了一名管理財政稅務的官員，據說頗有權勢，因為丁榮通曾給廣州偽市長彭東原寫過一紙條子，讓彭委任老馬當警察分局局長。老馬隻讀過三年私塾，文化水平不高，但見識卻是有的，知道這是當漢奸，就謝絕了東家的好意，說我還是給您老管管瑣碎事務吧。就這樣，老馬又給丁榮通當了將近七年的管事。日本投降後，丁榮通被捕，老馬也捎帶進了局子。幸虧碰上一個還算講道理的法官，得知老馬拒當日偽警察分局長之事後，網開一麵予以釋放。
丁家當然已經被抄，不久，丁榮通也被判處死刑槍決了，還是老馬相幫收的屍。辦完了丁的喪事，老馬找了份幫人管澡堂的差事，相當於領班。他是小廝、管家出身，既熟悉如何服侍人，又深諳管理下人之道，這份差事自然幹得很好。老馬跟“迷魂惡魔”的相識，就是在他當管事的那家“清泉池”。
不能不佩服“迷魂惡魔”的那份心智，他已經料到朱老三如若出事，警方肯定會對茶館特別重視，便衣頻頻出沒或是守株待兔那是一定的，所以，他銷贓的對象改變了，不再找茶客，而是去澡堂物色浴客。廣州解放才四個多月，形形色色的案件多不勝數，他料定公安局不可能抽出許多刑警來對付他，更沒有警力去澡堂蹲守，於是就去了“清泉池”。
不過，“迷魂惡魔”在“清泉池”的運氣就不像在茶館那樣好了，他接觸了幾個看上去可能會成為朱老三第二的浴客，人家對此卻缺乏興趣。正當“迷魂惡魔”失望之際，老馬主動跟他搭訕了。聽到他和別的浴客談及有便宜首飾可買，老馬不禁動了心，其思路跟朱老三相同——這邊收進，那邊出讓，一進一出，可以賺三成的差價，這種買賣隻怕一輩子也難能遇到一回啊！
兩人談下來的結果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迷魂惡魔”這一改換地點，專案組諸刑警就鬱悶了。專案組長譚鈞宣說：“得了，接受教訓吧，看來蹲守這條路是走不通了，咱們另外再尋找新的偵查方向吧。”
譚鈞宣說這話時是3月2日晚上七點多，全組刑警討論了一個多小時，依舊沒討論出個子醜寅卯。誰能料到，就在這個時間段裏，“迷魂惡魔”再次作案！
這回的受害人名叫吳雲鶯，是個四十歲的半老徐娘。吳雲鶯是廣西柳州人，自幼父母雙亡，靠乞討為生。八歲那年，她被一個雜耍班子收留，七八年後學成了幾樣拿手好活，成為這個草台班子的半根台柱子。十八歲那年，草台班子到廣州演出，吳雲鶯被一個從南洋回粵拜祖訪親的華僑富商劉某看中，劉某跟班主商量，願以八百大洋為吳贖身，卻遭到拒絕。
劉某在族內輩分很高，家族也比較有勢力，跟小輩族人一番策劃後，幹脆一分也不付了，糾集了數十人，持械夜襲草台班子，帶上吳雲鶯直接上船去了珠江口，再搭乘海輪出洋。就這樣，吳雲鶯做了比她大將近三十歲的劉某的第四房姨太太。她在吉隆坡一待十八年，1945年方才隻身回廣州定居。其時劉某已經病歿，其巨額遺產分別由四個老婆及子女繼承。吳雲鶯沒有生育，分得最少，不過也獲得了劉某在廣州市區的一套住房、五千美金、兩千鷹洋，加上她多年積攢的私房錢和珠寶首飾，在當時的羊城堪稱富婆了。
不過，由於長期優裕的物質生活，此時的吳雲鶯體重已經增加了一倍，並且還有繼續增加的趨勢。她在惠福區三門街蝴蝶巷劉某留給她的那套洋房裏住下後，既不考慮找工作，也不想再嫁，獨自過著一份優哉遊哉的日子。為了打發時光，也是為了尋找精神寄托，每月的初一十五她必去寺院燒香拜佛，回家後閑著無事也念念經文。當時正是抗戰勝利後懲辦漢奸基本結束的當兒，社會上像吳雲鶯這樣的女性並不少見，其中不少人都是寺院的常客。在寺院經常見麵，這些女人很快就互相熟悉了，大家就相約搞一個十二人的聚餐會，輪流做東，也是每月兩次。
這個月的上半月，輪到吳雲鶯做東。地點是聚餐會的發起人殷玉蓉選擇的，她說最近探得一處絕佳的私房菜——惠福區銅匠街趙宅。那裏不是飯館，但其主人趙公望曾做過“南天王”陳濟棠的廚師，燒得一手絕好的粵式菜點，都是外麵館子裏吃不到的。當然，趙公望早已放下炒勺在家賦閑了。既然如此，趙宅為何會成為私房菜館呢？
趙老爺子有四子一女，四個兒子沒有一個對烹飪感興趣，隻有小女兒趙幼望自幼挑食，嫌別人燒的菜製作的點心不合口味，遂自己動手，時不時還要請教老爸。十年下來，趙幼望得其父真傳，用趙老爺子的話說，其烹飪水平“已經可以做公館的廚師了”。
趙幼望的丈夫是廣州知名中醫蔣永銓，收入頗豐。趙幼望本人持有國立中山大學的專科文憑，要謀一份體麵的工作易如反掌，可優越的家境根本無須她出去工作，便在家當全職太太，一應家務雜事自有女傭操持，她則每天下廚為家人烹製幾樣菜點，樂此不疲。以趙公望、蔣永銓的名氣，翁婿倆自有一些好友，他們聞知趙幼望廚藝了得，經常找借口來吃飯。不過趙幼望不大願意頻頻操辦宴席，那畢竟太吃力了，因而時常要擺擺架子。
新中國成立後，政府提倡節儉，那些喜歡吃喝的朋友不大敢頻頻下館子了，隻好求助趙幼望。而趙家的狀況也有所改變，老爺子中風癱瘓，又是醫療又是護理開支甚大；蔣永銓則去中南療養院為首長和戰鬥英雄服務了，他的關係轉到了部隊，算是一名軍醫，大門上釘上了“光榮軍屬”的牌子。光榮是光榮了，收入卻大大減少，趙幼望隻好放下架子，隔三差五為那班吃貨朋友整治一兩桌菜點，收費，但是不貴，相當於中檔飯館的價格。花中檔館子的價錢能夠吃到高檔飯店也烹製不了的菜肴，這種事兒對於吃貨來說簡直是打著燈籠也難找，許多吃客四處托人找關係，就為品嚐一次“趙家菜”。
殷玉蓉找了三個多月的關係，總算找到一個跟趙幼望說得上話的朋友，早在元旦前就掛號排隊，直到這時方才輪到。平時，聚餐會都是中午用餐，飯後或去咖啡館，或去舞廳。但這天例外，因為趙幼望做私房菜有規矩，隻提供晚餐，六點鍾開宴，八點鍾結束，沒有絲毫通融。盡管如此，吃過“趙家菜”，一幹老姐妹還是個個讚不絕口，都說無論錢鈔也好、時間也好、放下架子被迫依從趙幼望的規矩也好，統統都是值的，隻希望能再來吃一次。當然這是奢望了，因為趙幼望還有個規矩：非老朋友級別的熟客，隻接待一次。
那晚，眾人離開趙家已經八點多了，以初解放時廣州的夜生活內容，這個時間已經沒有合適的場所可以去消遣了，姐妹們隻好互相道別，各自回家。該案受害人吳雲鶯的住所離趙家比較近，白天坐公交的話不過四五站路，但那時的公交停得早，這時候已經沒了，她就叫了一輛黃包車。巧得很，車夫老郭還是點頭熟，跟她家就隔著一條巷子，平時大夥兒出出進進，見到了都會打個招呼。吳雲鶯喝了一瓶葡萄酒，很是興奮，心情也好，到家後隨手掏出一張兩萬元的鈔票給了老郭，還一迭聲“謝謝”，弄得對方暗自希望她天天喝酒，自己好天天專門候著拉她回家。
吳雲鶯的這套房產建於蝴蝶巷的盡頭，與鄰居的住宅相連，進門有個二十來平方米的院子，居室是一幢兩上兩下的西式洋房，不大，但式樣別致，小巧玲瓏。聽以前的老公劉某說，這是他花了七十兩黃金從一個闊少手裏盤得的，估計是那闊少專為搞金屋藏嬌用的。吳雲鶯以前雇了一個女傭陪著她住，新中國成立後，社會上到處都在宣傳“剝削與被剝削”，她膽兒小，生怕被劃為“剝削階級”，就不敢造次，辭退女傭另請鍾點工相幫，每天上午兩個小時，打掃衛生、洗衣做飯。幾個月下來，她倒也習慣了一個人住。一幹老姐妹閑談時問她獨自住一幢房子怕不怕，她說怕什麽，我是走江湖出身，什麽玩意兒沒見過？
這話到今晚之前似乎說得還不錯，但隨著一陣敲門聲過後，其準確性就被顛覆了。因為是剛剛下黃包車，吳雲鶯以為自己在黃包車上遺忘了啥東西——她有這種粗枝大葉的毛病——車夫老郭去而複歸。她想都沒想，也不問一聲“哪位”，直接就把大門打開了。定睛一看，不是老郭，而是一個陌生男子。
讀者應該很熟悉這個人了，隻不過還不知道他的真實姓名，姑且仍用他住旅館使用的假名“葉誌仁”來相呼。“葉誌仁”朝吳雲鶯上下打量一陣，用一種初解放時公家人的口吻問道：“這裏是蝴蝶巷51號嗎？”
廣州解放後，吳雲鶯經常不大情願地去參加街道舉行的群眾大會、集體活動、義務勞動、慰問傷殘軍人什麽的，越參加越有一種抬不起頭的感覺，因為她學到了一個當時出現頻率比較高的詞兒——“剝削階級”，偷偷對照其含義，她老是覺得自己似乎已經夠得上那份資格了。此刻，她一聽對方那腔調，心裏禁不住有些緊張，點頭一迭聲地說：“對對對。”
“葉誌仁”又問：“你是這裏的女主人？姓什麽叫什麽？”
吳雲鶯說了聲“是”，這才想到應該問明對方身份，於是大著膽子說：“這位同誌，您是……”
“葉誌仁”伸出兩個手指頭，從中山裝左側上衣袋裏掏出一個漆麵紫色本子，就這麽夾著遞到吳雲鶯眼皮底下：“識字嗎？看看！”
吳雲鶯沒上過學，但她做了劉某的姨太太後，權當是消遣，跟著賬房先生學過，識得幾個字，拿著張報紙磕磕巴巴勉強還能念得下來。借著門口的路燈光，她看見那本子的下方印著一行金字“廣州市公安局”，登時一個激靈，哪裏還敢看被對方手指擋住的其他文字？“葉誌仁”手掌一旋，本子翻了個身，封底向上，另一隻手搭上去翻開就往她麵前送：“你再看看裏麵……”
後來知道，“葉誌仁”掏出來的本子不過是個自行車牌照。當時老百姓窮，家裏有輛自行車已經算是擁有一份重要財產了，官方也很當回事，規定買了自行車必須憑發票去公安局登記並領取牌照。牌照有軟、硬兩種，硬牌照就是釘在車上的那種噴漆的金屬牌牌，軟牌照就是“葉誌仁”手裏的漆麵本子。由於是公安局頒發的，所以封麵下方印著“××市公安局”字樣。現在，“葉誌仁”用這個不知從何處獲得的本子作為作案工具，他把本子翻開，遞到吳雲鶯麵前——也就是鼻子底下，讓她看裏麵。裏麵是什麽呢？吳雲鶯根本沒看清楚，因為她已經著了對方的道兒。
“葉誌仁”伸出兩個手指頭，從中山裝左側上衣袋裏掏出一個漆麵紫色本子
不知是“葉誌仁”的迷藥正好跟吳雲鶯先前飲下的紅酒起了反應呢，還是這次下藥的量比較大，抑或吳雲鶯有過敏體質什麽的，反正在幾個受害人中，她的反應應該是最強烈的，事後她竟然什麽都記不得了。“葉誌仁”這個惡魔呢，隻要有合適的機會，就要喪心病狂地劫財又劫色，連吳雲鶯這麽一個半老徐娘也不肯放過。
一個小時後，吳雲鶯迷迷糊糊睜開眼睛，發現自己躺在床上，竟是赤身裸體，頭發蓬亂，不禁大為驚慌。回過神來，這才想起先前有人敲門的那一幕，但思維尚未完全恢複，腦子裏留下的隻是零零碎碎的片斷。她穿上衣服勉強起身，想到院子裏透透風。打開電燈，忽然發現臥室裏一片狼藉。吳雲鶯從小混跡江湖，十八歲上被劉某搶往南洋做小老婆，經曆豐富，可以說是見多識廣，如果單單失身的話她可能不會聲張。可是，現在一看室內這副景況，便知那個中年男子已經進行過抄家式的掃蕩了，不禁大驚失色。突然一下子，她的頭也不覺得暈暈乎乎了，不過思維未見得清晰，因為她衝到院子裏就扯開嗓門大叫“捉強盜”——而從時間上推算，“葉誌仁”至少已經離開半個小時了。
此時是晚上九點，那時人們夜生活貧乏，又是春寒料峭的夜晚，一幹鄰居都已早早上床歇息了，聽見叫聲，紛紛開燈出門查看。巷子裏有個鄰居以前當過警察，後來改行做起了生意，他是懂行的，馬上提醒大夥兒不要進入吳家，注意保護現場。正是由於他的提醒，這才使專案組刑警提取到了案犯的指紋和腳印，斷定此案確係“迷魂惡魔”所為。
前往吳宅的路上，專案組長譚鈞宣就已經考慮好一應路數，抵達後跟守護現場的分局、派出所溝通了情況，當即作出布置：專案組負責勘查現場以及跟受害人談話，分局、派出所的六名同誌負責走訪巷內一幹鄰居，要求每戶必訪，不放過任何細節。
勘查現場後，專案組讓受害人清點被劫財物，吳雲鶯一邊清點一邊哭泣。她的損失實在太大了，除了美金、人民幣的存折沒被案犯發現，她隨身佩戴和藏於家中的十七件黃金、白金首飾，八根金條，一個北宋大內鎏金銀懷爐，兩塊手表，一百二十萬元現鈔悉數遭劫。案犯落網後，警方請銀樓、古董兩個行業的老法師對贓物估價，認定總計折合人民幣七千萬元，以當時的經濟狀況來看，堪稱“數額巨大”。案犯可能對這次收獲感到滿意了，或者考慮到晚上提著包袱出門容易引起懷疑，所以沒動比較值錢的裘皮大衣、羊毛衫、皮鞋等物。
六、一罐藥粉
3月3日，專案組（這時又增加了三名來自吳宅案發地的惠福分局刑警）對新發生的案情進行了縝密分析，認為該案跟之前三起同類案件相比，作案手法相同，都是以迷藥使受害人意識模糊，但是也有不同，一是竟然膽大妄為入室下手，二是案犯在選定作案目標上似乎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詭譎。
這種“詭譎”表現在哪裏呢？之前三起案件的四個受害人，無論是淩蘭馨、袁美雯還是那對姑嫂易鴻莉、紀佩蘭，她們之所以會被案犯盯上，都是外貌靚麗、珠光寶氣，相當於額頭上貼著“財”、“貌”兩個標簽。可是，眼下這起案件的受害人吳雲鶯卻跟之前四位迥然不同：論年齡，年屆四十，半老徐娘；論容貌，歲月如刀，刻痕斑斑，更兼體態臃腫，目不忍睹。當然，若論財富，與淩蘭馨等四人相比她應是排名首位的。可問題在於，新中國成立後，吳雲鶯為保平安刻意低調，在穿著上已經把自己還原為當初草台班子的窮戲子了，即使是昨天去赴宴，也不過是一身素裝，中式絲棉襖上外罩一件竹葉青府綢外套，還是以前留下的舊貨，黑色厚呢褲子也是舊的。據她向刑警陳述，在聚餐的那些老姐妹中，她的穿著應該屬於最平民化也是最樸素的。如此看來，之前淩蘭馨等四人額頭上的那兩個標簽，她一個也沒有。可恰恰是她被案犯作為下手目標，這不是奇怪了嗎？
據此，專案組認為，吳雲鶯成為受害者，可能並非如案犯之前對淩蘭馨等四人下手那樣屬於隨機選擇，而是事先選定的，他對這個作案對象的相關情況是有所了解的。那麽，案犯是通過什麽途徑了解吳雲鶯的？如果找到了這個問題的答案，也許就離破案不遠了。分析下來，大夥兒認為案犯應該是通過鄰居了解吳雲鶯的，有可能是案犯和某個鄰居隨意交談時獲取了吳的情況，也有可能是案犯跟某個鄰居串通，共謀作案。
於是，專案組就定下了調查方向：走訪蝴蝶巷的每一家居民，收集相關情況，指望發現破案線索。
昨天晚上專案組勘查現場時，曾請惠福分局刑警和管段派出所民警逐家走訪巷子裏的居民。不過，當時的調查指向是針對案犯出沒於現場的線索，與此刻案情分析會上決定的調查要求不同。昨晚惠福分局刑警隊參加走訪的刑警中，有三位是專案組新充實進來的成員，據他們匯報，昨晚的走訪並未獲得什麽線索。如此，專案組長譚鈞宣決定：“今天我們全體出動，去蝴蝶巷走訪！”
調查了一天，還真的發現了一個嫌疑對象。
蝴蝶巷25號有個單身漢，名叫張麥豐，四十二歲。這人早年當過兵，在陳濟棠的軍隊混了個排長，作戰負傷後退伍。原先他是個窮漢，住的是破草房，當兵也是抓壯丁抓的，回來後竟然在蝴蝶巷買下了一座小院落，還娶了個老婆，過起了一份安逸日子。有傳言說他在跟土匪打仗時發了一筆橫財，所謂負傷也是自傷，乃是為了順利退伍，以便帶著那筆橫財回廣州。不過，張麥豐的運氣可能有問題，好景不長，結婚才三年多，老婆就在分娩時因大出血而死，嬰兒倒是留下來了，但也隻活了一個星期，就因“四六風”（即破傷風）而夭折。人們都說這人肯定是殺人劫財傷了陰德，老天爺都看不過去，給他來個現世報。傳言一多，張麥豐的名聲大受影響，媒人也不敢給他說親了，他也就斷了再娶老婆的心思。直到吳雲鶯出現在蝴蝶巷，他心頭這才重新燃起了娶妻之念。
在張麥豐看來，吳雲鶯跟他景況相似——年歲相當，都是喪偶，都有房產，所以合二為一乃是甚為妥帖的選擇。他知道媒人不肯出麵，就自己去向吳雲鶯開口。應該說，如若不說所謂的“現世報”，張麥豐的外貌、能力、職業（他是私營機器廠的庶務科長）、經濟等綜合評分還是比較高的，用尋常眼光去衡量，他跟吳雲鶯是配得上的。哪知，吳雲鶯卻給了張麥豐一枚硬釘子，一聽他說明來意，立刻沉下臉：“別做夢！”
張麥豐不甘心，涎著臉繼續一次次糾纏，持續了半年，吳雲鶯依舊不為所動。張麥豐終於失去了耐心，狐狸吃不著葡萄，就說葡萄是酸的，四處放風說吳雲鶯乃是蚌精轉世，命挾晦氣，哪裏落腳哪裏生災。也是碰巧，這一陣蝴蝶巷還真是有些不太平，連續七八家居民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厄運，有人暴病身亡，有的無疾而終，還有家中失火、小孩兒走失、大人遇工傷事故，等等。那時候人們普遍迷信，之前既對張麥豐“傷陰德，現世報”深信不疑，現在對吳雲鶯的“蚌精轉世”也就信以為真。
在張麥豐的串連下，遭受過不幸的那幾戶人家聯合出資，請來一班道士做了一場法事，竟然在巷口的那口水井裏撈起了一隻碩大的河蚌——那自然是張麥豐事先做的手腳。於是，居民們不幹了，好幾家聯合起來要將吳雲鶯驅逐出巷。吳雲鶯被這出“逼宮戲”折騰得苦不堪言，臨了，總算有兩位鄰居站出來幫她說話了。那二位，一個就是前文曾經提及的吳宅案發後提醒保護現場的舊警察老金，還有一位是律師小馬。那時是1946年，老金還當著警察，這種身份使一幹鄰居對其有些發怵，而小馬這個律師也是不能得罪的，那些“逼宮”的鄰居隻好罷休。
張麥豐一計不成，又生一計。他糾合之前參與“逼宮”的鄰居，四處放風說吳雲鶯男女關係混亂，甚至客串暗娼，說得有聲有色，如同親見。這回，吳雲鶯不客氣了，她去找了小馬，說要聘請他作為訴訟代理人向法院控告張麥豐誣陷中傷。小馬的意思是，大家住在一條巷子裏，抬頭不見低頭見，最好還是不要結冤；當然，這事得解決，不過先不要訴諸法律，可以考慮采取其他方式，比如請刑警老金出麵，向張麥豐提出警告。張麥豐盡管當過陳濟棠部隊的排長，膽子不小，可現今畢竟隻是個平民百姓，況且不在理上，不信他敢對警察凶三狠四。吳雲鶯聽從小馬的勸告，轉而去請老金幫忙。老金一口答應。果然，老金一出麵，張麥豐就歇菜了。
隻是，他沒歇多久。廣州解放後，張麥豐又蠢蠢欲動了，四處散布吳雲鶯是“剝削階級”，有“海外特務”嫌疑，還跑到派出所檢舉。派出所是知道吳雲鶯情況的，沒有答理。張麥豐不甘心，再去。派出所民警有辦法對付他，說老張你來得正好，我們正要找你呢！張麥豐一愣，你們找我有啥事兒？民警說啥事兒？你自己有問題還沒向政府交代清楚吧？張說我有啥問題啊？以前在陳濟棠部隊當排長那事兒，一解放我就響應軍管會號召向分局坦白了，分局說我當的是排長，不屬於需要懲治的反動軍官，讓我回家，該幹什麽還幹什麽。民警說不是這事兒，是你參加“一貫道”的事兒。原來，張麥豐曾經是“一貫道”的成員，盡管隻一年就退出了，可畢竟是加入過該組織，還捐過錢，參加過活動。這回，他算是自投羅網，他不上門，派出所還想不起他呢。拘留了半個月，張麥豐才被放出來，還寫了一份悔罪書張貼在巷口。
張麥豐一直認為自己參加“一貫道”的事兒是吳雲鶯向警方反映的，對吳恨聲不絕，不止三五人聽他揚言“一定要她好看”。大約一周前的一個夜晚，有人曾看見一個陌生中年男子鬼鬼祟祟地溜進張宅。那天巷子裏的路燈正好壞了，光線暗淡，目擊者沒有看清他的麵容，但身高體形與“迷魂惡魔”有幾分相似。
次日，專案組決定傳訊張麥豐。刑警去了張供職的那家私營工廠，可廠方說張麥豐請了事假，今天沒來上班。刑警又趕往其住宅，門上掛著鎖，鄰居說老張今天一早就出去了，不知去了哪裏。幾個刑警在張宅對麵的鄰居家一直守到午後，張麥豐還沒回家，遂從隔壁鄰居家的院牆爬過去。那時候對搜查住宅並無什麽規定，隻要認為有必要，別說刑警了，就是居委會都可以直接進行。張麥豐確實不在家，不過，刑警察看下來，發現其家裏藏有一茶葉罐藥粉似的東西。
莫非這就是案犯“拍花”用的藥粉？有個刑警下意識地就要湊上去聞聞，被專案組副組長彭友山一把拽住，讓立刻蓋嚴實了，拿回局裏鑒定。這時，張麥豐忽然回來了，於是連人帶藥粉立即送到分局。
訊問下來，張麥豐承認他確實對吳雲鶯恨之入骨。不過，他並未對其采取過什麽報複行動。那麽，一周前那個鬼鬼祟祟潛入的家夥又是何許人呢？張麥豐說那是他的一個朋友老許，是來取藥的。刑警把那個茶葉罐亮出來：“是取這個藥嗎？”
張麥豐點頭稱是。問是什麽藥，答稱老鼠藥。那朋友老許在城隍廟擺地攤賣老鼠藥、蒼蠅藥、蟑螂藥等為生，其中的老鼠藥就是由張麥豐提供的。那麽，張的老鼠藥是從哪裏鼓搗來的呢？張麥豐不無得意地告訴刑警，他家有製作老鼠藥的祖傳秘方。他按方配製，批發給老許。
刑警當即找老許調查，證實張麥豐所言不謬。而那個茶葉罐裏的藥粉，經化驗確實是老鼠藥。
張麥豐與此案無涉，這條線索就此斷了。
七、惡魔伏法
張麥豐的涉案嫌疑被排除了，但專案組分析了之前梳理過的工作思路，認為大方向沒有錯，還是應該從被害人吳雲鶯的社交圈子裏尋找將其信息透露給案犯的那個人。好在吳雲鶯的社會關係比較簡單，她是孤兒，沒有親戚；其已故丈夫是吉隆坡華僑，在國內雖有族親，但跟吳雲鶯之間根本不來往。在通常人們所說的“親朋好友”圈子裏，她就剩下了“好友”，而她的好友也就是那個女居士聚餐會裏的十一個人。專案組的調查觸角隨即伸向了那個女居士聚餐會。
“迷魂惡魔”首次作案後的第十天，3月5日，專案組按照吳雲鶯提供的信息，分成五個小組，分頭前往十一位女居士的住所走訪。
這十一位女居士，按老中青年齡段區分，三十五歲以下的兩人，三十五至五十歲的六人，五十歲以上的三人；按婚姻狀況區分，寡婦五人，未婚和離婚的單身女性四人，剩下的兩人跟吳雲鶯一樣，是姨太太，廣州解放後人民政府提倡一夫一妻（其時婚姻法尚未製定，對於一夫多妻，還沒有用法律手段予以禁止），便也過起了獨身生活，不過是名義上的獨身，實際上還是有來往的，因為她們都沒有工作，生活費用還要靠對方提供；從經濟條件來劃分，像吳雲鶯這樣富婆級別的有六人，比之稍稍差一些的有三人，中等生活水平的有兩人。
之前專案組已經給那十一位調查對象所在地的管段派出所打過電話，讓通知她們這天不要外出，所以刑警的走訪都很順利。調查對象都在家候著，見到刑警反應各異，有的以為她們參加聚餐活動違反了政府的什麽規定，有點兒緊張；有的以為聚餐會的哪位成員出了事可能會連累到自己，臉露畏色；有的沒跟聚餐會聯係起來，以為和自己以前的曆史或者社會關係（如反動會道門組織成員等）有牽連，待到聽刑警說明來意，得知吳雲鶯成為“迷魂惡魔”的作案對象，不禁大為吃驚。刑警跟她們的談話就是從這一點切入的，每個調查對象都覺得不可思議。關於“迷魂惡魔”的傳言，最近她們都聽了不少，之前那廝的作案對象都是年輕美貌的姑娘或少婦，這次怎麽一反常態看中了吳雲鶯，難道他在這方麵有什麽偏好？！
這當然是一個容易引起市民興趣的八卦題材。而對於刑警來說，他們更重視的是另一方麵——財物損失，這才是刑警向這些女人調查的主要內容——她們是否清楚吳雲鶯擁有不菲的財產。之前專案組曾經分析過，既然吳雲鶯對聚餐會其餘十一名成員的財產狀況大致上清楚，那麽其他人對她的財產狀況應該同樣是清楚的。了解下來，有兩人表示不清楚，這二位一個是三十四歲的寡婦居嫣嬌，一個是五十二歲的離婚單身女性水宏珠。
下午，專案組聚在一起開碰頭會，刑警甄路、謝畢生說到居、水兩人聲稱不知情時，譚鈞宣朝坐得離門最近的副組長彭友山點點頭，彭友山起身便往外走。一幹刑警都把目光投向老彭，不知他要幹什麽。片刻，彭友山去而複歸，身後跟著一個體態臃腫的婦人——吳雲鶯。原來，之前譚鈞宣、彭友山在安排走訪聚餐會成員的調查計劃時就已經料到，屆時匯總調查情況，肯定會有若幹弄不明白的細節，這隻有向吳雲鶯詢問了。所以，譚鈞宣讓彭友山駕摩托車去蝴蝶巷，把吳雲鶯接到長壽分局，隨時準備找她核實情況。
以吳雲鶯的見識，她當然不知道刑事偵查的路數，具體到眼前關於聚餐會成員的調查，那就更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了。頭一天刑警向她詢問聚餐會其餘十一名成員的姓名、住址時，她就再三為她們擔保，聲稱“這些人都是我最好的姐妹，應該絕對沒有問題的”。刑警不便對她透露偵查思路，隻好籠統解釋，這是警方的工作需要，也是必須履行的程序，總算將其糊弄過去。可以想象，現在讓她麵對著一群個個神情嚴肅的刑警介紹居嫣嬌、水宏珠的情況，她會作出怎樣大驚小怪的反應——她張大了嘴，眼珠子滴溜溜轉，最後停留在把她載到分局來的彭友山臉上，開腔道：“彭同誌啊，居小姐和水姨肯定是好人，這點，我是可以擔保的！”
彭友山隻好跟她解釋，無非還是以“工作需要”予以搪塞，終於讓其平靜下來。在回答居、水二位為什麽不清楚她的經濟情況，而別人都了解時，吳雲鶯想了想，說你們可能不知道，居小姐和水姨是親戚，水姨的姐夫董先生以前是當保安團長的，廣州解放前兩年退出軍界，帶著水姨的姐姐水宏珍去了香港，聽說在經商。而居小姐呢，跟董先生是表兄妹關係。所以，兩人算是沾上了點兒親，平時她們互相之間是以姐妹相稱的。
可是，即便這二位是親戚，和刑警的問題又有什麽關係呢？吳雲鶯說是有關係的。水姨是老居士了，是聚餐會中信佛時間最長的一位。廣州解放前兩年，居小姐的丈夫患肺結核醫治無效而歿，她悲痛欲絕，幾次三番自殺未遂。水姨聽說後，尋思反正自己是單身居住，就把居小姐接去同住。一段時間下來，居小姐的情緒總算平靜了，這是水姨向她灌輸佛理的原因。之後，居小姐就一月兩次去燒香拜佛。正好這時水姨與殷玉蓉籌措成立聚餐會，跟居小姐一說，她就參加了。
可能是相處時間長了，也可能居小姐對水姨（她是呼其“姐姐”的）有依賴意識，平時聚餐也好，燒香也好，或者其他活動，她總喜歡和水姨待在一起，兩個人埋頭說話，不大跟其他人搭訕。她倆的這種做法，頗使幾個姐妹看不慣，背後多有指責。不過，她倆如果不在一起的話，比如某次活動中其中一個沒來，那麽另一個出席的跟其他人的交往都是正常的。
專案組眾人聽下來，覺得現實生活中確實存在類似水、居兩人的情形，如此看來，她們對吳雲鶯的情況不了解，乃是因為隻顧自己竊竊私語，沒聽到別人議論的內容而已。這種情況談不上反常，水、居兩人此舉還不至於成為值得注意的疑點。
那麽，往下應該怎樣開展調查呢？專案組認為，案犯之所以把吳雲鶯作為目標，顯然是清楚她的經濟情況，至於侵色，可能是為了以此封住受害人之口。今後的偵查方向仍是盯著聚餐會，把那十一個成員的一應情況都查清楚，然後分門別類進行梳理，相信是能夠發現蛛絲馬跡的。
可以想象，這樁活兒的工作量是比較大的，專案組刑警的精力、體力付出都不少。當時的公安局條件很差，調查一般案件，近的步行，稍遠的搭乘公交車，有輛破自行車騎騎已經算是值得慶幸的了。這個專案組的使命比較重要，又是市局、分局聯合專案組，所以給配備了一輛三輪摩托車。但為了節省汽油，摩托車不是想開出去就可以開出去的，停在院子裏的時間比使用的時間多。因此，這一輪新的調查，整整折騰了三天半，直到3月9日中午方才結束。時間長些倒無所謂，令人沮喪的是，把聚餐會十一名成員的個人情況、社會關係一一調查下來，竟然沒有一個可以跟吳雲鶯一案聯係得上。
這就奇怪了，如果不是這些人透露了吳雲鶯的經濟情況，“迷魂惡魔”又是從何處獲得的信息呢？專案組頗覺困惑，議來議去，一時竟不知應該從哪個方向尋找突破口。
3月10日，運氣似乎來了。上午八點，專案組副組長彭友山到分局後，照例先去了刑警隊辦公室，秘書股已經把每天下發的那份《敵情通報》放在他的辦公桌上了。在等候刑警隊隊長、指導員開例行碰頭會時，彭友山順手拿起《敵情通報》翻閱，上麵的一條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
昨天傍晚，市局治安處一位民警下班回家途中看見兩個男子在路旁廝打，上前阻止後詢問原因，其中一個指著另一個說：“他私刻公章！”這時，正好有公安部隊武裝巡邏小組經過，民警就把兩人交由巡邏組帶往附近的小北分局。訊問之下，得知被舉報私刻公章的那位名叫屠俊仁，是個街頭擺攤的刻章匠。刻章這一營生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就已被列為特種行業，新中國成立後更是與修鎖配鑰匙、印刷等行業一起被嚴控。這個姓屠的男子刻章技術一般，可是心眼很活，頗有些小聰明，經常加價接些違規違法的私活兒。那個與其當街廝打的男子姓錢，是個在街頭混日子的痞子。錢某知道屠俊仁私下的勾當，有時會去找屠“調劑”些小錢買碗麵條、買盒香煙什麽的。昨天，他又向屠“求助”，遭到拒絕，兩人發生口角，導致互毆。
《敵情通報》上記錄，屠俊仁所交代的廣州解放以來他私刻的那數十枚圖章中，有台山縣台城鎮派出所的公章。彭友山也顧不上等隊長和指導員了，拿著《敵情通報》直奔分局後院的專案組辦公室。專案組一幹刑警都已上班，大家看了《敵情通報》，都說這可能是一條線索，如果屠俊仁說得上“迷魂惡魔”的來龍去脈，那離破案就不遠了。專案組正副組長交換意見後，決定由彭友山帶兩名刑警前往小北分局提審屠俊仁。
屠俊仁四十來歲，身材矮小，說話略微有些結巴。刑警不問別的，單問他私刻的台山縣台城鎮派出所的公章是怎麽回事。屠俊仁說那是上月20日左右的事兒。那天下午，他的刻章攤前來了一個看上去年紀和他差不多的瘦高個兒男子，看了幾枚他擺在攤頭上的圖章樣品，說師傅你刻得不錯，這樣刻一枚多少錢？又問公章刻不刻。屠俊仁說隻要是圖章都刻，不過刻公章得憑公安局的證明。那人笑稱，他就是吃警務飯的，從外地出差來廣州辦事，把證明丟了，連住宿都沒法登記，不知是否可以通融一下，給刻一枚派出所的公章。屠俊仁是做慣這種事兒的，聽了對方的話，既不吭聲，也不看對方，隻顧低頭刻章。看來，對方也是懂這一套的，當下也沒做聲，掏出一張十萬元的紙幣遞給屠俊仁。屠俊仁接過錢，遞給對方一張舊報紙，讓對方把要刻的字寫在空白處，對方寫的內容就是台山縣台城鎮派出所。
這些內容都在刑警的意料之中，三刑警心裏不免有些失望，因為屠並未跟對方有過什麽聊天內容，這於了解對方的蛛絲馬跡並無幫助。彭友山問：“還有嗎？”
屠俊仁搖頭。
彭友山一口氣剛要歎出來，屠俊仁卻突然想起一個細節。給那人刻好假公章後，那人道聲“謝謝”，拔腿就走。走出十幾米，忽然有人大喊“老陳”，一輛自行車從刻字攤前駛過，追上那個瘦高個兒。騎車的也是個中年男子，兩人握手寒暄，然後邊聊邊走。至於去了哪裏，屠俊仁就不知道了。
不過，讓刑警驚喜的是，屠俊仁是認識那個騎車男子的，說他姓嶽，名元清，係“吉樂戲院”的管事，以前和他做過鄰居。
刑警隨即前往“吉樂戲院”，卻被告知嶽元清大前天因曆史問題已被公安局捕去，是市局還是哪個分局來捕的不知道，關押何處也不清楚。三刑警商量下來，認為與其挨個兒打電話向市局或者諸多分局查詢，倒不如找其家屬打聽。盡管那時還沒有人犯被拘捕後須在二十四小時內通知家屬的規定，但若無特殊情況，都會請管段派出所通知家屬，以便及時給人犯送生活用品等。問明嶽的住址，刑警直接找上門去，得知嶽被關押於市局看守所。
三刑警趕到市局看守所，辦手續提審嶽元清。據嶽元清說，那個在刻字攤前被他喚住的男子名叫成千功，廣東新會人氏，早年曾是粵劇武生，家住六榕寺附近的寶鬥巷，曾搭“洪升班”在“吉樂戲院”演出過半年。後來聽說成千功倒了嗓子，退出戲劇界，幹什麽就不清楚了。嶽元清記得遇到成千功的那天是2月22日，他喚住對方後，兩人往前走了一段路，邊走邊聊，五六分鍾後就分手了。成千功說他現在在經商，並不住在廣州，這次是來廣州出差的。嶽元清邀其次日去戲院坐坐，喝個茶，敘敘舊。成千功一口答應，但次日卻沒去，直到嶽被公安局帶走，成千功也沒有露麵。
彭友山等三人回去向專案組匯報了調查情況，譚鈞宣馬上指派另兩名刑警前往寶鬥巷調查成千功其人。可是，刑警卻撲了個空——寶鬥巷在日寇占領廣州前曾遭轟炸，幾乎“全巷覆沒”，原先的住戶沒死的也早已各奔四方，已經沒法調查了。
3月11日，專案組又派彭友山帶一名刑警前往百餘公裏外的新會縣調查成千功其人，但由於不知具體是哪個鎮哪個鄉，成千功又不是什麽名角，單憑粵劇武生這條線索，彭友山根本查不到任何有用的信息。
當天，留在廣州的專案組其他刑警對案情進行了分析。有人突然提出，成千功和女居士聚餐會的發起人殷玉蓉之間是否有聯係——根據之前的調查，這個四十六歲的女人也是新會人氏。這兩人同是新會籍，歲數也相當，他們之前是否認識呢？
當晚，譚鈞宣給在新會住宿的彭友山打了個電話，說了專案組白天的分析，要求彭友山順便對殷玉蓉的情況進行調查，看是否可以從中找到成千功的線索。次日，彭友山來到新會公安局。殷玉蓉其人的情況在新會公安局一查就有，公安局接管的原國民黨警察局的戶籍檔案裏有她的資料。可是，無論公安局還是原住地居民，都沒聽說過殷玉蓉或者殷家跟一個名叫成千功的粵劇武生有過交往。午前，彭友山給譚鈞宣打電話報告調查情況，請示是否需要在新會繼續調查。譚鈞宣說：“沒必要了，你們回廣州吧。”
譚鈞宣之所以這麽說，是因為這天上午專案組獲得了一個新的情況——
蝴蝶巷有一個姓周的居民，係廣州鐵路局的工程師。3月2日，他奉派前往武漢參加一個技術會議，車票是當天晚上九點五十七分的，八點半過後，他出了家門。走到蝴蝶巷口時，迎麵來了一個中年男子，朝他點點頭，客氣地詢問：“先生，這條巷子裏住著一位吳女士嗎——四十來歲，胖胖的，圓臉，不知她住在幾號？”
周工程師不疑有他，當下回答：“她住巷尾最裏麵朝南的那家。”說到這裏，正好有輛三輪車駛過，周工程師當即叫住，撇下那人上車而去。這一去就是十天，周工程師根本不知道那天他離開後吳雲鶯就遭遇了不測之禍。昨天晚上，周工程師出差歸來，跟家人閑聊時才知曉此案，馬上跟那個向他打聽吳雲鶯住址的男子聯係起來。今天早晨他就去派出所報告了上述情況。
根據這個情況，專案組終於推翻了之前的推測，認為吳雲鶯被“迷魂惡魔”定為作案目標應該跟聚餐會那些女人無關。根據之前的調查，聚餐會的十一名女性都曾來過吳雲鶯家，而且不止一次，況且都互留了住址，如果“迷魂惡魔”是從殷玉蓉或者聚餐會的其他成員那裏得到吳雲鶯的情況的話，他應該是知曉吳的住址的，完全不必在蝴蝶巷口向周工程師打聽。
如此，新的疑點又出現了：把吳雲鶯作為作案目標，“迷魂惡魔”肯定得有一條了解她經濟實力的渠道，否則貿然登門卻徒勞無獲，豈不是白費力氣？那麽，這廝是從哪裏獲得吳的信息的呢？
專案組一幹刑警再三討論，終於想到了一個之前被忽視了的可能——會不會是從提供“私房公館菜”的趙家獲得的信息？
為不至於打草驚蛇，專案組還是先找了吳雲鶯。據吳雲鶯說，這次把聚餐的地點放在趙家，是三個月之前就決定了的，之所以一直拖到3月2日才去，那是因為訂座不易。不過，她跟趙家那邊自始至終沒有打過交道，都是那個托關係訂上座的殷玉蓉在忙。3月2日那天聚餐結束，雖然是吳雲鶯會鈔，但也是交由殷玉蓉去辦的。因此，估計趙家那邊根本不知道有她這個人，更談不上知曉她的一應情況了。
刑警提出了另一個問題：“那天去趙家品嚐私房菜的，除了你們聚餐會那一桌，還有沒有其他人？”
吳雲鶯回答：“有的。隔壁屋子就有一桌，不過人好像比我們少，大概六七位吧。”
專案組認為問題可能出在另一撥食客中間，組長譚鈞宣當即叫上兩名刑警和他一起去趙幼望家實地察看。
趙家房子並不算寬暢，用來接待食客的隻有兩間包房，其中一間是從原有的客堂中攔出一半，另一間則是在院子裏臨時搭建的。考慮到下雨天接待食客上菜時會淋到雨水，所以兩間包房是連在一起的，中間用木板分隔，隔音效果較差。這一間裏說話，隻要聲音稍響一些，另一間裏就能聽得清清楚楚。譚鈞宣估計，3月2日晚餐時，聚餐會的那十二個女人肯定興高采烈，嘻嘻哈哈，口無遮攔亂說一通，說不定就談到了吳雲鶯的經濟狀況、個人狀況。而隔牆有耳，她們的話恰恰被人聽了去。隔壁那六七位食客中正好有“迷魂惡魔”在場，於是，他便起了隨機作案之心，待宴席結束後，尾隨吳雲鶯所坐的黃包車一直跟蹤到蝴蝶巷口。因為擔心車夫老郭生疑，他不敢直接跟蹤入巷，沒看到吳雲鶯進了哪所宅院。待車夫離開，他正好在巷口遇見周工程師，便上前打聽。
刑警調取了趙家的訂餐記錄，查到3月2日另一桌訂餐的那位是一個姓曹的紡織品經銷商，至於同桌的其他食客，那就不清楚了。
3月13日，“迷魂惡魔”首次作案的第十八天上午，專案組約見了訂餐人、紡織品經銷商曹超聰，獲取了那天參加聚餐的另外六個人的姓名和基本情況。調查下來，卻是出乎意料——那四男二女，男的都是紡織廠老板，女的則是其中兩個老板的太太。而包括曹超聰在內的五個男性，都是年過五十，以當時的標準，已經步入老年人行列了，不是大腹便便就是弱不禁風一副癆病鬼模樣，不可能是“迷魂惡魔”。
失望之餘，專案組長譚鈞宣送曹超聰離開。這時外麵正在下雨，曹老板先前過來時沒帶雨傘，譚鈞宣就打了把油紙傘送其去大門外的車站。出了門才發現，對方是坐私家車來的，有專職司機開車。譚鈞宣不禁心裏一動，裝作不經意地問了問，得知3月2日去趙宅赴宴的那五位老板都是坐自己的私家車前往的，其中四位都是由專職司機開車，一位姓朱的老板自己駕車——當時並無“禁止酒駕”之規定，隻要不出事，你喝了酒想開就開吧。
曹超聰剛返回自己的公司，就接到市工商聯打來的電話，通知他下午一點半去參加座談會。他當然不知道，這是專案組要求市工商聯相幫設的一個局，為的是察看其他四位赴宴者的司機中是否有“迷魂惡魔”其人。先前譚鈞宣從曹超聰有專車和專職司機這一點上突然產生聯想，其他四個老板也有專職司機，四個司機中那天去了三個，會不會“迷魂惡魔”就是這三個中的一個？
當天下午一時許，專案組刑警全體出動，一律身穿便衣，分散隱蔽於市工商聯內外。候得曹超聰等人的私家車一輛輛駛至，五位司機由化裝成工商聯工作人員的刑警引領進院子一側的平房休息。然後，專案組副組長和另外兩名刑警出現在他們麵前，出示證件亮明身份，還沒道明調查意圖，就發現其中一個名叫李泗陽的司機臉露驚慌之色，觀其外貌，與吳雲鶯等受害人描述的那個“迷魂惡魔”有幾分相似，刑警立刻將其控製。
李泗陽被捕後，承認了其犯下的一係列罪行。他原名成千功，出生於新會縣，第一份職業是粵劇武生，抗戰前居住於六榕寺附近的寶鬥巷，後來遭日寇轟炸，家破人亡，他那天正好去郊區演出才得以幸免。悲憤之下，他參加了一支由國民黨散兵遊勇組成的抗日遊擊隊。他武生出身，有些武術底子，又跟著師傅學過治傷接骨，所以很受遊擊隊的重視，讓他擔任偵察員，經常化裝成遊醫郎中、粵劇戲子之類進城偵察。後來，遊擊隊被日寇打散，成千功就改名李泗陽，弄到了一個“良民證”，流浪江湖，以治傷接骨謀生。其間，他認識了一個老道士，從對方那裏得到了幾個方子，用來作案的迷藥就是其中之一。
抗戰勝利後，成千功回到廣州定居，住中興路相思巷。他以前鼓搗過汽車，能夠單獨駕駛，就去考了一紙駕駛執照，不久就謀到了給“騰升棉布廠”韓老板開車的飯碗，專職司機一直當到現在。今年初，成千功接到一封香港來函，是一個當年他在遊擊隊時結拜的哥們兒寫來的，說在香港開了一家貨棧，缺少人手，問他是否願意赴港合夥。對於成千功來說，這當然是求之不得。當時赴港也比較容易，隻要憑香港親友的邀請函件就可以向公安局提出申請，若無曆史問題或者刑事案底，通常一兩個月就能批準。成千功已經遞交了申請，而且被公安局約談過，告訴他沒有問題，隻等批下來就可成行了。
成千功尋思，這一去當然就不再返回內地了，最好帶點兒錢財過去，到了香港後手頭才能活絡點兒，況且還得考慮成家的事。他平時的開銷很大，並無什麽積蓄，幹脆就動起了臨走前撈一票的腦筋。他想到了老道士給他的方子，照方配製了迷藥。
正好韓老板把私家車送修理廠了，他有了一周空閑，遂借機作案。那天對吳雲鶯下手，純屬臨時起意。韓老板幾個人跟趙公望是老朋友，其女趙幼望當然不得不買這個麵子，他們不但打個電話就能約到宴席，飯後還可留下打打麻將什麽的，即使待到下半夜，主人也不會趕他們走。這天韓老板等人就是這麽打算的，還通知了趙幼望準備夜宵。這對於幾個司機來說當然不爽，但成千功例外。韓老板等人因為惦記打牌，這頓飯吃得比較快，飯後就進了內堂，成千功和幾個司機則進到包房裏吃趙宅給他們準備的晚飯。因為與隔壁女居士聚餐會那桌隻隔著一道木板，成千功把她們嘰嘰喳喳的內容聽得一清二楚，別人是聽過算數，他卻將殷玉蓉等人拿吳雲鶯的富婆實力和寡居生活打趣的玩笑話記於心頭。
成千功認為自己有充裕的時間對吳富婆下手。為了認清其人其貌，他借著幫女傭送開水的機會，進隔壁包房認準了吳雲鶯，然後就坐在停在外麵的車裏等候。八點過後，那班女居士吃完飯出來，成千功看見吳雲鶯上了一輛黃包車。他悄然駕車尾隨，一直跟蹤到蝴蝶巷口方才駛離。稍後，估計黃包車已經離開，他把轎車停在附近，步行入巷，因不知道吳住幾號，便向正好出門的周工程師打聽。順利作案後，成千功駕車返回趙宅。
至於那紙派出所證明，純是路過那個刻字攤時臨時起意。他知道這紙證明用不長久，隻用了兩次就銷毀了，那枚假公章還在住所藏著。刑警隨即去其住所搜查，果然發現了假公章和贓款贓物。
1950年6月9日，成千功被廣州市軍管會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評論】
驚險曲折 跌宕迷離
這個案子破獲的方式確實特別
警察不是經常告訴我們，沒有這種迷藥麽？特別是那個江寧公安
這種迷藥感覺不大可能
這迷藥好厲害啊
前段時間不是有人說沒有這種藥嗎。現在看看，不一定啊。。。
小說而已，隨便看看
迷魂作案這種作案方式警方及醫學專家都說不可能，但這種作案方式從古到今一直有傳說，似乎也不太可能個個受害者都是象警方所說的那樣是為了以掩蓋自己被騙而作出的掩飾之詞。
有沒有迷藥很簡單，廣州警方破獲了這個案子，難道沒有起獲配方？
我是傾向於沒有所謂迷藥
會不會是乙醚類的麻醉劑
謀財就謀財，糟蹋人家小姑娘，真是該殺！
其實我在想強奸案，會驚動公安省廳
覺得以前真是辦事的部門
你也不想想強奸的是什麽人，要是你家那一個大老板或者哪個政協委員家的千金遇到這種情況，你看省廳急不急
終於看完了，這玩意好是好就是太長了。那個迷藥是怎麽回事，不是辟謠說沒有那東西嗎，別說以前江湖上是有這麽個玩意的，跟前幾集裏麵的各種輕功氣功一樣都是失傳的秘技？
可惜啊，裏麵沒寫配方。
很多年以前(起碼10年前)就有警察朋友給我科普過這種所謂的“拍花”是不科學的。但是看了樓主的故事又有點茫然了
不用很多年前，就是現在警察和醫學專家者不認為有這種能讓人瞬間失去意識的藥物存在。按他們的說法案裏的情形應該就是女受害者因各種原因被騙子騙財騙色，事後為了掩蓋自己的愚蠢，就說被人迷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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