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自梁曉聲《京華聞見錄》
一九七九年春，全國第四次高等教育會議在北京西苑召開。各新聞和文藝單位派代表列席參加。
我作為北影廠代表，參加了華南大組學習討論。
會議最初幾天，討論內容是肅清“四人幫”極左教育路線的流毒，發言踴躍熱烈。
“工農兵學員”——這建國三十年來“高教”大樹上結下的“異果”，令每一位代表當時都難以為它說半句好話。而每一位發言者，無論從什麽角度什麽命題開始，最終都歸結到對“工農兵學員”的評價方麵。不，似乎不存在評價問題——它處於被缺席審判的地位。如果當時有另外一個“工農兵學員”在場的話，他或她也許會逃走，再沒有勇氣進入會議室。
我有意在每次開會前先於別人進入會議室，坐在了更準確說是隱蔽在一排長沙發後不易被人發現的角落。我負有向編輯部傳達會議情況和信息的使命。我必須記錄代表們的發言。
我是多麽後悔我接受了這樣一個使命啊！然而我沒有充分的理由，要求領導改換他人參加會議。
第三天下午，還有半個鍾點散會，討論氣氛沉悶了。幾乎每個人都至少發過兩次言了。
主持討論者時間觀念很強，不想提前宣布散會，也不想讓半個鍾點在沉悶中流逝。他用目光掃視著大家，企圖鼓勵什麽人作短暫發言。
他的目光掃視到了我。我偏偏在那時偶然抬起了頭。於是我品質中卑俗的部分，一瞬間籠罩了我的心靈，促使我扮演了一次可鄙而可憐的角色。
“你怎麽不發言啊？也談談嘛！”主持者目光牢牢盯住我。
多數人仿佛此刻才注意到我的存在，紛紛向我投來猜測的目光。
大家的目光使我很尷尬。
坐在我前麵的人，都轉過身瞧著我，分明都沒想到沙發後還隱藏著我這麽個人。
我訥訥地說：“我……我不是工農兵學員……”幾乎是不由自主的這麽說了。
這是我以列席代表身份參加討論三天來說的第一句話，當著許多白發蒼蒼的老教授們說的第一句話，當著華南大組全體代表說的第一句話。
謊話，是語言的惡性裂變現象。說一顆紐扣是一顆鑽石，並欲使眾人相信，就得編出一個專門經營此種“鑽石”的珠寶店的牌號，就得進一步編出珠寶店所在的街道和老板或經理的姓名……
我說，我是電影學院導演係“·文·革”·前的畢業生。我說，某某著名電影導演曾是我的老師。
我說，如果不發生“十年動亂”，我也許拍出至少兩部影片了……
為了使代表們不懷疑，我給自己長了五歲。
散會後，許多人對我點頭微笑。“·文·革”·前的畢業生，無論畢業於文、理、工學院，還是畢業於什麽藝術院校，代表們都認為是·他·們·的學生。
會議主持者在會議室門外等我，和我並肩走入餐廳。邊走邊說，希望我明天談談“四人幫”所推行的極“左”教育路線，對藝術院校教育方針教育方向的幹擾破壞。我隻好“極其謙虛”地拒絕。
我不是一個沒有說過謊的人。但是，跨出複旦校門那一天，我在日記上曾寫下過這樣的話：“這些年，我認清了那麽多虛偽的人，見過那麽多虛偽的事，聽過那麽多謊話，自己也違心地說過那麽多謊話，從此我要做一個誠實的人……”
我這“要作一個誠實的人”的人，在許多高等教育者麵前，撒了一次彌天大謊！
那的確是我離開大學後第一次說謊，不，第二次。第一次是——我打了“電影童星”一記耳光而說是“跟他鬧著玩”。
我第二次說謊，像一個謊話連篇的人一樣，說得那麽逼真，那麽周正。
我內心感到羞恥到了極點。
一個畢業於名牌大學的青年，僅僅由於在某一個不正常的時期邁入了這所大學的校門，便如同私生子隱瞞自己的身世，在許多高等教育者麵前隱瞞自己的“廬山真麵目”，真是曆史的悲哀！
就個人心理來說，這是十分可鄙的。
但這絕非我自己一個“工農兵學員”的心理。這種心理，像不可見的潰瘍，在我自己心中，也在不少“工農兵學員”心中繁殖著有害的菌類。對於一個國家的高等教育，又多麽可悲！宛如太上老君的“煉丹爐”中倒出了“山楂丸”。
我的謊話，當晚就被戳穿——我們編輯部的某位領導來西苑看望在華南組的一位老同事……我不曉得。
第二天，我遲到了十分鍾。在二樓樓口，被一位老者攔住。
他對我說：“你先不要進會議室。”
我迷惑地望著他。
他又說：“大家已經知道了。”
我問：“知道什麽了？”
“知道你是一個‘工農兵學員’。”他那深沉的目光，嚴肅地注視著我。
我呆住了
。
他低聲說：“大家很氣憤，正在議論你。你為什麽要扯謊呢？為什麽要欺騙大家呢？”他搖搖頭，聲音更低地說：“這多不好，這真不好！有的代表要求向大會簡報組匯報這件事啊！……”
不但不好，而且很糟！
在全國“高教”會上，在粉碎“四人幫”後，謊言和虛偽正開始從崇高的教育法典中被肅清，一位列席代表，一位“工農兵學員”，卻大言不慚地自稱是“·文·革”·前電影學院導演係的畢業生，這的確是太令人生氣了。
我垂下了頭，臉紅得發燒。
我羞慚地對那老者說：“您替我講幾句好話吧，千萬別使我的名字上簡報啊！”
他說：“我已經這樣做了。”
他的目光那麽平和。
平和的目光，在某些時刻，也是最使人難以承受的目光。我覺得他那目光是穿透到我心裏了。
他說：“我們到樓外走走好嗎？”
我默默地點了一下頭。
我們在樓外走著，他向我講了許多應該怎樣看待自己是一個“工農兵學員”的道理。當他陪著我走回到會議室門前，我還是缺乏足夠的勇氣進入。
他說：“世上沒有一個人敢聲明自己從未說過謊。進去吧！”挽著我的手臂，和我一齊進入了會議室。
那一天我才知道，這位令我感激不盡的老者，原來是老教育家吳伯簫。
吳老是我到北京後，第一個引起我發自內心的無比尊敬的人。
“高教”會結束後，他給我留下了他家的地址，表示歡迎我到他家中去玩。
那時他家住沙灘。我到他家去過兩次。
第一次他贈我散文集《北極星》。
第二次他贈我散文集《布衣集》，並贈一枚石印，上刻“布衣可欽”四字。他親自替我刻的。
兩次去，都逢他正伏案寫作。一見我，他立刻放下筆，沏茶，找煙，麵對麵與我相坐，與我交談。
他是那麽平易近人，簡直使我懷疑他是個絲毫沒有脾氣的人。
他臉上的表情總是那麽安詳。與我說話時，眼睛注視著我。聽我說話時，微微向我俯著身子。他聽力不佳。
我最難忘的是他那種目光，那麽坦誠，那麽親切，那麽真摯。注視著我時，我便覺心中的煩愁減少了許多許多。
那時他家的居住條件很不好。因附近正在施工，院落已不存在。他家僅有兩間廂房。每次接待我的那一間，有十三四平米左右，中間以木條為骨，裱著大白紙，作為間壁。裏邊一半可能是他的臥室，外邊一半是他的寫作間。一張桌子，就占去了外間的大部分麵積。我們兩人落座，第三個人就幾乎無處安身了。房簷下，生著小煤爐，兩次去他家都見房簷下炊煙嫋嫋，地上貼著幾排新做的煤餅子。
我問他為什麽居住條件這樣差？
他笑笑，說：“這不是滿好嗎？有睡覺的地方，有寫作的地方，可以了。”
告辭時，他都一直將我送到公共汽車站。
我向他傾述了許多做人和處世的煩惱。他循循善誘地開導了我許多做人和處事的道理。
他這樣對我說過：多一份真誠，多一個朋友。少一份真誠，少一個朋友。沒有朋友的人，是真正的赤貧者。誰想尋找到完全沒有缺點的朋友，那麽就連他自己都不可能成為他的朋友。一個人有許多長處，卻不正直。這樣的人不能引為朋友。一個人有許多缺點，但是正直，這樣的人應該與之交往。正直與否，這是一個人品質中最重要的一點。你的朋友們是你的鏡子。你交往一些什麽樣的朋友，能衡量出你自己的品質來。我們常常是通過與朋友的品質的對比，認清了我們自己實際上是一個怎樣的人……我們北影的一位同誌，從前曾在吳老領導下工作過。他敬稱吳老為自己的“老師”——他已經是四十五六歲了。我常於晚上看見他在廠院內散步，卻從未說過話。
有次我們又相遇，他主動說：“吳老要我代問你好。”我們便交談起來，主要話題談的是吳老。
他告訴我這樣一件事：當年他與六個年輕人在吳老直接領導之下工作，某天其中一人丟了二百元錢，向吳老匯報了。吳老囑他不要聲張，說一定能找到。過了幾天，六個年輕人都在場的情況下，吳老將二百元錢交給失主，說：“你的錢找到了。不知是哪位同誌找到後放到我抽屜裏了。”失主自然非常高興。當天，又有二百元錢出現在吳老抽屜裏。原來他交給失主的那二百元錢，是他自己的。但對這件事，他再也沒追究過。六個年輕人先後離開他時，都戀戀不舍，有的甚至哭了……
“因為吳老當時很信任我，隻對我一個人講過這件事。”我那位北影的同事說：“吳老認為，究竟誰偷了那二百元錢，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六個年輕人中，有一個犯了一次錯誤，但自己糾正了。這使我感到高興啊！”
聽了這件事以後，我心中對吳老愈加尊敬。他使我聯想到了蘇聯教育家馬卡連柯。
對年輕人寬宏若此，真不愧老教育家風範。
因吳老身體不好，業餘時間又在寫作，我怕去看望他的次數多了，反而打擾他，就再未去過他家。
我最初幾篇稚嫩的小說發表，將刊物寄給他。
他回信大大鼓勵了我一番，而且稱我“曉聲文弟”，希望我也對他的作品提出藝術意見，使我愧怍之極。信是用毛筆寫的，至今我仍保存。
半年後，我出差在外地，偶從報紙上看到吳老去世的消息，悲痛萬分。將自己關在招待所房間裏，失聲慟哭一場……《北極星》和《布衣集》，我都非常喜愛。我們中學時期語文課本中的一篇《延安的紡車》，便收在《北極星》中。但相比之下，我更喜愛《布衣集》。
我將《布衣集》放在我書架的最上一檔，與許多我喜愛的書並列。
吳老，吳老，您生前，我未當麵對您說過這句話，如今您已身在九泉之下，我要對您說——您是我在北京最尊敬的人。不僅僅因為當年您使我的姓名免於羞恥地出現在全國第四次“高教”會的簡報上，不僅僅因為您後來對我的引導和教誨，還因為您的《布衣集》。雖然它是那麽薄的一本小集子，遠不能與那些大部頭的長篇小說或什麽全集、選集之類相比，雖然它沒有獲得過什麽文學獎。您真摯地召喚並在思想上、情操上實踐著“布衣精神”。這種精神目前似乎被某些人認為已經過時了，似乎已經不那麽光榮了，似乎已經是知識分子的“迂腐”之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