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蔥歲月————北京知青座談會

青蔥歲月————北京知青座談會

 (2022-04-04 08:43:46)

下一個

內容簡介:

一個僅有少許醫學知識的18歲女孩,被要求去為產婦接生;一個沒有接受過任何專業培訓的青年人,竟然做了上百台外科手術;一個初中畢業生,卻做了22年的職業醫生……這一切,都發生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們被稱之為“赤腳醫生。雖然“文化大革命”已經過去了近半個世紀,但有關這方麵的研究,目前在中國依然是個禁區,對於80後和90後的年輕人來說,更是一個十分陌生的名詞。

    本文給讀者呈現出來的,是一個中文不太流利的美國ABC,一個在美國名校學醫的二十歲女孩,不遠萬裏走入中國,做了一件讓當代曆史學家汗顏的事情:縱橫數省,遍訪近百名知青和知青赤腳醫生,為他們的青春作證,為這些口述曆史做出感人的記錄……



北京座談會



北京座談會

    從北京地鐵阜成門站出來後,問了許多人都不知道月壇賓館這個地方,直到在萬通大廈樓下,碰上一位看車的老大爺,才知道這是一家曆史很老的賓館,早已被湮沒在附近鱗次櫛比的樓群中。能有機會與眾多的知青和赤腳醫生一起座談,是我這次來中國從沒敢想象過的,如果不是北京知青網負責人薑成武老人的熱心籌辦,這對於我這個來自美國的香蕉人來說,幾乎就是天方夜譚的事兒。老人不但古道熱心腸,而且更具有老北京人的熱情、好客、爽快……還有幽默:自幼生長在北京,地地道道老知青;東北插隊七餘載,石油工人八年行。曆經磨練返京城,胸有成竹從頭擎;落地生根務實事,縱橫多業腳生風。一生淡泊名與利,唯求堂堂男人行;笑對風雨看落花,大江東去迎彩虹……

薑成武:今天把大家召集起來,主要是為從美國杜克大學來的安娜小姐提供一個交流的機會,她研究的方向是知青赤腳醫生。赤腳醫生的出現是我國的具體國情所決定的,那個時代國家貧窮,生病人也多,尤其是廣大農村,醫生奇缺,一時又培養不出那麽多有醫學方麵專業的人才,隻有培訓一批略懂醫術的赤腳醫生來應急所需。

而赤腳醫生的出現,從農村的實際情況來看,也的確解決了當時農民缺醫少藥看病難的燃眉之急的大問題。而大批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又成為了農村亟需赤腳醫生的重要人才來源。據不精確的統計,文化大革命前後,全國僅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就達一千八百多萬,如果再把回鄉、返鄉知識青年統計在內,那麽可能高達數千萬之多。這其中,當年下鄉當過赤腳醫生的知青,僅以最低的1.5%概率來計算,就達一百多萬。在全國範圍內,可以說,凡是有知青下鄉的地方,就都有赤腳醫生的身影存在,而這些知識青年赤腳醫生,由於他們認真好學,不怕吃苦,善於鑽研,而且結合自己的知識敢於大膽創新,再加上廣大農民群眾的充分信任與支持,所以在那個貧窮落後的年代,為解決農村的廣大人民群眾看病難的問題,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其中,在陝北延安地區下鄉的北京知青孫立哲,就是當時最為突出的代表典範。

    當前,在知青文化研究領域,至今尚未有人來對當過赤腳醫生的知青進行專題研究。應當說,安娜是我們接觸過的第一個來做這個項目研究的第一人。為此,我代表北京知青文化研究會和北京知青網向安娜表示衷心的欽佩,我們一定全力以赴支持安娜的研究工作,希望大家也能夠為安娜提供更多的曆史資料。



       安娜:我本人是個90後,是在美國出生長大的ABC,目前在美國杜克大學讀腦神經專業。我在大量閱覽世界有關醫學類書籍刊物時,在一本世界衛生史中無意發現了有關對中國赤腳醫生的介紹,同時,我也從中了解到中國的知青群體是赤腳醫生的主力軍。雖然我出生在美國,但是我的父母都是在八十年代從中國移民到美國的北京人,所以我對中國的知青群體產生了極大的興趣。隨著閱讀和了解的深入,我被知青們的自強不息與奉獻犧牲精神所深深感動,尤其是中國知識青年赤腳醫生的事跡,讓我簡直著了迷。在那樣貧窮落後的農村,條件異常簡陋的情況下,赤腳醫生竟然給那麽多的農民治病,並且不收分文報酬,因地製宜用許多土方法治好了眾多的疑難病症,簡直令人不可思議。因為,在西方國家,成為一個真正的醫生,除具備大學學曆之外,還起碼再需要四年醫學院學習和三到五年的住院醫訓練,才能成為醫生。而中國在不具備這一條件的情況下,又確確實實為中國農民做了那麽多實實在在的事情。

所以,我這次看到你們很激動,就想聽聽你們的故事。

     嘉賓A:赤腳醫生問題,它和毛澤東當時提出的一係列想法有關係,包括他的教育革命的思想,教育改革,還有一個打破特權,這些思想都是毛澤東的。美國人怎麽會研究這個問題?我覺得有些怪,知青這個問題現在不研究的話,將來沒有人研究了,第一手的東西完全喪失了,因為我們年齡都已經是六七十歲了,都進入老年狀態了。我覺得這個問題回避不了,因為當時所謂的上山下鄉,大家可能記得是一場運動,毛澤東發動這場文革後的一係列的運動,我認為真正觸動到了中國社會的底層。

中國農村那個時候還是非常落後的,我們到農村的時候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什麽呢?農民用的犁,跟我們在曆史博物館看到的漢代的犁是一模一樣的,就是這種情況,幾千年幾乎未變。真正我們說中國農村,從最基本上發生一些變化,其實知青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是有影響的。但是我不知道安娜是怎麽看待這個問題的?剛才也講了,關於知青赤腳醫生的碩博士論文隻有6篇,太不合理了,因為我覺得知青赤腳醫生這個問題的研究是很有價值的,我首先肯定安娜這一點。你將來的成果是什麽樣的成果我不知道,但是至少在我們知青這個圈子裏麵拿到了第一手的材料,你是很了不起的。

因為我們沒有做這個事情,我們學術界沒有做這個事情,我們沒有從知青赤腳醫生的第一手材料裏麵反思我們的曆史。我們當時也是在政府的支持之下,它不僅僅是解決農村缺醫少藥的問題,毛澤東甚至把它作為教育革命或者教育改革的一種嚐試,甚至還要解決民粹主義思想也好,或者反對這種城市的特權也好,他的這種思想,我們不知道用什麽樣的觀念來講更準確。

    嘉賓B: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

    嘉賓C:也有改造思想的目的。我不知道別人怎麽看,我到了農村是很受觸動的,因為我們在城市裏麵長大,沒見過特貧困的。我到了陝西,看到有要飯的人我很吃驚,看到陝北農民要飯,我們怎麽會有要飯的人呢?就是這樣一個震驚。看到農村這樣一個狀況,當時這種情況對我們自己是一個很深的觸動。至於知青政治目的等等我們都可以不談了,這裏麵肯定有兩種,我也說的很直率,理想主義者和投機主義者都有。事後已經沒有什麽可以驗證的東西,但是我認為兩者都有,有理想主義,真的去獻身,我就是主動到農村去,改造我自己,這些是另外一回事,我不講了。這樣的問題和政治問題是沒辦法分開的,因為沒有政治背景不可能有知青,也不可能有赤腳醫生。其實赤腳醫生在知青沒有去之前已經有一些了,作為文革中又再一次壯大了這個群體,當時叫做新生事物,我們學英文的時候就已經有這個概念了,有這個名詞了。 

    嘉賓D:當時鄉下也有合作醫療製度,但誰來弄呢?那時候基層不可能有專職人員,公社有衛生院,大隊這一級隻有不脫產的,叫衛生員也好,叫赤腳醫生也好,這個人等於要把這些事情組織起來,都要做起來。不但管人的感冒發燒,獸醫的事你也得做,像這些本來都是作為村一級的機構裏麵應該必備的專職人員,被赤腳醫生給替代了。

    嘉賓E:合作醫療那點錢是不夠的,一個隊每個月下來隻有幾塊錢,阿司匹林,四環素,土黴素,還有顛茄片,就是最簡單的,最便宜的。

嘉賓D:對,是這樣,沒有資源,怎麽發揮赤腳醫生這個作用呢?隻能依靠傳統的東西,傳統的就是針灸、中草藥、按摩、拔罐。所以我們這些赤腳醫生當時必須會針灸,還有按摩,還有號脈,望聞問切。中醫那套傳統,就是陰陽分支,你若是屬於冷病、寒病,就針灸加艾灸,當時有一個口號,叫一根銀針,一把草藥,來解決農村的問題,我們說的就是農村的醫療。

當時有一個口號我認為是對的,就是農村醫療工作以預防為主,誰來做這個預防工作?還是知青赤腳醫生來做。我們那時候經常熬一大鍋草藥湯,讓大家喝了,預防感冒,到夏天的時候弄點馬齒莧什麽的,防止拉肚子,就和現在喝的王老吉一樣,清熱敗火,夏天就好過一些。這個工作的開展,赤腳醫生也好,我認為即使不是赤腳醫生,知青在這裏麵基本上都是全力以赴的,包括采草藥,不可能隻是赤腳醫生采,很多知青都參與這個活動。這種情況下,當時我認為所治療的病主要是常見病,比如說胳膊腿疼,針灸還真管用,還有拉肚子,有些草藥就很管用,感冒、頭疼、腦熱,這些東西都是起作用的。

但是我這裏麵要說的一個問題可能不一定和大家一致,你在農村裏麵要是給人開刀,這個東西太玄乎了。我當赤腳醫生的時候,孫立哲這個故事就出來了,有些人很想跟他學。後來我就很反對,我說孫立哲這個東西不能學,你學了以後草菅人命。你沒有消毒條件,也沒有這個技術的情況之下,對病人是不負責任的。

孫立哲我的印象他第一次開刀是死馬當活馬醫,因為有一個老鄉腸梗阻,那怎麽辦,你讓他梗阻就死了,你不讓他梗阻的話,就割一刀給他順過來就完了。這種情況之下,就等於是在沒有任何辦法的情況之下,試一把。但是這個事情後來成了一種典型之後,當時大家有點看法,當時也人說我們能不能也弄這個東西?形式主義就出來了。我說這個東西絕對不能弄,為什麽呢,你得根據自己的情況,根據自己的條件,你有可能才能弄。

現在咱們回顧這些全是故事了,就這個事情來講,像孫立哲拿手術刀,完全用西醫的方法進行治療的,這種情況恐怕屬於特例,不多的。大部分赤腳醫生我認為做的是一種什麽工作呢?普及醫療知識,普及衛生知識,同時把一種文明,把城市的一些文明習慣,包括刷牙之類的,帶給農民。我剛才還跟人說,我們那時候一刷牙,圍十幾個小孩在看,還有蹲在那兒看的,他覺得很新鮮,城裏人還要刷牙呢,他們從不知道牙每天還要刷。

    嘉賓A:還有很多的衛生習慣,比如洗衣服用洗衣粉,包括被褥的整潔,等等,知識青年確實在這一點上把城市的文明帶到農村去了。我們那裏到現在很多農民回憶,是知青來了之後,把一些好的習慣,文明的東西帶了進來。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不管它任何政治原因,在幾千年中國社會裏麵,城市的文明能夠波及到整個農村,尤其邊遠農村,這個文化的影響知青是獨一無二的,而且可能在世界的文明史上來講都是極為罕見的事情。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可以展開來談,當然細節的問題可能還有很多,因為我本身是搞社會科學的,很多知青的問題,包括文革的問題,我一直認為知青問題要從大的環境來說,和當時的曆史環境,和政治背景,都是分不開的。但是比較奇怪的一點是,我們一直不願意正視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安娜你如果有興趣,也許可以涉及一下。



    嘉賓F:我是在山西原平插隊,是真正的農村裏麵,和兵團的不太一樣。我們這個村是一個比較正規的大村,我今天帶來了一本村誌,我首先給你介紹一下農村醫療是怎麽演變過來的,最後怎麽叫赤腳醫生。你看我們這裏有一個章節,專門說到什麽時候建的合作醫療,什麽時候又把我們給納入進去,就是整個過程,當時醫療條件是什麽樣的條件。我特想呼應嘉賓D剛才說的那個問題,你們沒學,怎麽敢去做。當時的醫療條件農村非常落後,落後到什麽情況呢,剛才有些人都說了,比如不刷牙,很多病都是由於沒有良好的衛生習慣而引起的。

    剛才他們都提到了,赤腳醫生是文革期間才出現的名詞,但是這個合作醫療卻是隨著新中國建立之後,農村互助合作化運動興起的,但是到文革的時候,合作醫療被賦予了新的解釋。告訴你一個數字,合作醫療在50年代屬於初級階段,60年代、70年代是屬於鼎盛年代,1971年發展的赤腳醫生一度達到150萬。1985年1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要求“不再使用赤腳醫生名稱,鞏固發展鄉村醫生隊伍”,赤腳醫生被取消了,我們村誌上說,1985年就解散了,真正的合作醫療沒有了。村誌上都有記載。

     1955年的時候,我們這個村是三千人的一個大村,衛生室解放前就有,那時候都是提藥箱子的中醫。1955年才從大隊裏拿了五百塊錢,建立了合作醫療,衛生員人選的是那些醫生世家的應屆畢業生,那時候還沒有知識青年,然後去培訓。

我是1968年去的,因為這個大隊領導層對知青還不很認可,我們當時是打著改天換地去的旗幟去的,他們不願意的,他願意說你們是來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比如我們開會的時候說些話,他聽不明白,很多知青去了以後想改天換地,有所作為,結果他都給抵製了。我是怎麽進去的?我在那兒種了六年地,到了1974年初,才有幸去了衛生所,因為當時有這麽一個政策,衛生所裏麵如果有知青的話,可以給匹配一批醫療器械。我所謂做的貢獻是,以我的名義給我們大隊弄來了一批醫療器械。主要是計劃生育的器械,

大家也許不知道,1973年農村就開始計劃生育了,而城市裏麵是1976年才開始的。我去了之後拿上這些器械,培訓一個多星期,第一件事就是做人流,不想要了,我們就給他做,結紮,做上環。給我們的器械裏隻有刮宮器,負壓那些東西沒有,不知道是誰發明的,我們就用葡萄糖瓶子,拿獸醫用的大針管,往外抽空氣把它抽真空了,刮宮器上麵有管子,就連上了,做人流時,呼嚕一下就出來了。

咱們現在說的容易,你可能想象不出來,但是農村當時落後的現象,隻能用這種辦法。而且他們還非常崇拜你,非常敬重你。因為他缺乏知識,農村特別閉塞。就象剛才這位先生說的一樣,那根本就是不應該有的情況,可是當時培養不出來這麽多人來,隻能把知青赤腳醫生趕鴨子上架。

    話說回來,人都是很聰明的,被逼急了,什麽人間奇跡都可以創造。所以我就非常欽佩孫立哲,他能想出這麽多辦法來給農民治病,而且具備動刀動手術的能力,這樣的人在赤腳醫生中也非常少。

    嘉賓G:我覺得知青絕對不能一概而論,因為地方不一樣,地域不一樣,風俗不一樣,你聽的故事也不一樣。安娜,我等會想贈你一本關於知青生活的書,這個和赤腳醫生沒有什麽關係,但是我想讓你了解一下知青的真實情況。

嘉賓H:我簡單的說一下,我是在內蒙插隊,1968年去的,1969年開始當赤腳醫生,一直到1979年。我身旁這位老兄是從北京1967年走的,1968年幹赤腳醫生,幹到1982年,時間更長,我們倆可以說是職業的赤腳醫生了。我在內蒙待了22年,跟大夥剛才說的給病人針灸一下,給點草藥,完全不是一個概念了。

剛才有老師從宏觀上麵分析過,赤腳醫生的產生脫不開文革和插隊這兩件事。文革大家都知道,中央定調就是浩劫了,但是插隊大夥有說好有說壞的,我們就不說了。我為什麽幹那麽長的時間?也是有原因的,一個是我出身不好,我到那兒以後上大學也沒份,工農兵大學生也沒份,招工也不招我,家裏麵都轟到農村去了,窮的沒有飯吃,我隻能待在那裏。

雖然牧區要比農區富裕一點,沒有要飯的,也不至於餓肚子,但是貧窮、落後,尤其是醫療條件的落後,簡直不可想象。文化大革命有點喇嘛醫生,也都給打倒了,所以根本就沒有醫生。我們那時候,赤腳醫生可以說是牧區唯一的醫生,等於是趕鴨子上架,不上也不行。我1968年去,1969年當赤腳醫生,隻學了兩個月,跟巡回醫療隊學了兩個月。兩個月回去,第一個活就開始接生,我那時候是18周歲,記得很清楚,回去第一件事就是替人家接生。那時候真是不懂,當時巡回醫療隊都是醫學院的老師,教我們很認真,所以學得也認真,我第一次接生操作還挺好,回去老師還誇我。



隨著後來兵團成立了,知青大多去了兵團,因為我出身不好一直留在大隊,沒去兵團。兵團後來也走了,兵團一走醫療更是一個空白,赤腳醫生就成為當地唯一的醫療。尤其我們牧區一到冬天大雪封山,交通根本走不了,尤其是急症的急病人,我就成了職業的赤腳醫生。那時候整天騎著馬,一人好幾匹馬,牧民這邊病了,那邊病了,整天到處走,到處給人看病。我們那個赤腳醫生基本脫離了紮針灸啊,草藥啊,屬於專業醫生的活,你真正要給人家看病。象接生,針灸草藥全沒有用,完全是西醫的這一套,怎麽消毒,各種難產怎麽處理,包括各種疾病傳染病處理。那時候草原上傳染病特別多,麻疹、百日咳,一兩年一流行。

我認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不客氣地說,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一場災難,大夥現在說該上學的時候你插隊了,該上班的時候你下崗了,這是大多數知青的命運。當然我們在座的都算混得好的,專家、老板、醫生、學者,但還有更多的混得不好的呢。

嘉賓I:我情況特殊一點,我是1966年屆的高中畢業,1967年自願報名去的內蒙,待了25年,15年在牧區,娶了一個牧民媳婦。我跟大家不一樣在哪兒呢,我們雖然心氣很高地去,當時喊出了20年改變內蒙的麵貌,實際上到那兒以後什麽也幹不了。我們那兒是純牧區,95%以上都是蒙古族,隻說蒙語,很少有人會漢語。地廣人稀,我們去的那兒是牧場,有七千平方公裏土地,隻有一千三百人口,相當於五平方公裏左右才一個人,但是牲畜多,有八萬多牲畜。我們好是好在不愁吃不愁穿,壞在哪兒呢,交通極端的閉塞。中國地圖是一個大公雞,就在雞脖子那個地方,就是我們那兒,中蒙邊界線上。

那時候常有越境的,但在外蒙那兒轉了三天,連個人影都碰不到,又回來了。所以我們那兒的特點,先得學蒙語,你不會蒙古話,人家理都不理你。他們罵人最厲害一句話,就是蒙古人不會說蒙古話。一開始簡單,我們去頭幾個月,吃飯、喝水這些都會了。但是過了沒兩三個月,正好下來一個醫療隊,說給你們培養點赤腳醫生。我因為父母原來都是搞醫的,走的時候給我帶了一個藥箱,怕那裏缺醫少藥。結果大家知道了,說你去吧,你有藥箱,你又懂行。於是我就去了,本來計劃是培訓半個月,結果到第三天,剛學了一個生理解剖,學了一個紮針灸,連打針都沒學。人家醫療隊有緊急任務回去了,實際上我們就學了三天,就趕鴨子上架,反正人家也知道你學了大夫了。

結果沒幾天就有人找我,一個老太太,估計現在看是高血壓,腦動脈硬化,就跟我說頭暈,當時我也不懂,頭暈是什麽意思,她給我比劃了一下我明白了,腦袋轉圈,就是暈,我給她幾片氨茶堿,吃了以後老太太好受多了,說你這個大夫真好,就這麽著稀裏糊塗的把病看了。

那兒跟內地看病不一樣,一個是語言關,再一個必須騎馬。我第一次出診就轉向了,那個地方非常容易轉向,因為內蒙草原到處都是很平緩的山坡,缺少特征。碰見一個看來就是感冒,發高燒,結果我旁邊有幾個知青瞎說,說是不是傷寒,打寒戰,出大汗。我也不懂啊,你想三天半畢業的,根本不懂這個。我說我去給你請大夫吧,牧場衛生所離那個地方大概有50裏路,我騎著馬走,走著走著天就黑了。草原上天黑特別快,剛才看著還有太陽,太陽一落山,馬上就黑了,黑了以後,天上到處星星眨著眼。

忽然看見前麵有燈亮,就騎著馬往那兒跑吧,可是我怎麽也到不了,怎麽也找不著道兒,這就象你在平原上看一座山很近,但你怎麽也走不到一樣。結果我轉了一夜也沒找到一個地兒,後來我也急了,估計一兩點鍾了,不找了,把馬一卸,往地上一躺,睡覺。結果睡到大概五六點左右,一看天亮了,我離牧場衛生所蒙古包不到一裏地。

這麽艱難地把大夫請到隊裏,讓人家一看,都是小事,給幾片VC,給包四環素結束了。但是我就接受了兩個教訓,一個草原上看病頭一條要會人語言,第二條要認道,不能再轉向,剩下看病技術是慢慢來的事。所以後來我蒙語讀寫的還可以,最起碼什麽病我都能說上來,因為它都是比較特殊的名詞,你問老鄉也不知道,就抓住機會問蒙古族的大夫。再後來自己感覺醫術不行,怎麽辦呢?跑回北京來學習,先在在唐山學了八個月,又跑到北京第四醫院學了五個月,後來自己又上延慶縣醫院待了一陣兒,學的比較全麵了,內科、外科,連麻醉我都學了。1980年去學的,1981年底回到牧區,1982年我一人幹了56台手術。因為那地方人很少,56台手術就超水平了,曆史沒有過。

為什麽娶了當地的媳婦?也是個運氣。我媳婦的叔叔當年36歲,蒙古人有的喝酒以後特別的凶,喝酒以前都是好人,喝完酒又喊又叫,又吵又鬧。他當時和朋友喝酒,最後不知兩人為啥生氣了,互相罵,罵完以後喝涼水,一下心梗了。來報信的人跟我說他肚子疼,滿身的大汗,我一聽就不是急腹症,就是心梗,因為我曾經在學習的時候見過一個35歲的心梗,考慮他很有可能就是。我初步查一下,估計是這個,幸虧我手裏還有點藥,打嗎啡,吐,用阿托品,然後再給他輸點液,當時沒別的東西,就輸氨茶堿,也管事,反正它有擴張平滑肌作用。結果打完針,疼止住了,輸點液,好受了。這時候才去找救護車,因為很遠,正規醫院離我們180裏地。他們派了一個大夫來,一聽肚子疼,摸了摸,肚子也硬,說不像心梗,說你是不是鬧錯了。我也不敢多說,我說你們大夫看著辦吧,這個病人肯定重,你們拉走吧。走了一夜才到他們醫院,一做心電圖,後壁梗塞,這幫人都吃驚了,說你一個赤腳醫生懂這個?

牧區那個地方也有好處,牧民他一旦相信你以後,他就說你治吧,治好了算你功勞,治不好我該走就走了,不會怨你。因為把我媳婦的叔叔救活了,沒死,活了以後他老想報答我,就問我,你有媳婦嗎?我說沒有媳婦,我們知青到這兒來上哪兒找媳婦去。他說那我給你找一個,蒙古人還真講義氣,說找就找了,就把自己的侄女找來,那時候她比我強,人家在我們上級醫院,在師部醫院,她在那個醫院裏麵當內科護士長。愣把他的侄女說給我,咱當時就是個一個赤腳醫生,下嫁我了。

我們倆還不錯,38年了,一直挺好。在知青裏麵找了當地牧民的子女,而且一直堅持下來,也不棄不離的,還確實不多。我就想這個,人家年輕輕的,比我小8歲,人家跟了我,從來沒說過跟我吹燈,我就得對人家好。她也是那樣,她說你救了我叔叔,救了我們家人,我當然要對你好。

    不過我也有遺憾,一直也沒上大學,,為什麽呢?就是老想著毛主席說上山下鄉是大方向,是黨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萬年大計,說咱們就聽毛主席的話,不走了。當然也有客觀原因,我們那個地方偏僻到什麽程度,來一份報紙至少等半個月,信也是,電報也是。唐山地震的時候我媳婦在天津,一個報平安的電報隔了半個月以後我才接到。那會兒哪有啊書?什麽書都沒有,就靠回北京找本書,找點醫療方麵的書。

    安娜:當時藥品怎麽弄的?

    嘉賓I: 這一點牧區還相對好一點,比較富足,不缺錢,藥品都可以買,看病基本是免費。但就是條件特別差,交通極端不方便。那個地方落後到什麽地方,生一個孩子扔一條褲子,孩子不許人家看,就掉到褲兜子裏麵。而且婦女生孩子不許在屋裏待著,蒙古包都不許待,到外麵牛舍裏麵去,他們認為是很髒的事情,很埋汰,蒙話的髒和漢話差不多,都叫埋汰。

    安娜:冬天也在外麵生?

嘉賓I:冬天也一樣,最多生個火,在牛圈的地下鋪個破氈子,孩子掉褲子裏,然後再拿出來擦,褲子就扔了。我碰見一個孕婦,生了第五胎還是第六胎,宮縮乏力,生不下來,兩天了,肚子疼。怎麽辦呢,那時候我也不懂,確實沒學過,我第一次看人接生我哆嗦了一天,哪見過這個啊,男孩子,那時候沒結婚。結果她生不下來我也沒辦法,我說往上級醫院送吧,180裏路,攔個汽車就走。走著走著她喊起來,說趕快停車,我一看壞了,要生了,這個我懂。我說快停車,正好汽車開到羊圈門口,她就往羊圈裏麵跑,司機嚇的也跑了,司機哪見過這種事情。我沒辦法,我再撓頭也得跟著進去,就在羊圈裏麵幫她生的。生完孩子,她說沒事了,回家去,車掉頭就回去了。

我們鄰居一個女孩子18歲,剛結婚,一年生一個,後來不到一年,11個月生一個,到生完第五個,心髒病,心衰,24歲,死了。所以後來你說我不幹行嗎,最後在內蒙古後十年看的最多的就是婦產科,我就覺得婦女太可憐了,一定得做好這個,男的在內蒙幹婦產科的很少。

    我定下目標一定幹,言必行行必果,再一個我信奉幹自己的事讓別人去說吧,你愛說什麽說什麽,我不在乎那個東西。我孩子們都害羞,說爸你怎麽幹婦產科,我都沒辦法跟同學說。我說沒法說你就甭說。在草原為什麽我比較專注婦產科,因為確實覺得她們太可憐了。有一個牧民,生完孩子,是多胎,胎盤滯留一天一夜,下不來,我一看怎麽辦啊,當時我還沒學過婦產科,我隻懂外科。就趕緊拿出赤腳醫生手冊,上麵有婦產科胎盤滯留怎麽辦,手怎麽進去,紡錘狀進去,慢慢摳,我就那麽幹的,給摳出來了。摳出來以後,簡單清了清子宮。沒輸液瓶,就拿100毫升注射器推,推了500毫升,累的我手都快抽筋了,救好了。

剛才有的人說針灸有用,也有人說沒有用,但說起紮針灸來,我還有一個故事。那天我跑了120裏路去看一個病人,現在看是神經官能症的一個病人。這個人怎麽回事呢?特別小心眼,有點事就鬧唧唧,總覺得自己不行了。大年初二,他們家人找我說這個人不行了,四五天不吃飯,手腳冰涼,躺在那兒,說要死了,問我怎麽辦?我說怎麽辦,那就去看看吧,騎120裏來回。見到我後,他說大夫我冷啊,渾身的血都不流通了,血不走了,我要死了。我大概看了看,又摸了摸,沒啥器質性問題,我想得了,按神經官能症處理吧。我說你不要怕,我有法子,我給你一個熱的藥,保證這個藥輸進去以後你渾身血管都擴張開來,保證你渾身發熱。他說有那麽神嗎,我說有。

實際我帶了一支葡萄糖酸鈣,葡萄糖酸鈣放在葡萄糖裏麵,輸進去,馬上發熱,很簡單的一個事。我就給他輸,輸進去以後,我說胳膊熱了嗎,他說熱了,我說胸脯熱了嗎,他說熱了,最後到腳丫子熱了。緊接著我說別著急,這回你血管擴張開了,我再給你長長精神,就給他紮了針灸,紮什麽合穀,強壯穴。艾灸卷也沒有,他們家有煙卷,拿煙卷烤。我說這回怎麽樣,他說渾身舒服了,我說起來吃飯,馬上起來吃飯。這針灸對精神病人真管事,半心理半治療的功能,病人當時就吃了飯。完事後已經是大年初三了,120裏路來回,我也付出代價了,回來我就拉血了,肛裂,顛裂的。

所以我後來跟牧民們處的關係特別好,比較有感情。為什麽我能待25年,跟感情確實有關係。其實我都不想回來,但1992年底還是回北京了,因為我是兩個姑娘,在內蒙地區重男輕女,如果你上不了好大學,基本上就沒有工作。所以為了姑娘才決定回來,人生有時候真的很無奈。

    安娜:不錯,真的不錯,您的事跡很感人。

    嘉賓I:我都是做的小事。

    嘉賓B:你今天來值了,材料多豐富啊。

    安娜:是啊。

嘉賓J:我是六六屆初中畢業到延安插隊的,我們小隊一共去了11個學生,有8個女生,3個男生,我們8個女生住在一個大窯洞裏麵,站在門口看不到裏麵,當時生活條件很艱苦。當時延安地區有三大地方病,我們縣是重病區,一個是克山病,一個是柳拐病,就是大骨節,人都不高,都這麽高,他的骨頭都變形了,走道兩邊晃,走不動,一開始我們見到他們的時候還以為是妖怪,都害怕,第三個是甲狀腺,大脖子,三種病,很嚴重。

當時說要多少年消除這些病,後來我們走了以後也沒消除。因為這個原因我們縣流動人口特別大,都不用計劃生育,每年的人口急劇下降。我們到了之後我們都成了當地人了,因為我們住的時間比他們都長。各方麵就比較落後,我們是點煤油燈,沒電,根本沒有交通,全憑走路,藥就更不用提了,更落後了。因為當時沒地方看病,問老鄉,老鄉說沒有看病的,縣醫院離我們那裏是十幾裏的山路,要走半天。

當時我就有一個念頭,我能不能往這方麵看看,能不能學習,能解決我們自身的問題,也可以解決老百姓的痛苦。隊長對我們知青還是比較看重的,就找我談話,他說你有知識,能不能把赤腳醫生幹上?我說行,這樣就幹上赤腳醫生了。到生產隊不到一個月,就幹赤腳醫生了,那會也是勞動幹赤腳醫生,下地背著藥箱。後來正好有解放軍醫療隊,支援老區建設,我們是老區,就給我們培訓,手把手的教我們紮針,打針,首先要學靜脈注射。那時候輸液都不是掛吊瓶,都是拿手推。然後打針,紮針灸,就是學最簡單的,初步的,還有就是接生。上午學習,下午就到醫院實踐,他們在那兒待了二個月,一些常識知識掌握一點了。我記得第一次給人家接生,接完生以後我三天沒吃飯,你想那時候剛十八九歲。

    我們大隊有三個小隊,小隊和小隊之間都相隔十裏八裏的,自然村特別多,有的一戶一個自然村,一個自然村和一個自然村之間得有十裏地,全是羊腸小道,他們有了病你就得去看。那時候人家來信兒了,說有病了,氣管炎,喘不上氣來,我就得趕緊過去。自然村有十裏地,走在路上就碰見狼了,一條羊腸小道,狼在那頭,我在這頭,我走它走,我停它停,把我嚇得呀,那次真把我嚇壞了。後來他們老鄉說,你出去的時候拿根棍子或者什麽的,一個是撥草,防止蛇的,再一個就是嚇唬狼的,再有你就喊,就使勁叫喚。

    嘉賓I:喊就對了,我就遇見過,狼就就是這樣,你走它也走,你停它也停。這時候你一定要鼓足勁,衝著它衝過去,我就這樣。有一次夏天我碰到的,衝著它衝過去,我正好拿著馬鞭子,揮著馬鞭子一喊,跑了,它翻過山就沒事了。你就別讓它老看著你,狼這個東西特別狡猾,它看著你,它就琢磨你,它看不見你了,它就不琢磨你了。

    嘉賓K:您是一個男同誌,畢竟膽大點,我們晚上去給病人看病都得穿樹林子,在東北,一個人,我才16,走到空曠地方,就聽到狼叫,嚇的我不敢動了,還特黑。我想找個棍,還找不到棍,真是嚇的我啊,到底怎麽辦啊,走不走?

    嘉賓I:其實它叫,你跟它一起叫。

    嘉賓K:哪敢啊,那會嚇的啊,找棍都找不到。,東北的狼都是在大晚上出來,還看不見,光聽見它叫喚。

    嘉賓I:有一次我下半夜看羊,我剛進屋喝口水,忽然我的羊就炸窩了,我有五節的大手電,趕緊衝過去,啪,一照,正好照到它。那個狼正好叼著羊的脖子,它的尾巴翹著羊的尾巴,我就大吼一聲,手電照到它了,狼把羊放開了。我過去那個羊已經嚇暈了,磴磴磴,原地亂轉,亂跳。

嘉賓J:去了以後跟那個老鄉說碰到狼了,老鄉特別受感動,趕緊安慰我。我們那時赤腳醫生主要是紮針灸和做按摩,這樣老百姓可以不花錢,我們都是義務的看病,不管是什麽時候去,隻要讓去。後來我們慢慢的對生產隊,所有我們的管轄地區摸了底,都有哪些病,心裏有數以後,定期的去看看。我們隊柳拐病特別厲害,尤其是陰天下雨的時候,走路都很困難,別說幹活了。經常給他們紮針灸或者做按摩為主,這樣他們可以緩解疼痛,因為骨頭都已經變形了,大骨節都這麽大,腿也是,都是這樣,個子都這麽高,他長不高。

老鄉生活特別苦,這是真實的,全家人就一條被子,一件好衣服誰出門誰穿。我去了以後,常常把我多餘的衣服給他們,他們不管是心境好壞,都特別高興,拿我當親人似的。生活是挺苦的,連菜都算糧食,糧食特別緊張,要吃純糧,沒有。所以我去給病人看病,他家裏的人拿純糧招待你吃,純棒子麵蒸窩頭吃,這是最好的飯,拿這個招待我,對我特別好。對這點我特別受感動,要不說知青這一代不怕吃苦,白天、黑天,什麽時候隻要有人不舒服了,就去。而且閑的時候,各種針灸書,內科、外科我全都學,其實我也有很好的機會上首都醫科大學,錯過了。

    安娜:錯過了挺遺憾的。

    嘉賓J:那時候關鍵沒想過離開,歲數小,不懂。

嘉賓L:我簡單說一下吧,剛才聽大家說的都挺受感動的。我們這一代人,都是學習毛主席的思想,聽毛主席的話長大的,打小就是這樣,所以毛主席讓我們上山下鄉,到農村去,我們就得去,都有那種抱負。我們集體戶其中有6個人在北京參加過赤腳醫生的培訓班,參加完培訓班以後,我們準備好了下鄉要用的聽診器、注射器,我們到那兒真是想幹一番大事業,真有這種想法。可是到那兒才知道不是那麽回事,我們村不但沒有衛生室,連基本用藥也沒有。我們天天要下地去幹活,跟著社員一起,每天早晨日頭沒出就得去幹活,幹完活,晚上日頭落了,收工之後才能給病人看病。

我們到那兒去以後,當地社員都信我們,所以方圓幾十裏都是我們包了,大病小病的。因為我們戶裏麵不是一個人幹,注射器、針管消毒啊,都是集體戶自己在家裏弄,做飯的同時幫助消毒好,大家輪著該誰看病誰就去,有時候去是兩個人或者集體一塊去,有什麽事可以商量,大家都比較團結。

因為我是戶長,抽調任務下來以後,大家都謙讓,有去上學的,有去工廠的,有去油田的,我肯定得讓他們先去。另外那時候還宣傳紮根農村幹革命,領導說讓我做這個典型。我這邊用大喇叭廣播喊紮根農村,那邊又被家裏逼著去參加工農兵大學生考試,心裏特矛盾。最後還是上了吉林醫科大學。

那時候都是開門辦學,上長白山去采藥,還到輝南縣醫院去實習,又到海隆縣去當赤腳醫生。當地人特別純樸,你跟人家在一起,等於你跟人家融在一起了,你不可能不全心全意地給人家看病。紮針灸都是先從自己身上開始練的,我們都是互相練,然後才給病人紮,你說我得吃藥,那時沒有藥,就得針灸治療。

有一個小男孩給我印象特別深,19歲。他是骨髓灰質炎,他進行性的呼吸麻痹,急需送到長春。從他家到長春得要四個小時的火車,當時沒想過後怕,就想著趕緊送。真是害怕半道他窒息,有痰,一路上我們想盡各種辦法,實在不行就口對口的吸。會不會傳染什麽病什麽的,想都沒想這些事,救病人最重要。後來我就想為什麽當時什麽都沒想,還真是有這份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的情感在裏麵,所以才促使你做了這些。當過赤腳醫生的,都特別有這種情感。

    薑成武:談的都很好。今天咱們北京知青網的版主也來了一些,安娜做的這件事情,它的意義是什麽?你們有什麽看法?以及聽完剛才當過赤腳醫生的這些人的發言,自己還有什麽感觸,感想?都簡單說兩句。

嘉賓M:我簡單說兩句吧,我今天來,原以為安娜是當年當過知青的呢,沒想到是一個咱們所說的香蕉人,她屬於香蕉人,西方的白芯,外觀是中國的,東方的黃黃皮,咱們叫香蕉人。作為這樣一個香蕉人,能夠想到研究我們這一代的事情,確實是我沒有想到的。

因為在中國大陸受各種限製,研究知青的問題不容易,要不是習主席主持中央現在放鬆一點,那兩年連知青兩個字都不許提,最早出的知青的書後來再版都不行了。所以現在海外有人,特別是他們年輕這一代人能研究知青,甭管是研究知青當年插隊也罷,知青赤腳醫生也罷,這確實很讓我意外,也很讓我很感動。

作為赤腳醫生,從春苗那兒開始正式說,實際上赤腳醫生在那時候的農村、邊疆,救死扶傷,任勞任怨,他們是那個時代中國老百姓生命的最後一道籬笆,這道籬笆雖然不能保證他們全都活下來,但是多多少少起到了保護老百姓生命的作用。我插隊的時候,第三年得了腹傷寒,發高燒,三天三夜昏迷不醒,我們插隊的地方在深山溝裏,有人生病了送醫院,老百姓沒有這個概念。最後就是我們村的知青赤腳醫生把我救了,我記得很清楚,陝北燒炕的灶,後麵是大鍋,前麵是小鍋,前鍋熬米湯,後鍋蒸窩頭,蒸窩頭的鍋水裏麵煮著給我打針的針頭和針管,窩頭熟了,把針管撈出來,吹吹,給我打的金黴素,把我救活了,到現在還沒死,我很感謝赤腳醫生。

    嘉賓C:那時候炎症相對也好治,一針抗生素下去就有效果。

    嘉賓M:那時候人都沒有抗藥性,特別是農村,祖祖輩輩沒吃過西藥,你給個阿司匹林,給個四環素,立刻頂大用,不像現在。所以我說一下,我很驚訝,也很感動,能夠有安娜這樣的香蕉人還能想到我們當年的那一切,謝謝你。

    嘉賓N:我說幾句,確實安娜能做這個研究課題,不容易,但通過你這個課題,你不僅可以結識這麽多的知青朋友,而且你也可以從他們身上看到很多的閃光點。真的,十七八歲,在那個年代,人完全是靠精神世界支撐的,才會無私地為大家奉獻,這種道德,這種人性,在現在的生活當中是很少了。你如果能在你的研究中,能把我們這些人的精神展現出來,我覺得你就是為口述曆史做貢獻了。我感覺這個事情做的很好,我希望你能夠做好,而且今後能看到這個結果。謝謝你。

嘉賓O:我說兩句,我不是赤腳醫生,但是我是一個知青。關於當年農村缺醫少藥,我是有親身體會的,大家都說了,我不想多說了。安娜能夠從美國那麽老遠來這兒,與我們座談,我們覺得是對我們的關心和關懷。

我在農村插過隊,當地的人,如果你要能去他們家,你能跟他說說話,你能給他看病,就是看得起他,所以他們會用滿腔的熱情來招待你。今天我給你說這個是什麽意思,因為我們都是當過知青的,我們把當年那些純樸的民風也學會了,安娜你能這麽地關心我們,寫我們的東西,我們絕對熱情的接待你,祝你把事業辦成。

第二點要說知青文化,和知青赤腳醫生研究一樣,它都是一個文化研究。誰走在前麵?老江走了前麵,北京知青文化研究會走在了前麵。你這個赤腳醫生研究隻是研究會應該研究的的一部分,你是剛開始做,他已經做了很多年了,所以在此我向老江、向安娜表示衷心地感,謝謝大家。

嘉賓P:我也是個知青,陝北知青,農村缺醫少藥,後來從知青當中選出來這些赤腳醫生,這幾位曾經當過赤腳醫生,生動的介紹令人佩服、感慨。另外令我非常感動的是,安娜不遠萬裏跑到中國來,就為研究我們知青,研究知青赤腳醫生,這是非常感動人的。

從我自己本身說,下鄉以後農村沒有醫生,缺醫少藥,我自己都很有體會。到農村以後,由於環境的改變,到那以後,突然得了非常非常重的感冒,感冒時間很長,一個多月根本都沒好,沒有醫生可以看,也沒有藥可以吃,硬扛,最後落下一個很難治的病根:慢性咽炎。一直到現在,造成我高血壓、糖尿病,都是那時候這個病根遺留下來,造成現在這樣。

後來我進入北京知青網以後,尋求了一種戶外健身訓練,扇子隊。我有這種想法,大家晚年要常聚聚,通過聊天,心理健康,,通過戶外活動,增強自己的體質。

我們這個群體裏,湧現出咱們這些非常非常優秀的赤腳醫生,今天又聽到這麽多很生動的故事,是讓我非常感動的一件事情。謝謝。

嘉賓R:我剛聽這個事兒的時候,我真以為安娜是一個美國人,洋人。你看安娜這兩個字,很容易讓人這麽想。來了以後,怎麽還來了一個小姑娘?後來才知道,這就是今天的主角。

我當年在安塞插隊,張思德燒炭的地方,很貧窮落後。那時候我們大隊的赤腳醫生是當地人,他原來是公安局的警察,那時候收繳賭局,他把賭具麻將偷偷拿過去給他爸拿回去玩,事漏了,把他開除了。回農村以後怎麽辦,他又幹不了活,警察嘛,有一點文化,後來就當赤腳醫生了。那時候我們大隊五個小隊,方圓十裏地,他一個人背著藥箱每天轉,隊裏給計工分。我下鄉之後也帶了不少藥去,你給老鄉,老鄉很高興,拿著錢要給我,我說我不要錢。缺醫少藥,沒辦法。我們剛到那兒水土不服,那幾個同學都病了,有一個都快死了,最後是北京醫療隊的大夫給治的。就像剛才這位老兄說的,關於知青赤腳醫生的研究沒有幾篇文章,這在頭兩年還是個禁區,是不能涉及的禁區。大學老師都知道,知青課題這是一個禁區,說深了不行,說淺了不是,沒有人係統的做這些,因為這是一個費力不討好的事情。安娜你現在能有這個想法,有這個心氣,做這個研究,是一個好事。

當然做這個的時候,希望不要帶有色眼鏡去做,不要憑著主觀願望,要根據客觀事實,有什麽是什麽,這麽做拿出的東西比較令人信服,希望你成功。

    嘉賓S:我簡單說說吧,首先感謝安娜做研究我們知青赤腳醫生這一課題,再一個我們一定會盡最大的努力配合你。另外我講兩個小故事,特別特別短的:一個是我們村裏生產隊隊長的妹妹,她病了,得了結核以後,請的跳大神的,把人擱在熱水鍋上麵蒸,人都不能動了,最後才到醫院去做手術,才好的。我說這個故事是什麽意思呢,當時農村很愚昧,真是缺醫少藥。第二個小故事是,我們同學是赤腳醫生,他第一次給當地一個孩子打針,因為剛學,沒有經驗,他還真把人打壞了,後來小孩就成瘸子了,跟小兒麻痹似的,他打到神經上了。我為什麽說這個呢,這個老鄉家裏後來還是拿他當親人,並不是說出了事故,我怎麽恨你,不是的,他們關係處的特別融洽,特別好。當地老鄉特別信任我們知青赤腳醫生,知青和老鄉的關係真是處的特別好。我就簡單說這麽兩句。

薑成武:最後我說說,今天的座談會開的還是比較成功的,雖然時間很短,大家仍能夠暢所欲言,能夠說出心裏的話,能夠把過去當年當赤腳醫生的經曆講出來。而且這些知青赤腳醫生經曆說出來之後,我想咱們沒當過赤腳醫生的知青,包括我在內,有些事情也是第一次聽到。這些事例是非常真實的,不但非常真實,而且非常感人,這是不為人所知的真實的曆史的一段,感人的事情。所以挖掘這個,安娜你做對了,這個事情太對了。

今天大家談的僅僅是一個初步的座談會,下一步安娜還要訪談一些人,咱們再分別把每個人的經曆詳細的談一談。這裏麵我想講的是,第一咱們當過赤腳醫生的知青,回去以後盡可能的從回憶當中,挖掘出來更多的更詳細的一些當年的實例,最好整理出來電子文稿,另外再找一找當年的知青赤腳醫生,有沒有當年的照片,或者是實物,有的話最好,然後拍成照片,給我們北京知青網發過來。以今天為起點,正式的啟動安娜這個知青赤腳醫生研究的起點,因為全國僅僅城鎮知青將近一千八百萬,按1%赤腳醫生的比例算,有多少?這是個很龐大很龐大的隊伍。咱們北京知青是將近九十萬,你想1%的赤腳醫生是多少,全國各地也是這樣。

這個研究太有價值了,安娜你是做這個史料研究的第一人,你要把這個課題做大,做深,做全麵,做深入,延展開。不僅僅是當過赤腳醫生的這一個經曆,不僅僅是回顧,把他們翔實的經曆講述出來,整理出來,特別是那些當年的赤腳醫生,後來又做了專職醫生,象陳文玉,冷明,張革等等這些人,他們這種對醫療事業的奉獻,這種鍥而不舍的精神,好好的挖掘出來。

當年的知青赤腳醫生,現在很多都在各自的研究領域,工作領域,取得了相當的成果。據我所知他們在醫學界獲得研究優秀成果的,取得突出成績的,不在少數。所以咱們要把他們的經曆、他們的成績講出來。因為現在,不但西方人不了解,就是作為當代的中國人也有很多人不太了解知青,不了解赤腳醫生的曆史,所以安娜這個研究意義很大。

資料整理出來以後,我們要在北京知青網上做成係列文章,每個人的資料都整理出來,有照片的配上照片,咱們要宣傳出來。我剛才說了,安娜這次來也啟發了我,這次專項研究就是要專項做下去,好好的真正下決心,把知青當赤腳醫生這塊不為人所知的真實曆史,我們給它整理出來,在北京知青網上發表,然後在知青雜誌上發表,之後再匯集成書,係統的來介紹知青赤腳醫生。

可能有的人還不知道,當年習近平同誌在陝北延川縣文安驛公社梁家河大隊當知青的時候,也做過赤腳醫生,習近平同誌在他自己的那篇《我是黃土地的兒子》文章裏麵,特意提到過。這是很重要的,這說明赤腳醫生的經曆,對他來說,也是一段難忘的經曆。

下麵我就不多說了,這個研究方向意義非常大,非常深遠,這個課題研究大有可為,所以希望你能夠堅持下去,我們會全力支持你,希望你把它做好。

安娜:非常感謝!

    (結束)

    參加座談會的都是到全國各地上山下鄉的北京知青,其中許多都做過赤腳醫生,他們是:薑成武、宋寄春、陳文玉、秦征、張琴基、張麗華、冷明、張革、劉德順、林威、靳振孟、劉淑蘭、呂天俐、光前、善嫣、梁勁泰、蜜蜂、張靜潔、孟昭林等二十餘人。

訪談時間:2014年5月24日

訪談地點:北京市西城區月壇賓館二樓會議室



  

請您先登陸,再發跟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