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零“鳥事”|八部半
Original 大頭費裏尼 八部半 2022-04-02 21:52
整理撰文|費裏尼
沒有隱喻，真的是鳥事，也真的是清零。這是我們父輩甚至祖輩親眼目睹親身參與過的荒謬事件之一。
至今，當年企圖清零的麻雀依然翱翔在神州大地上空。我們看父輩的眼神，猶如未來的後輩看今日之我們。
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
1950年代末期，一場“鳥的地獄”活報劇曾經為全民參與、目擊。世事如煙。相隔半個多世紀，一幅老照片再度鉤沉出荒謬“鳥事”。
這張照片攝於1956年1月18日，圖說略有雀躍：“竹園和屋簷都是晚上麻雀藏身的好地方，青年們用網圍捕麻雀”。
這是目前我能找到的最早反應群體性消滅麻雀運動的影像記錄。全國範圍內的大規模群體“滅麻”運動實際上要到照片拍攝的兩年之後才達到頂峰。而整個令麻雀家族幾乎遭遇之災的運動前後延續五年，科學最終戰勝了人的感性認識，代之以一種理性呈現。雀族“五年浩劫”反映的不僅僅是一個群體對執行上級意誌的“不渝”，它更是之後幾十年頻仍的民間“打雞血”運動的發軔。長官意誌混雜個體狂熱，“鳥事”荒謬的背後，是“人事”之不察和顢頇。而最高領袖，也似乎從轟轟烈烈的“全民戰爭”中體味到“一言九鼎”的魔力。
1956年大躍進初期毛主席發起的“除四害運動”，其中以消滅麻雀動員力度最大、參與人員最廣，同時震驚人界禽界。運動最開始四害的定義為：老鼠、麻雀、蒼蠅以及蚊子，此後遭到動物學家一致反對後，1960年四害被重新定義為：老鼠、臭蟲、蒼蠅以及蚊蟲。
中間五年，堪稱雀類曆史上不堪回首的“浩劫歲月”。據不完全統計，僅從1958年3月到11月上旬的8個月的時間中，全國捕殺麻雀就多達19.6億隻，人均戮雀超過兩隻。
在上海，一共兩次大規模的滅雀運動共有580萬上海市民參加，消滅麻雀62萬多隻。據史誌記載，在上海消滅麻雀活動中，共有72人受傷，5人因誤食了毒麻雀的米而中毒死亡。據房管部門統計，因人們爬屋頂捉麻雀或搖旗呐喊，損壞瓦片達100萬塊以上。
活動的緣起，在1955年冬。毛澤東聽到農民反映：麻雀成群，禍害莊稼。當時不知什麽人算了一筆賬：每隻麻雀吃的糧食，秋收季節每天4兩，就是說4隻麻雀就要消耗掉一人一天的口糧，當時“以糧為綱”，奪人口糧自然成了人的“天敵”。毛澤東長在農村，對麻雀之於農作物之害深有體驗，遂向有關部門發出指示：麻雀是害鳥，能不能消滅它們？
時任農業部副部長的劉瑞龍找到中科院動物所前任副所長錢燕文詢問這一問題。專家的回答很審慎：我們對麻雀的食性還沒有係統研究過，不敢肯定是否應當消滅。
專家的聲音太微弱了。當時中共中央正著手起草一個從1956年到1967年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於是毛澤東決定把麻雀同老鼠、蒼蠅、蚊子一起，作為必須予以消滅的“四害”寫進綱要。
燕雀之渺，一入廟堂之眼，距離滅族也就為時不遠了。
1955年11月間，毛澤東在杭州和天津，分別同14位省委書記以及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討論並商定了《農業十七條》（即《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又稱《農業四十條》的前身），其中第13條為：“除四害，即在七年內基本消滅老鼠（及其它害獸），麻雀（及其它害鳥，但烏鴉是否宜於消滅，尚未研究），蒼蠅，蚊子。”
史料顯示，在醞釀《農業十七條》的過程中，農業部一負責人曾約見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室研究員、鳥類學家鄭作新，就該不該消滅麻雀聽取意見。鄭作新表示：國內有關麻雀的研究資料很少。麻雀在農作物收成季節吃穀物，是有害的，但在生殖育雛期間吃害蟲，是有相當益處的。對付麻雀的為害，不應該是消滅麻雀本身，而是消除雀害。
遺憾的是，鄭作新的正確意見在當時沒有被采納。麻雀被判極刑，立即執行。各地圍獵麻雀的戰鬥緊鑼密鼓。然而關於雀害的爭論依然在繼續。
中國動物學會第二屆全國會員代表大會1956年秋在青島召開，會議期間專門召開了一次麻雀問題討論會。有幾位專家出於科學家的責任感，挺身而出，為麻雀鳴冤。
著名實驗胚胎學家、細胞學家、中國科學院實驗生物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朱洗引用了1744年普魯士腓特烈大帝和麻雀的故事。當年這位國王因為討厭麻雀嘰嘰喳喳的聲音，加之皇家櫻桃園的果子被麻雀偷吃，一怒之下懸賞消滅麻雀，民眾每殺死一隻麻雀就可獲得六個芬林的獎金。國人爭相捕雀，雀族幾滅，而果樹的害蟲因沒了天敵，越繁殖越多，把果樹葉子都吃光了，結不出一個果子來。大帝不得不急忙收回成命，並且被迫去外國運來麻雀，加以保護和繁殖。
鄭作新接著發言，重申：防治雀害應是消除雀害，而不是消滅麻雀本身；麻雀在飼雛期間是吃蟲的，在這一階段是有相當益處的。
華東師範大學教授薛德焴、複旦大學教授張孟聞、西北農學院教授兼院長辛樹幟、福建師範學院教授丁漢波等幾位動物學家認為，定麻雀為害鳥的根據不足，建議在沒有得到科學結論之前暫緩捕殺麻雀，政府不要轟轟烈烈地發動滅雀運動；同時呼籲有關部門組織力量，對麻雀的益害問題進行深人研究。
來自“老大哥”的專家也加入了論戰隊伍，據1957年5月9日《文匯報》報道：1957年5月7日，來訪的蘇聯科學院自然保護委員會委員、生物學家米赫羅夫在回答《文匯報》記者的提問時說：麻雀對人有害呢，還是有益呢？這不能一概而論，要看麻雀在什麽地區而定。蘇聯北部和森林地區田少樹多，麻雀對人益多害少。城市裏麻雀多半吃蟲，對人完全有益。對以上地區的麻雀，蘇聯人不予消滅。在蘇聯南部田野間，如遇麻雀成群吃穀，蘇聯人常作小規模鬥爭。在森林、田野、城市相連地帶，麻雀對人同時有益也有害，故隻在成群吃穀時予以消滅才是對的。當時在長春東北師範大學講學的莫斯科大學教授、生態學家庫加金，也持與米赫羅夫同樣的看法。
在支持消滅麻雀的聲音中，有一個人最醒目——周建人，魯迅的三弟，時任教育部副部長。在本文照片拍攝的一年之後，1957年1月18日《北京日報》發表他的文章《麻雀顯然是害鳥》。《北京日報》編者所加按語，明確指出編發這篇文章，是針對朱洗在中國動物學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有關麻雀益害問題的發言，以及《文匯報》刊出的幾篇文章。周建人以自己幼年在農村的體驗，在其文章中斷言“麻雀為害鳥是無須懷疑的”，“害鳥應當撲滅，不必猶豫”。
魯迅三弟周建人
然而論戰仍在繼續，上海《文匯報》於1956年冬至1957年春，陸續刊出一些生物學和農學工作者反對或讚成消滅麻雀的文章。力主為麻雀翻案的薛德焴連續發表文章，曆數國外保護麻雀和撲滅麻雀的正反兩方麵的經驗，並在分析麻雀的生活習性與食性後認為：麻雀之益不能一筆抹殺。他特別提醒大家注意，鳥類與鼠類不同，就老鼠來說，它有百害而無一益。在鳥類中要找出一種和老鼠有同等資格的害鳥，實在是不可能的。
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張作人也從尊重曆史、尊重科學的角度，主張“可以把麻雀作為控製的對象，不要作為撲滅的對象”。他在《對麻雀問題提一點參考的意見》一文中，特別就青島中國動物學會全國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許多專家因為“撲滅麻雀”已訂為國家政策，而不願發言的情況，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說：“其實這是行政上的事務，是一種想增加農業生產的行政事務，應當可以修正”。（見1957年1月30日的《文匯報》）。
在專家們的爭論聲中，《綱要》草案做了修正。1957年10月26日，《人民日報》公布經過修改後的《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以下簡稱《綱要修正草案》）中，“除四害”的條文改為：“從1956年起，在十二年內，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滅老鼠、麻雀、蒼蠅、蚊子。打麻雀是為了保護莊稼，在城市和林區的麻雀，可以不要消滅。
然而隨著大躍進的冒進之風四起，各地消滅麻雀的運動卻“停不下來”。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正式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要求工農業主要產品的產量成倍、幾倍、甚至幾十倍地增長。如此一來，不但“城市和林區的麻雀可以不要消滅”的條文被拋之腦後，麻雀滅族的期限也要提前了。
從1958年3月起，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全民滅雀運動的高潮。全民圍剿聚殲麻雀運動首先從四川省開始，自3月20日至22日，全省滅雀1500萬隻，毀雀巢8萬個，掏雀蛋35萬個。隨後，天津、哈爾濱、杭州、長春、鎮江、北京等城市紛紛效法，這些城市到4月6日共滅雀1600萬隻。
首都北京自4月19日至21日，捕殺麻雀401160隻。4月19日那天，北京300萬人民總動員，“圍剿麻雀總指揮部”派出30輛摩托車四處“偵察”。市、區指揮、副指揮等乘車分別指揮作戰。在天壇“戰區”，30多個神射手埋伏在殲滅區裏，一天之中殲滅麻雀966隻，其中累死的占40％。在南苑東鐵匠營鄉承壽寺生產站的毒餌誘撲區，在兩個小時內就毒死麻雀400隻。宣武區陶然亭一帶共出動了2000居民圍剿麻雀，他們把麻雀哄趕到陶然亭公園的殲滅區和陶然亭遊泳池的毒餌區裏，消滅麻雀512隻。在海澱區玉淵潭四周5公裏的範圍內，3000多人從水、旱兩路夾攻，把麻雀趕到湖心樹上，神槍手駕著小船瞄準射擊，被打死和疲憊不堪的麻雀紛紛墜落水中。當晚，首都舉行了展示“戰鬥”成果的“勝利大遊行”，一隊隊汽車滿載著已“滅殺”的麻雀和一批“麻雀俘虜”在長安街上浩浩蕩蕩地經過，全市人民無不拍手稱快。經過一天的“戰鬥”，戰果 “極為輝煌”，據不完全統計，全市共累死、毒死、打死麻雀83249隻。據報道，忙活了一天感到疲憊不堪的首都軍民“正在養精蓄銳，好迎接新的一天的戰鬥”（見1958年4月20日《人民日報》）。
其時，北京大學為了消滅從附近逃至北大未名湖的麻雀，全校師生出動。北大校內鑼鼓喧天，人聲如潮，人們占領了所有的高處坡頂，搖動樹枝，使麻雀沒有可以棲身之處和落腳之地，讓它們不停地飛，最後活活累死——據說都是心髒破裂！最早試驗這種戰術的是天津，要群追猛打，不讓麻雀有落腳和喘息的機會。麻雀有個特點是不能作長距離飛行，在人們的威嚇下，經過三四小時的急力飛行，疲勞過度，自然會跌落下來。
在上海，1958年自4月27日至 29日捕殺麻雀505303隻。那一年的12月13日，是上海市的全民滅雀日，當天全市捕殺的麻雀就有19萬多隻。
全民運動高潮了，著名的郭老詩興大發。時任中國文聯主席、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作《咒麻雀》詩一首，刊於1958年4月21日的《北京晚報》。詩曰：
麻雀麻雀氣太官，天垮下來你不管。
麻雀麻雀氣太闊，吃起米來如風刮。
麻雀麻雀氣太暮，光是偷懶沒事做。
麻雀麻雀氣太傲，既怕紅來又怕鬧。
麻雀麻雀氣太嬌，雖有翅膀飛不高。
你真是個混蛋鳥，五氣俱全到處跳。
犯下罪惡幾千年，今天和你總清算。
毒打轟掏齊進攻，最後方使烈火烘。
連同武器齊燒空，四害俱無天下同。
200年前普魯士腓特烈大帝的教訓就在眼前，然而後人卻非得用自己的一手經驗證明某些事情之不可為。經過全國性的滅雀運動，嘰嘰喳喳的鳴叫聲消失了。惡果很快顯現，1959年春夏，上海、揚州等城市樹木害蟲大發生，有的地方人行道樹的葉子幾乎被害蟲吃光。生物學家坐不住了。但此時最高領袖仍無意識到荒謬“鳥事”之誤。1959年7月10日下午，他在廬山會議上講到《農業四十條》即《綱要修正草案》時，又提到了麻雀問題。他不無情緒地說：有人提除四害不行，放鬆了。麻雀現在成了大問題，還是要除。
或許此時文革浩劫尚未到來，僅涉及“鳥事”，知識分子尚未噤若寒蟬，翻案仍在繼續。理論生物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生物化學研究所研究員徐京華甚至大膽包天地說：為麻雀翻案，比替曹操翻案意義大。
1959年11月27日，中國科學院以黨組書記張勁夫的名義，將《關於麻雀益害問題向主席的報告》送請胡喬木轉報毛澤東。隨《報告》附送了一份《有關麻雀益害問題的一些資料》。《資料》共三個部分：一、外國關於麻雀問題的幾個曆史事例；二、目前國外科學家的一些看法；三、我國科學家的一些看法。
毛澤東很快看到報告，並於11月29日簽署：印發各同誌。這個報告後來作為中央杭州會議文件之十八散發給與會者。
次年3月18日， 毛澤東在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衛生工作的指示》中明確提出：“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蟲，口號是‘除掉老鼠、臭蟲、蒼蠅、蚊子’。”
清零被叫停。一場全民喧囂的荒謬運動，自此劃上句號。但肆意破壞物種平衡的惡果在隨後的三年“自然災害”中還是得到了報複：“自然災害”中的蟲害，或多或少與麻雀數量大減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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