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蔥歲月————張雪珍訪談
(2022-03-28 13:05:21)
下一個
內容簡介：
一個僅有少許醫學知識的18歲女孩，被要求去為產婦接生；一個沒有接受過任何專業培訓的青年人，竟然做了上百台外科手術；一個初中畢業生，卻做了22年的職業醫生……這一切，都發生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們被稱之為“赤腳醫生。雖然“文化大革命”已經過去了近半個世紀，但有關這方麵的研究，目前在中國依然是個禁區，對於80後和90後的年輕人來說，更是一個十分陌生的名詞。
本文給讀者呈現出來的，是一個中文不太流利的美國ABC，一個在美國名校學醫的二十歲女孩，不遠萬裏走入中國，做了一件讓當代曆史學家汗顏的事情：縱橫數省，遍訪近百名知青和知青赤腳醫生，為他們的青春作證，為這些口述曆史做出感人的記錄……
張雪珍訪談
張雪珍訪談
在上海的日子裏，我幾乎每天都會看到她的身影，她會時時叮囑我在上海的吃穿住行，象典型的中國長輩一樣，關懷備至。她沒有上海女人常展現出來的那種嬌柔和吳儂軟語，風風火火的幹脆和利落，真有些東北大媽的那種勁頭，熱情，率真，做事說話幹淨利索，沒有一絲的猶豫。你很難想象當年一個隻有16歲的上海女孩，甚至還處於情竇未開的花季，就被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大潮，卷到了千山萬水之外的吉林延邊插隊落戶，而且一待就是幾十年……
安娜：您好，想跟您談一下您做赤腳醫生的經驗。因為我在美國是學醫的，所以我在看資料的時候發現到中國赤腳醫生這個群體，覺得很感興趣。我查資料的時候看到西方人沒有太多的資料，文章也很少，他們不太明白，不太懂赤腳醫生產生的背景和曆史。所以我很想從赤腳醫生口中，了解你們當時在農村有什麽樣的影響，什麽樣的貢獻。
張雪珍：我很高興，你會選中我，專門對我進行一個訪談。我簡單的說一說我的經曆，1969年我16歲，什麽事情也不懂的年齡，那時候正好趕上上山下鄉的高潮，史無前例的。我是1968年初中畢業生，那時每個人一定要下鄉的，你不下鄉不行，一定要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當時我們什麽都不懂，16歲之前我連上海都沒有出去過，要我選擇到吉林、黑龍江、江西、貴州、雲南，那麽多地方，老師讓你選擇。當時我想選擇到黑龍江去，16歲什麽也不懂，黑龍江是農場，農場裏麵能掙工資，我閉著眼睛說，老師我要到黑龍江。老師說不行，你的哥哥姐姐都在上海，你一定要去插隊落戶。當時有一首歌《延邊人民熱愛毛主席》，在全國廣泛的流傳，我很喜歡聽這首歌，就說那就到延邊去好了。就是這麽一個歌，把我唱到了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延吉縣，從此拉開了我不同的人生旅程。
在延邊，一開始去真不習慣，45年前的中國也是比較落後的，不像現在改革開放了，那時候是計劃經濟，農村還是比較苦，沒有上海好。一去的時候每天哭，實際上在火車上就開始哭了，因為上火車後才知道，我以後再也不能回來上海了，從今以後戶口什麽都到農村去了，原先我是上海人，現在到農村去了，而且到那麽艱苦的地方去。坐了整整三天三夜的火車，腳都腫了，那也沒有辦法，隻知道哭。
到了那裏，哭完了之後，想想我還得好好幹，看到貧下中農戰天鬥地，那麽艱苦，他們能幹，我為什麽不能幹，所以從今以後我也要好好幹，跟著貧下中農幹。剛到農村，我負責賣豆腐，做豆腐，在上海每個月每個人有一塊豆腐，那是計劃的，文化大革命之前都是計劃經濟，那時候不知道豆腐怎麽做，到了農村一看，豆腐原來是黃豆磨出來的，然後加點鹵水，覺得貧下中農真偉大。
下鄉一後，他們推薦我當赤腳醫生，我做赤腳醫生是1968年開始的，那時候是有部隊巡回醫療隊下到農村，隊裏讓我到延邊軍分區醫療隊，學醫學針灸，教我怎麽樣給貧下中農治病。後來又到縣衛生院學習怎麽做赤腳醫生，我都很認真的學，在公社衛生院實習後，就開始幫貧下中農看病。開始很簡單，你感冒了給你吃鎮痛片，咳嗽了給你吃甘草片，那時候隻有這些藥，主要的是針灸。針灸是我們中國醫學上的一大隗寶，我現在針灸盒子和針灸的書都留著呢，留在村裏的家裏，延邊永遠是我眷戀的故鄉，我農村的房子沒有賣，我經常回去。。
那邊得肺結核的特別多，因為沒有吃的，天冷，很難治好。我當時根本不知道這種病會傳染的，我不知道，也不害怕，天天背著藥箱，去給他們打針送藥，天天晚上去，因為白天要上山種地，還要做豆腐，還要賣豆腐。當時生產隊在牛棚邊上，為我這個赤腳醫生，搭了一個小屋子，大炕，東北冷，都是炕，裏麵放上草，算是衛生室了。當時隻有一些甘草片啊，鎮痛片啊，感冒藥啊，那時候膠囊還沒有，好的藥都沒有，還有一些針。針消毒的時候，都是我自己在集體戶的灶坑裏麵做的，集體戶做飯時，然後把我自己的飯盒，針頭放在裏麵，再放到鍋裏，就這樣消毒的。消完毒以後，晚上又去打針，給社員看病我很熱心的，你有病了，隨叫隨到，背個藥箱馬上就過去了。
當時有個老人家，朝鮮族叫阿巴依，我們那裏是朝鮮族地區，他得了麵神經麻痹，我就開始給他針灸，先在自己身上試驗，因為有幾個這樣的穴位很危險，部隊的醫生跟我們說像這樣的針穴很危險，說你要慎重點紮，所以我先在自己身上試驗，試驗完了，看看我沒事了，我就跟阿巴依開始治療了。三個月，一共紮了三個月，阿巴依本來很難看的，嘴和眼睛歪斜，後來給我針灸過來了，三個月，就這樣經過了三個月，阿巴依的病好了，臉也正過來了，他們非常感謝我，把我當自己的女兒一樣，一到禮拜天就送好吃的東西給我。朝鮮族都頭頂著大盆，阿瑪尼就把各種各樣的菜，鹹菜啊，都給我送過來。我當時也是很感動，我沒想到我隻是個赤腳醫生，我做的都是赤腳醫生應該做的。
安娜：您覺得當時赤腳醫生對當地的影響是什麽？
張雪珍：方便，救死扶傷。赤腳醫生好在哪兒？不像醫院，早晨八點開門，晚上五點就關門了，赤腳醫生不是的，隨叫隨到，背著藥箱。我在那兒雖然不是真正的大夫，但他們叫我張大夫，就是張醫生，人家老百姓就這樣叫我。
安娜：您當時去延邊的時候，還有別的人從上海跟你一起去的嗎？
張雪珍：有很多，一萬八千，去延邊的上海知青有一萬八千多。
安娜：您當時去那個地方是跟其他知青一起住？
張雪珍：對，我們都是一個火車去的。
安娜：您剛到的時候，有沒有什麽不適應當地的習慣？
張雪珍：說心裏話，當時去很不習慣。在上海不管怎麽樣，還有定量的米飯可以吃，但那裏沒有大米飯，都是吃高粱米、小米、苞米，真吃不習慣。尤其是小米，越吃越多，像沙子一樣。現在的小米是好東西，玉米也是，營養食品，但當時你是天天吃，頓頓吃，當時真不習慣。但是不習慣你也得慢慢適應，我剛才不是說了嗎，我在學校裏麵表現也挺好，很積極，到了那兒全崩潰了，確實一開始受不了，一開始哭啊，沒辦法。
安娜：那裏沒有溫飽問題嗎？據說當時知青溫飽問題比較嚴重？
張雪珍：因為是少數民族地區，國家政策有照顧，吃的倒是都能吃飽。但是像菜當時是極少的，貧下中農家裏麵都沒有別的，隻有冬天儲存的大白菜和土豆，就是吃這個。肉也是，殺一個豬，當當當敲鍾了，來領肉，好多人分，就是這樣。
安娜：您覺得他們為什麽選您當赤腳醫生？
張雪珍：因為我比較好強吧，他們看中我了，就選我去了。後來我才知道，不光是上海知青要去當赤腳醫生，生產隊長的妹妹她也想當，當時我不知道，後來才知道的。但當時當赤腳醫生，是領導和貧下中農共同推薦才能當的，為什麽點到我了，其實我也不知道。就像今天你點到張阿姨了，中國那麽多做過赤腳醫生的，你選中了我做訪談，好像天體運行，到這兒，就是我了。
我去了，也幹出成績來了，你看這張獎狀，我得的獎狀就是我當赤腳醫生的成果，我不說別的。又是幫阿巴依治病，又跟阿瑪尼關係那麽好，我這兩天得出一個結論，我幫阿巴依治病，幫朝鮮族治病、看病、送藥，但是他們同時也教會我怎樣去做人。
安娜：您去培訓的時候，培訓了多長時間？
張雪珍：那時候部隊要下鄉巡回醫療，尤其是延邊軍分區的大夫，好像有這個任務，文化大革命，當時衛生部有這樣的指示，開辦赤腳醫生訓練班，所以部隊特別積極。到部隊培訓我大概記得是一個禮拜，後來又到縣醫院裏麵培訓，一、二個星期，縣裏麵培訓完了又到公社實習，到隊裏就開始幹了，就是貧下中農來了，我給他打針，給他吃藥。
安娜：您總共培訓了多長時間？培訓加實習？
張雪珍：總共培訓一個月吧。後來就邊學邊幹了。貧下中農來看病，有的不要錢，有的要五分錢，沒藥了，有時候要去公社衛生院去拿點藥，我記得挺清楚的，有個大夫就是延邊軍分區的，他是被下放的。那時候文化大革命下放幹部也很多，他們很耐心地教我，學了很多，學完之後就實踐。
安娜：您不需要去采草藥嗎？
張雪珍：要，有時候我跟阿瑪尼去采蒲蒲丁，那是涼性的，還有桔梗，那時候山上東西很多的，都去采那些草藥，我采回來給病人吃。蒲蒲丁也可以當涼菜吃，朝鮮族很會做涼菜的。
安娜：您做過手術嗎？還有接生？
張雪珍：還沒到那個程度，我主要是針灸。
安娜：您當赤腳醫生是掙工分還是工資？
張雪珍：那時候是掙工分，還得去幹活，白天得幹活，赤腳醫生是義務的。冬天地凍上了，不能幹地裏的活了，上山鏟地也不行了，你就得做豆腐，做完豆腐推著車，賣豆腐。我當時隻有十七、八歲，當時有些不好意思，賣豆腐了，賣豆腐了，用朝鮮族話喊，用漢族話喊，根本不好意思，大城市下去的，但那時候隻能這樣掙工分，算你出工了。
安娜：大部分的時間還是在幹活？
張雪珍：對，大部分時間和普通農民一樣，有病我去看，沒藥了我去拿藥，赤腳醫生就是這樣。
安娜：最多看的是什麽樣的病？
張雪珍：對我來說，在農村看的最多的就是感冒發燒，打個針，給點兒藥，甘草片啊，退燒片啊，那時確實沒有什麽藥，要買也是很困難的。那時候最多也就是甘草片，去痛片，鎮痛片，那時候在農村就是這些藥，關鍵是打針，打安痛定，特別多，現在可能都淘汰了，當時我們那兒連青黴素，鏈黴素都很少的。
安娜：當地人相信您的醫術嗎？
張雪珍：大隊說你就是赤腳醫生，他們就信你。因為那個地方也是很落後的，40多年前的中國都是很落後的，都是草屋頂，連瓦都沒有，房子都是土坯的，我也幫著和泥蓋過房子。那時候也沒有相信不相信的，但是你的熱情他們承認，他們相信。
安娜：您覺得當時在農村最困難的是什麽？
張雪珍：當時最困難的，說心裏話當時還是想家。我雖然做的很好，我還是想媽媽的感覺，難以忍受，還是想家。隻是到了最後，我年齡大了，我幹的那麽好了，我的父母，我的哥哥姐姐到延邊來看，阿瑪尼他們家對她像招待自己最珍貴的客人，把我媽媽打扮的像朝鮮族阿瑪尼一樣，而且市長都到我家來看。到最後我媽媽、哥哥、姐姐看見你那麽好，比上海還好，你說我能回來嗎，我不想回來，我是掉著眼淚回來的，最後沒辦法了，為了孩子，我回上海了。
安娜：謝謝您張阿姨，非常感謝這些天您對我的關照，也謝謝您與我分享您的人生經曆。我們之間的談話錄音，可能會用在我的研究論文中，也許會出版成書籍，您需要在這張《知情同意書》上簽字，如果您同意的話。
張雪珍：我同意，我簽字。阿姨非常喜歡你，一定陪你的爸爸媽媽再來上海，阿姨會帶你們好好看看上海，上海這些年變化特別大，他們一定會喜歡。
安娜：一定。
（結束）
訪談時間：2014年6月6日、2014年6月7日
訪談地點：上海黃浦區老西門古玩茶城、上海市貴州路鐵道賓館二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