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一個僅有少許醫學知識的18歲女孩，被要求去為產婦接生；一個沒有接受過任何專業培訓的青年人，竟然做了上百台外科手術；一個初中畢業生，卻做了22年的職業醫生……這一切，都發生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們被稱之為“赤腳醫生。雖然“文化大革命”已經過去了近半個世紀，但有關這方麵的研究，目前在中國依然是個禁區，對於80後和90後的年輕人來說，更是一個十分陌生的名詞。
本文給讀者呈現出來的，是一個中文不太流利的美國ABC，一個在美國名校學醫的二十歲女孩，不遠萬裏走入中國，做了一件讓當代曆史學家汗顏的事情：縱橫數省，遍訪近百名知青和知青赤腳醫生，為他們的青春作證，為這些口述曆史做出感人的記錄……
翁永凱訪談
翁永凱訪談
關於她的資料，我在美國就已經看過一些，她畢業於北京大學，有一個非常著名的哥哥。她運營者一個援助中國鄉村健康教育的愛心基金會，為此她辭去了在FDA舒適的工作，變賣了美國的房產，一心撲在改善中國鄉村醫療環境的慈善事業上。這位當年的北京市知青，曾在陝西省延安地區富縣茶坊公社吉子灣大隊插隊過的赤腳醫生，美國天普大學的生物學博士，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資深科學家，身體柔弱卻精力充沛。雖然我在到達中國的第二天，就隨她和她基金會的專家、義工遠赴河南信陽鄉下做普及衛生教育的項目，但由於她日理萬機的忙碌我竟然無法有機會和她做下來聊一下。但她是我這次到中國訪談的主要對象之一，我很有耐心地不斷約她，最終，在我離開中國的前一天，我在北京富麗堂皇的國家圖書館再次見到了她……
安娜：您幾歲下鄉的？
翁永凱：我下鄉的時候剛剛初中畢業，因為那時候所有的人都被送下去了。
安娜：您去的地方可以選擇嗎？有的人說他可以選擇去哪兒。
翁永凱：對，當時像我們是沒有什麽選擇的，要看，可能有的家庭出身比較好，他可以選擇，但我們那時候屬於不好的，屬於父母被打倒的子女，所以就沒有什麽選擇。當時我很希望跟我哥哥和弟弟在一起，但是也不可以，那時候讓你去哪兒就是哪兒。
安娜：您下鄉是在哪兒？
翁永凱：我在陝西延安地區富縣茶坊公社吉子灣大隊。
安娜：您是北京知青嗎？
翁永凱：北京知青。那時候去都是一個班一個班的學生都走了，你知道中國當時是這樣子的，給你貼一個紅雙喜，就像結婚那樣子，你家的小孩子插隊了，就給你門上貼一個，我們家貼了四個，因為我們家四個孩子都要到鄉下去。
因為我父母都已經關起來了，我們四個人走到哪裏他們也不知道，我們也不知道他們關在哪裏，我們兄弟姐妹彼此也不知道在誰哪裏。我隻知道他們有的在東北，我弟弟在內蒙古，他們也知道我去了延安，但是延安什麽地方不知道，我們從來沒有通過信。就是這麽一個過程。
安娜：您剛到農村是什麽情況？
翁永凱：覺得和我們原來想象的不一樣，我們剛剛去的時候，當時毛主席說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就去了。我們問老鄉知道不知道這個指示？他們都不知道。老鄉問我們：你們幹什麽來了，逃難來了？你知道什麽叫逃難嗎，你逃到一個地方，他們說毛澤東把你們這些年輕人送到鄉下躲起來。
安娜：他們在鄉下沒有聽說過毛澤東的政策？
翁永凱：我們那兒沒有電，沒有廣播，沒有報紙，所有這些信息他們都不知道。我們去那兒，是公社告訴他們這兒有很多學生娃來，每個隊要分幾個，你們派來人領。每個隊來了幾個年輕人，弄了幾個車子，用騾子拉的車裝的行李，每一個村幾個，把我們都放到那裏去。當時可能有兩萬多知青到延安去。
安娜：你們村裏有幾個？
翁永凱：我們村有十幾個。
安娜：都住在一起嗎？
翁永凱：沒有，我們分上麵一個小隊，下麵一個小隊，男女分開。當時很多，兩萬多人，包括現在國家主席習近平他們也是坐我們那個火車一起去的，什麽王岐山啊，習近平啊，大家都是一起去的。那個時候沒有想很多，也沒有想過以後會回來。
安娜：沒有強迫的感覺嗎？
翁永凱：當時文化大革命了，你沒有選擇。組織把你散在那裏就在那裏，我也不知道以後是否還可以見到父母，也不知道是否還可以再見到我的兄弟姐妹，我以後的生活就在那裏了。我做赤腳醫生，是因為我去以前已經學了一點。
安娜：您在學校已經學了？
翁永凱：是在北京，不是在學校學的，自己學的。
安娜：從哪兒學的？
翁永凱：當時我們家有一本赤腳醫生手冊，我就跟著那本赤腳醫生手冊學，自己去看，自己在自己身上試驗，都是這樣。
安娜：您當時已經對醫療感興趣了？
翁永凱：並沒有說是感興趣，因為知道要去農村，而且並不知道會回來，你在那裏靠什麽生活？我那時候年紀很輕，那時候就想說你要靠什麽來生活，如果我光是靠種地，我肯定做不過那些男生，所以那時候想要學一技之長。農村大家都知道缺醫少藥，所以就學了這些。那時候去農村之前，在自己身上都試驗過了，針灸啊，按摩啊，配一些中草藥，簡單的東西。所以走的時候就帶一些藥，很簡單的一些東西。
安娜：帶的中藥還是西藥？
翁永凱：中藥西藥都有，一般是西藥多，就帶了一個小的盒子，盒子裏麵放了一些藥，買了一個聽診器。實際上赤腳醫生在隊裏並不是一個專業的職位，老鄉小孩子生病了，你就幫他看一下，比如說小孩子發燒，比如給他做一點處理，讓他怎麽去退燒，不是光單純的像現在要給藥，那時候並沒有這些，我們就是用冷手巾敷一下，脊柱兩邊做一下推拿。小孩經常的病就是胃腸道的，傷風感冒，還有一些婦女的婦科病，我們當時是用一些最簡單的辦法去幫他們。實際上赤腳醫生也沒有說是誰選的，隻不過是大家都來找你，白天還是要去勞動，晚上回來人家就來找你，有時候你就會到老鄉家裏麵去看。一般來說我們可以幫他看一看，讓他多喝水，給他喝一點點藥，成人的話，婦女的話，給一些止痛片，很簡單的這種。怎麽當上的，沒有說是誰選的，他們自己就會來找你，因為你幫他看好病了。比如有的老年人，有的小孩子，他身體不好，有病的時候，會來找你，你幫他看了以後，他覺得好，下回還來找你，互相一傳，他們就來找你了。很簡單就是這麽一個情況。
安娜：這個村裏麵隻有您一個人有醫療的技術？
翁永凱：對，另外一個村有一個是當地的，旁邊一個村，離我們五裏路，那個村有一個當地的赤腳醫生，歲數大一點，但是他也沒有受到過正式的教育，都是這樣子。你如果說是一些培訓，我們沒有經過正式的培訓。但是比如我每一年的冬天，可以回到北京的時候，我都是到醫院裏麵去實習。因為當時對於在農村的知識青年，城裏醫院一般都會網開一麵，當然我們也認識一些人，托一些人，會讓你去跟著實習。比如我曾經在北京礦務局總醫院婦產科實習一個冬天，將近兩個月。但是真正在那裏的時候並不完全是隻學婦產科，我也看X光片，也去化驗，檢驗科，內科，兒科，各個科都去，都去學習。晚上的時候如果有手術，要生小孩的，我就要守在那裏。偶爾的如果沒有事就睡覺，我好像在那邊很少脫了鞋睡覺，都是在值班室裏麵等，白天的時候在病房裏麵，幫他們拖地，給他們產婦做吃的，什麽都幹，那時候真是求知欲旺盛。
安娜：沒覺得累？
翁永凱：那個時候不會覺得累，就覺得我一定要學，不學就沒有辦法生存，你憑什麽來生存？我也曾經在長春的婦產醫院實習，就是在不同的地方去學習，也曾經上過手術台，幫助醫生，後來我的技術也很好了。像現在經常都是剖腹產，要做手術，我們那時候基本盡可能都是讓她順產，偶爾的有剖腹產，也都盡量刀口小些。能順產的在我們手底下很少有切開的，因為你要有耐心等嘛，不像現在生孩子都是一條流水線，比如說今天6月15日，你，你，你，八點，十點，十二點，兩點，一天就是這樣。因為一般剖腹產45分鍾就可以做一個，現在的人就把孕婦全部安排起來，這樣全部都排在白天，也不用上夜班。而我們過去上夜班很辛苦，因為是盡量安排她們自然生產，你不知道她幾點生。有時候你覺得她宮口已經開到這麽大了，你覺得她還有一個鍾頭要生了，有時候還可以再拖五六個鍾頭，你不停的要在那邊等，要看看她是不是快了。有時候如果有危險的話，可能就要馬上做手術，所以責任很大，就好像是在一個謎語，不可能給你安排好了。現在的醫院你可以選擇，哪一天覺得是個好日子，我就想讓孩子生在哪一天。
安娜：真的，中國可以這樣？
翁永凱：可以。現在孕婦可以選好一天，她說我就要求這個小孩這一天給我做手術，好的日子，或者和他爸爸同一天，或者和媽媽同一天，或者和他哥哥姐姐什麽同一天，我就想要生在那一天，而且生在什麽時候都可以算好，有人幫他算好那個時候的命很好。
另外，現在還有很多婦女其實她完全可以自己生，但是她覺得生完以後會發胖，剖腹產以後她的身材就很好，她說我也不想自己生，自己生完以後可能會胖。還有一個她怕疼，但是做完手術以後，那個疼一點都不比生小孩子的那個疼要輕，因為麻藥一過還是會很疼。而且現在醫學的發展，我們現在已經知道，如果是剖腹產的小孩會有很多很多的毛病，可能會產生一些比如說自閉症，多動症啊。因為本身生小孩子是一個自然的過程，你把他人為的規定時間生，是有違自然的。
你上次跟我們去河南信陽，不管在平橋，還是在新縣，我們要開展的衛生教育，就是鼓勵她們自己生。我比較幸運的是，在農村我接生了這麽多孩子，沒有死掉過一個，就是沒有發生任何意外的事情。這可能一個是比較幸運的結果，因為孕婦如果大出血或者發生別的事情，對我當時的狀況來說，都是沒有辦法處理的。
那個地方離縣裏的醫院有一段距離，你處理的不好送醫院就來不及了。過去她們都是自己在家裏麵生，我去幫她們也是在家裏，但是我會把她們弄的幹淨一些，我會幫助她們盡可能不要破，尤其是初產婦，讓她不要破，減少她的痛苦。另外是慢慢給她們培養一個衛生習慣，因為當地沒有水，生孩子的時候家裏也窮，她怕把他們的炕弄髒，所以他們就把席子翻開來，讓孩子生在土上，那是非常非常髒的，那個髒就非常容易感染。後來我弄了一塊很大的白布，把它蒸一下，蒸完以後再曬幹，下一次用的時候鋪在上麵，沒有別的辦法。
安娜：從來沒有碰到難產的？
翁永凱：在醫院裏碰到過很多，但是在農村沒有，偶爾的有一些，也不能算是真正的難產，比如說時間太長，或者有的小孩生下來不哭，嗆到了，這都會有。我前兩年回去過，那些婦女抱著小孩子，我還在問，這是誰家的娃，她們說你忘了，他的爸爸就是你接生的，那年他爸生下來的時候不會哭，你把他兩個腳一拎，啪啪打幾下，他就哭了，我說我已經都忘記了。有些東西我覺得是相互信任的這麽一個過程，慢慢老百姓會把你當自己人，因為你是在幫他們。當時的農村真的非常非常貧困，也非常的怕生病，一般小的病就忍在那裏，一定要拖到實在受不了了，沒有辦法了，忍不了了，才去看。那時候像我看的病人裏麵也有殘疾的，一條腿不能走路，隻能幫他做按摩，做針灸，基本都是用非常簡單的辦法，因為隻有這種條件，太專業的治療，他也看不起。
翁永凱：他沒有辦法到城市或者到什麽地方的專科去看病，沒有錢。
安娜：您覺得針灸和按摩有用嗎？
翁永凱：會有些幫助，我去的時候他已經躺在床上好幾年了，下不了地，但是我幫他針灸按摩以後，他會慢慢的學著走路了。這證明你的工作還是有效果的，你就是要出力，沒有什麽別的辦法，你隻有這樣做，才能幫到老百姓。
安娜：前幾天我采訪一位赤腳醫生，他後來上了醫學院，當了醫院院長，他覺得針灸這種東西是沒有用的，您覺得有用嗎？
翁永凱：我覺得真正來說在當時還是管一些用的，因為農村80%的病都是一些常見病，常見的，多發的，比較簡單的病。真正需要到醫院去的可能隻有20%，你所有的這些病可以分二類，有一類是你不看它也會好，因為身體恢複了。比如說有些感冒，你多喝點水自己就會好，它看和不看它都會好，針灸按摩可以減輕一些疾病不舒服的感覺。還有一類，你看也好，不看也好，都不會好，有些病不是你到大醫院看了以後就會好的，比如癌症。
比如我在河南那邊給他們講課，問當地老鄉，小孩子咳嗽，喘了，我問你給他吃什麽？他說我給他煮肉湯，雞湯啊，吃雞蛋，加強營養。我就告訴他們說：NO，孩子本來就是肺熱，咳嗽，或者喘，這些吃了並不好，你們村裏麵的水塘子那麽多的荷花和荷葉，我說你拿兩片荷葉，洗幹淨，把它在水裏煮一煮，煮完把荷葉拿掉，放一把米進去煮一點粥，放一點點綠豆，放一點點米，拿那個荷葉煮的湯給孩子吃，是清火的。他給孩子吃完了病就真好了，好了後他就傳給張三、李四、王二麻子，都告訴他們，實際上都是我講課的時候講給他們的，他們就學著自己去做。
很多知識屬於非常簡單的道理，隻是農民們沒有機會知道，他們不知道，所以他沒有這個知識，我們的任務就是把這些醫學知識多多地傳授給他們。比如農村很多人有高血壓、高血脂，但是他們天天吃的是豬油，而且吃很鹹的東西，我們就要告訴他們應該怎麽吃，才能吃的健康，才能吃的科學。所以我們基金會現在做的很重要的事情，是把這些科學的知識、健康的知識告訴他們，讓最最普通的老百姓知道。因為有些病不必要都去看醫生，有些小孩子剛剛一發燒，你馬上給他輸液，其實是對小孩子不好。現在農村真正需要的，是要把這些東西教給老百姓，讓他們自己去掌握，而不是所有的人都把自己的命交給大夫或者交給醫院。不能大夫說你要剖腹產，我就剖腹產；大夫說你要做手術，我就做手術。我說你們要學會了解自己的需要，學會在日常生活中怎麽樣才能養成良好的生活衛生習慣。
安娜：您當赤腳醫生的時候也會這樣教村民們衛生習慣嗎？
翁永凱：那時候沒有很係統的教，但是會有一些東西要告訴他們。因為在農村他們缺水，從來不洗下身，婦科病就很多。我就告訴她們，尤其是你來月經的時候要注意清洗，不要幹很累的活，如果是剛剛生完孩子的時候要注意營養。比如對於剛剛生過孩子的產婦，她們什麽都不能洗，不讓她們呼吸到新鮮空氣，把她們整天關在房間裏麵，窗子不能開，門不能開，像那些習俗都非常不好。所以我就告訴她們這樣不行，你們如果要找我接生，就要聽我的，我就是你要改變他們的觀念。
安娜：因為您是赤腳醫生，會因此受到尊敬嗎？
翁永凱：怎麽說呢，陝北農村這些人他們缺少這方麵的知識，他們還是比較尊重一些有知識有文化的人，他們覺得你們知識多，他們就願意聽你的。而且他們知道你是為他好，他就會比較尊重你。不像現在的醫院裏麵，患者和醫生有時候搞不到一起，但是即便是五分鍾，有時候這個態度也很重要。如果你是醫生很不耐煩，看個病人一共就兩句話：好了，走吧。你要病人相信你，很難。
我到現在都記得那時候我在醫院實習的時候，有一次煤礦塌了，傷了很多人，一下子開了12台手術，是礦務局的總醫院，從北京調了很多大夫去，馬上連夜就開手術。我們馬上就獻血，我那時候獻200CC血，獻完血馬上上手術台。我那時候主要做二刀、三刀，比如站在主刀大夫對過的是二刀，主刀大夫是在那邊做的，你不斷的要遞這些東西，有些手術他做的差不多了，主要的做完了，你在邊上就要幫他縫合或者做一些輔助的工作，十幾個小時不休息。
我有一段時間是在急診室，一次，外麵送來一個急腹症，肚子裏麵急性的腸梗阻，板車拉過來的，很多的家屬送過來，五六個家屬，味道很大，身上很熱，又髒又那個。但是你是學醫的大夫，你一定要讓他們覺得你很關心他，比如我要握著患者的手問，你哪裏疼？你是怎麽樣一種疼？像刀子割，還是鈍痛，還是哪一種疼？你要幫他聽，幫他做檢查。要讓病人和病人家屬看到你心裏就覺得舒服了，你是非常認真，你是真心的在關心他，他心裏麵就放下了。後來到夜裏給他做了手術，他腸子都穿孔了，是應該很痛的那種，但他一直沒嚷嚷。
安娜：當赤腳醫生下地幹活嗎？
翁永凱：幹的。我們掙工分，沒有工資，都是工分，我一天是7分。
安娜：滿分是多少？
翁永凱：滿分是10分，都是男的，最高，女的最高7分。早上是1分，我們早上比如六點起來，幹到八點，掙1分，回來吃早飯。吃完早飯上午3分，下午3分，一天7分。但是如果在我幹活的時候，村子裏有人得了病，有急事叫我的話，我可以去看病，我還是拿我這幾分。但是如果你勞動結束了，幫人家看病，沒有加多分的，比如我晚上去接生孩子，去打針看病，這些都沒有加分的。那時工資隻有公社的書記有，他是國家幹部，我們的村長這些都沒有工資，村長書記這些沒有一個人是有工資的，農民嘛，工資隻有國家的幹部才可以有工資。
安娜：農民對赤腳醫生什麽態度？
翁永凱：我們那裏態度非常好。你知道農村有一種地叫自留地，我不知道你聽說過沒有。所謂的自留地就是按人口，比如每一家有五個人，每一個人有一分地，這五分地就是自留地。在自留地上你種的東西，收下來你自己吃，其他的地都是公家的，是隊裏麵的。我也應該可以有一點點自留地，但是我沒有時間種，我就可以吃隊裏的菜，我們隊裏麵自己種了一點東西，是隊裏麵拿出去賣錢的。我是可以不種地的，隊裏也不給我地，因為知道我沒有時間種。如果我要吃菜，在隊裏麵的菜園子裏麵，我可以摘一點菜回來。老百姓誰家偶爾做一點好吃的，也會請我去，或者給我拿一點點來。我後來還兼過一段兒老師，教村裏的小學，總共51個小孩，有3個是五年級，一年級的有十幾個，剩下的是二年級，三年級，四年級。就兩間窯洞，一年級和二年級在一個窯洞，三、四、五年級在一個窯洞，上課的時候給他們一起上。給一年級上課的時候，二年級的做作業，另外那個窯洞的也是做作業；這邊也是，給五年級講課的時候，三年級、四年級做作業。不管是語文，算術，所有的課，體育、音樂，全部是一個人教。那個時候教小孩子們學習還是蠻有意思的，跟他們和他們父母的關係還是很好的。
安娜：您不是說旁邊的村裏也有一個赤腳醫生，村裏的人會去找他看病嗎？
翁永凱：有時候會去找他看，他畢竟是當地人，語言上比較好溝通。但是他不做接生，我做接生，周圍的村子都會找我做接生，當地人家更願意找女的接生。
我們給村民看病都是免費的，藥大部分都是我從北京帶一點點帶去的，如果我看不了，我會推薦他到鎮裏麵去或者到大醫院去。我們村到縣裏大概十幾裏路，還算比較近的，在陝北條件算好的，因此別的村的女孩子都願意嫁到我們村來，說我們村好，離公路近。那邊的人很多都是生長在山上，沒有見過世麵的，但是我們村的人看見過汽車，卡車，他就覺得自己很見過世麵，而且他們有的還看過電影，到縣裏麵看的，所以他們不太看得起山裏的人。
農村最困難的是缺藥，老百姓沒有錢，缺藥，另外我們自己學的醫療技術還是不夠。所以我如果有機會每年冬天回到家，我基本上都是在醫院裏麵實習，都是在學。
安娜：村裏有衛生室嗎？
翁永凱：沒有，就是我住的地方，窯洞。他們要是看病都是躺在我的床上，很髒嘛，都是虱子，所以我的床上全部都是虱子。
安娜：那您一個人住？
翁永凱：對，因為她們後來都走了，第二年之後很多人都去當兵了，當工人了，我在那裏呆了六年多。
安娜：您是當時最後離開村裏的知青？
翁永凱：就是，其他人都走了。
安娜：您當赤腳醫生多少年？
翁永凱：我至少當了六年，我去了以後就開始幫老百姓看病，一直到我走。
安娜：那時候沒有回城的機會嗎？
翁永凱：招工，當兵，都沒有我的份。我最後回來是因為新的政策說每一家隻可以回來一個，我有兩個哥哥一個弟弟，他們說我是唯一的一個女孩，就讓我回來了。
安娜：那是哪一年？
翁永凱：我是1975年夏天回來的，我1969年1月去的，到1975年的6月份回來的。應該是六年零五個月。
安娜：沒有機會被推薦報考工農兵大學生嗎？
翁永凱：有過一次機會，1972年我報考的時候，也考上了，正好那一年趕上一個非常特殊的事情，當時有一個農村的孩子叫張鐵生，那年他也去考了，考了個零分。他就在卷子上寫了一封信，說他因為都在農村勞動，沒有工夫準備考試。後來因為這件事情，把那次考試重新規定了，當時全縣是600多人考試，錄取了102個，我是考了全縣第二名，我當時被北京大學錄取了。那一年北大有兩個錄取名額，一男一女，我本來報考的是北京外語學院，但是我成績考的比較好，可是我歲數太大了，他要22歲以下的，我那年23歲，所以就把我調給了北大。我那時候並不知道北大那個名額給了我們縣裏麵一個水利局長女兒的，我一點都不知道，到最後重新再來的時候，就說要查這個那個，我們縣裏就把我一個人拉下來，他說我是白專的典型，意思說我是專門在學習醫學知識，沒有注意思想改造，說勞動的量也沒有他們要求的那麽多。後來我們生產隊就集體寫信，說因為我是赤腳醫生，我在下麵還幫老百姓看病，還做了很多。但是已經晚了，等到把這個事情都搞完以後，那邊的招生也結束了。
安娜：您是不是有一種不公平的感覺？
翁永凱：是，很不公平。那時候很想去讀書，那時候都已經把每個被錄取的名字公布在牆上了，馬上就要走了，然後又說你不行，等於把你拿出來作為一個典型示眾，說這樣的人雖然學習很好，但還是不讓你去。那個時代，很多時候你的命運你根本不知道會是什麽樣。結果四年之後我又上了北大，去學了生物，這都是無法預知的事情。
到今天，我覺得我已經很幸運了，至少學了我想學的專業，至少這段知青的經曆讓我知道怎麽生存。比如我現在已經65歲了，今天你告訴我說，你要從頭來起，你一無所有，你想做什麽，我覺得很簡單，我可以到街上賣雞蛋賣燒餅，我都可以比別人賣得好。
我覺得我的人生受我的知青經曆影響很大，另外和文化大革命也是有關係的，因為文化大革命當中我們經曆了很多事情，因為我過去從來不知道中國的農村是什麽樣子的，不知道這個社會是什麽樣子的。
但是在農村的時候，就等於把我們打到社會的最底層。當時縣裏麵有一個知青安置辦公室主任，專門負責我們這些知識青年，那種人我們說是小人，一看去了那麽多城市的知識青年，他就假裝到北京來做家訪，讓那些家長送他東西，賄賂他，給他錢。一些女生為了當工人，或者當兵，或者去上學，就去討好他，有很多女孩子就被他睡了。在那個年代有許許多多事情你想象不到，他有權力，就可以讓你的一生都無法改變，因為他有這個權力。
1972年，我明明被北大錄取了，他把我拉了下來，把名額給了水利局長的女兒，卻告訴我說這是革命的需要，這是黨的安排，你什麽都不要想，一輩子都在農村裏麵，你要是好好的，聽話，我會提拔你，給你入黨，給你什麽什麽。我當時就告訴他，我說我要想幹革命，在哪裏都可以幹，共產黨也不是延安黨。他就說你小心當反革命啊，我說沒有關係，你非要說我是壞人，我現在不跟你爭，30年後再說。所以很多事情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當時對我來說，還是蠻大的鍛煉，可以知道應該怎麽去做人。另外你看到了中國最底層的這些老百姓，他們是什麽樣的生活，他們把所有的力氣都拿出來了，但是他們還是不能得到應得的回報。我看到過三十年前的他們，也看到過三十年後的他們，看到這些，我自己就會想，我這一生應該做什麽，我這一生應該怎樣幫助他們。
因為如果沒有他們的話，可能就沒有我的今天，我覺得他們對我的影響真的是非常大，如果沒有那樣一段知青生活，我覺得我不會是現在這樣。我在美國是一個終身的工作，在FDA收入不錯也很穩定。這時候，我覺得我已經足夠強大，可以回來用我自己所學到的東西，為他們做一些事情。中國社會的很多精力，很多的錢，都用在了不該用的地方，我覺得老百姓真正需要的還是一個更好的，更健康，不生病，少生病的環境。
安娜：您在這方麵做了很多貢獻。
翁永凱：也沒有，我覺得像我們做的這些事情其實是最普通的。作為我個人來說，現在花的大量的時間都是在做健康教育普及。現在的中國和30年前我做赤腳醫生的時候比起來，沒法比了，物質極大豐富，但城鄉差別越來越大，經濟發展了，而赤腳醫生沒有了。
安娜：現在不是有鄉村醫生嗎？
翁永凱：鄉村醫生與赤腳醫生不同，村醫是要賺錢的。村醫怎麽賺錢，他要賣藥，賣了藥以後他才能賺到這個錢，當年我們在農村做赤腳醫生，給農民看病不要錢。我們當年在村子裏，就是這樣無償地幫老百姓看病，因為我們那時候可以掙工分，是集體經濟，有生產隊，在當年的那種情況下，可以滿足大多數農民的需要。現在經濟發展了，反而做不到滿足大多數了。
我們現在想做的是，怎麽讓老百姓知道健康的生活方式。你看到了我們在新縣的模式，我們把政府、大學、NGO，包括國際基金會，我們把他們聚合在一起，由政府跟他們一起合作，我們來教他們怎麽去做，告訴他們怎麽做更好。我們做一些比較好的典範，讓他們來效仿做。新縣現在健康促進行動委員會成立起來了，下麵各個局，各個鄉鎮的頭都參加進來，這是我們希望看見的。我們為什麽可以這麽做？因為我們沒有任何的利益。我們的方針是，普及健康教育，讓老百姓他們得好處，讓政府得到名和利，大家都有好處。將來這些業績都是地方政府的，但真正的利益是給老百姓的。隻有這樣，我們才可以做得更多，這也是我們在中國之所以這幾年能做下來的原因。我們沒有做很多的宣傳，愛心基金會一直是在後麵，我們在一步一步的做事情。我們在平橋也做過很多很多這樣的，整個的策劃項目，平橋做的非常好，可是就沒有一個行動委員會，最後從領導機製上沒有辦法保障。所以我們一步一步都是在做，做一個，再做一個，不斷的去做一些新的東西。
安娜：後來為什麽沒有選擇當醫生？
翁永凱：實際上我很想當，但是我們那時候沒有機會，人生很多東西不是你能夠選擇的。
安娜：赤腳醫生的經曆現在怎麽看？
翁永凱：我覺得對於我來說，這是一個非常寶貴的經曆。因為那一段吃過很多的苦，也碰到了很多困難，我覺得這些在年輕的時候遇到的苦難，對我來說都是財富。後來我去了美國，包括我去念書，包括我去找工作，他們都對我這一段赤腳醫生經曆都很有興趣。
安娜：您的夢想是什麽？
翁永凱：在FDA工作的時候，我們每個月都會有一個生日party，凡是這個月過生日的人，大家就在一起慶祝。有一次和朋友們一起過50歲生日，大家就在一起開玩笑，他說你們的生日願望是什麽？大家就說了很多很多，他們說永凱你的願望呢？我說我20歲左右的時候是在地裏麵，在種地，那個時候就是吃不飽，我現在上麵和下麵的牙都沒有了，因為那時候就是極度的營養不良。我們那時候剛剛去那兒了，精神上負擔也特別重，因為父母都不在，而且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怎麽跟他們聯係，那時候精神壓力很重，有時候不能睡覺，晚上有時候要吃安眠藥。農村的老百姓還覺得很奇怪，他們問你這個瓶瓶裏是什麽？我說這是晚上睡不著的時候，我要吃的。後來我才知道，他們跟別人說，你們知道嗎？城裏人睡覺都要花錢的，他們覺得很奇怪。那個時候你要問我生日願望的是什麽？最想要的？當時，最想要的就是能吃一頓飽飯，這是當時的願望。
當然如果還有機會的話，能讓我再見一見我的父母。因為我們去時候是被作為一個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下鄉的，是戴著“帽子”下去的，他們認為我思想要改造，因為文化大革命，大家覺得我是有問題的人，本來父母就是“壞人”，她自己思想也有問題。所以那時候就想，將來有一天，最後能被大家說，這個人還是好人，不是壞人，我覺得就很知足了，我的生命就圓滿了……說完，大家眼睛都濕了。
所以你要說我有什麽夢想，那個時候的夢想就是這樣，很簡單。但是如果你現在來問我，我覺得我能盡我最大的努力，能夠看得見在未來，讓這塊土地上的老百姓能夠過上好的日子，而且將來能夠生活越來越好，也不一定我這一生就能看得到，但是我已經努力了。中國現在在一個非常大的變化進程中，在這個時刻我選擇了回到中國，和這片土地上的這些父老鄉親在一起，而且我親身參與這個過程中間，我盡了我的努力，我覺得我這一生圓滿了，就是遠遠超出了我當初的隻要能吃飽飯就可以的夢想了。
安娜：當時跟你一起下鄉的同學他們的情況呢？
翁永凱：他們每個人的情況都不一樣，很多人很早就回城了，很多人現在在家裏看孫子，有的經濟條件很差。在我念完博士，到FDA工作的時候，我已經45歲了，我很多國內的女同學已經開始下崗了。命運還是給了我很多的機會，相對來說在中國，因為我們從國外回來，我們可能說話他們還能聽得進去，但是如果我真正就是一個在中國普通插隊的一個普通的知識青年，他們也不會來聽的。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選擇，你不可能把所有的東西都拿到，但是你有選擇的權利。我覺得我們現在歲數大了，很多事情想做，又力不從心，覺得好像身體各方麵都不行了。這次我從鄉下回來以後病了好幾天，覺得很多事情要做，但有些心有餘而力不足。
慢慢的來，因為中國需要很多很多人去做事，我們這個階段和你們這個階段都需要去鋪路，因為中國未來，中國的文明和進步是一定的，一定是往這方麵發展的，但是在這個過程中需要有很多很多人去鋪路，所以我們也隻能是做一點鋪路的事情。
翁永凱：那次去信陽、新縣，你覺得還有一些收獲吧？
安娜：是。
翁永凱：因為不是很多人都有這種機會，能夠到中國的最下麵去，特別是從國外來的。你正好有這麽一個機會，花幾天時間下去很值得，你可以看到在城市裏麵看不到的東西。
安娜：非常感謝您給了我這樣的機會，近距離觀察您及您的工作，今天我們的談話會用在我的研究中和可能出版書籍，您是否介意？
翁永凱：沒有問題。
（結束）
訪談時間：2014年6月18日
訪談地點：北京市海澱區白石橋國家圖書館咖啡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