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一個僅有少許醫學知識的18歲女孩，被要求去為產婦接生；一個沒有接受過任何專業培訓的青年人，竟然做了上百台外科手術；一個初中畢業生，卻做了22年的職業醫生……這一切，都發生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們被稱之為“赤腳醫生。雖然“文化大革命”已經過去了近半個世紀，但有關這方麵的研究，目前在中國依然是個禁區，對於80後和90後的年輕人來說，更是一個十分陌生的名詞。
本文給讀者呈現出來的，是一個中文不太流利的美國ABC，一個在美國名校學醫的二十歲女孩，不遠萬裏走入中國，做了一件讓當代曆史學家汗顏的事情：縱橫數省，遍訪近百名知青和知青赤腳醫生，為他們的青春作證，為這些口述曆史做出感人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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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勁泰訪談
我們約在了北京著名的商業街王府井附近見麵，離聲名顯著的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更是近在咫尺。周圍繁華而整潔，不遠處的中國美術館門口已經開始有人排隊，我們在一家賓館樓下的高檔的茶館裏，臨窗而坐，很有一種鬧中取靜的意境味……
在我剛到北京參加的一次知青座談會上，我就注意到他，他有著一般知青身上所少見的學者風度，雖然頭花已經花白但身材保養良好，說話不緊不慢，話語中透著一種堅定和自信，侃侃而談的同時不失溫文爾雅……
安娜： 這裏的環境真好，有大隱隱於市的感覺。
梁勁泰：本來應該請你去家裏談，但家裏麵有一個老人，95歲了，不方便，所以也就沒考慮在家裏了，好在這裏離家很近，交通也方便。
這裏原來是科學院社會學部的地方，後來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你看那個紅門後麵有一個兩層的樓，我考證當年袁世凱就住在這裏。最早這個地方屬於法華寺，法華寺很大，有西院和東院，東院就是這個地方。袁世凱住在這個地方，它的好處在哪裏呢？首先是離紫禁城很近，另外一些朝廷大臣也都住在這周圍。所以李敖寫法源寺寫錯了，它不可能在離市區很遠的地方，它一定是靠近當時的政治中心。王府井為什麽火？就是因為東華門以前有個規矩，東華門以內漢人是不能進的，所以東華門外就是一個學者、官商、太監，所有各類人物交匯的地方，就在這王府井，各種交易都在這裏進行，所以王府井當時就火在這個地方。
安娜：您原來在哪個中學上的？
梁勁泰：日壇中學。
安娜：您祖籍是北京的嗎？
梁勁泰：不是，老家是廣東的。但我是在北京生的，中間又在廣東上過小學，中學以後都在北京上的。那個時候學製比較亂，現在都是秋季升學，全世界大概都是統一的，但當時北京的學製改成冬季升學，跟年度是統一的，所以學製很亂。我按理說應該是1968年上的初中，1971年初中畢業，1969年我隨父母去了兩年湖南幹校，這樣高中又延了兩年，到高中畢業已經是1975年的年底了，1976年初就到延安延安縣河莊坪公社小溝大隊插隊了。
我印象很深刻，是1976年4月份，因為我們走的時候，北京剛好發生了很有名的天安門事件“四五運動”。1979年考大學從延安鄉下走的，中間在農村待了三年多，所以我們這些人，跟那些老插隊的還是有一些區別的。
安娜：怎麽當赤腳醫生的呢？
梁勁泰：當時當赤腳醫生的原因是什麽呢？這要從前麵開始捋了，北京是1973年還是1972年我忘了，中學都不讀書了，大學也不辦了，當時大的政治背景是，高中要進行教學改革，教育改革，學習毛澤東的教育思想。他的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實踐出真知，真正的知識是從實踐裏麵來的，不是從書本裏麵來的。當然他這個實踐出真知也沒有什麽錯誤，關鍵他把知識和實踐對立起來了，這個到現在也沒有人去好好的理清這個問題，也不知道為什麽，我作為當學者的，也很困惑。
當時教育這樣一改變以後，很多高中就開始結合實踐，現在應該叫開拓、拓展班，當時叫學工班、學農班。這種學工、學農班在高中的時候就開設一些，根據學校自己的情況，學一些木匠，學一些農業機械，還學一些所謂機械知識，就是直接和應用有關係的，有點把職業教育的東西放到高中裏麵。當時我們那個學校也是一個教育改革試點學校，我們班主任老師是醫科大學畢業的，本來他也是要去下鄉的，因為他有老母親，就不願意下鄉，留在城市裏到高中當老師了，因為他是醫科大學學畢業教生物的老師，所以他對醫學很內行，結果在他的倡導之下，把我們那個班，改成一個學醫班，除了高中的一些基本課程之外，主要學醫。
當時高中的課程被大大壓縮了，都很簡化，包括三角函數，求證之類的，都給壓縮了。這樣課程壓縮之後，大量的教學時間就變成所謂的實踐課，所以我們就到醫院學習。因為當時沒有大學了，大學還沒有恢複，醫院裏麵基本都是青黃不接，我們一去以後，當時學習環境還挺好，一個人跟一個大夫，大夫們也很熱情，現在的實習醫生未必能做的事情我們當時也能做。當時的大夫都是所謂的知識分子，都是比較受壓抑的，請他們講課，他們都是免費給我們講。當時他們給我們講的一些事情，我到現在印象都是很深的，那些醫生都特別嚴謹的。
比如來了一個痔瘡病人，他說你去看一下，我說行，他說你準確的告訴我這個病人痔瘡是幾度，是一度還是二度？我就告訴他，他說你再告訴我它在哪個位置，是表盤幾點幾分的位置？我隻好又去看，他不斷的督促你，你必須很認真的做這件事情。那麽一年左右，跟著這個老師，有時也跟醫院裏的其他大夫，大概就是學針灸，內科，外科，一些基本的常見病的知識，當時我覺得還挺有收益的。尤其當時醫生很認真的精神，確實讓我們覺得特別受啟發。
安娜：在北京城裏？
梁勁泰：就在城裏，二龍路醫院。因為我們是中學生，而且都沒有見過這些病人，第一次看見病人都很難受的，醫生他不管你，你就得認認真真的，不能因為你沒有見過或者是第一次接觸，就感到怎麽樣。我覺得是因為我有這樣一個挺好的基礎，1976年下鄉的時候，很自然而然的成了赤腳醫生，就是這樣一個過程。
赤腳醫生在當時農村來說應該說是比較重視的，我記得很清楚，是文化大革命所謂的新生事物，新生事物有很多：工農兵占領上層建築啊，紅衛兵啊，上山下鄉啊，其中赤腳醫生就是文化大革命新生事物中的一個。而且當時不斷反複強調文化大革命不可否定，那時候已經有點問題了，不可否定的是說它產生很多新生事物，之一就是赤腳醫生。赤腳醫生為什麽會有？又得回溯到一個敏感問題，毛澤東有一個所謂626指示，這個626指示是1965年發生的，當時意思就是說衛生部都是才子佳人，帝王將相，不改善勞動人民的缺醫少藥，幹脆改成才子佳人部等等，說他們將衛生工作都放在城市，不如改成城市老爺衛生部，意思就是說你不應該這麽做，當時提出的口號是把醫療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這樣一來，很多醫務人員就必須到農村去工作，包括我們的老師，他醫科大學的，他應要按照這個到農村去，但他不願意去，就留在城裏當了老師。當然也有好處，我們也得到了很多知識。
在這樣的一個大環境下，我們下到農村以後，當時每一個大隊，就是一個自然村，必須要有一個赤腳醫生。象幾個重要的人員，如獸醫、接生員、赤腳醫生，按要求這些都是要配備的，但是這些人是不能脫產，要跟所有人一樣，都是要下地幹活，當然你可以在離村裏近的地方幹活。雖然是這樣說的，但是在當時的條件下是很難配齊的，所以有很多地方都是一人兼任好幾個職務。我沒有當過接生員，因為我們那兒有接生員，獸醫倒是有時候兼著幹一點，誰家的豬發燒了，要過去給豬打針，耳朵後麵打針，很有意思。
赤腳醫生作為一個體製，當時也有一些培訓，一年下來做一、二次培訓，集中開一些會，傳達一些精神，同時做一些短期的醫療培訓，這些也還是有的。
安娜：做赤腳醫生以後，您一共參加過幾次培訓？
梁勁泰：沒有，我沒有參加過一次培訓。我知道有這個培訓，但是沒有論到我。我知道當時有些地方是有這種赤腳醫生的培訓，它的經費來源主要就是合作醫療，我們現在也沒有搞清合作醫療的經濟基礎，實際上我覺得它是失敗的。為什麽是失敗的呢？你從村子裏麵每個人收一定的費用，來作為醫療基金，你收的多的大家肯定交不起，收的少了肯定不管用，這樣靠一個村子的力量做合作醫療，而且又是所謂自願的，肯定行不通。後來果然就不了了之了，因為這是不可能成功的事情，在當時來說，這種合作醫療必須有一些補助的渠道，比如知青在的地方，有一些政策傾向，這樣下麵的衛生站才可能會得到一些支持，撥一些錢、藥，才可能維持。
延安當地為什麽對去陝北的北京知青比較熱情，因為北京每年都給老區很多捐助，知青在的地方還可以得到一些藥品，這裏很多都是北京支援的。北京的知青與延安之所以保持很密切的關係，是因為北京和延安之間有一個比較特殊的關係，這個特殊的關係是1973年的時候，周恩來有一次回延安，當時延安的老百姓說了一個問題：毛澤東在延安待了13年，意思就是說毛澤東應該回來看一看。毛澤東50年代、60年代到過河南，甚至到過西安，就是沒有回延安，究竟他為什麽沒有回延安？誰也不知道。但是1973年6月9日周恩來回去了一次，雖然隻待了22個小時，但在當地還是非常的轟動，而且周恩來說我就是代表毛澤東去的。
老鄉都非常的熱情，但是談到當時延安的情況，周恩來覺得很痛苦，痛苦在哪兒？因為這個地方還是這麽窮，1973年延安有14個縣，130萬人口，當時農民人均糧食不足250公斤，年人均收入不到50元。周恩來說，他都很愧疚，他說：“延安人民哺育了我們，使我們取得了全國革命的勝利，但是延安的農業還很落後，我們對不起延安人民。”
後來就傳說有一個以毛澤東名義的電報，我不知道是不是毛澤東寫的，有一個以毛澤東名義寫的複電，就是給延安人民的複電，意思就是說延安對中國革命的貢獻很大，要盡我們最大的能力來回報延安。
這樣一來延安的知青就多了一層色彩，多了一層政治上的背景。跟山西的知青，或者跟四川的知青，或者雲南的知青，或者跟黑龍江兵團的知青相比，就有一些不同的地方。當然，今天到延安插隊的北京知青很活躍，也是因為現在的領導人也是當年在延安插隊的北京知青。
當時在這樣一個社會的背景下，當地的老鄉對北京的知青是很歡迎的，為什麽他很歡迎呢？我們去了以後，就等於也帶去了很多中央為了還願的、還債的物資。因為當時有一個政策，按現在來說應該叫捆綁政策，有點象商業捆綁，就是說哪個村有北京知青，我就按照北京知青的點發放大量的物資。我們去的那個隊，手扶拖拉機，發電機啊，電泵，電線，平板車，還有燈泡，所謂當時稱之為戰略物資的東西，都是因為知青而撥給的。
因為這些原因，我在那兒當了三年赤腳醫生，也是比較受歡迎的，感覺也比較好，老鄉有病還是喜歡找我，就這麽做了三年的赤腳醫生。
再具體來講，就是防病，治病，比如說到夏天的時候弄一些草藥去預防腹瀉，到冬天的時候熬一些中草藥，預防感冒。因為當時有一個口號，農村的醫療工作是以預防為主，所以我們也做一些。包括飲水裏麵消毒，我們在那兒把機井重新拿混凝土封好，讓井台幹淨一些，要不周圍都是很髒的。
有時候還要發動知青幹，因為重新砌一個井台不可能是赤腳醫生一個人做。夏天也有時候做一些獸醫的工作，比如這個時候天熱了，該割麥子了，麥子割完之後馬上把地耕一遍，種上秋莊稼，這個時候一麵收莊稼，一麵種莊稼，牛的體力勞動比較高一些，就給牛灌一些蛋糊，就是蛋清，拿牛角給牛灌進去，這樣牛就不容易生病。在陝北也有一些特殊情況的赤腳醫生，象孫立哲那樣可以做各科手術的，他是個案，主要是他插隊的村離城裏很遠，必須要做一些外科類的，因為有一些疾病路遠沒辦法送醫院，必須就地治療。我去插隊的地方好處在哪兒呢？離城比較近，一般碰到重病人我都勸他們到醫院去，不冒這個險，一看發高燒了，或者所謂急腹症，一些急症，我就說你到醫院去，我們也隻能做一些簡單的，比如說降溫，止疼這樣的處理，也不可能做別的更多的處理，老鄉也知道這個利害關係。
安娜：他們自己去醫院嗎？
梁勁泰：他們大都自己去，有時候我也會陪著去，幫著掛號，幫著找醫生。因為我們那兒離城比較近，副業搞的還不錯，一般的病農民還是可以負擔的起。如果負擔不起，大家知青有時候也會借點錢給他們，或是隊裏貼點錢，先把病人給治了再說。當然很嚴重的病也沒有辦法，比如像癌症之類的，也就去看一看，之後就回來了，回來之後也沒有什麽辦法。有一個癌症病人，看完回來後，讓我每天給他打一針，抗癌幾號，當然我也不懂那個藥究竟是什麽成份？打完管用不管用？但最後還是走了，到最後走了那一天我還在給他打，輸著輸著液體就輸不進去了，人已經沒有氣了。
安娜：您剛才說合作醫療是失敗的，那時候您的感覺呢？
梁勁泰：當時合作醫療弄起來很困難，當時的主導思想，就是降低成本。比如我給你弄個針灸，那個成本很低，你哪兒不舒服，就給你紮一紮針，喝點兒草熬的湯，基本不怎麽花錢。
農村赤腳醫生，咱們說句不好聽的話，實際上還要兼一些巫醫的色彩，兼一些遊醫的色彩。比如我接觸很多農村的病人，其實他們很多是心性的疾病，比如農村的一些婦女她心眼很小，一生氣以後她就痙攣，口吐白沫，那個在醫學上應該叫癔病，歇斯底裏。那種病不是吃藥能好的，她相信你就能好，她不相信你，你給她吃什麽藥也沒有用。
我有時候，就先給她針灸一下，再順著杆兒用很多好話哄她，你別說，還真就治好了幾個。因為她首先相信了你的醫術，之後就開始從心裏把你神化了，情緒自然就穩定下來，好了一後，家屬鄰居就說開了，北京來的赤腳醫生很厲害如何如何，醫術很有一套，甚至以後也有人連看病帶算命之類的事情都來找你，他們相信你多少會點那個什麽，英文有句詞叫Witchcraft，對，巫術，是有點巫醫的感覺。他們認為你不是一般的人，他認為你是有法力的，因為你的來源就不一樣，你本身就是從北京那邊來的，天子腳下來的，來救他們的。李白過去有一個說法叫謫仙，半個仙人。在陝北有些農民眼中，這批知青就不是一般的人，帶有點神性的人，真就是這種情況。
所以說，農村合作醫療的成功或失敗，有時候還不單單是由製度來決定的，也涉及到金錢，同時還要看具體的執行者和具體的對象。所以那天我們座談的時候，我就問另一位赤腳醫生，你在你們那個內蒙地區一定是個神醫，他說就是這樣的。所以實際上，陝北最著名的赤腳醫生孫立哲也是黃土高原的神醫，不是開玩笑的，一個沒有進過醫學院的赤腳醫生，診治病人過萬人，大小手術上千例！陝北農民真的就認為他是神醫。聽說孫裏哲離開陝北以後，都到了國外了，延川的農民還是把他作為一個神來供奉的。
赤腳醫生作為一個製度來說的話，作為當時普及推行的一個製度來說，也很難用一種成功或者失敗來講，你所謂失敗是因為有的地方沒有組織好，他們沒怎麽重視這個問題，自生自滅。所謂成功，是有的地方組織的比較好，做的有聲有色，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而且在老百姓心目中有一定的口碑，這個我覺得是所謂成功的。
到了後來，由於整個政治大環境沒有了，我們這些人就不可能再待在那個地方了，赤腳醫生沒有了，隻能又恢複到過去農村衛生員、衛生站這樣的，當然我不知道現在是一個什麽形式了，因為很多農村已經城鎮化了，但邊遠的地方我不知道該怎樣。
當時來講，赤腳醫生的問題是一種運動，一種特殊時代的產物。我認為這個東西，我很客觀的來講，也不可過高的給予評價，但是它確實是在曆史上出現過的，最可惜的是什麽呢，沒有人去總結它，沒有人去歸納它，沒有人做這個東西和以後農村社會發展的關聯研究，起碼我知道國內目前還沒有人去做這個事情。尤其改革開放之後，所有的事情變得非常的急功近利，把原來的很多東西政治化，就貼個標簽，以前是從政治化的角度，完全肯定，完美無缺；現在又把它從另外一個角度，從反政治化的角度，把這個東西都給否定了，所以這是一個很可惜的事情。
安娜：赤腳醫生對推動當時中國農村衛生醫療的普及，不是一個很大的貢獻嗎？
梁勁泰：赤腳醫生和知青運動，是通過上層的政治力量，不是一種自然的力量，通過一種政治的行為，一直推及到縱深的農村地區，這在當時是實際的，也是有實效的，可以說對於後來農村文明的發展，確實起到了比較好的效果。
因為現在我們再回到原來插隊的地方，在他們年齡大一點的人嘴裏，我們都成故事了。可見在他們看來，在他們的生活中，城市的文明，由於知青一下子變得很近。他們也從我們身上看到了很多所謂他們認為的城市文明的一些特點，一些東西。很多知青為什麽有一種情結，實際上他們當時都受到理想主義的鼓舞，他相信這個東西，不但相信它，而且覺得應該有一批人去實踐它，去完成它。所以這裏麵多少帶有點宗教的色彩，但是他們不一定承認。
當了學者之後，對很多我們當時經曆過的一些問題，解釋就不一定了，有可能更加準確，也可能偏離原意，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我自己一直認為我們國家太政治化了，這些本來不應該屬於政府行為的，而且政府不應該去完全承擔政治責任的事情太多。舉一個最簡單的，咱們街道上有一個很好的東西，叫居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等於是老頭老太太先自發的去做，自己去管理，自己去組織。後來我看了美國所謂的社區管理，其實我感覺到跟咱們的居民委員會管理是很像的，他管理日常的環境、衛生。但是我們居民委員會也有不好的地方，很快就成為一級政治組織，甚至有了行政級別。這個我覺得太政治化了，失去了社區居委會存在的原意。
回到你的問題，赤腳醫生對推動當時中國農村衛生醫療，肯定是有貢獻的，但是不是一個很大的貢獻？不一定，分什麽地方。
安娜：您在赤腳醫生裏麵算是佼佼者了，能像您這樣走到學術領域的多嗎？
梁勁泰：那有，也不少。有時候回過頭來想，總覺得那一段的生活，不是從我個人的角度，應該從社會的角度有一個反思。問題是現在把這個東西和文化大革命攪合在一塊了，弄的有口難言了，不知道怎麽去陳述這個事情。後來覺得這個東西很糾結，就不大願意提這個事了，尤其我去西藏以後，我在西藏工作了10年。
安娜：你當時自願去的嗎？
梁勁泰：我是自願去的。當時我們畢業的時候，當時那種情況，當然和去過延安插隊有一定的關係。因為我去延安之後，我感覺到農村有什麽啊，沒有那麽可怕，很多城市人認為農村和城市差別特大，好像城市很奢華似的，覺得農村非常艱苦，艱苦的簡直就不是人活的地方。我去了陝北之後，待了三年之後，我覺得也沒有什麽，實際上，當時的城鄉差別也沒有那麽大。
安娜：這種行為是抱著理想主義行為？因為1983年很多人選擇了留在北京、上海這些大城市。
梁勁泰：這個要具體來講，到農村、邊疆去，有些人從思想到身體是不適應，但如果你去過那些地方，你在你的體力，以及你的感覺還能夠適應，你在邊疆或農村裏麵就感覺到沒有那麽痛苦。後來我總結兩條，一個人在任何情況之下，隻要能吃，能睡，任何環境之下他都能夠生活的很好。如果不能吃，不能睡了，可能在同樣的環境之下，這個環境對於你來說就是地獄了，人的適應性其實是不一樣的。
安娜：您是哪個大學畢業的？
梁勁泰：西北大學哲學係。從哲學的意義講，我覺得在邊疆、農村生活很自由，那裏的人都太好了，淳樸，真誠。你在那種大自然環境裏麵，尤其我們一早起來，在山裏麵，霧靄靄一片的，扛著鋤頭在山裏麵，聽著花香鳥語，在那兒鋤著地，這種生活其實很田園，陶淵明講的《歸去來兮辭》就是這種生活。
你生活在城市裏麵，其實更多的是紛紛紜紜的幹擾，你又得到了什麽樂趣？所以，我到過陝北以後，心有點野，後來我大學畢業是可以回北京的，我是北京學生嘛。但我當時很想去西藏，因為我覺得那個地方很神秘，有一種向往。我們當時有個曆史係老師，講印度佛教史，講了很多，當時我很天真的覺得西藏的佛教可能是真傳，我說我要到西藏去。當時政策規定，援藏八年之後可以回原籍，可以回北京，可以增加一級工資，並享受高原補貼，當時叫11類地區，11類地區工資比較高，北京是8類地區。八年後能回北京，工資待遇也不錯，又能去那麽一個獨一無二的，很多人想去的地方，那何樂而不為呢！再一個，我就根本不覺得那個地方會有多艱苦，尤其我去了陝北之後，陝北也是高原，我不認為那個地方會有多艱苦，我說無非就是吃的差一些，當時我就比較自信，我的感覺告訴我那個地方不會有多苦。
我剛才說的很清楚，人在生活中的痛苦或者不痛苦，其實就是歸納起來，看你能不能吃，能不能睡。有一些人晚上睡不著，比如陝北有一個特別典型的東西，就是跳蚤，有一個人天天晚上抓跳蚤，抓的很老練，一咬一個，他就很痛苦。我這個人可能不敏感，咬了我也照樣睡，包括現在也是，在家裏麵我跟我媽住在一塊，老人畢竟有點味道，招蚊子，我晚上照顧老人，蚊子好像不大咬我，有時候早上起來也有包，但不會睡不著覺。吃飯也是一樣，我是再爛的飯，再不好的飯，我都能吃一點。比如在西藏吃生牛肉，犛牛肉，我也能吃，雖然也吃不多，但是能維持一個生存的基本需求。我剛去西藏的時候覺得酥油的味道很大，那個蒼蠅嗡嗡嗡嗡的，但是還得喝。
安娜：您還是很有理想主義色彩的。
梁勁泰：也不是完全的理想主義。我覺得理想主義還帶有一種意誌的成份，好像我一定要犧牲掉某一些東西，實現某一種東西。有的人認為我這是犧牲，我這個犧牲是要得到回報的，但是我不這樣認為，比如到西藏那種艱苦環境，沒有必要用意誌去克服什麽東西，我覺得這樣的生活還挺好的。實際上我去了陝北之後，最大的收獲是認識到自己能在一個什麽樣的環境裏麵生活，就是知道自己有一個適應性的底線，我認為最大的一個好處就在這。
很多東西你沒有去的時候，你沒法想象。我們在城市裏麵長大，你不知道農村是怎麽生活的，所以我去農村之後，我就感覺到沒有什麽，農村的生活沒有什麽，我並不認為在北京有多好。你如果有了這樣的思想，你還害怕什麽東西呢，所以我在西藏待了十年。
安娜：在西藏也在社科院？
梁勁泰：不是，我在自治區黨校，所以我不是很想回來，當時。
安娜：真的？
梁勁泰：嗯，我很想待在那兒，我覺得那個地方太好了。
安娜：在拉薩什麽地方？
梁勁泰：在拉薩北麵，在旅遊局那個地方，在山腳下。
安娜：視野很好？
梁勁泰：從我們那個地方就能夠看到布達拉宮，它的海拔位置比市區要高一些。我有一次，是夏天，下完雨之後我出來，我看到一個景象把我震驚了。當時手裏沒有相機，我看見下完雨之後，那個雲慢慢的裂開，裂開的同時陽光從雲縫裏麵射出來，一道光，啪地打在了布達拉宮上麵，壯觀極了。我一看太漂亮了，趕快回去拿相機，那時候還是用膠卷的。等後來拿出來的時候，那個景象已經沒有了。我說我要是拍到那個，當然還得好相機，如果我當時能把那個景致拍下來，肯定能獲獎。
安娜：這個需要機遇。
梁勁泰：真沒有幾個人能從那個角度看布達拉宮。
安娜：您後來還是回到北京了。
梁勁泰：後來也是沒有辦法，一個是孩子教育的問題，還有一個照顧老人的問題，當然還有就是自己有個葉落歸根的思想。有些事情不是人能夠完全左右的，尤其有了孩子之後，你的想法就變了，因為你可以留在那個地方，但孩子的教育就要受到限製，西藏和北京的教育水平還是有很大差距的。老人身體日益衰老，需要兒子盡孝，老有所養嘛。
他們很想留住我，說你很喜歡西藏，我確實很喜歡西藏，我講課，藏族學員、漢族學員都喜歡，而且講的都是最敏感的問題，如宗教問題。後來他們說你就別走了，我說我不能不走，因為我孩子的教育問題，不能耽誤他，因為孩子是無辜的，我說我們都是受過教育的人，我們也希望自己的孩子也受到良好的教育。
安娜：那些藏族幹部孩子怎麽辦？
梁勁泰：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後來在內地辦了很多西藏中學，但能上西藏中學都是走關係，天津的，紹興的，北京的，西安的，都有，但以我的位置，我孩子上這些學校是不可能的。
老援藏幹部跟我們一塊聊天時，說過一些發自內心的話，他們說我們最大的教訓是什麽呢，倒不是在西藏吃了多少苦，也不是說在西藏受了多少罪，這些都不用說，我們最大的一個無法彌補的損失就是和孩子的關係，他們說為了教育我們把孩子放在內地了，放在親戚家，等孩子長大之後，跟他們培養感情的這一段過程喪失了，怎麽也彌補不回來。當時我聽完這個以後覺得很有感觸，我們這些外交部子弟也是這樣，所以外交部子弟有時候跟父母親的關係不是特別好，因為父母親長期在國外工作，那時候又不能帶家屬。這樣下來之後和孩子之間有隔閡，而且幾乎無法溝通，因為能溝通的時機錯過了。所以那些老西藏就很感慨的跟我說，你再累再辛苦，孩子要自己帶。所以我下決心回北京，把孩子帶來北京上學，於是就回來了，等於最後又回到了這裏。
安娜：人生像一個圓圈，您畫得夠大的。謝謝您的時間和經曆，我很感謝。我這裏有一個《知情同意書》，需要您簽一下字，因為我們這次錄音談話的文字資料，會用在今後的研究報告中，也會用在出版的書裏，您是學者，您懂的，您同意就簽在這裏。
梁勁泰：沒有問題，我簽字。你還挺仔細的，我們現在很多的研究人員，都忽視這些法律問題，他們沒有這個意識。你還有什麽問題嗎？我這一聊就說散了，天馬行空，想到哪兒就說到哪兒。
安娜：沒有，沒有，非常好。十分感謝您的寶貴時間。
梁勁泰：客氣。
（結束）
訪談時間：2014年5月24日、2014年6月13日上午
訪談地點：北京市西城區月壇賓館、北京市東城區王府井地區社科博源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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