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部屬高校與地方黨委不和，不能不提武漢大學。前有李達，後有劉道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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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時任湖北省委書記處書記、主管文教工作的劉仰嶠擬把在1961年整風調離武大的侯福珍、羅鴻運調回武大重新擔任黨委副書記，並已獲得省委同意。按照慣例，他找李達談話，以示通報。
但李達認為他們不懂教，不宜回武大工作。
劉仰嶠很不高興，便直截了當地說：“這是省委的決定。”意思是省委聽你的，還是你李達聽省委的?
李達本來對劉仰嶠1958年在武大領導“教育革命”就有看法，侯、羅二人那時分別擔任物理係和化學係黨總支書記，正是因“教育革命”的“成績”而被他劉仰嶠雙雙提拔擔任武大黨委副書記，現在又要把他們調回複職，李達自然頂牛。他毫不退讓地說：“那好，他們回來，我就不做校長；要我做校長，他們就不能回來!”說完竟揚長而去!
劉仰嶠不顧李達的反對，準備給侯、羅二人下調令。李達果真給高教部部長楊秀峰打電報，請求辭去武大校長職務。有人勸他，他說：“生薑愈老愈辣，犯錯誤就犯錯誤，為了這件事，總開除不了我的黨籍!”
楊秀峰是資深的共產黨人，第八屆中央委員。解放前夕，曾任華北人民政府副主席。30年代，與李達同在北平大學法商學院任教。他接到李達的辭職電報，十分驚愕。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還沒有發生過的事，何況還是發生在他這位大名鼎鼎的老朋友身上!他馬上把高教部人事司司長叫來，將李達的辭職電報交給他說：“你趕快去一趟武漢大學，看李老遇到什麽坎坎過不去。你隻了解情況，回來報告。你在那裏不要表態。”
高教部人事司司長來漢後，立即造訪李府，轉達楊部長的問候。他說：“楊部長讓我來問您老遇到了什麽過不去的坎坎，以至於要辭職。”李達見楊部長接到他的電報就派專員前來關心，心情很激動。他在如實介紹了他與劉仰嶠之間所發生的這場人事糾紛後說：“是省委劉仰嶠同誌跟我過不去。”
高教部人事司司長回京向楊部長匯報後，楊部長對著話機向王任重通報情況後說：“請你們省委尊重李達同誌的意見，不要使他為難，不要跟他過不去。”於是，王任重不能不過問了，兩位副書記的調任隻好收回成命。
翌年春節，王任重陪同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來武大給李達拜年時還就此事說：“省委對您老不夠尊重，還請您老多加原諒。”李達感動地說：“我對省委也不夠尊重，也請您和省委原諒。”李達此事在當年那個時候不無唐突；但後來“文革”說他是反對黨的領導，卻顯然不實。
王任重此次去看李達，知道李達身體和心境都有問題，他也急了。他當即把常務副校長何定華找去談話：“李老夏天去青島，冬天去(廣東)從化，你們要關心。沒有錢，找省委，具體事你們辦。”
但是，王任重卻對朱劭天不勸阻李達給省委所捅的這個“漏子”有意見。後來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史子榮對朱劭天說：“任重同誌對你有意見。”意思是難道省委、特別是王任重還不能做好李達的工作，能讓他打電報向高教部辭職?
其實，這也是冤枉了朱劭天。因為李達給楊秀峰部長打辭職電報那天，朱劭天正巧感冒發燒未上班，完全不知道李達與劉仰嶠之間所發生的事。1964年，朱劭天終於被調出武大，去廣州任中南局科委副主任，省委另派莊果擔任武大黨委書記。
1965年1月，李達當選為全國三屆人大常委。中央組織部已通知他留京專任全國人大常委，不再擔任武漢大學校長，還給他在京找了房子。他本人也於10月14日給武大黨委寫信說明原委，並要其家屬將書籍、衣物搬去北京。但到12月中旬，中組部又派員向他傳達：原決定係個別部長意見，現予作廢。李達仍舊擔任武大校長兼全國人大常委，既可住京，亦可回漢。他因急於向其助手交代《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下卷“曆史唯物論大綱”的編撰工作，便於1966年1月22日回武大暫住。
可是，李達哪裏想到，一場置他於死地的奇災大禍就要降臨到他頭上了。他的趕回武大也就成了他“自投羅網”而抱恨終天之行。7個月後，8月24日，他就被迫害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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