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孩子父親北大78級畢業生，跟我講述過他在女兒去選擇那些不可思議的挑戰時，為女兒的擔憂、甚至感動。孩子父母都希望她放棄自己的從醫夢，因為實在太苦，完全可以拚爹拚媽的女兒，卻放棄所謂的“常人求之不得的捷徑”，卻追隨她心所欲的“夢想”。
當她還是美國名校杜克大學的大三學生時， 在寫一份研究報告查閱世界醫學史資料時，發現了一個不熟悉的英文詞匯：Barefoot Doctor， 出於好奇，她即刻進行了延伸信息收集，結果發現，可以關於這個詞的資料在西方文獻中幾乎沒有有一個完整係統的解釋，而這個英文名詞背後，卻是一個關於上百萬、涉及幾千萬人的故事。
作為一個生在美國的ABC （America Born Chinese 美國出生的華裔），她經常被問到，你來自中國哪裏？ 安娜很無奈，無數次重複地告訴對方，我是美國人，我在美國出生長大。
然而，一個青春期之前，與中文、與中國無鏈接的ABC，在整個大三暑假裏，做了一件可以說，填補了醫學史上的一個研究項目的空白、完成了幾億她父母一輩的人們，希望完成，卻無法實現的夙願。
安娜到底是誰?
安娜到底做了什麽事情？
緣份真是一個圓
安娜出生在美國德克薩斯州達拉斯附近，父母都是華裔，盡管有這樣的華裔背景，因為外交官家庭長大的母親從小也在美國長大，所以安娜家裏主要交流的語言為英文， 以至於她沒有很多機會接觸到中文，更沒有去專門學習中文， 對父母故土家鄉的了解，也極其有限。
原本與中文和中國不大交叉的兩條雙行線，就在安娜上大三時，突然發現的一個與中國有關的醫學名詞，中國的情緣與安娜已經在無心插柳中，緊緊的鏈接起來。
安娜從小學到高中都是在美國西南部的鳳凰城度過的，大學時，來到了美國北卡羅納州的杜克大學，在校園裏擔任學生法律協會主席、活躍積極的她，卻常常被同學問：“你是從中國哪個城市來的？” 中文不好的安娜，要用英文告訴對方：“我在美國出生的，我是美國人。”
被問多了， 安娜開始重新問詢自己是誰？ 而後來的她，在填補曆史空白的工程裏，她用中文交流記錄的能力，完全來自從上杜克大學才開始學習中文打磨起來的中文水平。當初大學偶然加進的一個中文課程，並非知曉中文成為她生命中一段重要的研究工具。
因為從小勵誌要做醫生，而名校杜克大學，最著名的學科都是與醫學相關的專業，她的專業選擇了腦神經學。大學期間，繁重的課業之外，她一直在大學實驗室裏跟導師工作，寫論文研究報告，做資料整理，解剖小動物。
大三因為一篇論文查閱資料的時候，“Barefoot Doctor”（赤腳醫生）的詞映入眼簾，這是什麽？ 不穿鞋子的醫生在中國？ 同時，安娜還發現，非洲和印度也有類似的情形，被稱為 “鄉村醫生”， 而關於非洲和印度鄉村醫生的研究內容、世界學術機構投入與服務內容，信息卻很詳實豐富，而對中國赤腳醫生可以考證的資料，少之可憐。
安娜好奇的問詢她的爸爸：“赤腳醫生是什麽？” 畢業於北大78級學聲學物理的爸爸，被女兒突如其來的問題問懵了。 赤腳醫生這個曆史淵源， 60後之前的幾代人，無人不知曉，今天卻極少有人再談論起了。
“中國的習近平主席，還有中國今天的衛生部部長陳竺都曾經當過赤腳醫生，爸爸你知道嗎？”
“關於赤腳醫生的資料記載，怎麽會這麽少？ 有誰在研究他們？ 爸爸， 我可以從哪裏獲得更詳細的背景書籍？”
做爸爸的，也許習慣了這個美國長大的女兒較真的勁頭，就自己了解的常識，回答了女兒一些問題，但是，他絕對沒有料想，後來，女兒把“赤腳醫生”的世界，讓她自己死磕得無法釋懷，最後，安娜毅然決然的付之行動，獨自一人去了中國，執意去“對話”曾經百萬大軍的赤腳醫生們！
這是一場一個美國長大的孩子，以自己有限的中文能力，把所有複雜問題，都想得極其簡單的使命：她想著，問著，跟著就去做起來。
先從網絡上，聯係到安娜認為有關的 “陌生”人，說好見麵時間、地點，然後就一個人飛到中國，就此失蹤， 期間的行程，她不願意告訴她的父母， 就是不希望被父母“幹擾”，她按照美國孩子做事情的思維方式，2014年整個暑假裏，投奔到自己設計的規劃中，可謂安娜自己的 - 赤腳醫生發現之旅的“長征”路上。
小的時候，安娜和兄弟姐妹們跟著父母來過中國，那時由於不便的旅遊環境，語言上的障礙，讓安娜和兄妹，沒有再迫切回到中國的渴望。而這一次，似乎曾經的印象全部飛到九霄雲外，安娜懷揣自己的興奮與期待，去發現一個新大陸。而這一切都和中文有關，與中國有關，與她父母的淵源有關。 這一切一切，真的是緣分啊，所有不相連的情緣，一絲一絲被鏈接起來。
打開了一段被封存的記憶
杜克大學景色，成立於1838年，是一所享譽世界的研究型大學，USNews排名美國大學第8位。
在展開安娜的故事之前，不得不提一下安娜母校：杜克大學。
行走中國時，麵對大多數年過花甲的近百名老知青們， 安娜就像一個小娃娃。 問到安娜在哪裏讀書？安娜驚訝的發現：杜克大學，美國這麽一所盛名的學府， 卻不被了解。
所以，每次需要解釋杜克在哪裏的時候，安娜會告訴他們：就是現在蘋果公司 CEO 的大學母校，更久遠一些，就是美國尼克鬆總統的大學母校。再說到與安娜的理念相吻合的杜克理念， 安娜此行也獲得了杜克大學的支持與讚助。
這段安娜自己的赤腳醫生“長征路”，令她打開眼界的事件接踵而來。
不得不提到安娜與知青群體聯係的過程，如同一個滾雪球，“赤腳醫生”是“老”朋友，她是他們的“小”朋友。隨著采訪的繼續，他們的情感愈來愈深厚。
一個樸實的願望，加之一個樸實的行動，安娜都沒有預想，會得到這麽多新結識的“老”朋友的支持和厚愛。確確實實，知青赤腳醫生們被安娜萬裏前來的訪談所感動，因為他們覺得自己早已被世界忘記的太久了，今天竟然還有人來傾聽他們久遠的故事？
幾次考察采訪的聯係，安娜僅僅通過郵件自己找來，而且提前根本不知曉當地的情況，也不知曉要見麵的陌生人是男士還是女士 （中文名字的特點），甚至對方的真實背景都無法確認，她就是憑著一種美好的向往和完全的信賴。 今天回想這樣的莽撞，還是感到不可思議，也讓遠方的父母們實在後怕。 幸運的是，安娜真的遇見了一位再一位好人。
在山東和江蘇山村考察走訪時， 安娜常常為找不到廁所而苦惱，“來，我們一般就地挖個坑，就在這裏解決好了。”麵對這樣的“熱情”和現實，對於一個從小生活在西方富足生活環境裏的女孩，該是多麽的尷尬和無奈！但她別無選擇。
常常，早晨從當地旅館睡房裏起來，安娜經常恐怖的發現自己的身上被蚊蟲咬了一片一片， 也許夜裏太累， 睡夢中沒有醒來，也許這個遠道來的孩子，血的味道新鮮，連蚊蟲都聞到安娜的與眾不同。
安娜也經曆了走訪赤腳醫生曾經生活的地方，午間吃飯時，碗裏最上層漂浮著黑壓壓的一片，而這些黑色的東西是什麽呢？它們是飛舞的蒼蠅 ......
還有讓安娜變成“野蠻”人的幾段經曆，其中一個故事是這樣發生的。
一次安娜乘坐著火車從北京去山東平度縣農村訪談赤腳醫生， 火車抵達濰坊被告知她所要去的村子，必須走出火車站去換長途汽車，抵達好不容易找到的長途汽車站時，安娜驚恐的發現，她所要乘坐的那條長途線已經有好幾百人在排隊等待。安娜問詢之後才知曉，每一天隻有二班長途車路過，第一班已經走了，第二班馬上發車，但大巴隻能載40位乘客。
想到已經約好的采訪，想到目的地有十幾位老知青從各地趕到那個村等待她，而且隻給她今天一天的時間，安娜眼淚都要急出來了。她解釋給車站的管理人員，解釋給前麵排隊的人，是否能讓一下她上這趟最後一班車，但她的話就跟空氣一樣，沒有任何人理睬她。
車終於來了，大家瘋一樣湧上去，原有的隊伍全部亂了套，因為這是當天最後的機會…..說時遲那時快，安娜奮然不顧周圍任何異樣的眼光，一步從鐵欄跨越過去，衝入擁擠著的人群，奮力捷足先登上一天唯一一輛的大巴。
這是什麽舉動？不可思議，回憶起來，連安娜都無法想象，從小守規矩的她，從來沒有過這樣出格的行為。一個人在某一個時刻，真的會表現得不是自己了。
許多次，抵達目的地是，安娜是被陌生的“老”朋友，當作要人迎接的，他們會舉著事先準備好、寫有安娜名字的歡迎牌子或橫幅，有時就是一群爺爺奶奶們，像等待孫女一樣等待著她的前來的場麵。 不知曉，老知青們看到眼前這個乳臭未幹的90後，然後再分享他們的人生經曆，會如何感想？
這條赤腳醫生發現之旅中的“長征”路上，許多畫麵，是這樣定格的：
有的老知青把自己幾十年壓存箱底的知青物品，拿出來，給安娜看；
有的老知青把自己曾經使用過的針灸盒，送給安娜收藏；
有的老知青激動的連續數日徹夜不眠；
有的老知青見到安娜淚流滿麵；
有的早已遠離喧鬧的社會，卻接受了安娜的訪談；
有的談起50年前的故事，如同昨天曆曆在目 ......
赤腳醫生在當時醫療落後的農村和山區，給許多農民家庭帶來了希望。 特別女人生孩子，如同徘徊在“鬼門關”這樣的曆史中，之前產婦或者新生兒的死亡率，不時會有發生。赤腳醫生的出現，帶給許多母子平安與關愛，這是千家萬戶農民們非常感激的事情，至今，許多農民和他們的後代，都非常懷念當年這些走進他們家庭裏的年輕的赤腳醫生們。
安娜與他們的對話中，老知青們娓娓道來講述著自己的故事，這些被訪談者和他們的知青社團友善、熱情、和藹可親的程度，完全超出了安娜的預料。
也許他們都老了，
也許他們被遺忘得太久了,
也許他們期待得太久了,
也許安娜勾起了被封存的記憶,
也許他們想起已經離世的戰友,
也許
也許
許多許多也許
這一切一切，絕對不是當初安娜要做這個口述曆史項目時，事先可以預料到的。
征途上的不便，衣食住行上的不慣，想想這些曾經的赤腳醫生所經曆的艱辛，已經如此微不足道。能對話近百萬曾經的赤腳醫生中的代表，安娜無比的欣慰，更非常感恩和滿足，麵對這群比她父母年紀還年長許多的爺爺奶奶眼睛裏，安娜時時感受著那份深邃的情義和感動。
她來記錄這段曆史，是這些爺爺奶奶年齡的老知青，賜予給她無盡的溫暖，給予她超越時空與年齡，歲月的洗禮和靈與肉的相撞，讓她的《青蔥歲月 - 知青赤腳醫生訪談錄 》近20完字的文字立體起來。
始於腳下的長征
關於《青蔥歲月 - 知青赤腳醫生訪談錄》作者安娜(Anna Quian)，書裏是這樣介紹她的：1993年生於美國德克薩斯州理察遜市，美國杜克大學腦神經學和東亞研究雙學位榮譽畢業生，現就讀美國杜克大學研究生院。
今天，安娜已經考入醫學院學習，成為了一個準醫生。“是不是這些赤腳醫生的事跡，讓她最終選擇了終生從事治病救人的職業？”安娜被問道，她回答很明確：當然，他們的青蔥歲月，對我影響很大。
近100位知青赤腳醫生的采訪，書裏撰寫了梁勁泰、王桂珍、冷明、劉蘭玉、陳文玉、譚國慶、劉淑蘭、麥永基、章大媽、沈小平、翁永凱、張雪珍、張麗華、趙立業、王世華、楊壽成、路受光、郭凱軍、楊翠英、蔡超英、楊洪彥、彭群英、袁兆蘭、孫立哲等赤腳醫生的口述實錄。
為了更全方位體現安娜 《青蔥歲月 - 知青赤腳醫生訪談錄 》的感悟和真實記錄，本文選編安娜書中前言裏的部分內容，分享如下：
雖然這段曆史已經過去了近50年，但目前研究領域對赤腳醫生的文獻非常缺失，特別是在西方，有關此類的研究少之又少。在參考有限的有關赤腳醫生的文獻基礎上，這裏較多的采用了2014年夏季我到中國對知青赤腳醫生的口頭采訪記錄，憑借他們對曆史的親身回顧進行研究分析，通過他們擁有知青和赤腳醫生雙重身份的特別體驗，體會他們當年接受生活挑戰的曆史原因和政治期許，赤腳醫生的出現，絕對是一個曆史時期裏的“新生事物”，是一個特殊現象。
中國有一部叫《春苗》的電影，場景是在1965年中國南方的鄉下，一個年輕的女孩在稻田裏插秧，她那張被太陽曬的黝黑而憔悴的臉龐，卻是一臉笑容，邊唱邊幹活。從她那比旁人慢而生疏的動作可以看出她不是這裏真正的壯勞力。突然傳來大喊聲：快來幫忙，腳被紮破了。這個女孩立刻衝向田頭，奔向那個帶有紅十字的棕色藥箱。她也是光著腳，和所有農民一樣沒有穿鞋，她提起藥箱朝病人跑去。大家都稱她為“醫生”，這也許就是“赤腳醫生”的由來。官方把這叫做“辦農半醫”，也就是一半是農民，一半是醫生。
訪談是用中文進行的，中文不是我的母語，所以他們非常照顧我的語言能力，盡可能清晰地講述。但引用這些口述曆史作為論證材料也存在著一些問題，首先是無法確認當事人口述往事的確切和真實性，從時間久遠的考慮他們記憶的準確性也是無法確定的。
做為一個年輕後輩和采訪者，雖然無法證實他們口述曆史的真實性，但還是可以感覺到他們的真誠，也可以看出他們對那段時光的情感和透徹的記憶，所以我選擇了對他們毫無保留的相信和信任。
在北京、上海、山東的知青們為我的訪談還專門組織了座談會，采訪了來自北京，上海，平度、青島，濰坊，淄博，連雲港，還與內蒙古，延邊，新疆，陝西，山東，黑龍江等地的知青座談過。 半個世紀過去了，這些知青赤腳醫生們聚在了一起，共同回憶他們逝去的時光，作為一個傾聽者，他們的敘述不但令我不勝嘻噓，也令我感動並沉思。
當我第一次見到北京知青社團負責人時，他很吃驚一個年輕的外國人會對他們的曆史感興趣。在我與其他二十幾位北京知青的聚會中，他聲情並茂地講到，他們應積極地記錄他們的經曆，否則沒人會記得他們。他熱情洋溢的講話讓大家頻頻點頭並讚同。雖然他們有著苦難的經曆，卻看不到他們的頹廢及憤怒，反到是他們對自己以往的經曆有一種驕傲感。作為中國近代史中已經被人們快要遺忘的這群人，依然我行我素的活在曆史的感覺中，你不能不說這是一種奇跡。
也許讀者會認為這是因為他們麵對一個外國采訪者的態度，沒有對上山下鄉運動有太多負麵的譴責。而我自己的感覺至少他們是真誠的，而且人到暮年，也沒有什麽可掩飾的。
其中有一位談到，她當時拚命要求到邊疆去，隻是要象他哥哥一樣去下鄉，不想被落下。還有一個上海知青就憑著一首“延邊人民熱愛毛主席”的歌曲激勵她去了延邊插隊落戶。
曾是赤腳醫生的習近平在一篇回憶知青生活的文章中，對於那段生活的記述，幾乎都是正麵的。這些做為文革中的知青赤腳醫生，他們大多很珍惜他們的經曆，認為那不是會發生在每個人身上的事情，除了修理地球之外，他們還參與了改善農村醫療條件的工作。
這些已經習慣了城市文化生活的青年，無法適應落後地區的生活方式，也是矛盾加劇的緣由之一，諸如衛生紙，自來水，電及交通。在許多最基本的生活方式上，知青不得不改變自己，來適應當地的生活，包括天天刷牙，洗漱。有些地方則是殘酷的氣候，嚴寒或是酷暑，例如，在內蒙古，冬天氣溫低到華氏零下50度，夏天又在華氏105度。
而有些地方則是要麵對殘酷的生物，如吃人的蚊子，蛇，狼。 許多知青生病時，更是無法適應。總之，不是因為艱苦的體力勞動，就是因為險惡的自然環境，使他們在劇烈的環境變化中，從心靈到身體都受到了難以忘懷的洗禮。
在與一般知青一樣的基礎上，赤腳醫生還有額外的責任。 原則上，赤腳醫生是在幹農活的基礎上，來提供一些醫療護理，也就是半農半醫。這就意味著在他們幹了一天活之後，在半夜還要出急診，第二天還要照常下地幹活。
自然環境對赤腳醫生尤為艱苦，一位劉姓赤腳醫生講到，她常常要獨自一人走夜路翻山越嶺去看病。她渾身緊張害怕，因為要隨時麵對狼和蛇的攻擊，就在50年後的今天，她依然難以想象，當時一個16歲的小女生是怎麽熬過來的。
訪談中的上海知青張姓赤腳醫生就是這樣，她有了一位朝鮮族媽媽。她去的村子朝鮮族集中的地方，朝鮮族媽媽還給她做韓服。她在訪談時帶來了一件給我看，其顏色和質地都非常漂亮，即使今天看起來也顯得很昂貴，可見這在文革中是多麽奢侈的禮物。
這位朝鮮族媽媽已有幾個女兒，在中國這種情況再接納一個幹女兒是很少見的，她認為這是一種被認可、接納和被融入的證明。 在談到她這位朝鮮族媽媽的時候，她哭了，因為老人家在幾個月前去世了。很驚訝看到這一幕，通常隨著時間與距離的消失，知青與老鄉的關係會淡化。她是個典型的上海女人，她的衣服和化妝都顯示著她所居住的這個國際大都市的傲氣和習俗，但她卻為一位生活在遙遠北方邊疆的老人去世而流淚，我和其他在坐的人都為她有這種情感而驚歎。
同樣是北京的劉姓知青赤腳醫生，可以看出她並不是很關心政治，她隻是講她插隊當赤腳醫生還是一個16歲的女孩時，是怎樣在夜裏翻山越嶺去給農民看病，那種辛苦和恐懼。可最後她的話震驚了我，她說當病人要謝她的時候，她卻說：“不要謝我，要謝就謝毛主席！這一切都是他給的。” 可在她的故事講述中，一點看不出她有很高的政治傾向，完全是發自內心的真誠。
譚先生是青島知青，在他下鄉之前，隻跟著他的親戚朋友學了一些簡單的醫療技能。當他第一次給病人看病的時候，另一位鄉村醫生認為那個病人隻是簡單的中暑，譚診斷後，認為是腦膜炎。他的堅持得到民兵連長的相信，立刻組織人把病人送到最近的醫院，不幸的是，病人第二天死於腦膜炎。他講到這裏，滿眼淚水，50年後的今天，他仍然對不能及時地挽救那個病人而遺憾，盡管當時他也沒有治療的條件。後來，他還用針灸治愈了一個當地中醫的腹痛。由於這樣的經曆，他被當地農民開始信任，被稱為是“從青島來的大醫生”。
但在我訪談的赤腳醫生中卻得到不同的結論，他們中的大多數，幾乎都應用了針灸和草藥，作為主要的治療手段，其中幾個還有很典型的案例，他們用針灸治愈了癱瘓長期臥床不起的病人。許多知青赤腳醫生利用當地的資源采集並製作中草藥，絕大多數赤腳醫生是采用了中西醫結合的方式，西藥主要是防禦疫苗和消炎藥。一些沒用草藥的地方多半是因為那裏沒有，象沙漠或草原地區。
我不懷疑赤腳醫生是有能力使用西醫藥品的，象青黴素及疫苗製品，但許多都強調了當時西醫藥品的稀缺，那些更加偏遠的地方幾乎就沒有西藥。偏遠農村對赤腳醫生的依賴，多半是因為貧困和交通不便，他們通常需要走很遠的路才能到醫院去看病，有的地方甚至要走幾天幾夜，西藥一片難求是可以理解的。
在延邊，張姓赤腳醫生隻能用鐵飯盒在炕（炕，中國北方用泥土蓋的床，可用來燒火取暖）邊煮水給針具消毒。有的知青赤腳醫生還有用一根針給全村小孩打防疫針的經驗，因為沒有多餘的注射針頭。除去西藥緊缺之外，其價格對於農村的合作醫療也是很貴的。
譚，回憶到，努力辛苦勞動一年，他既下地幹活又當赤腳醫生，不但掙不到錢，到年底反而會欠隊裏的錢。因為他有時候還要用那點僅有的收入去買藥，並免費給病人。那麽用針灸治療就相對容易並無需額外費用，草藥也是可以從周邊采集並製成的。我訪談的知青赤腳醫生中就有一位從沒有使用過西藥，因為她所在的地方離縣醫院很近，她隻需看一些小病，一些酸痛和中暑之類，用針灸，拔罐，刮痧和草藥就可以應付了。
上海知青赤腳醫生麥先生，在新疆農墾建設兵團，因為沒有電，曾不得不在煤油燈下做手術，他隻有在醫院6個月的醫療知識培訓，就必須獨立做闌尾切除和胃切除手術。對於當年一個赤腳醫生來說，6個月的培訓已經算是很久了， 許多甚至是零經驗。即使如此，他的經驗在西方國家也是不可思議的。
雖然工作很辛苦，他們似乎很少有怨言，不介意工作時間長或是夜間出診，他們真心地認為他們是在為人民服務，重要的是他們可以盡其所能地去幫助別人。
我還是忍不住問了一個我事先沒有準備的問題，就是他們是否對行醫真的有興趣。因為在聽他們講述怎樣成為赤腳醫生的過程中，讓我感到驚訝的是，很多都是被選擇成為赤腳醫生的，並非都是他們當初自願要求去的。
農場赤腳醫生的工作非常艱辛：“但我們從來沒想過什麽回報，覺得那是我們應該做的……我們那時精神上都挺快樂的，可現在看起來，當時確實是很苦的。”
幾乎所有的被訪知青赤腳醫生都有一個同感：就是他們對於他們工作的自我滿足感。這體現在他們比其他知青付出更多的努力和辛苦。支持他們的不僅僅是他們的信念，與他們得到老鄉的認可和感激，從而感到自己個人價值的體現有關。
辛苦和勞累並不是赤腳醫生麵對的主要問題，在當時的衛生條件下，交叉感染也是經常要遇到的大問題，赤腳醫生自己時時處在被感染流行疾病的危險之中。赤腳醫生張女士在診治幾起肺結核的病人時，她自己沒有任何保護措施. 她說她當時並不知道肺結核會傳染，自然也就無所顧及。再加上她當時隻有16歲，因為無知而把自己置於危險之中。
病菌的傳染隻是危險之一，知青赤腳醫生還要常常翻山越嶺，在漆黑的夜裏去看病。劉女士回憶到她在看病的路上經常會遇到狼和蛇。而在內蒙古草原上的冷先生，則要在零下幾十度氣溫下迎著刺骨的寒風去走幾天幾夜，遇到狼是家常便飯。也許，正是因為年輕，加上一種信念，讓他們無所畏懼。
還令人驚訝的是，他們治病的成功率。有的接生過幾百個孩子，幾乎沒有任何事故，孫立哲為老鄉做過XX次手術，基本沒有失手的。張女士和趙先生曾在一個地方做赤腳醫生，他們曾診治了一個腦癱並長期臥床的孩子，大醫院的醫生已經放棄了治療，但他們則堅持每天都去給她針灸按摩，最後，這個孩子竟可以下床走幾步路了，而且還能認出這兩位赤腳醫生。
王桂珍是中國最早的赤腳醫生之一，毛澤東的6.26指示就是在一篇關於她的報道上批示的，她說她曾成功地用按摩為心髒病患者止痛救治。麥先生在新疆當過多年的赤腳醫生，他接生過上百個孩子，沒有任何死嬰案例。
我確定不是所有的知青赤腳醫生都有令人感動的經曆，也有對那個令其人生暗淡的回避態度，也有認為忘掉那個時代或許是最好的選擇。
就價值而言，赤腳醫生有時侯要比那些在隻在地裏幹活的知青更辛苦，又沒有任何額外的報酬，不但要在夜裏出診，而且第二天還要照樣下地幹活。青島知青譚先生說，他常常要走5公裏路送血樣到最近的醫院去化驗，然後再要去一次取化驗結果。但他掙的工分跟別人一樣，有時還要少一些，因為他們出診不能全工下地幹活。
除了掙的那些可憐的幾個工分外，赤腳醫生沒有任何其它收入。事實上，農村合作醫療在當時是很勉強運行的，許多地方連基本的配置和藥品都買不起，好幾位赤腳醫生還記得，每次在他們回城探親的時候，都是用自己或家裏的錢給生產隊買藥。
雖說他們沒有任何金錢上的回報，但大多數知青赤腳醫生都得到過農民和病人的幫助，比如老鄉會幫他們幹地裏的活，有時也請他們到家裏，用最好的食物招待他們。這樣會讓他們感覺自己的工作也並不都是徒勞的，這些微不足道的幫助，常常會溫暖他們年輕的心，支撐著他們走下去。
事實上，被我訪談的赤腳醫生，是那些被他們治愈的病人讓他們度過了那段艱苦的歲月，並體驗到他們的價值。
冷先生在內蒙古“插隊”了20年，當年赤腳醫生在他那個牧區絕對是個苦差事。他是我訪談的知青赤腳醫生中“上山下鄉”最久人的之一，但他一臉的淡然，歲月並沒有在他的臉上留下太多的苦難。
他說至今仍有知青赤腳醫生遺留在農村，他能回到北京工作在一所正規的大醫院，已經很知足。我想也許正是當年的赤腳醫生的經曆和豐富的臨床經驗，讓他後來一生都從事醫生這個職業。
知青赤腳醫生們是有些資本來誇耀他們為農村做出的貢獻，他們可以一一列舉他們診治過的病人，接生的孩子。赤腳醫生則在艱苦體力勞動之餘又擁有了一技之能，他們有的至今仍熟知針灸的技法，並說可以為我免費做針灸，那些接過生的知青我相信他們今天依舊可以，不管他們現在是否還是醫生。
我有幸親眼目睹了翁女士在火車救治被開水燙傷的乘客，雖說當時也有一位醫學院的學生在場，但他卻退後了一步，讓翁女士來救治病人。翁女士已有很多年沒有行醫了，可一旦碰到需求的時候，她很自然就出演了一位醫生的角色並很快控製了局麵，這也許就是她的赤腳醫生經驗使然。知青作為一個整體通常被稱之為“被遺忘的一代人”，但我認為知青赤腳醫生自己並沒有被自己遺忘。
不管他們來自哪裏而後來又走了怎樣的人生道路，但有一點是共同的： 那就是他們樂於助人的精神，或是說在需要他們幫助的時候，他們沒有也不願說一個不字。
尾聲
起初我是在與安娜的爸爸交流中，無意中聽到他女兒這段不可思議的經曆，頓然被感動，緣由很簡單，我是中國77級、提前兩年考入大學的在校高中生，雖然本人沒有經曆過上山下鄉的磨練，但是，當年校友許多都是老知青，因為我與他們巨大的年齡差距，大學四年裏，他們總是循循善誘的給我做“再教育”回憶。許多知青們的故事，早已深深紮進我的血脈中。
為此，曆時三個星期采訪記錄安娜的故事，又讓我沉浸在自己與知青“同桌的你我他”的青春歲月中。也許我的平麵文字，無法全麵呈現安娜與老知青對話實錄的立體畫麵，然而，此文，自己竭誠還原一份曆史口述，同時，我還在觸摸著20年自己持續挖掘的主題：關於何謂美國教育的精髓。
曾經采訪過的數百位名校生或者留學生，我的筆觸始終關注在他們靈魂深處的內涵與磨練，更多的是反思，美國名校教育之路的道與術方麵的“道”，而不僅僅落在如何考入名校的“術”的單方麵。確實，對於許多人來說，術很重要，因為可以立竿見影；其實真正讓人走遠的是道，道需要歲月中，一如既往的修行。
安娜的所思-所想-所為，如果她沒有那份強烈的激情和無畏；沒有那份留給這個世界，要靠自己去打造和奉獻的使命感；沒有那份淳樸的真誠和行動；她是不可能去卷入這場磨心磨意誌的“長征”之旅。
在安娜訪談結束時，老知青們有著一連串的問題：
這些訪談會以什麽方式問世？
他們是否可以看到任何結果？
在當時行走中國的時候，作為一個在讀本科大學三年級的安娜，並非能駕馭這些問題，包括及他們會對一位來自美國大學生，怎麽會來關心中國知青赤腳醫生的問題，也感到疑惑。
隨著時間的流逝，赤腳醫生這個群體逐漸地在老去，作為應該盡快地引起近代史學者們的重視和注意，能聆聽這些親曆人的口述，因為也隻有他們才能真實地展現那個時代的斷麵，也因為美國出生長大，杜克大學本科生的安娜：
無心插柳的發現
樸實的激情和不言棄，
還原記錄了幾億她的父母前輩們，
也許還沒有完成的一段再一段，
曆史特定時期的心路曆程。
感恩安娜！祝福安娜！
謹此向安娜致敬！
《北京青年報》專欄“陳屹視線“主持人陳屹，采訪完成於美國東海岸
杜克大學畢業典禮上的安娜
《青蔥歲月 - 知青赤腳醫生訪談錄》 書封麵
【陳屹視線】寫作20餘年，采訪千人！20年餘年如一日潛心耕耘。2019年伊始推出的《在路上》係列裏的人物采訪，各個鮮活，並非名氣，更是因為他們的存在、他們的活法，都會給世間留下印記，給世人留下啟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