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一個僅有少許醫學知識的18歲女孩，被要求去為產婦接生；一個沒有接受過任何專業培訓的青年人，竟然做了上百台外科手術；一個初中畢業生，卻做了22年的職業醫生……這一切，都發生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們被稱之為“赤腳醫生。雖然“文化大革命”已經過去了近半個世紀，但有關這方麵的研究，目前在中國依然是個禁區，對於80後和90後的年輕人來說，更是一個十分陌生的名詞。
本文給讀者呈現出來的，是一個中文不太流利的美國ABC，一個在美國名校學醫的二十歲女孩，不遠萬裏走入中國，做了一件讓當代曆史學家汗顏的事情：縱橫數省，遍訪近百名知青和知青赤腳醫生，為他們的青春作證，為這些口述曆史做出感人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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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桂珍訪談
她被中國媒體稱之為“赤腳醫生第一人”，也是我這次最希望找到的人，但是直到我到了上海，都無法聯係到她。
她生長的上海市川沙縣江鎮大溝村已經不複存在，被繁華的上海浦東新區所替代。由於時代久遠加之曆史和政治的原因，人們幾乎將這位與中國赤腳醫生有著緊密關係的人遺忘。如果說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在對衛生部部長匯報工作時的怒言：：“應該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即“六二六”指示，做為中國赤腳醫生的開端。那麽，毛澤東在1968年9月14日對《人民日報》上一篇文章上的批示：“赤腳醫生就是好”，則是第一次將“赤腳醫生”這個名詞定義出來，從而掀起了中國大規模的赤腳醫生運動，而這篇文章的主角就是她。
從此她的名字廣為人知，當時發行量最大的電影《春苗》，即是以她為原型所拍攝的故事片，使她從一個普通農村女青年，以赤腳醫生第一人而受到重視和重用，曾一度被調到中央擔任副部長一級的領導職務。
由於文化大革命的結束和新時代的開始，她被逐漸地淡出人們的視野，我自己和我在上海的朋友費盡九牛二虎之力，都沒能找到能聯係到她的方法……如果不是到浦東偶然地參加了一次上海知青的聚會，如果不是偶然地詢問了一個當地的工作人員，她又正好是她家的近鄰，我幾乎與近在咫尺的她錯過：她居然就住在離我們聚會處不到二千米的地方！
當我們把她從午睡中叫醒時，一位健康、熱情、親切的老人出現在一幢典型的上海郊區農戶的門口時，我一下就喜歡上了這位飽經風霜的老人……
安娜：您是怎麽開始學醫，做赤腳醫生的？
王桂珍：我開始學醫的時候是1965年下半年，當時江鎮公社要辦了一個醫學培訓班，培養農村自己的不脫產的衛生員。條件是要“根紅苗正”的，就是要貧下中農家庭出身的，你們美國人可能不懂這些。那時學赤腳醫生的時候，每個大隊隻出一名，每個被選上的人都覺得很榮光，要抽貧下中農的子女，一定要好而且進步。我因為是貧下中農出身，又是生產隊的保管員和衛生員，思想比較上進，所以就被派去參加學習了。
安娜：那個班有多少人？培訓多長時間？
王桂珍：有28個人，全公社的，學習了4個月左右。課安排得特別多，要修物理、化學、生理學等多門課，但我隻上過小學，有相當的難度。比方那些化學符號，還有什麽“大於”、“小於”……老實講，一下子真搞不懂。那時候我自己挺能吃苦，學得挺認真。老師讓晚上9點熄燈，我拿個小的手電筒在被子裏看到12點。我們住在公社衛生院，學習之餘，就到各村讓每家人家往井水裏加漂白粉，消毒預防疾病。
安娜：據說“赤腳醫生”這個詞是從您開始的？
王桂珍：我們這裏都是種水稻，所以都赤著腳下地，我下地時和大家一樣，隻是多背了一個藥箱，和以前那些在醫院裏的醫生不一樣，農民說話也不講究，所以他們都喊我赤腳的醫生，就這麽叫開了，被記者寫進文章裏了。
我當赤腳醫生的時候，我們家很窮很窮。我家有三個哥哥，一個弟弟，上麵死掉了三個，都是破傷風死掉的，接生不講衛生嘛。我媽媽是十幾歲生的小孩，那時候她自己還是個孩子。那時候農村蠻苦的，我媽媽嫁給我後來這個爸爸，他的妻子是小產流血死掉的。我媽媽嫁到這個村的時候，年輕人很少，所以嫁給一個結過婚的，生不生小孩無所謂。我媽媽嫁過來的時候，我的大哥兩歲，後來又生了兩個哥哥，一個弟弟。一個哥哥五歲的時候生病死了，另外兩個哥哥得破傷風死掉了。所以我生下來的時候，大家都不相信，我媽媽還能生小孩，因為是她自己給自己接生的，沒人知道。鄰居問我哥哥是不是又生了個弟弟，哥哥說，不是，是個妹妹，所以我是我們家唯一的女孩。
做赤腳醫生後，我就告訴自己，一定要為貧下中農做好，為老百姓服務，我會想起我媽媽因為缺醫少藥，受了很多苦難。我們做赤腳醫生的盡管風裏來，雨裏去，很辛苦，但每家人家的病人都需要我們。
安娜：在鄉下行醫應該很辛苦，您是怎麽堅持的？
王桂珍：這就要靠毅力。比如村裏有個老人家從不洗澡，她頭發長得很，身上很髒的……我就幫她洗澡，幫她把頭發剪掉，那身上的虱子特別多，農村人不洗澡嘛。我當時想，如果我娘也是這樣，我也必須這樣做。對於那些七、八十歲的老人，看病時一方麵照顧，體貼，關心，還要象親生子女一樣哄好他們。
記得有一位阿嫂，大便拉不出來，她就叫我。我也沒有別的辦法，藥少嘛，我就用手幫她摳出來，一下一下挖出來。
安娜：那時您多大？
王：那時候我二十多歲。大便挖出來後，阿嫂不停地感謝。那時候，我真的一點不計較，不怕大便，就是想幫她摳出來。你想一想，假如是我幾天拉不出來大便，是老痛苦的，我必須要千方百計地減輕病人的痛苦。因為當時缺醫少藥，所以後來就開始種草藥，有時候用中草藥給病人看病，因為那時候確實沒有藥。比如用蒲公英清熱解毒，幹農活手腫的時候，把草藥洗幹淨，貼上去，特別是對無名腫毒，象一個中藥貼，我自己腳腫的時候也用。我們講，草藥不吃是苦的，吃了就是個寶，還有車前草也是清熱解毒的。
安娜：您是怎麽學會種草藥的？
王：以前在公社衛生院老師上課教過我們，我記下來了。老師講每種草藥治什麽病，我就在本子上記下來，後來就都用上了。
老師教我們學針灸的時候，讓我們先在卷起來的報紙上試驗，再用胳膊去試。通常學醫要學幾年，我們當赤腳醫生隻學了四個月，所以理論是沒辦法跟人家比的。比如有人牙痛，我先在我身上紮了給你看，然後再給病人紮，病人紮了就不疼了。所以我們是在自己身上練，是靠實踐經驗。
在農村老百姓需要醫病的時候，到哪裏去找正規的醫生？那時候不可能，沒錢，一般的病隻能找我們，不要他們的錢。我們靠的是豐富的臨床經驗，比如有一個燙傷的病人，我去了之後，我們沒有醫院才備的燙傷膏之類的藥，怎麽辦？我叫他家人去拿米粉，然後用米粉蓋在上麵，很快就不疼了。這是民間的偏方，實踐證明這個土辦法是蠻好的，特別是剛燙的時候，捂上去很好。在我們農村，經常會被蜈蜙咬，傷口有酸性，我就用洋蔥搗碎，把洋蔥汁兒敷在傷口上，這些都是經過實踐檢驗的土辦法。
我們在學醫的時候，老師經常強調要理論聯係實踐。比如有一個病人是風濕性心髒病，老師會讓病人先講發病原因和狀況，然後老師會講怎樣判斷病情和用藥，然後再叫我們用停診器去聽老師講的判斷特征，理論聯係實際。別人要在醫學院學書本知識幾年，而我們在實踐中學，我們一共學了四個月，四個月後就直接回大隊看病了。我一邊勞動一邊看病，跟老百姓一起插秧，一起灌溉，一起割稻子，誰有毛病就叫我，我立刻就能過去處理。
安娜：您覺得赤腳醫生對農村有什麽影響？
王桂珍：對於農村這是很重要，因為赤腳醫生就是可以做到無病早防，有病早治，而一般的醫院醫生是做不到的。我們把衛生知識普及到鄉下，教群眾掌握，很多流行病都是可以得到及早的防治，早發現早治療。比如夏天病菌多，我們教老百姓多洗手，家用毛巾要隔離用，不要混用。發病高峰期間，用菊花，金銀花，決明子等燒水給村民喝，既有預防作用，也有清熱解毒的功能。我們那時候主要用草藥，當然原因是西藥比較少，比較貴，但用草藥這個方法還是比較好的。那時農村沒有抗生素，在農村隻有用土辦法。
安娜：後來聽說您做了衛生部的領導，您做了多久？
王桂珍：隻做了四個月就回來了。那是1969年9月14日，毛主席在寫我的故事那篇《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療教育的革命方向》的文章上做了批示，表揚了我們赤腳醫生，報導之後，很多人來我們這裏參觀學習，就出名了。“赤腳醫生”就是從我們這裏開始叫的。
1969年9月，我接到通知，到北京去參加新中國成立20周年的大慶。此前我連上海市也很少去。到北京後，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見，後來，我又見過他五、六次。第一次在國慶觀禮上，我跟他的距離就象我現在跟你的距離一樣。後來都是在很多會議上見的，那時候，開會的時候，腦子裏總是想著要怎麽好好地跟毛主席握手，心裏非常激動，但當時的紀律是不許隨便握手的，就象你們也不能隨便跟總統握手一樣。我1969年9月剛到北京的時候，是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先接見的，我從赤腳醫生調到中央衛生部做黨組成員是中央1975年第49號文件。
（王桂珍指著牆上所掛的她與中央領導人的照片，並一一介紹。）
我1976年還見過你們的總統尼克鬆，那是他是第二次訪問中國。
到北京後，不習慣，北京氣候不好，太幹。我以前雖然幹過江鎮公社黨委副書記、川沙縣衛生局黨委核心小組副組長，但從來不去辦公室，大部分時間還是在村裏當赤腳醫生，給農民看病。到北京後，不下田了，也覺得不習慣。我在衛生部還有一個不習慣，就是吃飯困難，沒有錢。我雖然有三個職務：衛生部黨組成員、川沙縣衛生局黨組副組長、江鎮公社黨委副書記，卻從來沒有拿過一分錢的工資，還是由大隊記工分。 一個工分7分錢，一年三千左右的工分，一年的收入也就二百塊，要養一家人。我在衛生部一天隻補貼5毛錢，我隻能揀最便宜的菜吃，像菠菜、豆腐，中午吃兩個窩窩頭。即便如此，也不夠，開會喝茶也要交錢，有時家裏寄點兒錢也不夠，尷尬極了。鄉親們覺得我在北京很風光，可我是北京最窮的副部長級幹部，肉都吃不起。
安娜：聽說電影《春苗》就是以您為原型拍的？
王：他們拍之前，電影製片廠是找過我，他們先選了一個女演員，和我一起生活了一段時間，很長一段時間，同吃同住，體驗生活。後來因為她戴眼鏡，就把她換成了李秀明，那個時候，哪有戴眼鏡的赤腳醫生？李秀明演得蠻像的，人很好，現在還和我有聯係，她在做生意。
《春苗》上映後，其實也給我帶來一些麻煩，每天要接待全國各地來的領導和參觀學習團。有時候，我正在水田裏勞動，就有人來喊我去見某個參觀團；正在接待某地參觀團和領導的時候，就有人來喊我去給農民看病。一天到晚的忙，休息不好，快累病了。
安娜：請問您今年多大了？您還在看病嗎？
王：我今年71歲了，老了。現在基本上不給人看病了。
安娜：您要多保重身體！對於赤腳醫生的那段曆史，您就是一個活檔案。另外，我跟您的這次談話能否用在我的學術研究文章或出版書籍中？
王：嗯，可以。我們兩個交個朋友，我以前是不接見外麵人采訪的，要來見我的人，我一般都推掉了。上次北京醫科大學校長帶了八個人來找我，要求采訪，要不是他們帶了上海衛生局局長的條子，我也不會見。一般來找我的，我家人都會說我不在家。今天要不是她（帶我們去她家的朋友）帶你們來，我也不會接待你們，她是我從小看著長大的，她媽媽是我在做赤腳醫生時候的采藥工，就是因為這層關係，我們才會見麵。
（結束）
訪談時間：2014年6月7日下午
訪談地點：上海浦東川沙江鎮大溝村王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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