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終時，她說了這樣一句話

來源: 加州花坊於 2022-03-05 17:05:22 [檔案]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閱讀數 : (44341 bytes)

原創徐敏青衣仙子的一維空間 2020-12-05 23:46

蔣方良一家（前排左二為蔣方良）

這個女人不尋常

她出身顯赫，俄文名芬娜，是白俄羅斯人，父母都是貴族。原也是上流社會中的千金，不曾想出生不久，即遭遇十月革命，父母因貴族身份被囚禁，死於勞改營中。她很小就成了孤兒，由姐姐撫養長大。1933年，17歲的芬娜技校畢業，分配到烏拉爾重型機械廠工作。

也是天賜緣分，芬娜分在了蔣經國所在的車間，成為蔣經國的下屬。兩人一個遠離家鄉，和父母完全斷絕聯係；一個父母雙亡，孤兒出身，可謂同病相憐。剛開始，蔣經國對芬娜隻是出於關心，多有照顧。但漸漸發現，和芬娜相處精神上沒有壓抑，很愉悅。芬娜也樂意和蔣經國交往，覺得這位大自己6歲的中國青年，工作努力，與眾不同。蔣經國後來回憶說：“在工廠內，她是我的部屬，她最了解我的處境，我每逢遇到困難，她總會表示同情及加以援手。”

一來二去，了解加深，兩人有了走到一起的願望。1935年3月，經蘇聯當局批準，蔣經國和芬娜結為夫妻。婚後，生活雖然貧苦，但很充實。蔣經國後來說：“我們居住的房間隻能容一床一桌，每每為臭蟲所擾，夜夜不得安眠。一月難得配給肥皂一塊，難有一小塊牛肉吃。”年底，芬娜為蔣經國生下一個男孩，取名愛倫。孩子的出生，為這對異國患難夫妻，增添了快樂與幸福。

此時的芬娜，並不知道與她結婚生子的蔣經國，是中國最有權勢家庭的兒子。隻有蔣經國自己明白，他在蘇聯的處境，會因為中國內戰國共雙方的關係而動蕩不定。1936年，蔣介石調動大軍，準備對剛到陝北立足未穩的紅軍展開最後攻擊。經斯大林授意，蘇共中央通知烏拉爾黨委解除蔣經國副廠長的職務，並取消其蘇共候補黨員的資格。這使失去工作的蔣經國頓時陷入困境，一家三口隻能依賴芬娜的工資生活。這段艱難日子持續了6個月。1936年12月，隨著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國共關係緩和，蔣經國的命運終於迎來了轉機。

一直沒有忘記兒子的蔣介石，立刻抓住時機，授意駐蘇聯大使蔣廷黻，一定要幫他尋回兒子。蔣廷黻不辱使命，經過一番外交斡旋，蘇聯方麵同意了蔣介石的要求，不再將蔣經國作為人質扣留蘇聯。

隨即，蔣廷黻在莫斯科中國大使館會見了矮小精壯、皮膚黝黑的蔣經國。1937年3月25日，在與蔣經國見麵的第二天清早，蔣廷黻就給蔣介石拍發了一份特急密電：

南京蔣委員長鈞鑒：經國兄昨夜來見，與談甚久，彼甚關心國事及鈞座健康，決於即日偕其夫人及公子起程回國，夫人係俄籍女士，廿一歲，曾學工程，公子一歲，約於下月中抵滬，行期確定後再報。廷黻。

1937年4月，蔣經國帶著妻兒，途經海參崴返回中國。一路上，想到一別十二年的祖國，想到即將見麵的父母，蔣經國既興奮又忐忑，他不知道身邊隨行的洋媳婦，父母是否喜歡。

芬娜的心情自然起伏更大，她無法預測，她的人生將會發生怎樣翻天覆地的變化。

4月19日，蔣經國乘船抵達上海。由侍從室主任陳舜耕和杭州市長周象賢到碼頭迎接蔣經國一家，隨即將其護送至杭州。

幾天後，在杭州國民黨政府主席別墅，蔣經國見到父親，二話不說，當即跪下，向父親行三叩首之禮。

蔣介石側眼看了一下兒媳，身材高大、金發碧眼、高鼻梁，洋氣十足，和此前蔣經國寄來的黑白照片上的模樣，並無太大不同，感覺上還不算陌生，但仍然有些不太適應。直到相處了一段時間之後，漸漸發現這個來自俄羅斯的媳婦，個性隨和，溫柔婉約，孝順公婆，體貼丈夫，照顧孩子也很周到，是標準的賢妻良母型，符合中國傳統婦女的規範，這才放下心來。為了讓她早日融入中國社會，蔣介石替她取了個芳娘的中國名字。

至於浙江寧波奉化溪口鎮老家的蔣家人，對洋媳婦倒是格外的好。婆婆毛福梅抱著漂亮的孫子愛不釋手，每天變著花樣給兒子兒媳做各種家鄉名菜。還執意按照老家的規矩，給兒子製作了馬褂，為新娘添置了鳳冠霞帔，替兒子兒媳補辦了中式婚禮。

毛福梅聽說兒媳的中文名字芳娘是丈夫取的，很不滿意，說：“這名字不好。她是小輩，怎麽能叫娘呢？如果我這個當娘的都叫她娘，她該有多少罪過？”於是毛福梅將蔣芳娘改為“蔣方良”，寓賢良方正之意。蔣介石聽說後，認可了這名字改得比原來的好。

這一改名，還真從心理上影響了芬娜。而且，芬娜還從婆婆毛福梅身上，看到了中國女性克勤克儉、隱忍寬厚的品格，這成為她日後待人處事的準則，也使她很快便融入了新的環境。通過幾年的學習，她不僅能說一口流利的寧波話，而且能做一手地道的奉化菜，還自學了戲劇、繪畫，除了外表，蔣方良已經變成一個賢惠的中國兒媳婦了。

這段時間，蔣經國也沒閑著，他按父親的吩咐，留在奉化溪口老家，惡補中國文化，讀《孟子》，讀《曾文正公家書》一類古書，也讀《總理全集》和《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這類的書。

1938年，蔣經國開始出任公職，去了江西南部，擔任贛縣縣長。這一年，他們添了女兒蔣孝章。蔣方良和孩子則留在老家，繼續普通中國婦女的生活。此時她已經學會了漢語，俄語隻有蔣經國在家才會使用。再後來，蔣方良1945年生下次子蔣孝武，1948年生下三子蔣孝勇。三個兒子個個帥氣，但三個兒子都不會說俄語，隻有女兒蔣孝章會一點。說到蔣孝章，不妨多寫一句，不但人漂亮，而且善解人意。在蔣家第三代“孝”字輩中，她是唯一的女孩，在蔣家地位之優越，無人可比。蔣經國後來偶有移情別戀，但與蔣方良夫妻關係牢不可破，蔣孝章是定海神針。

大陸時期，因為戰亂，蔣方良跟丈夫相聚的時間並不多，到了抗戰後才比較多了一些。

1938年，蔣經國接任贛南地區專員兼保安司令，在贛南實施“新政”，一麵向煙、賭、娼開戰；一麵減免地租，實行“耕者有其田”。不到兩年時間，地方初步安定，農業產量上升了20%，被地方稱頌為“蔣青天”。

與丈夫相比，蔣方良行事低調，深居簡出。在大陸如此，就是後來到了台灣，蔣經國地位越來越高，最終成為總統，蔣方良的身份也上升到了第一夫人，但她仍然不改初衷，一如既往。

在台灣，蔣方良先住長安東路18號，後搬七海寓所。蔣經國終其一生，為人正直，公正廉潔，不喜女人幹政，也不希望蔣方良和官太太們攪和在一起搞小圈子。所以蔣方良的生活範圍愈縮愈窄，來往的人隻剩下那群從大陸到台灣、能講一口寧波話的老朋友。蔣經國當上行政院長後，有一天對蔣方良說，我不希望人家講院長夫人也打麻將，蔣方良從此遠離牌桌。

有一次，蔣方良到婦聯總會參觀藝品展，《中央日報》在第二天的報道中稱其為“蔣夫人”。蔣方良看見後立即召來報社負責人，吩咐他們以後不要再用這個稱呼。在蔣方良看來，“蔣夫人”已經成為宋美齡的專門稱謂，如果自己再用這個稱呼，就是對婆婆的不敬。這在中國傳統禮數中是冒犯長輩的。

蔣經國在世時，蔣家對家庭成員的生日十分重視，包括蔣經國、蔣方良和四個兒女的生日，以及蔣經國夫婦的結婚紀念日，全家都要聚在一起，舉辦一場簡單的家庭聚會，切蛋糕、開香檳。有時蔣經國興致高，除了當場親吻蔣方良外，也會在兒女的起哄、簇擁下，與愛妻共舞，十分熱鬧。

蔣經國親吻蔣方良

在蔣方良的生活中，有兩個中國女人不可或缺。一個是女護士陳冰心，一個是整天忙碌收拾東西的阿寶姐。在七海官邸，阿寶姐名義上是女傭，實際地位卻是蔣家成員。不但蔣方良信任她，就連蔣經國對她也禮讓三分。

阿寶姐是影響蔣方良最深刻的一個人。在江西贛南時，章亞若是最早教蔣方良講中國應酬話的啟蒙老師，而阿寶則是教導蔣方良日常生活細節，教她如何精打細算，節儉度日的生活老師。除此之外，阿寶還告訴蔣方良中國社會的人際關係、人情世故，使蔣方良能盡快地融入中國社會，適應生活。晚年的蔣方良和阿寶姐，形式上雖是主仆關係，但實質上形同姐妹，密不可分。

身為蔣家總管，阿寶姐之所以能贏得所有人尊重，固然源於她的敬業、任勞任怨、一絲不苟，但也同她嚴於律己，絕不謀私的品德密不可分。她每次出門，絕不坐寓所的公務車，情願自己打電話叫計程車到七海寓所接她，自己付車資。好幾次，蔣方良的司機胡獻堂主動想載送她去市區，她都一口回絕，堅持自己花錢坐計程車。她對蔣家的付出，遠遠超出了蔣家付給她的薪水。

阿寶姐在台灣單身一人，她的全副心力，都投入到她負擔的工作，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全年無休。她被公認的優點，是吃苦耐勞，謹守分寸，光明磊落，從不挑撥是非。可以說，在幾十年的相處中，她影響了蔣方良，蔣方良也影響了她。兩人性格互補，互有提升。

蔣經國在世時，蔣方良公開露麵的時機，隻有兩個場合：一個是蔣經國出訪時，她會到機場迎送，或有外賓來訪時，她也迎送賓客，出席宴會；另外一個時機是每逢大小選舉，她會和蔣經國一道出門投票。其餘時候，麵對外界，她一概選擇沉默。媒體稱她是台灣曆任總統中“最沒有聲音的第一夫人”。她也因此榮膺美譽，贏得了所有人的敬重。

作為一個俄羅斯女人，蔣方良19歲嫁給蔣經國，21歲來到中國，生兒育女，相夫教子，和深愛的男人廝守半生，她應該是幸福的。但步入晚年，丈夫先她離世，此後不到8年，三個兒子，也相繼過世。其情之苦、之悲、之慘，外人很難體會。

2000年，與蔣方良親如姐妹的傭人阿寶姐，在服侍蔣方良五十多年後，選擇了回到大陸定居，這讓蔣方良在遭受喪夫喪子之痛後，又一次受到重擊，情緒極為低落。唯一的女兒蔣孝章因長年定居美國，不能陪侍左右，讓蔣方良倍感寂寞。她開始變得不言不語也不再哭泣，經常一個人癡癡地凝望著蔣經國和四個孩子的照片，一看就是大半天，那種孤獨無助的神情，令人心酸。

蔣經國一生貢獻國家，並無私產。蔣方良未承擔過任何公職，自然也無私蓄，隻能靠蔣經國20個月的俸額115萬新台幣為生，生活非常拮據。

1992年，蔣方良接見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正、副市長時，二位市長邀請她回故鄉看看。蔣方良回答說，自己現在沒有錢，所以沒法回去，這讓兩位市長驚歎不已。

據七海寓所的老司機胡獻堂說，蔣方良晚年隻靠撫恤金過日子，連出門旅行都不寬裕，更別提回白俄羅斯探親了。

1999年，孫子蔣友柏從紐約大學畢業，媳婦方智怡帶著兒子從美國專程回到台北。一來看望婆婆，二來也想聽聽祖母對於孫子擇業的建議。方智怡告訴蔣方良，蔣友柏畢業以後，有人說他最好回台灣從政，自己卻希望他遠離政界，最好經商。

蔣方良聽後非常讚同，點頭說：“對，對。友柏，不能從政，從政不好，你祖父在世的時候，對你阿爹早就說過了，做什麽也別再當官了。那可是會毀壞你一生的差事呀！”

問到今後該怎樣經商。蔣方良說：“當然要忠誠，不要當奸商！還有，要把員工當人。”

這個俄羅斯女人，終其一生，也從未忘記自己曾經的工人身份。

她人生最後的八年，獨自居住在台灣七海寓所，思念家鄉，懷念親人，長期寡言已成習慣。由於年事已高，加上身體出現狀況，隻能依靠輪椅，很少出門。但每年到慈湖謁靈，蔣方良從不缺席，哪怕到了生命的最後一年，她仍然堅持前往。此時，她隻能坐在輪椅上，默默地注視丈夫的遺像，一看就是40分鍾。那種一往情深的眼神，讓所有人無不為之落淚。

2004年12月15日，蔣方良離世。在即將和這個世界分手時，向來寡言少語的她忽然問道：“我死了以後，可不可以和我先生葬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