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到1987年，中國邊境和海上共發生過5次自衛反擊戰。
這5次作戰分別是：1962年10月、11月對印，1969年3月珍寶島，1974年1月西沙，1979年2月、3月對越，以及1987年3月南沙。
這5次作戰，我軍無一例外取得了最後的勝利，但結局還有所不同：
1969年捍衛了珍寶島，西沙擊沉越軍護衛艦一艘並收回珊瑚、甘泉、金銀三島，南沙擊沉擊傷越軍運輸船各一艘重創登陸艦一艘。可以說，此三戰基本完勝。
但是，兩場規模更大、影響深遠的對印和對越作戰，我軍作為勝利一方卻在關鍵時刻都選擇了單方麵撤軍，從而將勝利的果實“拱手相讓”，多年以來讓軍迷意難平，這又是為何呢？
一、對印反擊的兩個階段
需要說明的是，無論是對印還是對越作戰，我軍都是不得已而為之。
西方有一句諺語“上帝欲要其滅亡，一定先讓其瘋狂”，這話用在當年的“世界第三軍事大國”印度和越南身上，也是恰如其分。我軍在發起反擊之前，都是大度隱忍多年，最終忍無可忍。
1962年10月20日晨，對印反擊第一階段在東西線全麵打響。
按照整體部署，東線西藏軍區張國華的任務，是以“藏字419”部隊4個團為主，昌都、山南、林芝軍分區配合，采取“兩翼開刀、側後迂回、分割包圍、各個殲滅”戰法發起克節朗戰役。3天占領達旺，殲敵第7旅，收複達旺河以北部分領土。
在西線，新疆軍區何家產指揮1個團，負責逐一拔除侵入我班公洛和加勒萬河穀的據點，第一階段的9天主要是加勒萬河穀、紅頭山、班公湖、巴裏加斯的印軍37個非法據點。
11月16日，我邊防部隊為了教訓主動進攻的印軍，發起第二階段的反擊，54軍軍長丁盛親率董占林的130師成立“丁指”配合東線張國華作戰，對印軍11旅取得“小刀切黃油”的瓦弄大捷。
印軍節節敗退，我軍趁勢追擊，前鋒已進至印度恒河大平原的北端邊緣。
印軍資料圖
二、得勝之師單方麵宣布撤軍
1962年11月18日，誌大才疏的尼赫魯終於挺不住了。
在向美蘇多方求助無果後，尼赫魯無奈之下，通過第三國“發聲”向中國示好，第一次低頭，希望和平談判解決兩國邊境爭端。但是，包括美蘇在內的世界各國一致認為，此時完全占據優勢的中國軍隊一定會乘虛而入，兵鋒直指印度首都新德裏。
但是，讓全世界瞠目結舌的事情發生了：11月21日零點，北京發表聲明，我邊防部隊主動停戰，並從實際控製線後撤20公裏。我軍精準準備了一年的反擊戰，僅僅33天就勝利結束。
殺人亦有限，列國自有疆。苟能製侵陵，豈在多殺傷。
中國自古以來愛好和平，但是在條件艱苦的雪域高原一路高奏凱歌，卻單方麵宣布撤軍，而且沿實控線後退20公裏，很多指戰員思想上想不通。
失敗的印軍還沒做出任何的承諾，得勝的解放軍就單方麵宣布撤軍，這一舉動震驚了世界，就連美軍小跟班的英國當家媒體BBC也評論說：與其說讓全世界鬆了一口氣，不如說讓全世界目瞪口呆。
印軍俘虜
三、對越還擊，曆時28天
17年後，野心膨脹的越軍也受到了應有的懲罰。
當時越南的黎筍在軍隊一把手文進勇的支持下，不斷在中越邊境製造摩擦，導致我邊防部隊和群眾大量死傷。1978年11月，越南與蘇聯簽訂《蘇越友好合作條約》，有了一個強大的“保護傘”。
但是，鄧公對“用兵越南”也做了精心準備，同時北部沈陽、北京、蘭州、新疆四大軍區也全部進入一級戰備，開國少將李德生、上將韓先楚、上將陳錫聯、中將吳克華在北疆嚴陣以待。
1979年2月17日，隨著《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刊發，對越還擊打響。這也是繼1962年9月22日以後，第二次發表《是可忍，孰不可忍》。
對越還擊從爆發到結束，僅僅持續了28天，分三個階段：
1979年2月17日到2月26日，我東西線部隊在千裏戰線三路猛攻，許世友東線攻克高平、同登，殲敵第3師但346師逃脫。與此同時楊得誌西線攻克老街、柑塘，東西線突進20~50公裏。
2月27日～3月5日，我東線攻占諒山、廣淵，殲滅越軍308師大部。西線攻占沙巴、封土、鋪樓。在柑塘一戰殲滅越軍345師、重創316A師。當初越軍19天就占領了柬埔寨，而我軍僅用17天就達成戰略目的，用許世友上將的話說：“再給我2小時，拱一拱拿下河內。”
3月5日，越南進行全國總動員，而我軍達到戰術效果以後開始主動撤軍。
萬炮齊發
四、得勝之師主動撤軍，是否有“難言之隱”？
從3月6日到16日的11天時間，進入對越還擊的第三階段：我軍破壞越軍基礎設施、帶走援建物資和武器，同時在後撤道路遍埋地雷阻敵追擊，在遠程火炮掩護下全部撤回國境以內。
與反擊印度一樣，我軍在還擊越南大獲全勝的情況下，單方麵宣布撤軍！
對比對印反擊，對越還擊戰我軍主動回撤的節點選擇，有頗多相似之處：
其一，無論在主席還是鄧公，對這兩場局部戰爭的定義都非常明確，那就是“自衛反擊”。我軍從戰前準備、速戰速決一直到勝利之後單方麵宣布撤軍，都沒有逾越“自衛反擊”這一底線。
其二，國內形勢遠比邊境衝突更緊急：反擊印度之前，困難三年剛剛過去，經濟低迷，東南沿海還一直有人惦記著“反攻”；還擊越南之前，我剛經曆10年特殊時期，各項事業亟待重回正軌。
其三，印軍和越軍都有超級大國“撐腰”，印軍雖然沒能拉來蘇美直接援助，但也爭取了許多國家的“同情”和“支持”；而與越南有“盟約”的蘇軍在北方邊境陳兵百萬，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其四，後勤保障問題。反擊印度我軍籌備了一年，戰時有3萬翻身農奴數萬頭牲畜支前，一個達旺就提供了500萬斤物資，而11月就進入半年降雪期；對越還擊戰沒有那麽困難，但後勤保障也是問題。
最後，我軍已實現了預定戰略目標，如果長時間消耗戰難免會陷入美軍在越南、蘇軍在阿富汗的尷尬境地。而我軍在打擊敵人的同時逆轉了國際輿論，同時也贏得了幾十年和平建設的有利環境。
當然，兩次自衛反擊戰尤其是反擊印度，也遺留下了領土爭端問題。
但是任何事物都需要用發展的眼光來看問題：在1962年和1979年，我軍的整體實力受製於綜合國力和經濟發展階段，還必須要實施“韜光養晦”的戰略，還不能一味爭強好勝、鋒芒畢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