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共產黨員
前幾年聽說我的一位好朋友的父母親先後壽終正寢,兩人年齡隻差一歲,分別享年83歲和88歲。我衷心祝願兩位老人冥福。
二老出生於上世紀二十年代中期,吉林人。日本統治東北14年,正是他們學習語言的黃金年齡,因此二老都能講一口流利的日本語。1945年,二人同在哈爾濱的一所大學上學,共同攻讀冶金學,因而相識結婚。蘇聯占領東北,隨後將東北轉送給先期入關的共產黨軍隊。國共爭奪東北時,國軍從未跨過鬆花江,因此黑龍江省一直歸共產黨占領。於是二老都受到了共產黨的教育,並於1946年前後分別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資格夠老了。當時,在平均文化水平較低的共產黨內,這種高級知識分子是很有使用價值的。二老真心實意地信仰共產主義,無限熱愛共產黨和毛澤東,真正做到了誓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生。1949年以後被調往北京冶金部工作,最高時曾達到過比副部長低一級的水平,後來又被調往某大型鋼鐵企業任黨委書記。
1949年以後的27年裏,各式各樣的政治運動連續不斷,被整肅的人數不勝數,用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話來說,“毛主席不斷地發動政治運動,每次隻打倒5%的人,若幹次之後,所有人就都被打倒完了,隻剩毛主席一個人是好人”。然而經曆了這麽多政治運動,二老卻毫發無損,從來不曾被批鬥過,每次都是他們去整肅別人。特別是1957年的反右鬥爭,二老積極響應黨的號召,堅決打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在他們的主持下,鋼鐵廠數十名知識分子被劃成右派分子,發送勞改,一個個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最後大多數人客死他鄉,隻有三人僥幸活到了1979年。1978年胡耀邦為幾乎所有反右鬥爭中的右派分子們“糾正”,那三位幸存的受害者當然也很幸運,而宣布為他們進行“糾正”的,卻又是當年把他們打成右派的這兩個人。本世紀初的一天,二老對我談起了當年的反右鬥爭時,仍然洋洋得意地炫耀他們當年為保衛黨所立下的汗馬功勞,認為把那眾多人劃為反革命右派,是完全必要。至於後來為右派分子們“糾正”,二老認為,那同樣也很有必要,因為那是黨的要求和命令。
照理說,這樣的老一輩共產黨高級幹部是不可能與我等平頭百姓小人物相識的,但我們為什麽成了好朋友呢?
二老一方麵忠貞不渝地深信共產主義遠大理想,但同時又竭盡全力地讓自己的子女移居美國,於是後來,他們的一位寶貝兒子來美後,成了我的鄰居和朋友。共產黨內競爭激烈,能當上高級幹部的人全都是有特殊才華的人,他們為人處世老道,順應環境的能力極強。他們的子女也都有這方麵極好的遺傳基因,深受周圍人喜愛。本世紀初,二老獲得了美國的永居權,來美與寶貝兒子共同生活了幾年,因而與我相識,並經常聊天。因在美國找到了一位能用日本語與他們聊天的人,二老更對我關照有加。移民美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想要在白人圈裏賺錢,猶如虎口拔牙。高幹子女在國內可以享有特權,出國就沒門了,大家都很平等,都必須努力工作賺錢、養家糊口,大家都有很多難言之苦,二老的子女當然也不例外。二老曾當著我的麵多次對自己的子女要求,一定要在美國永遠地生活下去,不論多麽艱難困苦,絕不準返回中國。
美國的生活使二老不愉快,在美國這種汽車社會裏,二老沒有汽車駕照,如同沒有腿,生活猶如坐牢。沒有朋友聊天打麻將,非常孤單。海外人力費昂貴,請不起保姆,家務活都得自己動手,人老了幹不動活,又不忍心看著子女又忙工作、又忙家務,生活中真是諸多的不滿意。然而特別讓老人不滿意的地方是,他們發現,海外的這些中國人並不是人人都象他們一樣追隨共產主義。這些人有報紙、有雜誌,常常針對國內弊端,指名道姓地發表一些不客氣的批評文章。二老閱讀了這些在國內不可能看到的文章後,氣得血壓升高,多次對我說,希望強大的解放軍橫掃美國,“把那些敢於反毛反共的人士斬盡殺絕”。
前幾年,二老決定返回中國,放棄美國綠卡。然後在國內子女們的關照下,先後在北京301醫院壽終正寢。
二老在世時無限忠於共產主義,痛恨腐朽沒落的美帝國主義。但好像不合邏輯的是,他們除了鼓勵、支持自己的兩名子女移居美國之外,更進一步地設法將孫輩們盡數送往美國。時代不一樣了,移民的方法也變了:國內不少的官二代、官三代們賺取了大筆財富之後,采用投資移民的方法,一次給美國政府支付(投資)百萬美元,“購買”一份綠卡,家屬先移民美國,自己則在太平洋上空奔波,一邊繼續在中國發財,一邊在美國購置房產,享受幸福生活。二老就有兩位孫輩都先後投出巨資,移民來到美國,比我們這些憑技術吃飯的人強多了!記得當年我們聊天時,我曾問過二老:“毛主席、共產黨對你們這麽好,中國的共產主義事業如此需要你們,你們為什麽要求你們的子孫後代移民美國呢?你們的思想與行動之間是否有些矛盾?”。他們坦然回答道:“沒有矛盾”。
(張又普初稿於2015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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