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國藩：清華文革的動蕩歲月zt

來源: 世事滄桑於 2022-02-20 16:14:49 [檔案]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閱讀數 : (72313 bytes)

1965年，“四清”運動後一年，政治氣氛還算正常。1966年5月，聶元梓在北大貼出第一張大字報，得到毛澤東的讚許，“文革”就轟起來了。清華的紅衛兵組織也一個個冒了出來。6月，校長蔣南翔停職反省。清華逐漸分裂成了兩大派，一個是蒯大富領導的井岡山兵團，另一個是414派。各個係裏都有派別，還有小頭頭。我屬於逍遙派，那個夏天，革命起來了，我沒有激情，常常跑到頤和園遊泳。

1968年5月，兩派武鬥，在清華園裏打起仗來。那是真的打仗，拿著大刀、長矛和自製的武器，把校內的重要建築都占據了。清華的武鬥最厲害，死了些人。除了武鬥，還有文攻，兩派都有自己的大喇叭廣播站，徹夜不停，表示他們是革命者，以及對毛主席的無限忠誠。武鬥時，他們拿著長矛，甚至槍，互相開火。它的武鬥，跟文科生不同，工科學生的動手能力很強。鬧得最厲害的，是414兵團在物理係係館底下挖通了一條地道，一直通到水利館。物理館是414兵團的大本營。兩館之間距離約三百米，硬是挖通了。最嚴重的一次，就是蒯大富的團派火燒了物理館，頂上一層全部燒毀。另一次，他們還燒了學生澡堂。

1968年8月24日，紅衛兵把清華園的象征——二校門給拆了，從頂上一直拆到底部。二校門建於1909年，是個牌坊，門楣上“清華園”三字由清末大學士那桐書寫。那天，我正巧路過，看見紅衛兵們舉著寬皮帶，抽打一些有所謂“曆史問題”的教授和校內幹部，其中有錢偉長、艾知生等人。中層幹部也在那兒拆校門、運磚。那天，真是恐怖！我害怕極了，心想沒準自己也會被抓起來。那是大夏天，挺熱，被鬥的對象脫得隻剩下背心。我看到，一些人實在搬不動了，在地上爬。紅衛兵在後麵揮著寬皮帶抽他們。我趕緊繞著走，離開了現場。

受權刊發，選自《追光者：金國藩九十自述》，金國藩口述，張力奮撰，新星出版社2021年12月。

除了蔣南翔校長，沒少挨鬥的是時任清華黨委副書記的艾知生。他當時分管學生工作，“文革”後做過廣電部部長。我看見他被打得滿臉流血。最殘酷的場麵，是批鬥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就在清華。現場據說有三十萬人。紅衛兵在她脖子上掛了一長串乒乓球做成的“項鏈”。那是1967年4月10日，很多已被打倒的中央領導人陪鬥，其中有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還有校長蔣南翔。那天，我沒在批鬥會現場，是在儀器係館的樓頂上看到的。批鬥會就在主樓前廣場，我能看到全景。

“文革”中，蔣南翔吃了很多苦頭。他是個硬漢子，有骨氣。記得他被批鬥時，紅衛兵對他連罵帶打，屢次將他打倒在地。他爬起來，說“我還是那句話，馬列主義是沒有頂峰的”。遭貶之後，他住進了我以前住過的宿舍樓。兩間小屋，就在我們樓上，就他一個人，挺可憐，也無人照顧。他夫人叫區棠亮，很有名，曾做過團中央書記。“文革”中，他們離婚分了手。每個月，宿舍樓要收清潔費，我的孩子會去敲蔣南翔的家門，他會開門交錢。某天，他好像心髒出了問題，爬到家門口呼救。對門鄰居是力學係的教師，打了急救電話，把他拉到醫院。幸好不嚴重，救了回來。他晚年淒涼。因為他被打倒，孩子的前途受了影響，失去了讀書機會。

“文革”期間，我自己沒遭大罪，但住在城裏的父母卻大禍臨頭。因為他們的宅院太大，看著顯眼，被附近一所中學的紅衛兵盯上了，說一定是個豪門，衝進去抄了家。什麽都沒了，全抄空了。紅衛兵讓母親交出值錢的東西。她說沒有，紅衛兵動手就打，把母親打得半死。奶媽私下勸她：“太太你就給他們吧，保命要緊。”最後，所有金銀珠寶都抄走了，房子也沒了。家裏珍藏的老照片、我的畢業證書都被一掃而光。紅衛兵還給母親剃了個陰陽頭。父母都說忍忍吧。父親年近八十歲，他們竟然命令他去掃大街。他哪裏掃得動，隻能坐在賣水果的蒲包上頭，一步一步往前蹭。他曾告訴我，當時動過自殺的念頭，但下不了決心。他想，自殺可能對子女不利，再大的罪也隻能認了。紅衛兵掃地出門，老頭、老太太被趕到旁邊胡同的一間小屋裏。抄家後，保姆也走了。我問過母親，這麽大的家業沒了，心裏難受嗎？她說，做人得想開，都是身外之物，沒了就沒了，無所謂。

當時，我已被隔離，自顧不暇，無法照顧父母。我哥哥、弟弟在外地，也在挨批鬥。最後還是靠妹妹金國芬把老人從城裏接回了清華。我們兄妹四人，隻有她不是共產黨員，普通群眾，政治上沒包袱。父母回清華後，與妹妹一家同住。隻一間房，沒廁所，中間掛個簾子，隔斷一下。我妹妹跟妹夫住外麵，父母住在裏頭。老人得跑到外麵上公共廁所，特別是冬天寒冷，他們沒少受苦。不過與女兒同住，老人還是好受很多。住了一年多，他們向校方一再反映，說父親是清華資深教授，希望得到學校幫助。後來老人分到兩間屋，跟人合住一套公寓。有了自己的住處，他們的境遇有所改善。

父親幾乎從不提及抄家的事。都是傷心事，我們也從來不提。“文革”中，他開始變得很沉默，不再跟別人來往。過去他有不少教授朋友，也不再走動。他整天在家，很少外出，多半躺著，身體也越來越弱，幸好有母親照顧他。1970年，他在家中去世，走得很快，倒沒受什麽罪。先是有點感冒，一下就睡過去了。火化時沒有任何悼念儀式。“四人幫”倒台後，有清華教授發起，曾為他開過一次追思會，算是恢複名譽。

“文革”後，政府歸還抄家物資。這麽一個大家，什麽東西都沒找回來，連張紙片都沒有。那些老字畫，還有全套的古籍線裝書，都是父親生前最喜歡的。“文革”時抄家有兩種：一種是紅衛兵隨意闖進民宅，抄完家，東西可能就分掉、散落了；有些抄家，是受組織指使，抄完家，抄走的物資會先擱到一個倉庫，且有記錄。我們家是第一種，東西再也找不回來了。我們在清華的家也被抄過。來抄的是教研組的一些造反派，說今天要去你家檢查，看了看，東翻西翻，沒抄著什麽，就走了。我們挺緊張的，家裏還有幾百塊錢的現金，為防萬一，我事先把一些箱子存放在可靠的朋友家裏。

“文革”一亂，都停了課。我整天寫思想檢查，加起來有厚厚一摞。被打成另類後，每天要勞動，掃院子、剪草，還學會了蹬三輪車，把土、草倒入垃圾堆。所謂的勞動改造，實際上就是隔離了。下鄉，我也跟著去，就在北京郊區。因為誰也不理我們，倒沒受什麽大的衝擊。我們係裏，所謂資產階級代理人就抓了我，挨了批。批判會由革委會召集，四五十人參加，曆時兩三個鍾頭。他們東拉西扯，我反正不言語。有時聽了荒誕，想笑，又不敢笑出來。

工宣隊進駐清華，是1968年7月27日。在清華，掌握實權的是軍宣隊。他們進校後，第一件事就是清理階級隊伍，核查曆史問題，比如是否加入過國民黨、三青團等。那段時間，我係有兩個係主任自殺。第一個係主任曾在美國實習，做過國民黨的技術軍官，好像是上校軍銜。後來他挺進步，加入了共產黨。雖然曆史問題早已交代並查明，清理階級隊伍時根本不管那套，還是認定他可疑。當時，清華在四川綿陽建了一個無線電係，就把他弄到四川，做圖書館管理員。因為他是少數民族，後來又讓他回到清華。工宣隊教訓他，說你工資太高，最多值一百多塊錢，不配拿這麽多錢。於是，他每月隻留一百多塊錢家用，餘下的錢都存著，說他不應該得。他精神壓力太大。某天一早，他把動脈割斷了。夫人還奇怪呢，說今天不錯，這麽晚老頭還不起床。進屋一看，已經過世了。

第二位係主任，科研能力很強，我們都敬佩他。他是第一個做數控機床的。工宣隊進校後，他受到衝擊。解放前，他曾在重慶一家機械廠當總工程師，一次廠裏工人罷工，他沒辦法，打電話給警察局，警察來了。後來說他鎮壓工人。他是雙料留學生，在美國工廠實習待過很多年，又去過蘇聯一年，對前沿技術很感興趣，挺鑽研。挨鬥後，他實在受不了，從清華家裏四樓跳下，含恨而死。

我看到過一個數字，工宣隊進校後，清華立案審查的有一千二百七十八人，一百七十八人定為敵我矛盾或專政對象。

我們兄弟幾個，我受的衝擊最小。哥哥在撫順石油三廠當總工程師，英語不錯，平時需要看外文技術資料。批鬥時，要他跪在地上，頭上頂著厚厚一本《韋氏英文大字典》。我弟弟在哈爾濱中科院地震所，還是支部書記、科研組長，因被人舉報偷聽美國之音，挨了批鬥。

因為我沒大問題，曆史清白，成了“文革”中第一批被解放的幹部。我先去了北京計量光學儀器廠，接受工農兵教育，就在三裏屯一帶。跟我一起的還有一批學生。這批學生，在清華有個特殊的稱呼，叫作“新工人”。這批學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害最深：“文革”前考進清華，多半出身工農家庭，思想單純，進校不久，“文革”就爆發了，基本上沒受過正常的正規教育，就是搞大批判，搞“四清”，搞政治運動。有些學生留校後也教課，但是缺乏係統訓練，基礎太弱，荒廢了。中國的院士中，新工人背景的似乎不多，除非他們後來又到國外深造拿了學位。

我有個學生是賀龍元帥的兒子，叫賀鵬飛。“文革”前正經考上的。第一年沒考上，隔年再考，終於進了清華。那時，風氣正，開後門較難。他就屬於新工人這一代。下放工廠時，學生跟教師混在一起，賀鵬飛正好編在我們組。某天，工宣隊組織我們到一個刷子廠參觀。突然開來一輛綠色吉普車，說要找賀鵬飛，馬上把他接走了。那天，賀龍去世了。

下放勞動時，我們給工廠設計圖紙。圖紙有不同尺寸，比如A1、A2、A3。我是實習隊長，堅持按專業標準折疊圖紙，否則無法歸檔。這下惹怒了一個軍宣隊員，覺得我跟他較勁。他說，這個人不成，有資產階級思想，需要改造。事隔不久，我就下放，去了江西的鯉魚洲農場，清華的幹校。那年，我正好四十歲。

1969年5月，清華的“文革”領導人是遲群和謝靜宜。他們覺得教師應該進一步思想改造，向工人農民學習，就在江西鄱陽湖畔的鯉魚洲建了一所抗大式的勞動大學，名叫鯉魚洲幹校。北大的幹校也在那裏，那裏原來是個勞改農場。據了解，從1969年5月開始，清華一共送去2821名教職工。我是當年9月去鯉魚洲的，待了一年零八個月。1971年5月回到北京。

我是在“八七風暴”後去的江西。1969年8月7日，鯉魚洲正在忙著搶收。那天奇熱，很多人中暑。忽然大家看見雲邊有條黑線，涼風襲來。隨之黑雲壓了過來。原來是颶風，夾帶著超強雷電，據說大石頭都被掀起。很幸運，在這次大風暴中，清華無人遇難或受傷。

從工宣隊通知我下放到出發，不超過一個禮拜。那天，好多學生跑到火車站送我。我跟他們在站台上說笑了一陣。他們把我抬起來，往半空拋了一陣，我就上了火車。同行的有一批清華的同事。我們係就有六七個人。火車先到上海，而後轉車，開往江西。列車中間的一節車廂，全是清華的人。我的隨身行李很簡單，就是一個竹編的箱子，一些簡單的替換衣服，還有牙膏一類日常用品，別的就沒了。

清華的鯉魚洲幹校共有八個連隊，包括一個副業連、一個機械連，由工宣隊領導。各連設連長和政委，士兵就是我們這批教職工。我在三連，又稱“搶、拚、練”連隊，主要任務是種水稻，幹農活。江西的夏天炎熱，我們隻穿褲衩，赤身裸體，光著腳，泡在水裏，插秧、耘田、收割，吃飯就在田間，在泥水溝裏洗一下手。主食是米飯，空心菜，南瓜湯。一星期能吃到一次肉菜。肉菜來自副業連，養了一些豬。冬天，就做水利工程，挖水渠。清早六點鍾開始幹活，下午五點多收工，衝個澡，吃晚飯。晚飯後，政治學習天天讀，至少一小時。雙搶時，淩晨四點就得起床幹活，一直幹到晚上六七點。等到天天讀，大家都累得快睡著了。

江西有血吸蟲。每天幹活前，我們要在腿上塗一層二丁酯，以防血吸蟲釘螺鑽進皮膚、血液，感染上血吸蟲病。當時防護條件差，加上經常有“緊急集合”，顧不了塗藥，很多人得了血吸蟲病。我就是緊急集合下湖撈木頭時感染的。

因為血吸蟲病泛濫，我們經常做體檢，主要是查大便。某天，我接到通知，說得了血吸蟲病。趕到醫務室，醫生給我吃一種藥，叫口服銻劑。這藥毒性很強，服用後心髒跳得亂極了，好像要跳到嗓子眼。我住進了醫務連的男病房。其實就是一個大草棚子，好多人住在那兒。病房裏，氣氛非常放鬆，有人還光著屁股睡覺。受了傷，就不用勞動了，可以休息，也是因禍得福。我一直沒痊愈，就沒讓我下地幹活。我患血吸蟲病時，身體沒什麽感覺。發作以後，血吸蟲最傷的是肝，血吸蟲咬出一個個小洞，洞的周邊開始硬化，肝硬化後很容易癌變。清華得血吸蟲病的人，後來死了不少。直到現在，我們這些曾經的患者每年還會收到血吸蟲病營養補助，幾十塊錢。患病後，我有些沮喪，覺得活不到六十歲。血吸蟲病最嚴重的症狀是腹水，一有腹水就沒法治。回北京後，脫離了疫區，毛幼蟲就不可能再進到皮膚裏，加上營養較好，慢慢痊愈了。剛回京時，我的心髒還是跳得厲害。有些人回來後就不成了。一個工人小夥子，原來身體很棒，回北京不久就死了。

一天勞動下來，最怕半夜三更響起哨子，不是搶險，就是練兵。緊急集合時，要背上行軍包，就是自己的被子。有一次，我的被子捆得不緊，跑步中散開了，變成了個“大尾巴”，受到批評。為此，我寫了一篇思想檢討，題目是《思想鬆，背包散》，在全連廣播站宣讀。

鯉魚洲幹校按照軍隊建製組建，我們二十個人住一個大草棚。夏天，到處是蚊子，我們一個個帳子全挨著，不讓蚊子鑽空子。每個人的鋪位，大概有一尺五的空間。我沒從北京帶什麽書去。帶了，也沒地方讀書。每天都很疲憊，也沒心思寫日記。大草棚中間掛著一盞燈。每個人床邊都有塊毛巾，睡著睡著就出大汗。難受時，趕緊擦上一把，再接著睡。睡我旁邊的是個青年工人。清華副校長張維教授，與我同一批下放的。當時他已五十多歲，在副業連，日子比我們好過，就是養豬、種菜。

幹體力活，很累，隻想睡覺，也沒心思給北京家裏寫信。某天，我愛人正好到南昌出差。鯉魚洲離南昌很近。她給連裏打電話，人家告訴我，你夫人來了。我趕緊請假，團部同意我去探親。我頭一次到南昌。她住在一個招待所，我住了一晚。我的臉黑極了，她都不認得我了，就像個勞改犯。平時，我們一出幹校，有些當地農民不知道勞改農場已經換了主人，就說我們是勞改犯。

誰去幹校思想改造，由工宣隊決定。本來我已經當了教改分隊的隊長，待在北京。但工宣隊不同意，必須下放。通知我時，工宣隊領導讓我樹立在江西終身紮根的思想準備。有些帶家屬下放的，會有一個單間土屋。我們不知道猴年馬月能重回北京。工宣隊說，改造是沒有限期的。有的人從幹校成立就去了，一直到最後撤銷才回到北京。

人的思想和情緒是很奇怪的東西，到江西後，每天幹體力活，人反而輕鬆了。在北京時，有教學任務，又有科研，壓力挺大。現在，壓力沒了，除了幹活累一點。我身體較強壯，可以挑一百斤。剛去的時候，風一吹，人就從田埂上掉田裏了。但很快適應了。一天晚上，緊急集合，大家都迷迷糊糊，困得很。任務是，大家排成一隊，運磚頭。我前頭這位，沒等我手裏的磚送出去，就撒了手，一塊磚頭全砸到我腳上。一看腳趾都往上翻了。醫生說，這個腳趾已折了，弄個夾板捆上了。不能勞動，就讓我改做宣傳工作。後來當過副校長的倪維鬥教授，當時是宣傳組組長，領導紅衛兵宣傳隊。他本來跟我就熟，說咱們就一塊寫點稿子吧。

1970年12月5日，父親在北京家裏去世。終年八十二歲。我接到家人電報，向工宣隊請假，要求馬上回家奔喪。但是他們不同意，說幹校正忙，不能走開。此事是我一生的遺憾。父親故去，我沒在他身邊，更沒能最後見一麵，向他告別。當時，連個追悼儀式都沒有，草草辦了喪事。差不多十年後，1979年6月，有老教授提議為父親補開追悼會，就在清華的一個教室裏。悼詞中說：“解放前，金濤不滿國民黨的腐朽統治，同情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正義事業，做過一些有益於我黨的工作……解放後，作為一名愛國的老知識分子，見到新中國的解放，衷心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製度，熱愛毛主席，熱愛周總理。”熱愛周總理的提法，還是很少見的。

1971年5月，我離開鯉魚洲，回到北京。我對後半生怎麽過，很是渺茫。人過中年，這個問題一直在困惑著我。1971年，林彪9·13出事。當時我們完全不知情。後來民間有傳言，說林副主席掉下來了。林彪事件一年後，基辛格秘密訪華。又過一年多，尼克鬆正式訪華，會見毛澤東，上海公報簽署，中美敵對關係開始解凍。但在科學交流層麵，我沒感覺到大的變化。

1973年，“文革”初期被打倒的鄧小平複出，胡耀邦主持中國科學院工作。這段時間是補課的時期。慢慢地，我們開始了解一些國外的科技成就、研究方向。比如，我聽說光學中有個非常重要的新領域，叫做付氏光學。圖書館裏，英文學刊、期刊慢慢有一些了，甚至翻成中文。有個朋友，名叫Joseph Goodman，在斯坦福大學，是著名的光學專家。他出了本新書，物理所幾個人合作就把那本書給翻譯了。

工宣隊進駐清華後，把我們教研組和樓下的光學車間混編成一個連隊，我原先是教研組主任，非讓我做光學連的連長。幹了一陣子，後來我遭到批判，讓我去機床工具廠勞動。回來後說要開門辦學，把我們編成一個小分隊，開拔到廣安門的318廠，是做軍用光學儀器的，用於槍或炮的瞄準具。工宣隊給我的任務是帶教工農兵學員。我帶了幾個教師，在工廠給他們上課，吃住都在廠裏，晚上就睡防空洞，長達一年多。一早起床，都有嚴格規定，是軍事化管理。

我在318廠勞動，專業完全對口，收獲挺大。我本不是學光學儀器的，等於在這裏實習。我們教的工農兵學員，水平比較低。但他們政治上優越感很強，擔負著“上管改”的任務，覺得你們臭老九是改造對象，彼此關係有些緊張。我有時候坐車白天回家一趟，取點東西，晚上趕回工廠。太晚的話，有時隻能翻牆進廠。

廠長兼總工程師是一位軍隊老幹部的兒子，懂技術，曾在莫斯科鮑曼技術大學學習過。鮑曼在蘇聯屬於學術水平較高的，倪維鬥教授也在鮑曼學過。知識分子的心思是相通的。廠長跟我的關係挺好，當時我女兒在南口機車車輛廠做車工，上下班實在太遠，很辛苦，我請他幫忙把我女兒調過來，他就幫忙解決了。他叫劉虎生，是革命烈士劉伯堅、王叔振夫婦的長子。

“文革”中，太多荒唐事。其中，有個事情是“考教授”。1973年年底，工宣隊突然把我們集中在圖書館老館的閱覽室，讓我們考試。試卷上麵是各式各樣、亂七八糟的題目，尤其是化學，簡直就是對我們的羞辱。我們都記不清了。考完後，走下圖書館樓梯，我還摔了一跤。最後倒是沒有發榜，沒了下文。好像大家考後的反應都很差。化學簡直要考零分、交白卷了。畢竟都是讀書人，有的同事還去打聽自己的分數，反正都不好。心想這教授還當不當啊！我想這是工宣隊存心給我們難堪。

1970年起，作為試點，清華、北大開始招收“工農兵大學生”，廢除考試，改為推薦。“文革”後期，我教了好幾屆工農兵大學生。他們的問題是沒有經過高考選拔，良莠不齊，基礎很弱。個別學生不錯，但是一部分僅有小學文化程度。老師講課，得兼顧程度最低的，絕不能講深了。當時有個口號，叫“不讓一個階級兄弟掉隊”。講深了，很多學生就會掉隊。有些專業課，隻能講得很淺。1976年10月，光四二班的工農兵學生說我奪了黨支部的權，要我做思想檢討。我不服從，就是不去。我已經從美國之音短波中獲悉了“四人幫”倒台的新聞，他們還不知情。我心想，你們的後台已經倒了。多年後，這個班的班幹部校慶返校，見到我，有點愧疚。當然我並不怪罪他們。他們也是受害者。

1976年元月，那年北京很冷，周恩來總理逝世。民間悼念的規模是空前的。4月，天安門廣場爆發“四五運動”。我去廣場看過一次，沒卷進去，隻是旁觀者。廣場上，很多標語、詩抄，大家在慷慨激昂地紀念已故的周總理。群眾起來了。是非之地，我很快就走了。當時就預感事態會發生變化。7月，朱德朱老總去世。7月底，唐山大地震。9月9日，毛澤東去世。時過四十多年，仍記憶如昨。1975年11月，鄧小平重新挨整，中國開始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1976年7月底，唐山大地震發生後，我被學校派去唐山抗震救災，帶著二十多個學生。地震後不到一禮拜，軍車把我們從北京運到災區。為什麽去？任務是弄清這次大地震為何沒能準確預報。北京市委要求我們做一個幹涉儀，測量地塊的移動，這就得先到唐山實地考察。一路上，看到無數的唐山災民，欲哭無淚。我認識一個唐山機車廠的工人。他媽媽本來在我家做保姆，彼此關係挺好，我順道找去他家。他和老婆，加上三個孩子，一個都沒找到。整個房子都塌了。地上插著一個個竹簽，每個竹簽上都標著一個死者的名字。

在災區，我和學生都住在窩棚裏，二三十人一起。睡覺時，腳對著腳。我們到地震現場了解震前情況，比如是不是有感？動物園老虎為何跑了出來？我們有隨行的廚師，饅頭一出鍋，看上去一片黑，蒼蠅叮滿了，真的可怕。我是頭一次親曆重大的自然災難，看到解放軍在廢墟裏挖人、救援。有的婦女，丈夫死了，為了生存，很快就跟別人住一起了。孩子死了，父母都哭不出聲來。我路過早年父親就讀的唐山交大，全毀了。在唐山待了不到兩周，我和學生回到北京。

毛澤東去世那天，1976年9月9日。那天，正常上班。上午有通知，下午四點在學校集中聽廣播。係裏有個大教室。一開始，知道一定是大事，但沒猜出來。以前黨內有大事，都是按照幹部級別，一級一級往下傳達，唯獨這次是全國上下一起聽廣播。等到哀樂一響，大家就明白了。大家的表情很複雜。當場痛哭的很多。男的女的都有。幾天後，向毛澤東遺體告別，我和係裏一些教師去了，戴著黑紗，在人民大會堂吊唁大廳轉了一圈。毛主席在水晶棺裏躺著，旁邊有中央領導人守靈。吊唁的群眾從主席遺體前走過，很多人邊走邊哭。有的哭聲很大。距離開國大典上我第一次見到毛主席，已經過去二十七年。天安門廣場上的追悼大會，我沒去。

10月初，“四人幫”倒台，好像是哪個朋友悄悄給我們通報了消息，真是驚喜參半，完全沒有想到來得這麽快。好極了！“四人幫”時期，我們很緊張，每天都戰戰兢兢的，不知會出什麽事，國家前途未卜。我有個同事，夫人本來就體弱多病，一天，她用報紙包東西，沒注意到上麵有毛主席像，坐在了上麵。她嚇壞了，覺得對不起毛主席，犯了罪，嚇成了精神病。那天，正開著會，我那個同事心神不定，說得回家看看。回家一看，他老婆已經剖腹，用刀紮進了肚子，腸子都弄斷了，她要剖腹謝罪。趕緊送醫院。醫生把腸子再接起來，救活了。沒幾年，她又突然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