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老的寶藏”莎草紙，如何影響書籍發展與文明進程？
撰文 | 約翰·高德特
翻譯 | 陳陽
《法老的寶藏》中文版最近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這是一本還原古代紙張發展曆程的著作。我之所以要寫這本書，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注意到，關於紙張的曆史研究存在幾點令人費解之處。首先，紙
（paper）
這個詞究竟所指何物？其次，人們似乎有這樣的印象：紙張在公元1世紀橫空出世，與基督教在西方世界的誕生幾乎同時。
《法老的寶藏:莎草紙與西方文明的興起》[美]約翰·高德特著，陳陽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20年5月
機緣湊巧，我對非洲莎草進行了多年的生態學研究。這種植物時常讓我遭遇知識盲區。很多人都知道，紙莎草是一種形似蘆葦的植物，古埃及人用它們製作書寫的載體。
而讓這些人意外的是，紙莎草這種植物以及其所生長的水澤今天依然存在——他們以為這些早已隨古埃及人一起消逝在時光裏。但事實是：埃及的紙莎草直到公元9—10世紀才被糧食作物所取代，而在非洲其他許多地方，這種植物依然欣欣向榮。紙莎草的生長範圍之廣和植株體型之大從未得到重視，直到維多利亞時代的歐洲探險家來到此地。他們在非洲東部和中部的沼澤地艱難跋涉，時常不得不為了生存在紙莎草叢中掙紮出一條道路。他們開始了解這種植物的迅速生長可能帶來的各方麵作用和影響，在現代人到來之前，這種植物幾乎沒有天敵。
《阿尼紙草書》中所表現的“蘆葦之野”，蜿蜒的水道穿過生長在天國的紙莎草
今天，尼羅河流域的其他所有國家——蘇丹、南蘇丹、埃塞俄比亞、烏幹達、肯尼亞、坦桑尼亞、布隆迪、盧旺達和剛果民主共和國——都有大量天然生長的紙莎草，埃及是唯一的例外。曆史的轉折充滿諷刺意味。當莎草紙製造業因旅遊經濟的需要而誕生時，20世紀70年代的開羅不得不從蘇丹重新引進莎草。今天的埃及也有紙莎草種植，但野生紙莎草賴以生存的天然沼澤隻分布在埃及以外的地區。
在完成關於紙莎草生長周期和生態環境的研究之後，我便可以進一步鑽研紙莎草如何、何時被用於造紙，這樣的紙張有何用途，以及莎草紙如何影響書籍的發展乃至整個文明的進程等問題。
我在早期研究中發現的第一個事實是：在諸多古老的大河文明中，唯有古埃及得天獨厚地擁有這種巨型水生植物。早在公元前10000年，古埃及先民將莎草廣泛用於造船、建屋和製作工藝品。當人們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發現這種植物可以造紙之後，法老終於登場，從興旺發展的莎草紙和莎草繩出口貿易中獲取了可觀的財富。
阿蒙霍特普三世統治時期的書記官奈布克德的《亡靈書》。（底比斯，公元前1353年）
從那時起，埃及莎草紙在近4000年裏一直是唯一的紙張來源。石器時代末在埃及誕生之後，莎草紙幾乎立刻就派上了大用場。
在此我可能需要解釋一下，我所說的“紙”是指什麽。或許我更應該解答的問題是：紙在什麽情況下不能叫作紙？許多現代詞典和作家都主張，“紙”
（paper）
這個詞僅僅指木漿或棉漿製成的現代紙張。製作莎草紙的材料是用紙莎草削成的薄片而不是紙漿，因此莎草紙常被歸入“書寫材料”的範疇，排除在現代紙張的分類之外，盡管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們將其稱為“天然紙”。
情況並非一直如此。老普林尼等早期羅馬曆史學家所使用的拉丁文papyrum一詞既表示可用於造紙的植物——紙莎草，也表示用這種植物製成的紙張——莎草紙。在老普林尼之前，古希臘人用papyros
（π?πυρος）
一詞指稱“任何與造紙植物同屬的植物”。在他們的認知中，用紙莎草莖稈製成的紙張或紙卷當然是“紙”，這一點毫無疑問。問題在於希臘語papyros一詞從何而來？有些作者認為它源於古埃及語pa-per-aa
（或寫作p'p'r）
，字麵意思是“屬於法老的”或者“法老自己的”，以此彰顯王室對莎草紙生產的壟斷。在此之後，語言自然而然地發生著演化，拉丁語papyrus演變為papire
（1150—1500年的諾曼法語和中古英語）
，這一詞形被英語吸收，最終形成了現代英語中的paper一詞。
古埃及紙張製作。
17世紀的“紙”
（paper）
仍然是廣泛意義上、用紙漿手工製作而成的紙張。最早的漿紙在歐洲語言中甚至不被稱為“紙”
（paper）
，而是被叫作“布皮紙”
（cloth parchment）
，因為自13世紀以來，這種紙的原料主要是亞麻碎布。當耶穌會教士安貝爾迪神父
（Father Imberdis）
在1693年介紹故鄉法國的棉紙製造時，便用拉丁語papyrus指稱他那個時代的漿紙，當時造紙的機器尚未出現。
1943年，美國造紙大師達德·亨特
（Dard Hunter）
試圖解釋為什麽普林尼介紹古埃及莎草紙製作的著名文章中出現了“紙”
（paper）
這個詞。我們可以看出當時用詞的混亂。亨特提醒讀者，盡管英文譯本是對拉丁文本的逐字翻譯，但paper這個詞的出現完全是個錯誤。有人——可以推測是譯者——將拉丁文中的“莎草紙”
（papyrus）
譯成了“紙”
（paper）
。亨特提到莎草紙並不是“真正的紙”，但他沒有進一步深究，而是將疑惑留給了我們：究竟是否應該將這種用紙莎草製成的、輕便的書寫材料視為紙張呢？
在我看來，“莎草紙不是紙”這種說法完全是本末倒置。事實上，紙張就誕生於古埃及，莎草紙始終屬於紙張的範疇，就像“木材”或“木料”等術語都是指組成樹木主體的堅硬纖維材料一樣。不管是哪種樹木，不管是被切割
（然後加工成再生木材）
還是刨成薄片
（然後施膠並層壓成膠合板）
，還是僅僅被鋸成粗糙的木板，都沒有人會質疑材料本身的性質，它始終屬於“木頭”這一大類，而我們隻會去木材廠尋找它的蹤影。
從新鮮的紙莎草莖稈上削下薄片。
紙卷（一份古埃及《亡靈書》的現代複製品）
也許導致這種誤解的原因之一在於，許多人並不知道一張莎草紙與一張現代手工製作的厚重銅版紙沒有太大的不同。雖然顏色不一樣，但古代莎草紙的尺寸與現代紙張相差無幾。莎草紙的顏色不算白，更接近克萊恩紙業公司
（Crane paper company）
稱為“棉柔紙”的黃色重磅紙，這款現代紙被許多人視為精密製紙技術的代表。莎草紙的纖維有時會妨礙細鋼筆書寫，除非經過打磨或拋光讓紙張足夠光滑，而現代圓珠筆或鵝毛筆的書寫則十分流暢。在公元後的一千年裏，歐洲的教皇和中東的哈裏發們往往更青睞莎草紙，而不是早期漿紙。
另一個誤解是莎草紙很脆弱。實際上，它是一種非常耐用的書寫介質，古代和中世紀莎草紙書籍和文獻的使用壽命可達數百年。換句話說，假如公元3世紀和4世紀著名的拿戈瑪第經集寫在現代木漿紙或棉漿紙而不是莎草紙上，它們恐怕早已朽爛為塵土。
問題的核心在於將“紙”這個詞局限於現代棉紙，我認為這是對為人類文明效勞數千年的莎草紙的貶損。我認為，古埃及人稱為p'p'r的輕巧薄片才是原初的傑作，後來用木頭、棉漿或動物皮革製成的現代紙隻不過是在其基礎上的簡單改進而已。
古人正在閱讀莎草紙卷（全卷共 20 張紙頁）。
本書中所稱的“紙張”是指廣義上的紙張。如有可能，我會說明製作紙張的原材料。但在我眼中，它們都隸屬於第一媒介——紙張這個大家族。
在古埃及，紙莎草製成的紙很快就成了眾多寫工、祭司和會計人員的必需用品，孜孜不倦的記錄是他們謀生的手段。他們在莎草紙上記錄神廟用品和財物清單，統計農業數據——這是古埃及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4000多年過去了，莎草紙走過了一段妙趣橫生、豐富多彩的曆史，最終被碎布和木漿製成的現代紙張取而代之。在本書中，我們將講述人類曆史早期、莎草紙還是世界上最常用的信息傳播媒介時所發生的故事。
從紙張的製造過程以及用這種紙製作的書本和文獻當中，我們將看到整個世界曆史上最令人震撼和興奮的故事之一。莎草紙是人類不懈努力造就的傳奇，從新石器時代晚期幾乎一直持續到西方印刷術問世的穀登堡時代，莎草紙存在的時間跨度覆蓋了超過四分之三有記載的人類曆史。然而，這段傳奇在此前從未被完整地講述過。
為什麽會這樣？古往今來，作家和曆史學家似乎始終醉心於研究公元300年至公元1450年的曆史——皮紙和犢皮紙在歐洲取代莎草紙的故事。此外，他們也被中國古人用碎布製造棉紙的發明深深吸引。古代中國的棉紙誕生於公元105年，在公元750年經由阿拉伯人改進，逐漸發展成歐洲的手工紙，也就是穀登堡在1450年所使用的紙張。正是這種紙開啟了現代書籍和印刷的時代。至於莎草紙，這種從石器時代末期一直沿用至1450年左右的早期紙張就這樣淹沒在時光的洪流裏。在那段漫長的歲月中，人們用來記賬、寫信、著書立說的紙張究竟是什麽樣呢？為什麽人們從不費筆墨研究這個問題呢？
首先，目前發現的古紙實物最早僅能追溯到5100年以前。從那時起到古埃及中王國時期，我們發現了數以千計的紙張殘片和一些小型紙卷，這些紙上有人類最早的記錄，包括公元前2566年建造金字塔時所用建築材料的清單。在此之後，一份可追溯到公元前1800年的莎草紙卷尤其值得一提，這份脆弱的紙卷上記載著幸存至今的最早的文學作品：兩位古埃及維齊爾的演講和語錄。
閱讀莎草紙卷上的文字。
公元前1550年左右喪葬卷軸出現以前的莎草紙遺存非常少，而在喪葬卷軸誕生之後，墓葬中出土了數以千計的紙卷和紙頁。《亡靈書》是逝者前往來世的旅行指南。在耶穌基督的時代之前，喪葬卷軸在古代紙張中占據著統治地位，直到古希臘人和之後古羅馬人的文字記載發展起來，為曆史學家提供了充足的文獻史料。
又過了一段時間，皮紙和漿紙也接連問世。然而，由於缺乏原始材料和保存完好的早期文獻，要研究莎草紙的故事往往讓人無從下筆。而且這一時期很容易被一筆帶過。就這樣，莎草紙便漸漸散佚在流逝的時光裏。曆史似乎在洗牌和發牌時遺漏了幾張尖牌。本書意在為莎草紙正名，將這種最古老的紙品定義為全球文化發展進程中的一大關鍵要素。
本書將這段浩如煙海的曆史分為三部分，還原莎草紙崛起、鼎盛和式微的過程：
第一部分：永生的守護者：古埃及的紙張和書籍，它們的發現和意義；
第二部分：埃及，世界的造紙者：紙張最早的形式，紙張是如何製造出來的，紙張如何統治世界；
第三部分：遺忘的強敵：古羅馬人對莎草紙、書卷和圖書館的迷戀，早期基督教書籍，皮紙，中國紙，棉紙以及印刷書籍的崛起。
公元500-900年，莎草紙在歐洲的分布情況。
在西方時間利用莎草紙大步前進時，中國又在做什麽呢？古代中國人在竹片或絲帛上書寫，這兩種材料都不易使用，而且絲帛價格高昂。此外，我們知道竹簡很笨重，一本書需要大量竹簡。以戰國時期的知名學者惠子
（前390—前317年）
為例，他的竹簡藏書要五輛車才能裝得下。西漢時期的東方朔撰文上書漢武帝
（前140—前87年）
，所用竹簡需要兩人抬進宮，漢武帝花了整整兩個月才讀完。
更加輕盈廉價、取代絲帛和竹片的材料當然是東漢宦官蔡倫在公元1世紀末發明的漿紙。不過紙張在那時仍未發揮太大的作用，直到唐朝
（618—907年）
改進造紙技術，紙張才終於能夠作為書寫材料。從此以後，漿紙便成了皮紙和莎草紙最強有力的競爭者。
從公元前3000年直到公元600年，當中國勉為其難地在竹片上寫字時，紙張已然融入了西方世界的日常生活。這一對比很有意思。古代西方人用莎草紙記錄瑣事，包裹物品，創作書籍、信函、報刊和地圖。由此可見，西方世界早已是紙的天下。從青銅時代到基督降世，紙的地位一直巋然不動。
當西方人習慣這種輕鬆記錄和傳遞信息的方式之後，書寫媒介或許會發生變化，皮紙或漿紙會依次出場或消失，但是“將事情寫在紙上”的習慣和期待已經成為文明生活的鮮明標誌——這都要感謝莎草紙和古埃及。
到了唐朝，巨人的確開始蘇醒。而此時歐洲的寫工們已經開始改用皮紙，他們辛勞地將一本本書抄到皮紙上，這是一個緩慢而昂貴的過程。
或許是為了彌補數千年裏落下的差距，東方奮起直追，中國工匠用雕版印刷製作出成千上萬本書。至此，漿紙得到了廣泛應用。這種紙造價低廉，胡麻、黃麻、藤條、破布、竹子和桑皮都可以作為原料，老百姓甚至用草製紙。漿紙還傳播到韓國、日本和其他地區。這是另一個紙張世界的開端，一個與西方莎草紙世界分道揚鑣的紙的王國。
這個全新的紙張王國為現代紙品世界奠定了基礎。中國紙的產量從公元105年的0一路攀升至世界第一位，在2016年超過了1.2億公噸。中國現已趕超美國，稱為全球最大的紙張消費國。
公元 700 年的中國紙販。
巨人終於蘇醒。
然而，發揮關鍵作用的並不是木版印刷所使用的表麵柔軟的紙張。在那段歲月裏，中國紙僅為本地市場而生產，在西方仍是稀罕物。哈裏發和教皇不願輕易放棄莎草紙，他們在庫房裏存儲了大量的莎草紙，一直到公元8世紀甚至9世紀。
古埃及在新王國時期
（前1570—前1070年）
偉大法老的統治下迎來全盛的巔峰。前所未有的繁榮在埃及藝術和建築領域留下了經久不衰的遺產。在整個這段時期，埃及的法老們通過出口莎草紙獲取外匯，莎草紙一直是一種持續穩定的外貿商品，直到公元前945年古埃及人被迫將這項利潤豐厚的產業拱手他人。利比亞人征服了埃及，接管了全世界唯一的莎草紙生產和銷售的壟斷。
後來的亞述人、努比亞人、波斯人、托勒密家族、羅馬人及至公元663年到來的阿拉伯人，都曾先後控製和操縱著12世紀前的世界紙品市場。從12世紀以後，意大利人在法布裏亞諾
（Fabriano）
用水磨動力製造的漿紙一直統治到今天。
穆斯林世界最早製造的漿紙采用的是中國的造紙術，不過僅選用碎麻布這一種材料。這是一項因地製宜的實用改良，因為埃及廣泛種植亞麻樹，盛產亞麻布，尤其是在法蒂瑪王朝時期
（969—1171年）
。就這樣，新生的漿紙產業自然而然地成了大型亞麻織造行業的附屬產業，隨著哈裏發們用亞麻種植取代了托勒密王朝、羅馬和拜占庭時代的傳統小麥種植，造紙的地位很快便超越了埃及的糧食生產。在此過程中，紙莎草也被清理一空，好為這種全新的商品作物騰出空間。
現代開羅為旅遊業商品用紙收割紙莎草莖稈。
於是乎，一躍成為中世紀埃及主要產業的亞麻織物生產取代了糧食生產，成為第一大埃及出口貨物，亞麻也成為埃及最主要的商品作物。
這個故事最有趣的部分在於，阿拉伯人在認真研究中國造紙工藝之後對其加以改進，讓紡織工業留下的大量亞麻廢料有了用武之地。數百年間，埃及同時出產屬於基督教世界的莎草紙、盛行於東方穆斯林市場的漿紙以及足夠所有人分享的亞麻布。
最終結果是，當中國和其他大型出口國在現代世界尋找市場時，他們會發現這在莎草紙已經創造出使用習慣的世界裏並非難事，這種使用習慣比我們手頭的任何書寫材料的曆史都更加古老。古代法老開辟了道路，後人則創造出一種在今天必須得到滿足的需求。就這樣，古埃及為中國的崛起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撰文 約翰·高德特
翻譯 陳陽
編輯 徐偉
校對 趙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