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在1965年9月下插到南通農場當知青，是因為那年夏天我初中畢業時“不宜錄取”，以如皋全縣第一名的中考成績沒能考取高中。沒有“不宜錄取”，就沒有這本書裏所有的事情。
“不宜錄取”是一項歧視性極強的國家政策，從“土改（土地改革運動）”之後開始執行，在建國後改革開放前的30年中，雷厲風行於中國大陸所有的大中學校。這項政策剝奪了億萬優秀的中華兒女受教育的權利，迫使他們永遠在蒙昧中摸索，最終成為人類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侏儒。
所有參加升學考試的學生都得填一張報名表。在“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時代，有些人的報名表一交上去，隨即就被蓋上了一方藍色的印章，框子裏“不宜錄取”四個大字威風凜凜，蠻橫霸道。換句話說，考試尚未開始，這個學生的前途就已被判了死刑，他這一輩子就注定了將永遠掙紮在社會的最底層。
當時，經過學校的團組織和班主任進行“政審（政治審查）”以後，把所有的學生分為四類：1、可錄取機密專業，2、可錄取一般專業，3、降格錄取，4、不宜錄取。學校裏的所謂政審，其實就是看學生的“家庭成分”和“社會關係”。凡是出身於“黑五類”家庭的、家庭成員或直係親屬中有海外關係特別是港台關係的、或有曾在國民黨部隊裏當過兵的、或有曾在國民黨各級政府部門中工作過的，都“不宜錄取”。凡是社會關係，也就是七姑八姨、三叔四舅家中有上述人員的，都是“降格錄取”。“可錄取機密專業”則是“紅五類”出身學生的專利。
“黑五類”指“地富反壞右（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他們是時時刻刻妄想複辟變天的“階級敵人”。出生在“黑五類”家庭的孩子便被稱為“狗崽子”，他們還在娘胎裏便被打上了“反動階級的烙印”，出世後則和他們的上輩一起淪為階級鬥爭的對象，在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下“隻準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為了分化、瓦解“階級敵人”的陣線，在公開、正式的場合，則把狗崽子們叫做“可以教育好的，出身於剝削、反動階級家庭的子女”，簡稱“可教子女”，含有“可能教育得好，也可能教育不好”的意思。他們所有的罪過，就是投錯了胎，出生在一個屬於革命對象的家庭。“黨和人民”要求他們與“反動家庭”劃清界限，站到革命人民這一邊來；但是，因為他們“政治上極不可靠”，卻又永遠處於另冊之中。那時候，有這麽一句話，也是眼睛一睜就要“天天講”的：“我們黨的政策從來是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個人表現。”但台麵上是這麽說，那“不宜錄取”的印章也是講這些話的人早早地就給蓋上的。而蓋章的時候，是隻看成分，不考慮什麽表現不表現的。
與“黑五類”相對應的則是“紅五類”：工人、貧農、下中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他們才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中流砥柱。隻有出生在“紅五類”家庭的青年才是“根紅苗正”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紅色接班人”。但是，必須指出一點：所謂“紅五類”，其實隻有三類。因為，紅老四、紅老五們，多半是黑老大、黑老二生出來。舉個例子：你聽過劉文彩的故事，聽過周扒皮的故事，沒聽過毛貽昌的故事吧？估計你連這個名字都沒聽說過。湖南地主毛貽昌，是天字第一號“革命幹部”毛主席他爸！也難怪你不知道。在文革中，北京西城區太平橋中學有個十五歲的初三女生，就因說了一句“毛主席也不是紅五類出身” （她並沒有直截了當地說毛主席本人就是個狗崽子，已經夠婉轉的了），竟然被紅衛兵（也就是自己的同學）毆打致死。諱莫如深啊。
改革開放許多年過去了，現在的孩子們沒有接觸過這種概念，更想象不出這樣的政策竟然在我們偉大的祖國執行了幾十年。可憐那些在抗日戰爭的數十次大會戰中拚死抵禦外侮，為國捐軀的將士們，可都是“國民黨的兵”啊！據統計，截止1945年抗戰結束，中國軍人犧牲了380多萬，僅少將以上就有261名。總共20萬餘黃埔軍校畢業生，戰死者竟達19萬人，近95%的死亡率。更不知有多少抗日英雄，打敗了東洋兵，卻輸掉了內戰，最後倒在了“鎮壓反革命”的槍口下。如果九泉之下英魂有靈，知道因為當過“國民黨的兵”，自己的子孫後代就永無出頭之日，他們能閉上眼睛嗎？
1965年到南通農場17隊插場的如皋初、高中應屆畢業生共有50人。我們的班主任於謨老師受學校委托，和另外幾個老師一起把我們送到農場，在17隊住了幾天。臨走之前，找我作了一次長談。他告訴我，這一次中考，全縣的第一名、第二名都出在我們如中初三（1）班。而如皋縣文教局局長金仁貴在會上就此事表態說：“他們成績越好，對人民的危害就越大。所以，越是這樣的人，越是不能讓他擠占我們貧下中農子女的升學名額。”於老師為了安慰我，也可能是於心有愧，為了減輕自己良心上的負擔，對我說：“為什麽黨和國家要有這麽個政策？你想一想，如果蔣介石反攻大陸成功了，他就需要在大陸的年青人中挑選可用的、他信得過的人。他是從貧下中農子女中挑選，還是從你們這些出身不好的人當中挑選？毛主席早就說過了，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嘛！”就好像蔣介石跟他通過電話似的。可憐這位思想如此正統的老師，最終沒能熬過經他們自己精心挑選、培養的“紅色接班人”的批鬥和毆打，1967年初在學校裏投井自殺身亡。
我的同班同學胡克容是那個“不宜錄取”的全縣第二名，原因是他的父親曾當過國民黨一個什麽電台的台長。直到2009年，在我們初中畢業44年之後的全班同學聚會上，當年教我們數學的於厥皋老師還感慨萬分地談及此事，痛惜我們“生不逢時”。他說，一生教過學生數千，留下印象的不多，唯獨1965年“不宜錄取”的這兩個姓名，如同刀刻斧砍一般留在了記憶之中，終生不忘。
其實，1965年的中考並不是我第一次“不宜錄取”。我的第一次“不宜錄取”是1957年的初考。
我1947年秋天出生，1957年夏天小學畢業時，還沒滿10周歲，在整風反右運動中沒能考取中學。現在已經記不清當時成績好還是不好。但是記得班上有個16歲的女生阮××，成績沒我好，卻考上了初中。說她成績沒我好不是吹牛，是因為她是個老留級。老師們經常批評她，在批評她的時候老是要莫名其妙地扯上我。因為班上她最大，而我最小，然後，還又因為她跟我正好相差6歲，而小學從頭到尾一輪正好是6年。
第二年，1958，我沒死心，自己去報考，還報了兩個學校，如皋中學和如城民辦初中，先後考了兩次。報名處的老師說，曆屆生自己報名，要附一張居民委員會開具的家庭成分證明。我轉過身就空著兩手跑到豐樂橋西河邊驛丞巷口的花園居委會。居委會的文書有點惱火：你不把戶口簿帶來，我咋知道你的真實情況，還給你開證明？11歲的我當即就問他：你見過有誰冒充地主成分嗎？他怔了一下，沒再說一句話就伸手拿筆。當然，那證明開了也是白開。所以，我以為我沒考取初中，就是因為那時已相當完美地執行了毛主席的階級路線。
輟學之後，先是提籃小賣，接著進紡織廠做工，再下放到如皋西郊的陸家莊農場，然後回城，進了居委會辦的紡毛小組。到1962年5月初，我小學的班主任周以珂老師找上了門——真心感謝周老師：五年過去了，她還在為當年那個小不點兒沒考上中學心懷不平，打聽了好幾個人才找到我家。之所以費了那麽大的事，是因為1958年大躍進時，我家有個鄰居叫王寶之的，當了縣鞋帽廠的廠長。他為了強占我家的房子辦鞋帽廠食堂，跟縣房管所串通起來勒令我們全家掃地出門，已經好幾年了。周老師帶給我一個好消息：“孩子，今年再去考中學呀！今年國家不問成分啦！”跟周老師借了那年的課本，半真半假地看了幾個晚上，竟然真的考取了初中。15歲，還沒懂政治，不知道國家為什麽一會兒問成分，一會兒不問成分。到了文革中，毛主席《我的一張大字報》出籠，才知道這就是劉少奇“1962年的右傾”。三十年間，“不宜錄取”的大網唯有那次破了一個缺口。然而，命運隻不過是跟我開了一個玩笑：9月上旬，我剛在小學畢業5年之後跨進了中學校門， 9月下旬，毛主席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了“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給了我和劉少奇一個迎頭痛擊。於是，三年後我的中考報名表被蓋上“不宜錄取”的印章就是板上釘釘的事情了。
俗話說，事不過三。沒想到還真碰上了第三次“不宜錄取”。
初中畢業13年之後的1977年末，文革十年後首次恢複高考，我再一次在南通農場考區奪冠，又再一次名落孫山。那時，我已經在南通農場一中“知青代課”，教初一、初二的英語。學校裏高中畢業班的數學老師蘇州知青王浩忠考取了無錫輕工學院，笑嘻嘻地見人就說無錫到蘇州的火車票隻要兩毛錢。農場文教係統的徐景熙和陸承祖兩位老師去南通參加了高考閱卷評分，回來後找我談話，要我頂上去。我實話實說：1965年初中畢業就來插場當知青，9月下旬聽到恢複高考的消息後，為了能參加高考，才開始在王浩忠老師的幫助下自學高中數學，所以隻能報文科。這會兒讓我頂上去教高中畢業班的數學，隻怕要誤人子弟。兩位老師笑著打哈哈：太謙虛太謙虛！你總分全農場第一，數學單科97，比王浩忠老師還高一分，你不頂上去，誰有資格頂上去？至於沒有錄取的原因嘛，大家都知道，但事關國家政策，誰也沒辦法……
1978年下半年，國家開始甄別“家庭成分”，改成按父親實際從事的工作填寫，不再“查三代”。當時的學校領導嚴校長和封關鈴主任專門為這事把我叫去，說，既然你爸爸高中畢業後就當教師，以後再填表，可以把“家庭出身”一欄改填“教工”。但此時，知青回城的風聲已一天緊似一天，我們除了上課，便是打聽消息、找人串連、鑽營門路，再加上得知我家的頂梁柱——媽媽已經病倒住進了醫院，其他事情已無心關注。
1979年初，在胡耀邦同誌的主持下，中共中央發布了《關於地主富農分子摘帽問題和地富子女成分問題的決定》，“不宜錄取”政策終於畫上句號。那一年，我回城後分配在如皋造紙廠。造紙廠因燒鍋爐供應蒸氣，大年初一也不能停，全廠工人三班倒，通年無休。當時的處境實在是“焦頭爛額”：我剛進廠當學徒工，工作上要認真努力才能得到師傅和領導的認可；愛人在農村中學任教每天早出晚歸；孩子剛4歲還沒進幼兒園；父親因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打擊已臥床20多年；媽媽多年來心力交瘁，雖然強撐著熬過了毛澤東時代，但身體已虧到了極限，聽到知青大回城的消息後欣喜之餘終於一病不起，一直輾轉於如皋、南通、平潮的幾家醫院；紙廠的支部書記生了三個女兒，大的要考高中，小的要考初中，要求我除了上中班，每天晚上都得去輔導他幾個女兒的功課。在這樣的情況下，就算是免試保送上大學，我也沒法離開家了。
1980年春節過後，如皋各企事業單位都傳開了“江蘇廣播電視大學如皋經委教學班”即將招生的消息。當時，報名表上已取消了“家庭成分”這一項，但是增加了年齡限製，分界線就好像專門為我量身定製。過了這個村，就真的再沒這個店了。但是，因為中央電視台的頻道資源和師資、教材尚未到位，當年隻招工科，不招文科和理科。我若是想參加考試，就必須再啃下高中的物理、化學這兩塊硬骨頭。然而，我麵臨的困難實在是常人無法想象。這一次自學的條件跟在農場一中完全無法相比：有問題沒人可以請教，廠裏從來沒有星期天，隻好每天的工餘時間爭分奪秒。下班後，書包什麽時候都背在身上，就算是爸爸媽媽在輸液掛水，我也見縫插針，抓緊時間跪在病床邊演算習題。經過三個多月令人絕望的苦戰，在堅持與放棄之間搖擺了無數次，總算搭上了最末一趟加班車，以總分第28名的成績擠進了八〇屆電大，和五十多個20歲上下的孩子同學了三年，在將近不惑之年圓了大學夢。
不過，我的運氣比劉少奇、林彪、……張誌新、遇羅克他們又好上千萬倍。我僅僅是“不宜錄取”而已，他們的人生檔案表上蓋的印章卻是“不宜活著”。再說，一生中有幸遭遇初考、中考、高考三次“不宜錄取”的成功狙擊（若算上五八年就是五次），就已經是全球絕無僅有了，而在這之後，還能硬著頭皮混進了大學（電大三年帶薪全脫產學習，心無旁騖，是夜大、業大無法相比的），這樣的人生經曆肯定可以寫進吉尼斯世界紀錄，是很值得自豪的。所以，雖然我小學畢業後花了24年才走完了別人隻要6年，甚至4年就能走過的路，卻還是要衷心地感謝毛主席。要不是他老人家七六年大撒把，就不可能有七九年的知青大回城，我也就不可能八〇年上大學，更不用說後來的改革開放了。當然，要是能提早幾年那就更好，可是，世上哪有那麽多天遂人願的事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