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學者們就有這樣一種傾向：大一統的體製限製了個體自由，要實現個體自由就要改變大一統的體製。
這是一種錯覺。
這種錯覺基於一種非常深刻的表演學思維：如果你不是角色本尊，那麽穿上他/她的衣服，再學他/她的樣子，那麽你就跟他/她差不多了。
是的。在戲裏，在夢裏。
但是不在現實裏。
現代西方的個體自由有更多的自由。但這種自由並不單純來於西式政治製度，而是所有的西方文化的綜合。就如某星之為星，不是因他/她穿的某件衣服。你之為你，也不是因為你穿的某件衣服。
你把舊衣服扔了，換上別人的衣服，你也還是你。
這就是現實，就是這麽簡單。
絕對的自由是不存在的。西式的個體自由也不在大一統之外。無論你在什麽樣的單位工作，是雇員還是老板，你都一定是在一個大一統的體係裏，接受這個體係對個體自由的絕對限製。
那些崇拜西方的學者們鼓吹的個體自由並不具政治對抗意義，那是大一統體係之下的由財富保障的相對自由。無論西方哪個國家，個體都沒有推翻統治者的自由。西方個體享受到的“更多”的自由，是與西式大一統相洽的，因此顯得自由。
相比之下，封建大一統之下，士大夫的自由也一樣是與封建體係相洽的。古代士大夫覺得受到限製隻是誌向不得舒展，而不是不受到體製的限製或者欲推翻秩序而不能。同樣地，現代西方體係之下，個體的理性追求也不是推翻秩序或者不受限製的自由。
當代一些中國學者把個體自由與大一統對立起來，有三個原因。
一是存在者兩種不同的思維體係，體係運作機製與體係所保障的自由價值都不相同。這為那些盯住一點不及其餘的沒有抽象能力的學者提供了一個胡亂比較的可能。
二是曆史決定，兩個體係當下的貧富不同。這為那些以私欲滿足程度為標準的學者們提供了扭曲分析的動力。
三是硬拿西式大一統體係下的由財富保障的自由等同於中式大一統的政治，這是一些人的政治手法。他們要的，是在中式大一統中的政治權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