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翼“雄獅”的坎坷人生路
阿甘新觀察 2022-02-07 00:20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瀚海數據說 Author 周平6431
海數據說.
“瀚海數據說”公眾號是由中科大校友主辦的非官方公益自媒體平台。最初由科大數據群校友發起，現已發展為包括 ”人文科大“、“情係科大”、”瀚海數據說“ 在內的三個主要板塊，全方位展示科大校友的精神生活、科技見解和人生旅途中的思考。
1967年1月1日，北京西單出現了一張題為《中央文革小組向何處去？》的大字報，作者署名“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雄師戰鬥隊”。它曾經被傳抄、翻印，流傳到全國，“美國之音”也曾報道。
大字報貼出幾天後，幾位作者就被關進了監獄……
這顆小小的流星僅僅閃爍了一瞬間，就消失在濃重的黑暗中，而大字報的作者——我和我的同伴們卻為此付出了十幾年的青春代價。從二十歲到三十歲，這如花似錦的歲月是人生最美好的年華，我們燃燒了自己，卻沒有照亮世界。
許多年過去了，人們關心地問：文化大革命中這張著名大字報的作者後來怎麽樣了？他們現在在哪裏？
1994，遲到的學位證書
春天來了，華盛頓的5月是多麽迷人，鮮花似錦，綠草如茵，連泥土也洋溢著春意，空氣也彌散著芳香。1994年5月，George Washington大學的畢業典禮在白宮和紀念碑之間的橢圓形廣場上舉行。這一天是我們到美國後最“風光”的一天，因為所有的博士畢業生都坐在主席台上由校長親授綬帶。這場麵本來就夠壯觀的，再加上這一年學校請到第一夫人Hillary Clinton作為客座講演人，許多畢業生和他們的家屬老早就趕到這裏，要一睹第一夫人的風采。她講演的題目是“家庭價值和教育（Family Value and Education）”，Hillary Clinton不愧是耶魯大學法學院的高才生，她那雄辯的口才，清晰，嚴謹而有吸引力的講演激起廣場上一陣陣歡呼。
周平與丈夫楊恒祥同獲博士學位時留影。
作為新移民，我深深體會到家庭的價值和教育的重要，我想起我在畢業論文答辯會上的一段開場白：
“每一個來到這個國家的新移民都有一個‘美國夢’。人們追求自由和富有的生活。我的美國夢就是繼續完成我的學業並為我的孩子們提供在美國接受教育的最好的機會。我堅信教育是新移民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融入美國主流社會的光明之路。”
“我選擇了科學，因為科學帶給了人類現代的文明，在科學麵前，沒有虛偽和權勢，在科學麵前，人沒有高低貴賤之分，科學代表了真理，進步和光明。”
“教育給了我自信心，教育使我獲得在這個社會競爭和生存的能力，教育改變了我的生活道路、生活方式和人生哲學。教育給了我的孩子們一個光明的未來。”
那一年，我已49歲，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年齡最大的畢業生，但我和我的丈夫祥確實是當年獲得博士學位的年齡最大的夫妻檔。看著這歡騰的人群，坐在身邊的祥對我說：“我一點也不感到exciting，我覺得我們隻是得到了老早就該屬於我們的東西。”
是的，這個學位是我們早就應該得到的，它來得太遲了。
不是我們不聰明，也不是我們不勤奮，由於曆史的原因，這一代人沒有能夠達到我們本應達到的學術高度，這一代被稱為中國文化科學史上的斷層。作為二次大戰後出生的嬰兒潮一代，在中國大陸的我們這一代人沒有能出像李遠哲、丁肇中這樣的科學大師，這不是因為天災，也不是因為遭受外族的侵略，而是遭遇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們受過欺騙，我們犯過錯誤，做過愚蠢的事情，我們承受了曆史的苦難，經曆過人生的艱辛。我們沒有驚天動地的業績，也沒有創造巨大的財富。但我們曾經思考過，曾經努力追尋過。把這段經曆寫下來，是我們這代人的曆史責任。
1966，兩張寫給中央文革的大字報
1964年8月，我懷著當居裏夫人的夢想跨進了北京玉泉路甲一號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校門。正值風華正茂，作為名牌大學的學生，我是多麽自負、自傲和自信。我們向這遼闊的天空呼喚：“這世界是我們的！”
考進中科大時的作者學生證上的照片。
然而，突如其來的文化大革命不但打破了我當科學家的美夢，而且把我從天上摔進了無底的黑洞，連我自己還沒搞清楚怎麽回事，一夜之間我就成了“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現行反革命分子”。
1966年6月文化革命開始時我是科大二年級學生。1966年12月初，我從外地串聯回到北京，聽說北京的一些高校和中學的學生被抓起來了，因為他們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反對林副主席和江青同誌。我看了那些著名的“大毒草”，如伊林、滌西的《給林彪同誌的公開信》，北大“虎山行”的《給江青同誌的一封信》，在科大校園裏也出現了幾張大字報討論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討論毛澤東思想是否可以一分為二。我覺得這些年輕人很有思想，他們的大字報講得挺有道理，特別是伊林、滌西的《給林彪同誌的公開信》，聽說伊林、滌西隻是兩個高中學生，我非常佩服這兩位青年人的膽識和他們深刻的思想與理性，他們講出了當時許多人想說而不敢說的話。直到今天，我仍然認為這張大字報是文革中最傑出最有思想的文章之一。伊林、滌西二位為自己的遠見卓識和講真話而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他們是我們民族的思想家。
當時我對不少人講過我同意伊林、滌西的觀點。林彪說的“毛澤東思想是頂峰”，“毛主席比馬恩列斯都高”，“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這些說法是反科學的。我把這些想法和一些同學討論，許多人認為這樣想雖然有道理，但太激進，容易讓人抓辮子。但大家都認為因為寫了張大字報就抓人是不對的，是違反文化大革命“十六條”的，在這個問題上大家觀點都比較一致，就商量著要寫一張大字報闡明我們的觀點。
《中央文革小組向何處去？》這張大字報，是由近代物理係青年教師朱棟培（581，文革中改名為朱軍），近代物理係學生馮正永（644）和我共同起草的，為了不讓人抓小辮子，我們在措辭上非常謹慎。我們的想法很簡單：文化大革命要有一個開放自由的環境，要讓不同見解的人有平等的機會發表自己的觀點，希望中央文革小組把抓起來的學生釋放，讓不同觀點的大字報自由鳴放，不因言論治罪。當時的“雄師”是科大一些師生組織的小型戰鬥隊，人數大約有三十幾個，集中在6431〔近代化學係化物專業大二〕、6443〔近代物理係理論物理專業大二〕這兩個班級，這篇文章在“雄師”的全體會議上經過討論修改，於1967年元月1日在西單牆上和玉泉路科大校園裏貼出。
因為多次抄家，這張大字報的原稿我已經找不到了，“雄師”的兩篇大字報內容詳見《記憶》總第39期，2009年12月20日。大字報的主要內容有以下幾點：1．講話風：中央文革以無產階級司令部自居，每到一處就表態，支持一派，打擊一派，造成群眾組織的對立；2．抓人風：中央文革叫群眾火燒這個，炮打那個，可就是自己碰不得，把給他們貼大字報的群眾抓起來，開創了文化大革命中用專政的辦法處理不同意見的先例，這是不符合“十六條”精神的。元月5日，我們又貼出了“雄師”的第二張大字報《分歧在哪裏？》，這張大字報是由我起草，在“雄師”全體會議上討論修改後發表的。
現在看起來，《中央文革小組向何處去？》這張大字報有點像一杯溫開水，沒有激進的觀點，但我們強調的是要按照“十六條”辦事，就是要依法行事，要有言論自由，不能因言治罪。因為我們的大字報調子比較低，講得又比較切合實際，在北京有相當一部分群眾同情支持我們的觀點。
有人問，在當時的形勢下為什麽還要寫這張大字報，現在回憶起來，可以用一個“狂”字來描述我們的心理。“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毛澤東的豪言壯語使我們這些雄心勃勃、精力過剩的年輕人感到我們遇到了大展身手的曆史時機，覺得這天下大事是我們的事，該做的事情就要義不容辭地做，該說的就要義無反顧地說，以為我們的大字報能扭轉乾坤，改變曆史。
一些年齡較大的老師和親友私下告誡我們：“不要忘了五七年反右派的經驗教訓。”我那時哪裏聽得進這些逆耳忠言，在我那科學家的頭腦裏，文化大革命就像解一道數學方程，如果按照一定的邏輯和原理推下去，就會找到一定的答案。後來我才認識到，文化大革命這個方程不但不能按照常規的邏輯和原理求解，而且它根本就沒有答案。我們沒有估計到這張大字報的影響和後果，更沒有想到對我們的人生會有什麽影響。
1967年元月14日，北京市公安局將“雄師”主要成員朱棟培、馮正永和我，還有江明德（626，文革中改名為江曉東）、黃小光（634）逮捕，科大“雄師”戰鬥隊隻有半個月的壽命就垮台了。
1967，從獄中“英雄”到現行反革命
到現在我也不知道自己被關押的是哪個監獄，隻知道裏麵關押的全是文革中的政治犯，而且我不是最年輕的。女警察看著我惋惜地說：“年紀輕輕的大學生就蹲了大牢，這輩子可惜了。”這話當時我還不明白，我沒有想將來的事，我想的是有那麽多人支持我，我可不能當軟骨頭，曆史會證明我們是正確的。
進來以後我慢慢了解到，這裏關押有許多名人。和我曾經同一個牢房的有聯動頭目八一中學的蘭小兵、駱小峰。她們當時都是高中學生，因為是高幹子女，非常傲，誰也不放在眼裏，連女看守都得讓她們三分。當她們聽說我是“雄師”的“頭目”，馬上和我近乎起來，說我們“有種”，覺得我和她們是一條線上的，但我覺得我們的思想背景不是一碼事。閑極無聊，她們經常誇耀似地講到高幹子女的生活。她們覺得我迂腐，談得並不投機。因為她們年齡小，又有家庭背景，不久就被釋放了。
我還和北大的“反聶英雄”楊勳關過一個牢房，她對“雄師”是蠻同情的，她說我們是秀才造反，成不了事。我說我們不想造反，隻是不滿中央文革的做法，想給他們提點意見。她說我們太迂腐。她經常在監獄裏大罵聶元梓，聲音很大，幾乎整個牢房都能聽見。她告訴我，她知道自己不會有好結果，因為聶的後台是中央文革，反聶就是反中央文革，但她說她一定要和聶鬥到底。後來聽說她被判了刑，不知楊大姐現在何處。（注：楊勳著有回憶錄《心路：良知的命運》，新華出版社2004年出版。書中寫到她在那些被關押的高幹子女獲釋後，又被從半步橋看守所轉押到功德林監獄，以後又轉到北京市公安局學習班逼迫認罪，於1969年初“教育釋放”。）
公安局的人第一次審訊我的時候，我一直堅持，我沒有反對誰，隻是貼了張大字報提了點意見，是符合“十六條”的。按照科學的邏輯和思維方法，既然都可以給國家主席和老帥們貼大字報，我們給中央文革貼一張大字報有什麽了不起？審訊人員問我是否說過“毛澤東思想可以一分為二”，我說任何事物都要一分為二，否則就不會有發展。他們問我是否說過林彪副主席講的“毛澤東思想是頂峰，毛主席比馬恩列斯都高”是不對的。我說任何事物都要發展，沒有頂峰，任何真理都是一個曆史階段的相對真理，馬恩列斯毛都是一個曆史時期的偉大人物，不能說誰比誰高。他們還問我是否講過“江青是小資產階級感情，愛哭”，這是我寫在日記上的。我當時年輕氣盛，覺得這都是大實話，沒有什麽了不起，好漢作事敢作敢當。所以就都承認了。我看到審訊人員不停地記錄，沒有意識到我的狂妄和幼稚已經毀了自己。
1967年3月14日，公安局把我押回科大作為活靶子進行批判，還沒到校門口就看到鋪天蓋地的大標語“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朱軍、馮正永、周平！”“砸爛雄師的狗頭！”“誰反對毛主席我們就和他拚到底！”“誓死保衛中央文革，誓死保衛江青同誌！”在批鬥會上，我脖子上掛著“現行反革命分子周平”的牌子被拉到主席台前，我的幾個很要好的“朋友”一個接一個慷慨激昂地發言，揭發我的罪行。他們都說了些什麽呢？
如果光憑一張大字報《中央文革小組向何處去？》，不足以定罪，眾人也不服，他們必須要找到能上綱上線的材料。1967年1月10日，我在科大的宿舍被“革命組織”查抄，抄走了我的日記本和所有的文字材料。我從小學四年級就開始寫日記，當我看到厚厚的一本“雄師小頭目現行反革命分子周平毒草集”，我自己都嚇得心驚肉跳。我成了五毒俱全的大壞蛋，全都是能上綱上線的材料：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林副主席，反對江青同誌，反對中央文革……這些材料，有的是從我的日記本裏斷章取義摘出來的，有的是有人揭發的，還有的我也不知道是從那裏來的。有這一本材料，我這一輩子就別想翻身了。
這世上有良心的好人還是不少，在把我們押回科大批判這天，當局沒有給我們準備午飯，是我們班的3個女友李春彥、陸宗偉、王雲利給我從飯廳打了一份飯，我見到她們，眼淚忍不住掉下來。那頓飯是蘿卜燒肉白米飯，看我狼吞虎咽地把飯吃下，她們3人都哭了。她們告訴我，我媽媽到北京來找過我，公安局不讓見，媽媽就回新疆去了。她們說，萬慶友、趙曼軍、湯文元、楊恒祥、王雲利、許大正曾經到公安局要求探監被駁回。她們還想再和我多說一會兒，看押我的人叫她們走了。後來我知道，不是所有批鬥對象都像我一樣幸運，有的沒有人給送飯，就餓了一頓。
我在監獄當了幾天“英雄”就投降了，漫長而單調的監獄生活，每天都吃一樣的東西，早晚各一個窩頭一碗菜湯，中午兩個窩頭一碗菜，除了毛選和當天的《人民日報》，別的什麽都不能看。每天看著太陽升起落下，想到青春在漸漸消磨，饑餓、孤獨、寂寞和恐懼動搖了我的勇氣。我受不了，我害怕了。我怕一輩子呆在這裏。我投降了。我學會了說謊，違心地寫檢查交代、自我批判，希望能得到寬大處理，早日出獄。
回到監獄，想到媽媽和爸爸曾對我抱多大的期望，我高三參加北京市數學競賽獲獎和考上科大，他們曾多為我感到自豪啊！媽媽聽到我關進監獄後會多麽傷心，多麽擔心，但是她想見我一麵都見不到。他們決不會相信一個二十歲的大學生說了幾句話轉眼間就會成了反革命。可是專案組給我編了那麽厚一本言論集，很多人會相信我是反革命，我無法為自己辯解，一個年輕的反革命就是這樣產生的。
1970，有一瞬間閃過了自殺的念頭
據說，當時公安局抓我們，是看我們寫的大字報口氣那麽大以為我們有很硬的後台，想把後台揪出來。他們一再追問我們和科大的中、高層幹部有什麽關係。曾經擔任過劉少奇警衛員的科大保衛部長楊少增先生就是因“雄師”案被捕的，科大不少中高層幹部也因此受到了審查。公安局不相信幾個青年學生沒有後台敢寫那樣的大字報，審查來審查去，才發現我們隻不過是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學生，“雄師”骨幹成員都是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的子女，大字報是我們自己起草的，主意是我們自己出的，標題是我們自己起的，沒有什麽人指使我們，也沒有後台。這就叫作初生牛犢不怕虎。
1967年是反擊“二月逆流”的高潮，監獄裏關的人越來越多，有不少是相當有來頭的大人物。“雄師”一案因抓不到後台，看到我們的認罪態度也較好，監獄裏也裝不下了，半年後公安局就把我們押回學校，交給專政隊，由群眾專政。
從監獄裏出來的我完全變了個人。我從名牌大學生變成了“現行反革命”，從科學的殿堂沉到了社會的最底層。我迷茫，我想不通。我不知道我怎麽錯了？為什麽錯？今後該怎麽辦？我找不到答案，覺得委屈，我想躺在爸爸媽媽的懷裏大哭一場，但他們遠在天邊，自身難保。爸爸在農場被監督勞動，剛剛動過乳腺癌手術的媽媽還要下地去割稻子，兩個初中剛畢業的妹妹也被下放到農場勞動。
我曾經想到過死，僅僅有一次，那是在馬鞍山。1970年，科大從北京下遷到安徽，分散在淮南、合肥、白湖和馬鞍山，我們係到了馬鞍山鋼鐵廠。“一打三反”運動開始後，人人自危，聽說在淮南煤礦、合肥、馬鞍山，科大已經有幾個老師和同學因承受不了壓力自殺了，有的臥軌，有的上吊，有的服毒。我作為“雄師頭目”是批判重點，經常在夜裏被拉出去提審，白天站在台上受批判，還要沒完沒了地寫檢查、交代問題。
一天早晨，煉焦廠傳來一個驚人的消息，6435班的小光自殺了。我大吃一驚！她是我們同年級同係的同學，大家相處了五年，這麽年輕的生命一下子就消失了。我很想到煉焦廠去看她最後一眼，但工宣隊不許去。張隊長在大會上宣布，小光是畏罪自殺，是現行反革命分子，死了還要批，她的家屬是反革命家屬。那天上午的批判會就是讓他們班上的人發言批判她，我聽了半天，也沒聽出她有什麽了不起的大問題，隻不過平常聊天時，說了江青幾句話。當聽到說她在1966年“12月黑風”中，支持“雄師”觀點，同情“雄師”分子，我感到特別對不起她，是我連累了她。當有人高呼“罪該萬死，死有餘辜”的口號時，我實在承受不了。人都死了，還要怎麽樣呢？
下午，工宣隊找我談話，問我有什麽想法。我說我的問題比她嚴重得多。張隊長說，你們的性質都一樣，都是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你們這些大學生簡直是太狂妄了，國家花那麽多錢培養你們，你們還膽敢把毛澤東思想一分為二，膽敢反對林彪同誌和江青同誌。我說，我沒有反對誰，隻是貼了張大字報給中央領導提了點意見。張隊長大叫著說：“‘隻是’！你還‘隻是’！像你這樣的問題，要不是黨的政策寬大，要不是看你們是青年學生，你早就該坐大牢判刑了！你還嘴硬，你還想翻案，你真是死不悔改。今天晚上寫一份檢查，明天準備接受批判。你要是再不老實，我們就再把你送進監獄專你的政！”
晚上其他同學都睡覺了，我還在昏暗的燈下寫檢查。那時我們住在馬鋼一鐵廠煉鐵爐旁的一個工棚裏。7月的馬鞍山，夜裏溫度三十六七度，但我還穿著長褲和長衣、套著雨鞋，因為蚊子太多了。我的臉被蚊子盯了好幾個大包，內衣都汗濕了，我拿著筆愣愣地坐著，一個字也寫不出來。聰明文靜的女孩子小光的影子一直在我的眼前晃動。我想起了陶淵明的挽歌：“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這是我一生中頭一次遇到熟悉的人死去，而且死得這麽慘！聽說她是從二樓跳下來的，頭朝下，血和腦漿流了一地。我簡直不敢想像那可怕的場麵，昨天還是個活生生的人，今天怎麽就什麽都不知道了？人生怎麽就這麽短？
我走到門外，看那漆黑的夜幕上點綴著無數的星星。安徒生的童話裏講，人死了後就升到天上，變成一顆星星。我想她一定是那顆最明亮的星，因為她是多麽年輕美麗。那閃爍的星星告訴我，她已經解脫了，而我還在沒完沒了地受煎熬。我不知到明天怎麽過關？更不知道像我這樣有“嚴重罪行”的人還會有什麽未來？
工棚門口有一條鐵路是送原料到高爐去的，每天夜裏都有火車駛過。我閃過一個念頭：隻要我往鐵軌上一躺，火車一過，我就什麽也不知道了，我也解脫了……
這個念頭一閃過，我出了一身冷汗！趕緊跑到水龍頭邊，拿涼水把頭澆濕，讓自己清醒過來。我雙手緊緊抓住水管，生怕不能控製自己。我想我不能死，我的生命是多麽渺小，微不足道，中國有九億人呢，我死了算什麽！我一死，工宣隊會宣布我是畏罪自殺，是“現行反革命分子”，死了還要批，我的家屬是反革命家屬。其他的人隻不過多了個飯後茶餘的話題，然後被人忘記，而我的爸爸、媽媽、妹妹和我的祥會痛苦一生，我的生命對他們是多麽重要，他們是多麽愛我，他們不能失去我，而我在這個世界上最留戀的也就是他們了。隻要我活著，就是對他們的安慰。最壞的結果是把我分配到新疆農場，我就在那天蒼蒼野茫茫的大草原上和親人們度過一生。
我回到工棚裏鑽進蚊帳，汗水和淚水把枕頭和席子都打濕了，迷迷糊糊直到天亮才睡著。
第二天，太陽依舊升起來，人們依舊生活著，誰也不知道昨夜發生的事。而我卻為昨夜發生的事感到後怕。生命是多麽可貴，連動物、花草都留戀生命，無論如何我要活下去。活著就是為了愛你的人，也為了你愛的人。
1972，愛情給了我生活的希望
為了活著，我必須學會保護自己、適應環境，我必須磨掉自己的任性和傲氣，我必須學會忍耐和服從。我知道，我的命運是掌握在工宣隊手裏的，今天他們說的每一句話，都會決定我一生的命運。我必須順著他們，他們讓我做什麽，我就做什麽。我已經適應大批判了，我是一個活靶子。“革命組織”給我編了一本《現行反革命分子周平反革命言論集》，我像被人耍弄的猴子，脖子上掛著“現行反革命分子周平”的牌子，從一個批判會揪到另一個批判會，好像我活著就是讓人批判的。對於這些我已經麻木了，對任何批判沒有了感覺，說什麽都一樣。
我非常不幸，又非常幸運，因為有我的祥——我的同班同學楊恒祥，他是患難與共、生死不渝的親人，他給了我生活希望，是陪我走過人生坎途的人生伴侶。那時同情我的人不少，但隻有他有勇氣接受我，和我一起麵對。為了我，他承受了巨大的壓力，作出了極大的犧牲。當我從監獄裏出來，別人避我都來不及，他卻常來看我、安慰我、陪我走過了最困難的一段路。別人問他當時怎麽會選擇我，他回答得簡單而實在：“我真的覺得她很委屈，不忍心看她一輩子受苦，我要保護她。”在當時敢於接受我的男人真要有不平常的勇氣和不平常的膽量，他並不難找到一個賢妻良母型的姑娘過平平靜靜的日子，他沒有必要找這個麻煩，背上這個包袱。勸他的人不少，但我們終於還是走到一起了。人生難得有一知己，有了他，我此生足矣。
畢業分配的時候，祥被分到貴州，後來到了安徽農場，而我被分到寧夏西吉縣。工宣隊故意這樣做，想把我們永遠分開，他們連我唯一的愛也要奪去。我要特別感謝645的許小昆同學，在“一打三反”運動中，他因為和幾個朋友對毛澤東思想和文革有疑問而被扣上“反對毛主席”的帽子，列為全校第一號批判對象。他當時被分到了安徽農場，我懷著一線希望去找他，問他願不願意和我交換一下。當時他被整得很慘，但仍然很同情我的遭遇，一口答應下來，替我去了寧夏西吉縣。然而工宣隊仍然沒有讓我去安徽，而是讓我去了河南。後來許小昆也到了美國，如果有機會碰到他，我要當麵謝謝他成全了我們一家人。
1970年分配到河南的大學生都到湖北沉湖去勞動。在沉湖農場，所有的人都知道女生連隊裏有一個“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個子不高，思想反動。很少有人敢和我講話。我總是被派去幹最髒最累的活，我的床是在靠大門冷風直接吹進來的地方，演樣板戲時，總是讓我演欒平，我的綽號就是“欒平”。在農場，我拚命幹活，很少講話，我想用勞動的汗水來洗刷自己，求得人們的諒解。後來我明白了，我就像魯迅筆下的祥林嫂，我的“罪孽”已烙在我身上，一輩子也贖不了，洗不掉。運動一來，我就會被拉出來批鬥。我已經習慣了人們鄙視和冷漠的眼光，也習慣了運動一來就去當批判對象。
我的問題沒有結論，沒有“帽子”，但比戴“帽子”更可怕，我的檔案裏塞滿了材料。我就像生活在屠刀下，任何人任何時候想要整我，都可以置我於死地。
祥的家庭出身好，但因為他是“雄師”頭目周平的男朋友，也受到特殊對待，從安徽農場出來後其他同學分到了城市、工廠和科研單位，而他則被分到安徽省臨泉縣楊集公社中學當司務長。
1972年元月，他聽說我要到駐馬店報到，就冒著大雪，從楊集步行了五十幾裏到新蔡縣乘汽車，比我先到了那裏。當我們又重新見麵時，我依偎在他那溫暖的懷抱裏痛哭了一大場，想把這些年所受的委屈都傾泄出來。這些年來，我像一頭受了重傷而無家可歸的小羊，我是多麽需要愛，多麽需要一個強有力的肩膀。我感到有了依靠，有了家。我們終於可以在一起了。經過了馬鞍山和軍墾農場那些惡夢般的日子，我們再也不想當力挽狂瀾的英雄，再也不要搞階級鬥爭，我們渴望安安靜靜地生活，過平平凡凡的人生。
1970年代，生於西平縣的兒女
在古老遼闊的豫東平原、京廣鐵路線上有一個叫做西平的小縣，1972年元月，我被分配到這裏。
我生在重慶，長在北京，雖然也下鄉勞動過，但從來沒有想到要在農村安家。剛上大學的時候，科學院力學所的崔季平老師曾經向我們介紹過我們的專業：物理力學。他說這門學科是錢學森教授在我國首次創立的，他的目標是要從物質的微觀結構去了解材料的宏觀性質，這種方法可以用於尋找製造火箭、飛機和航天飛船的新材料。這是一門正在蓬勃發展的新學科，科大的學生是我國科學技術的生力軍，好好學吧，將來有許多工作等著你們呢！在我的夢想裏，我們以後的去向不是研究所就是大學，或是火箭、導彈基地。歡送高年級同學畢業的時候，對於那些能到新疆原子彈基地或西昌火箭基地的師哥師姐們總懷著幾分神秘和敬意，隻有最優秀的人才能去從事那崇高而神聖的事業。
可是現在，祥在楊集公社中學當了司務長，我來到舉目無親的小縣城。從臨泉縣到西平縣直線距離不太遠，但沒有直達汽車，他要步行到新蔡縣乘汽車到駐馬店再轉火車到西平，當天都到不了。
縣裏管分配的人對我說：你這科技大學的學生不去搞尖端到小縣城來作什麽？縣裏剛建了個化肥廠，你到化肥廠去吧。
1972年我被分到縣化肥廠，一年後我們結了婚，祥也調到這個廠，我們在這裏安了家。
周平與楊恒祥結婚照。
化肥廠後麵有個舊倉庫，我們搬土鋪地，用高粱秸圍了牆、糊上白紙，又用高粱秸鋪了個炕。我們還有一個桌子、兩個木箱，一箱子是書，另一箱是四季的衣服，我們把這個舊倉庫布置成了一個簡陋而溫暖的家。
在西平幾年，我們過得安靜而平凡，遇到了一群善良友好、充滿愛心、充滿人情味的西平人，他們給了我們溫暖、愛和友誼。我也體會到河南農民貧苦的生活。到廠裏工人家裏做客，最好的待客飯就是芝麻葉蒜麵條。在農村，白麵是很珍貴的。西平縣是芝麻和小麥的主要產地，但夏收收下的麥子大部分要交公糧，農民隻能留下很少一點。他們一年的口糧主要靠秋季的玉米和紅薯，白麵隻占15%或更少。我在北京從小吃大米白麵長大，卻不知道生產小麥的農民很難得吃到白麵。
我們和廠裏的工人處得很好，勤勤懇懇地工作，像驚弓之鳥一樣小心謹慎地活著，從不在公開場合談政治觀點，也很少和別人談及我們的過去。但我們是有知識、有思想、有頭腦的人，不說話可以，不讀書、不思考真辦不到。我們找一切可以找到的書，文學、曆史，古代、現代，中國、外國。我們有說不完的話題，從原子分子談到孔子孟子，從史記談到相對論，從蔡文姬談到居裏夫人，從父母談到孩子，但有一件事他絕口不提，那就是“雄師”。他知道我受的傷害太深，希望時間能醫治我心靈的創傷。
我深深敬佩具有遠見卓識的爸爸媽媽。爸爸媽媽都學經濟，抗戰時他們在重大商學院結婚，馬寅初先生是他們的老師和證婚人。他們都有很深厚的中西文化功底，媽媽能寫一手蒼勁的柳體，而爸爸寫一手娟秀的趙體。小時候一到暑假，媽媽就叫我們背唐詩和《古文觀止》上的文章，他們希望我能當新聞記者。我很喜歡文學，但更喜歡科學，高中畢業時我選擇了科學，高中畢業我不但考取了科大，而且獲得了當年的北京市中學生數學競賽優勝獎，父母才發現我們家還有一個很不錯的科學家候選人。
爸爸是搞教育的，文革中爸爸幾次痛心疾首地說：小學生、中學生、大學生都不上課，這個國家將來還得了嗎？八年抗戰打仗那麽激烈，學校還在招生，學生還在上學，八年抗戰後，中國還出了李政道和楊振寧。爸爸說得一點也不錯，李、楊不正是抗戰時期在西南聯大學出來的嗎？1975年，爸爸被“解放”後還沒有安排工作，他就買了錄音機和英語教材到農場中學教學生學英語。那一年中國出了個“不學ABC一樣幹革命”的“英雄”，中學英語老師個個提心吊膽，爸爸卻要自己找上門教英語。我們姐妹勸他說他，說你閑著沒事就在家裏呆著，幹什麽都行，千萬別教英語。他卻固執地說：“你們看著吧，過幾年你們都要來找我，學生們都會感謝我。”後來的事實證明他是對的。
那些年，是爸爸媽媽用他們的愛撫慰著我的傷口。爸爸媽媽一直鼓勵我們堅持學業務、學英語，並給我們買了英語和大學的教科書。他們說知識永遠是無價之寶，裝在自己腦子裏，誰也拿不走、誰也偷不了。雖然我認為自己毫無希望，但為了工作需要，那些年我們自學完了大學化學係和化工係的主要課程，英語學習也沒有間斷。幾年後，我們都成了名副其實有理論基礎、有實踐經驗的化工專家。
接著我們有了一個健康、聰明、可愛的女兒，孩子的出生給我們帶來了新的希望。當初生的女兒第一次躺在我的懷裏吸吮乳汁時，我才真正體會到母愛的崇高與偉大，無私與奉獻。有母親的孩子是多麽幸福，有孩子的女人是多麽幸福，我願把所有的一切包括我的生命獻給我的孩子。那時我們兩人的月工資隻有85元，還要負擔家裏的老人，但仍然想辦法保證孩子的營養，奶粉、糖、雞蛋、魚肝油……這些在鄉下很難見到的東西，我們都想盡一切辦法買給孩子。
如果“四人幫”一直不垮台，春天遲遲不來，我們就會在西平的小屋裏平靜地度過我們的一生。我再也不做科學家的夢、再也不想當居裏夫人了，能和心愛的人相依相守，我很知足了。但一想到孩子，我覺得對不起她。當孩子睡著的時候，我會坐在她的身邊，一動不動地看上幾個小時。看著女兒細細彎彎的眉毛、烏黑濃密的頭發、圓圓的臉龐、紅潤的小嘴，孩子永遠是最美最好的。我經常設計孩子的未來，我能給她什麽呢？我教她學唐詩、古文、英語、科學，但我既沒有錢又沒有權，既使她有機會上大學，也會因為我這個母親的“曆史問題”給刷下來。
化肥廠的門外是莊稼地，我呆呆地看著那一望無際的青紗帳，回想著往事。到這時候我才明白，中國為什麽有那麽多“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為什麽會出這麽多的“反革命”，有知識、有思想、有良知、敢於講真話的人就和我一個下場。為了年輕時說的幾句真話，我不但要付出我的一生，還要付出子女的未來。記得高中班上有幾個學習成績很好的同學沒有考上大學，就是因為家庭有問題，當時我覺得很可惜，現在同樣的命運會落在我的孩子身上。我好幾次做噩夢，夢見女兒因為我的“曆史問題”被趕出學校的大門。我看著在野地裏玩泥巴的女兒，心裏湧出一股無可奈何的惆悵，難道孩子也要在莊稼地裏度過他們的人生，再也沒有機會做科學家？沒有機會見到外麵的世界？我好不甘心呀！
1976，夫妻同考研究生
我的兒子是1976年10月出生的，那一個月在中國曆史上多麽重要。那一個月裏，我邊看邊聽邊想。我意識到，這些年來我並沒有甘心，沒有認命。
兒子滿月以後，1976年11月，我給當時已經遷到安徽的科大黨委寫信要求平反。但幾個月過去，石沉大海，沒有任何音信。我們往化工部某研究所調動，也沒有任何消息。我決定回科大去一趟，這次回科大不是想當反江青的英雄，也不想追究十年前的誰是誰非，更不想找誰算賬，我要尋回我少年時代的理想，圓我科學家的夢，我想回科大繼續上學！
1977年國家要恢複高考並招收研究生，我和祥著手複習課程準備報考。這次回科大，我是想打聽一下招收研究生的事並借幾本書。
我先找到同班同學何天敬。從馬鞍山分手一晃7年過去了，如今大家都已經過而立之年。1973年他在進修班補完了大學課程，後來教課並且做理論研究，他給了我一份科學院研究生招生目錄，還答應借給我幾本書。
何天敬帶我找係裏管政工的陳幹事，幹事說：劉達書記在1973年重新上任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科大畢業生的檔案調回學校，把文革中工宣隊整的材料全部撤銷。我說我的沒撤銷，曾經有兩個單位要調我，但檔案退回來了，要求學校把我的檔案調回重新作結論。陳幹事說：“你的情況比較麻煩，因為是北京市公安局抓的人、辦的案，得由他們正式平反。但現在沒有中央文件，誰也不敢作主。”我又去找了學校管政工的負責人，他們都表示同情，但因為中央沒有文件，他們什麽也不能做。
我找到化學物理教研室主任辛厚文老師，老師親切而熱情地接待了我。他說大家都認為你們當時沒有錯，現在更沒有錯。“四人幫”剛垮台，許多事情要重新認識，重新評價，但這需要時間，不要急，耐心等待。我說聽說學校要調一部分業務骨幹回校充實教學和科研隊伍，我們都很想回校繼續學習。辛老師坦率地說：“你們64級同學隻學了兩年基礎課，沒有接觸專業。這次主要想調61級以前的畢業生做業務骨幹。文化大革命這十年耽誤掉一整代人，不然的話你們也該是研究員、副教授了。但現在你們還需要補課。你們如果願意繼續學習，可以報考研究生。”他又補充一句：在分數麵前人人平等，我不管什麽“雄師”不“雄師”。辛厚文老師是我最尊敬的老師之一，在當時沒有人敢對“雄師”明確表態，作為一個係領導，他能毫無顧忌地向我講這些，我十分感動。
我又在學校和安徽省委找人，人們很耐心地聽我的故事，對我表示同情，但沒有一個人能幫我解決問題。
回到西平的小土屋裏，我和祥談到科大之行的所見所聞。我們被關在這間小屋裏太久，外界的事像新鮮的空氣湧進這寧靜的小屋。我們意識到，一個曆史機遇已來臨，這個機遇對每個人都是平等的，誰能抓住這個機遇，誰就抓住了明天、後天，抓住了未來。平反不是要一張紙，要自己給自己平反。我們已過而立之年，要每天工作8小時，女兒4歲兒子1歲。要準備考試困難重重，但我們沒有退路，隻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戰！
從那時起，我們就開始了大運動量、高強度、長時間的訓練。許多年以後，當我回憶起這段難忘的日子，自己都不相信人怎麽會迸發出這麽高的能量，經過十年的風雨，我的腦子居然還那麽好使。從1977年6月到1978年4月，我們做了幾千道題，記了幾千英語單詞，用的草稿紙有十好幾斤重，在8個月的時間裏完成了3年的工作量。沒有老師，隻有靠書本和兩個人的大腦，互相討論，有時爭得麵紅耳赤。有時半夜祥把我叫醒，告訴我某道題他想出解了，擰開電燈兩人又研究，他給我補充，我給他補充，直到得出滿意的答案才繼續睡覺。
我們這樣沒明沒黑地幹，廠裏的工人覺得好奇怪。朋友們都勸我們：你們兩個大學生在廠裏好好幹，將來一個技術科長，一個實驗室主任，還有什麽不知足的？常言道人過三十不學藝，都有兩個孩子了，總不能把孩子扔下去上學吧？
但我心裏不認命、不甘心，理想的種子少年時代就在我的靈魂深處紮了根，盡管狂風暴雨，冰天雪地遏製了它的正常成長，但遇到春天，它還會頑強地發芽長葉、開花結果。
十年文化大革命使多少有理想有抱負有才華的青年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1977年恢複高考和招收研究生，人們才從十年的迷茫和混亂中清醒過來，幾千萬老五屆大學生、老三屆中學生及其他上山下鄉知識青年重新撿起書本，老師重新走進教室。那一年的高考真是非比尋常，父子同進考場、夫妻同上課堂、抱著孩子的父親、剛生孩子的母親都來參加高考，多少人想要抓住這個機會尋回自己青春夢想。
那次考試考了兩天半，考完以後我們全身像散了架一樣。6月份我們都拿到了複試通知書，我們的複試成績也很好。如果按分數錄取，我們都應該沒有問題，那一年有好幾個“雄師分子”都在錄取名單裏，這時不知哪裏傳來一股風，說“雄師分子”暫緩錄取。幸而研究生導師、係裏和學校招生辦，特別是王其武、馬興孝、伏義路幾位老師都堅定不移地表示：分數麵前人人平等，使我們重回科大上學。
1978，我們的“夫妻研究生”生活
1978年8月，祥和我都接到了正式錄取通知書，祥考上了中國科大的研究生，我考上了新鄉師院的研究生，我們靠自己的勤奮和智慧改變了自己的命運。我們高興得抱著孩子在床上打滾，為了我們一家四口在一起，經當時的科大副校長楊海波批準，同意我轉到科大的師資進修班，這樣我們可以同時在科大上學。
化肥廠沸騰了，西平縣震驚了。那一年，研究生還是一個剛出現的新名詞。鄉親們聽說化肥廠的舊倉庫裏一下出了兩個“狀元”而且還是“夫妻狀元”，都覺得挺新鮮，特地跑到舊倉庫來看看這對“夫妻狀元”什麽樣。鄉親們說我們是鯉魚跳龍門、鳳凰登枝，隻有我們心裏明白，我們隻是回到十幾年前我們的地方。
1978年深秋，我們離開西平縣去中國科大上學，廠裏的領導和許多朋友都到火車站為我們送行。當火車駛離西平站時，我心裏湧起一股深深的依戀。西平是我們家庭人生旅途的第一站，我們在這裏生活了7年，這裏有我們的青春和愛情，我們在這裏生兒育女，築起了簡陋、貧困而溫暖的家。西平是一個避風港，西平縣的親人們保護著我們避開了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給了我們友誼和關懷。我忘不了，當我生孩子時，秀梅、繼芬冒著嚴寒用架子車把我們娘兒倆從醫院拉回家。當我的奶水不夠時，廠裏的女工用她們的乳汁哺育了姍姍和海海。1975年西平發洪水時，萬良把家裏僅有的一點白麵拿來給姍姍熬糊糊吃。逢年過節時，工人們請我們到他們家裏作客，吃芝麻葉蒜麵條和豆腐腦。我們的兩個孩子都是在西平縣出生的，今生今世，他們的履曆表上永遠會寫著他們是中國河南省西平縣人。
苦難是人生的寶貴財富。十幾年的煉獄，十幾年的血與火的煎熬，生與死的抉擇使我成熟。上蒼又一次給予了我機會，讓我繼續追尋我的夢。
科大，我的母校帶著十年累累的傷痕，迎來了科學的春天。1978年秋天，恢複高考後招收的77級本科生和78級研究生來到科大，使這所冷落多年的校園重新欣欣向榮和生氣勃勃。
這一年招收的新生中，年齡最小的是科大少年班的學生，他們不到15歲就跨進科大的校門；年齡最大的是78級研究生中的老五屆學生（老五屆是指從文革前入學，文革中畢業，1966到1970年的大學畢業生）。我們已過而立之年，幾乎成了時代的棄兒，但仍然是同齡人中的佼佼者，也是同齡人中的幸運兒。大家都非常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機會，這些老五屆學生大都有了孩子，很多人告別了愛妻幼子到這裏來重新過學生生活，二十多個人擠在一個房間裏睡覺，端個碗到學生食堂裏吃飯。和少年班以及77級的學生比較，我們成熟得多。生活磨掉了我們的狂熱和浪漫，我們不再做居裏夫人和諾貝爾獎的夢了，比較冷靜而現實地看待人生，有著對子女和家庭的責任感。
我和祥雖在同一個校園裏，但住不同的樓、上不同的課，平時連見麵的機會都沒有，星期六晚上一塊去看場電影都是一種享受。我們的工資是105元，每月給孩子各寄二十元，我們兩人除了吃飯幾乎不花任何錢，因為我們還要攢錢去看孩子。女兒姍姍在四川姥姥家，兒子海海在江蘇奶奶家，即使一年看一次，這一大圈的火車票也要好幾百元，這些錢隻有靠平時一點一點地攢。盡管我知道姥姥姥爺、爺爺奶奶都會給孩子們全部的愛，盡管兩家老人經常來信詳細介紹孩子的情況，但孩子們仍然需要父母的愛。分別時兩個孩子眼淚汪汪的小模樣一直牽著我的心。那時和我在一個宿舍裏的幾個女同學都是這個情況，大家一聊天就說起自己的孩子。
那一年寒假，考完最後一門大家連一分鍾也不多呆，紛紛跑回家和妻兒團聚去了。我們兩個人無家可回，又沒有錢去看孩子，冷冷清清地在學校裏過了個年，寒假談的想的全是兩個孩子的事。
到了暑假，我們把一年省吃儉用攢下來的錢買了火車票並給孩子買了點見麵禮。我們先到丹陽接海海。到丹陽已是下午，最後一班下鄉的車已經走了，天還下著雨，親戚勸我們在縣裏住一夜，但我們實在等不及了，踏著泥濘，連夜趕到了奶奶家。十個月不見，海海長高了長壯了。他看到我們撲過來，我在兒子結實的臉蛋上使勁地親，緊緊地抱住他不放，生怕他又跑了。奶奶叫我們在家多住幾天，但我們已迫不及待地要見姍姍。
我們三人回到成都姥姥家正是下午，姍姍在幼兒園還沒放學，我們就跑到幼兒園去接她。當姍姍看到我們三個人站在她的麵前，驚喜地撲上來。祥把她抱起來，甩到天空說：“長這麽大了，我都快抱不動了。”我們一路走回家，兩個孩子的小嘴不停地說，好像要把這一年積攢的話都倒出來。回到家裏，我們拿出給孩子們的禮物，姍姍穿上新的百褶裙更漂亮了，海海穿上海軍衣更神氣了。兩個孩子穿著新衣服高高興興地去打螺陀轉了。
整個暑假，我不願離開孩子一分鍾，像要把這一年我虧欠他們的都在這個暑假補起來。我為孩子們做飯洗衣、洗澡理發，教他們寫字畫畫，陪他們遊戲玩耍。姍姍還不到6歲，外公外婆已教她念很多唐詩，也會寫不少字。每天一早姍姍就在院子裏念：“鵝，鵝，鵝，曲頸向天歌……”“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這些流傳千古的名句，從姍姍那清脆的童聲湧出，更增添了詩意。外公外婆叫她一周背一首詩，一天描兩頁紅模子。外公外婆經常抱怨，現在的年輕人不好好練字，他們一定要教孫子孫女練好字。他們認為，書法和唐詩是中國文化的精華，是孩子啟蒙教育的基本功。我們帶他們去杜甫草堂，給他們講杜甫的故事，帶他們去武侯祠，給他們講三國的故事，講諸葛亮的故事。我們教孩子們心算，加減法從一位數到兩位數，數學是鍛煉思維的體操，心算快的孩子將來一定邏輯清晰，思維敏捷。
暑假很快過去了，我們又要回學校了。臨走的前幾天，外公外婆已經在給姍姍做工作，說爸爸媽媽要回科大上學，學好了就能留在學校工作，就可以把姍姍和弟弟接到科大去上學。姍姍沒有去過科大，但在她那小小的心靈裏，那一定是個很神秘的地方，因為大人一提起科大都很嚴肅很崇敬。離別的時候，她眼淚汪汪地粘著我，我們上車後，她再也忍不住大聲哭起來：“我也要和你們一起去！”海海也在車上哭叫著：“我要姐姐來！”外公過來把姍姍抱起來，姍姍含著眼淚和我們揮別，車子開走了，我呆呆地望著越來越遠的姍姍，一直到看不見……
火車上，海海緊緊地拉著我說，今天夜裏他不睡覺，他怕媽媽走了。但天一黑，他就睡著了。半夜火車到了蚌埠車站，我吻了吻熟睡的兒子，離開了車廂，祥送他去奶奶家。
回到學校我們拚命地學習，工作，想把成績搞好，早日畢業把孩子接來。
科大讀研，李政道的同學當老師
這次回科大我上的是物理師資進修班，物理教研室麥汝奇告訴我們，從大連請來了一個李政道的同學給我們講四大力學。第一次上分析力學課，隻見一位五十多歲的中年人坐在前排，他那飽經風霜的臉又黑又粗糙，穿一套不合身的新製服，同學悄聲告訴我，這就是譚家岱老師，是李政道在浙大的同班同學，1957年被打成右派送到農村勞改了二十幾年，剛從農村回來就到科大給我們上課。我心想聽老貧農講分析力學大概別有一番風味。
他往講台上一站開始講課，我們頓時鴉雀無聲。他講課時嚴密的邏緝、清晰的思路、熟練的數學推導，把我們都鎮服了。他每學期給我們開一門新課，最喜歡的是蘇聯物理大師郎道的體係，係統地給我們講了分析力學、數理方法、場論和量子力學。後來不少研究生和77屆本科生都慕名跑來聽他的課，教室總是擠得滿滿的。當時的科大以及全國能開出像他這樣水平的課的老師確實不多。
有一次我和幾個同學到譚家岱老師宿舍去看他，他住在教員宿舍筒子樓裏一間，房間裏堆滿了書。我們小心翼翼地問他過去的經曆，他一邊抽煙一邊慢慢地回憶。抗戰時期他和李政道是浙大物理係的同窗，李政道是班上年齡最小的，後來去了美國。1956年他剛三十出頭時，就在大連工學院被提為正教授，年輕、業務好，非常自負。1957年，他給上頭提了幾條意見，結果被劃成了右派送到農村勞改，老婆跟他離了婚。我說，這二十多年的勞改，您沒忘記物理，我們都很欽佩您對物理學深刻的理解和高深的造詣。他說，那主要是年輕的時候基礎打得紮實，後來勞改的時候沒有別的書看，自己腦子裏就想個題目，算一算解解悶。
有一年李政道到科大訪問，譚老師陪同參觀。他們兩人雖然年齡相仿，但看起來像相差了十幾歲，李政道精神奕奕、神采飛揚，他旁邊的譚老師神情黯然，我完全能體會他的心情。我想，如果當時李政道留在國內而譚老師去了美國，那曆史又會是怎樣呢？
1979，平反及我提出的三條意見
1979年的某一天，我收到通知去參加平反大會，會場上見到不少老年和中年老師，我大概算裏麵最年輕的了。平反文件一個一個地念著，台下一片輕輕的抽泣聲。譚老師的右派問題也得到了改正，恢複了他的原工資級別。
我也在會上接到了兩份平反文件，一份是為周平平反的文件，一份是為“雄師”平反的文件，後麵有29人的名單。看著一個個熟悉的名字，我的淚水濕透了這張紙。這每一個名字的後麵都有一個血淚斑斑的故事，還有許多人的名字沒有列在這名單上。看著這些熟悉的名字，十幾年前的往事又浮現在我的眼前。
1967年元月14日一個寒冷的夜。那天夜裏，一輛車子到科大校園裏捕了5個“雄師骨幹分子”，有人在寂靜的操場上大叫：“抓人了！”許多學生、老師、工人、家屬聞訊趕到了校東大門，車子被堵在離東大門的不遠處就挪不動了。憤怒的人群在車子外麵質問：“憑什麽抓學生？”“寫一張大字報就抓人？這不符合‘十六條’！”這時我聽見車裏有人說：“科大反中央文革的勢力太強，簡直成了反革命老窩了，太囂張了！”雙方僵持了大約兩個小時，最後調來了警察才把堵在路上的人群驅開。車子緩緩開出玉泉路科大校園，但仍然有上千人擁擠在道路兩旁和校門口，在漆黑的冬夜、在凜冽的寒風中默默為我們送行……這是多麽悲壯的一幕！
不是小說，也不是電影劇本，明月為證，天地為證，在場的幾千個科大人為證，那是1967年元月14日發生在北京玉泉路科大校園的真實一幕，是人心、民意、是曆史……
我拿著平反文件到了校平反辦公室，一個慈祥的老人接待了我。我說很高興曆史終於作出了正確的結論，但我還有幾點要求：
第一，平反文件講我們的大字報是“反對”中央文革，“反對”這個詞不對，因為我們的大字報沒有反對任何人，對一個問題提出不同的意見，是正常的民主生活，是符合憲法的。不能因為有不同意見就是“反對”。我沒有先見之明，也沒有那麽大的膽量去反對大人物。那個老人看我一本正經很認真的樣子，笑說，反正事情已經過去了，就不要咬文嚼字了嘛。
第二，我說受“雄師”問題牽連而受到迫害的遠遠不止這29人，有許多人雖然沒有參加“雄師”，但因同情“雄師”觀點或者元月14日去攔過車也受到了迫害，校黨委也要為他們平反。我遞給他一份名單，上麵有我和祥所能回憶起來的人名。據我了解，受“雄師”一案影響，科大、清華、北大、北航、地院、北大附中、京工附中以及其他大專院校共有大約上千人被牽連。他接過名單說，科大的人我們會盡快調查了解作出結論，其他學校的人他們自己處理。
第三，我的8本日記本被抄走，我要求把日記本歸還給我。他說，事隔那麽多年，這些材料已經找不到了，很抱歉。
這8本日記本是我從小學四年級到大學二年級寫的，日記本是爸爸媽媽送給我的禮物，他們讓我把“最重要的、有意義的和值得紀念的東西寫下來，長期地寫下去，將來就是你的生命史”。日記記錄了我從童年、少年到少女的成長足跡，記錄了我的理想、追求和夢想，日記裏沒有虛偽和掩飾，是我內心世界的自白。但在文革中，我的日記卻被整頁整頁地抄在大字報上供人們批判，我從來沒有想到我的內心世界會被暴露在大庭廣眾之下成為罪狀。從那時起我再也不寫日記了，現在日記再也找不回來了，青春、夢想都永遠地消失了。
曾經滄海難為水，文化大革命中這驚心動魄的事件完全改變了我的人生。如今將近半個世紀過去了，我時時刻刻沒有忘記那些關心、同情、愛護、保護過我的朋友和親人。有些人和我並不相識，但因為“雄師”事件，他們有的比我還要慘、有的精神失常了，有的身體致殘、還有的下落不明。我時時告誡自己，要不懈努力，做一個真正的人回報這些朋友和親人。這也是這些年來我一直想寫這篇文章的真正動機。我要向那些具有同情心、有良知、因為支持我、愛護我、保護我而受到傷害的朋友們表達我的敬意和謝意，向那些屈死的冤魂獻上我的哀思和懷念。
1980年代，漂洋過海重新開始
1981年我們畢業後留在科大工作，把兩個孩子接來，一家人才團圓。祥於1984年以公費訪問學者身份到美國Delaware大學化工係進修，第二年得到了博士後的位置。經濟上有了保障，他就叫我去探親。
當時我們都已提升為講師，分到了兩間一套的房子，再加加油，副教授和三間一套也不遠了。我們已近不惑之年，如果把現有的丟掉，到美國從零開始，前途未卜，要承擔很大的風險。而且姍姍已經上初中二年級，初中高中這幾年對於她是多麽重要，如果帶她出國一兩年再回來，怕她學習會跟不上，如果留下她在國內，我不放心。
正在猶豫不決之際，一本書改變了我的人生。我讀到美國女作家尢恩森寫的《宋氏三姐妹》，該書前言中有一段話深深地震撼了我：“人們稱宋耀如是世界上最傑出的三位女性的父親，正是他的學習決心和他要為女兒提供他所獲得的教益的願望，使她們達到了各自的曆史地位。他是一個偉大的父親，如果沒有他的大膽進步的思想，那他的女兒們就可能纏足裹腳，在中國沿海一個小漁村裏默默無聞地渡過一生。但宋是一個不受製於傳統習俗的男子漢，他要主宰自己，不管上帝給他安排了什麽樣的命運，他的理想－－讓自己所有的孩子都在美國受到教育。”（這段話摘自該書的中譯本。）
這個偉大的父親造就了中國近代史上三位最傑出的女性。這段話促使我下定決心，宋耀如的理念後來一直成為我的人生目標和追求。
促使我下決心的另一件事是，1984年，科大校園裏有三位中年教員相繼英年早逝，一位是36歲的助教，是清華畢業生；一位是43歲的講師，科大畢業生；一位是47歲的副教授，留蘇副博士。他們的死因都是長期營養不良和過度勞累。在追悼會上，看著悲痛欲絕的遺孀和失去父親的年幼孩子，大家心裏充滿了悲傷和對未來的憂慮。那時我們的生活實在太清貧了，早晨起來隻吃一個饅頭喝一碗稀飯，哪裏還有什麽能量搞科研！和我一起工作的講師王明老師說：“哪一天我能早晨喝一碗牛奶、吃一個雞蛋，中午吃一塊大豬排，晚上吃一個蘋果，我就能出科研成果。”這段話給我的印象太深了。
1985年10月，我把姍姍送回成都外婆家。我說：“好好念書，媽一定接你到美國去上學。”我牢記著臨行前對女兒說的話，願付出一切去實踐我的諾言。那一年，姍姍剛剛12歲。
1985年年底，我帶著海海飛往美國。我是多麽的依戀這生我養我的母親，這悠久古老而又飽受苦難的土地，我們在這塊土地上，留下了人生的足跡，在京密水渠、京原鐵路、湖北沉湖農場、西平縣化肥廠，我撒下過青春的汗水。為中國的諾貝爾獎，為中國的火箭、衛星和宇宙飛船的發展作貢獻，一直是我少年時代的夢想，我有能力作出貢獻，但我從來沒有得到過為國效力的機會。我們的黃金年華已一去不返了，不惑之年卻離鄉背井，飄泊異國，因為我不願後代像也這樣辛苦地活著。帶著無奈、帶著惆悵、帶著無盡的思念、帶著心靈的傷痕，祖國，請原諒我離開了你。
當飛機離開地麵的那一瞬間，我就像斷了線的風箏，悠悠飄向那遙遠陌生而又充滿神奇誘惑力的新大陸。
我們一家人都到美國後，為了給孩子準備學費，祥找到喬治城的一家中國餐館送外賣，我在水門飯店（Watergate）附近一家美國餐館當waitress。為了減輕我們的壓力，姍姍14歲起就到快餐店打工，剛剛11歲的海海也到樓下的人家裏幫助做家務。我和姍姍的工作都在室內，最讓我們擔心的是祥，不論下雨下雪，他得開著車走遍喬治城的大街小巷，如果不小心吃張停車的ticket那一天就白幹了。可是他說幹這活花時間少效率高，一周幹三個晚上不耽誤白天上學。
姍姍說：“爸爸你不要打工了，我好好念書爭取拿獎學金。”祥把孩子緊緊摟住說：“別說傻話了，我們不作那個夢，我們沒有綠卡，你隻有三年的時間，能在三年內在人文學科方麵趕上美國學生的中等水平就已經很不容易了。隻要你們上進，爸媽一定全力支持。”
人是靠著希望、為著愛而活的，我們有一對聰明、可愛又努力上進的兒女，他們是我們的希望和生命。我們堅信，憑著我們的智慧和勤奮，一定能在新大陸開出一條路。
冬去春來，姍姍上十二年級了，我們的積蓄也夠她上三年私立大學的學費了。我們鼓勵她報考最喜歡的學校：“隻要你考得取，我們一定支持你上。”我們想得很清楚，錢以後還會有機會去掙，但孩子上學的機會失去了就很難彌補。二十幾年前，我們的機會已經因為文革永遠地失去了，今天不能因為錢而讓孩子失去她的夢。
1991年3月的一天，姍姍打電話到學校來，第一句話就是：“爸爸媽媽，你們不要打工了，我拿到獎學金了，我可以自己供自己上大學了！”到美國僅僅三年，還沒有綠卡的姍姍以全額獎學金被著名的C大學錄取。我們把錄取通知書反複看了幾遍，才相信這一切都是真的，我們全家人緊緊擁抱在一起哭了。
1991年9月的一個晴朗的早晨，全家人到Dullas機場送姍姍到加州上學。我們隻送給她一本日記本，在扉頁上寫著：“崇尚真理，獨立思想”。姍姍滿懷信心地登上了飛機。
望著她洋溢著青春活力的身影，我想，這像神話又像一場夢。那個在西平農村小土屋出生的小女孩今天終於跨進了科學的殿堂。你生於憂患，長於貧困，我們沒能給你一個美好的世界，但你看到了一個真實的世界，你有勇氣麵對人生的挑戰；我們沒有金錢財富，但你懂得了知識就是力量，人類文明是無窮無盡的財富源泉；我們沒有官爵地位，但你懂得了要把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靠奮鬥去爭取自己的未來；你飲過黃河長江的水，衝擊過波多馬克河的浪濤，淵遠流長的東方文明哺育了你，絢麗輝煌的西方文化沐浴著你。如今，你要展翅飛翔了。飛吧，我的勇敢的小燕子，載著你的理想，載著幾代人的希望，飛向那遼闊的天空，去追尋你的夢想。
2005，為了不忘卻的紀念
雄師一案已經過去近半個世紀，我已步入花甲之年。近幾年同班同學已經有幾位過世，有些事再不寫下來就太遲了。一些年輕人看了以後覺得不可思議，有人懷疑我是編的故事，我要告訴大家的是，這一切都是曆史事實。雄師一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有記錄，可以查閱。我保留有中國科技大學黨委1979年給我的兩份平反文件的原件；最近我得到了"中央文革向何處去"的原文，該文在全國不少地方都被轉抄過；1966年到1967年在北京玉泉路科大的學生老師和員工許多人都還活著，他們都是曆史見證人。
我們這一代能留給後人的東西不多，留下這段曆史，使我們的後代不再經曆這種人為的悲劇，這大概是我們這代人最後的一個曆史使命和留給後代的遺產。
注：作者周平，中國科學技術大學6431校友。
